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8-02 《君主论》：反暴虐的力量将拿起枪
所以，一个君主如果想要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完全符合道德的事，并且知道视情况抉择是否使用或保留这一手段。
——《第十五章 论世人特别是君主受到赞扬或非议的原因》
反暴虐的力量是因为暴虐的统治，是因为被蹂躏的现实，这是15世纪的意大利，经济衰退，政治分裂，而那些力量似乎只能从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中获取，意大利人心中至今没有消亡的是勇气，是复兴，是解放，“因此，请勿错失良机，因为意大利人长期等待的，她的救世主终于要出现了！”谁是真正的救世主？谁能真正拿起枪？马基雅维里的回答是：显赫的王室，因为“意大利再也找不出另外一个可以值得寄予更大希望的人了”，而在暴虐和统治之后，“成为教会的首领，故而可以成为救赎者的统帅”，所以显赫的意大利王室，必须“怀着从事一切正义事业所需要的勇气和希望”，担当起这个重任，“使我们的国家在她的旗帜下重新闪光，在她的指示下，我们可以把诗人彼特拉克的诗句变成现实”。
这是“期望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的最后一章，也是最后的期望，最后用文字发出的呐喊，和彼特拉克的文艺复兴时的期望一样，他曾和但丁宣称，一个共同的意大利是她所有儿女的最崇高的奋斗目标。而马基雅维里发出最后的呐喊却历经了14年的政治风云，历经了监狱拷打的暴虐，历经了一贫如洗的窘迫，也历经了隐居乡间的沉思：
傍晚时分，我回到家中的书桌旁，在门口我脱掉沾满灰土的农民的衣服，换上我贵族的宫廷服，我又回到古老的宫廷，遇见过去见过的人们，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为我提供单人的食物，我和他们交谈，询问他们每次行动的理由，他们宽厚地回答我。在这四个钟头内，我没有感到疲倦，忘掉所有的烦恼，贫穷没有使我沮丧，死亡也没能使我恐惧，我和所有这些大人物在一起。因为但丁曾经说过：学习产生的知识将永存，而其他的事不会有结果。我记下与他们的谈话，编写一本关于君主的小册子，我倾注了我的全部想法，同时也考虑到他们的臣民，讨论君主究竟是什么？都有什么类型的君主？怎样去理解？怎样保持君主的位置？为什么会丢掉王位？对于君主，尤其是新任的君主，如果我有任何新的思路能让你永远高兴，肯定不会让你不高兴，一定会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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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B34·2130520·0996 |
马基雅维里如何构筑他心中的君主国？他首先从君主国的种类出发，将国家和政权统治人类的方法，分为共和制或君主制，而在君主制的体系中，他从政权的产生形式，分为世袭君主国、混合君主国和新的君主国。世袭君主国当然缺少维持政权统治的困难，因为劳民伤财和动机和必要性都要小，所以自然受到臣民的爱戴。而混合君主国，由于一部分是新的，所以可能引发变动，这种变动有两种情况，一方面是旧有的领地和新的领地属于同一地区，也是用同一种寓言，要想长久地保有它们，只需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把原来统治这些地区的血统斩草除根；二是既不改变该地区固有的法律，也不改变他们原来的赋税，这样一来，时间不长，这些地区就能和占领国融为一体。”如果被占领的国家与占领国在语言、风俗习惯或者法规制度方面不同，马基雅维里提出，“要想长久地占据这块领土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征服者亲自前往并在那里驻守。”而要像“亚历山大占领的大流士王国在亚历山大死后没有背叛后继者”，也就是要实现统治，就必须在统治上找到方法，一种是由一个君主和一群忠心的臣仆统治，另外一种是由一个君主和众多诸侯统治，这两种统治方法其实都找到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统治力量。而如果希望保有一个习惯于按其原有模式自由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国，那么马基雅维里提出的办法则是“借助于这个城市的市民进行统治”。
除了这两种君主制外，最复杂的可能是新的君主国，这里又可以分为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由于幸运而取得的新君主国、以邪恶之道获得君权的君主国、市民的君主国和教会的君主国。依靠自己的能力而崛起，是摩西、居鲁士、罗穆斯、特修斯以及这类的人物们，他们用自己的个人魅力，用自己的卓越能力为国家获得荣誉和名望，是“交了好运”。而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由于幸运而取得的新君主国，面临的困难就会很多，“这些人在征途中不畏难，是因为他们正像雄鹰一样飞翔，而当他们到达制高点，收拢翅膀治国时，各难题却纷至沓来。”也就是他人的武力只是一种假借的条件，所带来的是不稳定、变化无常的因素，马基雅维里用切萨雷·博尔贾的例子说明，他正是凭借父亲的好运，得到了那个国家，但是，“在这种好运到头时，他也就失去了这个国家”。而这些君主无法保有国家统治权，其实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是“他们缺乏一支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军队”，这也为他后面建设理想的君主国设下了伏笔。市民君主国和教会君主国似乎都是通过群众基础和宗教力量实现统治，出现问题的可能都不大，只有以邪恶之道获得君权的人们才会有统治的隐患。马基雅维里用西西里人阿加托克雷为例，他从一个平民并且下等卑微的地位崛起，而成为锡拉库萨的国王。但是伴随着获得君权，他的统治却是以屠杀同胞、出卖朋友、背信弃义、毫无恻隐之心，以及没有宗教信仰为手段的，所以“他无法赢得光荣”。“利用残暴为手段，夺取统治权最后却落得悲惨的下场”，这是马基雅维里对于这一类君主国的总结，但这仅仅是指他对于夺取统治权的方式，或者说仅仅是指他惨无人道暴虐，但是马基雅维里并不反对使用邪恶手段，他说：“恶行有时候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在影响到自身生死存亡时，但卑劣手段要一次性完功，日后除非有利于臣民，否则绝不可再次使用。”这是恰当使用恶行，而不恰当使用的恶行，指的是那些一开始很少有暴行，但随着时日增长，残酷恶劣行为却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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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基雅维里（1469年—1527） |
所以在这恰当和不恰当的实践中，马基雅维里悄悄地建立了自己的“邪恶论”，这也为他在后面对于君主的统治艺术的论述打开了口子。在“论衡量君主国力量的方法”中，马基雅维里在如何防止市民对自己的背叛时提到，“一位强力果敢的君主一方面要给人民以希望，让人们相信祸患不会长久持续，另一方面他还要人民对敌人的残暴产生畏惧。同时，君主还要把他认为过于莽撞的人巧妙地控制起来。”也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党羽建立自己的统治体系，“因为，施恩者与受惠者从来都是休戚与共的，这是人常情。”也就是说，当君主成为他们的保护者的时候，这些人势必会积极地与君主团结一致。所谓怀柔，但是在国家统治中，怀柔并不是最保险的。他在论述君主的统治艺术时，提出了反道德论，也就是从人性的角度提出邪恶的统治方式：“一般说来：人类的本性总是忘恩负义的，是变化多端、弄虚作假、怯懦软弱、生性贪婪的。”在他看来，一味的仁慈并不能拥有完全的统治力，他举西比奥的例子，这个“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甚至在整个历史上都称得上是位杰出人物”，最后他的军队却在西班牙背叛了他。原因在哪里？“正是因为西比奥对于士兵过分仁慈，他所给予土兵的自由超越了军纪所容许的范围。为此，他遭了元老院中法比奥·马西莫的指责，称他是罗马军队的败坏者。”仁慈会孕育放纵，所以马基雅维里提出：“一个君主如果想要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完全符合道德的事，并且知道视情况抉择是否使用或保留这一手段。”“不完全符合道德”也就是前面所的“恰当的恶”，君主的慷慨和仁慈，都会留下后患，遭到相反的指责，所以必须用恰当的恶，用君主自己的意志来实现统治，甚至是残酷，萨雷·博尔贾就是历史上残酷的人，“正是由于他的残酷才使得罗马尼阿恢复了秩序，国家得以统一，并且重新恢复和平和忠诚。”所以，马基雅维里更深一步指出：“除了极少数情况外，残酷但有为的君主，比那些仁慈但使国家混乱、凶杀、劫掠层出不穷的君主而言，他心其实要仁慈得多，因为后者往往危害到全体人民，而有残酷之名的君主，只不过因执行刑罚损害少数人而已。”残酷是体现着君主的意志，残酷可以避免被人憎恨，“人们对于君主的爱戴是基于自己的意志，而对于君主的敬畏则基于君主的意志。”
那么，如何体现君主自己的意志，那就是权力，那就是基于武力的权力，基于军队的权力。马基雅维里认为，世界上的斗争方法只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法律，而另外一种是通过武力。“前者是人类特有的手段，第二种则是野兽所特有的。”所以君主就必须做一只野兽，体现它的兽性，用武力来实现统治，野兽了可以是“一只狐狸以便于及时发现陷阱”也可以是“一头狮子以便于吓跑豺狼”。发现陷阱和吓跑豺狼，都是君主统治艺术之一，而君主不能将自己的兽性暴露出来：“君主必须知道如何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成为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
而武力论的最强有力支持便是建立自己的军队，马基雅维里论述了军队的种类，“要么是他自己的军队，要么是雇佣军、援军，或者是混合军队”，而雇佣军、援军，或者混合军队，都有隐患，因为都不能体现君主自己的意志，而意大利也就因为这个原因，而“先后遭受查理八世的蹂躏、路易十二的掠夺、费尔迪南多的摧残以及瑞士人的羞辱”。所以，马基雅维里提出：“军事艺术该是统治者的惟一艺术。”拥有军队就是拥有武力，就是体现君主的意志，就是掌握了国家的命运，“命运只是我们行为的半个主宰，剩下的一半或者将近一半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而最后才能拿起枪，“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使意大利实现伟大的复兴。
邪恶论、权力论，使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成为挑战传统的惊世骇俗之书，它作为第一部政治禁书而为世人瞩目，而在人类思想史上，还从来没有哪部著作像《君主论》那样，一面受着无情的诋毁和禁忌，另一面却获得了空前的声誉。列奥·斯特劳斯认为：“马基雅维利的著述《君主论》使政治哲学与古希腊罗马传统发生了决裂，特别是与亚里士多德发生了决裂，它表现出一种全新的特性。”马克思也曾指出“马基雅维利在书中的阐述使政治的理论观点摆脱了道德， 而把权力作为法的基础，从而将政治学的基础由道德转向了权力。”
在我看来，在人们已习惯于君主及其后人统治的世袭君主国，维持政权统治的困难，会比那些新君主国要少得多。
因此，我们要损害一个人，这种损害彻底并且不遗后患，这样就不会再担心给他留有任何可进行报复的机会。
精明的君主的作为就该像罗马人所作的那样：不仅要考虑当前的隐患问题，还应该顾虑到将来的隐患。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条亘古不变的道理：谁助使别人强大，谁就是自取灭亡。
君主如果希望保有一个习惯于按其原有模式自由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国，借助于这个城市的市民进行统治，要比借助于其他任何方法都容易。
对于一个过去习惯于自由生活的城市来说，如果任何占领者只是征服而并没有毀灭它，那么，终有一天，占领者会被这个城市消灭。
那些依靠金钱或者由于他人的恩赐而坐上君主位子的人正是如此：这些人在征途中不畏难，是因为他们正像雄鹰一样飞翔，而当他们到达制高点，收拢翅膀治国时，各难题却纷至沓来。
这些君主们所依靠的，不过是那些提携他们的人所施予他们的好意和运气——而这者都是最不稳定、变化无常的因素。
恶行有时候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在影响到自身生死存亡时，但卑劣手段要一次性完功，日后除非有利于臣民，否则绝不可再次使用。
君主必须同平民保持友好关系，否则当他陷入困境时只能坐以待毙。
如果君主拥有强大的城市，而且又没有结怨于人民，他就不会遭到攻击，如果有人敢于侵犯，也必然会被狼狈不堪地击退。
一位强力果敢的君主一方面要给人民以希望，让人们相信祸患不会长久持续，另一方面他还要人民对敌人的残暴产生畏惧。同时，君主还要把他认为过于莽撞的人巧妙地控制起来。
因为，施恩者与受惠者从来都是休戚与共的，这是人常情。
所有的君主国，不论它是新君主国、旧君主国，还是混合君主国，其执政之基在于良好的法律和优秀的军队。
在我看来，君主用以保卫国家的军队，要么是他自己的军队，要么是雇佣军、援军，或者是混合军队。雇佣军和援军往往好处不大且暗藏隐患。
因为援军比雇佣军更加具有危险性，甚至可以说，援军到来之时，便是你走向毁灭之始。
采用雇佣军，危害在于他们的胆怯懦弱；使用外国援军，危险性却是他们的英勇剽悍。
因为军事艺术该是统治者的惟一艺术。
所以，一个君主如果想要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完全符合道德的事，并且知道视情况抉择是否使用或保留这一手段。
慷慨是件好事。但是，如果慷慨的行为并不能给你带来声誉，那么它就会损害你。因为如果君主有道德地慷慨行事，但他的行为并不为人所知，他将遭到与慷慨相反的指责。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看见只有那些曾经被人称为吝啬的人成就了大事，而其余的人都失败了。
除了极少数情况外，残酷但有为的君主，比那些仁慈但使国家混乱、凶杀、劫掠层出不穷的君主而言，他心其实要仁慈得多，因为后者往往危害到全体人民，而有残酷之名的君主，只不过因执行刑罚损害少数人而已。
一般说来：人类的本性总是忘恩负义的，是变化多端、弄虚作假、怯懦软弱、生性贪婪的。
人们对于君主的爱戴是基于自己的意志，而对于君主的敬畏则基于君主的意志。
因此你必须懂得，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是通过法律，而另外一种是通过武力。前者是人类特有的手段，第二种则是野兽所特有的。
君主必须是一只狐狸以便于及时发现陷阱，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于吓跑豺狼。
但是，君主必须知道如何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成为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
君主应该在其行动中努力表现出伟大、英勇、果断和坚韧等特点。
君主对付一切密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避免被他的人民憎恨和轻视，因为那些密谋反对君主的人总是期望通过解决君主的权力来取悦人民。
君主如果注定避免不了被某些人憎恨，那么他们首先应当避免被所有的人憎恨，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他就应该尽最大努力避免遭到那些最有权势的人的憎恨。
如果君主对人民的畏惧要超过对外国势力的畏惧，他就应该修建城堡，反之，他则应该放弃城堡。
世界上最益于君主赢得人们至高尊敬的事，莫过于建立丰功伟业和做出卓越的榜样了。
优柔寡断的君主，为了避免当前的危险，常常会选择立立场，但往往因此而被人消灭。
关于君主如何鉴别他的大臣，有这样一个屡试不爽的办法：如果你觉察到大臣考虑问题，考虑他自己利益多于考虑你的利益，这说明他的一切行动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这样的人绝对不会是一个良臣，你绝不能够信任他。
因为要防范这种谄媚者，只能是让人们知道，对你讲真话，你也不会降罪于他们，此外别无他法；但是，当人们能够对你讲真话的时候，他们对你的尊重也之减少了。
无论来自自何处的良好忠言，都因君主的圣明而产生；而不是臣仆的忠言塑造出圣明的君主。
如果我们的那些君主在享有国家多年以后却丧失了国家，他们不应该咒骂命运，而是应该咒骂自己的庸俗无能，因为在过好日子的时候他们从不考虑到糟糕的日子。
我深深明白，无数人曾经有过并且仍然持有这样的一种观点：世界上的事皆由命运和上帝主宰，人类的智慧不能改变它们，并且没有能力补救。
命运总是处于变化之中，而人的方式也总在不断调整，当两者协调一致时，他就成功；当两者不一致时，他就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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