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19年8月

	编号：C46·2190819·1591
	作者：【以色列】埃特加·凯雷特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8年06月第1版
	定价：35.00元当当16.90元
	ISBN：9787532150694
	页数：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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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后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惊悚可以驱动想象力，而在埃特加·凯雷特笔下，所谓最不可能的孤绝变成了对于书写的渴望——开场故事《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描写小说家遇上歹徒敲门要挟：“生活苦闷，快给我讲一个故事来逃离现实！”这里所点出的是“好故事是生活的必需品”，这也正是作者的创作理念。小说从日常处境切入，情节创意不断：《谎言之境》的主角遇见了说谎时虚构的人物，所有谎言都会成真；《健康开始》写失恋者天衣无缝地扮演陌生人，与人在早餐店约会；《拉开拉链》写女孩趁男友熟睡时在他舌头下发现一道拉链，拉开来竟是个截然不同的男子；《一年到头，天天都是九月》讲贩卖“好天气”的公司，最后一刷，你家永远有和煦的秋阳；《带给我们胜利的故事》是世界上非常棒的故事，创意受专利保护，还有一双耳朵，能倾听读者心中的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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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因为石榴树很高

不过要是哪天，你突然心生怀念，想让这个故事回来，那它—定会乐意之至，随叫随到。
——《带给我们胜利的故事（下）》

故事会回来，而且是被人叫回来，而且会“随叫随到”，听候吩咐的存在，是因为作者具有完全的掌控力？是因为有掌控力而成为“胜利的故事”？这是“下篇”，一句话，从开始到结束，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但似乎在可能性里包含了必然性。下篇不是独立性存在，下篇是相对于上篇而存在的，上和下构成了一个整体，但是这个整体却又在必然性里支撑起了可能性。

这是全世界最精彩的故事，这是超越了时代的故事，这是必将成为文学史上经典的故事，由几十位独立专家组成的评审团，运用严格的实验室标准，和世界文学的典范文本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而且这个故事没有幽默、技巧和煽情，“它是一整块由深刻的见解和金属铝构成的合金，不会生锈，也不会损坏，而且说不定还能四处转悠呢。”但是，这个将成为经典的故事却不知道具体讲了什么，它悬置在那里，它被抽离了内容，当一种经典在无内容的存在中成为“胜利的故事”，是不是一种悖论？而沿着这个疑虑，在必然性里的可能性是不是也是一种矛盾？

埃特加·凯雷特的确构建了一个矛盾体，而且他乐此不疲地将故事空壳化，空壳的意义是可以放置不同的可能——甚至不可能，但是可能性又指向了“永恒经典”的唯一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经典是一种可能，胜利也是一种可能，或者说，经典和胜利都是一种可以被随时解构的存在，于是，写出这个永恒的经典故事结尾的人是幸运儿，于是可以从猜对结局的读者中随机选出一位，于是只要有人想让故事结束，“这个故事绝不会死皮赖脸地赖着不走，而会立刻结束。”——如果说上篇是在解构永恒和经典意义，那么，一句话的下篇便是重新构建了永恒和经典，但是这逆反的过程仅仅需要一个人的召唤：想让这个故事回来。故事的结尾可以随时结束，也可以随时回来，在结束和回来之间，在上篇和下篇之间，在经典和随意之间，在必然性和可能性之间，“胜利”便产生了。

这是埃特加·凯雷特写作的一个胜利的故事，他完全不掌控故事，他只是留置了一个充满悖论的故事空壳，而只要谁想要写作，完全可以在这个已被空置化的故事里添置内容——作者被抽空了，成了随意的主体，所有的写作手法就像这个社会的秩序一样，随时结束，也可以“随叫随到”：罗内尔是作者，他决定写一个介于寓言和哲学论文之间的书，一个深受臣民爱戴的国王失去了心爱之物——介于寓言和论文之间的书是边缘属性的书，失去的心爱之物也具有了多元的可能：可能是孩子，可能是夜莺，所以在边缘性和多元性中，这本书便出现了许多的变化：“在一百页左右，写作手法会减少象征性，增加现代性，而内容则会变为描述现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并为读者提供一些安慰：在一百六七十页，内容会变成某种通俗易懂的机场小说，但品味要高于一般的机场小说；在第三百页，整本书会变成一只毛茸茸的小动物，可以让读者搂抱、抚摸，好排解他们的寂寞。”和那个“胜利的故事”一样，“减少象征性，增加现代性”是什么内容？品味高于机场小说的机场小说是什么小说？变成让人搂抱、抚摸的小动物的书又是什么东西？

因为这根本不是一本书，或者根本没有内容，就像当那只叫达尔科的小狗舔了罗内尔的鸡巴，他开始晨勃了，“硬的就像根金刚钻”，但是“和性根本没有关系”，妻子尼娃甚至还在那边睡觉，一只狗让自己出现了久违的晨勃，晨勃和性没有任何关系，当罗内尔对达尔科说：“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心爱我的。”秩序被消解了，故事被解构了，写作成了一种戏谑的游戏。作者也是“我”，德国女记者说要拍我写作的电视，“不要涂鸦，要写一个故事。动作要自然，就像平时写作那样。”记者的意思是要真写，不能涂鸦，但是“我”应该写下的故事是什么？被抽空的故事这是一个摆设，现实才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儿子从幼儿园回来和我拥抱，显得自然；老婆也和我拥抱，却只是拨弄自己的头发或者还偷瞄摄像机镜头；“我”还想起了隔壁经常出现的“妓女”，儿子甚至经常问妓女“你是什么动物啊？”的问题，妓女也都微笑着回答他，大象、雄、蝴蝶——如果换做别人，儿子的问题他们都听不明白，但是被妻子鄙视的妓女却能够和儿子问答自如，并且让儿子感觉到满意。

“我”大约是没能写出一个故事，故事完全在现实里发生，所以“我”作为作者也被抽空了身份，故事当然也变成了一种悬置状态，和罗内尔那个介于寓言和论文的书一样，和结尾可以“随叫随到”的经典一样，作者都无法掌控文本。文本和作者之间出现了割裂，或者文本被现实所取代，作者便不再局有掌控力的存在，而成为一种被现实嘲讽的存在。《你是什么动物啊？》的“我”喜欢儿子自然的拥抱，是因为老婆的拥抱不自然，而且老婆还讽刺妓女，讽刺的时候却是自然，就像平时说起“大头菜”一样自然，似乎是一种对立，但是在这个被全部纳入到社会现实这个体系里的时候，不自然变成了自然，不道德变成了道德：当儿子再次问起德国女记者“你是什么动物啊？”，女记者却说：“我不是动物，我是怪物，从大海对面来的怪物，专吃像你这样可爱的小孩子。”连妓女都知道让小孩子高兴，女记者却高高在上，这和老婆对于妓女的鄙视如出一辙，而最后，应该作为文本作者的“我”成了社会学的作者，翻译之后告诉儿子：“她说她是长着红羽毛、会唱歌的小鸟，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飞到这里的。”

吃人的怪物又变成了动物，甚至变成了会唱歌的小鸟，这一种语言的翻译变成了作者真正的使命，创造文本的作者消失了，翻译语言的作者产生了，而在这个重新被命名的作者世界里，是不是就有了谎言，有了置换，有了妥协？玛雅要写一个故事，当她在“创意写作班”学习之后，写了三个梦，其中一个梦里她想让人们采取分裂的方式而不是生育的方式进行繁殖；《异次元空间》里，世界上的平行异次元空间成为了人们的一种梦想：“其中一个异次元空间里，我正在跟马做爱，另一个异次元空间，我买彩票中了奖。”像是一种逃避，似乎在梦的世界里才能安心，才能如愿，才能自由，这是向内的存在，似乎只有在这样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里，才不会被真实所夹裹，才不会被现实所压制，才会有“随叫随到”的结尾的永恒经典，才会有让人“硬的就像根金刚钻”的晨勃感觉，才会有“你是什么动物”的轻松对话。

但是，向内的冲动必定是因为向外受到了阻力，现实里有什么？有秩序，有规则，有道德，它们组成了一个体系，它们制造了一个世界，当所有人都必须按照外部世界来生活，作者是不是就是现实本身？于是在向内和向外极具张力的对立中，“突然，想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我当然也是一个写作的作者，擅长给人讲故事，新一年前给儿子讲过一个故事，而这次当敲门声响起，有人要我讲个故事——甚至在敲门声想起之前，从外而来的不速之客就以命令的方式让我将一个故事。一个大胡子，来自瑞典，拿着手枪，然后发布命令：“给老子讲个故事。”“我”必须讲故事，必须成为故事的作者，但是在大胡子那把枪和那个命令之下，这个故事显然不是向内的作品，而完全变成了暴力之下的产物，按照大胡子的说法，“在这个国家，要是想得到什么东西，就得使用暴力。”巴勒斯坦想得到一个国家，但是友好地提出来，“连屁也没有得到！”但是一旦让孩子做了人体炸弹，“结果，世人开始聆听他们的声音了。”所以说，暴力成为外部世界的一种秩序，“我们只听得懂一种语言，那就是暴力。”

当暴力变成语言，我作为被命令之下的作者，故事也变成了关于暴力的故事，“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这不是故事，这就是现实，门再次响起，进来的是一个做问卷调查的小伙子，而且也是用暴力语言说话的人，他拿出了一把左轮手枪，然后也像大胡子一样命令：“为什么没空？因为我不是白人？因为我不够礼貌？对瑞典人，你有的是时间；对摩洛哥人，对一个差点死在黎巴嫩的退伍老兵，你就他妈的连一分钟都挤不出来？”于是在第二次暴力中，“我”又开始讲故事，“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故事又变成了现实，进来一个送披萨的人，“我”没有叫披萨，他却直接闯了进来，而且从硬纸盒底下抽出了切肉刀，“不过，要是他不赶紧想个好故事出来，我就立刻把他剁成肉酱！”

大胡子的瑞典人，参加过战争的摩洛哥老兵，以及送外卖的男人，他们用枪和切肉刀制造了外部的暴力，而且这种外部的暴力闯入“我”的世界，仅仅是为了听一个故事，一个被操控的故事，一个置于命令之下的故事，而“我”在三次敲门声之后，在三种暴力面前，也完全变成了暴力的产物，“没有敲门声就没有故事。”于是这个故事便从“敲门声”开始，“有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房间里。他是作家，想要写个故事。他已经很久没有写出故事了。他怀念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的感觉。对，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的事物。”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但是实际上，这个故事在开始之后并没有响起敲门声，当四个人坐在那里的时候，只剩下了故事，“好，那你就说吧，只要能给我们讲个故事就行。”这个故事会向何处发展，会出现什么“新事物”？两把枪和一把刀，以及“作者”的一张嘴，组成了故事的道具，它是暴力的，是突然而至的，是命令之下完成的，当现实成为文本，敲不敲门，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向内的逃避终究无法阻止向外的暴力，这便是真正的困境，所以在梦境中，在谎言里，在故事中，所有指向的都是荒诞荒唐和荒谬的现实，而当这些现实被写成文本被说成故事，一切只能更荒诞荒唐和荒谬，而且困在其中无法走出。《谎言之镜》里的罗比就是因为撒谎成瘾，反而把自己拉向了无法走出的梦境，因为小时候母亲让他去买烟，拿了钱的他却去买了冰激凌，还把生下的零钱藏到了花园的石头下，回来后告诉母亲路上遇到了缺了门牙的男孩，钱被抢走了。母亲相信了他的话，当母亲死后托梦给他说阴间没有地方买烟想让他买一包烟，于是罗比去找石头底下的零钱，但是石头地下出现了一个地洞，转了一个泡泡糖自助机，他进入了梦幻世界，而梦幻世界的一切都对应着以前说过的谎言：缺了门牙的小鬼抢走了钱，一条狗拦住了路，伊戈尔生了病……钱拿了回来，东西放在枕头底下，期望母亲再托梦的时候能够拿去，但是当梦境结束，撒谎却在现实中继续上演，那个叫娜塔莎的同事和领导说自己的叔叔伊戈尔心脏病发作了，她要请假去看他，罗比知道这是一个谎言，并且戳穿了，“可是你——请恕我实话实说——你对他实在太残忍了。”于是，娜塔莎邀请他一起去看伊戈尔，不是谎言，而是真的去医院探望，但是伊戈尔对她说，“他享受生活中的每一分钟；她也完全不必担心，因为比起明斯克的火车相撞、敖德萨的持枪抢劫、海参崴的雷击和西伯利亚的那群疯狼，这次的心脏病根本算不了什么。”

心脏病算什么？在火车相撞、持枪抢劫、雷击和疯狼等灾害和暴力面前，小小的疾病可以忽略不计，而心脏病相连的谎言也不算什么，真正的困境不是撒谎上了瘾，而是在以暴力为语言的世界里，谁都是一个患病的人，谁都难以逃脱灾难，而且现实就像突然响起的敲门声，总是带着枪和切肉刀，令你猝不及防：《额外的生活》里两对双胞胎结婚，却又相互出轨，之后枪杀，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一种“额外的生活”，“我这么做，完全不是为了体验什么浪漫的爱情故事，而只是想获得一段额外的生活。”《痔疮》里领导的权力完全在身上的那颗痔疮上，“这颗痔疮呢，会像所有的痔疮给那人一系列出自屁眼的建议：解雇谁、定什么目标、值不值得吵架、该跟谁谋划等等。结果证明，这些建议都不赖。”《拉开拉链》里，女人从男人的舌头底下发现了细小的拉链，拉开里面是一个秘密，秘密才是真实的，而所有的生活只不过是穿着一个外皮，但是更多人并不想拉开拉链，“她一直想去弄个，但始终鼓不起勇气，怕会很疼。”《西米恩》里，一个想逃避兵役的人假结婚，于是女人有了“丈夫”，但是当恐怖袭击夺去了男人的生命，被免费娶走的女人直到有人敲门也想不起自己的“丈夫”是谁。

外部世界是荒诞荒唐和荒谬的，内在世界其实根本不是独立的，它甚至是那个外部世界的延伸，于是在没有秩序、充满谎言、到处是隔阂的现实中，所有的故事都变成了想要离开却无法离开的游戏。《你想让金鱼帮你实现什么愿望？》中，约纳坦想制作一部纪录片，只带一台小型摄像机，然后敲开被人家的门，直接问：“要是遇到一条会说话的金鱼，它答应帮你实现三个愿望，你想实现什么愿望呢？”想做纪录片，约纳坦便是作者，而当作者敲开门，在里面听到“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会不会想到外面的人会拿着枪拿着切肉刀，会让自己在命令之下讲一个故事？身份被置换了，故事被置换了，似乎暴力也被置换了——从门外到门内，约纳坦还是变成被暴力控制的人，那个叫谢尔盖人认为他是来偷金鱼的，于是用暴力解决了他，而且谢尔盖没打算送他去医院，这时金鱼说话了，用俄语说：“那人已经死了。”当暴力制造了死亡，当金鱼开始说话，约纳坦反而变成了纪录片中的主角，“我能让他复活，我能让他活过来。”只是死去的人如何能让金鱼满足自己的愿望？但是，死亡不是结局，这无非是一个梦，约纳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采访对象，那个叫穆尼尔的人的愿望是世界和平，“还在拍摄时，约纳坦就已经知道，这人肯定会成为他的活广告。”

简直完美，只有愿望是世界和平才能凸显这部纪录片的价值，但是当自己都可能在梦境中死去，敲门声背后是无法逃避的现实，它远比世界和平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所以愿望就像一个梦，就像《石榴》里的谢克迪，坐在飞机上的时候，感觉到巨大的恐惧，“千万别坠地”成为他的祈祷，但是他还是死了，在死之前的四十秒，他见到了天使，天使问他最后的愿望，谢克迪说出自己的愿望：让世界和平。自己快要死了，却要让世界和平，世界和平的意义在现实中会关照到即将坠落的个体？天使嘲笑他：“让世界实现和平？你在开什么玩笑！”于是谢克迪死了，当他转世之后变成了一个石榴，他看见世界真的迎来了和平，没有了战争，人们化干戈为玉帛，但是作为一个石榴，丝毫没有因为世界和平了而无忧无虑，“因为石榴树很高”，于是他在心里祈祷：“千万别让我掉下去。”——和当初坐在飞机上一样，谢克迪似乎以另一种方式变成了曾经的自己，于是所有的恐怖又再次降临。

因为石榴树很高，因为飞机会下坠，因为现实破败百出，世界和平是一个梦，即使实现了也如梦境一般被抽空了内容，于是做出最后这一愿望的作者悬置在那里，没有掌控力，没有逃离的可能，像一颗石榴，这时，“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被写好的结尾果然“随叫随到”。

	编号：C38·2190819·1589
	作者：【德】赫尔曼·黑塞 著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9年05月第1版
	定价：42.00元当当20.30元
	ISBN：9787540491154
	页数：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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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个故事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对我而言，如果可能的话，我一定会追溯到久远，直达我童年的最初时光，乃至我生命的源头。”赫尔曼·黑塞的《德米安：彷徨少年时》中的埃米尔·辛克莱从小生活在温暖而美好的光明世界，一个谎言让他陷入黑暗的世界。深感绝望与无助的辛克莱渴望解脱，却无法向任何人开口。德米安的出现，帮助他克服了内心的恐惧。之后辛克莱每每感到不安、遭遇困惑之时，德米安总会及时出现，帮他走出困境。德米安不仅是辛克莱的朋友，也是他的引路人，带领他克服恐惧，找到真正的自己。辛克莱从此不再彷徨，越来越坚定地朝着自己的内心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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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安》：内心有样东西，它全知全能

希望有新的神灵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妄图随意给予世界些什么的想法则更是大错特错！对于清醒的人来说，就只有唯一一个使命：找寻真正的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摸索自己的前行之路，不论它通向何方。
——《第六章 雅各布的摔角》

他出现，他到来，他破坏，当一种力量摧毁规则和秩序的时候，他是神灵还是魔鬼？一种疑问，甚至是二分法意义上的疑问，指向了非此即彼的存在：要么是神灵，要么是上帝。但是，任何一种力量带来破坏力，它都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外在力量之存在，是因为有一个对立物，当对立物成为目标，成为力量的落脚点，就会制造另一种相反意义上的力，它被激活，它在反弹，它以破坏之后自我构建的方式完成命名，它的名字叫内心。

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布，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以色列，Israel，意思是与神较力的取胜者，较力而取胜，雅各布已经站在上帝之上，当他以俯视的方式看待上帝这个造物主，世界会以何种方式被展开？辛克莱起初就是在上帝之下，一个少年而已，和所有尊崇上帝的人一样，对于神灵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但是当不皈依宗教的首席牧师皮斯托留斯告诉他，“鸟儿奋力破壳而出，蛋就是世界。若要出生，就必须打破世界。鸟儿飞向神灵，神灵的名字叫作阿布拉克萨斯。”其实已经命名了不是上帝的神，而且还是一个魔鬼式的神，阿布拉克萨斯，这个波斯神话中的怪物，是诺斯替教派中的信仰统治者，作为天地间所有生物与神灵的中介者，当它成为带有公鸡头的天使，是将基督教的正统上帝说视为一枚蛋，只有蛋被啄破，鸟儿才能出生，才能在打破世界中飞向神灵。

诺斯替教是基督教异端派别，阿布拉克萨斯自然也成为上帝之对立面的魔鬼，但是作为一个首席牧师，为什么要对辛克莱说起那只“奋力破壳而出的鸟儿”，为什么要把阿布拉克萨斯尊称为神灵？或者说，当他以亵渎的方式将上帝替换成异端的怪物，对阿布拉克萨斯进行神灵的命名时，是不是也走向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存在？阿布拉克萨斯也是神灵，和上帝是不是不再有区别？此一种神灵，彼一种神灵，一只鸟儿即使破壳而出，那个蛋也是它的母体，所以即使鸟儿飞向异端的怪物，也只是神灵的不同形式而已，“我们可以把这个名字想象成一位神灵的名字，这样它就具有了象征意义，神性和魔性得以兼具。”皮斯托留斯这样解释，在他看来，神灵是兼具了神性和魔性，这是一种在单一神灵基础上的超越，而这个神灵是不是真的可以进入内心，唤醒神性，而成为自我意义上的上帝？

上帝根深蒂固，上帝无所不在，这其实就是一种宿命式的存在，对于辛克莱来说，这个上帝代表的是规则，是秩序，是权威，“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它意味着母亲与父亲、慈爱与严厉、模范与学校。从属于这个世界的，是柔和的光泽，明亮与整洁。”似乎所有这一切都是完美的，它像上帝本身一样，创造了所有美好的东西。但是这个世界也是单一的，单调的，甚至是容易迷失自我的，而辛克莱所在的世界不是因为上帝存在而去除了那些阴暗，而是阴暗的另一个世界被隐藏了——弗朗茨·克罗默闯入进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便被打开了，从此再也没有合拢。

父亲是酒鬼，家族声名狼藉，克罗默就如魔鬼一样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当他拦住辛克莱，当他下达命令，当他要从辛克莱身上得到2马克的钱财，两个世界开始参差延伸，开始相互交替。起初辛克莱编造了偷磨坊主苹果的故事，接着为了2马克又偷偷拿走了储蓄罐，当一切都不告诉父母，其实他已经从那个明亮与整洁的世界里一步步走出来。但是对于生活在唯一世界里的辛克莱来说，这种走出的过程充满了负罪感和恐惧感，因为编织了谎言，因为纵容了克罗默，因为隐藏了秘密，所以“我的身上背负了污点”，“他会告发我，我是个罪犯，别人也会告诉父亲，说不定警察也会过来。”出来是一种跌入的过程，各种丑恶和危险向自己扑来，在被光明世界照耀了太久的辛克莱，终于在一片黑暗中看见了内心的魔性。

“在这个秩序井然、宁静祥和的家里，我活得战战兢兢、痛苦不堪，如同一个幽灵一般，对别人的生活漠不关心，时时以自我为中心。”将自己命名为幽灵，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归附曾经那个完美的世界，但是一旦另一个世界的门被打开，克罗默那刺耳的哨声便成为一种象征，“哨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摧毁了我的幻想。”世界坍塌，对于辛克莱来说，并不是世界的尽头，甚至以一种诱惑的方式看见了别样的风景，它是神秘的，是阴森的，是恐怖的，里面有屠宰场，有监狱，有醉酒骂街的女人，有摔倒的马匹，有盗窃、杀人和自杀的传闻——当世界变成截然不同的两个，是那个明亮与整洁的世界容易蒙蔽自我，还是恐怖又神秘的世界更让人迷失？

这是辛克莱的疑惑，而马克斯·德米安的出现，似乎让这个疑问指向了一个具体的方向。德米安又是另一个闯入者，但是和克罗默不一样的是，他首先是作为守卫者出现的，“不过打死他是最简单的方法。处理这种事情，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你跟着他不会有好下场的。”他将辛克莱从克罗默的魔爪中解救出来，当一种被克罗默的哨音控制的生活结束，内心的不安、恐惧，甚至病态也走向了终结。但是对于辛克莱来说，那另一个世界被打开之后，它就再也不会消失了，一方面那种魔性有着诱惑力，所以我是主动进入其中的，而另一方面，当德米安将我从克罗默的世界里解救出来，他自己用另一种方式打开了更幽秘、更反叛的世界。

老师在课堂上说起该隐和亚伯的故事，该隐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他就是一个杀人者，但是德米安却认为，那个带着“印记”的该隐是个高贵的人，相反亚伯才是个胆小鬼，“简单来说我的想法是，该隐应该是个了不起的人。只是因为人们惧怕他，才以他为原型杜撰了个故事。这个故事不过是一个谣言，人们茶余饭的谈资而已。只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该隐和他的孩子们确实携带着某种‘印记’，这使他们异于常人。”这是德米安对于该隐的另类解读，该隐携带的印记不是耻辱，而是荣誉，因为他异于常人，只不过被光明世界的规则打入了地狱。德米安，一个被传说是不皈依任何教派的人，无疑这一番言论是颠覆性的，当辛克莱问父亲如何看待这件事的时候，父亲说：“如果我们相信该隐是正义的，亚伯是错误的，如此一来的后果则是，上帝犯了错误，《圣经》中的上帝就不是唯一的真神，而是假神。”

其实不管该隐是罪恶的杀人者，还是一个遵从自我的英雄，有一点是明确的，德米安的议论是对于正统信仰的一次破坏，甚至在这个意义上，德米安和克罗默有着相似性，他们都解构了唯一的神性，而父亲所维护的是上帝的合法性，正是这合法的、唯一的上帝存在，所以另一个世界的一切都是罪恶，都是异端。新的诱惑产生了，“我原本生活在一个光明、纯洁的世界之中，我自己就是亚伯那类人。如今我却坠落到‘另一个世界’，愈陷愈深，而我却无能为力！”这种无能为力不是对自我的丧失，而是打开了一个存有破坏者、敌对者的世界，那里有禁忌，有诱骗，也有罪恶。要从亚伯变成该隐，按照德米安的说法，其实需要常人没有的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就是遵从内心，“只有当我的愿望发自内心，强大到深入骨髓，我才能真正渴望并去实现它。一旦是这种情况，你遵从内心的诉求进行尝试，就会顺利得多，你就可以得心应手地驾驭你的意志。”自由意志似乎是对于上帝世界的一种反抗，但绝非是非此即彼的一种选择，而是世界的多元化意义，“我们应该崇敬万事万物，并把它们奉为神圣，而不单单是那被世人人为抬高的半个世界。也就是说，我们在向上帝做礼拜的同时，也应该崇敬魔鬼。”

善良、尊贵、父爱、美好、高大和感情的化身，上帝的世界是单一的，但只是一半的世界，另一半的世界里还有屠宰场、监狱，还有醉酒骂街的女人、摔倒的马匹，还有盗窃、杀人和自杀的传闻，所以合法的规则之外，需要另一种不合法甚至非法的存在。克罗默的哨音让我体会到了恐惧，德米安不皈依宗教让我感受到了异端，而在成长过程中，情场老手阿尔方斯·贝克唤醒了辛克莱的性意识，终于在公园里辛克莱邂逅了迷人的姑娘，并把她唤作“贝雅特丽齐”，“我搭设起了供有贝雅特丽齐画像的祭坛，我献身于她，献身于灵魂和上帝。”在辛克莱看来，他所追求的是纯真，而不是享乐，是美好和灵性，而不是单一的幸福。而当为“贝雅特丽齐”作了画像之后，辛克莱却突然发现，她像极了德米安，甚至就是自己，“我感觉它构成了我的生活，是我的内在、我的命运，或者说是我的心魔。”它是朋友，是爱人，是自我，甚至是带着某种邪恶的目的，当一个画像不再是单一的符号，作为内心的一种折射，其实自己在自由意志中已经成为了自我的上帝，就如德米安所说， “弄清楚这一点就好了：我们的内心有样东西，它全知全能！”

全知全能是上帝，也是魔鬼，它是克罗默的哨声，是德米安的异端，是阿尔方斯·贝克的女人，是皮斯托留斯的阿布拉克萨斯，它们一个个闯入进来，最终让辛克莱的内心如一只奋力破壳的鸟儿，飞向了自我的神灵世界，“我们会发现，我们是多么神奇的造物，我们的灵魂一直是这世界永恒创造的一部分。这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不可分割的神性，这种神性在我们的内心和自然界中运行不息。”但是无论是上帝还是魔鬼，神灵不是外加于自身的一种力量，也就是说，妄图随意给世界创造神灵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它真正的意义就是揭开内心更复杂、更多元的一面，而这个揭开内心的过程，走向自我的征途，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打破合法性的规则，击碎控制性的思想，颠覆单一性的观念。德米安母亲的出现，就是将这一个目的凸显出来，辛克莱尊称她为“夏娃女士”，就是将她视为“万物之母”，而这个万物之母的象征意义也是内心那个全知全能的自己，所以她告诉我的是：“这世界想要自我更新。它散发着死亡的气息，没有死亡何来新生——这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而这个声音就是辛克莱内心的声音，它引领这自己走向更深处的自我。

从内心出发迸发出破坏力，是要将所谓的上帝神像都击碎，而这个上帝在现实意义上就是那个时代的充满征服欲的欧洲，“欧洲倾力制造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新型武器，精神却最终深深地陷入无尽的空虚之中。因为它征服了整个世界，却毁灭了它对世界的情感。”当战争爆发，德米安积极奔赴前线，而辛克莱也加入其中，不是美化战争，而是用战争的名义去摧毁旧时代，而敌人也不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一种旧规则，旧秩序，“原始的情感，甚至最野性的情感都是不针对那位敌人的，他们的杀戮行为只是内心的迸发，是破碎的灵魂的迸发，它想要怒吼、杀戮、毁灭、死亡，以获得新生。一只巨大的鸟儿正奋力破壳而出，这枚蛋就是世界，而这世界必将走向毁灭。”

战争的革命性意义，是指向人的内心，指向人性，它是具体的，鲜活的，唯一的，即使在战场上受伤感受痛苦，当辛克莱俯身于自己的那一个伤口，也就找到了潜藏着的那面幽暗的镜子，而这面镜子所折射的不再是唯一的自己，他是德米安，是克罗默，是皮斯托留斯，是“夏娃夫人”，是所有神性和魔性的结合，是光明和黑暗的交融——只要不是以罪恶为罪恶，全知全能的内心就是真正对于生命的尊重，“在每个人身上，灵魂终将幻化成形；在每个人身上，造物都在忍受苦楚；在每个人身上，生命必然得以升华。”

	编号：C46·2190819·1588
	作者：【以色列】大卫·格罗斯曼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9年03月第1版
	定价：32.00元当当15.50元
	ISBN：9787532169689
	页数：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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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颇具吸引力的沉思录与那些形塑我们生活的对立力量有关——幽默与伤感，失落与希望，残忍与同情”，《一匹马走进酒吧》是以色列著名作家、“文坛三杰”之一的大卫·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荣获了2017年布克国际文学奖。故事发生在内坦亚，以色列北部海滨城市，毗邻约旦河西岸。作者以奇幻独特的叙述结构，通过主人公杜瓦雷在酒吧的一次夜场单口相声表演，讲述了一段交织个人、家庭、民族的悲喜剧。他讲了鹦鹉的笑话，也提倡征“肉体税”，肆意取笑台下过量注射肉毒杆菌的女观众，却突然宣布今天是他的生日——儿时的记忆纷纷涌现，他讲了美丽忧郁的母亲、暴躁的父亲，他用倒立行走来避免其他孩子的欺凌……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旁观并渐入情节，深入彼此的一段回忆，在不断推进的悬念中直至情感高潮，演出孤单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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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匹马走进酒吧》：只要一具沉默的身体

“有一天我只能走对角线，走象的步子，第二天我只走直线，就是车的步子，然后走马步，一步——两步——，然后我发现人们就像在和我玩象棋。”

一匹马不是被选中的马，一匹马不是被审判的马，一匹马也不是生了5匹小马的马，一匹马只是一匹马：它走进了酒吧，起先要了一杯金星牌啤酒，喝完之后又要了威士忌，再喝完要了龙舌兰，之后又喝了伏特加，接着又是啤酒……各种不同的酒喝了下去，一匹马只是在喝酒，它最后也许醉了，但是它一定没有听酒吧里脱口秀滑稽演员讲的那些笑话——因为，“一匹马走进酒吧”本身就是一个“要笑死人的”笑话。

从加德纳训练营出来之后，杜瓦雷坐上了一辆卡车，这个笑话是卡车司机讲给他听的，是他“瞎扯”的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的一个，当司机在车上讲的时候，杜瓦雷却想脱身，他的头不停敲击着车窗玻璃，接着在摇晃颤抖中听到沙漠深处传来一个声音，但是听不真切的结果，把整个沙漠都放置在了无知的境地中，而这个杜瓦雷不感兴趣的笑话自然也在“听不真切”中湮没了；可是，杜瓦雷却又在酒吧的脱口秀表演中，引用了司机的这个笑话，而且是原封不动地讲述，“我每次讲，都不得不暂停一下，否则会笑岔气的，因为这样会被取消资格。”杜瓦雷说的话，也是司机说的话，酒吧之于酒吧，一匹马之于一匹马，笑话之于笑话，其实没什么分别。

但是，当一匹马走进酒吧，当它要了不同的酒，它行走的路线是象棋中规定的路线？是一步还是两步？如果喝醉了，步子是不是就停留在那里，甚至倒地不起？再推论一下，当卡车司机经过沙漠地带，当他讲出笑死人的笑话，那辆从训练营开出的卡车走的是象的步子？马的步子？是走了一步两步还是根本没有行走？如果再可能想象一下，当杜瓦雷在酒吧里讲起卡车司机说起过的笑话，是不是也走了一条对角线？然后穿梭在顾客身边，既不是象的步子，车的步子，也不是马的步子？甚至有可能，他也像笑话中的那匹马走进了酒吧，要了金星牌啤酒、威士忌、伏特加，然后醉了，或者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一匹马走进酒吧，是一个笑话，当司机讲起这个笑话，笑话中的笑话，带来的是关于加德纳训练营的回忆，而当杜瓦雷复述司机的笑话，笑话中的笑话中的笑话，是不是就是一种现实？现实是一个矮个子、瘦削、戴眼镜的男人从侧门踢出来似的，趔趄着上了舞台；现实是冲着坐在舞台两侧方向的众人露出自己的胸脯，现实是他享受着观众对他微笑的反应，几乎觉得自己已经得偿所愿了……一家酒吧，根本没有走进来的马，也没有喝啤酒的马，只有从舞台到观众席讲笑话的杜瓦雷，当他在现实里讲述一个一个笑话，当他在酒吧里让人们发笑，他就变成了一匹马，一匹不能走象的路线、车的路线的马，一批只能和其他人玩象棋走马步的马——因为，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是被选中的人。

选中，便是别无选择，便是命运使然，“你们就是没法拿其他民族来和我们犹太人作比较。我们是上帝选中的人！上帝有别的选择，可他偏偏选了我们！”但是当一个人也像马一样只能走马步，他甚至不活在自己讲述的笑话里，他活在被规则约束的游戏里，“他们每个人都扮演着一个角色，哪怕他们本人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谁知道他此时此地正在玩什么复杂的象棋游戏呢？”和街上的人玩象棋，就是和现实在玩游戏，游戏规则让他无法成为走象的步子、车的步子的一匹马，让他无法像走进酒吧的马可以喝不同的酒，于是，在杜瓦雷身上，民族是被选中的，出生是被安排的，生活在被制定的游戏里，一匹马何以逃离这种被命定的现实？

耶路撒冷的老哈达医院，母亲萨拉·格林斯坦分娩生下了他，无从选择的命运是从生命诞生一刻开始的，他便成了一匹必须走马步的马，“一个声称把最好的都给我的女人，却把我生了下来！我的意思是，想想有多少审判、牢狱、调查和系列犯罪都是因为谋杀而起，可是我还从没听说有一件案子是关于分娩的！”世界发生的很多事情因谋杀而起，唯有诞生不会是谋杀，它甚至是一种喜庆，一种和被上帝选中一样的荣耀感。但是被安排的命运在杜瓦雷身上却不再是被选中的自豪感，西奈半岛的战役是不是经历了？“没错，恰恰就在那天，即我被孵化并从此颠倒生态平衡的九个月前，你们觉得真能碰巧发生什么吗？”成为一个卖笑为生的人是不是对母亲的背叛？““原谅我，妈妈，我搞砸了，我背叛了您，为了搞笑我把您都给卖了。”在杜瓦雷还没过完的一生中，耶路撒冷的老哈达萨医院、占领特拉维夫运动、资本市场的全面改革、纳肉体税、强硬派修正主义者，似乎都成为他生命有关的关键词，它们是历史，也是现实，是宏大叙事，也是微观视角，是旁观，也是经历——被选中，就是无法替代，就是无从逃离。

而在加德纳营地的那个笑话被讲述之前，却是“关于我的第一次葬礼”，而在第一次葬礼出现之前，是四个月倒立行走，头和脚的颠倒，世界便也反转过来，不是为了看见不一样的城市和人群，而是让人群看见不一样的自己——“当我双手倒立着行走时，就不会有人关注母亲了。”在第一次葬礼出现之前，也是第一次吻了那个叫里欧拉的女孩，凌晨三点站岗时触碰了女孩的身体，“我的孤独岁月终于结束了，而且，可以说，我的新生活开始了。”倒着行走的颠覆，第一次触碰女孩的新生，对于杜瓦雷来说，却开启了第一次葬礼，“因为要服丧七日”，于是，杜瓦雷便再也不回来了，即使回来，所谓的训练也早就结束了，从此“耶路撒冷有新鲜血液！”

出生没有谋杀，消失却留着鲜血，从生到死，一切也都是被选中的结果，而葬礼之后，似乎所有的时光都结束了，终于，一匹马走进了酒吧，终于，一匹马开始讲起了笑话，杜瓦雷成了一个讲脱口秀的演员，一个小丑，“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谈的是死亡，这位女士！为死神鼓掌吧！”死神成为了故事的主角，而这个故事就是一个笑话，于是在酒吧里戏谑死亡，戏谑战争，戏谑疾病，每一个笑话都为了逗乐观众，但是每一个笑话都让人悲伤，像一匹马的故事，当司机在卡车上讲述的时候，杜瓦雷想着要逃离，敲击着车窗玻璃，然后听到沙漠深处传来的声音，不真切，但是却真实发生了：有人在喝酒时被笑话逗笑，有人拍着桌子大喊：“真的，伙计们，我们是来笑的，可这家伙让我们回忆大屠杀，他居然讲大屠杀的笑话！”有人走上来说认识他，“你压根没什么变化。” 这些声音从酒吧里的观众里传来，最后都成了听不真切的声音，因为在杜瓦雷看来，他们都在和自己玩象棋游戏，酒吧之内和酒吧之外，都是生活的一部分，都是笑话的一部分。

但是，用笑话的方式生活，以小丑的身份活着，似乎也成了一种庇护，至少对于父亲是强硬派修正主义者、母亲遭遇了不幸、有着五个孩子、身体已经枯瘦得像一匹马的杜瓦雷来说，是这样一种逃避。““告诉你吧，内坦亚，归根结底，它就是一种悲哀可怜的娱乐形式，说实话。”只要笑，笑是原因，笑是结果，于是在因果一体再无外延的故事里，再没有什么必须选中的种族，再没有必然出生的命运，再没有不再回来的服丧，当然，也没有该死的灵魂不朽，只有肉体，毫无负担的肉体，“不要思想，不要回忆，只要一具沉默的身体，在草地上像僵尸一样蹦跳着，不动脑筋地吃喝玩乐。”和笑话本身一样，即是原因，也是结果。

如此，像一匹马一样，即使走着必须要走的马步，只要喝完了那些酒不再有继续，倒地不起或者也是一种活法。但是杜瓦雷似乎不想成为象棋里的那匹马，他的笑话中有犹太人，有西奈半岛战役，有左派，有加德纳营地，有七日服丧期，有耶路撒冷的鲜血，不是要将这些东西都在笑话里“听不真切”，而是让他们成为被嘲笑的对象，所以和路人玩象棋一样，杜瓦雷需要的是另一种游戏式的活法，倒立行走一般，解构和颠覆，甚至报复一种生存规则。于是，在小丑的身份之外，在观众之外，却请来了一个“我”：曾经一起加入训练营的我，曾经是大法官的我。“我希望你来看我的表演。”那天杜瓦雷打电话这样说，于是，在我成为这场笑话脱口秀表演的观众之后，“我”其实变成了杜瓦雷的另一个笑话。

“我下不了决心，可是我最终意识到你是我唯一能请求的人。”唯一能请求的人，是不是我成为了被杜瓦雷“选中”的人？犹太人被上帝选中，我被杜瓦雷选中，这一种对应里我是不是在杜瓦雷的命名里完成了一种移植？而身为法官，杜瓦雷也对我的这一身份产生浓厚的兴趣，“我以前常在报纸上阅读关于您审过的一些案子。我跟踪这些新闻报道，他们还引用您的裁决，引用您关于被告和律师的那些话，您的观点犀利透彻。”法官审理案子，无疑他的手上握有审判的大权，是不是也像上帝一样，是一个至上的审判者？而且，和他一起在训练营地里呆过，也认识里欧拉，在这个意义上，我又成为他记忆的一个导入者，甚至会回忆他忽略的那些细节。被选中的人、审判者和记忆导入者，当杜瓦雷邀请我去酒吧看他演出，是不是我成了那匹走进酒吧的马，继而成为他的一个笑话？

杜瓦雷和我，其实存在着某种对立，身份的对立，地位的对立，舞台之上和舞台之下的对立，所以我对之的反应是：“原来如此，他之前的邀请，还有那可笑的请求，都是陷阱，是他的个人复仇，我就像个傻子似的走进了陷阱。”甚至想到自己只不过是他的一个灵魂人质。但是，我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作为观者而存在，被选中的人、审判者和记忆导入者这些身份的意义不是被杜瓦雷带入到他设置好的情境中，而是在这些被我主观设想为和他对立的身份上，我反而看到了自己的虚伪：我没有经历训练营跳落、爬行、射击的训练，没有遭遇“第一次葬礼”，没有倒立着行走，没有五个孩子的大家庭“集体反对我”的生活，当然，也没有“为死神鼓掌”的呐喊，一切都是顺利的。但是，在身为法官的时候，我为自己立下的宗旨是：“面对着一些厚颜无耻撒谎的证人、对被害者犯下令人发指的卑劣罪行的被告以及那些在审讯中不停折磨被害者的律师，我曾经大发雷霆。”而一桩父亲虐童案发生时，身为法官的我却对受害者没有表示真正的同情，“已经太晚了，她真正需要你同情的时候是对你讲起这些事情时，那才是她最痛苦的时候。”当我爱着的塔玛拉离我而去的时候，这样说。

被邀请来听笑话，每一个笑话背后其实都是痛苦的泪，杜瓦雷就像那个被父亲虐待的女孩，需要的是真正的同情，而我站在如上帝一样的高处俯视他的时候，把他看成是一个陷阱的设计者，看成是对权力的报复，甚至质问他：“你就能啥事都开玩笑，戏谑模仿，或是讥讽嘲笑，比如疾病、死亡、战争什么的，都无所谓，是吧？”弱势和强势，原是分明的，笑话和现实，原是对立的，但是在一匹马走进酒吧之后，其实所有的故事都已经听不真切，一种含混的世界里，生与死，真与假，罪与善，其实在不断地置换中成为了一种游戏，就像杜瓦雷讲起的那个笑话，一个妻子在丈夫逝世后发现他生前喜欢穿蓝色西装，于是和葬礼承办人提出意见，要求下葬时换成蓝色西装，而承办人也答应和旁边的一名死者换衣服，最后下葬的时候，妻子看见丈夫的衣服真的换成了蓝色西装，她感到丈夫可以入土为安了，而承办人回答她说：“我只不过把他们的脑袋换了一下。”

从外在的衣服互换变成了肉体和灵魂相关的脑袋互换，这一个游戏，这一个笑话，似乎也正揭示了“一匹马走进酒吧”的全部寓言意义，于是，在我成为某个讽喻式的笑话内容之后，杜瓦雷变成了审判者，“现在我判处你溺刑，”引用卡夫卡小说中父亲对儿子的话，他拿起了长颈瓶，然后将酒倒在了观众头上，溅到了我身上，“表演结束，恺撒利亚！”表演结束，审判结束，游戏结束，“这就是我能给你的一切，杜瓦雷今天的表演彻底结束了，明天也不会有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匹马走进酒吧，最终死在了比笑话更让人可笑的现实里。

	编号：C46·2190819·1587
	作者：【巴基斯坦】达尼亚尔·穆伊努丁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32.00元当当15.50元
	ISBN：9787532151660
	页数：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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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纳瓦布丁他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因此很是吃得开，那是一种通过降低电表转动速度骗过电力公司的独特技术。”达尼亚尔·穆伊努丁的短篇小说《电工纳瓦布丁》2007发表在《 纽约客》上，被选入“2008年美国短篇小说”； 《我们的巴黎女士》2009年发表在《西洋景》杂志上 ，入围了“2009年美国国家杂志奖”提名。在气质上 ，《别人的房间，别样的景观》与乔伊斯的《都柏林人》颇有相似之处，也有读者将之与契诃夫的小说作对比。这部作品虽是一个短篇小说集，但这些小说又相互关联，相互交织，呈现的是一个在现代与传统夹缝中挣扎的当代巴基斯坦，没有动荡的政治，也没有令人色变的恐怖活动，有的只是巴基斯坦人日常的生活，他们的悲喜情爱，他们的欲望和失意。曾入围200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最终提名，入选2009年美国《时代》杂志十佳英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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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的房间，别样的景观》：她逃过了成为妓女的命运

她是他权势的巅峰，他的美德和奋斗的回报的象征，显示了他所有的过往，他的生命和他的野心是多么没有意义。他已经丧失了一切，丧失了勇气和力气，因为双腿沉重地拖在腰上，眼窝深陷，实际上，他只是—个即将死去的陪衬了。
——《供给，供给》

他是哈鲁尼农庄的管理者和投资人，他在权力的运用中拿走了财产，他甚至入选了省议会，当然，他也占有了她的身体，并在一场秘密婚礼中让自己成为完整的人。这是一个关于权力的游戏，但是当他病入膏肓，失去了身份，是不是从巅峰走向了深渊，而最后失去了肉体，这场权力游戏是不是就走向了终点？

贾格拉尼站在权力巅峰的时候，其实习惯了俯视，而俯视之中，不仅那个离婚而又嫁给她的女人扎伊娜布成为他掌控的东西，而且他的生命也在俯视中完全变成了过去时：过去，他在哈鲁尼农庄中拥有了实权，即使哈鲁尼的孩子警告父亲一切的遗产将会在贾格拉尼的欺骗中失去，也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地位；即使他对面的扎伊娜布已经结婚，他也不费吹灰之力让那个丈夫和她离婚；即使他们已经不会生孩子，他依然可以将儿子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交给了扎伊娜布；即使渐渐老去，他依然进入到了省议会，除夕拉哈尔的回忆，还在农庄里倾听该地区选民的陈情和抱怨。

贾格拉尼在权力的阶梯上一步步前行，而这一切这不过构成了生命将逝的“过去”，当所有的荣耀都无法在现在维持，走向生命终点的贾格拉尼一样失去了所有。但是，对于他来说，为什么扎伊娜布会成为“权势的巅峰”，会成为“美的和奋斗的回报的象征”？他和她，构成的是一种对应关系，身体的占有和被占有，在最后的婚姻里变成了一种合法的存在：他让她和原先的丈夫离婚，她和他在做爱中满足了欲望——甚至，对于扎伊娜布还获得了更多，以前没有工作的生活结束了，以前没有爱情的婚姻终结了，甚至当那个孩子交给她哺育和抚养，她甚至完成了作为母亲的命名。

这一切到底是权力的结果，还是真正的爱情？贾格拉尼占有扎伊娜布并和她结婚，是瞒着以前的老婆，因为他们会带动全家人起来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讲，贾格拉尼的权力在家庭中是被抽空的，他来到哈鲁尼的农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逃避，所以那条通往权力之巅的路，甚至是为了抵御自己的弱小，而和扎伊娜布的婚姻便成为一种避风港。但是当疾病缠身，一切的权力，一切的勇气，一切的野心都没有了意义，当六个月后患骨癌死去，他真的就成为了死亡的陪衬。但是贾格拉尼的肉体消亡，是权力的一次溃败，那么留下来的扎伊娜布又将面对什么样的厄运？“我就是为了生孩子才和你结婚的。”这是一个女人渴望成为母亲的告白，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身体便成为一种交易物，即使最后有了一个名义上的孩子，那也只是一个符号，所以对于扎伊娜布来说，当贾格拉尼死去，自己也失去了一切的价值：工作没了，孩子不是自己的，婚姻当然也终结了。

“供给，供给”的片名其实揭露了这样一种交易式的供求关系，但是真正悲剧的不是死去的贾格拉尼，不是落魄的扎伊娜布，而是活在虚构符号里的他和她。所有的符号都是权力支撑起来的，而当权力坍塌，不是供给关系的彻底消失，而是另一种权力的替代：沙比尔，贾格拉尼的儿子，继承了机会主义者父亲的财富和土地，得到了议会的席位，而按照马赫杜姆·泰尔旺的建议，“更重要的是，不要让现在属于你的那些东西再被拿走。对你来说，首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受到伤害。”所以另一个权力体系建立起来，他将穆斯塔法解雇了。穆斯塔法，是扎伊娜布的表哥，是贾格拉尼成功路上的伙伴，正是在他起到的中介作用下，扎伊娜布和贾格拉尼都在权力中享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所以当沙比尔将他开除，意味着新的权力去除了旧有的关系，意味着属于他的东西不再会被拿走。而正是这种替代关系，作为儿子的沙比尔甚至超越了父亲，走向了更彻底的权力巅峰。

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父子的一种承袭，在权力之下，作为牺牲品的是无权的人。女人当然在这个男权世界里成为弱者，扎伊娜布的命运如何，其实没有最好交代，但是在失去了一切的依靠之下，她甚至连尊严都不再拥有。一样是女人，《萨莉玛》中的萨莉玛和扎伊娜布有着相似的命运，她出生在朱兰部落，这是一个由敲诈者和走私贩子组成的部落，是由印巴分治后从德里西北的乡下逃出来的穆斯林难民组成，所以萨莉玛的命运和这样的出身息息相关，他的父亲因为吸食海洛因成瘾而最后死去，母亲靠着卖身赚来的钱财得到了宠护，从而把萨莉玛嫁给了一个男人，而丈夫也一样是吸毒，于是萨莉玛选择了逃离，当她来到哈鲁尼的农庄干活，便开始密谋改变自己的命运。

她似乎唯一拥有的优势是身体，于是她以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勾引男人，厨师哈桑是她的第一个情人，之后她又勾引司机，但是没有机会，最后她遇到了仆人拉菲克，“我能搞定他，想到这里，一种战栗的喜悦传遍她的全身。”通过努力，再加上拉菲克对于肉体的觊觎，终于他们成为了情人。男人拉菲克，女人萨莉玛，并不仅仅在男女关系上有着区别，拉菲克有着和萨莉玛差不多年龄的儿子，所以这只能是一种肉体的欢愉，即使萨莉玛后来怀孕了，她也无法依靠这个男人的庇护，拉菲克还是离开了她，留下的是一点积攒下来的钱财，“为了我，为了我们的孩子拿着吧——万一你需要请医生呢。”而拉菲克离开的理由是老婆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一直支持自己，“她一直完美地维护着我的声誉。”当萨莉玛被遗弃，成为带着那个取名叫“安拉·巴克什”，即真主赐予意思的孩子，她其实已经成为而来被遗弃的人，那个拉菲克口中的“声誉”无疑对自己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声誉，太糟糕了，你对我和这种情感感到厌倦了。想想我此时的感觉吧。”

没有了声誉，没有了尊严，当然也没有了作为勾引资本的身体，最后在拉菲克和她断绝了关系的现实里，她丢了工作，开始吸食海洛因，最后走向了死亡，“只留下那个小男孩沿街乞讨，成了拉合尔城市里的又一个个沿街打食儿的麻雀。”似乎是一种宿命的开始，这个没有父亲和母亲，没有了家的孩子，只有活着的身体，无非是萨莉玛的投影，而萨莉玛在死之前也是一个乞丐，而且，“她通过乞讨这种方式逃过了成为妓女的命运。”没有成为妓女，是因为没有出卖肉体，没有用身体交易，但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当萨莉玛离开自己的丈夫，当她在哈鲁尼的农庄里物色男人，当她委身于厨师、司机和仆人，不正是一种“妓女”的命运？

萨莉玛活在身体支撑起来的世界里，她的悲剧或者是因为没有找到拥有权力的人，但是在《别人的房间，别样的景观》里，胡斯纳来到哈鲁尼在拉哈尔的家，是得到了一份秘书的工作，而且她不同于萨莉玛的难民出身身份，她的家族曾经显赫，设计土地贵族，甚至在英国人统治时期管理政府，所以胡斯娜家族和哈鲁尼家族有着亲缘关系，而当她在家族没落之后来到哈鲁尼家里，也是重新得到了某种身份认可。所以当知道自己无法跟名门望族年轻人结婚，她便想到要成为哈鲁尼的情妇，“她感到要是自己能够成为哈鲁尼的情妇的话，将会得到所有这一切东西。”而哈鲁尼似乎也对她的身体发生了兴趣，这个十四岁时就和女仆睡觉失去了处男身份的公务员，把胡斯娜安置在宽大的房子里，和她一起过上了夫妻生活。“他第一次把她看做是一个成年人，一个女人；而她第一次把他看做是一个爱人，一个病中的或许会死去的爱人。”这无疑还是一次交易，胡斯娜似乎获得了地位，哈鲁尼获得了爱情，但这只是“别人的房间”，终于，年老的哈鲁尼在孩子们面前失去了优势，他又回到了和不同女人在一起的放浪生活，而胡斯娜最后被赶了出来，当被那一辆马车载着驶向老城区的时候，胡斯娜对哈鲁尼的孩子们说：“就你们的父亲而言，我应该说：‘我没有带任何东西来，也没带走任何东西。我不会带走那些衣服。我服侍你们的父亲的时候，你们却身居远方。你们才应该为此感到羞愧呢。’”

胡斯娜最后成为了哈鲁尼的代言人，因为在她看来，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付出，从而弥补了哈鲁尼那颗孤独的心，所谓爱情，大约就是在这样的命名中成型的。但是从身体开始到身体结束，胡斯娜的富贵梦想破灭，老城区成为她最后的归宿，是从“别人的房间”退出回到了自己身份的一种象征。女人在这个阶级关系不断深化的时代，无论是用身体作为代价，还是寻找家族荣光，到最后都变成了一个梦，甚至是悲剧性的梦。而《莉莉》里的莉莉似乎有了明显的女性意识，她安静而清高，看不起那些浅薄和虚伪的年轻人，在伊斯兰堡她遇到了穆拉德，一个并不贫穷的男人，他们在交流中产生了爱慕，最后走向了婚姻殿堂。看起来，这是他们各自争取自己幸福，尤其是莉莉追求独立生活的结果，但是在这个简单的爱情故事里，背后却是并不简单的家庭问题，穆拉德的母亲很专制，是家中的中心，而父亲一直卧床，虽然后来母亲去世，但是穆拉德还是选择了逃避的方式举办了婚礼，而对于莉莉来说，这一种特殊的婚礼让她感觉到了自己的孤立，“在婚礼当天，她担心这场仪式将会成为一次令人伤心的不体面事件，为此躲在浴室里哭泣，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孤儿、一个没人爱的人，从而加重了这种悲伤。”

结婚后他们从伊斯兰堡搬到了穆拉德在贾尔帕纳的农场，但是这一场婚姻依然存在着无法弥合的裂缝，表面看起来是穆拉德性生活的单一，“他始终以同一种姿势做爱，就是压在她的身上，而当她用动作示意，甚至没有开口讲出他们可以换个姿势的时候，他都害羞得很。”所以莉莉邀请了朋友周末来农场，似乎又回到了她没有结婚前的状态。实际上，两个人在观念、生活方式上都有差异，所以在派对中，渴望逃避的莉莉主动和那个名叫“肿瘤”的男人发生了关系，得到了某种满足，“她甚至还引领着他进入自己的身体，进入和抽动的感觉令她感到满足；她睁开眼睛，透过树枝望着天上的星星，直到他完事儿为止，结束的比她想要的快。”当这一切发生，面对穆拉德，她有了一种负罪感，尤其是看到穆拉德写下的日记，“最糟糕的是，我感到似乎这所房子被玷污了，莉莉被玷污了，而我们的爱也被玷污了。”但是这一种负罪感却马上消失了，因为她感到穆拉德依旧保持着“持续不变的很少献殷勤的状态”，对于莉莉来说，生活需要刺激，需要变化，需要确立自己的存在位置，甚至在她内心深处，渴望从黑暗中跳出来一个脸上留着大胡子的男人，“冲过来卡住她的咽喉。”而这种欲望的背后是她强烈的女性意识，“归根结底，她希望，她会过上这种生活，变得年迈而明智，年老而自我宽恕。”

实际上，这无非是穆拉德母亲的翻版，是为了一种权力的中心化，所以女人想要用权力来改变自己的时候，她既是权力体系的维护者，也是权力世界的牺牲者，而这个悲剧的根源就在于整个社会制造了权力陷阱。并非只是女性走向了这条孤绝之路，男人也无法逃离权力的束缚和压制。《一个烧死的女孩的故事》里，那个成为牺牲品的女孩一直没有出现，她以无名的方式先天地死在了权力解构中，但是死去的并非只有一个她，杂役哈蒂姆被指控谋杀妻子关进阿伯塔巴德监狱，完全是一个计谋，哥哥的电话让他成为了谋杀犯，而自己也背上了这个黑锅。妻子被烧死，是因为他们兄弟夫妇一起参与了偷盗行动，将父亲的积蓄都拿走了，之后哈蒂姆的妻子被烧死，但是用残忍手段杀死她并不是重点，“那个哥哥非常想让年轻的哈迪姆背上这个黑锅，被绞死。这样他自然就可以将他弟弟的那份赃物收入囊中了。”

与哈蒂姆的遭遇一样，《电工纳瓦布丁》里那个劫匪也是因为贫穷走投无路而变身为抢劫犯，他在黑暗里抢劫了电工纳瓦布丁的本田-70摩托车，这辆摩托车是纳瓦布丁工作的工具，甚至还从中榨得了一份汽油补贴，对于一个拥有十二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的父亲来说，电工纳瓦布丁无疑是全家维持生计的唯一收入来源，尽管他有着可以降低电表转动速度的方式骗过电力公司的独特技术，这种技术也是某种偷盗，但是当劫匪出现，要抢走他的摩托车，自然他不想失去这个维持生计的工具，于是抢夺无疑变成了谁更厉害的较量，变成了谁更可怜的比较，但是当劫匪的六发子弹只打中了纳瓦布丁的腿，而附近赶来的农夫又打中了劫匪，于是胜利者自然产生了，当劫匪在医院里无人过问的情况下死去，“六发子弹，就像投下的六枚硬币，六个机会，可它们没有一个能够杀死他——电工纳瓦布丁。”

活下来的纳瓦布丁，死去的劫匪，似乎彰显着某种正义，但是这种死去和活着有什么区别，或者说，纳瓦布丁和劫匪在生存的本质意义上有什么不同，他们都被命运推向了最低处，他们都在窘迫的生活前低下了头，他们都通过非法的手段维持生计，这是随机的死亡，这是偶然的成败，所以，别人的房间也是自己的房间，别样的景观也是不变的景观，在权力俯瞰的世界里，在挣扎活着的现实里，谁活着，谁死去，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每个人也都“只是—个即将死去的陪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