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01《别人的房间，别样的景观》：她逃过了成为妓女的命运
她是他权势的巅峰，他的美德和奋斗的回报的象征，显示了他所有的过往，他的生命和他的野心是多么没有意义。他已经丧失了一切，丧失了勇气和力气，因为双腿沉重地拖在腰上，眼窝深陷，实际上，他只是—个即将死去的陪衬了。
——《供给，供给》
他是哈鲁尼农庄的管理者和投资人，他在权力的运用中拿走了财产，他甚至入选了省议会，当然，他也占有了她的身体，并在一场秘密婚礼中让自己成为完整的人。这是一个关于权力的游戏，但是当他病入膏肓，失去了身份，是不是从巅峰走向了深渊，而最后失去了肉体，这场权力游戏是不是就走向了终点？
贾格拉尼站在权力巅峰的时候，其实习惯了俯视，而俯视之中，不仅那个离婚而又嫁给她的女人扎伊娜布成为他掌控的东西，而且他的生命也在俯视中完全变成了过去时：过去，他在哈鲁尼农庄中拥有了实权，即使哈鲁尼的孩子警告父亲一切的遗产将会在贾格拉尼的欺骗中失去，也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地位；即使他对面的扎伊娜布已经结婚，他也不费吹灰之力让那个丈夫和她离婚；即使他们已经不会生孩子，他依然可以将儿子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交给了扎伊娜布；即使渐渐老去，他依然进入到了省议会，除夕拉哈尔的回忆，还在农庄里倾听该地区选民的陈情和抱怨。
贾格拉尼在权力的阶梯上一步步前行，而这一切这不过构成了生命将逝的“过去”，当所有的荣耀都无法在现在维持，走向生命终点的贾格拉尼一样失去了所有。但是，对于他来说，为什么扎伊娜布会成为“权势的巅峰”，会成为“美的和奋斗的回报的象征”？他和她，构成的是一种对应关系，身体的占有和被占有，在最后的婚姻里变成了一种合法的存在：他让她和原先的丈夫离婚，她和他在做爱中满足了欲望——甚至，对于扎伊娜布还获得了更多，以前没有工作的生活结束了，以前没有爱情的婚姻终结了，甚至当那个孩子交给她哺育和抚养，她甚至完成了作为母亲的命名。
这一切到底是权力的结果，还是真正的爱情？贾格拉尼占有扎伊娜布并和她结婚，是瞒着以前的老婆，因为他们会带动全家人起来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讲，贾格拉尼的权力在家庭中是被抽空的，他来到哈鲁尼的农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逃避，所以那条通往权力之巅的路，甚至是为了抵御自己的弱小，而和扎伊娜布的婚姻便成为一种避风港。但是当疾病缠身，一切的权力，一切的勇气，一切的野心都没有了意义，当六个月后患骨癌死去，他真的就成为了死亡的陪衬。但是贾格拉尼的肉体消亡，是权力的一次溃败，那么留下来的扎伊娜布又将面对什么样的厄运？“我就是为了生孩子才和你结婚的。”这是一个女人渴望成为母亲的告白，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身体便成为一种交易物，即使最后有了一个名义上的孩子，那也只是一个符号，所以对于扎伊娜布来说，当贾格拉尼死去，自己也失去了一切的价值：工作没了，孩子不是自己的，婚姻当然也终结了。
| 编号：C46·2190819·1587 |
“供给，供给”的片名其实揭露了这样一种交易式的供求关系，但是真正悲剧的不是死去的贾格拉尼，不是落魄的扎伊娜布，而是活在虚构符号里的他和她。所有的符号都是权力支撑起来的，而当权力坍塌，不是供给关系的彻底消失，而是另一种权力的替代：沙比尔，贾格拉尼的儿子，继承了机会主义者父亲的财富和土地，得到了议会的席位，而按照马赫杜姆·泰尔旺的建议，“更重要的是，不要让现在属于你的那些东西再被拿走。对你来说，首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受到伤害。”所以另一个权力体系建立起来，他将穆斯塔法解雇了。穆斯塔法，是扎伊娜布的表哥，是贾格拉尼成功路上的伙伴，正是在他起到的中介作用下，扎伊娜布和贾格拉尼都在权力中享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所以当沙比尔将他开除，意味着新的权力去除了旧有的关系，意味着属于他的东西不再会被拿走。而正是这种替代关系，作为儿子的沙比尔甚至超越了父亲，走向了更彻底的权力巅峰。
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父子的一种承袭，在权力之下，作为牺牲品的是无权的人。女人当然在这个男权世界里成为弱者，扎伊娜布的命运如何，其实没有最好交代，但是在失去了一切的依靠之下，她甚至连尊严都不再拥有。一样是女人，《萨莉玛》中的萨莉玛和扎伊娜布有着相似的命运，她出生在朱兰部落，这是一个由敲诈者和走私贩子组成的部落，是由印巴分治后从德里西北的乡下逃出来的穆斯林难民组成，所以萨莉玛的命运和这样的出身息息相关，他的父亲因为吸食海洛因成瘾而最后死去，母亲靠着卖身赚来的钱财得到了宠护，从而把萨莉玛嫁给了一个男人，而丈夫也一样是吸毒，于是萨莉玛选择了逃离，当她来到哈鲁尼的农庄干活，便开始密谋改变自己的命运。
她似乎唯一拥有的优势是身体，于是她以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勾引男人，厨师哈桑是她的第一个情人，之后她又勾引司机，但是没有机会，最后她遇到了仆人拉菲克，“我能搞定他，想到这里，一种战栗的喜悦传遍她的全身。”通过努力，再加上拉菲克对于肉体的觊觎，终于他们成为了情人。男人拉菲克，女人萨莉玛，并不仅仅在男女关系上有着区别，拉菲克有着和萨莉玛差不多年龄的儿子，所以这只能是一种肉体的欢愉，即使萨莉玛后来怀孕了，她也无法依靠这个男人的庇护，拉菲克还是离开了她，留下的是一点积攒下来的钱财，“为了我，为了我们的孩子拿着吧——万一你需要请医生呢。”而拉菲克离开的理由是老婆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一直支持自己，“她一直完美地维护着我的声誉。”当萨莉玛被遗弃，成为带着那个取名叫“安拉·巴克什”，即真主赐予意思的孩子，她其实已经成为而来被遗弃的人，那个拉菲克口中的“声誉”无疑对自己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声誉，太糟糕了，你对我和这种情感感到厌倦了。想想我此时的感觉吧。”
没有了声誉，没有了尊严，当然也没有了作为勾引资本的身体，最后在拉菲克和她断绝了关系的现实里，她丢了工作，开始吸食海洛因，最后走向了死亡，“只留下那个小男孩沿街乞讨，成了拉合尔城市里的又一个个沿街打食儿的麻雀。”似乎是一种宿命的开始，这个没有父亲和母亲，没有了家的孩子，只有活着的身体，无非是萨莉玛的投影，而萨莉玛在死之前也是一个乞丐，而且，“她通过乞讨这种方式逃过了成为妓女的命运。”没有成为妓女，是因为没有出卖肉体，没有用身体交易，但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当萨莉玛离开自己的丈夫，当她在哈鲁尼的农庄里物色男人，当她委身于厨师、司机和仆人，不正是一种“妓女”的命运？
萨莉玛活在身体支撑起来的世界里，她的悲剧或者是因为没有找到拥有权力的人，但是在《别人的房间，别样的景观》里，胡斯纳来到哈鲁尼在拉哈尔的家，是得到了一份秘书的工作，而且她不同于萨莉玛的难民出身身份，她的家族曾经显赫，设计土地贵族，甚至在英国人统治时期管理政府，所以胡斯娜家族和哈鲁尼家族有着亲缘关系，而当她在家族没落之后来到哈鲁尼家里，也是重新得到了某种身份认可。所以当知道自己无法跟名门望族年轻人结婚，她便想到要成为哈鲁尼的情妇，“她感到要是自己能够成为哈鲁尼的情妇的话，将会得到所有这一切东西。”而哈鲁尼似乎也对她的身体发生了兴趣，这个十四岁时就和女仆睡觉失去了处男身份的公务员，把胡斯娜安置在宽大的房子里，和她一起过上了夫妻生活。“他第一次把她看做是一个成年人，一个女人；而她第一次把他看做是一个爱人，一个病中的或许会死去的爱人。”这无疑还是一次交易，胡斯娜似乎获得了地位，哈鲁尼获得了爱情，但这只是“别人的房间”，终于，年老的哈鲁尼在孩子们面前失去了优势，他又回到了和不同女人在一起的放浪生活，而胡斯娜最后被赶了出来，当被那一辆马车载着驶向老城区的时候，胡斯娜对哈鲁尼的孩子们说：“就你们的父亲而言，我应该说：‘我没有带任何东西来，也没带走任何东西。我不会带走那些衣服。我服侍你们的父亲的时候，你们却身居远方。你们才应该为此感到羞愧呢。’”
胡斯娜最后成为了哈鲁尼的代言人，因为在她看来，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付出，从而弥补了哈鲁尼那颗孤独的心，所谓爱情，大约就是在这样的命名中成型的。但是从身体开始到身体结束，胡斯娜的富贵梦想破灭，老城区成为她最后的归宿，是从“别人的房间”退出回到了自己身份的一种象征。女人在这个阶级关系不断深化的时代，无论是用身体作为代价，还是寻找家族荣光，到最后都变成了一个梦，甚至是悲剧性的梦。而《莉莉》里的莉莉似乎有了明显的女性意识，她安静而清高，看不起那些浅薄和虚伪的年轻人，在伊斯兰堡她遇到了穆拉德，一个并不贫穷的男人，他们在交流中产生了爱慕，最后走向了婚姻殿堂。看起来，这是他们各自争取自己幸福，尤其是莉莉追求独立生活的结果，但是在这个简单的爱情故事里，背后却是并不简单的家庭问题，穆拉德的母亲很专制，是家中的中心，而父亲一直卧床，虽然后来母亲去世，但是穆拉德还是选择了逃避的方式举办了婚礼，而对于莉莉来说，这一种特殊的婚礼让她感觉到了自己的孤立，“在婚礼当天，她担心这场仪式将会成为一次令人伤心的不体面事件，为此躲在浴室里哭泣，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孤儿、一个没人爱的人，从而加重了这种悲伤。”
结婚后他们从伊斯兰堡搬到了穆拉德在贾尔帕纳的农场，但是这一场婚姻依然存在着无法弥合的裂缝，表面看起来是穆拉德性生活的单一，“他始终以同一种姿势做爱，就是压在她的身上，而当她用动作示意，甚至没有开口讲出他们可以换个姿势的时候，他都害羞得很。”所以莉莉邀请了朋友周末来农场，似乎又回到了她没有结婚前的状态。实际上，两个人在观念、生活方式上都有差异，所以在派对中，渴望逃避的莉莉主动和那个名叫“肿瘤”的男人发生了关系，得到了某种满足，“她甚至还引领着他进入自己的身体，进入和抽动的感觉令她感到满足；她睁开眼睛，透过树枝望着天上的星星，直到他完事儿为止，结束的比她想要的快。”当这一切发生，面对穆拉德，她有了一种负罪感，尤其是看到穆拉德写下的日记，“最糟糕的是，我感到似乎这所房子被玷污了，莉莉被玷污了，而我们的爱也被玷污了。”但是这一种负罪感却马上消失了，因为她感到穆拉德依旧保持着“持续不变的很少献殷勤的状态”，对于莉莉来说，生活需要刺激，需要变化，需要确立自己的存在位置，甚至在她内心深处，渴望从黑暗中跳出来一个脸上留着大胡子的男人，“冲过来卡住她的咽喉。”而这种欲望的背后是她强烈的女性意识，“归根结底，她希望，她会过上这种生活，变得年迈而明智，年老而自我宽恕。”
实际上，这无非是穆拉德母亲的翻版，是为了一种权力的中心化，所以女人想要用权力来改变自己的时候，她既是权力体系的维护者，也是权力世界的牺牲者，而这个悲剧的根源就在于整个社会制造了权力陷阱。并非只是女性走向了这条孤绝之路，男人也无法逃离权力的束缚和压制。《一个烧死的女孩的故事》里，那个成为牺牲品的女孩一直没有出现，她以无名的方式先天地死在了权力解构中，但是死去的并非只有一个她，杂役哈蒂姆被指控谋杀妻子关进阿伯塔巴德监狱，完全是一个计谋，哥哥的电话让他成为了谋杀犯，而自己也背上了这个黑锅。妻子被烧死，是因为他们兄弟夫妇一起参与了偷盗行动，将父亲的积蓄都拿走了，之后哈蒂姆的妻子被烧死，但是用残忍手段杀死她并不是重点，“那个哥哥非常想让年轻的哈迪姆背上这个黑锅，被绞死。这样他自然就可以将他弟弟的那份赃物收入囊中了。”
与哈蒂姆的遭遇一样，《电工纳瓦布丁》里那个劫匪也是因为贫穷走投无路而变身为抢劫犯，他在黑暗里抢劫了电工纳瓦布丁的本田-70摩托车，这辆摩托车是纳瓦布丁工作的工具，甚至还从中榨得了一份汽油补贴，对于一个拥有十二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的父亲来说，电工纳瓦布丁无疑是全家维持生计的唯一收入来源，尽管他有着可以降低电表转动速度的方式骗过电力公司的独特技术，这种技术也是某种偷盗，但是当劫匪出现，要抢走他的摩托车，自然他不想失去这个维持生计的工具，于是抢夺无疑变成了谁更厉害的较量，变成了谁更可怜的比较，但是当劫匪的六发子弹只打中了纳瓦布丁的腿，而附近赶来的农夫又打中了劫匪，于是胜利者自然产生了，当劫匪在医院里无人过问的情况下死去，“六发子弹，就像投下的六枚硬币，六个机会，可它们没有一个能够杀死他——电工纳瓦布丁。”
活下来的纳瓦布丁，死去的劫匪，似乎彰显着某种正义，但是这种死去和活着有什么区别，或者说，纳瓦布丁和劫匪在生存的本质意义上有什么不同，他们都被命运推向了最低处，他们都在窘迫的生活前低下了头，他们都通过非法的手段维持生计，这是随机的死亡，这是偶然的成败，所以，别人的房间也是自己的房间，别样的景观也是不变的景观，在权力俯瞰的世界里，在挣扎活着的现实里，谁活着，谁死去，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每个人也都“只是—个即将死去的陪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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