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05 《玻璃球游戏》：每一种开端都含有魔力
老人歇息在废墟上，手握玻璃球，
象形符号啊，曾经光辉夺目，
如今却只是彩色的玻璃碎片。
玻璃球从衰老的双手滚落，
无声无息在沙中消失不见……
——《最后一个玻璃球游戏者》
玻璃球游戏者，修饰语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是终结，是归宿，是死亡，是老人，这是生命的尽头，这是游戏的尽头，当手上握着的那个玻璃球最终成为一个象形符号，它只可能映射出和“最后一个”相反的命运，那是光彩夺目的过去，它是伟大的胜利者，学过多种艺术，掌握多钟语言，他走遍世界、熟悉世界，他声名远扬，“直到地球两极”，而身边是簇拥着的学生和同事，一种标记，一种辉煌，一种圆满，而当光彩夺目成为符号唯一的注解，它必然走向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只剩下彩色的玻璃碎片，像人生一样，最后终于“从衰老的双手滚落，无声无息地在沙中消失不见”。
游戏和生命的“最后一个”，看起来是凄凉，是绝望，但是当老人只是在诗歌里，在句子中，在文字的内部成为一个人物，他必定是被别人看见的，必定是作者书写的，必定有一个旁观者，甚至这“最后一个”无非是他者对于命运的喟叹，无非是作者对于结局的预言。所以“最后一个”并不是最后的终结，它延伸的是诗歌，是叙事，是历史，甚至是另一个无限的读者。这是一首名为《最后一个玻璃球游戏者》的诗，在诗歌的文本之外，它带出的是一个名叫“约瑟夫·克内希特”的作者，而诗歌书写也必定在历史中成为一个已经发生的动作而具有永恒意义。但是这种作者和书写的永恒性被解构，并不是“最后一个”这种“消失不见”的状态引起的，而是那一个叫做“约瑟夫·克内希特的遗稿”的标注，也就是说，诗歌的作者和历史的人物之间构成了一种悖反，《最后一个玻璃球游戏者》的诗歌被不断地阅读和阐释而成为永恒，却早已经是一部被终结的遗稿，而这样的命运和玻璃球这个象形符号一样，光彩夺目却是彩色玻璃碎片。
遗稿的坐标是正在发生的时间概念，即使是“学生时代”，也难以逃脱时间流逝的宿命，在克内希特的“遗稿”里还有“时刻准备在肃静中聆听/宇宙之声和大师的乐音”的状态，还有“我们在春节文雅的庆典中/召唤天才时代的伟大心灵”的激励，这些都构成了历史里正在发生的时间，但是当历史变成遗稿，当时间有了“最后一个”，悖论或者只能通过预言的方式才能发出声音，“……一般而言，对于浅薄者来说，对不存在的事物也许较之于具体事物容易叙述，因为他可以不负责任地付诸语言，然而，对于虔诚而严谨的历史学家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但是，向人们叙述某些既无法证实其存在，又无法推测其未来的事物，尽管难如登天，但却更为必要。”《试释玻璃球游戏及其历史》的译文里这样写道，而这段译文的书写者正是克内希特，不存在事物和具体事物，或者说虚构和历史之间，存在的就是一种书写的悖论，而这种书写的可能性于必要性，在虚无的历史中其实变成了一个圈套，就如“最后一个”，你明明看见了消失不见的沙子，却最后变成了关于时间的一种祭奠：
克内希特觉得湖水冰冷刺骨，像对待敌人似地迎向他。然而，他又觉得包围着他的似乎不是可怕的严寒，而是熊熊的烈火；片刻后，这种猛烈的火焰便迅速穿透了他的全身。
水与火，或者和死亡，敌人和朋友，严寒和酷热，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分明都有着矛盾，而最后当矛盾变成统一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悖论也成为了一种永恒，“最后一个”亦是以永恒的方式返回到了原初的那一个，就像克内希特在卡斯塔利亚在演奏中被感召到一种力量的时候，音乐大师对他说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正确认识矛盾对立，首先当然是看作矛盾，然而接着要视为一个统一体的相对极。这也就是玻璃球游戏的特点。”认识到矛盾对立，然后把它们视为统一体的相对极，从对立到和谐，这是一种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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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38·2151109·1231 |
这是玻璃球游戏的历史叙事，在被书写的历史中，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游戏，矛盾而对位，对位而赋格，赋格而和谐，这就是玻璃球游戏的伟大意义，它延伸到更广大的区域便是将所有对立的主题或者概念得到和谐结合，比如法律与自由，比如个人与团体——但是，包括最后一个的毁灭和永恒吗？包括水与火吗？或者包括生与死吗？“我们在虚空中旋转，无灾无难，/我们自在生活，时刻准备游戏，/但我们暗暗地渴望现实，/渴望生育、繁殖，渴望受苦、死亡。”再次回到遗稿，回到“学生时代”，克内希特在这首《让步》的诗歌里写下了在虚空中旋转的渴望，游戏和现实，生育和死亡，繁殖和苦难，渴望一种对立世界，就是渴望进入玻璃球的游戏世界，但是当诗歌变成遗稿，这种渴望就只是一种历史不负责任，就像虚空中的旋转，无非是历史的虚无主义。
而在另一首《阶段》的诗歌中，克内希特却说到了“告别”，“来吧，我的心，让我们快活告别！”在呼唤那个“它”来“保护我们，帮助我们生存”之后，却在最后说除了一种告别的渴望，又是最后一行，对应于“最后一个”，已经变成了克内希特无法逃脱的宿命，即使这首诗最初叫做“超越”，它也在无法超越的个体历史中成为最后一个“阶段”。但是当历史虚无主义变成个体宿命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了那一句“蓦地浮现在他的脑际”的诗歌：“每一种开端都含有自己的魔力……”当时他正换不走向静静的大师花园，于是这一句话就以灵感的方式出现，它是活的，对应于那些“遗稿”的死亡，但它却又在曾经以《超越》为题回来变成《阶段》的诗里，也就是说，在活的现实和死去的遗稿之间，并不是单纯像玻璃球游戏那样是一个对位的关系，并不是从对立转变为统一，而是岔开了两条路。
“每一种开端都含有自己的魔力……”开端在哪里？在玻璃球游戏发明的时候？在克内希特见到音乐大师开启心灵的时候？还是他来到现实成为一个活着的生命体的时候？“约瑟夫·克内希特的出身情况已无从查考。”这是一个“含有自己的魔力”的开端？出身无从查考，意味着关于个人生命的历史缺席，他的父母是谁，他在白天还是晚上降生？当一切成谜，对于克内希特来说，“早年丧亲，被救出来培养教育”的记叙也只是一个被别人书写的传奇，而被取消了历史永恒性的意义，而这也就预示着这位玻璃球游戏大师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象形符号，生和死的对立统一都变成了一个虚无：“但是我们绝无半点理由假定他的死亡可能是一场纯粹的意外。”
但是我们赋予了他变成一个具体的人，一个有过自己历史的人，一个参与了玻璃球游戏的人，如此，可以暂时把这种缺席的矛盾重新在书写中建立起来，从而画出一个相对完整的个人历史。克内希特从卡斯塔利亚出发，从音乐的启蒙中开始，那一种感召力让他接近玻璃球游戏，而一旦进入游戏，那种矛盾性便天生存在，“希望我们以后永远是朋友，你和我。你也能学会创作赋格曲的。”这是音乐大师对他说的话，而在这个具有宗教性的圣礼中，克内希特也拥有了某种“罪责”，因为正是音乐大师对他的偏重，让老师和同学对他嫉妒起来，有人躲避和猜疑他，甚至有人站在了敌对立场憎恨和嘲笑他。敌对立场像是对于玻璃球游戏的一种现实反映，因为它建立的就是矛盾，所以圣礼和罪恶构成了克内希特的第一对矛盾。
之后的华尔采尔，他真正进入到玻璃球游戏的行列中，这时候的矛盾可以看做是热情和孤独的对立，他倾注了全部热情投入到学习玻璃球游戏中，而这种状态使得他不和任何人结交，甚至变成了“执拗的自我退缩”，而在这里，他和特西格诺利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对立式的关系，只不过以辩论的方式展现出来，多少看上去是一种具有统一性的生活状态，“克内希特和特西格诺利是两个世界、两种原则的具体化身，他们互相促进对方的提高，每一次辩论都变成了又庄严又富代表性色彩的论争，与全校人人都密切关联。”而在和现实相关的问题上，克内希特却在一种隔绝的状态里，他认为自己属于卡斯塔利亚，卡斯塔利亚的生活就是“没有家室之累，没有奢侈娱乐，没有报纸杂志，但也不忍饥受寒”——从未忍饥受寒，也不曾自食其力，这是真正的现实？像是误入歧途，而音乐大师对于这一种虚无的宗教生活的阐释是：“一个人倘若有一次误入歧途，才会懂得什么是无情的现实。”
现实是无情的，而且必须误入歧途，这让克内希特醍醐灌顶，在阐述玻璃球游戏意义的笔记里写道：“由精神和肉体两者组成的生命整体是一种动力学现象，玻璃球游戏基本上仅能把握其美学的一面，而且主要是在韵律运转过程产生的意象中才得以把握。”笔记的书写或者还是一种理论阶段，当进入到“研究阶段”的时候，尽管克内希特知道玻璃球所赋予的万物意义是超越，是从符号体系导入到实证体系，是从边缘进入中心，“它们全都是直接抵达宇宙内部奥秘的道路，在呼与吸、天与地、阴与阳的持续不断交替变化，完成着它们自己的永恒神性。”也就是把玻璃球游戏变成了一种“神圣的语言”，它指向的是终极，是宇宙的内心。为什么需要去读《庄子》，去读易经，就是在变化的世界里找到神谕，找到宇宙的法则。而这其实是克内希特对于东方神秘主义的转变，这一条“觉醒之路”抵达的是内在的心灵和谐，“信仰与怀疑是相互关联的，就像吸气与呼气一样互相制约”，当所有的东西被关联，就是玻璃球游戏所遵循的一种法则，而这种法则的通俗表达就是：“玻璃球游戏必须包容一切，譬如一棵植物也会用拉丁语同植物学家林纳聊天。”
但是，这种抵达宇宙中心的东方神秘主义，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宗教中达到顺从，“像金鱼一样保持缄默么？”卡斯塔利亚作为一种开端，其魔力就已经施展到了克内希特的身上，那就是要投身在宗教之中：“宗教团体而生的，是注定要替教育组织当局服务的。”而在玛丽亚费尔修道院，克内希特所遇到的也是关于信仰与现实的矛盾，作为一种使命，他必须担任官职，这是一种责任，而这种责任和使命对他来说，却形成了束缚：“他在这种自我省察中醒悟到，自己已不可思议地进入并参与了等级森严的宗教秩序之中，这就是自己责任感的由来，他已是较高层范畴的组成部分，这会让一些青年人变得老成，而让一些老年人保持青春，也就是说，这个宗教组织会支持你，加强你，却也同时剥夺了你的自由，就像衍生在大树桩上的一棵稚嫩小树一样。它夺去人们天真烂漫的自由，尽管恰恰是为了要求这个人日益更为心地纯真。”即使克内希特将经历投入到玻璃球游戏本身之中，但是游戏被区分为两种类型，也一样形成了彼此难以融合的矛盾体，也就是说，对于克内希特最大的困惑是，建立了矛盾对立的系统，却难以达到统一，更难以和谐，它们在各自的轨道上滑行，永无触碰的可能。
在梵蒂冈建立宗教代表处的计划、托马斯大师逝世被推选为下任玻璃球游戏大师，以及最后就任游戏大师的职务，对于克内希特来说，甚至不是关于宗教的信仰问题，变成了一种工作，“工作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精力，吞噬了他全部私人生活，一切爱好和习惯也不得不置之度外，以致心里只剩下一片寂寞，头脑里好似过度劳累后一阵阵眩晕不止。”在他看来卡斯塔利亚的圣迹就是玻璃球游戏，而当这些所谓的工作吞噬了个人的激情，他看见了玻璃球游戏里隐藏的魔鬼，“总是引诱人们趋向空虚的技巧，艺术虚荣心，往上爬，追求辖治别人的权力，随后又滥用这种权力。”
对立和矛盾，却无法和谐和统一，克内希特的选择却又把自己带向了另一种含有魔力的开端，他需要摆脱官职的束缚，需要逃离工作的烦扰，这是一种勇敢，还是一种叛徒的行为？“对我们人类而言，繁星闪耀的太空庄严地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光明与秩序。宇宙的深邃和神秘不存在于云层和黑暗之处，唯有那一片洁莹澄澈才是宇宙最深处。”这是克内希特对于自身的关照，而这种自身性当缺失了所谓历史的注解，到最后却变成了逃避，玻璃球游戏的三大原则是科学、美和静修，所以克内希特希望回到卡斯塔利亚，“渴望获得精神治疗，渴望心灵光明，渴望卡斯塔利亚式的快乐。”所以他向当局提交了辞职信，退出了教会组织，为的是在心灵的世界里走进世俗世界——在他看来，世俗就是“尽快奔跑到冒烟的地方，设法扑灭火焰”，就是“维护我们自己这个干净美好学园以外世界的精神纯洁和正直”，当把世俗视作一种最高理想和最大目标的时候，实际上也颠覆了玻璃球游戏本身的意义，“我把玻璃球游戏视作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一旦发生政治动乱和战争。届时，它必将一落千丈，迅速荒圮，不论有多少人对它依依难舍，也无法修复它往日的容颜。”
否定游戏本身，那么所有的矛盾和对立，也就没有了意义，退回到内心的坚守，知识的维护，是不是取消了所有的可能。“我们不应当从行动的生活逃向静修的生活，也不应当反过来从静修转向行动，而应当介乎两者之间，使其相辅相成，和谐共存。”这是精神的本质，而当一切以极端的方式被否定的时候，克内希特从来没有成为一个行动者，他是沉思者，实际上也把自己带向了那个腐朽的“副刊时代”。圣礼和罪责、热情和孤独、变化和永恒，约束和义务，形式和心理，以及权力和职责，战士和叛徒，静修和行动，都是矛盾对立的关系，它们不是被隔绝在不同的世界，而是需要用一种游戏的原则和精神去统一起来，而当把一切都否定了之后，卡内希特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旁观者——即使跳入那湖水中，冰水和烈火也无法在身体里变成永恒的力量，抵达宇宙的内心。
他是最后一个玻璃球游戏者，“最后一个”不仅取消了终极意义，也在这个关于历史的链条里取消了最初的来源，所以关于出生记载的缺席，本身就是一个“含有魔力的”预言，就如克内希特在《试释玻璃球游戏及其历史》中所说：“我们毫不赞同那类受欲望和贪心驱使而破坏秩序的叛徒，我们只怀念那些献身者，他们才是真正悲剧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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