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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15·2130316·0964 |
| 作者：红旗杂志编辑部 | |
| 出版：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1963年3月第1版 | |
| 定价：原0.35元 3.33元 | |
| 书号：3001·716 | |
| 页数：15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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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15·2130316·0963 |
| 作者：【苏】赫鲁晓夫 | |
| 出版：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1956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原0.36元 3.33元 | |
| 书号：上海出版营业许可证出〇〇一号 | |
| 页数：13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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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15·2130316·0962 |
| 作者： | |
| 出版：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1959年2月第1版 | |
| 定价：原0.56元 3.33元 | |
| 书号：3001·617 | |
| 页数：29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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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15·2130316·0958 |
| 作者： | |
| 出版：世界知识出版社 | |
| 版本：1958年4月第1版 | |
| 定价：原1.20元 3.33元 | |
| 书号：3003·365 | |
| 页数：50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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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16·2130316·0956 |
| 作者：郭沫若 著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1971年11月第1版 | |
| 定价：原：0.56元 5.00元 | |
| 书号：10019·1866 | |
| 页数：27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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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59·2110721·0813 |
| 作者：黄仁宇 | |
| 出版：九州出版社 | |
| 版本：2011年5月第一版 | |
| 定价：49.80元 | |
| 页数：350页 |
这是黄仁宇的一部历史著作，记叙的时间自1924年国民党黄埔建军始，至1945年抗战结束止。书中对海内外关于蒋介石的评议，多有精彩的辨析；作者拣择与排比史料的方式，别具慧眼，言人所不能言。作者沿袭其大历史观的研究方法，检视蒋介石的历史定位及其历史局限性。作者曾说，写作此书，目的在于阐明中国由“中世纪国家”步向现代的挣扎和转折。此次增订出版，增补了作者相关的四篇文章，作为附录；并对全书的文字重新做了核订并有所补充，使全书更趋完善。在第一章中，黄仁宇说：“刻下中国现代史的时候，将蒋介石的日记公布，可能有匡正的功效。”而这匡正更多是对历史的无奈：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经历，既包含着极大规模的颠簸，也有无数的纵横曲折。不仅人与人之关系间产生了各种惊险离奇的波澜，尚且在各人心目中引起无限块垒之起伏。如果当中激昂忧怨的情节概可以用“善恶”两字形容，也可见得作者并没有将笔下题材通盘掌握。》《挖下去就是美国》等篇目。作者用富有个性的文字带着诙谐与同情着意捕捉了都市与乡村双重渗透下的小城镇里的青年们，在一种近乎百无聊赖的气息里的小纠葛、小挣扎。这是一些不那么成功的人物，却渗透着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叹息。
蒋介石一生包含着无数的矛盾，他本性是一个轻飘而具幽默感的人，经过锻炼，顽硬如啄木鸟。他其妻有子，却早晚祷告，花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静默，过着僧侣般的生活。他慈悲为怀，却下令枪毙自己亲信的部属与同僚，他能感动下级干部，却常常不能令与他共事的人信服。
这是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出了蒋介石之矛盾、孤独和偏执，如果去掉蒋介石之名替换成任何一个人，那么他的一生都可能会有这样活生生的矛盾，而黄仁宇专意于从蒋介石的日记中读出一个有血有肉的革命者，实际上是要从历史中剖开一个口子，慢慢地析出一个具象的人，“也无非将他所说的因果关系，拉长放大，使之超过人身经验。”这就是黄仁宇所谓“大历史观”：
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经历，既包含着极大规模的颠簸，也有无数的纵横曲折。不仅人与人之关系间产生了各种惊险离奇的波澜，尚且在各人心目中引起无限块垒之起伏。如果当中激昂忧怨的情节概可以用“善恶”两字形容，也可见得作者并没有将笔下题材通盘掌握。如果中国亘世纪的历史尚是如此的简陋单调，则我们如何可以产生肠断魂回的文艺读物和看来胆战心惊的艺术杰作？
而他因着“惊险离奇的波澜”，而把目光选择在蒋介石，主要还是他具有的特殊性，一是蒋介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二是他具有完整的日记记录，而后者作为文本的意义是绝无仅有的。据黄仁宇介绍，自1918年至他去世（1975年）前五十多年的记录都应当存在。“无论他是否中国的领导人，在政治舞台上会否产生作用，仅以此资料之雄伟与完整，已是世间难得，也必致使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史的人物拭目以待。”另外一个优势则是黄仁宇本人在国民党军队当过10年的下级军官，所见所闻也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在这些优势的结合点上，我们可以通过黄仁宇的大历史再现一个复杂、冒险、孤独的独裁者。
自1924年国民党黄埔建军始，至1945年抗战结束止，这是蒋介石一生引起争议最大，也最为复杂的四个时期，在所谓革命的道路上，也完成了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从冲突走向共生的发展，而最终目的在于阐明中国由“中世纪国家”步向现代的挣扎和转折。革命，是贯穿蒋介石大陆这段时间的一个关键词，而黄仁宇认为，蒋介石在中国的这段革命历史中，其实并未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具有公共道德的革命者，他认为，“古今中外之言革命者自武则天至列宁，有一段共通的理解：他们的生命可放弃，名誉可受毁折，但是功业必须完成。”而摆在蒋介石面前，最大的困难是，生命的放弃、名誉的毁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成全革命？所以从自1926年中山舰事件开始，“蒋介石已进入这样一个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互相冲突的境界。”
这是蒋介石矛盾体的必然选择，中山舰事件之后的清党、清党之后的奠都南京、日军侵略之后的杀戮，以及最后的内战，对于蒋介石来说，都是用自身的感情在走着一条革命之路，比如最初他并不反共，而将其与三民主义和谐在一处，“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悻者也。”而1928年蒋介石最低限度在名义上已为全国党政军政最高负责人之后，则“在历史上表现了两种奇特的性格。一是在军事上和政坛上反对他的人很多，他们却推举不出来另一个人做他的替身……其二，他还自命为革命家，仍企图打破刻下的环境，旁人却已把他当做国家最高主权人，甚至以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所谓的革命，在蒋介石看来，是复兴民族，他钦羡曾国藩，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改为“不为革命，便为叛徒”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所以在他的革命过程中，终极目标很明显，也很坚定，而在其中他会因为道路曲折而不断改变方向，但是最后的目的并不会改变，黄仁宇说：“蒋介石与毛泽东都不失为一代人杰，他们决心献身革命，就各依已见地在特殊环境里获取得领导权，以后锲而不舍，无论如何困难，总不放弃初衷，在这方面两人有相似之处。”
但是很明显，在大历史观上，黄仁宇着眼于现实更多于历史的分析，在这里他指出了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一致性，但是更多的是两位人杰在革命道路上的不同。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更依赖于自身的信仰，“今而知革命心理皆有神秘势力与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实极微弱条件。（1926年3月3日）”对他来说，革命是宗教式的信仰，是以“猛与严”作为手段的长久过程。作为一名基督徒，蒋介石用他的宗教信仰来指导革命，同时排遣心中的苦痛，“每遭非常祸患，应以泰然自处，凡事皆主与上帝，由我信心而生耐心，由耐心而获成全也。（1935年11月28日）”，“余之赞美耶稣者五：一曰牺牲精神，二曰忍耐精神，三曰奋斗精神，四曰纯一精神，五曰博爱精神。”黄仁宇认为，蒋介石的宗教信仰只是来解决“人身属性”，距离神学意义上则十分遥远。
这是一种宿命，“人只知我体面尊荣，谁知我处境之痛苦乎？若非为国家为民族为主义，则此身可以遂我自由。（1930年12月31日）”对于蒋介石来说，革命的意义并不是这样排遣痛苦，并不是扼杀自由，而是在社会建设中寻找一条出路。在那个特殊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寻找解救中国的出路，而两党也在不同的方法上各自探寻，蒋介石寻找的是在旧体制也已崩溃新体制尚未登场前制造新国家的高层组织，这个“高层机构”包括统一的军令和征兵法、法币与中央银行、新型教育制度等，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中世纪的农村社会”，缺乏支持上述高层机构的功能，所以蒋介石更多体现理想主义的冒险，而毛泽东则在低层社会中着手建设，“因为中共专搞低层机构，索性不要高层机构，他们以一波又一波的群众运动代替官僚组织。”从最基础的土地入手，不断解构社会的一元经济形态，所以毛泽东是走一条实用主义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仁宇也把蒋介石的失败归结于中国革命的真正悲剧所在：
这国家需要改造，但是旧体制之间有了二百年至三百年的距离，于是只能以暴力的方式执行之。在找不到适当的对象对这两三百年负责时，只引起交战者隔着远距离呼救对方为犯为匪。
所以，黄仁宇说，蒋介石是一次大冒险。而八年的抗日战争从另一个意义上则是蒋介石走革命现代化的一次实践。对日关系在蒋介石一生中充满着矛盾，他早年留学日本，也学习了日本的现代化经验，但是随着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也认识到必须要走的抵抗之路，从毛福梅被炸死到对蒋经国的追查，蒋介石在对日的反抗中带着深深的个人恩怨，所以他从“人道”出发把日本军称之为“衣冠禽兽”。在对日的反抗中，有两种力量在战争中得到了改变，一是对美国的依赖，二是中共的发展。从衡阳之陷到远征滇缅，国民党始终站在危机的关头，从与史迪威的冲突中可以看出，国民党的抗日越来越需要美国的支援，而国民党代表的中国政府成为战时的“四强”，也得益于美国的帮助。去年看过一部电影，叫《喋血孤城》，所讲述的是1944年残酷的常德之战，被称为正面描写国民党抗日的电影，也是第一次让观众从正面了解国民党抗日中所付出的沉痛代价，电影最后以国军守城失陷而告终，是一部大英雄、大历史的电影。而在这本书里，对于这场喋血之战也有了很多背景的交代，比如蒋介石在常德沦陷之前就发电说：“务希严督所部，与常城共存亡，以完成此次辉煌战绩，勿使史达林格勒之战史独美于前也。”明显是一次国际时局的较劲，当最后国军失守常德，指挥官余程万也最后“交军法审判”，其实也是蒋介石在这场事关国际声誉的较量中，所承载的压力。
另外，抗日战争的另一个结果是中共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同时也无形中对比着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对于战局的把握，“中国并非构成一个现代国家才对日本抗战，而是乘着国际战争组成一个现代国家。”这是蒋介石对'“中世纪的中国”进行改造，而进行高层机构建设的努力，但是抗日战争的个人情绪表达和过分依赖国际社会，也让这样的努力最后变成乌托邦，反而是给坚持低层建设的中共更多的机会，最终的结果是“蒋介石苦心孤诣制造的高层机构通过内战而为毛泽东接收”，因为“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来，蒋介石对新中国的贡献，至1945年8月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以后他的声望降低，而且因着内战之展开，其中较有创造性的工作已由中共做出，因之历史发展之重心，实已逐渐转移至中共那边去。”
从这些完整的日记中，我们读到了一个对国家民族的未来有过抱负的蒋介石，读到了对于日本侵略而愤然称之为“如此之毒”的蒋介石，读到了在革命失败道路上发出“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的喟叹的蒋介石，也读到了自叹“人只知我体面尊荣，谁知我处境之痛苦乎？”的充满矛盾的蒋介石，而从整个历史来看，蒋介石的悲情似乎早就注定，只是我们现在能从这些历史的只言片语中读到一个历史之外的更大的历史，读到生命之外的更具体的生命，“使之超过人身经验”，也便是我们读史的真正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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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59·2110312·0801 |
| 作者：王国林 | |
| 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 |
| 版本：2001年2月第一版 | |
| 定价： | |
| 页数：561页 |
抗日战争时期，浙西杭嘉湖三州，在东南地区最早沦陷，紧逼汪伪政权中心，饱受残酷的“清乡”之苦，列为第三战区第一游击区。国民党前敌机构浙西行署，立足天目山根据地，边抗战边建设，许多方面比战前有更大发展，影响全国，时传“前方看浙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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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59·2110312·0800 |
| 作者：王国林 | |
| 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 |
| 版本：2001年2月第一版 | |
| 定价： | |
| 页数：289页 |
浙江天目山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位于东南的前哨，属于第三战区第一游击区，是中国三个抗日游击根据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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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59·2110312·0799 |
| 作者：王国林 | |
| 出版：新华出版社 | |
| 版本：2002年12月第一版 | |
| 定价： | |
| 页数：371页 |
副标题：“中国救助美国飞行员纪实”，记述了1941年盟军首次轰炸东京的历史事件，以及由此引起的营救、致谢和相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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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24·2110312·0797 |
| 作者：吕春生 梅鹊 编 | |
| 出版：浙江摄影出版社 | |
| 版本：2004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 | |
| 页数：245页 |
用文化的视角反思杭州和杭州人，不能不提钱镠，钱镠和他的子孙们推行“保境安民，善事中原，纳土归宋”三大国策，使杭州市井繁华，商贾云集，一跃成为东南沿海的大都会，“人间天堂”由此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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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58·2100917·0784 |
| 作者：[美]黄仁宇 | |
| 出版：中华书局 | |
| 版本：2010年1月第一版 | |
| 定价：18.00元 | |
| 页数：286页 |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英文名：《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即《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是历史学家黄仁宇最负盛名、也是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已逝的王小波在《不新的<万历十五年>》中说，“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我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
素白的封面，除了《万历十五年》的书名和“[美]黄仁宇”的名字，就只有书脊左边的一张仕女图——仙鹤、松柏、宫苑，工笔彩绘，人物安详，景观舒闲，我不知道这张图出自谁人之手，或许并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历史节点，但是和“万历十五年”这个特殊的时期放在一起，让人觉得有浓浓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腥味。和历史并无多少瓜葛，“万历十五年”显然已经超越了纯历史纪年，而成为黄仁宇的符号，以及所谓“大历史观”的典型著作。我不太关注历史，所以翻阅这本书的意义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的阅读积累，也不是要想从野史中了解“明朝那些事儿”，我只是想要接近在人们传说中逐渐变成经典的一本图书，这和学术无关，甚至我会在“1587”这个数字面前很鄙夷地想起某一个酒类的广告。
从这本增订本的数字可以看出《万历十五年》创造了中国历史学著作的记录，版次上是2010年1月第11次印刷，印数是从130001到150000册，也就是这中华书局版从2007年开始到去年，印数已经突破了15万册，再加上三联版的印刷数，足可以看出在中国史书阅读中，《万历十五年》的确占据着一个神话般的地位，而评论也大都把这部著作描绘成颠覆性的经典作品：
在《万历十五年》出版之后，“中国历史学界的精神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国人的历史阅读翻开了新的篇章。不夸张地说，在《万历十五年》之后，中国大陆进入了一个历史书写作和阅读的黄仁宇时代。
说实话，我真的对历史不甚感兴趣，那些历史风云都已成过眼云烟，我也记不住那些历史的细节，在故纸堆里讨论所谓的现实意义也多少有点隔靴搔痒的味道，所以对于我来说，只是去了解一个浸润过西方史学的学者如何去破译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背后的那些经验，从历史的横断面去剖析明代社会的国家命运，而且文本采用的传记体叙述方式，感觉实在阅读一个虚构的历史故事，娓娓道来，充满了想象力和诱惑力。
《万历十五年》，英文名：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把1587称作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一年”，因为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但是那些易于忽视的事件，“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件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黄仁宇正是从这些机缘处落笔，把1587年作为切入其大历史观的节点：1587年3月是万历皇帝年满二十三，进入二十四，登基也快十五年了；1587年前后，年轻的皇帝对张居正的信任达到最高点；1587年，申时行五十二岁，他已感到未老先衰。；1587年，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万历十五年阴历十二月十二日，戚继光离开人间；1587年的次年，李贽剃发为僧……这些细枝末节却组成了1587年政治叙事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他发展的尽头”，书中的主要人物，包括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李贽，都在经历和见证着明朝的封建社会衰落，黄仁宇认为，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
意义被消解了，因为大明的封建气数已经慢慢走向了终点，这颇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任凭如何努力，都无法阻止历史的滚滚洪流。作为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身为天子，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而在万历看来，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中，仪式典礼只会产生更多的仪式典礼。所以对他来说，皇位只是一种社会制度，他只是一个道德的象征。在这个巨大的象征面前，万历皇帝的痛苦是只能把个性隐藏起来，和正德皇帝要求实现个性的发展不一样，万历皇帝只能以道德力量作为施政的根本，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是在于琐屑地去解决问题。再不解决问题的要求下，万历不仅成为清算张居正运动的参与者和执政者，对张居正作出总结性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而万历自己，则慢慢陷于一个“宪政危机”之中，他以皇帝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在无为而治下，他就一直和另一种权威对抗着，而且这样的僵局不能打破，废长立幼并不是没有理论上的依据，而在于伦理上无法实现万历自己的愿望，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在法律和道德的选择下，一个封建帝国如何保持生命力，而“万历十五年”的悲剧性在于：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
这就是黄仁宇在“大历史观”中所要强调的法律和道德的关系，这也正是万历时代中国封建力量极速下滑的根本，“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它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万历皇帝只是时代悲剧性的一具骸骨而已：“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于是我们看到，作为文官的海瑞，虽然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以致到最后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廉洁已到了偏执的地步；戚继光作为武将，一心驱逐倭寇，不去触动整个国家体制，但是在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里，他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而自相矛盾的思想家李贽，则在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
对于此种结局，黄仁宇在《自序》中说：
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其实，黄仁宇的历史观更重要是着眼于历史，分析中西文化，而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出征英国的前一年国，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而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也就是说，欧美和日本这些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做高层机构或低层机构的联系，而1587年作为标记的落后的明朝国家，则是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这就是无法改变的命运，在道德为上和道德唯一的选择面前，其实也暴露了政权的诚信难题，黄仁宇认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战争。”在这版“增订纪念本”里，补入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黄译作“欧蒲台”）刊发在《纽约客》的书评《万历：漫长的怠政时代》中，他说：“黄先生告诉我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用今天的眼光看，明朝必然走向灭亡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还在集权的皇帝身上。这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统治道德问题，在法律和技术之后，也无法拯救帝国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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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59·2100307·0773 |
| 作者：师永刚 | |
| 出版：三联书店 | |
| 版本：2006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36.00元 | |
| 页数：278页 |
这是为庆祝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而出版的书，也是三联书店继《雷锋》之后的第二本“历史说明书”，书中收录了数百幅由台湾当局保存的关于红军的珍贵图片，展示了敌人眼中的红军的真实影像。与以前出版的记录红军的正史不同的是，《红军1934－1936》并不纠缠于当年发生的战斗和各种解密故事，而是更关注长征中的琐事和细节，比如红军长征中的着装、饮食安排、武器装备、文化娱乐以及当时中华民国的社会精英们在忙些什么等等，甚至还为“暴走一族”整理了一份由当年的红军推荐的长征路上最著名的十大秘境。
对很多人来说，“红军”已经成为一个想象的词，和它相关的注解包括革命、生命和逃亡，而对于那个时侯西方人来说，则意味着乌托邦、共产党和奇迹，但是，不管他们如何各自写着对一支遥远军队的定义，实际上，红军最后是被“长征”取代了，或者说，长征放大了红军的历史价值，在亲历者与想象者之间，长征是这支军队的开始，也是最后的结束。
而作为文本的《红军》显然截取了1934-1936这段最低谷却也最辉煌的岁月来观照历史，来展开想象者眼中的历史迷局，在70年后的今天，作为缅怀的书册，它并不承担那些当年的斗争甚至各种解密故事的纪录。斯诺称“在世界各国中，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所以，《红军》一开始就不是宏大叙事的范本，在历史长河的细枝末节中，如何找到与今天的阅读心理，与影像轰炸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读者中的秘密通道。他们的关健词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三十年代与二零零六年之间的关系，剔除更多的表层的意义，让一切回归常识。
例如他们会津津乐道于对于红军的着装的考证，在长征途中他们的饮食问题是如何安排的？红军的武器装备具体有哪些？他们沿途的对手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红军长征经过了哪些地理地貌？红军在路上的文化娱乐以及红军占领城市后在里面的生活是怎样的？在红军长征期间的中华民国的社会精英们在忙些什么。甚至他们整段所描述与解读的竟然是《红军病历》、《红军食谱》，而他们所讲述的关于红军的城市生活的细节，也令人新鲜与吃惊。比如他们首度公开的苏维埃政府在进到遵义城时发布的命令竟然是要求红军学会上厕所等有趣而真实的细节……，甚至他们还为今天的暴走一族整理出了一份由当年的红军推荐的长征路上最著名的十大秘境等鲜为人知的胜景……
红一方面军长征路上一共368天，有235天用在白天行军上，18天用于夜行军。途中红军只休息44天，平均走365里才休整一次，日平均行军74里。一共翻越了18座山脉，其中5座终年积雪，渡过了24条河流，经过11个省，占领过大小62个城市，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的封锁包围，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从瑞金出发到陕北平均每行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死亡，大约每12人中只有1人到达陕北。
——《红军（1934-1936）》第三章：在路上
我像是在阅读村上春树《寻羊冒险记》：“刷牙足足刷了5分钟。犹豫良久,还是把胡子也刮了……走出洗脸间，坐在客厅沙发上吸1支晨烟。背囊里还有3盒‘好运’，吸完就没了。”或者在看王家卫的《重庆森林》：“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我跟她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57个小时之后，我爱上了这个女人。”一个用数字连接起感觉的文本，超乎寻常的偏好让人又回归到现实，从历史的大迷局中走出，看到的现实不过是一个孤独的存在，当70多年的历史在如今摇滚先锋的浪漫主义中复活，不得不说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历史叙事，在我们的臆想中成长，发酵，直至演化成心理的一个文化暗示，在摧枯拉朽的精神动力下，长征和红军已经成为国家乌托邦的象征。
我曾经有些病态地把“红军”和“红卫兵”两种历史人物归结为同一个英语单词，但其实这是很多西方人存在的误读，Red Army是红色国家的缔造者，而Red Guards却是红色帝国的拥趸，而在西方国家，red一般被看作是邪恶的象征，与愤怒、暴力和恐怖有关，甚至用于葬礼。而在亚洲国家，如中国，却恰恰相反，在一个红旗飘飘的共和国土地上，我们其实拥有的就是对于国家乌托邦的浪漫想象，这样的集体意识是福是祸，是我们永远绕不开的红色情节，“我们仍然在历史地图中透过这支军队的红色色素，辨认这条30年代行进路线的方位和经纬，并试图努力地回到常识。”当我们试图从这样的“常识”中找到集体共存的密码时，历史也就完成了它的终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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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24·2091017·0767 |
| 作者：毛泽东 埃德加·斯诺 笔录 | |
|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 |
| 版本：2009年1月第一版 | |
| 定价：32.00元 | |
| 页数：291页 |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2009年的这个称号对于一半骨灰安葬在北大未名湖畔的埃德加·斯诺来说，无疑又一次找到了归宿，是对中国革命的独特贡献的褒扬，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这个称呼才是对斯诺的真实写照。他用自己的眼睛和笔记录了中国革命的艰难进程，同时，他也见证了中国在革命中逐渐建立起的毛政权。他的《西行漫记》记录了一个1937年之前的毛泽东，根据此书内容整理的《毛泽东自传》更是被称为“中国第一自传”，1936年斯诺说：“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
“仁者无敌”是我高中同学，大学是学历史的，在看了老家将被拆迁变成科创基地的博客后问我，是不是把那边的照片都拍下来了？其实他的这个疑问我曾经考虑过，而且几乎想付诸实施，但最后我还是放弃了，选择了几张能代表我在场心情的照片，以资纪念。我对他说，可是我不是历史记录者，没有办法把所有田地、房舍、山峦以及村人的形象用影像的方法保存下来，既不全面也非专业，我的纪念仅仅只能停留在个人的心情上。
意思大致是对于历史的真实记录需要丰富的史料，包括图片、文字、音视频，而基本上需要删除个人的主观意愿，因为我知道，史料所排除的是非法的主观，历史记录者应该全力摒除私人的刻板印象与史观。所以我只是纪念，而非留存。
这样的身份界定使我在阅读《毛泽东自传》这样一本“中国第一自传”时充满了尴尬，在这位老人家诞辰116周年的前18天（即2009年12月8日），我终于把这本典藏的图书看完了，我所说的“看完”，仅仅是顽完整阅读了前面四个部分的内容，即毛泽东向斯诺讲述从1893出生至1936年间的主要成长战斗经历。应该说，这四个部分的内容显得单薄，我其实看不到一个丰满、日渐成长的革命家、思想家的轨迹，大量的年代列表和简单回忆使这本书更像是“毛泽东自述”，而非毛泽东自传，而且，以1936年为界，也不能很好反映中年毛泽东在面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立共和国之后的心路历程。甚至对于毛泽东多舛的婚姻经历，也只是片言只字。
所谓“典藏”其实指的就是后半部分，作为附录，在《毛泽东论中日战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的基础上增补了《毛泽东印象记》一文。同时，收录了最早的《毛泽东自传》英文原刊（1937年美国ASIA月刊七月号至十月号）、最早的《毛泽东自传》中译本原刊（1937年8月至11月的《文摘》和《文摘战时旬刊》）和最早的《毛泽东自传》中文单行本（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黎明书局经售的1937年11月1日初版本）的影印版。这个篇幅占了整本书的三分之二，虽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不研究历史、具有“非法的主观”的人来说，实在有点本末倒置的感觉。
自传部分对于心灵轨迹的弱化，当然和这本书的诞生背景有关：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与帮助下，斯诺冒着生命危险，经西安前往陕北苏区采访。在延安，斯诺和毛泽东进行了长谈，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又长途跋涉，到边区各地采访，次年写成驰名中外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书中部分内容后来单独出版，这就是曾经风行全国的《毛泽东自传》。
虽然不可以忽略这样的背景，但问题在于，斯诺笔下的毛泽东是不是就是那个真实的毛泽东？是不是这样的自述可以冠以“自传”的说法？斯诺承认这个书名是参考了妻子的想法，改用第一人称，把毛泽东这个形象通过“我”凸显出来，但是仅凭这些生平材料，当然无法还原一个真实的战争中的毛泽东，也不能成为斯诺著作的“心脏和脊梁”，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用《毛泽东自传》作为书名实在是一个伟大的策划，“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看看这份成绩单就可以为斯诺竖起大拇指：1937年11月1日，《毛泽东自传》顺利出版，首印1万册，后再版时印刷6万册，发往当时的北平、南京、开封、安庆、成都等15个分发行所和全国各大书局代售。
这是一个西方记者冒大不韪而诞生的著作，它的史料价值大大超过了文本的价值，虽然斯诺自己也承认，毛泽东在谈话中总是“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某些事件中的作用”，只是谈长征、谈革命、谈党、谈普通的红军战士和英雄的故事。但是显然斯诺的作用作为一个历史记录者发挥了在那个时代特殊的作用，正像书写《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的法国史家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宣称的那样：“我并没有说话，是历史通过我来说话。”
对我来说，不管是毛泽东还是斯诺，或者这本《毛泽东自传》都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它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历史景观，虽然那段历史离我很远，但我们没必要一定要使自己融入历史，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异地叫到：历史原本如此。正如海尔(Pieter Geyl, 1877-1966)认为的那样：
“历史是无穷尽的，也是不确定的。我们虽然尽力以确定的方式说明过去的事实，但是我们能做的其实只是陈述我们对历史的印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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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33·2031101·0681 |
| 作者：（法）皮埃尔·布吕奈尔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1997年11月第一版 | |
| 定价：5.10元 | |
| 页数：355页 |
法国文学总是闪烁着一种异质，而从19世纪开始，法国文学就以其革命性为世界文学带来了精神。19世纪是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而作者用一种怀疑的目光来审视19世纪的法国文坛：“浪漫主义：走到尽头？离开一下？还是刚刚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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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32·2021109·0654 |
| 作者：郑振铎 | |
| 出版：北京出版社 | |
| 版本：1999年1月第一版 | |
| 定价：22.00元 | |
| 页数：1048页 |
郑振铎写此书的目的是“足以表现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目的与进展的历史”，其实郑振铎的写史手法并不见得高名，他的文学发展观也并不有见地，而这本书中大量插图对研究中国文学发展来说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也许大量的插图在郑振铎看来，可以接近历史的某些真实。
这么猛烈的文学革命运动，这么绝叫着的“在一夜之间易赵帜为汉帜”的影响，使那崭新的若干页的中国文学史，其内容便也和以前的整个两样。
——《第五十六章 近代文学鸟瞰》
近四百年的近代文学结束，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合上，但这不是整个中国文学的闭幕和收场：郑振铎原计划写作82章，但因种种原因1932年初版时只写到了60章，1957年重版时又补写了4章——第64章便是明末文学的“阮大铖与李玉”。对于郑振铎来说，1932年的计划和1957年的补写只是一种客观原因造成的“未完成”，当站在新文学运动的浪潮中，郑振铎的“未完成”在另一种意义上却注解了新文学到来的革命意义：它的出现让近代文学成为过去，它的到来让中国文学进入了新阶段，这是现代文学的登场，这是猛烈的文学革命运动，这是改弦易辙的新时代，崭新的文学已经“和以前的整个两样”。
这像是一个隐喻，站立而前眺，郑振铎甚至在“近代文学鸟瞰”的时候就已经包含了对未来的期望，就已经让中国文学进入了更新的时代，“五四运动的绝叫，直是快刀斩乱麻似的切断了旧的文学的生命。”这种猛烈的文学革命虽然迎来了全新的文学时代，但是回首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发展，也持续着一种叫做“活的文学”的基本样貌，“近代文学的意义，便是指活的文学，到现在还并未死灭的文学而言。”而从近代文学向前，不管是古代文学，还是中世纪文学，在郑振铎看来，都有着一条发展而变异的线索，“他们自身常在发展，常在前进。”而这是这种发展、前进的基本轨迹，使得1932年的郑振铎要写作一部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的编作，尤为最近之事。”在郑振铎之前，又翟理斯的英文本《中国文学史》，这部作者自称为“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作品第一版出版于1901年，比郑振铎的著作早31年，而郑振铎回顾中国人自著的中国文学史，最早的一部“似为出版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林传甲所著的一部”。既然30几年前中国的林传甲和英国的翟理斯都有专门的中国文学史，郑振铎为什么还要写作这样一部同样性质的文学史？以“插图本”的形式撰写中国文学史，并不是郑振铎只在形式上的创新，的确，全书的174幅插图很多都是第一次公布于世，这些插图很多就是郑振铎收藏的，比如从明刊本《帝鉴图说》中的“焚书坑儒”，展示了既是一个“很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摧残文化的最大的罪人”的秦始皇；从明刊本《山海经图》的“夸父逐日”插图，被保存在《山海经》里，也曾被《淮南子》、《列子》所重述；从明弘治本《阙里志》的“孔子像”，是“今日所见刻本中孔子像之最古老者”，与坊间习见的孔子像颇不相同；从明隆庆顾玄纬刊本《西厢记杂录》的“崔莺莺”，是最早见之于刊本的莺莺像……
174幅插图构筑了图文并茂的中国文学史，对于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藏品是郑振铎第一次尝试，“作者为了搜求本书所需要的插图，颇费了若干年的苦辛。”郑振铎搜求插图并将其作为中国文学史整体的一部分展示，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的生活的情态”，而这种想要凸显的“真实观”正是郑振铎写作这本文学史的用意所在。光绪年间的文学史和英人所著的文学史，在郑振铎看来，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残缺性，“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血症的。”因为此前诸种文学史都有残缺性，所以郑振铎希望自己的这本文学史能够是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
174幅插图“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的生活的情态”，是一种完备，全书包罗的材料大约三分之一以上是其他书没有道及的，这也是一种完备，但是完备不是指体例上、内容上，真实表现形式上的完整，在郑振铎看来，完备的特殊意义在于“足以指示读者们以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的面目的呢”。这里其实隐含着两个意思，一个是在郑振铎看来，文学史必须展示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过程，第二则是文学史必须呈现文学的真实面貌，这里就是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发展，第二是真实。在《自序》中郑振铎就认为，中国文学史的园地，被一些喊着“主上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性的士大夫们占领着，他们随意写作的几篇无灵魂的诗和散文“涂抹了文学史上的好几十页曲白纸”，而在他看来，文学的主体应该是人民，不仅真正的文学作品是那些“打动了无量数的平民的内心”的作品，“使之歌，使之泣，使之称心的笑乐的真实的名著”才是真正的文学，而且文学史的真正创造者也是人民群众，因为这样的历史“乃是活的，不是死的；乃是记载整个人类的过去或整个民族的过去的生活方式的”。
作品是那些打动平民的内心的作品，历史也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活的”历史，郑振铎的平民观其实折射出“完备”的真正含义：只有在“活的”历史中，文学才能将“某一个环境、时代、人种之下的一切变异与进展表示出来”，这便是文学作为人类最崇高的创造物的意义所在，“人类的最崇高的精神与情绪的表现，原是无古今中外的隔膜的。其外型虽时时不同，其内在的情思却是永久的不朽的在感动着一切时代与一切地域与一切民族的人类的。”这种变异与进展，既展现了文学的美和文学包含的人类情绪，也绘制了文学向前发展不止的轨迹，“那便是民间文学的发展”，地方性的变为普遍性的，草叶的变成文人学士的，这种自身发展、前进的动力，“便是我们的文学不至永远被拘系于‘古典’的旧堡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具体而言，郑振铎认为，过去的文学史忽略了文学内在的变化：
缺唐、五代的许多“变文”，金、元的几部“诸宫调”，宋、明的无数的短篇平话，明、清的许多重要的宝卷、弹词，有哪一部“中国文学史”曾经涉笔记载过？不必说是那些新发见的与未被人注意着的文体了，即为元、明文学的主干的戏曲与小说，以及散曲的令套，他们又何尝曾注意及之呢？
从“变文”到“诸宫调”，到戏曲小说，这是形式和内容的一条变异发展轨迹，而印度文学的影响，又在交融中出现了“变文”——郑振铎站在变化的历史观和中外交融的视野，寻求一种完备的文学史写作，在这个意义上的确是一种革命。也只有绘制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他所强调的展现“整个的真实的面目”才会实现。如何阐述发展？如何展现真实？郑振铎谦虚地称自己的著作不是“一家之言”，是“述而不作”的，而其实“述”本身就是一种观点之述，这种观点之述又以发展的、真实的思想为指导，“在一盘散沙似的史料的堆积中，在时时不断的发见新史料的环境里却有求仅止于‘述而不作’而不可能者”，所以为了真实，必然有质疑，为了完备，必然会有新材料下的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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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文学自身常在发展，常在前进 |
将中国文学分为古代文学、中世纪文学和近代文学，这种分期本身就注解了发展、变异的观点。西晋以前的文学是古代文学，郑振铎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纯然为未受有外来的影响的本土的文学”，第二则是“纯然为诗和散文的时代”，这两个“纯然”的特点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成为纯粹的本土化文学，虽然是纯然本土的文学，但是其中有着向前的发展轨迹，郑振铎把先民的文学活动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一个是从殷商到春秋的原始时代，其代表著作是《诗经》，第二阶段是战国时代，这是散文最发达的时代，第三阶段则是从秦的统一到东汉末叶，这是辞赋的时代，第四个时代是从建安到西晋末年，这是五言诗的伟大时代。《诗经》、楚辞、汉赋和五言诗，是四个时代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却是社会变异带来的发展，“在这四个阶段的文学的进展里，中国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经济的情况也逐渐在变动着，且在背后支配着文学的进展。”这便是社会的变异带来文学的发展。
东晋开始的文学为中世纪文学，最主要的标志则是“佛教文学的开始大量输入”，郑振铎认为这一千二百余年的文学史是“最为伟大，最为繁赜的”，与以辞赋、四五言诗、散文的本土文学为主要形式的古代文学不同，中世纪文学是“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结婚的时代”，而且，“在这一千二百余年间，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曾和印度的一切完全绝缘过。”第一阶段，从晋的南渡到唐开元以前，这是诗和散文的时代，印度佛教的影响已经显现；第二个阶段从唐开元、天宝到北宋之末叶，印度文学的影响已经非常突出了，甚至，“她们已是直捷的闯入我们文坛的中心了”；第三个阶段是从南宋初年到明正德之末，这时最重要的是“散曲”的出现——可以看出，印度文学的影响是冲击，更是联姻，“变文”、“诸宫调”以及戏曲小说都受到了影响，而这便是更为开放的发展。
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而终止于五四运动之前——郑振铎将其下线设定在民国七年，即公元1918年，这也是五四新文学的发声之年，在这三百八十余年的文学史中，郑振铎认为，中国的文学又回到了“本土的伟大的创作”，初期的基督教、最后半个世纪的欧洲文化，都带来过一定的影响，但没有改变本土化的总体方向。但是这种本土化又不是一种保守的状态，“这四百年的文学，实在是了不得的空前的绚烂。”这种绚烂，郑振铎又定义为“活的文学”，是“到现在还并未死灭的文学”，因为其中的一部分问题，不曾被消灭，“他们有的还活泼泼的在现代社会里发生着各种的影响，有的虽成了残蝉的尾声，却仍然有人在苦心孤诣的维护着。”而在时间标志中将近代文学推向终止的，便是五四新文学，这是“猛烈的文学革命运动”，这是书写了崭新的若干页的中国文学，便是完全是另一种新的东西的现代文学。
古代文学、中世界文学和近代文学，中国文学的分期标准体现着郑振铎的发展观，这是一种“述”，而在具体对文学现象的阐述中，郑振铎更是体现了一种“变”。比如在《诗经与楚辞》一章中，他提出了《诗经》中存在着“伪诗”：
很可笑的伪歌，如《皇娥歌》及《白帝子歌》：“天清地旷浩茫茫”， “清歌流畅乐难极”之类，见于王子年《拾遗记》（《诗纪》首录之）。将这样近代性的七言歌，放在离今四千五百年前的时代，自然是太浅陋的作伪了。“登彼箕山兮瞻天下”的一首《箕山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击壤歌》，也都是不必辩解的伪作。“断竹，断竹，飞土逐夫”的《弹歌》，《吴越春秋》只言其为古作，《诗苑》却派定其为黄帝作，当然是太武断。“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的虞帝与皋陶诸臣的唱和歌，比较的可靠，然却未必为原作。
这便是对“真实”的追求，“我们且放开了旧说，而在现存的三百零五篇古诗的自身，找出他们的真实的性质与本相来！”郑振铎认为，《诗经》的内容十分复杂，朱熹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郑振铎认为“不可通”，旧说的风雅颂并不能包括全体，而且这些分类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在他看来，《诗经》分为三类，一种是诗人的创作，第二种是民间歌谣，第三种是贵族乐歌，这是按照作者身份来区分的。而对于《诗经》的作者，郑振铎也认为三十几篇有作者名字的诗篇也大多靠不住，“其确可信的作家，不过尹吉甫、前凡伯、后凡伯、家父及寺人孟子等寥寥几个人而已。”
对于五言诗的发展，他认为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一个大进步”，但是很多人认为五言诗产生于苏武、李陵时代，也有人认为产生于枚乘的时代，对此郑振铎都认为缺少证据，他认为，五言诗之产生不是几个所谓诗人写作而开创的偶然事件，而是在中国和西域沟通的关键时刻，因为这时的西域实物开始进入中原，同时传入的还有雅乐、文艺诗歌之类，“五言诗的发生，恰当于其时，或者不无关系罢。”这时一种对新声的呼应，它以民间崛起的方式出现，“所谓无主名的许多‘古词’、‘古诗’，盖便是那许多时候的民间所产生的最好的诗歌，经由文人学士所润改而流传于世的。”这种产生的方式和佛教传入之后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方式相似，而在中世纪，佛教文学的输入在郑振铎看来，是中国文学的大事件，“假如没有中、印的这个文学上的结婚，我们中世纪文学当决不会是现在所见的那个样子的。”
中世纪文学中，郑振铎提到了被文学史所忽略的一个人物，就是唐代怪诗人王梵志，“王梵志诗，埋没了千余年，近来因敦煌写本的发现，中有他的诗，才复为我们所知。”这是一次重要的发现，郑振铎引用了他的一首诗，“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他认为这首诗是大胆而痛快的，体现了“直捷的由厌世而逃到享乐的意念”，影响了之后的寒山、拾得、丰干等诗人。王梵志的诗作为一种个案成为了郑振铎“完备”文学史的一个段落，而他独辟一章专写“杜甫”也表达了这样的思路，公元755-770年他称之为“杜甫时代”，因为这里出现了安史之乱这个“时代的大枢纽”，“这个大变乱，把杜甫锤炼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这个大变乱也把一切开元、天宝的气象都改换了一个样子。”除此之外，郑振铎也开创性地将唐代“传奇文”提高到一个高度，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有意识的写作小说的开始”，而这些传奇是“中国短篇小说上的最高的成就之一部分”，“他们是我们的许多最美丽的故事的渊薮，他们是后来的许多小说戏曲所从汲取原料的宝库。其重要有若希腊神话之对于欧洲文学的作用。而他们的自身又是那样精莹可爱，如碧玉似的隽洁，如水晶似的透明，如海珠似的圆润。”
体现郑振铎文学发展变化观的则是对“变文”的论述，敦煌发现的“变文”在他看来是“我们的文学史上乃是最大的消息之一”，宋、元间所产生的诸宫调、戏文、话本、杂剧，都是以韵文与散文交杂的组成起来的文学形式，而它们的源头就在于“变文”，而变文的源头，郑振铎认为，“这种新文体是随了佛教文学的翻译而输入的。”到了宋代，变文之变产生了鼓子词和诸宫调，“自变文的一体，介绍进来了之后，以韵、散交错组成的新叙事歌曲却大为发达。这增加了我们文坛的极大的活气与重量。”而到了宋末，讲唱变文的风气虽然已经衰落，但是体制却刻进了民间，尤其在“小说”上，夹入唱词发展为一种特殊结构的文章。印度佛教而带来“变文”，变文衍生出鼓子词和诸宫调以及“讲史”小说，郑振铎在考察中国戏曲的起源时也否定了传统认为由杂剧转变而来的说法，他提出了由印度输入的观点：一种推测是由佛教徒输入，或者由商贾传入；另一个是在国清寺发现了古老的梵文写本，这个写本是印度著名的戏曲《梭康特嫩》 (Sukantala)的一段，国清寺离传奇或戏文发源地温州很近，所以郑振铎认为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最重要的是他在印度戏曲和传奇戏文的组织上找到了相似点，“像这样的二者逼肖的组织与性质，若谓其出于偶然的‘貌合’或碰巧的相同，那是说不过去的。”
不管是文学史的分期，还是文学体裁的溯源，不管是本土文学的地位，还是外来文学的交融，郑振铎的“述”是为了还文学以真实面貌，是为了梳理发展的脉络，是为了书写完备的历史，虽然有些观点还存在争议，但是郑振铎坚持并渗透着的变化观是文学不断向前的动力，这是一种文体之变，体制之变，当然最后变成了文学之变，而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学成为历史必然的一种逻辑支撑，“不至永远被拘系于‘古典’的旧堡中”，才能使文学成为活的存在，活的文学之永存才能迎来“猛烈的文学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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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59·2020819·0638 |
| 作者： | |
| 出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
| 版本：2000年2月第一版 | |
| 定价：38.00元 | |
| 页数：354页 |
天安门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超出了建筑学的概念，它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政治，也是一种政治权威，在一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天安门做为一个参考系，能够解读中国历史的进程。本书汇集了有关天安门一百年来的珍贵历史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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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25·2010814·0589 |
| 作者：陈寅恪 | |
| 出版：三联书店 | |
| 版本：2001年1月第一版 | |
| 定价：98.00元 | |
| 页数：1248页 |
完成于1954—1964年之间的《柳如是别传》，是一部以近代所见的那种百科全书派学者的视野与气势，来研究中国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天崩地解”的“民族大悲剧”时代的巨制。陈寅恪先生晚年书斋称“金明馆”，又称“寒柳堂”。据说，“金”指后金，即清朝。我们从《别传》中多次论及柳如是金明池“咏寒柳”词则可推想这里或可得见“金明馆”、“寒柳堂”的出处。由此可推想作者心中的柳如是是“梅魂”、“寒柳”，是民族气节、“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和崇高人格的象征。而柳氏的金明池“咏寒柳”词，也可以作为我们解读《柳传》的一个重要线索。寅恪先生说：“河东君（柳如是）学问嬗蜕，身世变迁之痕迹，即可于金明池一阕，约略窥见。斯殆为昔人所未注意及之者。”
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第一章 缘起》
她是“婉娈倚门之少女”，她是“绸缪鼓瑟之小妇”，她的一生都在寻找“相知心者”，而这种依靠并非只是对于儿女之情的依恋，并非只是感情波澜的归宿，她与文人饮酒作诗，她被尊为“柳儒士”、“侠女”、“高僧”，她痛恨褊狭妒嫉之人，她的诗歌亦是“语特雅韵”，而在复明运动中也和钱牧斋携为“复国英雄”，她在“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中寻找情感归宿，却也在生生世世中谱写“取义全大节”的悲歌，她不是士大夫，却也是用她的诗文、行动诠释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只是不管是独立还是自由，对于柳如是来说，却承受着诋毁和误解，欺负和凌辱，甚至最后落得“求金”而死的悲剧，留下“我不得不死”的遗训。国已覆，人已亡，那误解诋毁里有当世的迂腐者，也有后世的厚污者，而所有的独立和自由对于陈寅恪来说，也是一种寄托，当钱柳逝世三百年后，七十五岁的陈寅恪在作完此书之后，亦发出了：“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失明膑足，尚未聋哑。得成此书，乃天所假。卧榻沉思，然脂瞑写。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感慨。
“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只为了唤醒“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检阅三百年前的历史，也是沉思三百年后的现实，而那红豆似乎也将三百年的过往和现在都化作一种寄托，当初在钱牧斋八十岁生日的时候，柳如是就“特令童探枝得红豆一颗以为寿”，这是一种相思的寓意，是“得牧斋之欢心”的礼物，而在三百年后，陈寅恪从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得到的那一粒红豆也依然放在那旧箧之中，打开旧箧，打开历史，打开三百年前的故事，在“咏红豆”中，陈寅恪直抒胸臆：“东山葱岭意悠悠，谁访甘陵第一流。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相思的红豆，是一种感情的物证，却也是历史流转中不变的精神和思想，就如《定山堂诗集》中所说：“岂少完人传，如君论定稀。朱颜原独立，白首果同归。绝脰心方见，齐牢宠不非。可怜共命鸟，犹逐绛云飞。”独立而同归，其实这生与死，这新与旧，这红豆与美人，都是为了寻找“平生知己谁人是”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对于柳如是来说，几乎是终其一生追寻的目标。
自小家贫，掠卖为婢，坠入章台，对于这一个乱世中的风尘女子来说，柳如是的一生似乎注定会成为“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明末遗老顾云美在“河东君传”中对柳如是是这样记叙的：“河东君者，柳氏也。初名隐雯，继名是，字如是。为人短小，结束俏利，性机警，饶胆略，适云间孝廉为妾。孝廉能文章，工书法，教之作诗写字，婉媚绝伦。顾倜傥好奇，尤放诞。孝廉谢之去。”不管是“结束俏利”，还是“性机警，饶胆略”，其实都写出了柳如是不同一般之处，而钱肇鳌的“柳如之轶事”中也说：“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借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她善吟咏，工书画，并与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而据记载柳如是还“善饮”，在歌筵绮席中酬酢周旋，与社员文人相饮成欢，无不彰显柳如是不羁的性格和聪慧的品质。
而在陈寅恪看来，柳如是的这种性格和她的经历有关，也和她所处的环境有关。一方面，柳如是十四岁就从周家放逐流落人间之后，在人生的磨难中寻找师友之情，在松江与云间胜流往来交好，也与吴越党社交友甚密，在交往中，“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而另一方面，则是对于礼法的抗拒也显露出来，自周家被放逐，就是因为被周氏群妾所忌，“谮于主人，谓其与仆通”，在“骅骝讵解将军意，鹦鹉偏知丞相嗔”的误解中流落他乡，在“梦落吴江秋佩冷，欢闻鸳水楚怜新”中顾影而怜，所以“因其非闺房之闭处与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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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七十五岁时“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
作为一个被逐的红尘女子，柳如是最希望的当然是能有一个依靠，从其一生的经历来看，也是为了给自己漂泊的人生寻找一个归宿，当初柳如是和宋辕文的关系甚至亲密，但是最后导致破裂，其原因就在于宋褊狭妒嫉，甚至在柳如是之后遇见钱牧斋，身居燕京位列新朝之卿贰的宋辕文还在诋毁牧斋以泄旧恨，而柳如是和陈大樽的关系，后来传播者也故意撰造虚伪材料，用来攻击柳如是，所以在柳如是不得意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士大夫对一个弱女子的诋毁，让她更加渴望寻找一个懂自己的男人，而遇见陈忠裕是柳如是初期情感中最真挚的一段。
从“红妆绮袖灯前见”的相遇，到“吴城雨过百花明”的想念，从“梦中本是伤心路”的相思，到“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的相离，对于这段四年的感情，柳如是几乎是当成一种依靠和归宿，甚至在他诗文影响下渐渐脱离宗派教条主义，而趋向于情感的自由表达，他们的同韵之诗更是将这段感情推向顶点，而陈忠裕也在和柳如是感情成熟到“密挚于极点”而同居中，也感受到了一种真挚情感，他以“青琐”代替“青楼”，也是为了掩饰河东君柳如是的社会地位，小心翼翼保护她不受伤害。情深意笃，甚至在柳如是最后离开陈忠裕迁赴盛泽归家院，“杨陈两人仍复往来频繁，唱和重叠，其交谊之挚笃实未尝有所改易”。
但是为什么这一段感情最后也归于离别？无非也是礼义所羁，在柳如是和陈忠裕同居之时，她已经感受到了无法长相厮守的担忧，而且顾云美在柳如是的传里指出“适云间孝廉为妾”者，在陈寅恪看来，当时柳如是和陈忠裕的关系，与其说是“妾”，不如称之为“外妇”，“因得尽悉其家庭之复杂及经济之情势，必无长此共居之理，遂渐次表示其离去之意。”虽然陈忠裕在这段时间的四次患病，几乎都与柳如是有关，但是她“离意之旨”已经无法更改，遂留下“梦中本是伤心路。芙蓉泪，樱桃语。满帘花片，都受人心误。遮莫今宵风雨话，要他来，来得么。安排无限销魂事。砑红笺，表绫被。留他无计，去便随他去。算来还有许多时，人近也，愁回处。”的感叹。
这是二十二岁的柳如是，这是美人迟暮的柳如是，而在离别陈忠裕之后，在又一次身世飘零中遇见钱牧斋，是其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不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国家大志上。崇祯十三年柳如是过访半野堂，是两人真正相识的开始，那时柳如是二十三岁，钱牧斋五十九岁，此前曾两次游西湖，加上汪明然的撮合，甚至谢象三和柳如是的绝交，最后终于促成了两人的相恋，而在半野堂，钱牧斋仿佛是第一次领略柳如是那种独立的性格，“幅巾弓鞋，着男子服”，一个不羁的女性跃然纸上，而这也是柳如是自由风格的体现，“不仅由于好砢村异、放诞风流之故，盖亦由当时社会风俗之拘限”，所以钱牧斋赠诗中给柳如是的诗文评价是：“语特庄雅。”而在当时文坛，钱牧斋绝对是统领者，柳如是也是多有敬佩，两相拍和，便也有了那一段奇缘：
闻虞山有钱学士谦益者，实为当今李杜，欲一望见其丰采，乃驾扁舟来虞。为士人装，坐肩舆，造钱投谒。易杨以柳，易爱以是。刺入，钱辞以他往，盖目之为俗士也。柳于次日作诗遣伻投之，诗内微露色相。牧翁得其诗大惊，诘阍者曰：昨投刺者，士人乎？女人乎？阍者曰：士人也。牧翁逾疑，急登舆访柳于舟中，则嫣然美姝也。因出其七言近体就正，钱心赏焉。视其书法，得虞褚两家遗意，又心赏焉。相与絮语者终日。临别，钱谓柳曰：此后以柳姓是名相往复，吾且字子以如是，为今日证盟。柳诺。此为钱柳作合之始。
这段《牧斋遗事》，对柳如是初访半野堂进行了记载，虽然在陈寅恪看来“今世间流传之文籍多不可信”，但是这一段“钱柳作合之始”完全印证了两人“相知心”的感情，“声名真似汉扶风，妙理玄规更不同。一室茶香开淡黯，千行墨妙破冥濛。竺西甁拂因缘在，江左风流物论雄。今日潬潬诚御李，东山葱岭莫辞从。”柳如是在诗中所举诸贤都是钱牧斋胸中自比之人，似乎也只有柳如是能道出他内心，“牧斋安得不为倾倒、如醉如痴乎？”这种相应相契的感情遂成了一段佳话，乃至第二年两人结缡于茸城舟中，也便开始了一段奇缘故事。
“宗伯尝戏谓柳君曰：我爱你乌个头发，白个肉。君曰：我爱你白个头发，乌个肉。当时传以为笑。”这是记载在《顾公夑消夏闲记》的一段故事，虽然其中的真实性待考，但是其中乌头白发和白头乌发的妙趣，或者也是对于老夫少妇那种爱情的生动演绎，而其实，在钱牧斋和柳如是的感情生活里，并非如白头乌发乌头白发一样的浪漫，他们曾经除夕相守，曾经乘舟载酒，曾经宴集赋诗，在钱牧斋滞留杭州一月时间，也是在独对梅花中，发出了“依然翠袖修林里，遥忆美人溪水头。”的感慨，而当那年花开之时，当柳如是回到茸城之家，钱牧斋又留下了“狂夫不合堂堂去，小妇翻歌缓缓归”、“请看石镜明明在，忍撇妆台缓缓归”及“花开容易纷纷落，春暖休教缓缓归”等句，“用其词，而反其意”，用这一路的哀愁寄托对柳如是的想念，借以表达同游之思。
而自崇祯十四年两人结褵，到崇祯十六年绛云楼落成，三年时间里发生的大事就是柳如是患病，而钱牧斋在风云变幻的社会中经营，虽分别日多，但是两人似乎也挂念彼此，不仅“弹丝吹竹吟偏好”，而且“共检庄周说剑篇”，实际上在结褵、分别以及之后的复合中，两人是越走越近，彼此的倾心和姻缘在世事变化中却越显出其意义。而五十九岁遇见风尘女子乃至最后结褵，这一段姻缘的奇妙似乎在舆论的压力中所构筑的反比，当时钱牧斋家中有“反柳派”，也就是牧斋夫人陈氏及宠妾王氏为代表的主谋者，他们假托祖宗显灵，警示钱牧斋不可纳此祸水，以免败家。而钱牧斋以匹嫡之礼与柳如是结为秦晋之好，也是违反当时社会风习，招来多数士大夫的不满，但是在这种舆论所不容的环境里，钱牧斋“悍然不顾”，作破例之事，敢于嘲笑风习，也敢于坚持自己的想法，而这在陈寅恪兰来，也是因为“其平日之心理及行动本有异于宋陈之徒”。
两人结褵之时月，其实也是聚少离多，而这也预示着一个变革甚至翻覆时代的到来，明王朝岌岌可危，清军已经入关，而身处政治漩涡里的钱牧斋自然在这时代变迁中，经历了种种的考验。第一种考验当然是明朝覆灭之后迎降清兵，随例北迁。《顾公夑消夏闲记》中的“钱牧斋”条说到这一种变故是说：“乙酉王师南下，钱率先投降。满拟入掌纶扉，不意授为礼侍，寻谢病归。诸生郊迎，讥之曰：老大人许久未晤，到底不觉老。钱黙然。一日谓诸生曰：老夫之领学前朝，取其宽，袖依时样，取其便。或笑曰：可谓两朝领袖矣。”钱牧斋把自己笑称为“两朝领袖”，实际上在陈寅恪看来，是一种对自己人生激变的哀伤，本在明朝不得跻相位，而降清之后复不得为“阁老”。而降清的行为招来的非议甚至被爱国人士的诋毁，也使得钱牧斋的人生出现了这无法抹去的污点，而这或许也是一种无奈，一种“事势使然”。第二个考验，则是因黄毓祺案被逮，“考牧斋自云以丁亥三月晦被急征至南京下狱，历四十日始出狱，仍被管制”，在这段时间里，对于钱牧斋来说，也经历了生死考验。
实际上，不管是迎降清兵，还是因黄毓祺案被逮，都是钱牧斋政治生活中的沉浮，而这诸多考验，对于柳如是来说，也是人生的一次转变，从起初寻找感情的归宿，到后来也在世事的沉浮中和钱牧斋一起演绎了曲折的姻缘，那就是“三死说”：“第一死为明南都倾覆，河东君劝牧斋死，而牧斋不能死。第二死为牧斋遭黄毓祺案，几濒于死，而河东君使之脱死。第三死为牧斋既病死，而河东君不久即从之而死是也。”钱牧斋降清之时，柳如是劝他与故国一起赴死，而遭遇黄毓祺案牵连之后，是柳如是欲死。如果撇开最后一死，前两次死在某种意义上见证了两人的转变，同时也成为复明运动的一种契机。当明朝覆灭的时候，柳如是劝钱牧斋死，是为了不迎降清兵，是为了“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此种也被看成是两人性格之异，陈寅恪说：“消夏闲记及牧斋遗事所记，与河东君及牧斋之性格一诙谐勇敢一迟疑怯懦颇相符合。”或者也正是这一次的生死考验，对于钱牧斋来说，则开始走上了复明之路。
“牧斋固负一时重望，而其势力所及究不能多出江浙士大夫党社范围之外，更与闽海之武人隔阂，职是之故，必先利用一二福建士大夫之领袖以作桥梁。苟明乎此，则牧斋所以特推重曹能始逾越分量，殊不足怪也。”钱牧斋在这国家转折得到重要时期，在柳如是的独立和自由思想之下，越来越趋向于复明，从“开宝之难”寄托故国之思，从诗集序言中仿中州集，实寓明室中兴之意，以及编列朝诗选，“其主旨在修史，并暗寓复明之意，而论诗乃属次要者。”在《杜诗笺注自序》中，钱牧斋说：“族孙遵王谋诸同人曰，草堂笺注元本具在，若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而今珠沉玉锢，晦昧于行墨之中，惜也。……皆吾夫子独力创始，而今不复知出于谁手。傎也！”表达了自己的哀愁和中兴的希望，而在游说马进宝反清复明的专集里，也用“侮食相矜，左言若性”来骂当日降清的老汉奸，这对于钱牧斋来说是一次超越，而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柳如是也是积极参与活动，不论是在钱牧斋留滞金陵与有志复明志士相往还，还是当为接应郑延平攻取南都之预备，柳如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到云间十有六载矣。水天闲话，久落人间；花月新闻，已成故事。渐台织女，机石依然；丈室维摩，衣花不染。点难陀之额粉，尚指高楼；被庆喜之肩衣，犹看汲井。”在钱柳相处的十七年，遭遇国家变故，在于人生生死，他们也从儿女私情变成复国英雄，而那一句“红颜白发偏相殢，都是昆明劫后人”，更是超越私情，而变成国家兴亡的一种感怀。
陈寅恪称钱牧斋的投笔集是“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也”，只是这复明运动最后在历史大潮中也难以最后作为，“牧斋以为延平既以台湾为根据地，则更无恢复中原之希望，所以辛丑逼除遂自白茆港移居城内旧宅也。”而柳如是当时仍留居芙蓉庄，在她看来，为明室复兴还有一线希望，并且想通过海上交通再次起兵，陈寅恪认为，柳如是的这种积极心态和钱牧斋心灰意冷相比，也更显示出一个女人的抱负。而随着复明运动的最后失败，钱牧斋和柳如是的姻缘也在最后的家难中演绎了最后一死。钱牧斋晚年病情加重，筋力日衰，实际上也是在政治风波中心力交瘁，甚至陷入卖文以维持生计的窘境，所以随着钱牧斋最后逝世，对于失去了依靠的钱柳如来说，也便遭遇了“钱氏家难”。
“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从不曾受人之气，今竟当面凌辱。我不得不死。但我死之后，汝事兄嫂如事父母。我之冤仇，汝当同哥哥出头露面，拜求汝父相知。我诉阴司，汝父决不轻放一人。”这一篇被记载为“柳夫人遗嘱”的文章，没有威逼着的姓名，柳如是的报复心似乎也太过于夸张，但是“手无三两，立索三千金”的遭遇还是让家难变成了一场悲剧，柳如是被逼死，看起来却也是对钱牧斋死去之后的身殉行为。“可怜共命鸟，犹逐绛云飞。”从风尘流离到身有寄托，从国难到家难，对于柳如是来说，人生的遭遇也始终未能逃离“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的不顺意之苦，但是在这一生中所展现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却也是在儿女之情之外，书写了一段传奇，正如陈寅恪所评价的：“河东君之才学智侠既已卓越于当时，自可流传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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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62·2010425·0574 |
| 作者：[西汉]司马迁 | |
| 出版：岳麓书社 | |
| 版本：1988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28.00元 | |
| 页数：1006页 |
饱受身体摧残的司马迁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完成了130卷的《史记》，无论是做为作者的创作实践还是行文风格，都无愧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评价。其实，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小说来读，那种叙述的手法已经接近传奇小说的雏形。本书以宋刊黄善夫本为底，参用别本及诸家考证校勘。“十表”只收序文。
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高祖本纪第八》
从三王五帝，到周秦之间，再到秦亡汉兴，实际上司马迁在这漫长的3000多年历史中，凸显出三个历史阶段，三王为古，周秦为近，而汉则为今，所以从三王的历史循环到周秦的历史教训，对于当世来说，则是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文本，也正是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才有了天统的顺应，而这种顺应一方面是对于天德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是对于周秦的混乱的一种纠正，而不管是继承还是纠正，站在当世的历史节点上，也并非仅仅是对于文景之治“德至盛也”的一种褒扬，而是放眼于长远，以历史为镜，建立起为后世立言不朽的理想，正如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言，“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而成一家之言的意义也便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何为“古今之变”？天统是一种对于秩序维护的变，而礼崩乐坏的“文敝”也是一种混乱的变，在这种流变的历史际遇里，司马迁所要建立的是一种“天人”合一、“古今”通变的历史观，正如引用贾谊所述，“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古谚有“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师也”，而贾谊的《过秦论》所刺秦朝覆灭的历史具有的现实意义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所谓不通时变者也”。历史作为一种观察的标本，其意义并不是复原事件，并不是实录一些人物，而是在变化的时间序列中寻找到一种“去就”的规律，一种“盛衰”的道理，从而为当世及后世的提供一种范本。
三王五帝，是司马迁古今之变的起点，而在这远古的记叙中，无不体现一种“天德”，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帝尧者“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在这个远古的序列中，很明显可以看到“天人之际”的结合，一方面“顺天地之纪”，成为天子，而另一方面，也将百姓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不管是“抚万民”，还是“知民之急”，不管是“百姓昭明”，还是“敬授民时”，作为统治者，都是“脩身而天下服”，也就是是牢固打下了群众基础。虽然这些说法还具有某种神话色彩，但其实强烈地表达了司马迁的政治观和群众观，而发展到尧舜之际，这种神话色彩渐渐淡化，而顺天意的矛盾也慢慢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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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 |
摆在尧面前的选择是到底将天下传给丹硃还是“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的虞舜？“尧知子丹硃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硃病；授丹硃，则天下病而丹硃得其利。”这两难的选择，其实对于尧来说，并非是真正的难题，因为丹硃本身就“不肖”，在道德上就已经有了某种不足，所以尧的难题终究只是一个如何颠覆道统的问题，所以在“摄行天子之政”的选择上，尧故意将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观天命”，实际上，舜也有着帝王的血统，在舜七世之前的穷蝉，本身也是颛顼的儿子，所以舜成为庶人，完全是“贵戚及疏远隐匿者”，而作为帝王的旁支，舜被尧授予“天子之政”看起来也是一种恢复，不管是从“舜顺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的道德意义，还是“乃至於文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的政治作为，舜当之无愧是符合天命，所以最后尧以“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观念将天下授予舜，也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种禅让制，甚至成为治国的国家哲学。
“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这是一种创举，也是一种意义重大的“变”，而司马迁认为，“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及至后来的禹，也是因为“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而成为一种典范。但是不管是世袭，还是禅让，其实都是“同姓而异国”，而从夏朝开始，这种统治的规则再一次打破，汤的出现是改朝换代的开始，而汤为什么能颠覆传统，其中心词还是一个“德”，五帝所遵循的是天德，那么汤所归依的人德，“汤德至矣，及禽兽。”汤的德行不光在于人，还在于禽兽，那张网是四方归依的象征，但是汤却去其三面，“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也就是一种开放的统治思想，所以当夏桀施以暴政的时候，汤便取而代之，他对于征伐汤夏桀的理由是：“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不是因为我汤要取代你的统治位置，而是天命使然。“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伤及百姓，让百姓恐惧，当然是违背了天德，而汤被囚禁于夏台，也成为一种革命的理由，而反观汤，“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最后的结局当然是夏灭商立。
一个朝代的更替，无非是天德覆灭，而商朝的统治在失去了天德和人德之后，也无非陷入了历史的循环，“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宫。”“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而到最后是残暴无常的纣王，“好酒淫乐，嬖於妇人 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 重刑辟，有砲格之法 任用费仲、恶来，最后覆国”，取而代之的文武之道，“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最后在武王征伐、奴隶倒戈之中使商朝覆灭。而周朝建立之后，历史无非又进入了到一个循环中，好利的周厉王，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无不是失德的典范，到最后整个国家陷入混乱，乃至春秋、战国的纷争，随后秦朝结束这种统治，也宣告了另一个时代的到来。
但是，一心想“後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建立自己统治秩序的始皇帝，在军事统一之后，却陷入了另一种混乱，“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贾谊分析“过秦”的原因，就提到了“失道”，而失道就是失德，“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後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司马迁将这种“德”看成是一种“仁义”：“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攻守之势发生变化，就是没有顺应“时变”，而是逆行，“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
从颇具神话色彩的天德，到具有现实意义的仁义，这是司马迁对于历史考察的角度变化，而对于尊儒的司马迁看来，天德也是一种仁义，“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义十馀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後乃放弑。”所以在阐述仁义的作用时，司马迁说：“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他把“礼书”放在“八书”的首位，就是突出礼义的重要意义，“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而在《鲁周公世家》中，司马迁用饱含着激情来塑造周公形象的，因为在他看来，周公的一生，就是履行着仁义：幼年时代的笃仁纯孝，平定管蔡分裂叛乱时的坚定果断，牺牲个人时的义无反顾，代理国政时的忍辱负重……“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而对于圣人孔子，更是将他的地位拔高至“世家”，在《孔子世家》里，司马迁详细记述了孔子的生平活动及各方面的成就，特别是在他遭到打击、排斥、嘲讽、甚至围困的时候，依然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辞劳苦，用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奔走游说，从离开鲁国，到卫国、匡、蒲，又返回卫国，再到曹国、宋国、郑国，被人称为“似丧家之狗”，后又到蒲、卫国、陈国、蔡国、叶地、楚国、卫国，最后回到鲁国，在外十四年，虽然到处碰壁，但仍执着追求。而这种执着体现在他对子贡说的那段话：“君子能脩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脩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而孔子的所作所为，对于司马迁来说，就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对他的评价是：“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
这种尊儒的思想，这种敬仰的态度，使得司马迁对于历史上的混乱提出了批评：“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小人不能则也。”《卫康叔世家第七》中震撼人心地叙述了宣公杀害太子伋和太子异母弟子寿争死相让之事。宣公为人父、为人君，竟厚颜无耻地夺子之妻据为己有，反倒心恶太子，直至对太子下狠毒手。而太子伋面对亲生父亲的一系列恶行劣迹，毫无违逆之心、抗争之意，竟至自投罗网，束手就擒，成为刀下鬼。“余读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这是伦理的丧失，虽然是家族内部之事，但是作为人父人君的卫宣公，如此行径违背了人伦，也违背了天意。而在《五宗世家第二十九》里，司马迁也载述了孝景帝十三个为王儿子的衰败经过，他们有的父姬子奸，“尽与其姊弟奸”，淫乱无度，无视伦理；有的对奉汉法以治的朝廷官员“求其罪告之”，“无罪者诈药杀之”，以致“所杀伤二千石甚众”，贼戾巧佞，奸诈违上；有的“私作楼车镞矢”，阴谋反叛。
统治者丧失人伦，丧失仁义，而在民间，却也有行仁义之人，司马迁专列《游侠列传》，“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在《游侠列传》里，司马迁记述了汉代著名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的史实，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侠客，充分地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赞扬了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等高贵品德。在司马迁看来，那些人君人父丧失伦理是小人而已，而那些布衣游侠却心怀仁义，是有德之人。
而其实，在司马迁看来，所谓人德并不仅仅是固守一种传统，而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创新思想，所以他对于历史上的改革者给予了很高评价，《楚世家第十》中，“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还“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即使如此，伍举也入谏了。庄王居然左手怀抱郑国美女，右手怀抱越国美女，置座于歌妓舞女之中。伍举说：“有一只鸟，三年不飞不鸣，是什么鸟？”庄王答：“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但庄王仍旧习不改，淫乐更甚。于是苏从又冒死进谏，他视“杀身以明君”为自己的夙愿，终使庄王受到教育，幡然悔悟，竟“罢淫乐，听政”，实行一系列改革政策，杀死几百罪 人，擢升数百贤人，任用良臣伍举、苏从，“国人大悦”。而在《赵世家第十三》中，则对赵王胡服骑射进行了叙述，为什么赵王要主动改革？“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察焉。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而对于这一改革，司马迁的观点是：“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
不管是天德，还是礼义，其实都是要适应时代变化，就如赵王所说：“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这种改革的基础依旧是“便事”，依旧是“利其民”。而这种便利的行为也是为了顺应变化，所以他把汉灭前朝看成是另一种国家变革，另一种天统思想：“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在这种“天统”的记叙中，司马迁重点对文景之治进行了论述，他以文帝的诏书为线索，“且所行政事，又足以副之，非讬诸空言者比也。”以此直透核心，表现文帝的贤德。这些诏书一方面反映了文帝治天下的才能，一方面反映出文帝仁爱的内心世界和俭朴的思想品格，如废除连坐法和肉刑的两个诏令，就体现了文帝不株连无辜、不摧残肉体的人道精神；再如遣列侯之国、罢卫将军军等诏令，以及遗诏，都贯穿着文帝不劳苦百姓和节省财力的用心。“专务以德化民”的文帝之后是景帝，司马迁对景帝“除禁锢”的宽松政策、“省列侯遣之国”等节俭措施，以及遗诏中“出宫人归其家”的善举等等都详细记载，还对景帝果断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和鼓励农业生产、稳定局势等做了肯定的记录。在司马迁看来，这种种的善治是为了“胜残去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
但是，对文景作为进行褒扬的东西，也对汉武帝的行为进行了大胆地批判，在《封禅书》里，司马迁以愤懑之情，对汉武帝的滥祭淫祀，进行了委婉而充分的揭露和嘲笑。而在由《平准书》里，司马迁认为汉代平准政策产生，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集权政府利用权力，扼杀、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以求解决自身财政危机的。改变钱法、卖官爵和卖复徒法、官卖政策、强制征商等政策，都是对于礼乐治天下儒学思想的否定，包括汉武帝尚武开边、祭神、封禅、巡游等“事变”，都是汉代重用“兴利之臣”，搞得国耗民贫、天下骚然的主要原因，“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虽然从三王五帝，到夏商周秦，再到当世之汉，历经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帝王，不同的制度，但是以史为镜，却可以发现规律，在《自叙》中，司马迁对于作礼书给出的解释是：“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也就是说，不管兴衰如何，不管时事如何，唯一不变的是对变化的驾驭能力，以不变应万变也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组成的一百三十篇文本历史中，真正能起到“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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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32·2010325·0565 |
| 作者：王运熙 顾易生主编 | |
|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 |
| 版本：1981年7月第一版 | |
| 定价：32.10元 | |
| 页数：718页 |
本书为高校文科教材，共三册，以时间为经，先秦两汉为始，至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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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23·2001226·0551 |
| 作者：（德）希特勒 | |
| 出版：香港文园书局 | |
| 版本：2000年2月第一版 | |
| 定价：16.80元 | |
| 页数：266页 |
希特勒在其序言中说：“为了把我的主义揭示得更加详细，更易令人了解，我觉得非写下这本小册子不可。”希特勒1924年囚于监狱时就是希望把自己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介绍给别人，这一舆论工具的确为其野心扩张进行了铺垫，他在书中一再声称，要消灭劣等民族，重振日耳曼民族的辉煌，并在书中极力推崇他的政治思想，赤裸裸地表达了一个极端主义者的狂野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