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球游戏

编号:C38·2151109·1231
作者:【德】赫尔曼·黑塞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52.00元亚马逊17.30元
ISBN:9787532152414
页数:498页

在未来世界里,玻璃球游戏成了音乐和数学演变而成的符号系统,是人类所有的知识和精神财富。孤儿克乃西特在宗教团体里凭借自己出众的才华和优越的组织才能,在这个精英群体里不断上升,直至团体的最高顶端,成为玻璃球游戏大师。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不满足这个与世隔绝的精神王国,觉得在这种象牙塔里是不可能为民众做出贡献的。于是他来到现实世界,试图用教育来改善整个世界。然而他事业未竟,却在一次游泳中不幸溺水身亡。作为黑塞回溯其一生的精神体验的结晶,在这部作品中,“一是构筑抗拒毒化以卫护我得以生存的精神空间,二是表达悖逆野蛮势力的精神思想”,几乎动用了一切诗歌、格言、书信、传记、理论等等文学手段,以一系列象征和譬喻编织起一种哲学上的乌托邦设想,虚构了一个发生在二十世纪后未来世界的寓言。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


《玻璃球游戏》:每一种开端都含有魔力

老人歇息在废墟上,手握玻璃球,
象形符号啊,曾经光辉夺目,
如今却只是彩色的玻璃碎片。
玻璃球从衰老的双手滚落,
无声无息在沙中消失不见……
    ——《最后一个玻璃球游戏者》

玻璃球游戏者,修饰语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是终结,是归宿,是死亡,是老人,这是生命的尽头,这是游戏的尽头,当手上握着的那个玻璃球最终成为一个象形符号,它只可能映射出和“最后一个”相反的命运,那是光彩夺目的过去,它是伟大的胜利者,学过多种艺术,掌握多钟语言,他走遍世界、熟悉世界,他声名远扬,“直到地球两极”,而身边是簇拥着的学生和同事,一种标记,一种辉煌,一种圆满,而当光彩夺目成为符号唯一的注解,它必然走向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只剩下彩色的玻璃碎片,像人生一样,最后终于“从衰老的双手滚落,无声无息地在沙中消失不见”。

游戏和生命的“最后一个”,看起来是凄凉,是绝望,但是当老人只是在诗歌里,在句子中,在文字的内部成为一个人物,他必定是被别人看见的,必定是作者书写的,必定有一个旁观者,甚至这“最后一个”无非是他者对于命运的喟叹,无非是作者对于结局的预言。所以“最后一个”并不是最后的终结,它延伸的是诗歌,是叙事,是历史,甚至是另一个无限的读者。这是一首名为《最后一个玻璃球游戏者》的诗,在诗歌的文本之外,它带出的是一个名叫“约瑟夫·克内希特”的作者,而诗歌书写也必定在历史中成为一个已经发生的动作而具有永恒意义。但是这种作者和书写的永恒性被解构,并不是“最后一个”这种“消失不见”的状态引起的,而是那一个叫做“约瑟夫·克内希特的遗稿”的标注,也就是说,诗歌的作者和历史的人物之间构成了一种悖反,《最后一个玻璃球游戏者》的诗歌被不断地阅读和阐释而成为永恒,却早已经是一部被终结的遗稿,而这样的命运和玻璃球这个象形符号一样,光彩夺目却是彩色玻璃碎片。

遗稿的坐标是正在发生的时间概念,即使是“学生时代”,也难以逃脱时间流逝的宿命,在克内希特的“遗稿”里还有“时刻准备在肃静中聆听/宇宙之声和大师的乐音”的状态,还有“我们在春节文雅的庆典中/召唤天才时代的伟大心灵”的激励,这些都构成了历史里正在发生的时间,但是当历史变成遗稿,当时间有了“最后一个”,悖论或者只能通过预言的方式才能发出声音,“……一般而言,对于浅薄者来说,对不存在的事物也许较之于具体事物容易叙述,因为他可以不负责任地付诸语言,然而,对于虔诚而严谨的历史学家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但是,向人们叙述某些既无法证实其存在,又无法推测其未来的事物,尽管难如登天,但却更为必要。”《试释玻璃球游戏及其历史》的译文里这样写道,而这段译文的书写者正是克内希特,不存在事物和具体事物,或者说虚构和历史之间,存在的就是一种书写的悖论,而这种书写的可能性于必要性,在虚无的历史中其实变成了一个圈套,就如“最后一个”,你明明看见了消失不见的沙子,却最后变成了关于时间的一种祭奠:

克内希特觉得湖水冰冷刺骨,像对待敌人似地迎向他。然而,他又觉得包围着他的似乎不是可怕的严寒,而是熊熊的烈火;片刻后,这种猛烈的火焰便迅速穿透了他的全身。

水与火,或者和死亡,敌人和朋友,严寒和酷热,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分明都有着矛盾,而最后当矛盾变成统一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悖论也成为了一种永恒,“最后一个”亦是以永恒的方式返回到了原初的那一个,就像克内希特在卡斯塔利亚在演奏中被感召到一种力量的时候,音乐大师对他说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正确认识矛盾对立,首先当然是看作矛盾,然而接着要视为一个统一体的相对极。这也就是玻璃球游戏的特点。”认识到矛盾对立,然后把它们视为统一体的相对极,从对立到和谐,这是一种转化。

玻璃球游戏从发明者巴斯蒂安·佩罗特开始,就在音乐中建立了一种和谐的关系,即使后来用玻璃球代替字母、数字和其他图解符号,也一样有一种对应关系,当佩罗特用儿童计数玩具制作了框架,用铁丝穿上形形色色大小不等、色彩不等的玻璃小球,实际上就完成了一种游戏化的对位方式,“用玻璃球营造自己发明的音乐语言或者音乐主题,还能够随意变换,调整,发展,让它们不断迁移,不断互相对照比较。”这是最初级的对位法,而热爱数学的瑞土音乐家巴昔连西士则拓展了玻璃球游戏的潜在可能性,把游戏带向几近包容万有边缘的游戏中,“他赋予游戏一种全新的转机,最终得以向最高的可能性发展。”

这是玻璃球游戏的历史叙事,在被书写的历史中,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游戏,矛盾而对位,对位而赋格,赋格而和谐,这就是玻璃球游戏的伟大意义,它延伸到更广大的区域便是将所有对立的主题或者概念得到和谐结合,比如法律与自由,比如个人与团体——但是,包括最后一个的毁灭和永恒吗?包括水与火吗?或者包括生与死吗?“我们在虚空中旋转,无灾无难,/我们自在生活,时刻准备游戏,/但我们暗暗地渴望现实,/渴望生育、繁殖,渴望受苦、死亡。”再次回到遗稿,回到“学生时代”,克内希特在这首《让步》的诗歌里写下了在虚空中旋转的渴望,游戏和现实,生育和死亡,繁殖和苦难,渴望一种对立世界,就是渴望进入玻璃球的游戏世界,但是当诗歌变成遗稿,这种渴望就只是一种历史不负责任,就像虚空中的旋转,无非是历史的虚无主义。

而在另一首《阶段》的诗歌中,克内希特却说到了“告别”,“来吧,我的心,让我们快活告别!”在呼唤那个“它”来“保护我们,帮助我们生存”之后,却在最后说除了一种告别的渴望,又是最后一行,对应于“最后一个”,已经变成了克内希特无法逃脱的宿命,即使这首诗最初叫做“超越”,它也在无法超越的个体历史中成为最后一个“阶段”。但是当历史虚无主义变成个体宿命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了那一句“蓦地浮现在他的脑际”的诗歌:“每一种开端都含有自己的魔力……”当时他正换不走向静静的大师花园,于是这一句话就以灵感的方式出现,它是活的,对应于那些“遗稿”的死亡,但它却又在曾经以《超越》为题回来变成《阶段》的诗里,也就是说,在活的现实和死去的遗稿之间,并不是单纯像玻璃球游戏那样是一个对位的关系,并不是从对立转变为统一,而是岔开了两条路。

“每一种开端都含有自己的魔力……”开端在哪里?在玻璃球游戏发明的时候?在克内希特见到音乐大师开启心灵的时候?还是他来到现实成为一个活着的生命体的时候?“约瑟夫·克内希特的出身情况已无从查考。”这是一个“含有自己的魔力”的开端?出身无从查考,意味着关于个人生命的历史缺席,他的父母是谁,他在白天还是晚上降生?当一切成谜,对于克内希特来说,“早年丧亲,被救出来培养教育”的记叙也只是一个被别人书写的传奇,而被取消了历史永恒性的意义,而这也就预示着这位玻璃球游戏大师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象形符号,生和死的对立统一都变成了一个虚无:“但是我们绝无半点理由假定他的死亡可能是一场纯粹的意外。”

但是我们赋予了他变成一个具体的人,一个有过自己历史的人,一个参与了玻璃球游戏的人,如此,可以暂时把这种缺席的矛盾重新在书写中建立起来,从而画出一个相对完整的个人历史。克内希特从卡斯塔利亚出发,从音乐的启蒙中开始,那一种感召力让他接近玻璃球游戏,而一旦进入游戏,那种矛盾性便天生存在,“希望我们以后永远是朋友,你和我。你也能学会创作赋格曲的。”这是音乐大师对他说的话,而在这个具有宗教性的圣礼中,克内希特也拥有了某种“罪责”,因为正是音乐大师对他的偏重,让老师和同学对他嫉妒起来,有人躲避和猜疑他,甚至有人站在了敌对立场憎恨和嘲笑他。敌对立场像是对于玻璃球游戏的一种现实反映,因为它建立的就是矛盾,所以圣礼和罪恶构成了克内希特的第一对矛盾。

之后的华尔采尔,他真正进入到玻璃球游戏的行列中,这时候的矛盾可以看做是热情和孤独的对立,他倾注了全部热情投入到学习玻璃球游戏中,而这种状态使得他不和任何人结交,甚至变成了“执拗的自我退缩”,而在这里,他和特西格诺利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对立式的关系,只不过以辩论的方式展现出来,多少看上去是一种具有统一性的生活状态,“克内希特和特西格诺利是两个世界、两种原则的具体化身,他们互相促进对方的提高,每一次辩论都变成了又庄严又富代表性色彩的论争,与全校人人都密切关联。”而在和现实相关的问题上,克内希特却在一种隔绝的状态里,他认为自己属于卡斯塔利亚,卡斯塔利亚的生活就是“没有家室之累,没有奢侈娱乐,没有报纸杂志,但也不忍饥受寒”——从未忍饥受寒,也不曾自食其力,这是真正的现实?像是误入歧途,而音乐大师对于这一种虚无的宗教生活的阐释是:“一个人倘若有一次误入歧途,才会懂得什么是无情的现实。”

现实是无情的,而且必须误入歧途,这让克内希特醍醐灌顶,在阐述玻璃球游戏意义的笔记里写道:“由精神和肉体两者组成的生命整体是一种动力学现象,玻璃球游戏基本上仅能把握其美学的一面,而且主要是在韵律运转过程产生的意象中才得以把握。”笔记的书写或者还是一种理论阶段,当进入到“研究阶段”的时候,尽管克内希特知道玻璃球所赋予的万物意义是超越,是从符号体系导入到实证体系,是从边缘进入中心,“它们全都是直接抵达宇宙内部奥秘的道路,在呼与吸、天与地、阴与阳的持续不断交替变化,完成着它们自己的永恒神性。”也就是把玻璃球游戏变成了一种“神圣的语言”,它指向的是终极,是宇宙的内心。为什么需要去读《庄子》,去读易经,就是在变化的世界里找到神谕,找到宇宙的法则。而这其实是克内希特对于东方神秘主义的转变,这一条“觉醒之路”抵达的是内在的心灵和谐,“信仰与怀疑是相互关联的,就像吸气与呼气一样互相制约”,当所有的东西被关联,就是玻璃球游戏所遵循的一种法则,而这种法则的通俗表达就是:“玻璃球游戏必须包容一切,譬如一棵植物也会用拉丁语同植物学家林纳聊天。”

但是,这种抵达宇宙中心的东方神秘主义,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宗教中达到顺从,“像金鱼一样保持缄默么?”卡斯塔利亚作为一种开端,其魔力就已经施展到了克内希特的身上,那就是要投身在宗教之中:“宗教团体而生的,是注定要替教育组织当局服务的。”而在玛丽亚费尔修道院,克内希特所遇到的也是关于信仰与现实的矛盾,作为一种使命,他必须担任官职,这是一种责任,而这种责任和使命对他来说,却形成了束缚:“他在这种自我省察中醒悟到,自己已不可思议地进入并参与了等级森严的宗教秩序之中,这就是自己责任感的由来,他已是较高层范畴的组成部分,这会让一些青年人变得老成,而让一些老年人保持青春,也就是说,这个宗教组织会支持你,加强你,却也同时剥夺了你的自由,就像衍生在大树桩上的一棵稚嫩小树一样。它夺去人们天真烂漫的自由,尽管恰恰是为了要求这个人日益更为心地纯真。”即使克内希特将经历投入到玻璃球游戏本身之中,但是游戏被区分为两种类型,也一样形成了彼此难以融合的矛盾体,也就是说,对于克内希特最大的困惑是,建立了矛盾对立的系统,却难以达到统一,更难以和谐,它们在各自的轨道上滑行,永无触碰的可能。

在梵蒂冈建立宗教代表处的计划、托马斯大师逝世被推选为下任玻璃球游戏大师,以及最后就任游戏大师的职务,对于克内希特来说,甚至不是关于宗教的信仰问题,变成了一种工作,“工作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精力,吞噬了他全部私人生活,一切爱好和习惯也不得不置之度外,以致心里只剩下一片寂寞,头脑里好似过度劳累后一阵阵眩晕不止。”在他看来卡斯塔利亚的圣迹就是玻璃球游戏,而当这些所谓的工作吞噬了个人的激情,他看见了玻璃球游戏里隐藏的魔鬼,“总是引诱人们趋向空虚的技巧,艺术虚荣心,往上爬,追求辖治别人的权力,随后又滥用这种权力。”

对立和矛盾,却无法和谐和统一,克内希特的选择却又把自己带向了另一种含有魔力的开端,他需要摆脱官职的束缚,需要逃离工作的烦扰,这是一种勇敢,还是一种叛徒的行为?“对我们人类而言,繁星闪耀的太空庄严地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光明与秩序。宇宙的深邃和神秘不存在于云层和黑暗之处,唯有那一片洁莹澄澈才是宇宙最深处。”这是克内希特对于自身的关照,而这种自身性当缺失了所谓历史的注解,到最后却变成了逃避,玻璃球游戏的三大原则是科学、美和静修,所以克内希特希望回到卡斯塔利亚,“渴望获得精神治疗,渴望心灵光明,渴望卡斯塔利亚式的快乐。”所以他向当局提交了辞职信,退出了教会组织,为的是在心灵的世界里走进世俗世界——在他看来,世俗就是“尽快奔跑到冒烟的地方,设法扑灭火焰”,就是“维护我们自己这个干净美好学园以外世界的精神纯洁和正直”,当把世俗视作一种最高理想和最大目标的时候,实际上也颠覆了玻璃球游戏本身的意义,“我把玻璃球游戏视作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一旦发生政治动乱和战争。届时,它必将一落千丈,迅速荒圮,不论有多少人对它依依难舍,也无法修复它往日的容颜。”

否定游戏本身,那么所有的矛盾和对立,也就没有了意义,退回到内心的坚守,知识的维护,是不是取消了所有的可能。“我们不应当从行动的生活逃向静修的生活,也不应当反过来从静修转向行动,而应当介乎两者之间,使其相辅相成,和谐共存。”这是精神的本质,而当一切以极端的方式被否定的时候,克内希特从来没有成为一个行动者,他是沉思者,实际上也把自己带向了那个腐朽的“副刊时代”。圣礼和罪责、热情和孤独、变化和永恒,约束和义务,形式和心理,以及权力和职责,战士和叛徒,静修和行动,都是矛盾对立的关系,它们不是被隔绝在不同的世界,而是需要用一种游戏的原则和精神去统一起来,而当把一切都否定了之后,卡内希特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旁观者——即使跳入那湖水中,冰水和烈火也无法在身体里变成永恒的力量,抵达宇宙的内心。

他是最后一个玻璃球游戏者,“最后一个”不仅取消了终极意义,也在这个关于历史的链条里取消了最初的来源,所以关于出生记载的缺席,本身就是一个“含有魔力的”预言,就如克内希特在《试释玻璃球游戏及其历史》中所说:“我们毫不赞同那类受欲望和贪心驱使而破坏秩序的叛徒,我们只怀念那些献身者,他们才是真正悲剧性的人物。”

炼金术士及其他鬼故事

编号:C38·2151109·1230
作者:【英】蒙塔古·罗德斯·詹姆士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5月第1版
定价:26.20元亚马逊12.10元
ISBN:9787532152407
页数:197页

著名恐怖小说家H.P.洛夫克拉夫特说:“老派的鬼怪惨白庄严,主要通过视觉进行展现,而詹姆斯笔下的鬼怪一般都是消瘦、矮小,而且毛茸茸的——一种迟缓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夜间怪物,处于野兽与人的中间地带——而且常常在被看到之前,就会被触碰到。”消瘦、矮小、毛茸茸,蒙塔古·罗德斯·詹姆士笔下的鬼故事多与宗教及历史结合,给人一种极强的真实感,而主角一般是考古学者,他们往往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所以在这样一种错乱的氛围里,鬼怪故事更具有一种颠覆性。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收录《埃尔伯力克教士的剪贴册》、《失去的心脏》、《铜版画》、《白蜡树》、《第十三号房间》、《马格纳斯伯爵》等故事。


《炼金术士及其他鬼故事》:来的到底是谁

十四号房间旁边的是十二号房,也就是他自己的房间。根本没有什么十三号房间。
       ——《第十三号房间》

十二、十三和十四,是一个完整的序列,是一个系统的秩序,可是当十四号房间的旁边却只是十二号房间的时候,当十三号房间变成一个虚幻的数字的时候,序列和秩序就开始混乱,而这种混乱并非是宗教意义上的避讳,也并非是顾客拒绝而进行的调整,而并非是关于数字的消失,它一直存在,它偶尔出现,最后变成了神秘,变成了恐怖,变成了现实之外的一种可怕现象——甚至它以必然的方式闯入和改变那个完整的序列。

十三号成为避讳的数字,这是一种非常常见、“普遍且强烈”的现象,它甚至成为了在宗教以外,却和生活紧密联系的一种现象,但是在我的表弟安德森那里,却变成了好奇,“他打算问问老板,是否他以及他的同行们真的遇到过很多拒绝住在十三号房间里的顾客。”因为好奇,便以闯入的方式进入了神秘的数字世界,对于安德森来说,十三号房间却是被看见的,以及被听见的,白天那房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个令人联想的数字,而且靠近房门的时候,却听见了里面的脚步声、说话声,一种存在的正常声音。但是令人恐惧的却是,这种声音只是听到,那个房间上的数字只是白天看见。而当夜晚来临,当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十三号却完全变成了诡异事件。

安德森居住的十二号房间长度缩短了,高度增加了,以前一直忽视的旅行箱现身了,这一系列的变化或者可以归因于安德森自己的某种主观感受,是一种“似乎”发生的故事,但是当他在睡觉前将烟头熄灭在三扇窗户的最右那扇,却在第二天发现烟头在中间那扇——两扇窗户变成了三扇,烟头移动了位置,而且这完全是确定的事,“他可以发十次誓,保证自己睡觉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在右手边的窗户旁抽烟。”因为太确定,所以会很恐怖。夜晚抽烟时看到旁边的住着的是女士,但是第二天却发现变成了男士,而那个男士的惊奇在于,安德森以为房间里发出的噪音是男士所为,而实际上,男士没有发出过声音,他以为声音来自隔壁房间,也就是安德森居住的房间。

是男士而非女士,中间的烟头而非右边的烟头,那声音来自何处,那窗户为何神秘增加?甚至在他们一起看见的时候,十二号的旁边是十四号,十四号的旁边是十二号——消失的十三号去了哪里?神秘之物的最恐怖指出不是因为消失,而是因为出现,“此刻詹森正背对着房门。这时门开了,一条手臂伸了出来,抓向他的肩膀。那手臂包裹在一层破烂发黄的亚麻布里,显露出来的皮肤上长着长长的灰毛。”十三号房间了的门开了,十三号房间突然出现,十三号房间伸出一只手,被包裹在亚麻布里,长着长长的灰猫,不是安德森的手臂,也不是詹森的手臂,当避开了那只手用工具敲开十二号和十四号中间的那堵灰墙的时候,十三号的世界才被真正打开,“他们在支撑木板的横档之间发现的是一个小铜盒。里面有一份折叠端正的羊皮纸文书,上面写着大概二十行字。”

不认识的文字,不知道的意义,不设防的秘密,就像十三号这个数字一样,把所有人都推向了神秘的想象中,却并不完全在想象中,它变成了一堵墙,一只手,一份羊皮纸,一段文字,想象终于变成了真实存在,而这个不被破解的故事最后却以档案收藏的方式进入了博物馆。这是一种对于神秘的压制,或者对于未知的封闭,它看起来是以消失的方式远离了现实,可是十三号房间的神秘意义是存在的,甚至在某一天,它又会以诡异的方式再次被唤醒。

蒙塔古·罗兹·詹姆斯:对超自然天生的热爱

唤醒是打开,是看见,是亲历,而那十三号房间也会变成剪贴册,变成铜版画,变成白蜡树,变成金属哨子,而所有的唤醒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现实以有限的方式打开了封尘在博物馆、教堂以及古老羊皮纸上的那些文字,那些故事,那些手,那些想象。在《埃尔伯力克教士的剪贴册》里,英国人丹尼斯通就是在“一本奇书”里看见了神秘和恐怖。那个负责责照看教堂建筑及内部、承担敲钟及挖掘坟墓的人作为教堂管理员,似乎就在这个神秘世界里,他以两百五十法郎卖给丹尼斯通,是要逃避那本书中的诡异图画,而丹尼斯通购入这本图册的目的是研究。研究是需要深入其中的,最后页码里的那张照片,照片草图里的拉丁文,都是作为历史的一种见证,是被封存在那里,但是当被打开,这个神秘的世界或者再不能被合拢了。照片里那个可怕的躯体终于在丹尼斯通放下十字架的时候,变成了现实的一部分,“在极短的一瞬间,他已经看清了那只手。惨白,毫无光泽的皮肤,瘦骨嶙峋,肌腱极其有力;粗糙的黑毛,比任何人类手上的毛都要长;手指顶端长着尖锐的指甲,指甲朝前屈伸,灰色、粗硬并且弯曲。”和画中的一模一样,它出现便是复活。而在《铜版画》里,这种复活是被看见。那一张第九百七十八号的画作描绘的是本世纪早起的宅邸景观,但是当以收集艺术品的名义看见这个惊险故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见证者。

一开始,画面上有一个小黑点,有一个男人,以及衣服包裹着的头,但是后来无名宅邸前面出现了一个人,一个用四肢爬行的人,“全身裹在一件奇怪的黑色衣服里,背上则有一道白色十字架。”再后来,画面中有了月光,大门左边的一扇窗户也被打破了;再后来,月亮底下,出现的是一个孩子……一张本来处于静止状态、已经被定格的铜版画,却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见证者面前,却变幻出种种不同的内容,甚至这种内容本身也变成了运动状态。运动意味着即时性,而在这种现在时的复活却指向了历史的一个谜团,而在追溯那一段历史的时候,复活的就不仅仅是想象,而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家族的最后一名继承人失踪,他的父亲在彻底隐居之后,最终也在三年之后被人发现死在画室中,铜版画里的那个神秘的人是抱着一个婴儿一样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则是这个历史悲剧的密语,而这个谜团带来的不仅是隐居的父亲的死亡,也在一种阴谋中将另一个可怜的人变成了牺牲品,“可怜人啊!他是家族的最后一支血脉啊,有种家族最后的希望的那种感觉。”

现实是为了复活历史,看见是为了揭开谜团,在《白蜡树》里,一个历经三代的谜案最后浮出水面,也是被看见,当那个神秘的树洞被破开,当干枯树叶以及垃圾焚烧之后,当白蜡树最后着火而化为灰烬的时候,谜底揭开了:“在这蜘蛛巢穴靠近宅邸墙壁的那一边,蜷缩着一具人类尸体,或者说是骷髅,尸身的皮肤已干枯,紧贴着骨头,依稀还有些黑发残留。”这是一具女尸,而且已经死了五十多年的女尸,而五十多年刚好是距离第一代的马修爵士把怀疑的马瑟索尔夫人送上断头台的时间,因为白蜡树里跳出一个野兔一样的怪物,继而钻入马瑟索尔夫人家的那个洞里,马瑟索尔夫人便被审判并施以绞刑。“宅邸将有宾客至。”这是马瑟索尔夫人临死前说出的话,而这也印证了这个家族之后的莫名死亡,小马修爵士时代的家畜纷纷死去,理查德爵士本人全身发黑而死去,似乎都是马修爵士时代那次不公正审判的结果。而最后在树洞里挖出的五十年的女尸,以一种恐怖的状态将历史的谜团完整揭露出来。

这似乎就是一种事关道德的报应。鬼之为鬼,是在人世之外的,也是在现实之外的,甚至是在复活之外的,他们的出现只是为了从现实又返回到那个现场,所以蒙塔古·罗兹·詹姆斯笔下的鬼怪是联系着历史和现在,它以一种神秘的力量对于历史的谜案做出回应。《埃尔伯力克教士的剪贴册》里的那句拉丁铭文里写道:“圣贝特朗如何解救一个被恶魔追杀的人。”圣贝特朗是教堂,在古老的教堂里发现这些历史的文本,发现这些历史的谜团,就是希望用宗教的某种力量来实现道德的平衡,所以在鬼怪的报复中,那些像恶魔一样的人也遭到了必然的报应。那个令人恐惧的骷髅只是埃尔伯力克·德·穆雷昂教士承受煎熬的一种写照,“所罗门王与夜魔之争。埃尔伯力克,德·穆雷昂绘制。《短歌》。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帮助我。《诗篇》。无论谁居住( 91)。圣贝特朗放出恶魔,望我厄运当头。1694年12月12日首次见到此物:很快我将最后一次见到它。我有罪,也已为此承受痛苦,还有很多痛苦等着我。1701年12月29日。”有罪,痛苦,最后是在这样的恐惧中“安睡时突然暴毙”。

而在《失去的心脏》里,这样的因果报应更加直接,作为蒙塔古·罗兹·詹姆斯第一篇以浮土德式人物为主角的作品,很明显指向的是对罪恶的惩罚,林肯郡中心的奥斯沃比大宅里,有过一个小男孩的失踪,也有过一个小女孩的失踪,而当孤儿斯蒂芬·艾略特来到这里寄养在表兄阿布内先生的大宅里的时候,他其实也面临着和曾经失踪的小孩同样的命运,而他的到来在另一方面却见证了真相。池塘彼岸传来的古怪叫声,路边走过来的男孩与女孩,都让斯蒂芬·艾略特感受到了危险的临近,但是最后却反而是阿布内先生的死去,“他双手举起站在那儿,显露出了一片可怕的景象:他的左胸上有一个黑漆漆、大开着的口子。”一个开着的口子,是心脏失去的地方,而两个孩子的失踪就是被掏出了心脏,甚至斯蒂芬·艾略特也面临着这样的死亡,所以最后的报应揭开了这个被隐藏的罪恶——因为阿布内相信只要食用不少于三个二十一岁以下之人的心脏,就可以超越控制我们的神力等级,“能够飞翔、可以隐身,还能变成任何他希望的形状。”这种为了精神释放和升华,为了摆脱人类正义约束的力量,为了能超越生死大限的本领,阿布内先生采用了这种罪恶的实验手段,并且最终按照计划将魔爪伸向斯蒂芬·艾略特。

“阿布内先生被发现坐在椅子里,头后仰着,脸上笼罩着一层愤怒、惊恐以及凡人的痛苦表情。他左胸上有个可怕的撕裂伤口,心脏暴露在外。他双手无血,桌上的一把长刀也光净如新。”但最后,罪恶的阿布内先生却以相同的方式被杀死,这是一种因果报应,和铜版画里的那个神秘人物一样,和白蜡树下的尸体一样,无非在循环中建立起一种轮回的宿命,无非是解救被恶魔追杀的人。而《施展如尼魔咒》里,这种因果报应似乎更为明显,气量极小、从不宽恕他人的卡斯维尔先生,仅仅因为约翰·哈灵顿批评他的作品就“施展如尼魔咒”将人置于死地,而这次邓宁又将他的稿件退回去,所以他开始制造“允许他三个月时间”的阴谋,但是邓宁和约翰·哈灵顿的弟弟识破了他的阴谋,最后趁他不被又将那张魔咒的纸条放进了卡尔维尔的卡片夹里,“必须有一种方法,由他将纸条送出去,而且对方接受了才行。”这是一个从恶到恶的循环,当指定的时间到来的时候,被魔咒束缚的不是邓宁,而是他自己,“二十三日下午,一个英国游客在查看阿布维尔的圣伍尔夫拉姆教堂的正面时,被一块从教堂西北塔楼周围竖起的脚手架上滚落的石块砸中头部,当场死亡。”

如尼魔咒和《失去心脏》里的那把刀一样,成为一个报应的工具,但是阿布内先生为什么会死,谁握着那把刀挖走了他的心脏?“伤口可能是一头凶残的野猫造成的。”不是复仇的人,是更神秘的动物,就像《白蜡树》里一样,是那一只野兔还是那一只蜘蛛?而这些无非都是蒙塔古·罗兹·詹姆斯命名的鬼,那些几乎都长着长长的毛发的东西,构成了蒙塔古·罗兹·詹姆斯比较单一的鬼形象。而其实,对于蒙塔古·罗兹·詹姆斯来说,鬼的神秘、可怕并不是要承担道德的力量,他们惩处恶人只是更可以营造一种恐怖的氛围,古老的大宅和教堂、寂静而黑色的夜晚,一个人的房间,都为鬼的出现和复活创造了条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蒙塔古·罗兹·詹姆斯想要达到的效果,“依我看来,另一个必要元素是,其中的鬼怪必须是可怕而充满恶意的:可爱的或者助人为乐的鬼怪很适合童话以及民间传说,但对于一个虚构的鬼故事而言却毫无用处。”可怕而充满恶意,是为了更好地在故事里进行虚构,而这种效果并不是为了道德、宗教意义,“这些故事本身没有什么高尚的追求。如果其中任何一篇让读者夜晚走在孤寂的路上时,或者后半夜坐在行将熄灭的炉火边时,感受到一丝愉悦的不舒适,那我写作它们的目的便已达到了。”

“一丝愉悦的不舒适”,看上去像是一个悖论,而这种悖论或者就是鬼故事的一种巨大魅力,这是人对于神秘的超现实力量的一种虚构,他越是害怕越是要走进,“我认为每个人对超自然话题都有种天生的热爱。”所以在蒙塔古·罗兹·詹姆斯鬼故事里,这种感官的愉悦和不舒适才是最重要的。《埃尔伯力克教士的剪贴册》里那只“惨白,毫无光泽的皮肤,瘦骨嶙峋,肌腱极其有力”的手,《铜版画》里那个“只有一个惨白的、如穹顶般的额头,以及几根散乱的头发”的人,《白蜡树》里“通身长满灰色的毛发”的无数蜘蛛残骸,《第十三号房间》里“显露出来的皮肤上长着长长的灰毛”的手臂,都给人“一丝愉悦的不舒适”,而那个《“哦,吹哨吧,我会来找你的,朋友”》里那个在圣殿骑士分堂的遗址上发现的哨子其实和宗教没有一点关系,只是它被发现而复活,复活而带来恐惧,“他看到原以为是空床的地方坐起了一个人形的东西。他一下子就跳出了自己的床,奔到了窗户前,那里躺着他唯一的武器——那根这是他采取的最糟糕的行动,因为床上的那东西,突然以柔滑的动作,从床上滑了下来,伸张着双臂,占据了两张床之间的位置,正好对着门。”没有道德上的罪恶,没有宗教里的亵渎,只是一个中世纪的哨子,却变幻出一个恐怖的形象,而当上校将哨子扔进大海深处,旅馆里只不过升起了一股浓烟而已。

“来的到底是谁?”这是在哨子上刻着的字,在封尘的历史中,在被记载的文本里,在传说的故事里,复活意味着闯入,闯入就是到来,但是“来的到底是谁”的疑问指向的是一种超自然的未知,无论是恶人还是后人,无论是见证者还是发现者,其实并不是为了要揭开埋藏的谜团,不是为了抵达真相,只是为了带来“一丝愉悦的不舒适”,而这种“愉悦的不舒适”甚至在蒙塔古·罗兹·詹姆斯看来,不是在一次性的揭秘和阅读中体验到的,他期待更多的人在更长的时间里获得这样的感觉,所以那些剪贴册,那些铜版画就像自己的这些鬼故事文本一样,被保存起来,无论是送到博物馆,还是拍摄成照片,似乎就是为了重复阅读,为了永恒保存,因为不管来的是谁,不管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打开,看见,就是复活,就能获得“一丝愉悦的不舒适”,就能在超自然话题里找到“天生的热爱”。

胡适梁漱溟哲学思想批判

编号:B78·2151031·1229
作者:艾思奇 著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1977年11月第1版
定价:原价0.33 10.00元
ISBN:书号2001·165
页数:162页

“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这是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的一句话,其指向的就是对胡适和梁漱溟的批判。艾思奇根据这一指示,撰写了《胡适实用主义批判》和《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两篇论文,人民出版社于1955年、1956年先后出版过单行本。1977年,“为了给《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学习提供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又将艾思奇的遗著《胡适实用主义批判》和《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两篇论文再版重印。

世界資本主義的末日

编号:B78·2151031·1228
作者:福斯特 著 邵新华 译
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版本:1950年12月第2版
定价:原价10.50 25.00元
ISBN:京405(14-21)
页数:314页

“谨以本书献给我的曾孙约瑟夫·曼莱·考尔柯,他将生活于共产主义的美国。”这是福斯特对于资本主义走向末日之后新生的一种希望。“译者前言”中说到:“这本书,是美国共产党领袖W.Z.福斯特的新著,他生动地告诉我们:他眼看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腐朽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了,资本主义各团的社会民主党堕落了,宗教势力衰微了,劳工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飞跃地发展了。”全书共分《世界资本主义的腐朽》、《世界社会主义的兴起》等12章,并收录《福斯特的世界观》、《福斯特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和《第一次美国革命》等三篇文章。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编号:H76·2151031·1227
作者:姚文元 著
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
版本:1975年3月第1版
定价:原价0.08 10.00元
ISBN:统一书号3072·379
页数:24页

1975年3月,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指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即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姚文元著文批判说,“地富反坏右”是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这篇刊载于1975年3月1日《人民日报》的文章指出:“‘林彪一类’的阶级本质是什么?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坚定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近代世界政治史

编号:Z48·2151031·1226
作者:钱亦石 著
出版:生活书店 发行
版本:1947年5月第4版
定价:原价国币十二元 10.00元
ISBN:[21]S.4001-6000
页数:381页

钱亦石的《近代世界政治史》初版于1946年2月,1947年5月当时的生活书店出版了第四版,全书按照苏联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 对自英国工业革命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期的世界政治演讲做了梳理。内容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独立运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与法兰西帝国、维也纳会议与欧洲形势、欧洲各国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俄国农奴解放与美国南北战事、欧洲的民族运动与社会运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帝国主义时代、俄罗斯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与立宪运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俄罗斯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等十四章。

布莱希特戏剧选(下)

编号:X38·2151031·1225
作者:【德】布莱希特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0年5月
定价:原价2.40元 7.00元
ISBN:书号10019·2965
页数:465页

布莱希特是20世纪德国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导演、诗人。1898年2月10日出生在巴伐利亚州的奥格斯堡。父亲是一家造纸工厂的经理。布莱希特曾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副院长,荣获1951年国家奖金和1955年列宁和平奖金。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布莱希特戏剧选》,分上下两册收录布莱希特的八部戏剧作品,上册收《三角钱歌剧》、《第三帝国的恐惧和苦难》、《卡拉尔大娘的枪》和《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四部作品,下册收《伽利略传》、《潘第拉先生和他的男仆马狄》、《高加索灰阑记》和《巴黎公社的日子》四部作品。

人类群星闪耀时

编号:Z42·2151022·1224
作者:【奥地利】茨威格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1年07月第1版
定价:16.80元
ISBN:9787544717885
页数:196页

《人类群星闪耀时》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传记名作之一,共收入他的历史特写10篇,《人类群星闪耀时》分别展现了10个决定世界历史的瞬间:千年帝国拜占庭的陷落、巴尔沃亚眺望水天一色的太平洋、亨德尔奇迹的精神复活、老年歌德热恋的悲歌、滑铁卢的一分钟以及马赛曲神佑般的创作。而这10个历史瞬间神奇地降临到10位传主的身上,他们或是被命运高高举起,送入英雄们的殿堂;或是被狠狠嘲弄,抛入千秋遗恨的行列。当强烈的个人意志与历史宿命碰撞之际,火花闪烁,那样的时刻从此照耀着人类文明的天空。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绪,以历史与英雄的形式展现人类文明世界里的另一种真实!


《人类群星闪耀时》:这一秒他成了另一个人

平素缓慢地先后或平行发生的事件,凝聚到决定一切的唯一的瞬间:唯一的一声“行”,唯一的一声“不”,太早或者太迟,使这一时刻长留史册,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于全人类的命运。

唯一的瞬间是1837年“电报机第一次使迄今相互隔绝的人们的经历成为同时性的”那一年?是1910年10月列夫·托尔斯泰“从那些与他最亲近的人那里逃得远远的”那一月?是1513年9月25日“人类知道地球上迄今不为人知的最后一个海洋”的这一天?是1848年1月约·奥·祖特尔·加利福尼亚将旧金山这一个贫穷的渔村变成黄金国度的那一夜?是1815年6月18日格鲁希“胆怯地死死抓住皇帝命他追击败退的普军的书面手令不放”的那一秒?或者是1513年巴尔博亚冒险站在那里看见太平洋的地峡?是1453年拜占庭最终陷落的那扇被遗忘的小门?是1917年列宁向人民作第一次讲演的那架坦克?没有太早或者太迟,没有别人,甚至没有按照计划行进的必然,就在那唯一的一声“行”和唯一的一声“不”里,把时间固定在那里,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而这一个时刻,这一个他人,便叫做历史。

此时此刻的是现实,它只有发生,只有进行,甚至当它回望过去的时候,它也无法准确地预言未来必然发生的大事,所以在现实的时间里做出的决定,在进行的时间里被凝聚的瞬间,它是唯一的,不可更改的。1917年4月,当列宁乘坐的那列火车从瑞士边境呼啸着穿越德国前往彼得堡的时候,或者是一种必然的革命行动,“他必须回俄国去,他必须取代其他人进行他的革命,在政治上进行真正的、诚实的革命。他必须回去,不久就回到俄国去;回去,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回国,在列宁眼前呈现的是一个固定的方向,可是在这之前,他是迷惘的,从这个国家开始逃亡,没有巨大的钱财,没有经营的贸易,他的方向逆着自己的革命报复,如果仅仅为了理想,他回去,只能和那在战争中牺牲的上百万人一样白白死去,即使如殉道者,即使为自由、正义和永久的和平而死,具有革命的意义,也无法打破最终的黑暗,所以逃亡之后的遭遇,迷惘之后的找寻,是为了将唯一的计划变成现实,将可能的行动变成必然。那一天三点十分的火车,“从这个时刻起世界的时钟有了另一样的走法。”也是因为他最终看见了火车驶向的终点,看见了旧时代秩序的破灭近在眼前,所以他要在坦克上做一次演讲,从此,属于他的是“震撼世界的十天”,从此,一枚炮弹发射出去,从此,一个帝国、一个世界被摧毁。

从此,这一个瞬间便成为唯一的时刻,唯一的历史。这种在偶然中坚持必然的追求也同样在居鲁士·弗·菲尔德身上,从1837年的第一次试验电报成功,到1858年跨越大洋的电缆完成信号传输,看起来都是对于世界的巨大意义,但是,对于菲尔德来说,两者之间其实有着根本不同的界定,电报使相隔绝的空间产生同时性,但是在隔离的大海中,最后的联合还是遇到了障碍,甚至在7月28日实施的计划中,“伟大的工作”最后却变成了一次失败,“唯一的一天创造了一切,唯一的一天毁灭了一切。”对于菲尔德来说,资金完蛋,信用丧失,“那根无用的电缆躺在大洋深不可测的海底,像传说中缠绕地球的巨蛇。”但是如果菲尔德就这样退出,那一唯一的瞬间就可能向后迟到数年甚至数十年。但是必然的追求就在于和列宁的那个决心一样,“突然,这个人出现了。看啊,还是原来那个人,依然怀着同样的信念、同样的信心,还是那个居鲁士·弗·菲尔德,他从沉默的流放中、从恶意的蔑视中复活了。”第三四次横渡大西洋,再次出现在伦敦,再次筹集的60万英镑,终于使得1853年7月28日定格为人类跨越海洋的一次胜利。

像是注定要有的胜利,无论是列宁逃亡中寻找机会,还是菲尔德不屈的精神,都为这个世界打开了另一扇大门。而在坚持的世界里,“亨德尔的复活”,“一夜天才”鲁日·德·利勒上尉都成为历史意义上的唯一,一个“从地狱归来的人”,在脑中风之后却依然在坚硬的躯壳中爆发出难以捉摸的活力,这是一种不被毁灭的意志,这是被唤醒的生命力,这是对“不朽的追求”,“雄健的词句传达的呼唤”是对自己的勉励,从此他变成了与上帝一起创作的人,那一部《弥赛亚》使他又成为宇宙的创造者,正如剧作名字一样,是一种真正的拯救:“他满怀感激之情爱这部作品,因为它把他从自身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因为他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解脱。”而在德法战争期间,在新自由和旧秩序之间,1792年的《马赛曲》也成为一种拯救,它是不朽,它是创造,它是伟大,“鲁日的这首圣歌很快被称为《马赛曲》,它的第一个伟大的胜利是在巴黎。”——从此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

茨威格:历史永远是一个唯一

“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于全人类的命运。”历史意义的一瞬有时候本来就站在人类的舞台上,列宁的政治革命、菲德尔的技术革命,亨德尔的意志胜利和《马赛曲》的精神激励,是一种宏大的叙事,但是在决定一个民族的存亡,决定全人类的命运的唯一瞬间,并不都是一种激励,一种胜利,一种不朽,在民族、国家以及人类之外,最直接的体验者是一个人,一个具体的人,一个真实的人,以及一个唯一的人。这个人是1910年10月末“逃向上帝”的列夫·托尔斯泰,他《在黑暗中发光》里没有预设一个结尾,而这个悬置的结局无非是他再也无法成为那一个决定自己命运的人,25年之后的犹豫最后变成行动,这不过是另一部戏剧的开始,出逃是不再回来,出逃是死亡。那两个学生问他:“您为什么不同我们站在一起?”那两个学生替他回答:“终归您必须从您的书桌旁挺身而起,公开地、明确地和不顾一切地站在革命的一边。”在他眼前的是黑暗还是光明?是逃亡还是革命?是和平还是暴力?“没有一个道德的秩序能通过暴力而强行建立起来,因为每一种暴力不可避免地又制造出暴力。一旦你们拿起武器,你们就制造出新的专制。你们不是去摧毁它,而是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这或者是托尔斯泰对于他们最可能的回答,所以不知道仇恨不制造仇恨的他,只能最后选择逃亡——在长久的等待中逃亡,在长久的犹豫之后逃亡,不是为了杀人的革命,是为了杀死自己,“这种死亡才充实了他的生命,才使他的生命变得神圣。”

一种灵魂的拷问,让托尔斯泰变成了另一个人,而这另一个人就是真实的自己,一个未完成的戏剧悲剧,一个家庭的隐秘故事,最后在“逃向上帝”中成为一个牺牲者,而正是这种牺牲成为他自己:“托尔斯泰经过一些充满戏剧性的冲突之后,出逃了,而且为了去寻找那种壮丽的、典范的死亡,他出逃得正是时候,这种死亡赋予他的生命以完美的形式和威严。”没有行李,没有告别,穿上靴子和皮衣,悄无声息地消失,所以有时候自己是一个消失的符号,他只留下他的名字,他的故事,他的剧本,以及他的历史,而对于他本人来说,那可能就不是真正的自己。所以,当1912年的斯科特在北极的冰冻中写下最后一篇日记的时候,他把“我的妻子”改成了“我的遗孀”,这是一个可怕的字眼,妻子是生前的称呼,而遗孀只能代表着另一个人的死亡,在生前看见自己的死亡,和北极一样的冷酷现实面前,这唯一的瞬间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是把自己变成了“他者”:“在壮烈的搏击中,英勇的死,死犹胜生,奋发向上直抵无穷的意志将会从失败中复活。”

复活是在历史意义上而言的,而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妻子永远变成了遗孀,而这个“可怕”的字眼,在唯一的一声“行”和唯一的一声“不”中,总是会不断地闪现。1513年9月25日之前的努涅斯·德·巴尔博亚是一个冒险者,是一个阴谋家,甚至是一个屠杀者,他躲在大木箱里“大胆地绕过迭戈·哥伦布的封锁线而没有被人识破诡计”,他在驶过巴拿马地峡之后对土著人进行血腥屠杀,他建立起自己的殖民地并把总督赶出去,他为了占领为了博取不朽的荣名,开始了向着穿越地峡进军。而在9月25日,当他站在那望见太平洋的山上,那个时间便属于全人类,属于不朽:“他要自己一个人、永远就他自己一个人,成为横渡我们这个宇宙的浩瀚的大西洋之后又看见另一个未知的大洋——太平洋——的第一个西班牙人,第一个欧洲人,第一个基督徒。”当人类知道地球上迄今不为人知的最后一个海洋,这一天的意义在一个人完成之后,便成为了历史,而在历史之中,他作为一个个人,又从历史中退出:“刽子手刀光一闪,人头落地,一秒钟后,看见环绕着我们这个地球的两个大洋的第一双眼睛便永远地闭上了。”

即使他被称为“不朽的逃亡者”,也是对于那一个发现太平洋的历史而言的,成为“他者”,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偶然,偶然的一天,偶然的行动,偶然的伟大,在历史上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在个人意义上,却注定是一种颠覆。而滑铁卢决定胜利的一瞬里,命运之神无非也是开了一个玩笑,那个叫格鲁希的元帅,只是拿破仑征服世界里极为平庸的一个人,一个从来只“死死抓住皇帝命他追击败退的普军的书面手令不放”的人,他不是英雄,不是战略家,在滑铁卢战役中,当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一个老实平庸的人,对于历史做出错误选择的时候,是一支军队的死亡,是一个皇帝的失败,是一个帝国的覆灭,而做出这个决定仅仅只有一秒:“格鲁希想了一秒钟,这一秒钟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决定了拿破仑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它,在滑铁卢附近的一家农舍里的这一秒钟,决定了整个19世纪,而这一秒钟却取决于一个相当勇敢却又相当平庸的人的嘴巴,掌握在一个神经质地揉着皇帝的一纸命令的人手中。”

对于巴尔博亚来说,一天而成为历史,对于格鲁希来说,一秒而成为历史,而在一天和一秒里,他们从冒险者变成伟大的发现者,从忠心的元帅变成帝国的毁灭者,就像在《玛里恩浴场哀歌》里失去感情激情的歌德创作了伟大的《浮士德》,就像在旧金山这个荒凉的地方,他变成加利福尼亚皇帝,每一瞬间都是唯一的,而当唯一的时间变成历史的时候,他们早就是那个没有计划的“他者”,没有人能改变,没有人能回头,历史的巨轮总是碾压着这些个体的命运而前进的。

像是一个悲剧,个体的悲剧充满了偶然性,而历史的悲剧有时候也只是一个偶然。1453年5月29日这个在东西方文化和宗教上最具历史意义的日子,就是在一扇被遗忘的小门里,决定了世界历史的走向。东西方信仰之间的矛盾在拜占庭这个城市里书写着古老的神学鸿沟,即使1451年12月的那一次和解,也只是将多年罪恶的争吵暂时平息了而已,东方和西方,一种信仰和另一种信仰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某种战争才能平衡。马霍梅特的进攻计划开启的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千年古城墙和新苏丹的新大炮之间的决战,他的天才计划是将舰队从外海经山岬角运到金角湾内港,只能在水中航行的船只一夜之间翻山越岭,穿过葡萄园,穿过田野和森林,从一个海域运到另一个海域,向着拜占庭最后的城墙进攻,旷古奇闻变成了兵临城下的威胁,即使有十二名勇士如阿耳戈船式的远游,但是威尼斯和教皇全都冷落了拜占庭,忘却了拜占庭,对于他们来说,像是一个必然。只不过,那个夜晚,东罗马的末代皇帝同他的帝国一起在这个日子同归于尽,而这种覆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凯卡波尔塔那个被遗忘的小门,打开了整个西方倒塌的出口,历史更增添了它的悲剧性。

革命和战争,科技和宗教,地理大发现,以及宗教斗争,它们都是一部厚厚的历史,而陷在这历史里面,是唯一发生的现实,是唯一经历的他们,是唯一不可改变的时间,偶然,必然,必然中的偶然,偶然中的必然,他们是更好的自己,还是从未预料的“他者”,唯一的瞬间里没有可能,没有虚构,没有下一次,“向来是:一个民族,千百万人里面才出一个天才;人世间数百万个闲暇的小时流逝过去,方始出现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人类星光璀璨的时辰。”而当他们成为闪耀的群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其实是带着苦难和沉重,带着死亡和壮丽,成为另一个人:

在这一秒钟里
他成了另一个人,
一千多年前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
他同他一样,
自从死神灼热的一吻
便须为苦难而热爱生活。

呼兰河传

编号:C27·2151022·1223
作者:萧红 著
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3月第1版
定价:29.00元亚马逊16.70元
ISBN:9787201091747
页数:273页

为“1940年初刊还原版”,收录了萧红最重要的长篇代表作《呼兰河传》及两部短篇《后花园》、《小城三月》。呼兰河畔有萧红儿时最纯真的快乐和最宏大苍凉的人生感悟。多年的漂泊之后,她在人生的末端回顾童年,写下《呼兰河传》这样一部充满童心、诗趣和灵感的“回忆式”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后花园》里,伴随着花园里花草的热闹,不经意地讲起寂寞的磨倌冯二成子,以及他灰暗沉闷的生活。萧红在淡淡的叙述中融入了她深沉的历史悲剧感。《小城三月》是萧红最后一部作品,写一个少女在春天的心事,温润的笔调载满了她对幸福不为人知的期待。翠姨将自己的情感隐藏起来,独自承担生命的孤独和悲伤。萧红在对翠姨爱情悲剧的描述中,也寄托着自己无奈的人生感慨。


《呼兰河传》: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的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
       ——《呼兰河传》

似乎这一年只有春夏秋冬四季,似乎这人生只有受得住和受不住两种,可是,受得住的只是自然的结果,那么也无关毅力和运气,而受不住的在“自然的结果不大好”的世界里,到底是谁拉着他离开?一种外力,巨大的外力,无法躲避的外力,从何而来?又如何以“离开这人间的世界”的方式告别人生?受得住的是自然的结果,受不住的是外力的结果,实际上,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活着和死亡的人生,大约都是在自古的循环里,大约也是无法改变的规律。

所以,当时间的坐标定格在“小城三月”的时候,那个春天果然就只有很短的命运了,冬天过去了,夏天还没有到来,这是自然的结果,看起来也应该是“受得住”的,而且,“春来了,人人像久久等待着一个大暴动,今天夜里就要举行,人人带着犯罪的心情,想参加到解放的尝试……”春风吹到了每个人的心里,是带着一种呼唤的,我的翠姨爱上了绒绳鞋,而且看到了妹妹出嫁,那是一种心灵的萌动,但是这种萌动像春风一样吹到了心坎里,带着呼唤,却也带着蛊惑,她爱上了堂哥哥,秘密的恋爱,是无论如何不能大声说出来的,无论如何是要带进坟墓里去的。

不是因为春天太短了,而是春风的蛊惑里带着一种宿命,如果是要自然的结果,她是会和一个未来的丈夫结婚,“人长得又低又小,穿一身蓝布棉袍子,黑马褂,头上戴一顶赶大车的人所戴的五耳帽子。”这是确定的婚姻,也是确定的人生,或者就会是确定的“自然的结果”——订婚三年,就要出嫁了,嫁妆里会有长穗的耳坠子和高跟鞋,但是翠姨却不肯回去,她的理由是要读书,“她说她要念书,她想不到出嫁。”这是一种拒绝,实际上是在春天里听到了呼唤,呼唤即为蛊惑,那个堂哥哥其实不在那里,不在春天里,不在自然的结果里,所以,读书的理由最后变成了那一个“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的力量,念了书,不久开始咳嗽,咳嗽,不久开始闷闷不乐,而在这个这种病态的春天里,翠姨是无法躲开约定和礼仪的,因为婆家说,娶过去之后,“病新娘娶过来一冲,就冲好了。”

读书的人是把这种说法叫做迷信,可是在他们看来,这还是自然的结果,所以最后根本无法躲避根本故无法拒绝,所以翠姨的世界里就期盼着一种死:“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只想死得快一点就好,多活一天也是多余的……”她说是因为自己任性,是因为自己有不从心的脾气,那时她是对堂哥哥说的,而这样的自我折磨,这样的求死,是没有一点办法可以逃离那一声不响的力量,春天来了,又去了,最后直到翠姨的坟头再长出了草,春天就又回来了:“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一掀一掀的和土粘成了一片,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

小城三月里,“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而在“后花园”的五月,似乎更短,当花开过了,就在六月结了果子,黄瓜、茄子、玉蜀季、大芸豆、冬瓜、西瓜、西红柿,以及爬着蔓子的倭瓜。开花结果,对于在后花园磨房里的磨官冯二成子来说,那萌动的感觉只是一瞬间的感觉,站在他面前的是赵老太太的女儿,晒着那双湿得透透的鞋子,只是偶尔抬头,便看见了她,而看见之后,也是赶快低下了头。赵老太太的女儿是否看见了他,是否有过一瞬的感觉,冯二成子是不知道的,他们只知道这个六月很快就会过去,因为赵老太太的女儿后来出嫁了。

萧红:呼兰河之后,我也不见了

那看见的一瞬在冯二成子心里是如春风带来了呼唤,他在梦里羞怯怯地红着脸,在夜里想着她没有熄灭的灯,但是身份太低,一切都只是在自己的心里听到呼唤,后来她出嫁了,他娶了王寡妇,再后来,王寡妇生了孩子死了,孩子也死了,再后来,“以后两年三年,不知多少年,他仍旧在那磨房里平平静静的活着。”——只是在后来的后来,那春天是不是又回来过,那六月是不是又结了果,冯二成子不会知道,所有人也不想去知道。和三月里死去的翠姨不一样,冯二成子的呼唤最后似乎没有成为蛊惑,他也没有最终被带离这人间的世界,一年四季在那里循环,人生的生死在那里循环,没有悲伤,只有平静,没有求死,只有自然。

但是,三月的翠姨和后花园的冯二成子,却都看见过希望,都听到过呼唤,都在春天里有过一种惊喜,这不是自然的结果,那种萌动其实是可贵的,是积极的,尽管是在轮回的春天里,有人在坟里,有人离开,但是这短暂的命运还是属于自己的。但是在呼兰河这个小镇上,却并没有真正的春天到来,并没有呼唤,甚至没有蛊惑,只有飞着清雪的冬天,只有混沌的天空,只有冷寂,“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这是只有两条大街的小镇,这是只有冬天的小镇,对于他们来说,这里的一天是“乌鸦一飞过,这一天才真正的过去了”;这里的一年是“人们四季里,风、霜、雨、雪的过着,霜打了,雨淋了”。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春天甚至也没有看见,而在严冬裂着口子的大地上,发生的一切却都和那种“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的力量有关。比如那个泥坑,就在街上,有人掉下去,有人陷进去,有人来帮忙,有人不肯伸出手,泥坑仿佛就是那个裂口,“这泥坑子里边淹死过小猪,用泥浆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这泥坑里边。”所以有人最后死在那里的时候,仿佛也是如小猫小狗小猪一样,王寡妇家的孩子掉到河里死了,王寡妇发疯了,可是后来却又平静地活着,“虽然偶尔她的疯性发了,在大街上或是在庙台上狂哭一场,但一哭过了之后,她还是平平静静的活着。”

死亡变得麻木,而死亡像是呼兰河这个小镇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东二街上的扎彩铺,是和死人有关的,而且就是为是人预备的,“人死了就完了。”生活在这里的人都这样说,所以当死亡发生的时候,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不管是像看客一样,还是和自己有关,都是冷漠的,而这种冷漠,在呼兰河小镇上,竟也成了一种风俗,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些习俗是热闹的,但是热闹的背后却都是和死亡有关,家里有人病了,跳大神驱邪,唱秧歌避祸,或者七月十五放河灯让冤鬼脱生,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为鬼祭奠,“跳大神有鬼,唱大戏是唱给龙王爷看的,七月十五放河灯,是把灯放给鬼,让他顶着个灯去脱生。四月十八也是烧香磕头的祭襄鬼”,一切和鬼有关,但当然,便和活生生的人无关。

这是一种荒凉,一种内容空虚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在这之前或者都是听说一些习俗,听说一些死亡而已,在呼兰河镇之外的世界里,我是在祖父身边,在大花园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我拉着祖父就到后同里去了,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决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祖父、院子和我,是不可缺少的三样东西,像是春天里的希望,像是在内心呼唤的春风,像是在翠姨和冯二成子世界里出现过短暂的美好,但是春天之后,那园子里便只有凋零的花,只有衰败的生命,“一切花朵都灭了”,像是那种把人拉走的力量赶走了一切的美好。

团圆媳妇,十四岁的女子,是应该像春天的花儿一样的,但是那么早就嫁了人,后来还听说被公婆打,几乎整个呼兰河镇都听得见,大娘婆婆说:“我也是不愿意狠打她的,打得连喊带叫的,我是为她着想,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有几回,我是把她吊在大梁上,让她叔公公用皮鞭子狠狠的抽了她几回,打得是着点狠了,打昏过去了。可是只昏了一袋烟的工夫,就用冷水把她浇过来了。”婆婆说她有病,需要跳神给她赶鬼,需要请大神,需要“抽帖儿的”——“画完了,把钱一算,抽了两帖二十吊。写了四个红纸贴在脚心手心上,每帖五吊是半价出售的,一共是四五等于二十吊。”而这吊钱都要团圆媳妇自己出,五十吊钱要在黄豆地里爬二十几天。而在这迷信的世界里,团圆媳妇也终于慢慢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夜里说话白天发烧,嘴里说着的“回家”被理解成“回阴间地狱的意思”,于是在跳大神的时候,把她的衣服撕了,大众洗澡,大神打着鼓,团圆媳妇便昏倒在大缸里昏迷。

水是太热了,一个晚上就烫了三次,而且烫一次就昏一次,而在这昏迷的折磨中,又想到给她扎纸人赶鬼——“穿布衣裳为的是绝对的像真人一擦脂抹粉,手里提着花手巾,很是好看,穿了满身花洋布的衣裳,打扮成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但团圆媳妇并没有好转,她的辫子整个掉了下来,她被人说成是妖怪,而在这愚昧的世界里,在被仪式化的迷信中,团圆媳妇终于死了,终于“回去”了。

而对于有二伯来说,似乎并没有像团圆媳妇那样,遭受非人的折磨和痛苦,六十多岁的有二伯没有地位,他只是和天空的雀子、院子里的大黄狗聊天,“他一和人在一起,他就一句话没有了,就是有话也是很古怪的,使人听了常常不得要领。”所以有二伯是在人之外的,这似乎是一种幸运,而且是在我家,所以即使偷了东西,也只是被父亲打了一顿,即使自己跳井,最后也是有人救了。还有住在磨房里的冯歪嘴子,竟也看不上了隔壁的王大姑娘,祖父说,她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一个磨房的磨官和一个坏女人在一起,是不被人所接受的,甚至有二伯也说:“好好的—个姑娘,看上了—个磨房的磨官,介个年头是啥年头!”所以在呼兰河镇的世界里,他们被人瞧不起,也瞧不起别人,他们自己在荒凉而空虚的世界里,也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荒凉空虚的世界。

后来有二伯死了,大约也是无声无息地去了,后来,冯歪嘴子死了,是在他的女人产后死了之后死的,带着两个病歪歪不长大的孩子告别了,再后来祖父也死了,后花园的主人也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团圆媳妇是受不住的人,在各种愚昧的迷信里,她是被带着寻求“自然的结果”,而那些离开的人,却像是受得住的人,和那些小黄瓜,大倭瓜一样,在循环的世界里,来了又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蜒,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那些来过的看见了春天希望的人,那些死去的经受了严冬的人,那些离开了像春风一样被蛊惑的人,那些消失了永远沉默的人,都在这受得住受不住的呼兰河镇里成为循环世界的一部分,荒凉也罢,空虚也罢,悲哀也好,冷漠也好,当一切都变成了似真似幻的记忆,“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四季循环,人生轮回,终究是没有人去改变、去反抗那背后“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的巨大力量。

蛇结

编号:C38·2151022·1222
作者:【法】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定价:37.00元亚马逊21.20元
ISBN:9787532145768
页数:281页

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写给妻子的控诉信逐渐转化成日记、忏悔录,犹如没完没了的长篇内心独白,直到他突然死亡才中止。主人公路易出身卑微,是个有名无姓的人。到波尔多后,由于母亲强大的经营能力而发家致富。小说描述这个心肠冷酷的老守财奴生活在他自己造成的可憎的“蛇窟”中,渴望着向他家里人进行报复,直到死亡来临才觉悟到一生的错误,通过对他不幸的外孙女的同情,找到了爱和信仰。“生活的艺术就在于舍弃一种低下的欲望去追求一种更为高尚的欲望。”但是在《蛇结》里,这样高尚的欲望在哪里?那宗教气息的蛇只不过是一种最邪恶的东西,是撒旦的化身,没有救赎,只有罪恶。


《蛇结》:“那个人”将为我作证

我感觉到,我看到,我触摸到自己的罪孽。我的罪孽并不全部都在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蛇结里;这是我对亲生骨肉的仇恨,我的报复欲望,对金钱的嗜爱;我的罪孽在于拒绝在这团相互纠缠的毒蛇之外去寻找别的东西。
——《第二部》

可是,却死了。死了如何感觉,如何看到?如何宽恕缠绕在蛇结里的罪孽?如何摆脱欲念和报复?如何寻找那一种爱?仿佛就是一种悖论,罪孽永远在生命之中,永远束缚人的心智,等到感觉到和看到的时候,生命却走向了最后的尽头,那唯一的人生之路上,是那个收获的秋天,是葡萄园里的烟雾,是夕阳中昏昏欲睡的生活,却不是唤醒——“我应该爱的人都死了,本来会爱我的人也都死了。对于还活着的人,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靠拢他们,重新发现他们。”

只有死去之前才知道应该爱的人,而爱的人却又全部死去,包括玛丽内特,包括吕克,包括私生子罗倍尔,甚至包括结婚40年的妻子伊莎。那一本笔记本里本来也应该记载曾经活着的这些爱人,可是这临终前私密的笔记本却不是忏悔罪孽,而是报复——一个贯穿了一生的报复行为,甚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还是以毁灭和背离的方式被唤醒,直到最后一刻,完全变成了沉默的阴谋。一种家族式的阴谋,一种自小成长起来的报复,是源于爱的覆灭,是源于对金钱的占有,是源于对宗教的憎恶,“我明白,我将永远站在有产者这一边。”

“我要报复的是另一种沉默,在涉及我们的家务,我们深刻的矛盾是你一味保持的沉默。”68年的人生,40年的婚姻,对于我来说,像是一个早就写好了结局的故事,而这一切却源于家庭、身体和现实。我是一个寡妇的独生子,我是患有咯血疾病的人,我是拥有巨大财富的继承人,孤独而变得富有,富有却变得空虚,所以从小我便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我讨厌‘感情’。”——当身体垮掉的时候,我考入大学的雄心壮志破灭了;被逐年增长的财富所包围,我的青春成了慢性自杀;我锻炼口才仅仅是想在学习小组中憎恨宗教。为什么会无情,为什么会冷酷?就是因为我对于财产的畸形占有,甚至将感情也变成了交易的砝码。

和伊莎结婚,应该是对于青春和爱的一种尝试,可是当一个被母亲“用围巾包过头”的独生子,娶的是“出生在一个人多势众、组织完善、等级森严、因循守旧的家庭”的丰都台日家的小姐,起初的种种惊喜最后却变成了了对立,在我看来那原本没有感情的婚姻就是对财产的争夺,“妈妈不愿讨论年金;她坚持给你的嫁资要付现款。”所以在我看来,“在耶稣受难日啃块牛排,这就意味着你们休想在我有生之年掠夺我的财富。”多我来说,财富或者是我唯一的象征,唯一可以成为在我的生命中征服和占有的条件,所以当婚姻掺入了太多的物质欲求,我便把一切的所谓爱都看成了虚伪。

而且,“你在叫我的名字之前会叫过另外一个未婚男子的名字。”伊莎曾经承认,在那一个夏天,在埃克斯度假期间,她曾和素味平生的青年男子订婚,这更加剧了对于这场婚姻的不信任,“我们在爱河中沉溺,浮到水面上时却多了一个人:那个陌生的鲁道夫突然出现。我刚用双臂搂住你,就把他从你心中唤醒了。”唤醒的不是爱,而是怀疑,与男子热恋之后不满一年,她怎么又会爱上我呢?这种对婚姻的怀疑继而变成了对于爱的怀疑:“全都是假的,她对我撒了谎,我并没有得救。我怎么能相信一个少女会爱慕我!我是个没人爱的男子!”所以生活在一个寡妇的家庭里,我始终在缺失的世界里,而终于把眼前的一切都叫做虚伪。

而伊莎所谓的宗教呢?在我看来,只是每星期陪着去做弥撒的一种形式,“这是一个阶级的礼拜,一种为资产阶级专用的祖传宗教,一套除了社会意义之外已失去任何其他含义的礼仪。”而对于和伊莎生下的儿女,在我看来,他们只是想继承我的财产,“热纳维埃芙这个已是四十岁的胖女人,刚才为了她的无赖女婿竭力想从我手中诈取四十万法郎,我还记得她小时候坐在我膝上的模样。”所谓救自己的孩子,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在我的世界里只有那种“你们竞相瓜分财产的幻象——这一争夺将使你们彼此扑向对方:围绕我的地产,围绕我的证券,你们会像狗一样撕咬。地产将落到你们手里,可是证券不再存在”。

对婚姻的怀疑,对宗教的怀疑,甚至对于子女的怀疑,在我的人生之中,处处充满了虚伪,处处是复仇。我告发了儿子,我躲避了妻子,我只在自己一切的心里话都写在笔记本里,然后锁进保险柜,只有沉默,只有报复,只有怀疑,“到六十八岁,我才清晰地看到,我之所以拒绝一切艳遇,并非出于什么美德,而是出于猜疑和吝啬。”爱在哪里,爱只不过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恶心勾当。

从小缺失父爱,也让孩子缺失父爱,从小生长在财富世界,也让整个家庭陷在财富的争夺中,从小体弱多病,对于人生的一切都变得病态。68岁的人生是不是就是这样被写好了最后的结局——孤独地死去,恐惧地死去,像一件物品一样死去?人生变成了一个虚无,“对死亡的畏惧,就是怕肉体痛苦,最后咽气时的痛苦?不,那是因为死亡意味着再存在,意味着只能用负号表示的虚无。”但是在这虚无的现实里,在这负号的人生中,我曾经却看见过那一丝的微光,一种爱的温暖和纯洁。妻子的姐姐玛丽内特的丈夫在死亡之前曾留下遗嘱,可以继承一大笔财产,却不能再嫁,否则绝大部分遗产就得归他的侄子们所有。但是三十岁的玛丽内特却选择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她宁肯不要七百万的遗产而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是对财产的蔑视,也是对爱的追寻,而我曾经就牺牲了一切,让她成为我的女友:“在这万籁俱寂的世界里,只有她的呼吸透出一丝生机。”这是爱的回归?或许是我想要的那种纯真,那种不受财产羁绊的生活,“我记得你夜间身上的芳香。要相信肉体的复活,也许先得克制肉欲。纵欲过度的人甚至不能想象肉体还会复活,这便是他们受到的惩罚。”而这也恰恰是我最缺失的,物质主义的生活是糜烂的,是纵欲的,是腐朽的,是不道德的,但是玛丽内特却打开了一扇窗,她允许我进入,而在这进入的世界里,我甚至从玛丽内特的儿子小吕可身上看到了更多的那种叫爱的东西:“随着他逐渐长大,他的天性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纯洁,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我们的儿女都是好孩子,但愿如此。”而这一种纯洁也是玛丽内特的某种复活,“那股曾经在她身上涌出而又随她返回地下的清泉,再一次在我跟前喷涌。”

也是一个悖论,我为什么会爱上玛丽内特?无非是在财富的无尽占有中需要一股清泉的气息来唤醒沉睡的爱,但是在金钱的世界里太久,玛丽内特和小吕可仿佛又成为浮光掠影,甚至反过来又使我陷入到更深的物质主义的窠臼中,所以矛盾,所以痛苦,就像被毒蛇压得窒息的生活,已经浸透了毒液,再也无法挣脱出来,“这个蛇结是无法解开的,必须用快刀、利剑一下子斩断:我给你们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利剑。”快刀在哪里?利剑在哪里?爱又在哪里?“伊莎,缆绳已断;我在漂流。是什么力量把我席卷而去?一股盲目的力量?一种爱的力量?也许是一种爱……”

其实没有泯灭那一份爱,没有泯灭那一种信仰,只是被财富的尘土覆盖得太厚,被贪欲的心遮蔽太久,既然那小小的窗口被打开了一个口子,外面一定会有某种微弱的光芒,是的,对于私生子罗倍儿似乎就是一种拯救的机会,“若干年来,对这个没有见过面的儿子,我一直萦怀于心。在我可怜的生涯中,我始终感到有这个儿子存在。”在名正言顺的家庭之外,在占有和被占有的规则之外,罗倍尔的存在也是一种爱的唤醒,秉性纯朴,眷恋亲故正好是对于自己亲生子女那种贪婪的对立,所以在剥夺他们的继承权的同时,却又给他每月一千五百法郎。金钱和物质,曾经在我的生命中占据而变成一切的衡量标准,而随着报复行动的开展,财产的意义其实变成了一种羁绊,我反而讨厌一切的羁绊,“我曾设法把它送人或是丧失它,我甚至不能随心所欲支配它”,但是在爱的问题被唤醒之后,丧失和支配也变成了另一种束缚,“忽然间,我觉得自己对于它已十分超脱,它已提不起我的兴趣,已与我无关。”

放下是为了另一种寻找,爱人之死,孩子之死,纯真之死,还有什么是存在的?死亡不是失去,而是醒悟。当伊莎在我之前死去的时候,我曾经靠得最近的死亡仿佛变得遥远,甚至死亡的报复意义荡然无存,“我每念及我妻子,总要想象她成了我的遗孀,热孝在身就去开启保险柜,必定心里有愧。”看不到保险柜,看不到笔记本,也看不到我邪恶的内心,看不到他们的贪欲,“她死了,死之前不了解我,不知道我并非一个怪物,一个刽子手,我身上还有另外一个人。”所以阴谋最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虚无,一个负号,而她在笔记本上写下的话又仿佛是一次救赎:心灵的花束,“我非罚人堕地狱者,我名耶稣。”这是引用圣弗朗索瓦·德·沙尔的一句话,心灵上盛开的花束,是不是需要底下的清流?不是贪求而入地狱,而是如耶稣一样在受难中复活。

结婚前的另一个男人的名字,结婚后和子女对财产的觊觎,伊莎在我内心来说,从来不代表爱,但是在她死亡之前却以一种对爱呼唤的方式表达内心,那种被遮蔽,被误解的爱何时会被看见,何处被感觉到?就如我的罪孽,我的仇恨,我的欲望,也都在死亡降临之前,变成一种救赎。“我想必须有一种力量。什么力量?需要某个人。是的,需要那个人,在他身边我们大家都能携起手来,他将对我家里人担保我内心斗争的胜利;需要那个人,他将为我作证,将从我肩上卸下那个不堪忍受的重负,把它背到自己身上。”那个人是存在的,在我对玛丽内特的爱中,在对小吕可的照顾中,在对罗倍尔的赡养中,它不曾完全泯灭,而现在一切的爱人都走向死亡的时候,我却需要“那一个人”走进内心,“我在寻找那个唯一能完成这个业绩的人,那个人必须本身就是所有心脏的心脏,是一切爱恋之情的火热中心。”

收养雅妮娜或许是我死亡之前做的最后一件和爱有关的事,“雅妮娜逃出疗养院,我把她收留下来,已有一个月了。”一个被嗜酒的丈夫拖累的女人,一个在爱情中劳作和负担的妻子,一个被父母误解甚至抛弃的女儿,是需要那一种爱的拯救,而对于我来说,是在“那个人”的指引下的真正回归:“我在临死之前但凡能接触到一个人的内心,也感到很幸福了。”死在写字台上,脸贴着打开的笔记本,我死得并不痛苦,甚至笔记本以打开的方式出现,也意味着彻底放弃了报复的阴谋。“他曾是一个可怕的人——有时甚至令人不寒而栗。尽管如此,一道奇妙的光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照亮了他。”

这是雅妮娜写给我的儿子于倍尔的信里说的话,作为死之前唯一感受到那道奇妙之光的见证人,雅妮娜也是这个充满斗争和占有欲望家族最后一个希望,从我的寡妇母亲开始,到我对于金钱、物质的疯狂而变态的占有,到我的子女对于财富的争夺,所有人都是看不清真理的罪人,所有人都像死去的人,但是,正是这一种肉体的死,才能最后发现那道奇妙的光,“外公是我见过的唯一信教的人。”——这是爱之光,这是信仰之光,”如果我对您直说,哪儿有他的财产,哪儿就没有他的心,您会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在最后的救赎中,“那个人”会为所有的生者和死者作证。

给麻风病人的吻

编号:C38·2151022·1221
作者:【法】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定价:33.00元亚马逊18.90元
ISBN:9787532145744
页数:111页

“他抬头看着他年轻的妻子,那眼神活像一条挨了揍的狗似的。”病态的感官带来病态的爱情,而这种病态却也是时代的一声叹息,主人公让·佩罗埃尔丑陋的长相和身体的孱弱就是一种生理的病态,而他在极端自私的父亲驱使下,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孩诺埃米为妻。诺埃米非常讨厌让,只是由于父母贪图地主的财产,不得不从命出嫁。婚后不久,让发现诺埃米对他就如同给“麻风病人”的吻一样,纯粹是出自妻子的义务和怜悯。于是,让每天娶看望身患肺痨的朋友,希望染上重症,尽早离开人世,结束妻子的痛苦。但当他即将达到目的,奄奄一息的时候,却又因为发觉年轻、帅气的医生深爱这诺埃米而万分嫉恨。让死后,诺埃米在命运的逼迫下,拒绝了意中人的求婚。《给麻风病人的吻》揭开了莫里亚克进入创作成熟期的序幕。


《给麻风病人的吻》:她重新塑造了丈夫

她直视着她的丈夫,好似一个相信天国的生命垂危的女人凝视着死亡一般,她的嘴边露出微笑,仿佛人们在欺骗一个行将死亡的人时所表现出的那样。

望见丈夫,却像凝视死亡,露出微笑,却是一种欺骗的表情。在诺埃米面前的是让·佩罗埃尔,他是丈夫,她是妻子,在一种合法的婚姻里,谁在不停地拒绝,谁在制造着假象,谁得到了满足,谁又品尝了痛苦?他和她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微笑和死亡之间,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总有一个巨大的存在,将他们隔开,将他们分离,“分离是罪中之罪”,让的父亲热罗姆先生的这句引用,就是把他们之间的阻隔带向罪恶的边缘。

在这场婚姻里,热罗姆似乎就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朗德平原上的豪门地主,无论如何都代表着土地、财富和权力,但是妻子的逝世,本来就是一个缺席的寓言,所以他以一种近乎封闭的状态中行驶着自己的权力,“他在午休时,整个屋子都处于一片麻木状态之中:既不得开门,也不得关门;既不许吭声,也不许打喷嚏来扰乱这不可思议的寂静。”世界仿佛就是他一个人的世界,不开门也不关门,不吭声也不扰乱寂静,在无和有之间,是不存在一种绝对的和谐,实际上更是变成了无法弥合的矛盾,如死亡一样,将这个世界推向了“永无尽头的安息”,而那个女仆加黛尔,“对于革命、战争以及那么多的历史事件竟然一无所知;而每年过圣诞节宰杀的猪却使她那已近干涸的泪水浸湿了沾有眼屎的双眼。”在这个绝对安静的死亡里,也分明只是一个和自己饲养的猪一样,在封闭的世界里寂灭。

而对于儿子让·佩罗埃尔的婚姻,他也以自己的权威将他封闭起来,因为财富,因为权力,年轻貌美的十七岁少女诺埃米根本没有否定的理由,就完全变成了儿子的妻子,变成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寂静”里的爱。爱是一种结合,但实际上无论是对于让·佩罗埃尔还是对于诺埃米,都是一种分离。但是这种分离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得像“罪中之罪”,甚至,它在结合过程中还走向了对于人性和欲望的满足。让·佩罗埃尔从来都有着男人的欲望,缺少母爱,包围在父亲“永无尽头的安息”里,在让·佩罗埃尔身上是萌生出一种反抗的,他痛恨自己的丑态,他挑战自己的孤独,甚至他追求自己的所爱,那把二十四毫米口径猎枪是他想要打破这种束缚的努力,“这枪是本地区所有的喜鹊都熟悉的;让·佩罗埃尔是喜鹊的死敌。”

是的,一把枪可以制造对抗,在让·佩罗埃尔的世界里,还有另一把枪,那就是尼采,他阅读《尼采文选》,《善与恶的彼岸》里的那句箴言是:“它阐述了两种道德:主子的道德和奴才的道德。”主子和奴才组成的二元关系,恰恰也是自己家族存在而无法打破的结构,父亲或者权力,是主子的道德,而自己的丑陋和孤独,或者只能有奴才的道德。尼采对于让·佩罗埃尔来说,是一把猎枪,可是他没有太多的能力握紧这把猎枪,或者在制造的反抗中,他更多的是妥协,忍让,所以在尼采之外,他读到的是宗教,是上帝,“什么比世上任何一种邪恶更为有害呢?那就是对卑贱者和弱者所表现出的恻隐之心。”这是一种拯救,不是对于卑贱者的恻隐之心,而是在忍让和禁欲中感受上帝的荣光,这是另一个父,一个庇护者,所以宗教对于他来说,成为一个避难所,“它为这丑八怪的孤儿拉开了安慰的帷幕。”

但是这样去理解救赎,这样去信仰上帝,其实是空洞的。当诺埃米终于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欲望和人性世界里成为了一个男人,一个想要的男人,一个有追求的男人,一个不受束缚的男人。“宛如一株玉兰花绽开在花瓶外面”的连衣裙,“像狗屁股一样向两边摆动”的臀部,“宛若一株向前捧出果子的树”的“沉甸甸而柔软的胸脯”,在让·佩罗埃尔面前的诺埃米完全是身体意义的,这身体意义带来的是刺激,带来的是欲望,对于可怜、丑陋、孤独的让·佩罗埃尔来说,对于从没生活在没“不可思议的寂静”里的让·佩罗埃尔来说,对于信奉禁欲主义和忍让精神的让·佩罗埃尔来说,这无疑是打开了另一个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他不仅看见了诺埃米的身体,也看见了属于自己的肉身。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如何让爱不变成荒漠

“在教堂做大弥撒的过程中,当诺埃米穿越正厅而轻轻碰到让·佩罗埃尔的椅子时,他几乎不敢吸入被她的高级薄纱裙拂动的空气,她身上的香皂气息和干净内衣的气味。”身体却在大弥撒的教堂里,这是矛盾,而这样的矛盾带来的一定是冲突,他开始变得向另一个人,扮着鬼脸,手舞足蹈,引用诗句,在诺埃米面前,他像一个活着的人,展现自我,表达欲望,“这是个怪人,有点疯疯癫癫。”这是人们对他的评价,而在这个世俗世界里,让·佩罗埃尔的欲望是无法得到认可的,但是他无法阻挡自己,甚至想着那一个“她将属于他的”夜晚。

在父亲的权力之下,让·佩罗埃尔似乎轻易就抵达了那个夜晚,他娶诺埃米为妻,在那个持续了六小时的战斗之后,他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却也终于把自己又推向了矛盾的两端,“佩罗埃尔浑身汗水淋淋,一动也不敢动,他待在一个终究要被抛弃的僵尸身边,真比一条蛆虫还要令人厌恶。”他知道这终于爆发的欲望里,“有人要送命;大地要颤抖……”这不仅在自己身上,有着违背禁欲和忍让的罪恶感,因为在他看来,美丽的诺埃米从来没有喜欢过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答应过这场婚姻,这是一种违背,在信仰上帝的路上,他是犯了错的。而对于诺埃米来说,这样一场婚姻也是违背自己的本性,她曾对父母说,自己害怕结婚,“她希望进卡尔泰修道院。”在让·佩罗埃尔释放欲望的时候,她是用“退了色的圣衣和祝过福的圣牌”来保护自己,实际上,她一直希望摆脱这样一种婚姻,但是在父母的安排下,她又无法拒绝,“她是那种在婚姻中毫不追求肉体快乐的女人,安分守己,一切听从上帝和丈夫的安排。”

在让·佩罗埃尔那里,婚姻是一种罪过,在诺埃米那里,婚姻只有顺从,所以即使有那个汗水淋淋的夜晚,即使诺埃米怀孕了,但是他们得到的不是人性和欲望的满足,不是幸福与和谐,而是背负着罪恶感的痛苦,“让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罪人;而她则痛恨自己没有能按照上帝的意志做一个妻子。”于是他找借口出去打斑尾林鸽,从而远远离开她;而她也像凝视着死亡一样看见丈夫。但是这样的分离依然是“罪中之罪”,在逃离和欺骗中,对于谁来说,都无法浇灭内心的欲望。

让·佩罗埃尔出去找妓女,“他一一清点着这群消瘦的母狼的数目。”而对于诺埃米来说,除了有一种没有按照上帝的意志做一个好妻子的负罪感之外,她也有一种欲望难以抑制的痛苦感。皮厄雄医生是出现在她眼前的陌生人,“她不知不觉隐隐约约地想象着在她脑子里留下了印象的那个陌生人的面孔。”陌生的面孔打开了她的世界,她寻找,她想象,甚至,“心中漾起了一阵极其甜蜜的感情波涛,以致耽搁了上床就寝的时辰。”是的,这是一种本能,和让·佩罗埃尔当初对于她的欲望一样,是无法从道德意义上加以否定的,但是这种欲望却在萌芽状态下,也就面临着扼杀的危险,她反思,她为自己敲响警钟,“她不得不重新开始背诵各种祈祷经文,这使她心头出现了第一次恐慌:在上帝和她之间有一张棕褐色的面容在微笑。”

棕褐色面容,微笑的面容,是上帝在看她,还是她在看上帝?是上帝制造了隔离,还是她自己制造了隔离?上帝或者是她所设想的上帝,甚至她也成为里主宰自己的上帝,“她重新塑造了丈夫,使他不再令人厌恶,因此,丈夫在她的脑海里留下的只是一副狡黠的、经过整容的形象。”这是去除世俗的一种努力,她在让·佩罗埃尔的欲望里看见了自己的欲望,她在让·佩罗埃尔的离开中看见了自己的忍让,所以重新塑造丈夫,就是重新塑造自己。但是在让·佩罗埃尔那里,这一种“罪中之罪”甚至变成了自我牺牲的救赎,他去看望身患疾病的朋友,为的是自己染上重症,为的是脱离世界,为的是结束诺埃米的痛苦。

让自己患上疾病,在让·佩罗埃尔看来,自己曾经违背诺埃米的欲望就是一种疾病,所以他以一种殉道者的身份为自己也为诺埃米救赎,当他真的患上了疾病,真的病入膏肓的时候,对于诺埃米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痛苦的开始。完成了对于丈夫的塑造,他已经是一个去除了世俗评价的人,而在疾病面前,她也终于为他带来了“给麻风病人的吻”——这个来自耶稣的圣迹,是仁慈带来的新生,是自我修炼带来的救赎。“他是多么高尚,多么伟大啊!倘若他能恢复健康,她会多么爱他!”这样一种爱是建立在让·佩罗埃尔自我牺牲之上的,是建立在诺埃米仁慈和感动之上的,当然也建立在她拒绝医生的贪欲之上的。

同样是欲望,对于医生来说,完全是一种羞耻的征服,“他不相信她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年轻的医生认为自己对这类女人是熟稔的:他大概已经跟神甫为争夺这只母羊而在进行角逐了。”在他看来,让的疾病会让她投入自己的怀抱,这是一种自私的爱,甚至是一种堕落的爱,所以在让·佩罗埃尔死亡而重生的救赎里,诺埃米看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一切,她拒绝了医生,她第一次把丈夫叫做“漂亮的”,而且她为他的死守丧三年。让·佩罗埃尔在疾病和死亡中获得了心灵的慰藉,那不是禁欲主义,也不是忍让,而是一种超越欲望的牺牲,而诺埃米在丈夫的自我牺牲中感受到了虔诚,似乎上帝在她之间只有笑容。

这是爱的回归?让的欲望,诺埃米的欲望,医生的欲望,或者是三种不同的人性写照,而在欲望的世界里,总有道德和宗教的力量,无形地改变一切,让·佩罗埃尔的自我牺牲让自己成为一个麻风病人,而正是这样的疾病,才能得到上帝的吻,得到上帝的救赎,而在高过自己的植物丛中划破了手的诺埃米,也在这经历中学会了自我牺牲,那一种对于陌生面孔的暧昧向往无法承担起对于自我的救赎,她的吻献给了让·佩罗埃尔,也献给了自己——她也成了另一个需要获得新生的麻风病人:“沉重的鞋子里满是沙子,她不得不紧紧抱住一株枯萎的橡树,树枝上焦黄的枯叶,在火焰的冲击下簌簌地响着——一株与让·佩罗埃尔相似的忧伤的橡树。”

歌德谈话录

编号:E36·2151022·1220
作者:【德】歌德 著 朱光潜 译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3年08月第1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15.60元
ISBN:9787532761845
页数:336页

“歌德的讣告:直到最后一口气仍是头脑清醒,感情细腻。”这是写在《歌德谈话录》中的一句话,关于人生,关于死亡,关于思考,歌德似乎就在这对话中看见另一个自己。《歌德谈话录》创作时期正是歌德最大的剧作《浮士德》第二部的完成时期,歌德自己多次谈过他关于这部剧本苦心经营的情况,对于理解这部剧本本身乃至一般文艺创作问题都是富于启发性的。《歌德谈话录》记录了歌德晚年有关文艺、美学、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宗教以及一般文化的言论和活动,对歌德本人作了细致亲切而大体忠实的描绘,是研究歌德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文艺方面,它记录了歌德晚年的最成熟的思想和实践经验。


《歌德谈话录》:我和整个时代背道而驰

一切倒退和衰亡的时代都是主观的,与此相反,一切前进上升的时代都有一种客观的倾向。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倒退的时代,因为它是一个主观的时代。……与此相反,一切健康的努力都是由内心世界转向外在世界,像你所看到的一切伟大的时代都是努力前进的,都是具有客观性格的。

老年的歌德站在生命的末端,对于他来说,时代仿佛正处在一种倒退和前进,衰亡和上升的拉锯状态,向上的力量引导着他走向更高的山峰,让他看见革命的行动和胜利的曙光,甚至自己也站在前面,以领导的方式凝聚一种不断突围不断创造的神奇力量,但是,却总有相反的力,又让他从仰视的状态中回到现实,这是一种矛盾,这是一种冲突,这是人生最后的挣扎,仿佛是西西弗斯,“我可以说,我活了七十五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的舒服生活。就好像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

七十五岁的西西弗斯,是关于命运的一个象征,这是1824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歌德听见了1789年从法国传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巨大炮声,听见了打碎封建桎梏开创新天地的搏斗声,听见了拿破仑“从战役走向战役,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怒吼声,那是前进和上升的时代发出的声音,而在歌德的自我时代,他也听见了内心澎湃的呼喊——就在《浮士德》这部作品的第二部分,他塑造的精灵正在以一种神的救赎方式表达时代的前进方向:

精神界这个生灵
已从孽海中超生。
谁肯不倦地奋斗,
我们就使他得救。
上界的爱也向他照临,
翩翩飞舞的仙童
结队对他热烈欢迎。

精灵是弗里德里希大帝,是彼得大帝,是战神拿破仑,它们是神的精灵,而当浮士德死后,神灵们抬着他的尸体歌唱时,这个向恶魔出卖灵魂的学究终于听到了上帝的箴言,终于看到了神的召唤,从孽海中超生,从凡世中解脱,他获得的是上帝之爱,而这种上帝之爱又让他成为一个如精灵一般具有超越一切,压倒一切的力量。“浮士德得救的秘诀就在这几行诗里。浮士德身上有一种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化和纯洁化,到临死,他就获得了上界永恒之爱的拯救。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宗教观念,因为根据这种宗教观念,我们单靠自己的努力还不能沐神福,还要加上神的恩宠才行。”

从向撒旦出卖自己的灵魂,到得到上帝的宠爱,这是浮士德的转变,而对于年老的哥的来说,他也像浮士德一样,充满了变革和向上的力量,从1823年到1832年,这是爱克曼拜访歌德的时间,也是歌德完成《浮士德》的时间,在“浮士德化”的这个不朽时代,歌德从精灵的歌声和舞蹈里,感受到了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巨大骚动,感受到了自己不断向上前进的动力,感受了那一颗崇尚实践和行动的种子的蓬勃力量,从“太初有文词”到“太初有行动”,从苦思冥想到为人类谋取福利,另一个伟大的歌德时代似乎也在形成,也在发芽。

但是,对于歌德来说,这个前进上升、符合客观倾向的时代毕竟更多在《浮士德》里,他身处的德国却还没有统一,工商业还未发达,政治和经济还很落后,一些封建割据的小邦为权力而斗争,所以这是现实的时代却像那从山顶滚落下来的巨石,又将向上的西西弗斯拉回到起点。所以在这个主观时代,歌德是痛苦的,“我和整个时代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的时代全在主观倾向笼罩之下,而我努力接近的却是客观世界。我的这种孤立地位对我是不利的。”当歌德把时代分为主观和客观,实际上是分为了现实和理想,分为了前进和倒退,分为了上升和衰亡,为什么在一个主观的时代,一切都是腐朽的,都是软弱的,因为这样的时代不具有“客观性格”,不符合“自然规律”。

爱克曼和歌德:这里所显示的是我的歌德

“我们这老一辈子欧洲人的心地多少都有点恶劣,我们的情况太矫揉造作、太复杂了,我们的营养和生活方式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我们的社交生活也缺乏真正的友爱和良好的祝愿。每个人都彬彬有礼,但没有人有勇气做个温厚而真诚的人,所以一个按照自然的思想和情感行事的老实人就处在很不利的地位。”老一辈的欧洲人,就像在封建时代的国家,身上带着一种罪恶,这种罪恶让这个时代接近世界末日,让一代接着一代积累起来,让时代的痛苦与日俱增,“我们为我们的祖先的罪孽受惩罚还不够,还要加上我们自己的罪孽去贻祸后代。”这样的时代脱离了客观规律,以一种人为制造的阻力让一切后退和衰亡。“所有这些人情况都很糟。那些学者和官僚有三分之一都捆在书桌上,身体糟踏了,愁眉苦脸。”这是时代的图像,颓废的精神状态已经远离了向上的力量,而在这样的时代里,包括政治、宗教、文学,都以衰败和倒退的方式让现实变得无力,让生活变得黑暗。

“一部分人吃苦而另一部分人享乐;自私和妒忌这两个恶魔总会作怪,党派斗争也不会有止境。”这是歌德看见的政治,在这里,每个人都想掌握政权,每个人都想要权力,每个人都在违反道德,“克瑞翁禁止收葬波吕涅克斯,不仅使腐化的死尸污染空气,而且让鹰犬之类把尸体上撕下来的骨肉碎片衔着到处跑,以致污染祭坛。这样一种人共嫉的行动决不是一种政治德行,而是一种政治罪行。”在这种政治罪行里,便有了暴力,而不管是招致暴力颠覆的人,还是进行暴力颠覆的人,都是不符合自然,所以在歌德那里,都是憎恶的对象。

而宗教呢?“教会规章中有许多是荒谬的。但是教会要想统治,就要有一批目光短浅的群众向它鞠躬,甘心受它统治。”这是一种社会现象,折射的也是暴力的权力观,1832年3月,在歌德临死前的十天的谈话中,他对基督教和教会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在自然科学日趋繁荣的时代,在启蒙运动日渐盛行的时代,基督教已经成为一种阻力,甚至变成了愚民的工具,““听到一般人的言论,我们几乎会相信:从远古以来,上帝早已退位,寂然无声了,人们现在仿佛都要立在自己的脚跟上,要考虑自己在上帝寂然无声的情况下如何生活下去了。”在宗教和道德领域承认神的作用,但是在科学和艺术领域,神已经变成了智力的结果,变成了新的精灵,甚至变成了一种天才,只有这种新的神才代表着人类向前迈进的欲望,才能认识到人类自己的伟大和自由,所以,临终前的宗教观实际上是歌德对人文主义的一种发扬,是对于文艺复兴的一种继承,甚至那个上帝并不是真正宗教里的神,而是理性和自然的化身。单纯的宗教蜕变为一种题材,而在文艺领域,这种理性和自然的化身变成了意志和力量:“让每个人都凭人的意志和力量,去创造比得上用莫扎特、拉斐尔和莎士比亚来题名的那种作品吧!”

上帝已经退位,人类重新站上自己的神殿,所以歌德的客观性格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体现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文艺观,“一个特殊具体的情境通过诗人的处理,就变成带有普遍性和诗意的东西。我的全部诗都是应景即兴的诗,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一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一向憎恨超出时代的虚幻作品,歌德强调的时代性就是客观性,就是自然规律,而具有这种时代性和客观性的作品,才具有永恒性,“我只劝你坚持不懈,牢牢地抓住现实生活。每一种情况,乃至每一顷刻,都有无限的价值,都是整个永恒世界的代表。”所以在创作观上,歌德鄙视那些好高骛远、“不懂得限制自己范围”的作者,反对“在许多不属于我本行的事物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的创作,否定那些赚取报酬作为创作目的的世俗作品。在歌德看来,真正的创作的是在时代中把握“个别特殊事物”,是描绘内心的感受,是用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在这里,歌德强调的是自然,而艺术和自然的关系,他界定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的奴隶”,因为通过世间的材料来加工,是不能超越自然的,而另一种是“自然的主宰”,自然的材料所服务的是一种“较高的旨意”,而这种较高的旨意就是理性,就是意志,就是精神,“振作起来的与其说是精神,无宁说是意志;与其说是艺术精神,无宁说是政治精神。”

现实主义是时代的特色,自然规律是作品的精神,所以歌德的文艺观自然设计到主宰自然的那部分,就是作者,作者要成为一件作品的伟大创造者,要成为一种精神的领导者,要成为现实主义的推动者,就必须具有伟大的人格,“在惊赞这种作品时,我们不要认为这些艺术家是按照比现在更完美的自然马雕刻成的,事实是,随着时代和艺术的进展,艺术家们自己的人格已陶冶得很伟大,他们是凭着自己的伟大人格去对待自然的。”为什么莱辛的作品是伟大的,因为他的人格具有坚定性,为什么伏尔泰的作品被根里斯夫人指责为是在放纵自由,是在亵渎神圣,因为伏尔泰的人格就是如此,““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而作者的人格和作品之间的关系,也无非是一种“自然”的反映:“总的来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

用自己的人格去对待自然,去创作作品,实际上也是反映着时代的客观性,他在谈及拜伦的时候,就说:“拜伦无疑是本世纪最大的有才能的诗人,他既不是古典时代的,也不是浪漫时代的,他体现的是现时代。我所要求的就是他这种人。”现时代就是这一个客观的时代,这一个符合自然的时代,但是从人格出发,歌德所要建立的是一种“行动文学”,一种实践文学,也就是从文本世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所以人格里的那种天才创造力变成歌德膜拜的对象,才能“从战役走向战役,从胜利走向胜利”,才能靠近另一个上帝甚至成为神,所以歌德对于“迈大步的半神”的拿破仑的崇拜远超过其他的一切革命者,“对呀,好朋友,拿破仑是我们无法摹仿的人物啊。”这种前无古人的创造体现的并非是自我的意志,在歌德那里,成为时代中那个主宰一切的上帝的创造物,“每种最高级的创造、每种重要的发明、每种产生后果的伟大思想,都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都是超越一切尘世力量之上的。人应该把它看作来自上界、出乎望外的礼物,看作纯是上帝的婴儿,而且应该抱着欢欣感激的心情去接受它,尊重它。”实际上,这种对于天才的神化本身就是一种悖论,它是符合客观倾向,符合自然规律,但是却又是上帝的礼物,又变成人力无法达到、超越一切的东西,是神的恩宠的结果。

解放神而变成理性与自然,却又将理性和自然升格为另一个神,从而影响时代,这是一种泛神论,实际上也是歌德生活时代内心的一种挣扎,要融入一个战斗的时代,就越发感觉和时代背道而驰,要不断寻找向上的力量,就越要体会那种被推下山去的无力感,当歌德说“我相信上帝,相信自然,相信善必战胜恶”的时候,浮士德也是在时代的拉锯中死去,而“太初有行动”看起来也只是隐喻的一幕,上界的爱向他照临,而天使们抬着的却是一具人世间生符合老必死自然规律的尸体。

反抗者

编号:C38·2151022·1219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3年08月第1版
定价:38.00元亚马逊22.60元
ISBN:9787532761845
页数:336页

“人们为焚尸炉拨火,犹如献身于照料麻风病人一样。恶意与美德不过是偶然的或任意而为之。”不相信才会让任何东西无意义,无意义才会让一切都变成可以为之的行为,“既无所谓赞成,也无所谓反对,杀人者既不错,也不对。”在这种几乎荒诞的存在中,加缪提出了反抗的主题。笛卡尔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把思想提高到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唯一标志、唯一条件,而加缪在《反抗者》中,则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我反抗故我在”,将反抗视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标志与条件。但是,有时候反抗却还是一种荒谬,“说来难以理解,最普通的造反行为竟然表现出渴求秩序。”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悖论?


《反抗者》:应当舍弃幼年时代的疯狂

让我们仅仅指出,反抗在与历史斗争时,在形而上的反抗里,在“故我们存在”与“我们是孤独的”之外又增添了新命题:我们不会为了生产不属于我们的存在而杀人与死亡,相反要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
       ——《历史上的反抗》

因为荒诞而矛盾,因为矛盾而反抗,因为反抗而死亡——不管是自杀还是杀人,当反抗彻底变成一种行动意义上的革命的时候,“故我们存在”变成了合目的性的要求,而“我们是孤独的”命题又把反抗拉回到虚无主义的世界,虚无主义不是制造,不是存在,虚无主义的反抗就是一种否定自己的行为,在革命的旗子下最终变成专制,变成恐怖,变成暴力,“虚无主义在今天已登上王位。声称以革命的旗帜引导我们的那些思想实际上已变成随声附和的而非反抗的意识形态。”虚无主义本来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反抗,革命本来是一种制造新存在的行动,但是在反抗历史的标本中,这样的形而上学和革命,反而变成了一种恶,架设了断头台,树立了敌人。

“我公开地把心灵献给严酷痛苦的大地,往往在神圣的夜晚许诺要忠贞地爱它,至死不渝,承受其命定的沉重负担,一无所惧,决不蔑视它的任何一个谜。这样一种致死的纽带把我和它联结在一起。”引用荷尔德林在《恩培多克勒之死》中的句子,加缪其实不是为了为妥协寻找一种借口,而是“忠贞地爱它”,是“承受其命定的沉重负担”,是“绝不蔑视”,是为了“把我和它联结在一起”,积极乐观,是面对“严酷痛苦的大地”采取的一种精神上的解放,但是这样的解放无论如何还有着某种神圣性,甚至有时候脱离了反抗的内在需求。在加缪看来,以神性的力量来化解悲痛,是一种精神的至上主义者,但是在现存的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回到反抗的自我意识这个主题上来,“反抗必须自我审视,以便学会驾驭自己的行动。”自我审视之后才能驾驭自己的行动,才能找到“神圣的夜晚”,才能保持忠贞,才能面带微笑,才能一无所惧。

如何审视自我?加缪把罪恶放在这个链条的开端,罪恶变成信仰,罪恶取代理智,罪恶制定法律,罪恶控制哲学,“罪恶以清白无辜乔装打扮,颠倒是非很适合我们时代的性质,此时,清白无辜却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加缪把我们时代具有的罪恶归结为逻辑罪恶,“自从人们信仰一种学说,自从罪恶受理性控制,它便如同理智本身一样繁衍增多,有了三段论一样无可争辩的性质。它如同呼喊一样是孤独的,同科学一样是普遍的。它昨天受到审讯,今天却制定法律。”这是奇怪的逻辑,这是荒诞的罪恶,实际上乔装打扮的罪恶成为我们时代的特征,就是因为我们生存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荒诞推理而衍伸为逻辑罪恶,所以当荒诞变成这个时代的普遍意义,罪恶也就无孔不入地实施着自杀和杀人的事情,而要消除荒诞,在加缪看来,就是要进行反抗:“我大喊我什么都不相信,一切都是荒诞的,但我不能怀疑我的呼喊,至少应该相信我的抗议。我这样便在荒诞经验之内得到了最早的惟一明显事实,即反抗。”

一切都是荒诞的,一切都需要反抗,反抗诞生在无理性的场景中,反抗面对的不公正的生活,反抗是为了在混乱中建立秩序,反抗是寻找一切消逝事物那个统一性,也就是说,反抗的最终目的不是拒绝,不是死亡,而是发现合理性,所以在加缪看来,反抗的反抗者是说“不”的人,但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他也是一个说“是”的人,“他突然意识到人身上有某种东西应该是属于自己的,哪怕这种情况为时短暂。”这就是反抗者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在更大意义上是为了超越个体,也就是说,我的反抗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我身上的某种东西是所有人共同享有的,也就是人有互助性的天性,“这种互助性是在镣铐中产生的。”它是一种集体意识的觉醒,是一个群体相信有某种正当的权利,“反抗表现出人类在其生存活动中对自身的意识越来越广阔。”

“在荒谬的经历中,痛苦是个人的。一进入反抗行动,痛苦则成为集体的,成为众人的遭遇。”尊重人,符合人性,这是反抗所要建立的世界的意义,而这个世界也是超越了圣宠的感恩世界,所以加缪把反抗作为生存权利的一种“类行为”,包含着人类性和社会性。而这种“人挺身而起反对其生存状态与全部创造”,在加缪看来,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反抗,因为“它否定人与创造的目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过程,是一种行动,不是为了目的的反抗,而其要脱离神圣的恩宠世界,就是要摆脱神性而恢复人性。所以形而上反抗精神从起源上来说,是和宗教有关,从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反抗,到杀死其弟亚伯的该隐,再到伊壁鸠鲁及卢克莱修所说的人化的神,加缪认为,在十八世纪末才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反抗,其标志人物是戴着镣铐的哲学家萨德。27年的监狱生涯似乎是将萨德推向了一种饱尝罪恶的深渊,所以他怀疑神性,否定上帝,“上帝若存在的话,怎么会是冷漠无情、邪恶残忍的呢?”萨德否定上帝,是为了得到本性,而本性在萨德那里就成为一种自由,自由是毁灭罪恶的力量,自由是创造王国的手段,自由是本能的自由,自由是权力意志,所以萨德的自由主义到最后“必须使自己成为本性的刽子手”,这就是那个“唯一的人”,是终结世界也是成为上帝的人,“‘唯一的人’转身走向那个囚徒,正是这个徒无穷尽的想像力创造了他,二人交融在一起。”

而萨德的“唯一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浪漫主义,他和囚徒站在一起,其自身也有了恶的特点,“它仅仅热衷于塑造不法之徒、善良的苦役犯、豪爽的强盗之类的形象,借以阐述要求自由的深沉的运动。”所以当浪漫主义以花花公子的形象开创自己的反抗世界的时候,他创造的是一种奇特的“否定美学”,就如波德莱尔的罪恶花园,罪恶在其中是一种比其他东西更为稀罕的品种,而恐怖自身变成了细腻的感觉。浪漫主义的反抗是对于上帝的反抗,所以它以恶来回答恶,以高傲来回答高傲,甚至用沉默来回答沉默,所以说,浪漫主义者把自己当成了另一个上帝。但是这种对于上帝的回答是建立在一种“好意”基础之上的,甚至它自己成为另一个上帝也是为了创造秩序,所以这样的反抗无法走向更远,它最后被虚无主义“一切皆被允许”而走向了其反面。

“我们否定上帝,我们否定上帝的责任,惟其如此,我们方能解救世界。”尼采的那一声宣言是虚无主义对于反抗的阐释,否定上帝,而且上帝已死,在本质上是否定上帝的道德性,所以击垮一个圣殿,建立一个新圣殿,其最终的指向是单一的“不”,或者单一的“是”,在尼采那里,不管是否定上帝,而是自己成为上帝,都是一种单向的目的论,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只有放弃一切反抗,甚至放弃想要产生神明以纠正世界的反抗,反抗者才能成为上帝。“若果真有个上帝,如何能忍受自己不是上帝呢?”所以这样的反抗只是虚无主义,“用完全投入这个世界来代替一切价值判断,这样,便从绝对的失望中进发出无限的欢乐,从盲目的奴役发出极大的自由。”

而在超现实主义那里,反抗变成了另一种绝对的理论,完全不屈从,破坏规则,幽默与崇拜荒诞,它对一切挑战,“永远在重新开始的挑战”,超现实主义的启发者洛特雷阿蒙与兰波告诉我们,表象的不合理的欲望通过何种道路可以把反抗者引到最为破坏自由的行动形式。所以有了兰波诗歌之外那腰带里带着的八公斤黄金,有了安德烈·布勒东“无情的权力”与专制带来的政治狂热,有了破坏的混乱,有了必需的死刑,也就是说,超现实主义害怕的是承担责任,它想到的是破坏,不管是诗歌的诅咒,还是物质的锤子,他捍卫的就是不合理性,而这种不合理只有一个主人:“我反抗,故我存在”。

从自由主义到浪漫主义,从虚无主义到超现实主义,形而上的反抗的核心是对恶的抗议,但是这种抗议最后变成了”过度的绝对“,也就是反抗精神也变成了虚无主义,最后吞没了创造的力量。而其实在加缪对于反抗的阐述中,除了形而上的反抗之外,历史上的种种反抗行动,似乎都在这一个“过度的绝对”中走向了反抗精神的反面,不管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变成了一种虚无主义。历史上反抗的实践似乎都指向一个词:革命,“革命是形而上的反抗的合乎逻辑的继续。”革命是因为向往自由,革命是为了抗议压迫,革命是为了获得正义,而革命却必须拿起武器,所以革命当为了建造一个新政府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变成了断头台为标志的时代。

“一个被法庭判处死刑的骗子竟说他要反抗压迫,因为他要反抗断头台!”本来,断头台是压迫的最明显的象征之一,但是在怀疑一切的革命时代,断头台已经变成了革命的标志,已经变成一个绝对的符号,甚至变成了自由,所以在革命式的反抗中,这种断头台的象征意义一直存在着,而在非道德主义、科学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等理论的补充之下,破坏一切的革命甚至走向了恐怖主义,建立政府的革命则走向了专制主义。1878年俄罗斯女子维拉·查苏利奇开的那一枪引发了一连串的镇压与谋杀;同一年,“人民意志”一个成员克拉夫琴斯基在其《以死还死》的小册子中把恐怖活动定为原则,其后果接踵而至;仍是在1878年,亚历山大二世创造了国家恐怖主义最有效的武器。一方面是镇压与革命的对峙,另一方面则导致国家的加强,“1789年革命引来了拿破伦,1848年革命产生了拿破仑三世,1917年革命使斯大林掌权,二十年代意大利的动乱使墨索里尼上台,魏玛共和国招致希特勒的统治。”

不管是国家权力的加强,还是革命力量的破坏,多于反抗精神格格不入,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加缪看来,都变成了一种暴力,变成了另一个帝国,“原则的革命杀死了上帝在人世的代表。二十世纪的革命杀死了上帝在原则本身中的残留之物,并使历史上的虚无主义神圣化。不论这种虚无主义以后借用了什么道路,从它想摆脱一切道德规则而在本世纪进行创造之时起,便建造了恺撒圣殿。”这不是合理的革命,当然这也不是最可贵的反抗,甚至这样的犬儒主义都变成了虚无主义,反抗甚至也开始否定自己,“从而陷入最极端的矛盾”。

而加缪一开始就认为,反抗者不仅是那个说“不”的人,也是一个说“是”的人,他否定荒诞和不公平,却也应该创造秩序,寻找自由,“我们不存在,但应当通过一切手段来存在。我们的革命就是通过制造,在一切道德规则之外获得一种新存在。”所以反抗在更大意义上是“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也就是说,反抗不是为了我们的存在而杀人与死亡,而是“把心灵献给严酷痛苦的大地”,是“想到他人而超越了自己”。所以加缪在艺术创造中找到了反抗精神,“反抗是世界的制造者。这也确定了艺术的性质。”加缪把艺术中的创造视为反抗的精神,特别是小说,是对于世界的修正,是对于死亡的超越,在小说描绘的世界里能感受到巨大的反抗力量,“艺术中,反抗通过真正的创造来完成与永远存在,而非通过批评与诠释。而革命这一方面惟有通过文明来得到肯定,而非通过恐怖与暴政。”

艺术或者才是形而上的反抗,也是实践意义上的反抗,“在这个地狱中,艺术的地位与被战胜的反抗的地位是一样的,在空虚绝望的岁月中空怀着盲目渺茫的希望。”但是在艺术世界里,体察反抗精神的时代意义或者并不完整,所以加缪在《南方思想》中发出了疑问:“我们处于当代悲剧的顶峰,会变得对罪恶熟视无睹。生命与创造的源泉似乎枯竭。恐惧笼罩着布满幽灵与机器的欧洲。在两次大屠杀之间,在地下搭起断头台。施刑者在那里默默地庆祝他们的新信仰。是什么呼喊扰乱了他们?”在他看来,这种呼唤就是反抗,就是生命运动的反抗,就是生命站立起来的反抗,不是虚无主义,不是革命暴力,而是一种尊重个体生命,建立公正世界,符合人性需求,超越自己而共同享有的力量:“我们每人要拉开弓经受考验,在历史中与反对历史中征服他已经拥有的一切,收获他的田地中贫瘠的庄稼与这片大地上短暂的爱,在这个时刻,在一个人终于诞生的时刻,应当舍弃幼年时代的疯狂。弓张开了,木头吱吱地响,在弓张开得最满的时候,一支箭疾射而出,一支最刚劲的自由之箭。”

论精神

编号:B83·2151022·1218
作者:【法】雅克·德里达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4年08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19.30元
ISBN:9787532766710
页数:199页

副标题:海德格尔与问题,德里达“有待进一步梳理和思考的问题”其实就是:纳粹思想与西方传统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德里达所做的一篇长篇演讲,成书时分了十章,据说主要的观点就在最后两章里,正如他自己所说:“已经太晚了,我不想让你们一直待到早晨”,不想待到早晨就是直达海德格尔和纳粹问题的主题。德里达的解构在其产生之初,就被指责为是非政治的,由于它与海德格尔的遗产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共谋”关系,他的思想更被指责为有法西斯的倾向。特别是1987年维克多·法里亚斯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一书的出版,似乎更加重了人们的这样一种印象:海德格尔的纳粹事件并不是哲学家的一次偶然的失足,相反,纳粹思想已铭刻在海德格尔思想的最深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可视为是对法里亚斯一书的回应。


《论精神》:火焰的书写与共燃

这就是引号的法则:两对夹子悬空勾起一道幕布,一道帷帘,或一道帘幕。不是幕布紧闭,而是半开半掩。六年了,这样一种悬而未定的状态一直持续着,把观众和片头字幕后的紧张情节全都吊在那里。紧接着,突然一下子——仅仅一下子而非三次——引号撤去,帘幕升起。
         ——《第五章》

在引号里存在,也是在引号里“避免”,在引号里时间化,也是在引号里“落入时间”,但是为什么要将引号撤去,为什么要结束那一种悬而未定的状态,德里达说是“突然一下子”,就像一场突变的戏剧,将“精神”从六年来的半开半掩变成了“帘幕升起”,是看见,也是收容,是解构,也是开放,“‘精神’并不首先落入时间,而是作为时间性的本源的时间化而生存。”这是《存在与时间》里的“精神”,这是保留在引号规则里的“精神”,却在海德格尔的世界里突然成为另一个存在,它变成了历史:“时间性使世界时间时间化;而在世界时间的境域中‘历史’才能作为时间内的演历而显现。”

1933年已经到来,甚至连同“历史”都被纳入到引号的法则里,“我强调的是:也是在引号内”,德里达的强调似乎就是在开启一个引号像帘幕撤去的时代,但是这个仍被包含在引号里的“历史”似乎是也是海德格尔的一种避免?引号世界从紧闭到半掩,从半开到升起,时间时间化为成为历史,那么精神是不是在落入时间中而变成另一种存在?德里达说:“一开场就剧情突变:这就是精神本身的登台亮相,要不然就是它还委托它的幽灵,换言之,它的Geist。”Geist成为精神的幽灵登台亮相,也就是在这六年之后的1933年,精神似乎已经无法避免,它处在一种被解构的开放状态,甚至在充满学术庄严的盛大典礼中成为另一种重言式真理的存在。

历史事件似乎从来都是在一种政治生活里发生的,海德格尔似乎更无法从这个引号中走向精神的本身,也无法委托它的幽灵——“Geist”像是一个回来寻找本体的东西,在geistig和gistich的不同世界里定义精神。它曾经是被海德格尔“避免”的,不管是表达柏拉图形而上学-基督教意义的“精神的”geistig,还是表达非柏拉图形而上学-基督教意义的“精神的”geistlich,海德格尔似乎总是用“避免”来使用它,德里达说,在整个海德格尔学派中,无论是正统的还是异端的,无论是新海德格尔主义者,还是准海德格尔主义者,无论是门徒还是专家,都没有人对这个主题感兴趣,“从没有人谈起过海德格尔作品中的精神。更甚的是:甚至连专业的反海德格尔主义者也对精神这个论题不感兴趣,哪怕是为了宣布废除它。”为什么对这个主题不感兴趣,为什么要避免“精神”?

“他无法避免他知道应当避免的东西吗?以某种方式他许诺要避免什么呢?他忘记了要避免吗?还是说,正如人们可怀疑的那样,事情要比这曲折复杂得多?”德里达却在从海德格尔1927年至1953年25年时间的经历中,找到了对于精神避免和重述的轨迹,似乎避免就是一种言说,似乎避免是为了解构式的重建,所以海德格尔的“避免”模态可能是:“它们在不说之际又回到说,在不写之际又回到写,在不用一些词语的时候又回到对它们的使用”,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是对于25年来的海德格尔来说,高度政治性的语境中,不管是避免还是言说,似乎都在趋向于一种德语世界的权威,似乎都在指向一种民族性的伟大,似乎都在开放于一种政党性的“我在”。

但似乎德里达首先要厘清“精神”在海德格尔的引号里存在的意义,不论是geistig与geistlich的区分,还是geistlich这个词内部的独特的分化,都无法避开Geist的定义,在海德格尔那里,Geist是“太一”的别名,是聚集的别名,是“采集与聚拢行为的诸多名称之一”,在这个关于一切问题的可能性追溯中,德里达发现了四条通向的线索,一条是通向问题的问题,“通向Fragen[问题、追问]之显然是绝对且久未被追问的优先性,通向形式的优先性、本质的优先性,以及本质上追问着的尊严之优先性,最终,通向思想的优先性或思之道路的优先性。”第二条是通向关于“技术的本质不是技术”的道路,第三条通向“一种总是强烈的怀疑”的古老不安,而第四条线索通向的是“隐秘的目的论和叙事秩序的东西”,而在这四条线索中,海德格尔似乎明确过对于“世界”的论断:“石头是无世界( weltlos),动物是缺乏世界的(weltarm),人是建造世界的(weltbildend)。”这是海德格尔在1929-1930年弗莱堡讲座中提出的三个论断,这个论断将人的存在和动物的存在,以及物世界的存在做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区分,似乎在存在-神学的拆解中重新划定了“现成存在”和“上手存在”的界限,而无论是何种线索,在德里达看来,都是海德格尔希望“精神”摆脱它的基督教的意义,从而拒绝在暂时的便利中使用这个词。

德里达:为海德格尔寻找精神的火焰

Geist是精神的本原,它其实不在被分化的geistig与geistlich里,甚至既不在形而上学-基督教意义里,也不在非形而上学-基督教意义里,在海德格尔对精神的叙述中,似乎很少对本质进行定义,它似乎从来不在对立中,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拒绝使精神成为对立极之一,也就是说,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的态度就是使“精神的”不再属于形而上学的或存在-神学的含义范畴,也就是他让精神“超越于解构而指示着任何解构的资源本身,以及任何评价的可能性。”一个词本身是与物相对立的,是对于主体的物化相对立的,而这种对立就是与笛卡尔假设中的主体之主体性的物化相对立,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灵魂、意识、精神和人格组成的系列,在笛卡尔那里,Design作为一种存在,“一开始就从一个直接被给予的自我和主体出发”,变成了“我在”。而德里达认为,“如果没有澄清物性的存在论来源,更不必说实体性的存在论来源,那么人们在谈论主体、灵魂、意识、精神、人格等等的非物化的存在时‘从正面’理解到的任何东西,在存在论上都将是成问题的。”也就是说,Geist属于非-物系列,“它绝不以任何方式让自己物化”。所以,在海德格尔那里,便是一种“避免”,避免所有这些属于主体性或主观性的概念,而避免的目的是为了“言说我们是什么和我们是谁”。

这种避免就是一种无所谓,是对Desein的“向我来属性”的无所谓,对于“我的-存在”的无所谓,对于存在着的绝对的无所谓,对于Desein为积极现象的无所谓,对于形而上学历史的无所谓,而正是这种无所谓使得海德格尔对于实体性的主体进行了阐述,应该把“谁”规定在里面?“人的‘实体’并不是作为灵魂与身体之综合的精神,而是生存。”这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对实体的一种解释,这个为“谁”的主体一方面进入了存在本身,而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将避免的精神纳入到引号的法则里,也就是从这离开时,海德格尔重新接受“精神”,“以并不采用的方式采用它”,但是已经在引号里的“精神”又开了海德格尔的另一个时期。

精神回来了,精神在引号里使得被命名是事物获得了拯救,在德里达看来,这是引号的净化,其目的是为了把精神从一种流俗的、非本身的标记中解放出来,曾经的这种标记打上了笛卡尔式的印记,而且不仅仅是笛卡尔式的,还是拉丁式的,所以解放和拯救的意义是一种“再-德语化”的过程。这是精神是“另一个精神的精神”,是精神的副本,“在引号中,人们看到一个精神的复本通过栅栏自行显示。”不再被拒绝和避免而放入引号的法则里,就是一种被解构的意义上使用,“以便指示出某种与它相似的他物”,而这次涉及的是空间与时间。为什么精神降临到空间和时间?因为在空间性里能保持原初,在时间性里能超越生存,它们分别指向身体和“历史”,回到身体,是回到存在,回到历史,是回到时间——“总之,精神回到时间,回到时间化的运作,它让自己在自己本身内。”

或者,时间也是一个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是具体的时间,1926-1927年的海德格尔已经将“精神”“勉强收容”在文本里,但却是在引号里——两对夹子,一道幕布,半开半掩,悬而未定,甚至还以Geist的幽灵方式出现。但是这个引号的法则是暂时性的,或者是过渡性的,六年后的1933年,在《大学校长就职演说》里,海德格尔突然就将这一道帘幕撤去,继而是盛大的典礼,这似乎是海德格尔关于“再-德语化”的开始,德国大学,国家,民族,使得海德格尔对精神开始了一种重构,他说:“一个民族的精神性的世界决非一种文化的上层建筑,同样也不是各种有用知识和价值的武库;相反,它是那在最深处保护着这个民族的土与血的力量的强力,作为最内在地激起和最深远地震撼着这个民族的实存的强力。”他说:“惟有一个精神性的世界向这个民族保证了伟大。”一方面,海德格尔把国家社会主义精神化了,而另一方面,他的精神又积聚了两种恶:“对纳粹主义的保证和那依然是形而上学的姿态。”

精神从它被排除,被“避免”,继而在引号中被压制和限制,“看,现在它膨大了,享受着宣告、欢呼、颂扬,毫无疑问,它在所有被强调词语的最前面到来。”在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中,哪一种世界明显开始转向周围世界,开始转向世界的黯淡,而这种黯淡就是对精神的废黜,”对精神的废黜是从欧洲自身产生出来的,欧洲自身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精神状况,使之愈加成为灾难性的“,而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海德格尔认为“德国论的破产”导致了精神力量的涣散,”那对根据的一切本源追问之被拒斥及其后果都统统被遮盖和藏匿起来。“德国观念论”破产,意味着那个时代开始丧失其强大的生命力,意味着不再保持精神世界的伟大、宽广和本源性。精神的废黜,是自身的废黜,精神的弃绝会产生曲解和误解,从而影响精神本身的误解,所以当精神在引号原则下之下的时候,在海德格尔看来,已经变成了对于精神的误解,因为“引号”在德语里是引导和带头,而实际上也是欺骗、嘲弄和哄骗。《大学校长就职演说》里,已经开始撤掉帘幕,而在《形而上学导论》里,引号彻底消失了——“因此,对存在者整体本身的追问,对存在问题的追问,就是唤醒精神的本质性的基本条件之一,因而也是历史性此在的本源世界,因而也是防止世界黯淡的危险,因而也是担处于西方中心的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使命的本质性的基本条件之一。”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重申了对于存在问题的追问,对于精神本质的唤醒,不管是对于德语语言绝对特权地位的确定,还是德语对希腊语的一种亲缘关系,在海德格尔那里,”再-德国化“通过对精神的去引号而成为一种行动。

“在精神中,进行主宰的是那对于其本己本质的怀乡。”精神的思想栖息在诗人的灵魂里,在家中,在故土之上,海德格尔在语言的本体化上发现了灵魂,在1933年去掉引号的时候,精神就是火焰,就是大火,就是共燃,“精神之燃烧的火焰”,他受到特拉克尔的诗歌的影响,燃烧起自己的精神火焰,而他引用《灵魂之春》的那一行诗,指出“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取消了柏拉图式的倾听,人不是被囚禁、放逐、坠入于尘世中,而是通向大地的道路上,也就是说,灵魂是为了寻找大地,而不是逃避大地,所以灵魂是异乡者,因为它尚未居住在大地之上。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行走,是一种追随,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是一种重新来临,是在死亡诞生之前的时间本质,而这种诞生“就是那些通往精神之本质的否定的途径。”在倾听特拉克尔过程中,海德格尔发现了火焰。

精神在燃烧,一方面是自己点燃自己,出离自身的通道,或者奋力向上,或者不断运动,或者变幻补丁,这是炽热的闪光,所谓燃烧就是出离,是尚未在大地上的灵魂,而另一方面,火焰也是是吞噬自己,使一切化为白色的灰烬,德里达认为,“精神是那去点燃者?毋宁是那自行燃烧者?点火者?用火点燃自身者?精神是火焰。一种去点燃着的或自行燃烧的火焰:同时二者,既是一个又是另一个,彼此相与。二者在共燃本身中的共燃。”这种共燃更像是对于恶的一种“从事”,因为毁灭性来自放纵的东西,而放纵却要耗尽自己,从而达到一种邪恶,恶在海德格尔那里就是一种精神之恶,“恶是精神性的”,所以这种精神之恶的意义在于像火焰一样,“火焰书写,它自行书写它本身,直接就在火焰中。共燃的裂隙,精神在燃烧——标画路线,开辟道路”。裂隙的世界里,恶是善里的恶,善也是恶里的善,“裂隙在精神与其自身之关联的本质之中切割开痛苦,精神则借此聚集自身、分裂自身。”

裂隙是一种痛苦,裂隙是一种提醒,裂隙是一种共燃,所以在1933年的海德格尔之后,在“Geist被德国的民族语言所把握,它毋宁会使人更早地思考火焰”之后,他又在一种回撤中开始出发,“从……出发”变成了另一种“历史”,变成了一种来临。德里达似乎在找寻和国家、民族无关的的那个海德格尔,在找寻“再-德语化”的海德格尔,但是1933年之后,他的确成为了那个被纳粹化的海德格尔,而这种命令实际上是将没有引号的精神推向了一种荒漠之中,在德里达看来,诞生于荒漠的纳粹将欧洲笼罩在巨大的阴影里,黑森林的存在已经拒绝分门别类:“在其芜杂的分类学中,这些树木会戴着宗教、哲学、政治体制、经济结构以及宗教的或学院的机构等等名称。简言之,那些人们也含糊地称为文化或精神世界的东西。”

德里达在一开始就说,“我将谈论魂灵、火焰与各种灰烬。”在海德格尔阐述、解构、避免和引用的“精神”历程里,总是在燃烧,“完全是自己在点燃和燃烧”,灵魂不在大地之上,灵魂只有在最后的共燃中才能变成一片灰烬,而在这个过程里,充满了误解,对精神的误解,对存在的误解,对海德格尔的误解,而德里达很明确地要“从现在开始,保持交谈”:“不要打断对话,即使已经太迟——这就够了。在返回中警醒着的精神总是会去做剩下的事。通过火焰与各种灰烬,但是不可避免地是作为全然他者的火焰与灰烬。”因为被误解的异乡者,只有像一个诗人,只有成为通往别处的异乡者,才能找到没有避免,没有引号,没有对立和物化的精神,“你的火焰赋予精神以炽热的忧郁。”

三侠五义

编号:C25·2151022·1217
作者:[清]石玉昆 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定价:24.00元亚马逊13.80元
ISBN:9787101093766
页数:586页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是中国一部非常著名的公案侠义小说,此书流传极广,影响深远,几乎家喻户晓。小说共一百二十回,分成两大部分。书中前半部分主要描写宋代包拯为官期间不畏权势、为民伸冤除害,后半部叙述良侠义之士除暴安良、正气热肠的壮行豪举,不同于一般荒诞神怪的小说,文笔酣畅淋漓,描述精彩,具有较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动人心魄的震撼力量。整部小说情节环环相扣,高潮迭起,人物形象鲜明,语言风趣生动,读来令人爱不释手。展昭的宽容忠诚,蒋平的刁钻机敏,徐庆、赵虎的粗鲁憨直,艾虎的纯朴天真,智化的机智潇洒,欧阳春的含而不露,尤其是白玉堂豪放不羁、少年气盛,莫不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直到现今,在影视和戏曲舞台上依然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三侠五义》:如何算得见过大世面

宁老先生乃给包公起了官印一个“拯”字,取意将来可拯民于水火之中;起字“文正”,取其意“文”与“正”,岂不是“政”字么?言其将来理国政,必为治世良臣之意。
        ——《第三回 金龙寺英雄初救难  隐逸村狐狸三报恩》

九岁的包公在私塾,只要宁老先生一点《大学》的句断,就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知“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背诵如流,使得宁老先生大喜,留下一句“不想我宁某教读半世,今在此子身上成名。这正是孟子有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老师之乐,并不在于包公能将圣贤之书背得滚瓜烂熟,而是看见了读书的意义,那就是包公显露了“天下英才”的潜质,甚至可以说,是在启蒙中开启了一种“明德”、“至善”的风范。大学之道虽然在九岁包公那里更多呈现的只是字词而已,“教上句便会下句,有如温熟书的一般”,但是他已经具备了以后为国家栋梁的素质,所以宁老先生给包公起的官印是一个“拯”字,起的字便是“文正”。

“拯”为拯救,文正而为“政”,这种命名方式,其实已经将包公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治世良臣理国政便也成为老师的期望,自我的目标。这并非仅仅是启蒙,一种命名的开始,其实包公之后的人生之路已经走向了“大学”,而这种预言和启示性的命运在某种方面却是对于自身多舛幼年的一种超越。母亲是四旬开外怀孕,已有二子的包员外终日忧愁,而那独坐书斋的梦差点将包公带向人生的厄运,“朦胧之际,只见半空中祥云缭绕,瑞气氤氲。猛然红光一闪,面前落下个怪物来,头生双角,青面红发,巨口獠牙,左手拿一银锭,右手执一朱笔,跳舞着奔落前来。”梦中的怪物,是打破了本来的秩序,对于父亲来说,此种征兆也是大凶,所以有了后来包海将他抛尸野外,差点落入虎口,而包山的解救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兄弟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善与恶,宽容和私狭,渗透在包公的幼年生活里,而到了七岁的时候,包公将救下他的兄嫂呼为父母,这是一种乱伦的称呼,对于伦理秩序的颠覆,其实是对于员外及兄长扼杀生命的否定;而且,包公从小到七岁从未哭过,也从未笑过,“每日里哭丧着小脸儿不言不语;就是人家逗他,他也不理。”

奇异的出生,奇异的性格,奇异的家庭,对于包公来说,的确是人生的变数,也是通向“大学之道”的坎坷,而这种自离娘胎而“天降大任”的考验其实是回应着朝廷的悲欢离合,小说一开始就以八月中秋的天象开始,西台御史兼钦天监文彦博出班奏道:“臣夜观天象,见天狗星犯阙,恐于储君不利。恭绘形图一张,谨呈御览。”那时的宋真宗还未有储君,所以这天象的吉凶自是一个未知数,而真宗那句“二妃子如有生太子者,立为正宫”,却将刘妃和李妃的命运,以及太子的命运也推向了变数,“狸猫换太子”宫廷争斗衍伸出的是关于君主的坎坷和折磨,也正是这种包公和仁宗波折中的共同点,让他们的命运契合在一起,也为后来仁宗重仁重义的明君形象奠定了基础。

这是一种呼应,呼应的目的就是为狭义文化的建立提供了一种大背景。而包公在个人成长中,也逐渐开始了从江湖到庙堂的人生之路,从读书到中试,再到成为定远县知县,也是一种儒家式的成才之路,而“乌盆诉苦别古鸣冤”虽然带有一种神话色彩,但是却是包公进入圣上视线的一种捷径,正直无私,断事如神,却越过了上司之嫉,直接呈现在皇帝面前,终于升任为封府府尹、阴阳学士。“阴阳”二字的意义是善于“白日断阳,夜间断阴”,是对于他判案神奇的一种说话,而在小说中也慢慢神化了包公。如果按照史书记载来看,《宋史·包拯传》只记载了他的一件断案故事:“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立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如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但是,在小说中,包公不但能审民间各种民事、刑事案件, 而且能断阴阳,审冤魂怨鬼,“包公一生,不独能破前朝之案,且能破及清之案,其平反之功,宜累牍书之不尽矣”,包公被塑造成了一个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神人、法师。

这种神通广大其实是一个铺垫,一来符合自己那个“拯”字的含义,拯民于水火之中,而来,也是为了进入最高统治者的视野,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治国理政的理想,才能完成宁老先生当初对于他人生之路的一种命名。而第18回《奏沉疴仁宗认国母  宣密诏良相审郭槐》就是将那一段“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最后大白天下,余忠替死、送往陈州、开封府净室居住、李氏诰命叩天求露等沉疴细节一一展露,而包公在其中不光是历史的揭露者,也成为亲历者,包公认假母就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最后利用虚设的森罗殿,终于导致郭槐招供,当初刘后图谋正宫、用剥皮狸猫换太子、陷害李妃,等等,都变成了呈堂证供,也终于将历史冤案昭雪,而随着将郭槐立剐,圣上也最后宣召包公:“刘后惊惧而亡,就着包丑卿代朕草诏颁行天下,匡正国典。”

包公将沉冤多年的宫廷争斗大白于天下,就是真正走进了庙堂之上,将个人命运维系在皇权至上,这是一条典型的自下而上的道路,对于包公来说,是成为治世良臣的开始,是行使治理国政的起点,也正是仁宗是仁义之宗,才使得包公能够在超越自己出生多舛命运之后,能够施展自己的能力,在“在明明德”中行侠仗义。奉皇命到陈州放粮赈灾、公孙策设计要来御赐刑具三口铜铡,都是把宣扬忠义、维护社会秩序和弘扬人间正气、除暴安良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完美的结合其实走过了两个过程,一个是从江湖到庙堂,而另一个则是从庙堂到江湖。

除了包公的命运和皇权联系在一起,三侠五义的狭义思想也是在仁宗的认可下得到展现,而他们也从一般的江湖义士变成了朝廷命官。南侠展昭曾在金龙寺凶僧手中救包拯,又在土龙岗退劫匪,天昌镇捉刺客,功绩累累,当初他的侠义观其实是个人随机式的遭遇,“真是行侠作义之人,到处随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只是将别人的悲喜当成是自己的安危,这是纯江湖的侠义,但是后来经过包公举荐,被皇上御封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在开封府供职,绰号“御猫”,才成为和国家命运有关的侠士。

在三侠五义里,锦毛鼠白玉堂应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当初经过包公的举荐,仁宗金殿试艺的时候,只给了“三鼠封官”,卢方等三人授予的是六品校尉之职,都安排在开封供职,实际上都成为了朝廷命官,仁宗而又传旨,“务必访查白玉堂、韩彰二人,不拘时日”。也就是说,在仁宗眼里,充满的是一种宽容心,是一种招贤若渴的仁义。白玉堂,因少年华美,气宇不凡,行侠作义、文武双全,但是白玉堂的性格,具有多个侧面,也是五义中最为复杂的。他少年气盛,性情高傲,闻听展昭受封“御猫”,便觉“五鼠”减色,遂专程赶赴京师与展昭一比高低,先于皇宫内苑中杀了意欲谋害忠良的总管太监郭安,又于忠烈祠内狠狠地戏耍并整治了奸太师庞吉;他与有志有德的贫寒书生颜查散结为兄弟,并为其鸣冤,多方救助;最后,为探谋反朝廷的襄阳王的虚实,三闯冲霄楼,疑似命丧铜网阵。

正所谓以英雄侠义始,以英雄侠义终,所做之事,均系无法无天的惊人之举,又都不离“侠义”二字。但是从一开始的经历来看,他的侠义是完全建立在自我基础之上的,不喜欢展昭受封为“御猫”,一个“御”字仿佛是将那种侠义的个性抹杀了,所以他极不服气,内心的渴望是自由,但是蒋平对白玉堂的一番话可以看出五义的一种转变,“你说你到过皇宫内院,忠义祠题诗,万寿山前杀命,奏折内夹带字条,大闹庞府杀了侍妾。你说这都是是人所不能的。这原算不了奇特,这不过是你仗着有飞檐走壁之能,黑夜里无人看见,就遇见了皆是没本领之人。这如何算的是大能干呢?如何算得见过大世面呢?”也就是说,蒋平所认为的那种江湖行为只是小打小闹,不是大能干,不是大世面,只是凭着飞檐走壁之能,血气方刚之勇,实际上是不懂规矩,甚至破坏规矩,所以“算不了行侠尚义英雄好汉”,充其量只是一个浑小子,甚至没有资格上开封府。

什么是大世面,“若是见过世面,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中,瞻仰过天子升殿。……慢说天子升殿,就是包相爷升堂问事,那一番的威严,令人可畏。”天子升殿是大世面的标准,而这种标准直接否定了白玉堂的个人侠义,直接否定了鲁莽江湖,最终从江湖之远而转为庙堂之高,所以少年英雄最后得到了仁宗迟来的赏识,传旨:“加封展昭实受四品护卫之职。其所遗四品护卫之衔,即着白玉兰堂补授,与展昭同在开封府供职,以为辅弼。”而这也就意味这三侠五义都已经完成了一种庙堂式的命名,也和包公一样,可以真正拯救人民,可以治国理政,可以成为治世良臣。

而当居庙堂之高之后,这些侠义之士进入的另一个江湖就是自上而下的江湖,所以他们面前的任务也变得更为重大,那就是要清除最大反派襄阳王的势力。襄阳王,是真宗幼弟,宋仁宗的叔叔,他意图勾结江湖人士邓车、张华、马刚、马强、雷英等人,朝中的庞太师及其党羽,还有蓝骁、钟雄、邬泽,立下盟单兰谱放在冲霄楼中,意图谋反,颜查散上任襄阳,带领三侠五义众位英雄剿灭叛乱,为大宋的安危、人民免于战乱做出卓越贡献。在小说中,为了拿到襄阳王造反的证据,锦毛鼠白玉堂三探冲霄楼,命丧铜网阵,用自己的鲜血捍卫了大宋的安定,而这便是侠义的体现。在小说中,群雄战襄阳其实并未真正展开,在第一百二十回中说:

这便是《忠烈侠义传》收缘。要知群雄战襄阳,众虎遭魔难,小侠到陷空岛、茉花村、柳家庄三处飞报信,柳家五虎奔襄阳,艾虎过山收服三寇,柳龙赶路结拜双雄,卢珍单刀独闯阵,丁蛟、丁凤双探山,小弟兄襄阳大聚会,设计救群雄;直至众虎豪杰脱难,大家共议破襄阳,设圈套捉拿奸王,施妙计扫除众寇,押解奸王,夜赶开封府,肃清襄阳郡;又叙铡斩襄阳王,包公保众虎,小英雄金殿同封官,紫髯伯辞官出家,白玉堂灵魂救按堂,颜查散奏事封五鼠,包太师闻报哭双侠,众英雄开封大聚首,群侠义公厅同结拜:多少热闹节目,不能一一尽述。也有不足百回,俱在《小五义》书上,便见分明。

“活捉了襄阳王”成了续集,但是在小说中,从江湖到庙堂,再从庙堂到江湖的侠义世界已经建立,所以作为一种铺垫,那种大场面等待展开,而随着大场面的展开,拯民于水火之中建立的“在止于至善”和治理国政的“大明明德”也便成为侠义文化的最好阐释。

枕草子

编号:E42·2151022·1216
作者:【日】清少纳言 著 周作人 译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3月第1版
定价:59.00元亚马逊34.40元
ISBN:9787208127937
页数:536页

成书于1001年的《枕草子》,与《方丈记》《徒然草》并为“日本三大随笔”,与《源氏物语》合为“平安文学双璧”,它是日本随笔文学的源头,也是一座高峰。全书共有305段,分为类聚、日记、随想三大内容。类聚是受唐朝李义山《杂篡》的影响,罗列生活中不同性质与类别的事物,如“山”、“海”、“扫兴的事”、“高雅的东西”,涉及地理风貌、草木花鸟、内心情感、生活情趣等等,非常丰富地体现出作者清少纳言细腻的观察和审美趣味。日记记录了作者在宫中的生活,其中有反映她与皇后藤原定子感情深笃的经历,以及她在宫中生活的片断,这部分内容深映古典风貌,可从中了解日本平安时代皇室贵族的生活状态和品味素养。随想则是对自然与人生的随感,尤其可见作者明快、自由的生活态度。周作人的《枕草子》译本迄今仍是最早、最经典译本,他对古典作品把握精准,最大程度地还原了日文的美感。


《枕草子》:不言说,但相思

樱花的凋谢,还只是世俗常用的譬喻罢了。古人说“迨白露之未晞”,叹息朝颜花的荣华不长,若和他相比,更觉得惋惜无可譬喻了。
        ——《第三三段  小白河的八讲》

小白河的八讲讲的是法华经,在大将的宅邸里,虽然是六月酷热的天,但是作为结缘的盛大法会,听小白河的讲经的人,除了那些公卿贵族之外,“世间的人都聚集了前去听讲。”这是一种身份的代表,这是尊严的聚会,也是品格的象征,可是在这场讲经的法会上,听说的那个传闻便如夏季的繁盛中看见的一次悲哀,弥漫开来。原来宫里的中纳言后来去做了和尚,结束一种宫中生活而出世,在清少纳言看来,就像樱花的凋谢一般,是对于荣华的一次告别,是对于繁盛的一次终结。

“容易求得的莲华的露,放下了不想去沾益,却要回到浊世里去么?”曾经在菩提寺里听过法华八经,清少纳言自觉得那经文是“可尊”的,“心想就是这样长留在寺里也罢”,法会的气氛熏染,似乎能涤荡心灵,似乎可以把这世界的一切看成是浑浊的,譬如那莲花的露,也是纯洁的象征,但是即使感动这样的超脱,即使在经文里找到结缘的惊喜,留在寺里不免只是一种冲动而已,而当清少纳言离开宫里只是回家,就已觉得那些感慨都忘记了,而等到听说中纳言做了和尚,又不免感慨世事多变,当莲花的纯洁变为樱花的凋谢,或许也是一种巨大的矛盾。

作为歌人清原元辅的女儿,清少纳言在九九三年入宫,成为一条天皇皇后定子的侍女。这是她宫中生活的开始,而在之后的十年时间里,清少纳言在中宫身边,感受了极为丰富的宫廷生活,所以这十年是她一生最为幸福的时节,而《枕草子》也作于此时。这十年的经历在《清凉殿的春天》里,有过生动的阐释,当中宫要求她根据藤原良房的《古今集》写出一首古歌的时候,她挑选的是那首“年岁过去,身体虽然衰老,但看着花开,便没有什么忧思了。”把其中的“看着花开”变换换作“看着主君”,写了送上去之后获得了中宫的称赞。“看着花开”是关于世事变化的无奈,就如那樱花的凋谢一样,但是用主君代替花开,对于清少纳言来说,却变成了一种永恒,也就是说,在主君身边没有年华之逝,没有感伤之情,完全变成了一种关于自身存在的理想状态。

“看着主君”,虽然强调的是主仆关系,但在清少纳言那里却构建了一种品质生活,这样的生活里有“很有意思”的自然四季,有各种扩大眼界的礼俗制度,有热闹繁盛的聚会,有标识身份的文人生活,而这些都是清少纳言离开浊世的一种方式。“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渐渐发白的山顶,有点亮了起来,紫色的云彩微细的横在那里[,这是很有意思的]。”开篇的第一段,第一段的第一句就奠定了这样的基调,春天是四季的开始,破晓是一天的开始,这开始里是有着诗情画意。而不仅是春天,夏天是夜里最好,秋天是傍晚最好,冬天是早晨最好,这“四时的情趣”是人生美好的一种象征,所以在小仓山、三笠山、叶暗山的山世界,在让叶峰、阿弥陀峰、弥高峰的峰世界,在竹原、瓮原、朝原、园原的原世界,辰市、椿市、饰磨市、飞鸟市的市世界,以及渊、海、渡、陵等世界,也都呈现出一种美好。

“九月里的时节,下了一夜的雨,到早上停止了,朝阳很明亮的照着,庭前种着的菊花上的露水,将要滚下来似的全都湿透了,这觉得是很有意思的。疏篱和编出花样的篱笆上边挂着的蜘蛛网,破了只剩下一部分,处处丝都断了,经了雨好像是白的珠子串在线上一样,非常的有趣。”这是“雨后的秋色”,那里有明亮的朝阳,有湿透的露水,有篱笆上的蜘蛛网,有如白珠子的雨滴,而这些都是“非常的有趣”,这种美是一种清新,是一种快乐。而实际上,清少纳言的这种对自然的记录式赞美正是奠定她散文语言的一种风格,与当时的王朝贵族沉湎于欣赏飞花落叶的感伤情调不同,清少纳言是在描写自然景物和动植物中,赞赏那一种纤细细腻、动态和谐之美,用一种清新的风格创造“明快”之美,这与当时“物之哀”的审美一起组成了日本平安文学的美学典范。

清少纳言:一个人的年岁。春,夏,秋。冬

而实际上,在清少纳言看来,“四时的情趣”也是宫中格调生活的一种象征。她的随笔里有很多关于当时的习俗,在正月元旦的时候,遇到天气晴朗,“世间所有的人都整饬衣裳容貌,格外用心,对于主上和自身致祝贺之意,是特有意思的事情”。正月八日的女官叙位和女王给禄,正月十五日进献于天皇的“望日粥”,五月节插菖蒲和艾,临时祭的舞乐试习,在清少纳言看来都是很有趣味的。而她着墨最多的是宫中的各种仪式,比如当时盛行的诸会之一御佛名会:“主上命令将绘有“地狱变”的屏风拿来,给中官观看。”比如关白公的忌日仪式:“无论怎么说,没有事情能及得临时祭礼的在御前的仪式,那样的漂亮的了。试乐的时候,也实在很有意思。”比如积善寺的法会:“到了积善寺,在大门的地方奏起高丽和唐土的音乐,还有狮子独犬的舞笙的音与大鼓的声,听得出了神,觉得这是到什么佛国来了么,听着音乐彷佛是升到天空上去的样子。”

音乐、舞蹈、礼节,清少纳言或者感受到的是一种盛会,但对于她来说,这些礼俗制度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身份,身份体现的的是说话的方式:“言语不同者,为法师的言语,男人的与女人的言语,又身份卑贱的人的言语,一定多废话的。(第四段  言语不同)”身份表现的是穿着的不同:“高雅的东西是,淡紫色的相衣,外面着了白袭的汗衫的人。小鸭子。刨冰放进甘葛,盛在新的金椀里。水晶的数珠。藤花。梅花上落雪积满了。非常美丽的小儿在吃着覆盆子[,这些都是高雅的]。(第四〇段  高雅的东西)”言语不同意味着身份不同,身份高低则意味着品格雅俗的不同,当中宫进生昌家的时候,中宫要求将东方的门改造成四足之门,因为“就从这里可以让乘舆进去”,而这种改造的意义是为了适应中宫本身应有的身份,“这也只是适应了一家和一身的程度而构造的罢了。”

所以为了表示宫中特有的身份和格调,清少纳言描述了其中诸多的文人生活,“从前就是身份不高的人,也都是懂得风流的。在这个时候,很不容易听到那样的故事了。(宣耀殿的女御)”身份不高的人能懂得风流,是曾经的事,而现在真正的风流是在天皇面前背诵《古今集》,所以中宫、天皇所代表的王室生活,在清少纳言那里自然成了另一种风流的风景,在这里,可以在盛会里听法华八经,可以从歌集《古万叶集》、《古今集》、《后撰集》里做固定的歌题,可以和富有才学的大学寮博士一起做文章而受到称赞,可以在优美和尊贵中诵读佛眼真言,可以看《住吉》、《空穗物语》、《移殿》、《待月女》等小说,可以一起玩蹴鞠、小弓、掩韵、围棋等游戏。

“有些身份相应的人,还应当到宫廷里出仕,与同僚交往,并且学习观看世间的样子,我想至少或暂任内侍的职务。”这便是清少纳言所构建的一种身份理想,在宫中生活了十年,体味了那诸多的礼义和文化生活,感受了尊贵和高尚的品味生活,“看着主君”对于清少纳言来说,的确是最幸福的,而在这有趣的世界里,作为一个女人,其实更多的是思考女人的地位和作为,思考女人如何表现自己的品味,如何过上有趣的生活,而这些思考,都让清少纳言具有了一种强烈的女性意识。

“无论男女,均不可不保有他的品格。就是一家的主妇,不见得有人会来评论善否,但是懂得事理的使用人要出入遇见,便免不得有所批评了。况且[在宫中供职,]与众人有着交际,自然更容易招人家的注意了。[所以不应当没有品格,]像是猫下到地上来的那样。(第二九五段  品格)”清少纳言界定女性的品格,就是要把她放在宫里,因为只有在宫中任职,才能和人交际,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也才能具有女性的自我意识。所以她认为,“地方官的国司在一年五节的时候,将女儿来当舞姬,如果其妻有过出仕宫廷的经验,那就不会像乡下佬的样子,把有些不懂的事情去问别人的必要了。这也就是很是高雅的事情了。”这是女人的前途,所以她认为女人的理想是:典侍和内侍。实际上,清少纳言把女人放在宫里,并非是要把女性作为男人的附庸,而是希望在自己的世界里保持一种独立,因为只有在宫中的文化活动里,在礼俗的熏陶里,在眼界开阔中,拥有品格,拥有风流。

而在宫中之外,在理想之外,那些女人则是她看不起的,“那些前途没有什么希望,只是老老实实的守候仅少的幸福,这样的女人是我所看不起的。”她把年老的老翁、又轻浮的女人,和“土墙的缺处”并称为三件“人家看不起的事”,为什么她们会被人看不起,在清少纳言看来,就是因为这些女人在男人世界里没有独立意识,“年纪很轻,很有身份的男子,对身份很低的女人的名字,很是说惯了似的叫着,甚是可憎。(第四八段  使用人的叫法)”而她认为,正是下流社会家里的主妇,配有愚钝的丈夫,才会导致那种女人的悲剧。虽然对于地位极低的女子,清少纳言希望她们能改变自己的生活,但她也表达了自己的同情。那些泅水的海女,她看到她们生活的劳苦,看到他们危险的奔波,“腰间系着的那根绳索,若是忽然的断了,那将怎么办呢?假如叫男子去干这事,那还有可说,如今是女子,那一定不是寻常的这种劳苦吧。”所以她也为他们流泪,憎恨男人,“这样危险的事情,全然不是人间所想出来,所能做的工作。”

这是清少纳言的悲悯,甚至是愤怒,而对女性的疾苦命运感慨,实际上也是清少纳言对自身遭遇的一种感伤。在服侍中宫十年之后,随着中宫的逝世,也随着自身生活的变故,晚年的清少纳言返回京都,出家为尼,过着老年孤独的生活,那种生活正如她描写的“女人独居的地方”一样:“女人独居的地方须是很荒废的,就是泥墙什么也并不完全,有池的什么地方都生长着水草,院子里即使没有很茂的生着蓬蒿,在处处砂石之间露出青草来,一切都是萧寂的,这很有风趣。”没有了荣耀,没有了繁华,甚至没有了青春,而这种逝去多少也是女人的一种无奈,“至于女人的地位,那就要差得多了。在宫里是天皇的乳母,典侍和三位等,也是颇受尊重的,但是年纪已经老了,也没有什么的好处。而且这样的人,又并不很多。”也就是说,即使是天皇的乳母,典侍和三位,即使是过上了理想生活,但是当年纪大了以后,可能也会和独居女人一样,只能感慨韶华易逝,只能感慨生活不易。

宛如樱花的凋谢,总是充满着伤感,而对于清少纳言来说,人生的际遇是大起大落,但是在她看来,最大的趣味便是在这书写中保留那份记忆,收获对于自然和人生的感悟,这便是她所说的“不言说,但相思”的情怀:“我看了觉得非常[可以感谢],这些日子里因为得不到消息的苦闷也消除了,十分高兴,首先出来的是感激的眼泪,不觉流了下来。”所以在这本“草子”里,是自己眼里看到的,是自己心里想到的,“也没有打算给什么人去看,只是在家里住着,很是无聊的时候,记录下来的”,但是当“这只是凭了自己的趣味,将自然想到的感兴,随意的记录下来的东西”,不想被传了出去,不想被评价说“这真是了不起的事”,也是收获满满。而其实从最初的创作动机来说,主上是要她抄写《史记》,却“去当了枕头也罢”——据说“史记”发音是“siki”,与鞋底的“底”同音,所以清少纳言才机灵地说出“枕头”。皇后听毕,极为赞赏作者的幽默感,便将所有纸都赏给清少纳言。

“枕头”的草子,变成了人生的“史记”,在清少纳言来说,何尝不是关于人生的另一种记录?何尝不是关于岁月的“相思”感慨?当繁华不再,当美丽不再,当青春不再,世界所剩的趣味也便只是字里行间那种直接而赤裸的感悟:“一直过去的东西是,使帆的船。一个人的年岁。春,夏,秋。冬。(第二二四段 一直过去的东西)”

山羊:阿尔比戏剧集

编号:X44·2150920·1215
作者:【美】爱德华·阿尔比 著
出版:新星出版社
版本:2013年05月第3版
定价:29.00元亚马逊24.60元
ISBN:9787513308953
页数:220页

《山羊:阿尔比戏剧集》收录阿尔比的三部代表作。《山羊或谁是西尔维亚?》以剧中男主人公马丁和一头山羊之间的性爱,惊世骇俗地表现了当代美国社会中产阶级家庭的危机。此剧获得了2002年托尼最佳戏剧等数项戏剧大奖。《在家在动物园》是阿尔比在其轰动世界的处女作《动物园故事》基础上加以增添、改写而成。此前的《动物园故事》创作于1958年,首演轰动一时,被认为其早期代表作。剧中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导致的孤独绝望,为了争一条凳子乃至相互残杀,令人印象深刻。《欲望花园》改编自英国著名剧作家贾尔斯·库珀的话剧《尽在花园中》,此剧因对美国金钱社会的辛辣讥讽而成为阿尔比改编剧中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一部。《山羊:阿尔比戏剧集》是爱德华·阿尔比剧作中文版的首度结集。


《山羊》:所有生物都由铁栏彼此隔开

图丝太太:你们没有经历过死亡的场面,对吗,詹妮?(詹妮摇了摇头)我要抱歉地告诉你们:你们会习惯的!
        ——《欲望花园》

活着的人都不会经历死亡的恐怖,而对于活着的男人和女人来说,死亡不仅是一种看见别人痛苦的旁观行为,更是一种掩盖罪恶的犯罪行为,旁观的时候,他们是逃避者,犯罪的时候,他们是谋杀者,而对于那个经历过战火和难民营死亡的图丝太太来说,死亡完全变成了一种可以操控的象征行为,“你们应该经历当年战火中的伦敦。你们就会理解什么是死亡……暴行……以及难民营中死亡肆虐的那些黑夜。在死亡与垂死的煎熬之间,人们总是选择前者。”只是,在煎熬中最终选择死亡,不是一种真正的逃避和解脱,而是将灵魂沉入再无救赎的真正异化世界里。

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是男人们和女人们,是干着丑恶勾当的妓女们,和对妻子不再追究的男人们,是手里拿着大把的钱的掮客,是获得利益可以住在花园里的“幸福家庭”,当凶手变成一个群体,对于一个人的杰克来说,死亡不仅是必然的结局,而且再无被发现的可能,被埋在这个花园里,一切的罪状都会被掩盖,“草会长高,土会变肥,不久——最终——花园里会……一切如旧。”一切照旧是将死亡抹去的悲哀,但是真正的悲哀并非是杀人者逃脱罪恶的惩罚,而是死亡的杰克把自己的死亡看成是一种报恩,就像他将自己的遗产全部留给詹妮和理查一样,充满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祝福,“还记得我曾说过,我改了遗嘱,把我的遗产全数留给理查和詹妮吗?这是真的,我没开玩笑。一千一百万,一分不差,还有我这所房子,还有在拿骚的房产,都属于他们。”是一种讽刺,是一种悲哀,即使想到这样的失踪会在七年之后正式宣布死亡,他也希望在警察的调查中“编得天衣无缝”,从而将一千一百万的遗产真的变成他们的财产。

“我想他们会度过这个难关。”杰克的祝福似乎是一种自我牺牲,而当花园长出新的草,死亡完全会被遗忘,这样的死亡为什么会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实现?死亡是一种象征,就像金钱是一种象征,爱情是一种象征一样,完全在灵魂之外变得理所当然。杰克只是因为迷恋着詹妮,这个每次趁着詹妮的丈夫理查出门才以“晾在外面的内裤”的暗号约会的男人,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于詹妮来说,爱仅仅是一种物质的满足。一座花园,一种生活,是呈现在社会表面的虚幻,那个俱乐部,那座豪宅,以及那场聚会,像极了富贵的生活,而其实,对于詹妮和理查来说,这不过自欺欺人的存在。实际上,在这表面风光的背后却是入不敷出的生活,他们抽的是低质香烟,每次还要讲烟盒上的优惠券撕下来去买打扫屋子的吸尘器,“你参加那个俱乐部,回请那些人的晚餐,要不是那俱乐部,你同他们素不相识,可你加入俱乐部,还在那儿学打网球,这都是因为你非要搬进这么一个人人都属于俱乐部的地方。”丈夫理查是在抱怨,四十三岁的他甚至连台电动割草机都没有。但是抱怨的后面不是反抗,而是妥协。当他得知詹妮被图丝太太诱惑着去干妓女所从事的那种肮脏工作的时候,他是愤怒的,“你是我的妻子,罗杰的母亲,你却成了一个卖淫的娼妓!”但是在詹妮看来,这一切的根由不是因为自己的淫恶,而是因为缺钱,“我在说钱——钱害得你我争吵。钱是一个衡量标准,衡量一个男人价值的标准!”

用自己的身体换来的四万九千元“报报酬”可以让自己的花园依然豪华,可以让孩子进入更好的学校,可以在家里举办盛大的宴会,但这只是一个“欲望花园”而已,而那些被邀来的女人其实都成为图丝太太金钱诱惑下出卖自己的人,这是最大的戏剧性,而其实这种戏剧性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普遍性,可怜的贝丽尔、亲爱的辛西娅、骄傲的路易丝、以及亲爱的詹妮,都拥有着一样的欲望花园,有着体面的生活,有着和谐的婚姻,也有着大把的金钱,而这种拜金观对于那些丈夫来说,也和理查一样,曾经有过恶心,有过愤怒,有过咒骂,但最后却都在那金钱面前投降。

被金钱控制的生活,被金钱奴役的婚姻,被金钱劫持的感情,而对于用绘画积攒了大笔钱的杰克来说,也在默认着金钱世界的价值,“钱除了钱,还是一种象征。一张印刷了的纸……这纸加上墨水还不值四分之一美分……可没有它,这世界就要停止。”所以即使在花园里他识破了图丝太太的罪恶勾当,即使他在众人的围攻中无路可逃,甚至即使在他被闷死之后幻化成一种对观众言说的鬼魂,也依然对死后的金钱最终归属充满了期待。本身就是立下的遗嘱,对于杰克来说,死亡倒成了一种成全的方式,而这种讽刺带来的戏剧性将一个异化的社会赤裸裸呈现出来。

没有爱情,没有灵魂,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只是金钱统治下的奴隶,只是欲望花园里的木偶,而在活着的另一边,死亡也失去了其应有的悲剧性。但是在杰克的自我牺牲之外,死亡还以另一种方式出现,那就是他杀。《山羊或谁是西尔维娅?》以一种疑问的方式开启了变异下的另一种死亡,一只山羊之死到底会又怎样的荒诞性?当马丁的妻子斯蒂薇拖着那只叫西尔维娅的死羊回到丈夫身边的时候,这个世界对于他们的爱情是一种解救还是更大的毁灭?“羊的喉颈被割开;斯蒂薇的衣裙,手臂上流满鲜血。”斯蒂薇是凶手,她杀死了一只山羊,而山羊似乎并不只是一只山羊,它有个“西尔维娅”的女人名字,它和马丁有着灵魂的交流,更让斯蒂薇不能接受的是,它变成了她,变成了马丁的情人,变成了灵魂的寄托者,变成了爱情的沟通者,变成了欲望的满足者,并在一种“操”的动作中完成了升华。

爱德华·阿尔比:习惯死亡就是习惯异化

马丁在同性恋儿子那里变成了“操山羊的”人,在斯蒂薇那里变成了“严重分裂的兽奸者”,在40年的朋友罗斯那里成了亵渎公众形象和忠贞爱情的破坏者,马丁完全被推在了世俗标准的反面,没有人能够接受,也没有人可以宽恕。但是这种“兽交”性行为在马丁那里却变成了一种崇高的灵魂对话,在经过那个农场的山顶上,在那堆满瓜果菜蔬的车上,以及在山羊的眼睛里,马丁似乎看见了一种爱,“那是……我从未有过的感觉;它是……那么……震撼,那么……奇妙!她就在那儿,看着我,用她那双眼睛,而且……”在马丁的世界里,山羊的眼睛是清澈的,是信任的,是真诚的,是无暇的,而正是这样的感觉,使得他将它叫做“她”,命名为“西尔维娅”,以及完成了“操”这个动作。

这是一种异化,山羊成为情人,成为爱人,成为灵魂的交流者,对于马丁来说,完全摆脱了那种兽性,“一个灵魂!!你不知道这区别吗?不是一个阴道,一个灵魂!”在马丁看来,操不是针对一个山羊的阴道,而是指向一种互相交流的灵魂,甚至超越了对于妻子斯蒂薇的爱。而这样一种不齿的行为,在旁人的目光中,完全变成了一种变态,是对于现实秩序的讽刺,是对于家庭生活的颠覆,是对于公众形象的破坏。而在西尔维娅出现之前,马丁的生活是和谐的,是风光的,在事业上,迎来五十岁生日的他获得了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最年轻的得主,同时被选中担任世界城的建筑设计师,这是荣誉,这是成就,他完全可以在罗斯的采访中变成公众视野中的杰出人士。而在感情生活中,他有一个爱他的妻子,斯蒂薇是一个占有全部身心的女人,即使儿子比利是个同性恋者,对于家庭来说,也充满着一种自豪感,“不管怎样,你让我比其他孩子感觉好得多,好过许多他们的’妈和爸‘,就我所知,你让我接近;我们希望的成人生活,循循善诱。看到两个人那样相亲相爱是那么的美好……”

可是,这样的荣耀,这样的幸福,这样的美好,却在西尔维娅到来之后,走向了解体,“直到昨天,直到灾难降临!”马丁把山羊叫做西尔维娅,甚至将她放在和斯蒂薇一样的位置上,他对比利说:“我只爱过两次——你妈妈和……西尔维娅。”将山羊和妻子放在同样的地位,对于妻子来说,无疑是一种亵渎,一种毁灭,在她看来,甚至马丁出轨爱上别的女人,都可以接受,因为至少对于感情来说,还有可以修复的余地,但是丈夫却在一只山羊面前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但你告诉我你同时爱上我和一头畜牲——我们两个!——均等地?同样的方式?你从我的床上——我们的床上……”对于斯蒂薇来说,丈夫是不可理解的,是丑恶的,甚至就是变态的,“你浑身充满了我闻都不敢闻的臭味”,在这样的隔绝中,马丁依然想证明自己想要的不是一个女性的阴道,不是变异的兽欲,而是灵魂的交流,而是一种对自我孤独的拯救。

在表面风光的生活背后,马丁或者就是一个孤独症患者,五十岁似乎已经衰老,感觉到心力疲乏,“就是我什么也记不住。嗅觉退化!接着就是味觉!触觉,听觉。哈!听觉!”在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中,马丁或者自己都不知道生活出了什么毛病,而在那农场,那自然,那瓜果,那眼睛里,他似乎一下子发现了原本没有存在的美好,所以他完全不把西尔维娅当成是一只不会说话不会爱的山羊,而是感觉到了一种默契,一种交流。马丁或者并不是一个异类,在AA制的俱乐部协会里,那一只鹅,一只牧羊犬,都变成了那些人情愫的欲望满足的对象,而他们似乎都和马丁一样,在异化的生存中挣扎,那个跟牧之羊犬的女士,是因为在12岁的时候被父亲和哥哥强奸了,“然后……不断地被强奸,一个强奸,一个看着,她告诉我们……”而“和鹅的那个男人……丑得吓人——我简直没法看着他——我想他觉得自己水远找不到……”。他们都是别无选择,他们都在一种挣扎中逃避现实,而马丁似乎看起来没有滑落到这样的地步,但是对于他来说,幸福、和谐、美好也都是一种表象,在内心世界里他或许并不需要这一切,或者说,这些所谓的外部世界也将他异化了,他把山羊西尔维娅当成是自己的情人,当成心灵的交流者,而实际上,他也成为了一只山羊,一只叫马丁的山羊。

而斯蒂薇杀死西尔维娅,是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最后的尊严,甚至是为了维护人类最可怜的规则,自己和山羊被放在同样的位置上,在同一张床上,被同一个男人满足欲望,对于斯蒂薇来说,无疑是一种毁灭,不仅是感情的毁灭,甚至是人性的毁灭,所以对于她来说,她只有把这个敌人杀死,“她爱你……你说的。爱得跟我一样深。”那鲜血淋淋的死亡背后看起来是斯蒂薇的胜利,实际上她也和马丁一样,在异化中变成了另一只山羊,一只叫斯蒂薇的山羊。

山羊是无辜的,是被杀的牺牲者,而其实,在这个全面异化的社会中,似乎所有人都可能变成马丁,变成斯蒂芬,变成和山羊一样的男女。斯蒂薇和西尔维娅,妻子和山羊,构成了两种生物类别,两种价值体系,两种感情归宿,这两种世界对应的其实就是另一个戏剧:《在家在动物园》,在家是和谐是美好是幸福,纽约曼哈顿的彼得家里,就呈现出中产阶级的光鲜一面,拥有稳固的爱情,拥有爱着的妻子,拥有稳定的工作,拥有可爱的儿女。但是“在家”的生活却总是有些“应该谈谈”的危机感,彼得似乎和马丁一样,在生活中感觉到劳累,感觉到生命的衰退,似乎总在遗忘中。在和妻子安娜对话中,也总是会隐约地触及到那种已经被物化的欲望,一个玩笑地说是“考虑割掉我的乳房”,一个却说“我在想我的包皮没了”,甚至他们谈到别人的婚外情,看起来他们并没有出现异常,但是在生活表象下却有着难以摆脱的焦虑, “反正,有一种刺激感——假装第一次做某事。虽然有趣,但我觉得没有帮助,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困境。”

这是大多数家庭的生活现实,“大体上……大多时候是这样。我们的活好过大部分家庭;我们从未碰壁;我们的场院一片碧绿地平整而生机盎然,只是不时地出现黄鼠的洞穴。”而正是这样的大多数,这样的正常生活,将“在家”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妥协,而在这妥协之下,谁都看见了那隐藏的危机,安娜说:“龙卷风!我们听到它狂啸着卷来——那惊天动地的呼啸声我们从未听到过,但我们知道它来了!”真的来了龙卷风,从“在家”到“在动物园”的场景转换中,杰瑞似乎就是以一种闯入者和破坏者的身份影响到了彼得的生活,这个在寻找动物园的男人,没有像彼得一样的生活:“我没有妻子,没有两个女儿,也没有猫和鹦鹉。我也有东西,我有梳洗用具、几件衣服、一只我不该有的电炉、一把开罐刀,你知道,可以挂钥匙圈上的;一把刀、两把叉子、两把汤匙,—大一小;三只盘子、一只茶杯、一只茶碟、一个酒杯……”甚至自己的“好老爸和好老妈早死了”,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他的爱情总是只有一小时,他的生活就是在动物园前观察别人,而他的遭遇是在一个疯狂泄欲的房东和一条凶恶的狗的控制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杰瑞似乎远离那种文明,远离美好,远离和谐,像一种动物的生活,被隔开在人类之外,所以,他用自己的方式试图在人和动物之间建立联系,“我去动物园是为了更多地了解人与动物的生存方式,动物与动物以及动物与人的生存方式。这考察可能不太公平,所有生物都由铁栏彼此隔开,动物大都相互隔开,人与动物总是隔开。”

“所有生物都由铁栏彼此隔开”,不管是人还是动物,似乎都生存在这样一种隔离状态中,而彼得似乎作为一个人远离动物园的生活,“在家”变成了他的一种庇护,而当他和杰瑞争吵之后,他也希望用警察这种权力工具和制度来解决争端,所以杰瑞对于他的讽刺实际上就是对于人类的讽刺,“为什么?你有了这个世界上你要的一切,你给我说了你的住所、你的家庭,你自己的小动物园。你有了一切,你现在还要这椅子。这些就是人们奋斗的目标吗?告诉我,彼得,这凳子,这椅子,这铁架、这木条,就是你的荣誉所在?就是你在世间为之奋斗争的目标?你还能想出比这更荒诞的事吗?”人类的荒唐在于像动物一样的欲望面前,却时时隐藏,没有勇气揭开虚伪的一面。但是在最后的争执中,杰瑞却拿出了一把刀,丢给彼得之后,甚至冲上去将尖刀刺进了自己的胸膛,这突如其来的一刻怔住了彼得,这是杀人,但杰瑞显然是用自杀的方式完成了,“彼得,现在我要告诉你,你不是个白痴,这没什么,你是个动物。你也是个动物。但现在你得快些,彼得。快,你赶紧走……”杰瑞无非是要借人类的手,将自己推向死亡,而这种死亡对于杰瑞来说,或者也有身心的痛苦,但一定是解脱多于痛苦,而真正震撼的是彼得,“哦,上帝啊!”在一生悲号中,彼得离开。而这样的离开毋宁说是逃避,他实在无法直视在面前的死亡,也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罪责。

彼得终于会认为自己是一个人,但这无非是自欺欺人的感觉,杰瑞把他叫做动物,也就是把那些大多数叫做动物,而在这种他杀和自杀的双重动作中,杰瑞其实是构建了一种双重意义,死亡是肉体的终结,也是灵魂的转化,死亡是生存的悲剧,也是逃避的方式,死亡是无力的反抗,也是直面异化的勇气,只是在这样一个异化的社会里,当死亡变成习惯的时候,当自杀和他杀都变成通向救赎之路的时候,那个马丁和斯蒂薇,彼得和安娜、詹妮和理查,是不是会触摸到早已经遗忘的灵魂?是不是会拆除隔开彼此的铁栏?或者这并不是一个家庭一对夫妻的困境,而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集体病症,就像杰克所说,“钱除了钱,还是一种象征。”社会也是一个巨大的象征。

无欲的悲歌

编号:C38·2150920·1214
作者:【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3年08月第3版
定价:49.00元亚马逊37.90元
ISBN:9787208113695
页数:357页

“星期五深夜,A地一名51岁的家庭主妇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这是克恩滕州《人民报》的一条消息,这是彼得·汉德克笔下的悲剧。51岁家庭妇女自杀,而“我”作为叙述者立刻要义不容辞地撰写自己母亲那“简单而明了的”故事。母亲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小农环境里,接受的是无欲望、秩序和忍受的道德教育,她最终依然无法逃脱社会角色和语言模式对自我生存的毁灭,于是自杀成为她无可选择的必然归宿。在对这个女人命运的回忆中,她那受制于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的生存轨迹自然而然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作者以其巧妙的叙事结构和独具特色的叙事风格表现了母亲生与死的故事,其中蕴含着一种启人深思的愿望,一种值得向往的生存,一种无声质问社会暴力的叙述之声。《无欲的悲歌》由两部小说组成,包括《无欲的悲歌》和《大黄蜂》。


《无欲的悲歌》:我看见一个女人走进公墓

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变成另外一个人,而是成为一类人:从战前的变为战后的,从乡下土包子变成城里人,对这类人完全可以这样来描述:高个儿,苗条,深色头发。
    ——《无欲的悲歌》

谁是那一类人?是克思滕州《人民报》周日版的“综合新闻”消息里那个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的家庭主妇,A地G县是她的出生地和死亡地,51岁是她离开世界的年龄,当这些个人信息在一张报纸上被公众阅读的时候,对谁来说都可能只是一个可以完全忽略的事件,唯独对于我来说,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而这样特殊的意义并非是极度的悲伤,而是关于死和亡故带来的玩笑,是玩笑变成的愉悦,就像是007电影里表现的那样,充满了某种戏谑和味道。

可是,她是我的母亲。母亲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是一个象征着爱与保护的角色,一个有过爱情和婚姻的女人,可是最后却成了她,成了生活之外的另一个人,甚至成为了必须取消个体意义的“一类人”,这一类人从战前到战后,从乡下到城里,从出生到死亡,从孤独到遗忘,当51岁的人生最后以非个性化的葬礼仪式完成死亡的归属之后,她作为母亲之间似乎也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高个儿,苗条和深色头发,这些外部特征只是这一类人的描写,它无法深入一种叫做母亲的孤独和对爱的渴望,在临时的意义上成为他们,她们,甚至它们。

似乎从家族传统来说,就在一种被取消了个体意义的生存中开始的,外祖父的前面数代都是一无所有的长工,他们寄人篱下,他们没有遗产,“惟一的财产就是要跟进坟墓里去的节日礼服。”所以,在这样的生活中,“积攒”成为他们生活的唯一方式,积攒是为了生存,积攒是为了死亡,积攒压抑个人的欲望,积攒变成无法改变的命运,甚至希望子女也能继承这种“骇人的无欲无求”。看起来,积攒意味着对于财产的保存,是对于自我生存的最低要求,是为了满足某种欲望,但是在形成了传统的积攒体系中,个人已经慢慢变成了一种工具,所以即使后来他活下来的儿子成了木工师傅,可以雇佣工人,也获得了财产,甚至可以喝酒、娱乐,但是,积攒的习惯已经无法改变,一生似乎都要在这样的体系中被命名。就像当地女孩们常玩的一个游戏一样,人生的过程就浓缩成这样一条轨迹:累了/倦了/病了/病重了/死了。

积攒而累,积攒而倦,积攒而病,以及积攒而死。可是,母亲似乎要打破这如游戏一样的人生轨迹,她的童年想上学,因为只有上学才会让她感到自我的存在,“我自觉了”是一种追求,在积攒的世界里,变得另类。于是离家出走,于是寻找释放自我,于是寻找爱情。“约会,跳舞,聊天,打趣——对性的恐惧就这样被掩饰过去,‘没有我喜欢的’。工作,娱乐,心情沉重,心情轻松,收音机里的希特勒声音很好听。”没有我喜欢的,却是一种喜欢,一种自我。但是“收音机里的希特勒声音很好听”,这不是娱乐,也无关工作,而是一个错乱的时代,一场彻底消灭自我的战争。

1938年4月,注解成“德国人说赞成…!”而在十年之后的1948年初夏,则和“没有合法证件”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起先她是兴奋和激动,而后来是被迫离开东部管制区。这是战争的起伏,是战争的改变,远比“积攒”的生活方式更压抑和毁灭个性。1938年兴奋是关于集体主义的狂欢,那个世界是神奇的世界,“一个之前只在广告里看见过的世界。”虚幻变成现实,远远没有接纳一个个体的人,所以在那第一次的爱情里,母亲爱上了德国党员同志,唯一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没有另一个的一个,“生活教会她的爱情只能固定在一个不能更换、无法替代的对象身上。”可是在集体狂热的岁月里,爱情真的是一种无法替代的感情,是一种释放自我欲望的满足?战争带走了母亲的爱情,带走了母亲的婚姻,带走了母亲的“自觉”,也带走了母亲的个体。

彼得·汉德克:被重新命名的叙述者

先是德国党员的离开,接着是她去柏林找到了他,接着是他又嫁给了德国防卫军的士官,接着就是战争结束,以及婚姻结束,“那个男人也忘了自己曾经因为打赌追求过她,和一个女朋友生活在一起。”创伤似乎是隐匿的,对于母亲来说,她以针刺的方式流掉了孩子,或者偷偷打掉了孩子,尽管在1948年回到出生的地方时,她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但是这些孩子和爱有关吗?母亲又会回到自己追求理想和自觉的出发地吗?战争无形之中改变了一个人,甚至比积攒更为压抑,更为骇人,无欲无求的生活让母亲成为一类人,一类从战前到战后的人,一类从乡下到城里的人,一类有过集体狂欢虚幻的人,一类再也找不到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的人。

“一个小人物通过成为某一类人摆脱了自己那丢人的孤独和孤立无援,失去了自我,却成了某个人,即便只是临时的。”是的,母亲曾有过寻找自己的反抗,从童年要上学而离家出走来说,她的骨子里是抗拒压抑的,甚至当战争之后她学会抽烟,开始酗酒,甚至数次堕胎,无非是对于现实的不满,但是这种不满是盲目的,甚至是自我牺牲的。自我牺牲对于那个自我来说,当然是一种毁灭,最后的意义依然是回到了一个类。类是“不再需要人,有物就够了”,类是“对于贫穷却只剩下象征而已”,类书写了一种“当时——后来”,“因为——尽警”,“是——变成——一无所成”的人生秩序,类甚至是在最后追求人生尊严而无望的时候变成了“用人作道具的大自然剧”,当极端的表达欲望与极端的无语碰到一起,即使阅读、看报,也只是在寻找一个类的模式,“她把每一本书都当做对自己生活的记录来读,在阅读中苏醒,通过阅读生平第一次袒露自我,学会谈论自己。”

这种寻找和谈论,是一种反讽,因为没有自我才寻找自我,因为寻找自我才发现更没有自我,在恶性循环中,她没有爱好,没有偏爱的东西;她不再做填字游戏,不贴照片;她不参与社会活动,害怕冬天;她的头剧烈地疼痛,吃不下药……“我根本就不是人了。”一种是自我存在的逐步消解,另一种是身体戕害带来的自我毁灭感,“我自言自语,因为没法跟任何一个人说些什么。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部机器。我很想坐车去个什么地方,但是天一黑,我就害怕自己找不回来。”迷路而迷失,而在身体彻底走向死亡之前,那唯一能感到自我存在的则是在平静中享受死亡的幸福,“终于能够安安稳稳地睡去了。”

“也许有别的绝望类型,我们对此依然一无所知,人们也没有意识到。”连绝望都找不到别样的意义,连死亡的仪式都没完成个性化,母亲在死前寄的挂号信里是遗嘱,但是从432号到442号的序列中,不是标注着不同,而是制造了混淆,“这和我脑海中的那个数字如此相像,猛看上去竟让我产生了混乱,一时间以为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所以对于“无语的悲歌”来说,死亡是自己最后的确认,“她把自己的秘密带进了坟墓!”那些秘密里有压抑,有孤独,有恐惧,有苍老,但是在无欲的世界里,仿佛和积攒的生活一样,如战争的岁月一样,最后只留下“A地(G县)一名51岁的家庭主妇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的消息,而那些真正的秘密只在坟墓里,在自我的最后归宿里。但是关于母亲的一切到底有多少是现实的存在,到底多少是虚构的焦虑?无欲是不是母亲一直以来的常态,秘密是不是真的被送进了坟墓?在我曾经邂逅自己父亲的那种经历来看,我并没不是在母亲的意义上成为我自己,实际上说,我只不过是另一个符号,另一种类别——叙述者:“由于我只是描述者,无法扮演被描述者的角色,所以也就不能产生那样的距离感。我只能和自己保持距离,母亲却无论怎样也不能像我平常对待自己那样,变成一个使人振奋同时内心激昂、越来越快乐的艺术人物。”

叙述者把她变成了一个51岁自杀的家庭主妇,把她写成在集体狂欢的战争年代品尝了苦涩和恐惧的母亲,把她描述成一个只在类别意义上具有符号特性的人,叙述者是虚构者,是闯入者,是梦境制造者,也是“我看见一个女人走进公墓”的旁观者。女人,死亡,叙述,在《大黄蜂》里,完全变成了一种类别化的书写,那里有我,有弟弟,有妹妹,有父亲和母亲——可是,为什么她自始至终都被叫做“那个女人”?那是一个十一月的日子,下雪的日子,寒冷的日子,坐在火炉边取暖的日子,或者是夜里有轰炸机飞过的日子,这是确定的时间;那里有一个弟弟,拽藤条道的弟弟,用指甲刮玻璃的弟弟,星期六回到家里的弟弟,以及在河里淹死的弟弟;那里有一个妹妹,念叨着大衣、熨斗、飞蛾和灰尘的妹妹,照见镜子中自己的妹妹,拍摄了哥哥照片的妹妹,模仿淹死的哥哥的妹妹;那里有一个父亲,驶向池塘的父亲,拔出刀剁碎水蛭的父亲,喝醉酒的父亲,以及有一个母亲的父亲。

可是我呢?只不过是一个叙述者,叙述者是一种类别,“我”就是“他们”,他们是我:“我妹妹说,十一月那一天,我的眼睛瞎了。两个当兵的开了一辆军车,穿过深深的积雪,不知从哪儿把我拉了回来。”他们是他:“关于上学的路,有三句话成了口头禅:我去修道院。我去易伯塞。我去下面爬一座山。”他们是叙述者:“当叙事者妹妹从热锅里拿出一个土豆扔给叙事者时,父亲在船上拔出了刀。当叙事者把热土豆从一只手滚到另一只手还不断吹着手指时,父亲在船甲板上把水蛭剁碎了。”叙述者是一种命名,关于声音的命名,“声音的名字”里有窗帘的飘动,有哗啦啦,有嚓嚓声,有嘎吱声,有当啷声,有嘶嘶声,有簌簌响,有啪嗒声;有关于动物的命名,是马眼睛上的虫子,是一只瘦骨嶙峋的猫,是这些都长翅膀的蚂蚁。可是,关于叙述者,关于声音,关于动物,关于自行车,关于柴棚,关于火炉,其实所有的命名只不过是走向“名字的丢失”,“他的名字被写在一堵墙上。有人骂他犯了法,做了不光彩的事,或者说,身体有缺陷。”“他的名字会出现在电影院的墙上。不过,—个否定事情的人并不一定是撒谎:他只是不认可别人强加给他的东西而已。”

名字的丢失,只不过是再次取消命名,它和当初的命名一样,是一种虚构,所以看上去是盲人,最后就是盲人,“谁也没有从镜子里看见过盲人的脸。”而关于那个不被命名的女人呢?她却像在真实中存在的个体,在无名中自我命名。“女人的出现”时,她问起了这个人的父亲,以及问儿子是否已经吃饱;她被我看见走进了公墓,然后被人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她在房间里睡觉,“她挡住了别人的路。”她得了严重的恐水症,她问为什么要现在去镇上,而那两个真实的名字马蒂亚斯·贝尼迪克特和格里高尔·贝内迪克特也总是出现在她的故事里。是的,对于她来说,连死亡也都有了最后的意义。而所有这一切的无名化的命名,也都是在抹除叙述者的虚构,“因此,他说起自己的遭遇时,就像在说别人的遭遇一样:即使别人在考虑朝哪个方向迈起步子时,思想也会矛盾的。特别是因为他失明了更是如此,这也许只是编造出来的。”所以用“人”代替我,用我代替人,用他代替我,而无论是何种代替,也都是要把真实的自己藏起来,就像把母亲藏在“这个女人”的类别之后。

为什么隐藏?为什么无名?因为像战争一样的死亡,像盲人一样的虚构,“战争并不是消磨时间。它是为了一个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严肃手段。它让一切事态更难以把握,并且干扰事件的进程。战争是偶发事件的领地。”所以关于存在和死亡,关于睡去和苏醒,关于命名和丢失,都在一种真实之外的时间里:“他说道,是明白事理的时间,头脑清醒的时间,冰期的时间,战争的时间,他说道,不合适的时间。”把时间藏起来,把自己藏起来,把母亲藏起来,只留下叙述者,只留下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以描写一条小路开始的,一个人领着儿子走在路上,正在寻找一位失踪的兄弟”;那个故事“并没有完全讲清楚这位少年是怎么失明的,只是多次提到当时处于战争状态”;那个故事“的细节都来源于他的记忆。他独自构思了这个简单的框架,并且还信以为真。幸好他只保留了结尾”。是的,盲人是叙事者,盲人虚构了命名的方式,盲人在回忆中讲述战争,但是对于盲人来说,叙述就像是面对一面镜子,“瞎子不可能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如果瞎子在照镜子,那就等于没有人在照镜子。”

不是象征,而是一种反讽,盲人的叙述只是要将一个类的故事写出来,用镜子,用虚构,用无用的隐藏,而其实,即使“这本书出人意料地以描写晚餐而结束”,最后的一页并非真的是那种“无法得到描述的”黑夜,而是在记忆中断中,盲人看见了新的故事,弟弟走在结冰的雪地上:“我呼喊他时,他滑倒了。他抬起左脚时,右脚滑倒了。他抬起右脚时,左脚也明显滑倒了。他跑动时,双脚都滑倒了。冰层下面的雪里夹杂着厚厚的泥土。”看见冰层,看见泥土,以及看见没有淹死的弟弟,在独自找到的出行动作的规则里,一个人走向远方。于是,不被命名为类别的故事真正产生了,“你不是走进来,你不是进人现场,更确切地说,你是穿过那些目光。没有人在场。”

哲学的艺术

编号:H43·2150920·1213
作者:【法】波德莱尔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1年12月第3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20.90元
ISBN:9787532755691
页数:260页

“水的样子使这个头脑迟钝的家伙欣喜若狂。过了一会儿,这个酷爱自然的人将寻找他的女人,不过,他再也找不到了。”波德莱尔对于英国漫画界的丑态进行了揭露,而这种对于极端论者的揭露其实是波德莱尔对于十九世纪艺术发展的一种宣言。十九世纪,日本浮世绘在欧洲画家中盛行一时,由此而衍生出的漫画开始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登上历史舞台。选自《美学珍玩》的这部艺术批评,收集了波德莱尔7篇艺术评论:《哲学的艺术》、《一八五五年的沙龙》、《论笑的本质》、《论几位法国漫画家》等。波德莱尔极力推崇色彩和想象力,他认为:“对一幅画的评述不妨是一首十四行诗。”


《哲学的艺术》:一种力量引入新生命之中

从艺术的观点看,滑稽是一种模仿,而怪诞则是一种创造。滑稽是一种混有某种创造能力的模仿,即混有一种艺术的理想性。
        ——《论笑的本质并泛论造型艺术中的滑稽》

笑是不是就是一种滑稽?如何笑才能变成滑稽?当约瑟夫·德·迈斯特说“智者发抖的时候才笑”的时候,是智者发抖而笑,还是因为笑而害怕欲念;当《保尔和薇吉妮》里的主人公薇吉妮在看见一幅漫画之后,是不是被恐惧和痛苦代替了纯洁好饿天真?当梅莫特笑的时候,是不是在“令人胆寒肠断”的笑里看见了灾难?高贵的笑,天真的笑,基督教正统世界里的笑,带有灾难预示的笑,此一种笑和彼一种笑,在多大程度上会进入艺术的领域?而那些漫画家创作的漫画,是在模拟一种怪异的动作还是在制造一种超自然的幻象?

从笑到艺术,似乎只有通过那些漫画得到展示,而不管是速写了芸芸众生粗俗形象的卡勒·维尔奈,还是应时而专一的爱国者漫画家夏莱,无论是激烈像政府开战的杜米埃,还是把自然变成世界末日的格朗维尔,不论是法国本土的漫画家,还是拥有古怪的偏见的外国漫画家,波德莱尔似乎就要从漫画作品中提取那笑的意义,而在笑的画作上,他的第一眼就是如何表现一种滑稽:“我只想就戈雅引入滑稽中的那种极罕见的成分补充几句:我指的是幻想。确切地说,从法国方式的角度看,戈雅毫无特殊个别的地方,既没有绝对滑稽,也没有纯粹有含义的滑稽。”否定的意义不在于从法国式的角度看待异域特色作品的不足,更在于寻找到漫画里那些滑稽元素的空白,就像一个应该被安排好的位置,但是在那些善良的、公正的、斗争的、迷人的漫画作品里,滑稽却走向了一种世俗的合理性。

“智者发抖的时候才笑。”引用约瑟夫·德·迈斯特的这句话,似乎是波德莱尔拿起世俗合理的第一个武器,何为智者?智者代表着一种宗教价值,他是执行上帝意旨的人,而当这个上帝的使者发笑的时候,是一种害怕还是一种拒绝?发笑和发抖是同时发生的,还是一种递进?其实在波德莱尔看来,这句含有基督教性质的格言其最大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隐秘的矛盾”,也就是说,只有化身为肉身的圣子才是智者,而智者发笑是一种对于尘世害怕的态度,在本质意义上,智者从来不应该笑,当从基督教意义变身为世俗意义的时候,笑就成为疯子的特性,包含着无知和贫弱。

隐秘的矛盾几乎将这句格言颠倒过来,正式因为人类的笑,代表了一种肉体的堕落和精神的退化,正是代表了眼镜和嘴从戒律和善恶世界里品尝到了笑和痛苦,正是遭遇到了一种和眼泪同样重要的灾难,所以智者开始发抖,所以智者开始成为肉身的凡人。而笑的作品也在俗世意义仅仅代表它所表现的事实之外,又具有了神秘的、持久的、永恒的成分,而这种成分在人身上引起的不可抑制的笑,代表着诸多的可能。当纯洁和天真的薇吉妮看见漫画笑了的时候,她就开始堕落了,而这种堕落却让她意识到了自己的优越性,波德莱尔将这种优越性成为知识的力量,而著名的旅行者梅莫特带着嘴巴咧到耳根的笑容,其实是因为器官受不了他的思想,而笑终究变成了一种活生生矛盾的展示——当薇吉妮在堕落中看见了优越,当梅莫特在矛盾中看见了灾难,笑也便区分了它的意义:“笑是无限的高贵的标志,也是无限的灾难的标志,无限的灾难是针对人所设想的绝对上帝而言,而无限的高贵则是针对动物而言。”

其实,上帝和动物,高贵和灾难, 建立的是关于笑的模式,那就是笑不仅在于笑的人,还在于笑的对象,正因为有对象的存在,不管是上帝还是动物,都使得笑变成了一种滑稽,这是一种真正的笑,强烈的笑,而笑的对象并不是同类的软弱和不幸。波德莱尔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滑稽,一种是绝对的滑稽,一种是普通的滑稽,绝对的滑稽是怪诞,绝对的滑稽也是站在普通滑稽的反面,也就是说,滑稽如果是一种模仿,那么怪诞则是一种创造,“一种混有某种创造能力的模仿,即混有一种艺术的理想性。”滑稽而指向艺术,就是在实用和合理性之外,又有了诡异的幻想,又有了眩晕的感觉,又有了超自然的幻象,而波德莱尔定义绝对滑稽的时候,也强调了笑的理想模式:即存在于笑者身上,也存在于观者身上,既有滑稽的产生,也有滑稽的爆发,甚至还有滑稽的分离,而凡此种种,就是建立一种矛盾体系,怪异不是拒绝,而是将一种力量引入到一个新生命之中,“艺术家只有在具有两重性并且了解他的两重本性的所有现象的条件下才是艺术家。”

波德莱尔:艺术的创造力是为了让另一些人发抖

笑而绝对滑稽,绝对滑稽而成为艺术,波德莱尔试图建立关于笑成为造型艺术中的滑稽这一图式,而一八五五年世界博览会美术部分的批评,便成为他阐发艺术美的一个通道,在那里他发现了怪诞,发现了绝对滑稽,发现了美,法国学派的主要大师安格尔的画作中有屈从吗,但是更多的是一种英勇的奉献,一种与古典理想结合而产生的“古怪的魅力”;而欧仁·德拉克洛瓦的三十五幅画,让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充实的生命,一种对艺术的执著的、持续的爱,《但丁和维吉尔游地狱》和《十字军》这两幅画制造了“悲剧和梦幻融入一种神秘的整体之中”的美。

“美总是古怪的。”波德莱尔认为,美包含着天真、无意和不自觉的古怪,古怪是对于现实的超越,对于正统的颠覆,对于世俗的否定,“我赞赏一幅画经常是单凭着它在我的思想中带来的观念或梦幻。”而古怪呈现的绝对滑稽,呈现的怪诞,则使得观念进入到一种梦幻之中,而这种梦幻所终结的就是平庸:“如果所有要表达美的人都遵守那些宣誓教授的清规戒律,那么美本身就要从地球上消失,因为一切典型、一切观念、一切感觉都混同在一个巨大的统一体中,这个统一体是单调的,没有个性的,像厌倦的虚无一样巨大。”

一八五五年世界博览会美术部分是波德莱尔通向那个真正怪诞和绝对滑稽的艺术世界的一扇窗口,而在这个有着梦幻、古怪的美的世界里,甚至没有哲学,“哲学的艺术”是波德莱尔给自己出的一道题,而这道题的两个词语其实在他看来是一种背反,也就是说,哲学不通向艺术之路,美也从来不和哲学有关。“根据现代的观念,什么是纯粹的艺术呢?就是创造一种暗示的魔力,同时包含着客体和主体,艺术家之外的世界和艺术家本身。”和笑者、观者呈现的模式一样,艺术世界所展现的是一种和艺术家本身、艺术之外的世界相关的两重矛盾,也正是有矛盾的存在,才会有创造。艺术是一种魔力,而哲学却扼杀了这种魔力,“艺术愈是想在哲学上清晰,就愈是倒退,倒退到幼稚的象形阶段;相反,艺术愈是远离教诲,就愈是朝着纯粹的、无所为的美上升。”所以艺术世界是自足的,是拒绝“天意的敲打”,甚至是异端性的,是自相矛盾的。

将艺术从哲学上解放出来,实际上是给了艺术一种创造的力量,而在很多人眼里,艺术家是“被宠坏了的孩子”,他们是没有灵魂和教养的人,而生产的是下流无聊的小玩意儿,而所谓的金融家则慷慨地购买这些小玩意儿,在这里,波德莱尔指出了当时艺术家的一种背叛,艺术家脱离公众,甚至开始愚弄公众,而愚弄的另一个结果是,艺术家也被公众所愚弄。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只是被拉进了社会的巨大机器里,他们只是在复制自然,只是在抄袭自然,只是在驯顺艺术,“我相信自然,我只相信自然“,这是达盖尔的宣言,他用照相术取代了绘画,在真实的世界来建立起了自己的王国,而这个王国在波德莱尔看来,却是平庸画家的庇护所,“闯入艺术的工业成了艺术的死敌,功能的混淆使任何一种功能都不能很好地实现。”

而真正的艺术家呢?波德莱尔说,“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不相信想象力,蔑视宏伟的东西,喜爱(不,这个词太美了)并专门从事一种技艺,这是他的堕落的主要原因。”所以只要拥有想象力,拥有怪物性格的人,才能在艺术的世界里成为一个诗人,“由于想象力创造了世界,所以它统治这个世界。”想象力是什么?波德莱尔借用科罗夫人《大自然的黑夜的一面》的话说:“我说的想象,不仅仅是指人们用得很滥的这个词的一般概念,那只不过是幻想而已,我指的是创造的想象,那是一种高得多的功能,它因为人是仿照上帝的形象被造出来的而与这种崇高的力量保持一种疏远的联系,造物主就是通过这种力量设计、创造和维持他的宇宙。”必须有创造,必须成为造物主,必须告别平庸的摄影术,必须在自然这部词典里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真正的美学的全部公式:整个可见的宇宙不过是个形象和符号的仓库,想象力给予它们位置和相应的价值;想象力应该消化和改变的是某种精神食粮。人类灵魂的全部能力都必须从属于同时征用这些能力的想象力。”

想象力是手段,想象力是愿望,想象力是绝对滑稽,想象力产生怪诞,无论是风俗画,还是肖像画,无论是幻想画,还是风景画,波德莱尔都希望加入那种怪诞的力量,加入想象力,那种纪实的、展现真实世界的、和自然平行的作品是平淡的,是服从的,是材料意义的,在波德莱尔看来,只有那些代表“绝望的静止”的大湖,那些带着着巨大的“大山”,那些死水塘中倒映的修道院,都是在艺术家世界里“一切假如不存在就应该创造出来的东西”。而德拉克洛瓦无非代表着这样的一种艺术家:“他的想象力从不畏惧攀登宗教的困难高度,上天是属于他的,正如地狱、战争、奥林匹斯山、快乐是属于他的一样。”德拉克洛瓦正是波德莱尔认为的“画家-诗人”的典型——“他的确是为数不多的上帝的选民之一,他的精神之广把宗教也包容在他的领地之中。”

而其实所谓艺术的创造,是真正在时代中呼吸,是真正包含一切的现实,从正统的基督教性质中解放出来,从被宠坏了的小孩世界里脱离出来,从平庸的自然辞典里创造出来,波德莱尔在一种艺术论中,接近的是诗人的王国,一种大革命式的艺术世界,“现代的寺院,现代的宗教,是大革命。因此,让我们搞革命的寺院和革命的绘画。这就是说,现代的万神殿将包含人类的历史。”抛弃乌托邦,抛弃技术平庸主义,抛弃空想的美学,用不自觉的、自发的、必然的、根本的、人民的美学代替后天的、个人的、造作的美学,而最后,作为诗人的智者,才能在让这个时代“发抖的时候”笑出最有创造力的声音。

人的境况

编号:B82·2150920·1212
作者:【德】汉娜·阿伦特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9年01月第3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29.40元
ISBN:9787208083035
页数:309页

身为犹太人的汉娜·阿伦特经历了种种“人的境况”,对于她来说,不仅这本书,还有她的精神和肉体,似乎都成为一本“参与式民主的教科书”,用批判的目光投向我们当前认为理所当然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而在这部极具原创性的著作,汉娜·阿伦特通过对劳动、工作和行动;权力、暴力和体力;地球和世界,以及财产和财富等诸概念的区分,强调了人在面临现代社会高度科技化、自动化和经济现代化情境下,仍然具有的“复数性”和开端启新的行动能力,从而重树人们对于人类事务的信念和希望。阿伦特在她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对德国纳粹主义和苏联斯大林主义进行了考察,而在《人之境况》中,阿伦特从政治哲学角度重新讨论极权主义的问题,由此对何为政治这一根本问题进行考察。


《人的境况》:“积极生活”里的不朽

引领人类进入现代的不是天文学家对于简单性、和谐与美的古老渴望,也不是文复兴时期新唤醒的对地球和世界的热爱,以及它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唯理主义的反抗;相反,这种对世界的爱,恰恰是现代大获全胜的世界异化的第一个牺牲品。
       ——《第六章 积极生活与现代》

“现代”是不是人类社会一个全新的起点?天文学家对于宇宙的古老渴望,文艺复兴唤醒的对于世界的热爱,以及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终结,都在那个称作现代的理性世界里获得了新的起点,发现新大陆,宗教改革,以及科技的新发展,都可以看作是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一种开拓,但是,这种开拓带来的是起点意义并非都可以命名为“伟大”,并非都是发现人类自身之外的存在,而是在世界的广阔空间里,在科技的巨大进步中,在人类的美好期盼中,却陷入到一种世界异化的泥沼之中。

现代是一个开端,可能它也是一个终点,对于人类自身来说,汉娜·阿伦特用了一个词表达了内心的忧虑:剥夺。这是世界异化的本质,“剥夺,使一部分人群丧失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从而把他们赤裸裸地暴露在残酷的生活面前,既创造了最初的财富积累,又创造了把这种财富通过劳动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剥夺,就是将人从自身应有的位置上被拉下来,剥夺,就是将世界从本来的发展轨道上偏离出去,剥夺,就是把生活从应有的秩序中改造而纳入另外的体系。阿伦特将现代的起点定义为三大事件:美洲的发现而带来的地球开发,宗教改革带来的财产剥夺,望远镜的发明使得人类从宇宙的角度看待地球。第一件大事和第三件大事意味着地球的空间变得萎缩,人类成为地球的居民,实际上把地球国家化,而现代天体物理学的世界观,甚至是揭示了我们对于“实在的充分性的否定”,我们在地球上,地球在宇宙之中,莫大的恐慌并非是人类对于渺小宿命的无能为力,反过来它给人类带来了一种工具化的希望,而当科技发展到1957年,人造的物体被发射到太空的时候,对于人类来说,看起来是一种探索,“人类不会永远束缚在地球上”。但实际上在阿伦特看来,是一种世界异化的开始,从来,地球自然都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场所,在这里人类不借助人造物的帮助,就能毫不费力地行走和呼吸。但是那种可以发射到地球之外的人造物却硬生生地将人类存在和一切纯粹的动物环境区分开来,也就是说,生命也慢慢变成一种“人造的”,“切断这一仍让人属于自然母亲怀抱的最后纽带。”

包括试管婴儿实验的成功,人类破坏力的急剧增长,以及众多的崭新创造力,人造物慢慢取代了自然属性,而成为科技时代的一种标志。同时,宗教改革带来的改变,使得人丧失了某种确定的信仰,把人抛回了世界,甚至抛回到自身。虚无主义、社会主义种种,否定一切的神,否定一切的信仰,“我们实际上做的事情,乃是我们之前的所有时代都认为属于神的行动的特权的事情。”而这种属于神的行动,却是一种渎神现象。所以在这个现代的起点上,剥夺就意味着丧失了确定性,丧失了认同感,“现代所丧失的,不是获得真理、实在或信仰的能力,也不是伴随这种能力的对感性和理性证据不可避免的接受,而是从前跟随着它的确定性。”人类变成了能够推理和“根据结果计算”的动物,从而颠覆了人对于自身和他人的认同感。

开端即是一种终结,一种理念的终结,一种信仰的终结,一种关于人自身意义的终结,一种自然属性的终结。甚至并不仅在于此,科学世界观带来的那些“真理”是一种知识的真理,是“知道-如何”的体系,是可以用数学公式演示并在技术上证明的理性,但是却无法表达为普通的言说和思想,或者说,知识和思想已经分道扬镳,而这种断裂带来的就是异化,就是人类的恐惧。而面对这样一种知识、技术和无法言说和思想带来的现代生活,阿伦特似乎并不是完全的悲观,她需要从某一种的终结中发现人的意义,这种意义就是要在“积极生活”中关注人的境况,“我下面打算做的,是从我们最崭新的经验和我们最切近的恐惧出发,重新考虑人的境况。”而这种境况就是“我们正在做什么”,不是回到起点上看见那个“伟大”,也不是在终点处恐惧,而是在“正在做”的进行时代,观望一种人存在的本质意义。

阿伦特用了“积极生活”来概括人之境况,人之境况不是人之本性,却从“沉思生活”中取得了它的意义,“就它服务于一个活的肉体沉思的需要和需求而言,它才被赋予了有限的尊严。”也就是说,不管是沉思生活还是积极生活,其立足点是恢复一个肉体基础上的需要和需求,人还原为人,不是一种倒退,却是一次返回,如果说沉思生活指向的是永恒,那么在阿伦特看来,积极生活指向的则是不朽,“人,虽然作为个体是有死的,但他们以做出不朽业的能力,以他们在身后留下不可磨灭印迹的能力,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不朽,证明了他们自身有一种‘神’性。”不朽是一种尊严,是密切于人存在的一般状况:出生和死亡,诞生性和有死性。不朽不是沉思活动的“永恒”,不是不转化为任何活动的“无言”,而是行为本身,是个体本身,是生命本身。而在阿伦特的体系中,积极生活对应于三种根本性的人类活动,那就是劳动、工作和行动。

汉娜·阿伦特:赋予肉体在现代中的不朽

“根本性”,在阿伦特看来,就是“因为它们每一个都相应于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生活的一种基本境况”,劳动是人通过产出和输入生命过程的生存必需品,它指向的是生命本身;工作是人存在的非自然性的活动,提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自然环境的“人造事物世界,它指向的诗人的世界性;而行动,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它指向的是人的复数性,即人们。劳动、工作和行动体现的是人的境况中的生物性、世界性和复数性,但是具有这样的性质并非是人的境况的真正反应,要积极生活,就必须使人积极投身于做事情的生活中,扎根在一个人和人造物的世界当中,实际上,积极生活必然要进入社会领域,甚至进入政治生活,纯粹私人生活并不是积极生活的体现,所以积极生活的更大意义是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里建立一种模式:“在它里面,人们为了生命而非别的什么而相互依赖的事实,获得了公共的重要性,与纯粹生存相联系的活动被允许现身于公共场合。”在阿伦特看来,要实现这样的公共意义,一方面是要在公共领域里建立“共同”理念,也就是任何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都应该被人看到和听到,“有最大程度的公开性”——“只有事物被许多人从不同角度观看而不改变它们的同一性,以至于聚集在它周围的人知道他们从纯粹的多样性中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世界的实在性才能真实可靠地出现。”而在私人领域,它通过财产这个条件而进入公共生活,“私人财富成为了进入公共领域的一个条件,不是因为财富的主人致力于发财致富,而是相反,因为财富合理地确保了它的主人不必把精力花在为自身提供使用和消费的手段上面,从而能自由地追求公共活动。”

而在劳动、工作和行动中,积极生活如何实现,如何进入公共领域具有公共性?劳动是“被无与伦比的生命强力本身所驱动”,它是一种物质的创造,只是满足于一种生存需要,甚至可以说,它是在自然循环的无穷重复中,体现的是“辛苦操劳”,“一直要到这个有机体死亡时才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只和生物性有关,只是满足人的物质需求,虽然洛克和亚当·斯密将劳动说成是一切财产之源,马克思则将劳动看成是“全部生产力的源泉和人性的真正表现”,但实际上,这种将劳动从最低级、最卑贱的地位上升到最高级、在所有人类活动中最受尊敬的地位,并没有将劳动真正变成一种积极生活,劳动依然只是人类活动中私人性的活动,它进入公共性只是财产的一种“占有”,而只有保持其私人意义从公共中独立出来,“反而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所以劳动的本质只是人“无世界”的经验,甚至是“在痛苦中丧失世界的经验严格一致的活动”——“劳动动物禁闭在他自己身体的私人性当中,被需求的满足牢牢捕获,这些需求是他无法与他人分享和真正交流的,就此而言,他不是逃离世界的,而是被抛出世界的。”而阿伦特认为,只有将劳动不看成是个人行为,不只关心他自己的生存,而要成为一个“类成员”,要将个体生命的再生产融入到整个人类的生命过程当中,“一种‘社会化的人类’的集体生命过程才能沿着它自身的‘必然性’前进”,那么这种“类成员”的方式就是劳动分工。

劳动分工需要一种组织构架,需要合作,需要专门化,所以只有进入劳动分工阶段,老公过程的主体才变成一种集体劳动力,集体劳动力是永不枯竭的,它对应于人类物种的长生不死,也就是说,劳动分工的这种持续性改变了个体生命的有死性,“作为物种成员的个人的出生或死亡都不会打断整体的种群生命过程。”从而走向一种不朽,这是劳动活动本身的解放而非劳动阶级的解放,而这种解放将人带向公共领域,继而在自然和地球中建构起人类生活的一般境况,“由此,人在地球上生活才有在家的感觉。”

和劳动一样,工作的主体似乎也表现为一种个体,技艺人或者人造物的创造者,他们是自然的破坏者,他们用自己的制造过程树立了自己作为整个地球统治者和主人的地位,而且,工作带来的还有制作过程的可逆性,也就是说,人造物诞生之后它也面临一种被破坏的命运,所以说,工作的制作有一个明确的开端和可预见的终结,也只有在严格的人类中心主义世界里,在制作者的终端有一个使用者,才能“才能终止手段和目的的无穷链条,效用本身才能获得意义所具有的尊严”。但是这种尊严并不是积极生活,因为一旦技艺人从自身的活动中找到意义,那么在阿伦特看来,那个存在的物世界就会被贬低,甚至会贬低目的和产品,而把使用视为最高目标,从而失去了其真正的属于自身的价值。

所以,要当工作变成积极生活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将人造物推向公共场所,那就是市场,“在交换市场上人们不再是作为制造者相遇,而且正如马思反复指出过的,他们也不是作为人相遇,而是作为商品和交换价值所有者相遇。”而那些人造物变成市场的商品时,也离开了私人领域,离开了使用的终极目的,而具有了市场价值,“似乎世界的稳固性在艺术品的永恒中才得一目了然,以至于关于不朽的预告——不是灵魂或生命的不朽,而以有死者的双手创造的不朽之物——已经真正到场了,它闪耀而被看,它发声而被听闻,它言说而被理解。”也就是,工作的最终目的走向了不朽:“人为的事物世界,技艺人建的人造物,只有在它超越了为消费而生产的纯粹功能主义和为使用而生产的纯粹功利主义之时,才变成了一个有死者的家园,才能稳固地存在,比有死者不断变易的生命和行动更长久。”

而在行动中,它总是和言说结合在一起,并进行共享,也就是说,在任何地方只要有言说和行动,那么,“显现空间就形成了”。显现在公共领域的表现形式便是权力,权力维护了公共领域,使得人造物在人类事物、人际关系和产生的故事有关,从而也具有了终极存在的理由。而权力的依赖是人们的共同生活,也就是说,它体现的是人类的复数性,即我们,我们形成了权力,我们生活在权力世界中,但是复数性需要的不是权力的过度集中,也就是那种君主制和专制统治,而是要建立一种共同利益的公共领域,建立民主的政治体系。那样在阿伦特看来,那个“谁”就凸显为我们,“由于在行动和言说中得到彰显的这一个谁,同样是宽恕的对象,因此也深刻地揭示了为什么没有人能够宽恕他自己;在宽恕中,和在一般的行动和言说中一样,我们要依赖他人,我们在一种独特性上向他人显示出来,但这种独特性我们自己无法觉察。”

劳动、工作和行动,从私人性到公共性,建立起的积极生活,在阿伦特看来,是人的一种积极的境况,也是把制作和制造提升到了沉思活动具有的地位,也就是说,弥补现代为起点的那种行动和沉思的决裂现实,也化解了目的论下的异化,也就是说,随着过程改变的引入,制造活动从“什么”转向了“如何”,从而在更大意义上指向了不朽。而在阿伦特的积极生活里,不朽的终点其实意味着“生命之为最高善”:“只有这种积极生活始终系于生命,并把生命本身作为唯一参照点,人与自然的劳动新陈代谢才变成了积极的活动,并释放了它整个的繁殖力。”不管是劳动具有的生物性,工作具有的世界性,还是行动具有的复数性,都指向了肉体基础,指向了人的境况,指向了公共领域中的“家”,这是对于地球异化、世界异化以及生活异化的化解,这是对于私人生命和公共生活的尊重,这是对于不朽的重新命名:“个体生命就是种群生命的组成部分,而所有需要的,就是劳动,确保一个人自己的生命和他家庭生命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