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3-27 《中国近代史》：帝国到民国的“初步报告”

我们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中国近代史·总论》

邦交在哪里？是东方世界里曾经的老大哥和小弟弟？还是中古状态下的清朝和已完成近代化革命的西洋诸国？是未开发的国家还是压迫人的帝国主义？这是十九世纪的社会图景，这是十九世纪的民族难关，这是十九世纪的国家机会，蒋廷黻说：“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所以当眼光从“这年春天”的孙中山北平逝世而看见“民族在建国过程中”的希望时，那块走向“近代的民族国家”的新大陆已经泛出了水面。

在邦交的大困难面前，蒋廷黻已经绘制出了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的现实，这种现实造成的全面落后是中国仍处在一个“中古状态”，一是，科学不及人；二是，西洋的现代机械已经用于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就是政治意义上的变革，“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而这种对比就是近代文化和中古状态的碰撞，已经不是正常的邦交了，而是一种侵略和欺压，所以蒋廷黻在“总论”中提出了一个假设：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编号：Z59·2130320·0967 作者：蒋廷黻 著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1999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0.00元亚马逊7.60元 ISBN：9787532526611 页数：93页

也就是说，在蒋廷黻心中，从落后奋起追赶前进的人，才是中国的出路，而在这种追赶过程中，就要废除“家族和家乡观念”，利用科学和机械，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所谓“邦交”其实就是学习就是变革就是用西洋的近代化带着中国走出中国状态，像日本俄国和土耳其这些国家一样，实现民族和国家的富强。作为17岁就留学美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蒋廷黻深受卡尔顿·海斯等的“新史学”影响，那就是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实用价值，主张史学革命。而在《中国近代史》里，蒋廷黻就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经世致用”为主旨，提出了要在“中古”状态下的中国，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那么如何建立这样一个近代化的中国呢，蒋廷黻就是从近代史出发，寻找线索和可能，“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从“抵抗方案”寻找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新大陆，在蒋廷黻看来，历史就是为了“经世致用”，就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难题。

那么这些“抵抗方案”包括哪些呢？蒋廷黻分析了四套方案，一个是“由奕沂、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这个自强运动“就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在蒋廷黻看来，是被动的，也是不彻底的，甚至只是一种物质上的救国。为什么是自强运动？从历史发展来看，也是在“邦交”中陷入了被动。还是回到十九世纪，在清末的“天朝”，对外夷还是有一种体统问题，也就是通融与否的“仪式问题”，而这个仪式在蒋廷黻看来，是中西关系的拉锯战，而在那个全面落后的时代，这种拉锯只是象征意义上的，或者只是一种民族的痼疾，所谓平等待遇，到后来便成为了中西关系紧张的一种借口，“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那次战争”就是鸦片战争，而在英国则成为“通商战争”，不可避免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败的结局，所以蒋廷黻将这种失败归为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

这种“中古状态”并不是物质和技术上的落后，而是一种心理，那就是民族的心理：“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也就是在这种全面落后中还是看不到自己的差距看不到民族的近代化希望，所以蒋廷黻总结的三点是：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第二，我国文化是土大夫阶级的生命线；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所以不管是主战禁烟的林则徐还是割地签订条约的抚夷派，都有着士大夫阶层的弊端：“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以林则徐为例，蒋廷黻说，“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而以“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为剿匪要义的林则徐，实际上就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身上有着浓厚的旧国思想，“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所以他从来不是改革派，而这也是中国士大夫的集体写照：“在道咸时代，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势是可原谅的，但是战败以后而仍旧虚骄，如附和林则徐的剿夷派，或是服输不图振作，不图改革，如附和耆英的抚夷派，那就不可救药了。”

于是在鸦片战争的耻辱式结局后，在洪秀全宗教革命和宗族革命中，出现了也是旧文化代表，却已有理想和改革意图的曾国藩。在曾国藩身上有着许多的矛盾点，许多多元化的因素：“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兵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个有主义的军队。”所以对于有着“历史使命”的曾国藩来说，他实际上代表着一种革新守旧的中间力量：“在维持清朝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国藩的工作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在这种矛盾化的行进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自强运动开始了。“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这是李鸿章1864年给恭亲王和文祥的信，在信中他批评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民族自尊最后其实成了学习国外技艺最大的阻力，所以李鸿章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差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外国利器当然是一种技艺，但与技艺相关的则是制度，人才，所以这封信在蒋廷黻看来，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

“书生从政”的代表蒋廷黻

但是历史价值或许也只是停留在一种历史架构中，不管是从咸丰十一年“恭亲王及文祥聘请外国军官训练新军于天津”，还是到光绪十四年“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这其中的曲曲折折是自强运动走出的第一步，但是在革新的同时，他们依然在清廷的“中古状态”中，或者说守旧依然是不能摆脱的痼疾，他们的失败“在于他们的不彻底”，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呢？“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彻底，大部分因为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时代的不彻底才是真正悲哀的事，但毕竟是做出了努力，所以在这个物质化的救国方案失败之后，又有了第二个方案：“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第二个方案。”其实在时间上，不如说已经过了那个不彻底的时代，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不仅如此，在中法的越南，中俄的领土上，中国都处在落后中，“邦交”这个词其实已经真正成为一种瓜分的力量，即使当时中日海军力量对比中国也绝对有实力，但现实摆在面前，甲午战争是“划时代的战争”，因为从此之后，我们民族所走的是一条“战败以后而求和”的耻辱之路。康有为来了，他的维新当然也是学习日本的近代化之路：“康有为及其同志推行了不少的新政。其中最要紧的有二件事。第一，以后政府的考试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经济的策论。第二，调整行政机构。”变法其实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救国，根本未触及本质，所以“百日维新”看上去更像是一次政治“想象”，失败也是难免的。

而在蒋廷黻看来的第三种“方案”则是义和拳运动，这是清政府最后的一次自我解救，以慈禧为代表的宫廷派其实是利用义和拳的力量反抗西洋政治化，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匪拳运动是“反西洋化，近代化的”，所以在蒋廷黻看来，甚至还不能算是一种救国酒民族的“方案”，而在这个失败的方案面前，蒋廷黻也总结了原因：“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这种对于民众的排斥其实贯穿在蒋廷黻的史观中，“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的奋斗出来的。”而站在先知先觉的“少数派”对面的民众，其实是愚昧、守旧的代称，甚至在他的理想国中，就是要建立一个开明独裁的政府，他主张效法土耳其由凯末尔领导的革新运动，首先要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具有高度工作效率的中央政府，“换句话说，全国必须承认它是中央”。所以在“方案”的审视中，就有了最后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在蒋廷黻看来，这是“老古的帝国”走向民国的开始，这是“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这是“引国家上轨道”的正确途径，而在孙中山的救国救民的方案和实际行动中，蒋廷黻也看到了自己的那个“新大陆”，他将民国十五年七月九日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看成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大分水界”，因为“前此我们虽有革命志士，但没有健全的，有纪律的，笃信主义的政党；前此我们虽有军队参加革命，但没有革命军。此后就大不同了”。政党、军队都一一建立起来，北伐也就是彻底扫除中国的“中古状态”，从国家的革新意义上构建自己的未来，这也在慢慢靠近蒋廷黻心中的那个“中央政府”，所以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是一种不幸，但是对于革命事业来说，蒋廷黻还是充满着信心：“目前的困难是一切民族在建国的过程中所不能避免的。只要我们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这也是这本1938年《中国近代史》文本的最后一句话，国家的光明前途正在被书写，不管是对于物质意义上的救国，还是政治意义上的改良，甚至是去西方化的民间抗争，都是“中古状态”下中国的痛苦挣扎，这种“压迫和侵略”一方面是“邦交”带来的困难，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民族内心的痼疾，所以民族自强国家富有在蒋廷黻看来，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受到西方文化侵染的蒋廷黻在救国之路上或许有些急切，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蒋廷黻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时，主张史学改革，但是这并不是救国救民族的真正出路，所以蒋廷黻在内心的激烈斗争中投身政治，成为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作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

作为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之一，蒋廷黻尽管一直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他主张开明独裁而不同意胡适对自由议会政府的天真想法。或许这也是一个书生的最大分裂，所以从这5万字的《中国近代史》中，我们所读到的也多是“经世致用”、直抵终点的诉求。其实这只是他的一部“初步报告”，近百年史编为四章二十二节可以看出是蒋廷黻只是对于近代史纲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构建，而在他的《回忆录》里，早就说过：“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写一部有权威性的中国近代史，是他一生最大的志愿。但是从政之后的生活现实已经无法满足这个愿望，直到1965年他的逝世。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