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30《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因为石榴树很高
不过要是哪天，你突然心生怀念，想让这个故事回来，那它—定会乐意之至，随叫随到。
——《带给我们胜利的故事（下）》
故事会回来，而且是被人叫回来，而且会“随叫随到”，听候吩咐的存在，是因为作者具有完全的掌控力？是因为有掌控力而成为“胜利的故事”？这是“下篇”，一句话，从开始到结束，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但似乎在可能性里包含了必然性。下篇不是独立性存在，下篇是相对于上篇而存在的，上和下构成了一个整体，但是这个整体却又在必然性里支撑起了可能性。
这是全世界最精彩的故事，这是超越了时代的故事，这是必将成为文学史上经典的故事，由几十位独立专家组成的评审团，运用严格的实验室标准，和世界文学的典范文本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而且这个故事没有幽默、技巧和煽情，“它是一整块由深刻的见解和金属铝构成的合金，不会生锈，也不会损坏，而且说不定还能四处转悠呢。”但是，这个将成为经典的故事却不知道具体讲了什么，它悬置在那里，它被抽离了内容，当一种经典在无内容的存在中成为“胜利的故事”，是不是一种悖论？而沿着这个疑虑，在必然性里的可能性是不是也是一种矛盾？
埃特加·凯雷特的确构建了一个矛盾体，而且他乐此不疲地将故事空壳化，空壳的意义是可以放置不同的可能——甚至不可能，但是可能性又指向了“永恒经典”的唯一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经典是一种可能，胜利也是一种可能，或者说，经典和胜利都是一种可以被随时解构的存在，于是，写出这个永恒的经典故事结尾的人是幸运儿，于是可以从猜对结局的读者中随机选出一位，于是只要有人想让故事结束，“这个故事绝不会死皮赖脸地赖着不走，而会立刻结束。”——如果说上篇是在解构永恒和经典意义，那么，一句话的下篇便是重新构建了永恒和经典，但是这逆反的过程仅仅需要一个人的召唤：想让这个故事回来。故事的结尾可以随时结束，也可以随时回来，在结束和回来之间，在上篇和下篇之间，在经典和随意之间，在必然性和可能性之间，“胜利”便产生了。
这是埃特加·凯雷特写作的一个胜利的故事，他完全不掌控故事，他只是留置了一个充满悖论的故事空壳，而只要谁想要写作，完全可以在这个已被空置化的故事里添置内容——作者被抽空了，成了随意的主体，所有的写作手法就像这个社会的秩序一样，随时结束，也可以“随叫随到”：罗内尔是作者，他决定写一个介于寓言和哲学论文之间的书，一个深受臣民爱戴的国王失去了心爱之物——介于寓言和论文之间的书是边缘属性的书，失去的心爱之物也具有了多元的可能：可能是孩子，可能是夜莺，所以在边缘性和多元性中，这本书便出现了许多的变化：“在一百页左右，写作手法会减少象征性，增加现代性，而内容则会变为描述现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并为读者提供一些安慰：在一百六七十页，内容会变成某种通俗易懂的机场小说，但品味要高于一般的机场小说；在第三百页，整本书会变成一只毛茸茸的小动物，可以让读者搂抱、抚摸，好排解他们的寂寞。”和那个“胜利的故事”一样，“减少象征性，增加现代性”是什么内容？品味高于机场小说的机场小说是什么小说？变成让人搂抱、抚摸的小动物的书又是什么东西？
因为这根本不是一本书，或者根本没有内容，就像当那只叫达尔科的小狗舔了罗内尔的鸡巴，他开始晨勃了，“硬的就像根金刚钻”，但是“和性根本没有关系”，妻子尼娃甚至还在那边睡觉，一只狗让自己出现了久违的晨勃，晨勃和性没有任何关系，当罗内尔对达尔科说：“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心爱我的。”秩序被消解了，故事被解构了，写作成了一种戏谑的游戏。作者也是“我”，德国女记者说要拍我写作的电视，“不要涂鸦，要写一个故事。动作要自然，就像平时写作那样。”记者的意思是要真写，不能涂鸦，但是“我”应该写下的故事是什么？被抽空的故事这是一个摆设，现实才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儿子从幼儿园回来和我拥抱，显得自然；老婆也和我拥抱，却只是拨弄自己的头发或者还偷瞄摄像机镜头；“我”还想起了隔壁经常出现的“妓女”，儿子甚至经常问妓女“你是什么动物啊？”的问题，妓女也都微笑着回答他，大象、雄、蝴蝶——如果换做别人，儿子的问题他们都听不明白，但是被妻子鄙视的妓女却能够和儿子问答自如，并且让儿子感觉到满意。
| 编号：C46·2190819·1591 |
“我”大约是没能写出一个故事，故事完全在现实里发生，所以“我”作为作者也被抽空了身份，故事当然也变成了一种悬置状态，和罗内尔那个介于寓言和论文的书一样，和结尾可以“随叫随到”的经典一样，作者都无法掌控文本。文本和作者之间出现了割裂，或者文本被现实所取代，作者便不再局有掌控力的存在，而成为一种被现实嘲讽的存在。《你是什么动物啊？》的“我”喜欢儿子自然的拥抱，是因为老婆的拥抱不自然，而且老婆还讽刺妓女，讽刺的时候却是自然，就像平时说起“大头菜”一样自然，似乎是一种对立，但是在这个被全部纳入到社会现实这个体系里的时候，不自然变成了自然，不道德变成了道德：当儿子再次问起德国女记者“你是什么动物啊？”，女记者却说：“我不是动物，我是怪物，从大海对面来的怪物，专吃像你这样可爱的小孩子。”连妓女都知道让小孩子高兴，女记者却高高在上，这和老婆对于妓女的鄙视如出一辙，而最后，应该作为文本作者的“我”成了社会学的作者，翻译之后告诉儿子：“她说她是长着红羽毛、会唱歌的小鸟，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飞到这里的。”
吃人的怪物又变成了动物，甚至变成了会唱歌的小鸟，这一种语言的翻译变成了作者真正的使命，创造文本的作者消失了，翻译语言的作者产生了，而在这个重新被命名的作者世界里，是不是就有了谎言，有了置换，有了妥协？玛雅要写一个故事，当她在“创意写作班”学习之后，写了三个梦，其中一个梦里她想让人们采取分裂的方式而不是生育的方式进行繁殖；《异次元空间》里，世界上的平行异次元空间成为了人们的一种梦想：“其中一个异次元空间里，我正在跟马做爱，另一个异次元空间，我买彩票中了奖。”像是一种逃避，似乎在梦的世界里才能安心，才能如愿，才能自由，这是向内的存在，似乎只有在这样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里，才不会被真实所夹裹，才不会被现实所压制，才会有“随叫随到”的结尾的永恒经典，才会有让人“硬的就像根金刚钻”的晨勃感觉，才会有“你是什么动物”的轻松对话。
但是，向内的冲动必定是因为向外受到了阻力，现实里有什么？有秩序，有规则，有道德，它们组成了一个体系，它们制造了一个世界，当所有人都必须按照外部世界来生活，作者是不是就是现实本身？于是在向内和向外极具张力的对立中，“突然，想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我当然也是一个写作的作者，擅长给人讲故事，新一年前给儿子讲过一个故事，而这次当敲门声响起，有人要我讲个故事——甚至在敲门声想起之前，从外而来的不速之客就以命令的方式让我将一个故事。一个大胡子，来自瑞典，拿着手枪，然后发布命令：“给老子讲个故事。”“我”必须讲故事，必须成为故事的作者，但是在大胡子那把枪和那个命令之下，这个故事显然不是向内的作品，而完全变成了暴力之下的产物，按照大胡子的说法，“在这个国家，要是想得到什么东西，就得使用暴力。”巴勒斯坦想得到一个国家，但是友好地提出来，“连屁也没有得到！”但是一旦让孩子做了人体炸弹，“结果，世人开始聆听他们的声音了。”所以说，暴力成为外部世界的一种秩序，“我们只听得懂一种语言，那就是暴力。”
当暴力变成语言，我作为被命令之下的作者，故事也变成了关于暴力的故事，“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这不是故事，这就是现实，门再次响起，进来的是一个做问卷调查的小伙子，而且也是用暴力语言说话的人，他拿出了一把左轮手枪，然后也像大胡子一样命令：“为什么没空？因为我不是白人？因为我不够礼貌？对瑞典人，你有的是时间；对摩洛哥人，对一个差点死在黎巴嫩的退伍老兵，你就他妈的连一分钟都挤不出来？”于是在第二次暴力中，“我”又开始讲故事，“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故事又变成了现实，进来一个送披萨的人，“我”没有叫披萨，他却直接闯了进来，而且从硬纸盒底下抽出了切肉刀，“不过，要是他不赶紧想个好故事出来，我就立刻把他剁成肉酱！”
大胡子的瑞典人，参加过战争的摩洛哥老兵，以及送外卖的男人，他们用枪和切肉刀制造了外部的暴力，而且这种外部的暴力闯入“我”的世界，仅仅是为了听一个故事，一个被操控的故事，一个置于命令之下的故事，而“我”在三次敲门声之后，在三种暴力面前，也完全变成了暴力的产物，“没有敲门声就没有故事。”于是这个故事便从“敲门声”开始，“有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房间里。他是作家，想要写个故事。他已经很久没有写出故事了。他怀念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的感觉。对，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的事物。”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但是实际上，这个故事在开始之后并没有响起敲门声，当四个人坐在那里的时候，只剩下了故事，“好，那你就说吧，只要能给我们讲个故事就行。”这个故事会向何处发展，会出现什么“新事物”？两把枪和一把刀，以及“作者”的一张嘴，组成了故事的道具，它是暴力的，是突然而至的，是命令之下完成的，当现实成为文本，敲不敲门，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向内的逃避终究无法阻止向外的暴力，这便是真正的困境，所以在梦境中，在谎言里，在故事中，所有指向的都是荒诞荒唐和荒谬的现实，而当这些现实被写成文本被说成故事，一切只能更荒诞荒唐和荒谬，而且困在其中无法走出。《谎言之镜》里的罗比就是因为撒谎成瘾，反而把自己拉向了无法走出的梦境，因为小时候母亲让他去买烟，拿了钱的他却去买了冰激凌，还把生下的零钱藏到了花园的石头下，回来后告诉母亲路上遇到了缺了门牙的男孩，钱被抢走了。母亲相信了他的话，当母亲死后托梦给他说阴间没有地方买烟想让他买一包烟，于是罗比去找石头底下的零钱，但是石头地下出现了一个地洞，转了一个泡泡糖自助机，他进入了梦幻世界，而梦幻世界的一切都对应着以前说过的谎言：缺了门牙的小鬼抢走了钱，一条狗拦住了路，伊戈尔生了病……钱拿了回来，东西放在枕头底下，期望母亲再托梦的时候能够拿去，但是当梦境结束，撒谎却在现实中继续上演，那个叫娜塔莎的同事和领导说自己的叔叔伊戈尔心脏病发作了，她要请假去看他，罗比知道这是一个谎言，并且戳穿了，“可是你——请恕我实话实说——你对他实在太残忍了。”于是，娜塔莎邀请他一起去看伊戈尔，不是谎言，而是真的去医院探望，但是伊戈尔对她说，“他享受生活中的每一分钟；她也完全不必担心，因为比起明斯克的火车相撞、敖德萨的持枪抢劫、海参崴的雷击和西伯利亚的那群疯狼，这次的心脏病根本算不了什么。”
心脏病算什么？在火车相撞、持枪抢劫、雷击和疯狼等灾害和暴力面前，小小的疾病可以忽略不计，而心脏病相连的谎言也不算什么，真正的困境不是撒谎上了瘾，而是在以暴力为语言的世界里，谁都是一个患病的人，谁都难以逃脱灾难，而且现实就像突然响起的敲门声，总是带着枪和切肉刀，令你猝不及防：《额外的生活》里两对双胞胎结婚，却又相互出轨，之后枪杀，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一种“额外的生活”，“我这么做，完全不是为了体验什么浪漫的爱情故事，而只是想获得一段额外的生活。”《痔疮》里领导的权力完全在身上的那颗痔疮上，“这颗痔疮呢，会像所有的痔疮给那人一系列出自屁眼的建议：解雇谁、定什么目标、值不值得吵架、该跟谁谋划等等。结果证明，这些建议都不赖。”《拉开拉链》里，女人从男人的舌头底下发现了细小的拉链，拉开里面是一个秘密，秘密才是真实的，而所有的生活只不过是穿着一个外皮，但是更多人并不想拉开拉链，“她一直想去弄个，但始终鼓不起勇气，怕会很疼。”《西米恩》里，一个想逃避兵役的人假结婚，于是女人有了“丈夫”，但是当恐怖袭击夺去了男人的生命，被免费娶走的女人直到有人敲门也想不起自己的“丈夫”是谁。
外部世界是荒诞荒唐和荒谬的，内在世界其实根本不是独立的，它甚至是那个外部世界的延伸，于是在没有秩序、充满谎言、到处是隔阂的现实中，所有的故事都变成了想要离开却无法离开的游戏。《你想让金鱼帮你实现什么愿望？》中，约纳坦想制作一部纪录片，只带一台小型摄像机，然后敲开被人家的门，直接问：“要是遇到一条会说话的金鱼，它答应帮你实现三个愿望，你想实现什么愿望呢？”想做纪录片，约纳坦便是作者，而当作者敲开门，在里面听到“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会不会想到外面的人会拿着枪拿着切肉刀，会让自己在命令之下讲一个故事？身份被置换了，故事被置换了，似乎暴力也被置换了——从门外到门内，约纳坦还是变成被暴力控制的人，那个叫谢尔盖人认为他是来偷金鱼的，于是用暴力解决了他，而且谢尔盖没打算送他去医院，这时金鱼说话了，用俄语说：“那人已经死了。”当暴力制造了死亡，当金鱼开始说话，约纳坦反而变成了纪录片中的主角，“我能让他复活，我能让他活过来。”只是死去的人如何能让金鱼满足自己的愿望？但是，死亡不是结局，这无非是一个梦，约纳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采访对象，那个叫穆尼尔的人的愿望是世界和平，“还在拍摄时，约纳坦就已经知道，这人肯定会成为他的活广告。”
简直完美，只有愿望是世界和平才能凸显这部纪录片的价值，但是当自己都可能在梦境中死去，敲门声背后是无法逃避的现实，它远比世界和平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所以愿望就像一个梦，就像《石榴》里的谢克迪，坐在飞机上的时候，感觉到巨大的恐惧，“千万别坠地”成为他的祈祷，但是他还是死了，在死之前的四十秒，他见到了天使，天使问他最后的愿望，谢克迪说出自己的愿望：让世界和平。自己快要死了，却要让世界和平，世界和平的意义在现实中会关照到即将坠落的个体？天使嘲笑他：“让世界实现和平？你在开什么玩笑！”于是谢克迪死了，当他转世之后变成了一个石榴，他看见世界真的迎来了和平，没有了战争，人们化干戈为玉帛，但是作为一个石榴，丝毫没有因为世界和平了而无忧无虑，“因为石榴树很高”，于是他在心里祈祷：“千万别让我掉下去。”——和当初坐在飞机上一样，谢克迪似乎以另一种方式变成了曾经的自己，于是所有的恐怖又再次降临。
因为石榴树很高，因为飞机会下坠，因为现实破败百出，世界和平是一个梦，即使实现了也如梦境一般被抽空了内容，于是做出最后这一愿望的作者悬置在那里，没有掌控力，没有逃离的可能，像一颗石榴，这时，“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被写好的结尾果然“随叫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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