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

编号:C39·2201101·1692
作者:【德】萨沙·斯坦尼西奇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9年07月第1版
定价:49.00元当当17.70元
ISBN:9787208158382
页数:386页

位于德国东北部的村庄菲斯滕费尔德历史悠久,见证了三十年战争、普鲁士王国、二战、东西德分裂与统一的沧桑历史。如今,村中老一辈人日渐凋零。在秋天到来时,村民燃起篝火、焚烧女巫形象的假人并载歌载舞庆祝传统节日“安娜节”。节日前夜的24小时内,故事仍在继续:开渡船的艄公刚刚死去;90岁高龄的女画家再次出门尝试描摹村庄的夜色;一个名叫安娜的女孩绕着村子夜跑,巧遇两名神秘男子,又撞上了试图自杀的前东德中尉;前东德秘密警察而今将全部热情用于养殖矮腿鸡,而一只母狐狸打算出洞为幼崽偷鸡蛋……瑰丽怪诞的传说故事与历史记忆穿插其间,召唤我们走入村庄的史诗之中。《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为2014年德国莱比锡书展大奖作品,入围德国图书奖长名单,《明镜周刊》上榜畅销书。作者萨沙·斯坦尼西奇生于波斯尼亚,14岁时与父母逃亡到德国海德堡,从波黑战争难民成长为德国文坛新星,这是继《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后的一部作品。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今天是最后一天

来吧,我们带着你。去找你的同龄人,去找那些人,去找动物。去找母狐狸,去找施拉姆。走进生存的饥饿,走进生存的疲惫。去找克兰茨,去找施韦尔穆特。去找面包的味道和战争的恶臭。走进复仇和爱。去找巨人、女妖、勇士和白痴。我们满怀信心,你将会成为一个令人称赞的女英雄。

这是热闹的一天,这是快乐的一天:孩子们和小牛犊躺在一起,在干草堆里睡觉;赖夫夫人邀请人们去她的制陶作坊参观;面包师齐施克将主持今年的艺术品与珍品拍卖会;克兰茨夫人在夜晚出门,身后拖着滑轮小车,为明天做好精心准备……全村都在沸腾;,全村都飞溅着玻璃清洁剂,全村都在张灯结彩。今天,小村菲斯滕费尔德所作的一切只为更热闹、更快乐的明天,因为明天就是安娜节,人们将焚烧安娜。今日前夜的准备,也许是忍受,但是当明天到来,当执行焚烧安娜的判决,一切都会是新的开始。

但是所有人要将她变成女英雄的安娜为什么要被焚烧?女英雄也是女妖?为什么会有安娜节?没有人知道在安娜节到底该庆祝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正好在这一天结束或开始,也许只是在庆祝菲斯滕费尔德这个村庄的诞生,庆祝“我们给自己讲述它的故事”,而焚烧安娜之前人们都在祈祷,祈祷最基本的生存,“为鱼能够继续存在。为自身能够继续存在。”当人们要在安娜的末日之前带着她去找那些人那些动物,找生存的饥饿和疲惫,找面包的味道和战争的恶臭,找复仇和爱,也是为了在英雄被焚烧之后,真正在人活着的意义上书写新的历史。

但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一页真的像结束末日一样能翻过?在安娜被焚烧之后真的会有新的一天?“你必须忍受这个夜晚”,对菲斯滕费尔德的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最后一个夜晚,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是“与祖先交谈的夜晚”,只有从夜晚进入祖先的故事,才能更好面向明天。不管是现在的菲斯滕费尔德,还是曾经的祖先,有三种东西是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那就是湖,“与我们的湖一起,它们反正永远都不会停歇。”那就是动物,“与那些动物一起,它们开始进入战斗。”那就是大钟,“与我们的大钟一起,它们马上就会敲响节日的前奏。”湖、动物和大钟,是菲斯滕费尔德历史的见证者,它们也串起了菲斯滕费尔德的历史,或者说,它们的故事就是“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的故事。

菲斯滕费尔德有湖,而且有两个湖,在刚建起来的故乡博物馆里,有一块里程碑描写了和湖有关的传说:一块里程碑上说从前有一个巨人,他来到了这里,然后从达尔马提亚的迪纳拉山脉削去了一个山顶,然后将它扔了出去,于是山顶就落在了湖里,于是这片水域就永远一分而为了。巨人是不是故意将山顶扔了出去,历史并没有纪录。和巨人有关的传说在迪纳拉山区流传,因为一座山挡住了巨人眺望亚得里亚海的视线,于是就将它削掉了,但是并没有提到这块巨石是不是落到了湖里,但是山顶上有巨大的指印,还有一句用古教堂斯拉夫语写的问候,“上帝之爱就是拯救”或者“上帝之爱是根芦笋”。两个湖和传说中的巨人有关,巨人又变成了上帝,所以对于菲斯滕费尔德来说,湖就是它诞生的标志,就是上帝的创造。

湖意味着伟大的诞生,但是两个湖无疑变成了此处和彼处的隔阂,那只母狐狸站在山毛榉树下望着人类建筑时,它想到的是人类不可遏制的意志,这种意志创造了人类最舒适的居所,它将水域一分为二,所以两个湖是人类贪婪的象征。母狐狸对人类的观察或者只是一种动物视野,它和传说中上帝式的巨人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但是在动物观察之外,这一片湖无论是在历史的书写还是现实的故事里,却总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1578年的复活节,磨坊主的母猪在深湖边的耻辱柱旁生下了奇怪的小猪,体型完全是小猪,但是却长着人的脑袋,德罗施勒认为这是魔鬼的孽种和怪胎,于是磨坊主抓住了小猪的脖子,并将它扔进了湖里,小猪沉了下去,但是当在场的人欢欣鼓舞的时候,小猪又从水里冒了出来,并且向河岸游过去,还兴高采烈地咕咕叫着——人们最终将那头母猪吃了;1589年7月的时候,忠实可靠的村长女仆甘茨生下了一个女婴,村长夫人却夺走了女婴并在实习之后将她弄死,夫人还唆使儿子杀死了女仆,因为村长和女仆有染,但是后来村长夫人遭到了惩罚,她被淹死在深湖里……

在湖的沙底曾经发现过鹿的头骨和角;13岁就闯荡过丹麦的拉达,他开的车总是搁浅在湖里;村子里的人总是把废弃的家什丢到湖边;而现在,用船载着人们过湖的艄公淹死了湖里,没有了艄公,两个湖之间的岛,就再也没有人上去了,这个冰块在浪涛里劈啪作响的湖,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存在,怪异事件背后的死亡不断出现在菲斯滕费尔德历史书里,这个和上帝的创造相关的诞生被蒙上了恐怖的色彩,“人们说,他们生活在距离魔鬼浴场最近的田野上——如今人们称之为菲斯滕费尔德。”上帝变成了魔鬼,诞生变成了死亡,而每隔三十年,人们总是在湖边听到气喘吁吁的声音,听到声嘶力竭的呼喊:“告诉我,老东西,你觉得划起来很沉吗?”这似乎和艄公的死有关,却和那一口大钟有关,教堂的钟不见了,两个小偷欣纳克·利文毛勒和被称为长腿库诺的库尼贝特·西沃贝偷走了钟,而他们就是坐上了艄公的船到了彼岸,那口沉重的钟就是在中途的时候扔在了湖里,小偷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就骂了老艄公那句话——后来这些钟在深湖里被发现,但是小偷却不见了,艄公也背上了骂名,直到他淹死,人们才觉得悲伤。

诞生和死亡相关的湖,当然引出了大钟的故事。钟有三个,两个较小的称为双胞胎,它们是博尼法蒂乌斯和布鲁诺,16岁的约翰想做敲钟人,他把这两口钟称作“蜜蜂”,“它们还年轻,两个颀长贪玩的小伙子,声音洪亮,c小调和E小调。”另一口是主钟,没有基督教名,人们称它为“老妪”,是一个几乎全黑的庞然大物——双胞胎音色和谐饱满,老妪却沉重而沉默,它的铭文是:“在痛苦中忍耐吧。”这个和痛苦有关的老妪,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16世纪的时候,有一天老妪不停地鸣响,于是人们都聚集到教堂里,但是却不见敲钟人的影子,也没有人拉钟绳,人们顿时感觉到钟被灵魂附体了,他们害怕,这时,狂风暴雨席卷了整个村子,没有进教堂的人都被掩埋,而教堂里的人则安然无恙;1740年的一个深夜,黑钟再次响起,还是响个不停,人们又聚集在教堂里,敲钟人当然还是没有,但是这个几乎和16世纪的故事一样开头的夜晚,却走向了另一种结果:村子里起火了,有人冲出教堂去救火,而更多的人则躲在教堂里,他们以为能躲避火海,不想大火吞噬了一切,教堂里的人因此丧命,外面的人也没有幸免——而黑钟依然屹立在废墟上,只是变得更黑了。

16世纪的钟声带来了幸运,而1740年的钟声却意味着灾难,在截然不同的命运面前,钟依然是钟。但是1740年的那场大火中有人活了下来,他是叫默滕斯的磨坊主,而这个人便成为了菲斯滕费尔德的祖先,菲斯滕费尔德故乡博物馆的历史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写的。祖先活了下来,于是繁衍生息,后来人们浇筑了两口新钟,这两口铜钟在战争爆发后被送到了战场上,十年后的1926年,人们又浇铸了两口钟,它们就是双胞胎。在之后漫长的七十年时间里,只有三天,菲斯滕费尔德没有响起祈祷的钟声,但是在钟声不绝的日子里,它也见证了苦难,菲斯滕费尔德的人像老妪身上的铭文,在痛苦中忍耐:1945年4月,敲钟人和家人开始逃离村子,但是逃亡也可能意味着死亡,于是他和家人又回来了,他立刻去看了他的钟——村子里的苏联人没有阻拦他;1970年代末,曾经是国家人民军中尉的施拉姆对敲钟人说,还是别敲了,因为钟声会让他想起另外的时代,他说:“谢天谢地,中世纪过去了,而新时代充其量只需要把教堂当集会大厅用;新时代需要行动,而不是钟声。”但是罗莎却不同意,她让敲钟人回去敲钟,她说:“有一百个理由停止敲钟,可政治不是原因之一。”钟声又在菲斯滕费尔德上空响起。

教堂里的钟让人们祈祷,它是救赎的象征,但是在菲斯滕费尔德的历史中,大钟也见证了灾难,见证了战争,甚至见证了信仰的迷失,而现在,当1990年代的教堂被重新修葺,16岁的约翰想成为敲钟人,对于他来说,敲钟并不是一种神圣靠近上帝的工作,他是个无神论者,喜欢表演,所以钟声里的说唱乐才是它的目的,这是赋予了钟一种新的使命?在约翰看来,钟声和说唱乐都是对祖先的一种回应,都是关于生命的声音,“现在秋天来了,而当约翰下一次敲钟时,他将会坚信,他们,也就是祖先们,会听到他敲响的钟声。”钟声就是“与祖先交谈的夜晚”的那些故事,是“在痛苦中忍耐”的故事,是和战争、灾难和死亡有关的故事,“没有人像教堂的钟那样深谙《圣经》。《诗篇》第三十一章第十五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

萨沙·斯坦尼西奇:田野又开始杀戮

诞生和死亡的湖,灾难和救赎的大钟,在菲斯滕费尔德的历史和现实中,和我们在一起的它们是矛盾的统一体,而和那些动物相关的呢?它们是苏醒的狼群,是被赦免的猪,是不寻常的鹿角,是马蜂、野兔,经常出现的是那一只观察人类的母狐狸。“在黑暗的保护中,母狐狸踏上了一次值得纪念的狩猎征程。”夜晚出没的母狐狸,奔着灯光去的母狐狸,想要偷鸡蛋的母狐狸,却总是遇见人类:1589年过安娜节的时候,小酒店店主乌尔里希·拉梅洛的妻子不见了,他又娶了一个女人取而代之,人们说这个女人是个放荡的女人,她无视上帝,无视圣言,无视圣餐,在流言蜚语中她打算逃跑,但是她发现身后跟着一只母狐狸,于是她放弃了;在很久以前,公狐狸的妈妈失踪了,两个男人开始喂养它,它跟着他们,后来吸引住了一只母狐狸,后来它们生了孩子,一起和人类生活在住宅里,最后,“它在某种用木头和铁丝做成的、给它造成了深深伤痛的东西里去世了。”而现在在菲斯滕费尔德夜间出现的母狐狸,穿过了人类居住区之间被照亮的石板路,一个男人暗中守候在那里;当它进入到鸡舍,在和鸡的搏斗中一只脚受伤了,它无法得到“被人类住宅和狗的梦想包围的木板”里面的鸡蛋,而且它发现对面有两个男人正靠着石头观察着它;后来母狐狸终于逃离了,当它带着受伤的脚跑进树林,发现它的后面跟着母獾,于是这成了母狐狸最后的命运:“母狐狸吃掉鸡蛋。消灭掉鸡蛋。母狐狸声嘶力竭地狂叫。母狐狸在洞穴里打滚。舔着受伤的腿。”

在人类之间穿梭,和人类相遇,母狐狸是对人类进行观察的动物,人类也观察着动物,他们组成了一种互应的关系,而在母狐狸在夜晚开始征程的时候,它遇见了明天将迎来自己末日的安娜,“窗前的安娜不知道田野上有只狐狸。安娜镇静自若地站在窗前。”他们似乎没有交集,但是当闪电划破寂静,当田野睁开眼睛,狐狸看到安娜,安娜也看到了狐狸——安娜是不是从狐狸的眼睛了看见了属于自己的命运?和安娜节有关的故事是不是折射着菲斯滕费尔德的历史?安娜或者就是一个被命名的符号,她是为“安娜节”应运而生的存在,而在菲斯滕费尔德的历史和传说中,安娜节里有太多和苦难、亵渎、迷失有关的故事。菲斯滕费尔德的故乡博物馆记载的历史就是从1740年的那场大火开始的,按照这个时间节点,那么1740年之前的历史可以视为“前历史”,这一本前历史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里面几乎都是怪异的传说,大都和动物有关,和安娜节有关。

1578年复活节磨坊主的母猪生下了长着人的脑袋的小猪,1589年7月,村长的女仆被村长夫人的儿子杀死,村长夫人被淹死在深湖里;1590年的安娜节,出现了一个走钢丝的人,人们认为他就是小偷;1599年安娜节的前一天清晨,狂风大作造成了空前的浩劫;1607年的新年,人们在庄园荒芜的田野上发现了一堆奇怪的苹果,继而引起了天地所有权之争;1611年4月27日,在庄园附近的田野上一只怀着小崽的母狼掉进了陷阱;1613年9月23日,教堂尖顶被雷劈开,一口钟被劈成两半,谷仓引发大火;1618年5月19日,人们在天空上看到了六个太阳;1722年安娜节前,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人们为了防止亚麻烘干时被盗,形成了一个陋俗,那就是把仆人或小孩关进热乎乎的烤炉里,让他们在里面过夜,格尔兄妹便被关进去了,第二天人们发现女孩已经死了,男孩则严重受伤。

而1740年大火之后的正史,没有了怪异的动物,没有了神秘的故事,甚至没有了安娜节:1926年,教堂的新钟浇铸完成;1927年,一名中国人因为没有流动摊贩证被警察抓住,在争斗中警察拿出枪打死了中国人;1945年4月,敲钟人和家人逃往,之后又返回去看了他的钟;直到1945年,那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体育场上立着一个纪念碑;1990年10月3日,是德国统一日,雷贝夫人被人捅了十一刀,“你瞧瞧吧,重新统一对一些菲斯滕费尔德人来说多么无所谓啊,包括那个凶手。”1992年之后,格罗夫每年都会赦免一头猪;2011年,故乡博物馆进行了修葺,古老的挂锁被密码电子锁换掉——此时距离菲斯滕费尔德首次命名七百年。在战争已经过去,纪念碑已经更换,博物馆修葺一新的时候,菲斯滕费尔德似乎正走向新生,但是那些过去的阴影并没有消散,就像2011年电子密码锁的时代,三个司机开车撞到了路边的法国梧桐,未幸免于难的唯一一个是狂热的电子游戏专家,是2010年德国反恐精英锦标赛团体赛第三名成员——当反恐精英死于意外,是不是意味着菲斯滕费尔德的新时代依然有着苦难、不幸和恐怖?

因为新时代还有安娜节,还要将女英雄焚烧,而被命名的安娜的历史也是一部苦难史:“在安娜之后,在安娜、她的母亲和祖父之后。这里也曾短暂地有过父亲。之前,战争期间,波兰苦役,人们称之为波兰农场,波兰人靠在篱笆上,彼此低声吟诵着诗歌。之前有两三代格尔家族,全都是农民,只有一个店主,而永久不变的是:田野。”田野里有野兽的味道,田野里总是存在着杀戮,“田野杀过生,它要给安娜展示,它杀死的东西。安娜不想知道。”所以她奔跑在田野上,是为了离开田野,离开历史,离开灾难和死亡,甚至她用枪击杀了匪帮头子而成为真正的英雄,但是她被这里的人当成鬼怪——安娜或者也是菲斯滕费尔德人所说的动物,在湖指向诞生和死亡、大钟指向灾难和救赎的矛盾中,动物的悖反体现的是它观察和观察它的那些人的矛盾心理:他们对苦难有着深刻的记忆,祖先的故事已经铸进了他们的灵魂里,克兰茨夫人的绘画表现的是反战思想,妈妈准备的活动是反法西斯自行车节,约翰在钟声里听祖先的话……但是他们又似乎在忘记历史,又在制造苦难,“德国会再次成为狼国。从波兰和俄罗斯,它们长途跋涉数千公里。美妙的动物。猎人。你说狼群吧!”有着狼纹身的苏茨这样说。

今天是最后一天,安娜在夜晚奔跑,“在这一天,夜晚穿着三种礼服:曾经的,现在的,将来的。”曾经的灾难和苦难留在记忆中,现在的恶毒和攻击正在成长,而将来呢?当明天的末日即将来临,菲斯滕费尔德的湖里没有人游泳,菲斯滕费尔德的教堂没有钟声,菲斯滕费尔德的猪在长凳间走来走去,安娜节的安娜成为了游戏的商品,“我们很高兴。估计安娜不会被焚烧。她站在火刑柴垛旁,举起一根正在燃烧的木柴。我们开价比她高,我们开价12欧元。”

火的精神分析

编号:B83·2201101·1691
作者:【法】加斯东·巴什拉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9年07月第1版
定价:25.00元当当9.00元
ISBN:9787100167789
页数:113页

《火的精神分析》集中体现了巴什拉从科学认识论出发,在诗学理论方面的创新与发展,在当时法国文学与美学理论界引起极大反响。在这部诗学论著中,巴什拉用传统哲学和古典宇宙论的物质要素的符号标出想象的不同类型。在想象的王国中,可以规定一种四元素的规律,这个规律按照与火、空气、水和土的关系排列不同的物质想象。这论证的是建立在理性心理学基础上的想象理论。对火进行的精神分析是证明巴什拉的科学精神的具体应用。他通过对火的分析,希望把知识与物质的想象统一起来。从理性精神分析的角度对普罗米修斯情结、恩培多克勒情结等进行分析,描述了火从原始形象到生死本能精神的发扬,再到火象征的光和热对人的灵魂的启迪和升华,直至火的纯洁化的生命高度的过程,“无法摆脱这种辩证法:意识到燃烧,这等于冷却;感觉到强烈度,就是在减弱它:应当成为强度而自身不知。这就是行为的人的苦涩的规律。”

夜的命名术

编号:S63·2201101·1690
作者:【阿根廷】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 著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19年10月第1版
定价:58.00元当当20.90元
ISBN:9787521206982
页数:295页

作为拥有俄罗斯和斯拉夫血统的犹太裔阿根廷诗人,皮扎尼克的人生是一个热切的、被诗歌点燃的故事。终其一生,她不断撞击着那堵名叫“诗歌”的墙,在她几乎全部的作品中都饱含着一种提纯、精炼、不断向中心靠近的意愿和努力。自创作生涯伊始就围绕内心阴影写诗的她以无可否认亦无可比拟的生命烈度燃烧出女武神的声音,写出“准确得恐怖”的诗歌,她不惜一切代价寻找诗歌用词语命名不可言说之物的本质,她全部的努力在于把诗歌视为存在的理由。《夜的命名术:皮扎尼克诗合集》翻译自西班牙语原版《皮扎尼克诗全集》,收录了皮扎尼克生前以“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署名结集出版的全部诗作,以其六本诗歌单行本为分辑之界:《最后的天真》(1956年)、《失败的冒险》(1958年)、《狄安娜之树》(1962年)、《工作与夜晚》(1965年)、《取出疯石》(1968年)和《音乐地狱》(1971年);另有辑七从原书附录所列生前未结集出版的诗作中挑选了诗人生命最后三年的部分作品。


《夜的命名术》:做爱与死都没有形容词

我别无他求
只想
一直走到底部

走向底部,走向底部的底部,走向没有底部的底部,她一直在行走,但仅仅是在一块黑板的世界里行走:上面是“祈祷中的造物”,是“冲迷雾发怒”,这是行走的起点,祈祷却发怒,每一个动作都有一个对应物,上帝或者他人,自我以及自我;中间是“写/在/黎/明”,是“对着/昏/暗”,分列在两侧,从黎明到昏暗,从白昼到黑夜,竖向的时间轴线里是一天,是一天的一天,是同一天的一天;但是从祈祷和发怒的起点,到黎明和昏暗的中间,她已经“别无所求”,是对于上面和中间已经行走本身的否定,但是必须要走下去,因为“只想/一直走到底部”;像是最后的跳落、滑落和坠落,在已经没有边缘的底部,她写下了最深处的词语:哦生命/哦语言/哦以西德罗——再也不需要从底部走上来了,再也不需要在底部仰望了,再也不需要从底部落入更深的死亡,因为世界在一张纸里已经走到了尽头。

尽头里甚至没有被标注的日期,它只有在底部最后的死亡:1972年9月24日通往9月25日的深夜,皮扎尼克死于过量服用巴比妥酸,当她的尸体被最终发现时,这首诗留在她书房的黑板上——这是这个36岁的诗人最后的诗句。死亡之后被发现,死亡之前写诗,被动和主动,自我和他人,诗歌和黑板,以及深夜和黎明,如此规则地排列在死亡的两侧,也隔开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一直在书写死亡的人,一直在呼唤死亡的人,终于在诗歌和生命世界里看见了真正的死亡,而这一种死亡的到来也让她“一直走到了底部”:死亡就是生命,死亡就是语言,死亡就是以西德罗。

或许有药物对身体的刺激产生的生理性难受和疼痛,但是对于皮扎尼克来说,“一直走到了底部”的必然,让死亡不再是一个关于毁灭的意外,或者选择死亡以及死亡最后的行动成为了诗歌本身,在最后一首诗里甚至看见了用身体献祭的神圣意义。但是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女人,皮扎尼克一定渴望活在某种状态中,甚至这种状态是一种不断书写死亡呼唤死亡的状态:1972年9月17日,皮扎尼克在去世一周前写下了《绿桌子》,她说:“但是没有太阳杀得死我的夜晚。”而且记起了童年的太阳,记起了“浸透死亡,/和美丽生命”,甚至还有“我们两个人的歌”,还有哺育我的“音乐和黑水”,还有大海——里面有着“灵魂与蜡烛相比”的颤抖,有“焚毁于一个无法平息的梦”的小女孩,有被证实的“我每次死亡的重量”,在皮扎尼克距离死亡还有一周的时间里,颤抖、毁灭和死亡纠缠在“绿桌子”一般的世界里,即使“下面的就应该留在下面”的死亡意识如此强烈,但是在看见了“他起诉了他新的影子,他与不明之物抗争过”的现在和曾经,死亡在鲜活的世界里是生命的一次次跳动。

或者更往前,1972年4月,距离死亡还有近半年的时间,在《小歌房的回忆》里,皮扎尼克甚至不断地提到了爱:“我感受过爱,它被凌虐,是的,对我这个从未爱过的人。最深刻的爱永远消失了。除了一个影子我们还能爱什么?童年与自然,这些神圣的梦也都死了,是我爱过的”——那是感受过却是被凌辱的爱,那是从未有过的爱,那是还有影子的爱,即使消失,何尝不是来过?和童年、自然一样,爱就是“小歌房的回忆”,仿佛一根绳索,回忆将她慢慢拉向了高处,在不会立即掉落、滑落和坠落底部的时候,它更像是一种拯救。但是,当回忆将皮扎尼克拉上去,是不是意味着“一直走到底部”的速度会更快,在深夜永远无法通往黎明的那个时刻,在底部只留下了生命的印记,词语的形式,以西德罗的名字——死亡永远是残酷而悲伤的。

从1972年4月的回忆,到去世前一周的“绿桌子”,再到最后残留在黑板上的死亡印记,皮扎尼克如何走到了最深的底部?如何将生命和词语带向了永远的沉默?“我想在一切终结的时候,能够像一个真正的诗人那样说:我们不是懦夫,我们做完了所有能做的。”当死亡发生,当生命画上记号,皮扎尼克是不是真的“做完了所能做的”?而她所能做的又是什么?似乎回到16年前的1956年,当皮扎尼克将她的诗集命名为“最后的天真”,就已经有了“一直走到底部”的强烈渴望,就已经书写了最后的“完成式”,这一辑致阿根廷精神医师莱昂·奥斯特罗夫的诗歌就是皮扎尼克的一次告别仪式:她喊出了“夜晚你走吧/晚安”,她看见了“所有毁灭的毁灭/只有毁灭”,她质问:“为了什么,这么久的生命?”当然,死亡也成为了一种明确的意象:“死亡死于笑声而生命/死于哭泣可是死亡/可是生命/可是什么都没有没有没有(《哭石谣》)”

有毁灭和恐惧,有否定和逃离,但是“最后的天真”或者重点不在于最后,而在于天真,那是一点的光亮希望,那是一线的希望,第一首诗就是《救赎》,当岛逃离了之后,“女孩重新攀爬风的阶梯/重新发现先知鸟的死亡”,一种重构开始了,“她是肉体/是树叶/是石头”,只不过暂时迷失于风暴,暂时“涤荡夜的堕落”,但是她“找到来自无尽的面具/打破诗歌的墙”。用肉体,用树叶,用石头,打破诗歌的墙,就是重新攀爬过风的阶梯,就是重新发现先知鸟的死亡,就是完成逃离之后的救赎,这当然是一次从死到生的重构,甚至所谓先知鸟的死亡只是一种空泛的符号。作为女人,“我独自的冻僵的血液/在世上来回击打”,作为女人,“笑声死去的地方/你记起最后的拥抱”,作为女人,“她从自然归来/编织风暴/必须救出风”,作为女人,“我必须离开/那么冲击吧,女旅人!”

来回击打的女人,记起拥抱的女人,必须救出风的女人,不断冲击的女人,在女人组成的行动中,死亡早已无影无踪。而对于皮扎尼克来说,“最后的天真”在送走最后的死亡保留天真的书写中,她其实在救赎和重构中开始了真正的自我命名。“在夜的另一边/她的名字等待她,/她暗祟的对生的渴望,/在夜的另一边!”这首《致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可以看做是皮扎尼克的一次宣言,在夜的另一边,在对生的渴望中,她已经把等待她的名字放进了生命之中——从这本诗集开始,阿莱杭德娜取代了皮扎尼克的本命“芙罗拉”的创作和生活,这是一个自我命名的诗人,她诞生于夜的另一边,而最后一首《只是一个名字》更是重申和强调了“夜的命名术”:“阿莱杭德娜阿莱杭德娜/我在那下面/阿莱杭德娜”。当皮扎尼克不认可自己1955年在父亲的资助下、以本名出版的《最远的土地》,当诗歌选集不收入其中的任何诗歌,她已经告别了“最后的天真”,她已经命名了自己,她已经开始了只为诗歌而活,“她想着永恒。”“夜的命名术”命名了皮扎尼克的名字,命名了诗歌,命名了自我,从此她在命名的道路上行走——直至以永恒的方式“一直走到底部”。在第二辑《失败的冒险》中,皮扎尼克的命名是关于“一个小女孩寻找她秘密的名字”,“一个女孩爱的后面奔跑。要不是因为一个词语阻挡她。所以你的冒险失败了。我们还没开始已经失败。只有那个词语。那个唯一的词语。”那个唯一的词语,是命名之后寻找的目标,也是冒险之旅上的障碍,它是什么?是死亡?是爱?引用格·特拉克尔的诗句:“跳下/黑岩,醉于死亡,/爱上风的炽烈女人。”是将死亡和爱融合在一起,是在死亡中命名爱,或者在爱中命名死亡。

死亡从来不是外加在皮扎尼克世界里的意识,它甚至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外面有太阳。/我穿着灰烬。(《笼子》)”灰烬是死亡的一种形态;“像我眼睛里关着的没有翅膀的风/那是死亡的召唤。(《虚空里的庆典》)”风是死亡的召唤;“他们和我都知道/天空是死去童年的颜色。(《静止的舞》)”死亡在上面笼罩着一切;“让我给死亡理由,/没有一个神里死亡没有表情。(《看不见的艺术》)”无处不在的死亡是一种艺术……死亡成为自我的一部分,这种死亡反而有着一种寻找并命名的力量,而女人和风组成的关系就成为这种命名力量的具体体现。皮扎尼克想要“救出风”,是因为眼睛里关着没有翅膀的风,而风在召唤,在“风死在我的伤口。/夜乞讨我的血(《空无》)”的死亡里,“我呼喊过风,/对它吐露生的欲望。”所以,死亡之后的风是复活的希望,而女人和风构筑的意象传递着一种动态的、持久的动力,而这种动力,皮扎尼克命名为爱。

在皮扎尼克的世界里,“爱只拥抱流动的东西”,但是这流动是血坐下来之后、爱的理智被夺走之后的另一种呈现,“没有你/我在我的怀抱里转身/带着自己走向生命/去乞讨热切。(《缺席》)”甚至,爱就是此岸的存在,“一切都是天使。/音乐是风的朋友/风是花的朋友/花是雨的朋友/雨是死亡的朋友。(《从此岸》)”在对爱的呼喊中,皮扎尼克所吐露出的“生的欲望”就是一种永恒,她在献给阿根廷诗人、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伊丽莎白·阿兹科娜·克兰威尔的诗歌《巡礼》中说:“我呼喊过,呼喊过,/我朝向永无呼喊过。”两个人相识结为好友,并称呼为“小姐妹”,直到皮扎尼克逝世,这一种呼唤是对于爱的诠释,因为在爱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天使。”

“她想着永恒”和“一切都是天使”,构筑了皮扎尼克对死亡和爱的一种命名,在这两辑诗歌里,对于诗歌、生命、死亡和自我的命名,体现在人称的变化中:这是“她”的世界,后来变成了“我”的世界——“她”是从自然归来的“她”,是“对生的渴望”的“她”,是想着永恒的“她”,而“我”是“在我的名字下面哭”的“我”,是没有对着一面镜子自杀的“我”,是厌倦了上帝的“我”。“她”和“我”的人称变化展示着皮扎尼克的命名过程,当“她”成为“我”,打破诗歌的墙的才会成为可能,攀爬风的阶梯才会有新的发现,等待的名字才会有新的意义。但是在1962年的第三辑诗集《狄安娜之树》中,“我”还在,但是“她”慢慢消失了:“她恐惧不懂得命名/不存在之物”,“爱着风的她/死于遥远的死亡。”当“她”不懂命名不存在之物,当“她”死于遥远的死亡,“她”之后的是一个“你”——从第三人称到第二人称,皮扎尼克似乎转过身来看到了近于眼前的存在,以一种问候和对话的方式面对面:“你”是另一个“我”?

“你已建成你的家/你已给你的鸟群插上羽毛/你已击打风/用你自己的骨头”,“已经”的状态里,“你”和“我”隔着距离;“像一首诗透彻了/万物的沉默/你说话为了不看见我”,沉默和说话构成了悖反,就像“你”和“我”的存在;“你远离那些名字/纺起万物之沉默的名字”,“你”又远离名字,远离沉默的命名,“你”和“我”又拉开了距离。在“你”和“我”的关系中,《狄安娜之树》里其实反映了一个女人和女孩之间永恒的隔阂,这不是年龄问题,而是命名和不命名、沉默和言说的区别,“现在好了:谁将不再深埋他的手为被遗忘的小女孩寻找贡金。寒冷会偿付。风会偿付。雨会偿付。雷声会偿付。”这一首“致奥萝拉和胡里奥·科塔萨尔”的诗歌似乎传递出皮扎尼克内心的痛苦,一个在沙漠里安静的女人,一个捧着空杯子的女旅人,构筑了“影子的影”,而那个被遗忘的小女孩连“影子的影”都没有。而在这女人和女孩,“你”和“我”的隔阂中,甚至在皮扎尼克的文本里出现了“他”,他是深埋着手为小女孩寻找贡金的“他”,这个“他”是不是也是一种命名?“点亮的记忆,我等的人的影子/在长廊里徘徊。/他不真的会来。他不真的/不会来。”不会来的他,把皮扎尼克带入到失望和绝望中,而这才真正构成了失败的冒险,一个他是命名之后寻找的目标,一个他也是冒险之旅上的障碍,“只有那个词语。那个唯一的词语。”

其实在对“你”和“他”的命名中,皮扎尼克陷入到一种“不存在之物”的巨大虚空中,“我已出生这么久/在此处和彼处的记忆里/双倍受苦”,这双倍受苦就是生命和命名的失去,它以死亡的方式成为了双面的镜子:小女孩死在镜子前,镜子变成了“灰烬镜子”,而彼岸的镜子“照出我们透明的悲伤”。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闯入了“禁区”,于是皮扎尼克唱出忏悔的歌:“我的诗背后的瞭望塔:/这首歌拆穿我的谎,塞住我的嘴。”但是这种失去和忏悔,在“你”和“他”的命名之解体中,其实是不充分的,在第四辑《工作与夜晚》中,出现了更多的“我们”:“你选择伤口的位置/我们在里面说我们的沉默。/你把我的生命做成/这场过于纯粹的典礼。(《诗歌》)”我们是你和我,你的身体“永远是/用以启示的亲爱的空间”,而我躲过“词语的战役”,“熄灭我本质身体的躁动”,在诗歌的世界里,不再恐惧词语,而且把记忆做成“不竭的火焰”,于是,我们“在场”,“你解开我的眼睛/请你/一直/对我说话”,于是你我在写作的诗里唱,“你甜蜜声音的人质/石化在我的记忆。”

皮扎尼克:我,出席了我的死亡。

美好,浪漫和诗意,皮扎尼克少见的明朗在这一辑诗里出现出来,但是当“他”成为一种命名中的失败冒险,在场的“我们”其实是对缺席弥补的命名,“不是关于你的缺席的那首诗,/只是一幅画,墙上一道裂缝,/风里的什么,一种苦涩味道。”缺席是一根悲哀的线,纯粹的词语只是为了创造沉默,而爱始终是那个“不”,不的否定,不的绝望,不的不在场——“不”本身就是皮扎尼克在失败的冒险中难以逾越的一个词语,于是,“他”不在,”我们“不在,“在我的目光里我已失去所有。/索取太远。明知没有,太近。(《乞讨声音》)“只有了”我“:我在死亡的旁边”听它说“,”我和我以为的我共同/创作一首麻风之歌。“

从“她”和“我”到“你”和“他”,再到“我们”,人称的变化是皮扎尼克命名的一种标记,在不断命名又不断缺席中,皮扎尼克已经开始关闭更多的门,开始进入更多的死亡,而这种死亡已经完全不同于先前的死亡意识,那时的死亡是一种对颓败的现实的绝望,是对无法言说的世界的沉默,那时的死亡还有皮扎尼克告别之后的命名,还有召唤,还有向往,而现在,当“取出疯石”成为诗集的名字,当“致我的母亲”成为题辞,皮扎尼克面对的是一种疯狂,她也完全进入到了肉体的死亡中——这是一种真正可触的死亡,是一种轻易可以抵达的死亡,是不需要命名最原始的存在。她看见了《女夜歌人》:“死于她的蓝衣的女人在唱。向她醉意的太阳充满死亡地唱。她的歌里有一件蓝衣,有一匹白马,有一颗绿心纹着她死去的心跳动的回声。她暴露在所有堕落面前唱,身旁是她自己一个迷路的小女孩:她的好运护身符。尽管唇间绿雾眼底灰冷,她的声音腐蚀口渴与摸索杯子的手之间敞开的距离。她唱。”她写下了死亡的词语,“缺席的人们鼓起风,夜很浓。夜是死人眼睑的颜色。/我整晚造夜。我整晚地写。一个词一个词我写夜晚。”她只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像在我里面说话的那样说话。不是我像人类声音的那个固执声音而是另一个证明我一直住在丛林的声音。”

没有词语的庇护,没有天真的颜色,没有旧日的影子,没有镜子里的爱,死亡成为一种习惯,死亡成为一种常态,死亡成为所有否定的肯定,“但是别谈论花园,别谈论月亮,别谈论玫瑰,别谈论大海。谈谈你知道的。谈谈在你骨髓里震动在你眼神里造出光影的,谈谈你的骨头不停歇的疼痛,谈谈眩晕,谈谈你的呼吸,你的悲伤,你的背叛。我必须经历的过程那么黑暗,那么安静。噢谈谈静默吧。”静默就是不再命名,就是死亡,“死亡是一个词语。”这个词语里是爱之沦落,爱之毁灭,“她也在靠近港口的老酒馆唱歌。一个少年小丑,我告诉他在我的诗里死亡是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是死亡,而他说:你的诗说出正好的真相。”最后一次对爱的命名就是爱的死亡,“我走遍世上所有的沙漠,即使死了依然寻找着你,你,曾经是爱的地方的你。”因为爱人是死亡,绝对的爱,绝对的死亡。

在死亡的中间,听见的,看见的,感受到的,都是无法离开的梦魇,皮扎尼克沉浸于此也好,痛苦挣扎也罢,她已经在“疯石”和“取出疯石”的双重痛苦中把自己关进了一个永远封闭的死亡世界。“请注意段落之间的双倍空行,它是对这首诗主动的干涉。”在关于《取出疯石》的信中,她指出了文本隐含的特殊结构,那些双倍的空行,横亘在句子和句子、段落和段落、情绪和情绪之间,作为皮扎尼克“对这首诗主动的干涉”,她似乎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感知存在,也只能以这种方式建立属于自己的诗歌王国,一个孤独的诗人,一个慢慢走向底部的女人,一个完成了“夜的命名术”的命名者,她只能自己取出“疯石”。

而这“双倍的空行”,是不是也在制造“双倍的死亡”?她说:“没有水流的原谅我无法存活。没有天空最后的大理石我无法死去。”存活和死亡都成为不可能的事,这不是自己的存活,也不是自己的死亡,即使皮扎尼克不断“修复自己”“重建自己”,在死亡的围绕中,已经没有了诸神,已经没有了解药,已经没有了受难,在永久的静默中,在尸体“食之饮之”的解构中,在疼痛的水流中,只剩下了一个还没有死去的肉体——当面对最原始的死亡状态,在“致我的母亲”中,皮扎尼克返回到了自己的肉身世界。而在这个肉身世界里,皮扎尼克第一次说到了“性”:“性如心之花,出神的通道在两腿之间。”那是红色的诱惑,那是红色的暴烈,那是红色的死亡。而在1971年的《音乐地狱》诗集中,第一次出现了“父亲”,“父亲,必须是忒瑞西阿斯,漂在河上。而你,为什么你听着雪中杨树林的故事任凭自己谋杀?”父亲成为“粗麻絮”的记忆,和“致母亲”形成的结构返回到一种出生,一种记忆,这是和生命有关的存在,也是和肉身相关的记忆,当一切走向了死亡,肉身便成为祭奠。

皮扎尼克用身体做成诗歌,“赤裸地走过”;皮扎尼克用“身体的韵律掩藏乌鸦的飞行”,那一块明亮的空间是“致死的套索”;皮扎尼克用身体的骨头完成死亡的游戏,“狗和死亡一样:都热爱骨头。狗吃骨头,至于死亡,无疑它自娱自乐的方式就是把骨头切雕成圆珠笔、小勺、裁纸刀、叉子、烟灰缸的样子。”她变成了“丁香丛里的疯人”,看见一盏强烈的灯,一扇敞开的门,一个抽烟的人,一棵枝繁叶茂的树,一条匍匐的狗,一对散步的爱侣,一本躺在水沟里的日记,一个吹着口哨的小男孩,当看见这些,皮扎尼克“用报复的语调”说出了“不”,这是一个疯女人的喊叫,这是一个取出疯石又生长出疯石的诗人最后的疑问:“那么什么等待能变成希望既然所有人都死了?那么我们等待的将在什么时候到来?我们将在什么时候放弃逃离?这一切将在什么时候发生?何时?何地?怎样?多少?为什么?为了谁?”

没有答案,因为已经走向了那个身体意义的底部,“她坐在一片湖底。/她丢失的是影子,/不是想要存在、想要失去的欲望。/她独自和她的图像一起。”连剩下的词语也都是词语而已,童年的词语,死亡的词语,身体的词语,最后是全部的缺席,“自复的词语单独称呼自己”。皮扎尼克没有取出自己身上的疯石,她反而把疯石压进了身体里——1971年皮扎尼克因自杀未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皮洛瓦诺精神病院住院治疗,在五个月的治疗中,在那间18号的病房里,她成了“疯女人”:她看见了“与自杀同等美丽”的词语,她想到了在一座废墟里挖出眼睛的实验疗法,她目睹了“坏医生截不住伤口化脓”,她感觉到了一种冷,“现在我的手冷。/胸口冷。/别人形成思想的地方冷。”只有身体,只有自己的身体,只有自己发疯的身体,“我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手淫的女人”。而离开精神病院,离开18号病房,死亡再也不会离去,死亡也永远不是被命名的存在,在探进了“所有的底部的底部”之后,“致吉安·阿里斯特埃塔,致火焰之树”的《只有那些夜晚》中,皮扎尼克说出了关于身体死亡的终极命题:“做爱与死都没有形容词。”

没有形容词,只有动词,它不是命名,不是寻找,不是修复,甚至不是自杀,它是缺席的爱过,它是灰烬的燃烧,它是沉默的关闭,是最后的“祈祷”和“发怒”,当身体“只想/一直走到底部”,它以最直接的方式完成了生命的所有动作,“我,出席了我的诞生。我,出席了我的死亡。”

尼各马可伦理学

编号:B31·2201101·1689
作者:【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9年07月第1版
定价:68.00元当当24.55元
ISBN:9787100116381
页数:411页

《尼各马可伦理学》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作的伦理学著作,约公元前330年左右成书。全书共10卷,132章,探讨了道德行为发展的各个环节和道德关系的各种规定等问题。书中系统阐述了德性在于合乎理性的活动,至善就是幸福等观点,认为万物都有一个目的——求善,任何事物都具备适合本性的功能——为善。人生最高目的是求得至善,至善就是幸福。求得个人善是伦理学目的,求得社会的群体善是政治学目的。书中用中道原则对勇敢、节制、卑鄙、高尚、虚荣、慷慨等道德规范加以考察和说明,认为人只有依靠理性的指导,慎思明辨才能判断是非善恶。《尼各马可伦理学》是西方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思想的历史上第一个伦理学体系的奠基作,它构成人类伦理学思考的一块坚实的基石。这个体系既构成了西方关于人的生命、生活,即所谓人生问题的伦理学思考的大传统,也构成了整个人类的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理论的主要基础。


《尼各马可伦理学》:智慧的人是最幸福的

共同的关心总要通过法律来建立制度,有好的法律才能产生好的制度。法律不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是对于个别教育的还是针对多数人的教育的,都没有什么不同,就像音乐教育、体育和其他行业教育的情形一样。
——《对立法学的需要:政治学引论》

好的法律能产生好的制度,法律针对的是包括个体和多数人在内的全体,法律是一种教育,当亚里士多德把“法律”看成是一种需要时,就已经从伦理学走向了政治学,因为法律所代表的立法学作为中介,既可以让人们在整个一生中服从某种规则,“因为,多数人服从的是法律而不是逻各斯,接受的是惩罚而不是高尚[高贵]的事物。”也可以在与政治制度的结合中,“完成对人的智慧之爱的研究”——首先对前人的努力作一番回顾,然后将搜集的政制汇编,考察保存或毁灭城邦的因素,然后再理解何种政体是最好的,通过这三个步骤,亚里士多德勾画了《政治学》的最初纲要,而从伦理学到立法学再到政治学,亚里士多德绘制出了一条逻辑线,他沿着这条逻辑线打开了政治学的大门。

这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引论,当他把法律看成是必须的服从,把惩罚看成是必然的接受,这实际上代表着亚里士多德的一次转向,因为在伦理学意义上,他所探讨的是亲近德性的道德,是高尚的事物,是幸福作为最高目的的善,是事件作为目的的的逻各斯。但是这样一次转向,并不是放弃伦理学,因为建立在立法学基础之上的政治学,就是为了完成对人的智慧之爱的研究,这是政治学对哲学的一种支撑,而在伦理意义上,无论是作为目的的善,还是作为最高善的幸福,都需要政治学作为保障,都需要政治学的在行动意义上的实现,“因为正是这门科学规定了在城邦中应当研究哪门科学,哪部分公民应当学习哪部分知识,以及学到何种程度。”所以政治学制定着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它的目的就包含着其他学科的目的,而这种目的有必定是属人的善,“因为政治学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行为。”

政治学是一种行为意义上的学科,它的目的是保证伦理的实现。所以在政治学作为引论之前,亚里士多德建立的是善作为目的的伦理学。他在第一章中就直接表达了伦理学的目的论,“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这是一种唯一的存在,那么最高的善是什么?亚里士多德从生活本身来考察善,在他看来,人有三种主要的生活,一种是最为流行的享乐生活,一种则是政治生活,第三种则是沉思的生活,在享乐生活中,人其实变成一种奴性的存在,是“动物式的生活”,而另一些人,把荣誉看成是生活的目的,这当然是一种政治生活,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还有比荣誉更大的善,那就是幸福,除了这两种生活之外,还有沉思的生活,它也有其善的目标——如此,三种生活都有着善的目的,而善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自身即善的事物,另一种则是作为手段而是善的事物,但是无论怎样的善,当其成为最高善的时候,一定是某种完善的东西,这种最完善的东西便是“那些始终因其自身而从不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考察之后,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就是这样一种事物,我们永远只是因为它自身而从不因它物而选择它,因为幸福是完善的自足的,也是所有活动的目的,由此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所以幸福是万物中最好、最高尚[高贵]和最令人愉悦的。”

幸福是一种最高的善,亚里士多德接着考察了幸福的获得,他认为,幸福不是来自神,“而是通过德性或某种学习或训练而获得的”,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学就起到了自己的作用,“政治学的目的是最高善,它致力于使公民成为有德性的人、能做出高尚[高贵]行为的人。”很明显,政治学的目的是一种实现的行动,或者就是幸福获得的行动,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善就是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如果有不止一种的德性,就是合乎那种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在这里,人的善作为一种活动,一种行动,需要合德性,“合德性的活动就必定自身就令人愉悦。但它们也是善的和高尚[高贵]的,而且是最善和最高尚[高贵]的。”一方面,合于德性的活动就必然包含着德性,另一方面,获得善在于实现活动,在于行动,所以要达到幸福这一最高的善,就必须认识德性,认识合于德性的实践行为。

什么是德性的本性?德性的区分是和灵魂的划分相应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分为两种,一部分叫做道德德性,慷慨和节制属于道德德性,另一部分称为理智德性,智慧、理解和明智是理智德性。道德德性是通过习惯养成的,都不是由自然在我们身上造成的,而理智德性则是通过教导而发生发展的,它需要的是经验和时间。区分了两种和灵魂划分相应的德性,亚里士多德在此又开始了关于政治学的阐述,他认为既然德性是先运用才获得,那么它们就像技艺一样,是要学习才能做的,无论是通过习惯养成的道德德性,还是通过教导而发生发展的理智德性,都需要一种行动,而政治学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立法者通过塑造公民的习惯而使他们变好。这是所有立法者心中的目标。”所以在德性面前,就需要实践的逻各斯,“我们的共同意见是,要按照正确的逻各斯去做。”

继续考察德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不是感情,不是能力,而是一种品质,是与快乐和痛苦相关的、产生最好活动的品质,“人的德性就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又因为德性与实践相关,实践中存在着过度、不及和适度,所以德性就必定是“以求取适度为目的”,“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于适当的人、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感受这些感情,就既是适度的又是最好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的适度是由逻各斯规定的,它以选取中间为目的,由此他绘制了“德性表”:恐惧与信心方面的适度是勇敢;在钱财的接受与付出方面的适度是慷慨;荣誉与耻辱方面的适度是大度;在交往的诚实性方面,具有适度品质的人可以被称作诚实的;在娱乐的愉悦性方面,具有适度品质的人是机智的;在一般生活的愉悦性方面,那种让人愉悦得适度的人是友爱;义愤是妒忌与幸灾乐祸之间的适度……

德性是一种适度,要达到这种品质就必须有行动,行动是意愿,是选择,是考虑,是希望,它们都是一种实践,因为所有的行为都是“灵魂合德性的实现活动”。考察德性的性质和具体表现,考察行动的意义,亚里士多德又分析了各种不同的德性:恐惧与信心方面的适度是勇敢,是面对一个高尚的死时在恐惧方面的适度品质,一个勇敢的人能“按照逻各斯的要求并为着高尚之故恰如其分地对待这些事物”;在快乐方面的适度是节制,节制的人适度地期望获得那些适当而愉悦的事物。他不以不适当的事物为快乐,对于这些事物中的令人愉悦的事物也不会感到过度的快乐;慷慨是小笔财物的给予方面的适度,“慷慨的人,也像其他有德性的人一样,是为高尚[高贵]的事而给予,他会以正确的方式给予:以适当的数量、在适当的时间、给予适当的人,按照正确的给予的所有条件来给予。”相关的还有大笔财物花费方面的适度的“大方”,重大的荣誉的欲求方面的适度的“大度”;温和是怒气方面的适度,温和的人是以适当方式、就适当的事、持续适当的时间发怒的人,尽管他显得偏向不及一边;友善是社交方面的适度,友善的人既不随意讨好人,也不随意使人痛苦。他的友好或所施加的痛苦都出于高尚的目的;诚实是社交方面的适度,但相关于交往的真实与虚伪,诚实的人拒绝虚伪,但是他可能对自己少说几分;机智是消遣性交谈方面的适度,有品味地开玩笑的人被称作机智的,机智的人只说和听适合一个慷慨的人说和听的东西……

在考察各种适度的德性之后,亚里士多德特别阐述了公正,甚至单独列出一卷。这种“重点照顾”也是为了政治学需要,在说到善的时候,他就指出,“政治学考察高尚[高贵]与公正的行为。”在他看来公正最为完全,它是德性之首,而要保证公正,必须有法律——立法学在这里初露端倪,“我们在其中之一种意义上,把那些倾向于产生和保持政治共同体的幸福或其构成成分的行为看作是公正的。”用以保证公正的不擅离岗位、不丢弃武器、不逃跑、不通奸、不羞辱他人、不殴打、不谩骂都是法律作出的规定。而公正又是一切德性的总括,“因为具有公正德性的人不仅能对他自身运用其德性,而且还能对邻人运用其德性。”具体来说,有“成比例”分配的公正,有“算术比例的平等”的矫正的公正,有“平等的人们之间的公正”的政治的公正,有对任何人都有效力的自然的公正……所有的公正是多,而规则则是一,“因为它是普遍”,公正的这种普遍和总体,使立法学的构建成为可能,使政治学的目的变得具体。

德性分为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这是灵魂的一种区分,理智德性就灵魂中是有逻各斯的那部分,这个部分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思考其始因不变的事物,这就是知识,另一个则是部分思考可变量的事物,这就是推理,推理是逻各斯中单独的部分,“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些不同部分的何种状态是最好的,因为那种最好的状态就是它们各自的德性。”所以在对灵魂的真的探求中,只有两种实践的东西,一种是努斯,一种是欲求,“选择可以或称为欲求的努斯,或称为理智的欲求,人就是这样一个始因。”——“努斯”,这个在亚里士多德学派中被混淆的概念,一时指向推理的思想即理智,一时又指向欲求的目标——但是必定是某种实践。

分析灵魂对真的探求具有五种方式,它们是技艺、科学、明智、智慧和努斯:科学是“我们可以凭借它来作证明的那种品质”,它的对象是由于必然性而存在的,所以它是永恒的;技艺是一种与制作相关的、包含着真实的逻各斯的品质,“所有的技艺都使某种事物生成”;明智是灵魂的推理部分的品质,是考虑总体上对于自身是善的和有益的事情的品质;努斯是灵魂把握关于不变事物的知识、关于可变事物的推理的始点的真实性的品质;智慧必定是努斯与科学的结合,必定是关于最高等的题材的、居首位的科学。在分析了五种探求真理的方式之后,亚里士多德从第七卷开始又谈论和德性有关的品质,它们是自制、快乐、友爱和幸福,而且在其中的第七卷和第十卷又重复地谈到了“快乐”——为什么会有对“快乐”的重复?斯图尔特说,这两个部分尽管遵循着相同的理路,却在某些问题上引出了不同结论;格兰特认为,第十卷的讨论没有引证前面第五至七卷的讨论,其原因可能在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至七卷不是出于亚里士多德本人,而是出于其学生欧台谟之手。

当然,亚里士多德本人不可能在同一部著作中两处专门讨论快乐的概念,而且这两处的观点并不一致,亚里土多德在第七卷的讨论是针对学园派斯彪西波关于快乐不是善(以及一种善)的否定的观点,所以他列举了“对快乐的三种批判意见”:所有的快乐都不是善;有些快乐是善,尽管多数不是;快乐是一种善但不是最高善。并由此阐述了快乐是一种实践活动,正常的快乐是善而不是恶,甚至认为必要的肉体快乐也不是恶,只有过度时才是恶。而在第十卷中,亚里士多德则既针对欧多克索斯关于快乐就是善本身的极端快乐主义观点,也针对斯彪西波的反快乐主义观点,“我们认为,如果某种东西对所有生命物都显得是一种善,它就是善的。”由此他也谈到了快乐与实现活动之间的关系,快乐是整体的,每种感觉也都有其快乐,“最完善的实现活动也就最令人愉悦。”

为什么要谈到快乐的实践性意义?当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完善的实现活动令人愉悦,其实内含的逻辑便是在快乐和最高善的幸福之间建立关系,一方面,幸福是人的目的,“因其自身而不是因某种其他事物而值得欲求的实现活动”,它是自足的,而作为沉思生活的主要内容的沉思,作为努斯实现活动的沉思,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也是和幸福有着相同的意义:沉思是最高等的一种实现活动,沉思比任何其他活动都更为持久,沉思是令人愉悦的,沉思是一种自足,“德性的实践需要许多外在的东西,沉思则不需要。所以完善的幸福是某种沉思。智慧的人是最幸福的。”

幸福是某种沉思,智慧的人最幸福,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学已经导向了哲学,但是亚里士多德似乎并不在此处做一个终结,当政治学具有实践的目的,当立法学可以重塑习惯,所以他又沿着政治学的线索,考察了达到品质的行为。友爱是亚里士多德重点的一个部分,他认为,“友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高尚[高贵]的。”它是一种和自己有关更和别人有关的德性,“完善的友爱是好人和在德性上相似的人之间的友爱。”友爱是爱,是品质,是平等——所以由友爱和友爱相关的公正引出了共同体,“友爱与公正都依赖于共同体且相关的程度相同。”而政治共同体无疑是最高共同体,因为共同利益被看作是政治共同体的公正。亚里士多德开始阐述政治共同体,开始介绍政体的种类:君主制、贵族制和资产制,在他看来,“这些政体中,最好的是君主制,最坏的是资产制。”接着他似乎回到了友爱的主题,但是所探讨的是“不同政体中的友爱与公正”,他分析认为,各种变体中,民主制下的友爱与公正最多,他还认为,基于法律的友爱中抱怨较少。

不管是自爱的延伸产生了对朋友的爱,还是团结成为一种政治的友爱,无论是幸福的人需要朋友的友爱,还是共同生活是友爱的本质,对友爱的阐述和探讨都导向了他的政治学框架中,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在一开始就指出,“德性的研究属于政治学”,伦理学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研究德性的政治学,甚至政治学本身就是一种“属人的善”,所以从伦理学出发,在建立了需要的立法学之后,政治学就走在了另一条保证更完满的善的大道上:“尽管这种善于个人和于城邦是同样的,城邦的善却是所要获得和保持的更重要、更完满的善。因为,为一个人获得这种善诚然可喜,为一个城邦获得这种善则更高尚[高贵]、更神圣。”

新系统及其说明

编号:B35·2201101·1688
作者:【德】莱布尼茨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9年03月第1版
定价:19.00元当当6.90元
ISBN:9787100024969
页数:177页

“新系统——论实体的本性和交通,兼论灵魂和形体之间的联系的新系统”,莱布尼茨生前正式发表的著作不多,真正成体系地正面阐述他的哲学思想的,就是《新体系》一文。他天才地将其创立的微积分原则应用于其哲学体系中,“每一部分自然都可以被看成是一个遍地长满植物的花园和水中游鱼攒动的池塘。而植物的每个枝杈、动物的每个肢体,它的每一滴汁液都又是这样一个花园和这样一个池塘。…世界上没有荒凉的东西,没有贫瘠不毛之地,没有僵死的东西。”《新系统及其说明》内容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1663-1671年的“哲学作品”;第二部分标明为1677-1702年“莱布尼茨尼反对笛卡尔及笛卡尔学派”;第三部分则为1684-1703年的“哲学论文”。本书各篇为第三部分的后半即Ⅴ至Ⅷ各组,其中Ⅴ包括本书中“新系统”本文直至“新系统说明”各篇只是原书“新系统初稿”是放在“新系统”正文之前,而本译则移置其后;Ⅶ包含“说明(四)”至“说明(六)”;包含“说明(七)”至“说明(八)”。


《新系统及其说明》:必须有上帝来操心

相互影响的办法是流俗哲学的办法;可是我们无法设想[无论物质的微粒或]非物质的意象或性质,怎样能够从这两种实体的一种过渡到另一种,所以我们不得不放弃这种见解。
——《新系统说明(二)》

相互影响是需要让两个钟表“走得完全一致”,莱布尼兹认为,有三种方式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一种是自然的影响,惠更斯就做过一个科学实验,他把两个钟摆挂在同一块木头上,一只钟摆在连续不断地摆动中把振动传给了木头的微粒,木头微粒的变化又传递给了挂在一起的另一个钟摆上,这里的一个变化是:“除非两个钟摆互相一致,这些振动是不能完全保持它们原有的常态的,总不免互相干扰”,但是惠更斯的这个实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即使有意将这种钟摆搅乱,两个钟摆最终也恢复为一同摆动,“简直像两根和弦一样。”

两个钟摆在干扰中恢复为一同摆动的状态,这是物质的微粒产生的力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当然是物理学的。第二种方法则是用一个熟练工人看着他们,随时调整它们,让它们走得一致,当然,这是一种人为的干扰,而且所谓走得一致也大约是一种粗略的估计;第三种方式就是一开始就把这两个钟摆做得十分精巧和精确,保证他们以后摆的一致,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的一致,在自然界中,不可能有完全一样的钟摆。三种方法,一种是物理学的力,一种是人为的干扰,一种是理想状态的设想,后两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预设,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做到,而第一种方法之所以奇怪,也只能在实验中产生,莱布尼兹认为,所谓的相互影响的办法都是“流俗哲学”的办法,“我们无法设想[无论物质的微粒或]非物质的意象或性质,怎样能够从这两种实体的一种过渡到另一种”,所以他他说我们不得不放弃这种见解。

莱布尼兹让两个钟表走得完全一致的设想,其实是一种比喻,如果这两个钟表是灵魂和形体,那么它们的一致或交感会如何发生?当让两个钟表走的完全一致的设想,在物理学的力、人为的干扰和理想状态的预设中最终被放弃,是不是意味着灵魂和形体也无法完成协调一致的目的?莱布尼茨提出了一个“前定和谐”的说法,他认为在自然的通常的事情上可以请来“急救神”,而这个急救神便是上帝,“在这种事情上,上帝的介入按理只该采取他维持一切其他自然事物的那种方式。”上帝就是预先谋划制定了和谐,“上帝一起头就造成每一实体,使它只遵照它那种与它的存在一同获得的自身固有法则,却又与其他实体相一致,就好像有一种相互的影响,或者上帝除了一般的维持之外还时时插手其间似的。”

为什么上帝预先谋划制定了和谐?为什么只有上帝才能介入而让灵魂和形体保持一致?这其实是莱布尼兹所说的“交通”,上帝就是用前定和谐的办法制定了灵魂和形体“交通”的规则,但是在“交通”之前,应该认识的是灵魂的性质,形体的本质,以及灵魂和形体之间和谐的必然性问题。在1696年1月在汉诺威发表《新系统说明(二)》之前的1695年,莱布尼兹就写下了《论实体的本性和交通,兼论灵魂和形体之间的联系的新系统》这篇文章,这是莱布尼兹生前第一篇公开发表、表明自己成熟后的主要哲学思想体系的作品,在文章中莱布尼兹也表述了自己哲学思想的演变和世界观体系的定型,这个定型有两个内容,一是将经院哲学的“实体的形式”重新引入了哲学,引入的目的是更好地理解这些形式、灵魂、单纯的实体或实在的单元,从而来认识实体的本性。

在“解释实体的本性及其彼此间的交通,兼释灵魂与形体的联系的新系统”这一份《新系统初稿》中,莱布尼兹就站在读者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人们可能会感到惊奇,我为什么要自命以某种方式复兴有些人认为已经如此没落了的经院哲学,并企图提供点什么以便用某种可理解的方式来解释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及经院哲学家们的若干似乎已被人们抛弃的东西。”莱布尼兹的“复兴”其实是一种返回,他在《新系统》中说,以前认为自己摆脱了亚里士多德的羁绊,相信虚空和原子可以更好地满足想象,但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发现,仅仅在物质的或纯粹被动的东西里找到一种真正统一性的原则是不可能的,“因为物质中的一切都不过是可以无限分割的许多部分的聚集或堆积。”这个说法的另一种表达是:仅仅考虑一种有广延的质量是不够的,其中还有一种叫做力的东西,而这种力虽然不是所谓的“想象力”,但却可以看见那些“实在的和有生命力的点”,而这正是“实在的单元”的本性,“一种实体的原子,它应当包含某种形式或能动的成分,以便成为一种完全的存在。”当有生命力的点取代物理学有广延的质量之物,莱布尼兹又回到了哲学,又回到了形而上学,他的这种将“实体的形式重新找回“并恢复名誉”的做法,就是要用哲学的证明“建立某种见识可靠的东西”。

那么,实在的本性到底是什么,它包含哪些能动的成分?它如何成为完全的存在?哲学如何证明这种可靠的东西?莱布尼兹恢复了实体的名誉,就是赋予了实体一种统一性,它是自足的,封闭的,是不可分割的,莱布尼兹在《论自然本性》中就明确定义了实体:“而这种实体的本原,在生物那里就谓之灵魂,在别的东西那里就谓之实体的形式。这种本原与物质相连就构成一个真正是‘一’的实体,但凭它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个单元;也就是这种本原,我名之为单子。”单子之间没有窗户,它们不依他而存在,又包含了自己的全部可能性,心灵或理性灵魂也是实体,所以它们是永远存在的,“它们的开始就只能是由于创造,它们的终结就只能是由于消灭。”

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灵魂的轮回,不仅灵魂永存不灭,而且动物本身和有机的机器也是永存不灭的,它只有依着器官的“不同折叠”,“或展开程度上或多或少的一种变形”。在动物和有机实体身上,它也不是表现为世代的生殖,而是一种发展,一种增长,而理性灵魂遵循更高的法则,“不蕴含有任何能够致使其丧失其作为心灵社会公民身份的东西”,而这种心灵社会公民身份的东西所具有的就是莱布尼兹赋予实体一种道德性,“物质的任何变化都不会使理性灵魂失去其人格中的道德性质。”实际上,实体具有的道德性为上帝的出场创造了条件,因为理性灵魂不失去人格中的道德性质,就在于“上帝把事情安排得如此周全”,就在于理性灵魂就是一个具体而微小的上帝,“它们是照着上帝的影像造成的,具有若干神性的光辉。”而这个上帝又保证了灵魂的永存不灭,因为它们的开始和终结是由于奇迹,而这个奇迹就是上帝,因为上帝“特意创造出来灵魂”。

“由于有灵魂或形式,于是就有一种和我们称之为自我的东西相应的真正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不论在人为的机器还是在物质的单纯堆集(不管如何有组织)中都是不会有的”,这就使得实体超越了物理学所有的点和数学的点,成为形而上学的点,而这个形而上学的点就具有了生命的东西以及一种知觉。由此,莱布尼兹开始了关于灵魂与形体这两个钟表走得一致的“交通”建构问题。一方面他再一次强化上帝全能的创造性,上帝创造了灵魂以及其它和灵魂同类的实在,它具有自足性和不可分割性,“否则要从外部接受某种东西是不可能的”,这种内部产生而出现的“完全的协调”就成为了一种必然,“正是这种在宇宙的每一实体中预先规定好了的相互关系产生了我们所谓的实体之间的交通,也就是这种关系独一无二地造成灵魂与形体之间的联系。”为什么是一种必然?莱布尼兹说,实体的本性要求本质上包含着一种进展和变化,“没有这种进展或变化,实体就不会有活动的力。”

莱布尼兹:为实体的形式“恢复名誉”

活动的力造成变化,变化产生交通和和谐,灵魂和形体两个钟表走得一致,这就是莱布尼兹的“新系统”,“从来没有一个系统能更明显地把我们置于如此崇高的地位。”它是分离而自足的世界,它包含着无限,它表现着宇宙,它和宇宙本身一样延续,一样永存,一样绝对,“因此我们应当断定,心灵应该永远以一种最适宜于对由一切心灵所构成的社会的完满性有所贡献的方式,在宇宙中尽其本分职责,这种心灵社会在上帝之城中构成了心灵在道德上的联系。”这种道德的联系既可以看成是让系统成为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也在上帝的动力学中建立了宇宙和谐的神奇观念。但是《新系统》只是提出了实体具有的道德性以及交通的必然性,初稿中论及的也是上帝权能创造的永存不灭,“至于这些形式、灵魂或实体性的本原的开始和终结,应该说它们的起源只能是由于上帝的至高无上的权能的特意创造,它们的终结也只能是由于上帝的至高无上的权能的特意消灭。”运动的力到底是如何产生,如何完成和谐,莱布尼兹并没有完整地阐述,直到1696年发表“关于实体交通的新系统的说明,用以答复1695年9月12日《学者杂志》上对此所提出的意见”一文,才第一次提出了“前定和谐”这一术语。

他说,实在的单元“是赋有真正统一性的实体”;他说,“绝没有无用的实体,所有的实体都被造成为彼此协作,”因为要“完成上帝的计划”;他说,一些实体对另外一些实体会发生作用,“其中一个实体是由于和谐法则而成为另一实体变化的原因。”他说,没有一种形体没有运动,也没有一种实体没有努力,实体中的力就在实体之中……但是,当别的实体因为这种力而发生变化,力不是一种实在的影响,不是意象的转移,而是“前定和谐”,而前定和谐不仅仅在于力的守恒,更在于方向上的量的守恒,“我的这个系统保持了力与方向,简单地说,就是保持了形体的一切自然法则,尽管在形体中还有由于灵魂的变化而引起的变化。”在《新系统说明》之二里,莱布尼兹前定和谐就是上帝预先谋划制定的东西,而在1696年“新系统说明”之三中,认为前定和谐“是最美的方式,而且是与他的尊严最相配的”;而在1698年发表的“对于培尔先生在关于灵魂与形体的联系的新系统中所发现的困难的说明”中,针对培尔先生提出的“那种内在的自发的行为的必然衔接”会不会既是快乐又是痛苦的疑问,莱布尼兹认为,灵魂产生变化似乎和这样一个公理相悖:“一个东西一旦是如此,若没有别的因素介入使之改变,就永远是如此。”但实际上莱布尼兹认同这条公理,认同公理就是认同实体自足性和封闭性的特征,“一个东西若单凭它自己,就只能永远保持它原有的状态”,但是这种“永远如此”不是静止,它同样是变化的同一性,“如果这种状态是一种变化的状态,它也就继续地变化,并且永远遵循同一条法则而变化。”而这个永远变化的造物主便是上帝,“必须有上帝来操心,使凡在形体中所发生的变化都在灵魂中连续不断地表现出来;而我则认为这是上帝给予灵魂的本性本身,按照它固有的法则就能把在器宫中所发生的一切自行表现出来。”

“必须有上帝来操心”,上帝既是宇宙的集中,也是宇宙的来源,而作为实体的单子在前定和谐中成为具体而微小的上帝,“我的全部系统归到了这里,就是每个单子都是宇宙的一个集中,每一心灵都是对神性的一种仿效。”上帝预先规定了单子的变化,并使之与其它胆子的变化协调一致,世界便是上帝“前定和谐”的,它完满地体现了寓杂多于整一的原则,灵魂与形体和谐而成为统一,钟表永远在“交通”中走得一致,所以乐观主义的莱布尼兹说,这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