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2-12 《论精神》：火焰的书写与共燃
这就是引号的法则：两对夹子悬空勾起一道幕布，一道帷帘，或一道帘幕。不是幕布紧闭，而是半开半掩。六年了，这样一种悬而未定的状态一直持续着，把观众和片头字幕后的紧张情节全都吊在那里。紧接着，突然一下子——仅仅一下子而非三次——引号撤去，帘幕升起。
——《第五章》
在引号里存在，也是在引号里“避免”，在引号里时间化，也是在引号里“落入时间”，但是为什么要将引号撤去，为什么要结束那一种悬而未定的状态，德里达说是“突然一下子”，就像一场突变的戏剧，将“精神”从六年来的半开半掩变成了“帘幕升起”，是看见，也是收容，是解构，也是开放，“‘精神’并不首先落入时间，而是作为时间性的本源的时间化而生存。”这是《存在与时间》里的“精神”，这是保留在引号规则里的“精神”，却在海德格尔的世界里突然成为另一个存在，它变成了历史：“时间性使世界时间时间化；而在世界时间的境域中‘历史’才能作为时间内的演历而显现。”
1933年已经到来，甚至连同“历史”都被纳入到引号的法则里，“我强调的是：也是在引号内”，德里达的强调似乎就是在开启一个引号像帘幕撤去的时代，但是这个仍被包含在引号里的“历史”似乎是也是海德格尔的一种避免？引号世界从紧闭到半掩，从半开到升起，时间时间化为成为历史，那么精神是不是在落入时间中而变成另一种存在？德里达说：“一开场就剧情突变：这就是精神本身的登台亮相，要不然就是它还委托它的幽灵，换言之，它的Geist。”Geist成为精神的幽灵登台亮相，也就是在这六年之后的1933年，精神似乎已经无法避免，它处在一种被解构的开放状态，甚至在充满学术庄严的盛大典礼中成为另一种重言式真理的存在。
历史事件似乎从来都是在一种政治生活里发生的，海德格尔似乎更无法从这个引号中走向精神的本身，也无法委托它的幽灵——“Geist”像是一个回来寻找本体的东西，在geistig和gistich的不同世界里定义精神。它曾经是被海德格尔“避免”的，不管是表达柏拉图形而上学-基督教意义的“精神的”geistig，还是表达非柏拉图形而上学-基督教意义的“精神的”geistlich，海德格尔似乎总是用“避免”来使用它，德里达说，在整个海德格尔学派中，无论是正统的还是异端的，无论是新海德格尔主义者，还是准海德格尔主义者，无论是门徒还是专家，都没有人对这个主题感兴趣，“从没有人谈起过海德格尔作品中的精神。更甚的是：甚至连专业的反海德格尔主义者也对精神这个论题不感兴趣，哪怕是为了宣布废除它。”为什么对这个主题不感兴趣，为什么要避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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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B83·2151022·1218 |
但似乎德里达首先要厘清“精神”在海德格尔的引号里存在的意义，不论是geistig与geistlich的区分，还是geistlich这个词内部的独特的分化，都无法避开Geist的定义，在海德格尔那里，Geist是“太一”的别名，是聚集的别名，是“采集与聚拢行为的诸多名称之一”，在这个关于一切问题的可能性追溯中，德里达发现了四条通向的线索，一条是通向问题的问题，“通向Fragen[问题、追问]之显然是绝对且久未被追问的优先性，通向形式的优先性、本质的优先性，以及本质上追问着的尊严之优先性，最终，通向思想的优先性或思之道路的优先性。”第二条是通向关于“技术的本质不是技术”的道路，第三条通向“一种总是强烈的怀疑”的古老不安，而第四条线索通向的是“隐秘的目的论和叙事秩序的东西”，而在这四条线索中，海德格尔似乎明确过对于“世界”的论断：“石头是无世界( weltlos)，动物是缺乏世界的(weltarm)，人是建造世界的（weltbildend)。”这是海德格尔在1929-1930年弗莱堡讲座中提出的三个论断，这个论断将人的存在和动物的存在，以及物世界的存在做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区分，似乎在存在-神学的拆解中重新划定了“现成存在”和“上手存在”的界限，而无论是何种线索，在德里达看来，都是海德格尔希望“精神”摆脱它的基督教的意义，从而拒绝在暂时的便利中使用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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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里达：为海德格尔寻找精神的火焰 |
Geist是精神的本原，它其实不在被分化的geistig与geistlich里，甚至既不在形而上学-基督教意义里，也不在非形而上学-基督教意义里，在海德格尔对精神的叙述中，似乎很少对本质进行定义，它似乎从来不在对立中，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拒绝使精神成为对立极之一，也就是说，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的态度就是使“精神的”不再属于形而上学的或存在-神学的含义范畴，也就是他让精神“超越于解构而指示着任何解构的资源本身，以及任何评价的可能性。”一个词本身是与物相对立的，是对于主体的物化相对立的，而这种对立就是与笛卡尔假设中的主体之主体性的物化相对立，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灵魂、意识、精神和人格组成的系列，在笛卡尔那里，Design作为一种存在，“一开始就从一个直接被给予的自我和主体出发”，变成了“我在”。而德里达认为，“如果没有澄清物性的存在论来源，更不必说实体性的存在论来源，那么人们在谈论主体、灵魂、意识、精神、人格等等的非物化的存在时‘从正面’理解到的任何东西，在存在论上都将是成问题的。”也就是说，Geist属于非-物系列，“它绝不以任何方式让自己物化”。所以，在海德格尔那里，便是一种“避免”，避免所有这些属于主体性或主观性的概念，而避免的目的是为了“言说我们是什么和我们是谁”。
这种避免就是一种无所谓，是对Desein的“向我来属性”的无所谓，对于“我的-存在”的无所谓，对于存在着的绝对的无所谓，对于Desein为积极现象的无所谓，对于形而上学历史的无所谓，而正是这种无所谓使得海德格尔对于实体性的主体进行了阐述，应该把“谁”规定在里面？“人的‘实体’并不是作为灵魂与身体之综合的精神，而是生存。”这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对实体的一种解释，这个为“谁”的主体一方面进入了存在本身，而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将避免的精神纳入到引号的法则里，也就是从这离开时，海德格尔重新接受“精神”，“以并不采用的方式采用它”，但是已经在引号里的“精神”又开了海德格尔的另一个时期。
精神回来了，精神在引号里使得被命名是事物获得了拯救，在德里达看来，这是引号的净化，其目的是为了把精神从一种流俗的、非本身的标记中解放出来，曾经的这种标记打上了笛卡尔式的印记，而且不仅仅是笛卡尔式的，还是拉丁式的，所以解放和拯救的意义是一种“再-德语化”的过程。这是精神是“另一个精神的精神”，是精神的副本，“在引号中，人们看到一个精神的复本通过栅栏自行显示。”不再被拒绝和避免而放入引号的法则里，就是一种被解构的意义上使用，“以便指示出某种与它相似的他物”，而这次涉及的是空间与时间。为什么精神降临到空间和时间？因为在空间性里能保持原初，在时间性里能超越生存，它们分别指向身体和“历史”，回到身体，是回到存在，回到历史，是回到时间——“总之，精神回到时间，回到时间化的运作，它让自己在自己本身内。”
或者，时间也是一个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是具体的时间，1926-1927年的海德格尔已经将“精神”“勉强收容”在文本里，但却是在引号里——两对夹子，一道幕布，半开半掩，悬而未定，甚至还以Geist的幽灵方式出现。但是这个引号的法则是暂时性的，或者是过渡性的，六年后的1933年，在《大学校长就职演说》里，海德格尔突然就将这一道帘幕撤去，继而是盛大的典礼，这似乎是海德格尔关于“再-德语化”的开始，德国大学，国家，民族，使得海德格尔对精神开始了一种重构，他说：“一个民族的精神性的世界决非一种文化的上层建筑，同样也不是各种有用知识和价值的武库；相反，它是那在最深处保护着这个民族的土与血的力量的强力，作为最内在地激起和最深远地震撼着这个民族的实存的强力。”他说：“惟有一个精神性的世界向这个民族保证了伟大。”一方面，海德格尔把国家社会主义精神化了，而另一方面，他的精神又积聚了两种恶：“对纳粹主义的保证和那依然是形而上学的姿态。”
精神从它被排除，被“避免”，继而在引号中被压制和限制，“看，现在它膨大了，享受着宣告、欢呼、颂扬，毫无疑问，它在所有被强调词语的最前面到来。”在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中，哪一种世界明显开始转向周围世界，开始转向世界的黯淡，而这种黯淡就是对精神的废黜，”对精神的废黜是从欧洲自身产生出来的，欧洲自身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精神状况，使之愈加成为灾难性的“，而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海德格尔认为“德国论的破产”导致了精神力量的涣散，”那对根据的一切本源追问之被拒斥及其后果都统统被遮盖和藏匿起来。“德国观念论”破产，意味着那个时代开始丧失其强大的生命力，意味着不再保持精神世界的伟大、宽广和本源性。精神的废黜，是自身的废黜，精神的弃绝会产生曲解和误解，从而影响精神本身的误解，所以当精神在引号原则下之下的时候，在海德格尔看来，已经变成了对于精神的误解，因为“引号”在德语里是引导和带头，而实际上也是欺骗、嘲弄和哄骗。《大学校长就职演说》里，已经开始撤掉帘幕，而在《形而上学导论》里，引号彻底消失了——“因此，对存在者整体本身的追问，对存在问题的追问，就是唤醒精神的本质性的基本条件之一，因而也是历史性此在的本源世界，因而也是防止世界黯淡的危险，因而也是担处于西方中心的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使命的本质性的基本条件之一。”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重申了对于存在问题的追问，对于精神本质的唤醒，不管是对于德语语言绝对特权地位的确定，还是德语对希腊语的一种亲缘关系，在海德格尔那里，”再-德国化“通过对精神的去引号而成为一种行动。
“在精神中，进行主宰的是那对于其本己本质的怀乡。”精神的思想栖息在诗人的灵魂里，在家中，在故土之上，海德格尔在语言的本体化上发现了灵魂，在1933年去掉引号的时候，精神就是火焰，就是大火，就是共燃，“精神之燃烧的火焰”，他受到特拉克尔的诗歌的影响，燃烧起自己的精神火焰，而他引用《灵魂之春》的那一行诗，指出“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取消了柏拉图式的倾听，人不是被囚禁、放逐、坠入于尘世中，而是通向大地的道路上，也就是说，灵魂是为了寻找大地，而不是逃避大地，所以灵魂是异乡者，因为它尚未居住在大地之上。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行走，是一种追随，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是一种重新来临，是在死亡诞生之前的时间本质，而这种诞生“就是那些通往精神之本质的否定的途径。”在倾听特拉克尔过程中，海德格尔发现了火焰。
精神在燃烧，一方面是自己点燃自己，出离自身的通道，或者奋力向上，或者不断运动，或者变幻补丁，这是炽热的闪光，所谓燃烧就是出离，是尚未在大地上的灵魂，而另一方面，火焰也是是吞噬自己，使一切化为白色的灰烬，德里达认为，“精神是那去点燃者？毋宁是那自行燃烧者？点火者？用火点燃自身者？精神是火焰。一种去点燃着的或自行燃烧的火焰：同时二者，既是一个又是另一个，彼此相与。二者在共燃本身中的共燃。”这种共燃更像是对于恶的一种“从事”，因为毁灭性来自放纵的东西，而放纵却要耗尽自己，从而达到一种邪恶，恶在海德格尔那里就是一种精神之恶，“恶是精神性的”，所以这种精神之恶的意义在于像火焰一样，“火焰书写，它自行书写它本身，直接就在火焰中。共燃的裂隙，精神在燃烧——标画路线，开辟道路”。裂隙的世界里，恶是善里的恶，善也是恶里的善，“裂隙在精神与其自身之关联的本质之中切割开痛苦，精神则借此聚集自身、分裂自身。”
裂隙是一种痛苦，裂隙是一种提醒，裂隙是一种共燃，所以在1933年的海德格尔之后，在“Geist被德国的民族语言所把握，它毋宁会使人更早地思考火焰”之后，他又在一种回撤中开始出发，“从……出发”变成了另一种“历史”，变成了一种来临。德里达似乎在找寻和国家、民族无关的的那个海德格尔，在找寻“再-德语化”的海德格尔，但是1933年之后，他的确成为了那个被纳粹化的海德格尔，而这种命令实际上是将没有引号的精神推向了一种荒漠之中，在德里达看来，诞生于荒漠的纳粹将欧洲笼罩在巨大的阴影里，黑森林的存在已经拒绝分门别类：“在其芜杂的分类学中，这些树木会戴着宗教、哲学、政治体制、经济结构以及宗教的或学院的机构等等名称。简言之，那些人们也含糊地称为文化或精神世界的东西。”
德里达在一开始就说，“我将谈论魂灵、火焰与各种灰烬。”在海德格尔阐述、解构、避免和引用的“精神”历程里，总是在燃烧，“完全是自己在点燃和燃烧”，灵魂不在大地之上，灵魂只有在最后的共燃中才能变成一片灰烬，而在这个过程里，充满了误解，对精神的误解，对存在的误解，对海德格尔的误解，而德里达很明确地要“从现在开始，保持交谈”：“不要打断对话，即使已经太迟——这就够了。在返回中警醒着的精神总是会去做剩下的事。通过火焰与各种灰烬，但是不可避免地是作为全然他者的火焰与灰烬。”因为被误解的异乡者，只有像一个诗人，只有成为通往别处的异乡者，才能找到没有避免，没有引号，没有对立和物化的精神，“你的火焰赋予精神以炽热的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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