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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020322·0623 |
| 作者：莫言 | |
| 出版：作家出版社 | |
| 版本：2001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10.00元 | |
| 页数：518页 |
《檀香刑》所寻求的是一种民间声音的统治，叙述者按照猫腔这一地方小戏的节奏讲述刽子手赵甲的完美技艺和戏班班主孙丙奋起抗德的悲壮举动。民间的声音绵延不绝，渗透到历史粉饰层的里面，使历史还原它的本来面目。莫言把“檀香刑”当作一种精神符号，他借赵甲之口说出了内在的意图：“这行当（指刽子手——笔者），代表着朝廷的精气神儿。这行当兴隆，朝廷也就昌盛；这行当萧条，朝廷的气数也就尽了”。檀香刑的完美设计恰恰象征着大清王朝的回光反照。莫言对酷刑细节的精雕细刻，不仅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而且也暗讽了延续几千年的“看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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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7·2011203·0609 |
| 作者：（墨西哥）富恩特斯 | |
| 出版：花城出版社 | |
|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3.60元 | |
| 页数：258页 |
拉美的贫困与落后同欧美的发达形成鲜明的对照，对富恩特斯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促使他以比较的手法观察与思考拉美不发达的原因，进而提出解决的设想。他说过：“我希望给我的人民幸福与进步，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别忘记，历史不是完美的，我们是容易受骗的可悲的人们，尽管我们有能力创造更好一点的社会。”在这两部小说中，富恩特斯就是希望能找到幸福的秘方。
后来我在给外公的信中增加了一段内容：“请你快点来接我回去吧。我觉得庄园里更讲道德。让我慢慢对你说吧……”
——《道德》
阿尔贝托的信没有发出去，对外公的那些话只留在纸上，信件的私人性为那些话永远放在隐秘世界里创造了条件，但是当一封信没有寄出，没有被收件人看到，是不是意味着着那个可以交流的读者缺席了？或者说，是外公庄园里的生活缺席了，更进一步讲，是那个将教徒比作凶猛“黑鹫”的外公缺席了，甚而至于，是作为华雷斯共和党人的外公所谓的道德生活缺席了。
外公骂教堂是黑咕隆咚的，骂堂娜卡西尔达是个“老信徒”，骂信教的人是糟蹋花草的兀鹫，还倚在花园的栅栏上挥舞着拐杖，这是信仰不同造成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最后成了关于自尊，关于是否具有道德性的冲突，外公会在牧师经过的时候掀起姘妇的裙子，在牧师仓皇出逃时哈哈大笑；会赶进城去用拐杖将记者的胳膊肘敲碎，因为记者在报纸上说外公是“山野村夫”；会用口水咒骂阿尔贝托的三个姨妈，“跟你们没任何说的，丑八怪！我还得留着唾沫干别的事呢。”作为一个华雷斯共和党的人，一心希望别人对他尊重，但是当信仰不同而产生矛盾的时候，是不是所谓的咒骂和武力反倒变成了一种不尊重？
童年时的阿尔贝托，一直生活在外公身边，他听惯了外公的咒骂，看过外公挥舞拐杖的样子，也总是见到他从来不梳的头，当然，在外公身边还有一个女人，一个长期和外公同居的女人米卡埃拉。这是一种道德败坏？或者在信徒眼中就是这样，而当姨妈们将阿尔贝托从庄园里接走，他们就烧掉了我身上的脏衣服、臭鞋子和臭汗衫，并找了一个温文尔雅的老头当法式西语的老师，为了我在假期后能步入正规学校，内贝迪塔姨妈还每天午带阿尔贝托去教堂，强迫他坐在硬板凳上。
一个生下来母亲去世、四年后父亲去世的孩子，其实丧失了某种至亲的爱，和外公住在一起，也许是在童年生活里能找到一种叫做自由的东西，就像外公养着的那只鸟，“我梦见外公的小鸟一起展翅飞翔。它们自由了：蓝色的天空出现了道道闪电般的、稍纵即逝的橙、红和绿色。”但这个梦是在离开庄园之后做的，是在生病的时候做的，和梦一样，大仲马的小说成为了渴望自由生活的见证。从某种意义上，我是想回到外公的庄园，“一个多月过去了。我已经厌倦了这儿的幽禁生活。”
但是当姨妈为自己送饭送水，替自己量测体温，看着自己服药，似乎让阿尔贝托找到了一种母爱，尽管还叫她姨妈，但是在阿尔贝托眼里她是一个温柔多情的女人，“浑身上下又细又白；眼睛也大多了，而且充满了光亮。她身上白嫩极了，唯一不好的是她有时会叹息、会哭泣。”一种爱的回归，是对于童年缺失的弥补，所以写给外公那封信，虽说想要回去，但并没有发出，一种犹豫，是关于自由和道德的选择，或者是自我和爱的两难——因为无法抉择，所以信既没有立即寄出，也没有说从此不寄，“我尚未决定是否将它发出去。”
一种抉择似乎永远留在了以后，而关于自由和爱，关于信仰和道德，也将成为人生一个永远的话题，在可能与不可能中走向不同的方向。依然是一封信，寄出和未寄出，也将人生带向了两个端点，“一个纯洁心灵所产生的种种无意识选择会比恶习本身的种种有意识组合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引用雷蒙·拉迪盖《奥热尔公爵的舞会》里的这句话，并不是在纯洁心灵和恶习之间做出一种选择，而是在无意识和有意识之间错失本该拥有的东西，克拉乌迪娅不断给胡安·鲁伊斯写信，一个在墨西哥，一个在瑞士，他们的信件似乎可以缩短彼此的距离，但是当因为空间而隔开，似乎再也无法走在一起，
“胡安·鲁伊斯，亲爱的，是谁剥夺了我们的权利？失去的已难追回。你瞧，我不强求你什么。”原先是瑞士式的自由，有银手镯，有草帽，有柠檬冰激凌，有青铜雕像，这是一个更开放的世界，但是在诸如克里斯蒂妮、孔苏埃洛、索纳丽、玛丽·法兰兹、英格丽特等女人名字包围的生活里，是不是曾经的一切都仅仅变成了回忆？即使胡安是在一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失去，“我百无聊赖，感到自己是一座建筑在沙丘上的大厦，一有风吹浪涌，就立即土崩瓦解，把一切还给大海：童年、游戏、我们的海滩、我们的欢乐、我们的友情——多少人羡慕过、追求过这种胜似兄妹的友情”，但似乎再也无法回来了。
“克莱尔怀孕了。”似乎是他在信里的最后一句话，而克莱尔也在写来的信里说“我怀孕两个月了”，但是这孕育新生命的希望为何会被“三个星期后，克莱尔自杀了”所取代？流产了，婚礼取消了？或者还有更隐秘的事？当在枕头边找到最后的信，生命真的已经戛然而止了，于是信件变成了纸片，在寒风和浓雾中翩翩起舞，“胡安·鲁伊斯，我想它们会飞到你常去潜泳的莱芒湖，去寻找一片属于它们的海市蜃楼。”也是信，而且发出，像纸片一样来到胡安身边，但是当一切逝去，纯洁的心灵也早已在恶习的有意识选择中和纸片一样随风飘散。
逝去的东西是永远逝去了，而最为悲伤的是在过去逝去的同时带走了现在，《娃娃女王》里的我以为记忆是“足以容纳幻想志海的辽阔海洋”，却只不过是小得可怜的树丛，四年前瓦尔迪娅就死了，找到的阿米拉米娅还是那个以前的她？“令我惊讶的是，我脑海里的她并不符合现实中轻盈、好奇、不住地东张西望的活生生的她。”只不过是一个娃娃女王，指纹留在脸上，记忆在雨水的冲刷下落入了泥泞的雨地；《两个埃莱娜》里的维克托在四年之后的婚姻里听到埃莱娜说：“如果三人婚姻能给予我们以康健愉悦，使我们比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话得更好，那就是道德，对不对？”看过那部叫《祖与占》的电影，对于婚姻的另一种想象其实是道德的解构，但为了所谓的康健愉悦，就用两个埃莱娜来完成新的定义——那个已经结婚22年的堂娜埃莱娜是不是另一个镜像？“大伙儿都说您和埃莱娜长得像姐妹俩”，一定不是相像的问题，而是在4年和22年的婚姻故事里寻找另一种超越道德的借口，“毫无疑问，我的另一位埃莱娜，我的补充，正在温暖的床上把我期待：惶恐不安，眼圈发黑，双目睁圆，白皙、成熟、肉感的躯体散发着芳香，一如热带雕花立橱里的衣裳。”
非道德的实践变成道德的理由，是不是一种冒险？而当“两个埃莱娜”成为隐喻，谁又是里面那个被困住的人？童年的阿尔贝托在姨妈非宗教的爱里忘记了外公的庄园，回去和不回去的选择变得无意义；胡安。离开了墨西哥的一切“纯洁的心灵”，和谁结婚也变得不重要了；而逝去的娃娃女王、四年的婚姻，如假尸一样成为被抽空的存在，道德和不道德早已不是应该选择的东西。在如此的困境中，似乎人人都成了“盲人”，看不清真正的意义，“我们无法战胜/这些伤残的身躯，/这些贫穷而又赢弱的盲人。”《真爱之书》作为题辞，就是把那个逝去而找寻不到，失去而不再回来的世界放置在了镜子里，有人想象，有人虚构，有人感怀，最后都如不寄出的信一样，看不见的缺失是一种贫穷，是一种羸弱，是一种伤残。
仿佛死亡。但是“奥拉”就是一个拯救者？一个让人看到希望——甚至是微弱希望——的幻想之母？蒙特罗仿佛是从黑暗中穿过来，然后就看到了奥拉，看不清完整面目，“比无声无息还要无声无息”，但是却“打破了笼罩在两人之间的沉寂”。第一次出现的奥拉，就像活在蒙特罗的幻想之中，而这种幻想是打破了现实的沉寂，甚至去除了面对夫人时的不安。那扇门走进去，是一只即刻消失在黑暗中的兔子，以及像是活在历史中的妇人。蒙特罗看到广告去找夫人，是为了那月薪四千比索的薪酬，而其实，是将自己拉进黑暗中，一个“惯于钩沉索古、收集无用资料的历史学家”，像是活在沉寂的历史里，而夫人招人的目的就是为死去的丈夫略伦特将军整理手稿，而且按照夫人的意思，“必须付梓出版”。
略伦特将军经历过战争，经历过死亡，所以他一定活在历史之中的人，当那些手稿被捆扎在一起，便是作为历史档案而存在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略伦特将军、收集资料的历史学家蒙特罗、幽暗的房子，甚至那只跳进黑暗中名叫萨加的兔子，都是历史维度里的存在物，都进入了再无法逃脱的封闭世界里。但是，当眼睛没有习惯黑暗而看见的奥拉，是不是就是一种将人从历史中突围的力量？手搁在裙兜里，人是年轻的人，还有着女人独有的魅力，那件绿衣服似乎就是希望之所在。蒙特罗就是在看到奥拉的那一刻，想到要从这历史的泥沼中走出来。
而其实，越想要出来，就越需要深入其中，越深入其中，也就越难以脱离。奥拉之出现，仿佛是一道光，带领自己走向现实之美，但是奥拉之存在，是夫人提供了黑暗的背景，她总是那样双漆跪地面对着供奉圣像的墙壁，而那里的圣像有基督、马利亚、圣塞巴斯蒂安、圣女卢西亚、天使长米迦勒，除此之外还有那个怒不可遏的魔鬼：“其所以眉开眼笑，是因为床头灯照耀着如此古老的板画：用三叉戟刺穿有罪人的皮肉，把锅里的沸水倒在有罪人的身上，以及强奸女人，酗酒，享受着圣人们难以企及的自由。”魔鬼和圣像放在一起，或者魔鬼本身就是作为圣像而存在，一定会让人想到死亡，想到罪恶，而夫人如此虔诚，是不是也是向死亡祈祷？蒙特罗看到天井里锁着无数只猫，它们在火焰里翻滚、挣扎，散发出浓烟和刺鼻的焦肉味儿——一场梦，像是那个跪拜的魔鬼的投射，而这个房子无疑掺杂着太多的阴森气息。
而其实，夫人告诉他：“我们被包围了。四周造满了高楼，挡住了我们的光线。他们想强迫我们卖掉这幢房子。除非我们死光了。对我们而言，这房子到处都是值得纪念的东西。除非我死了，否则他们甭想撵我走。”黑暗是因为遮挡住了光线，祈祷是因为被占有了权力，这是现实的黑暗，这是现实的可怕，所以夫人的一切努力是为了抗争现实，那只兔子在她看来，就是“忠于自己的本能”的象征，是“自然的和自由的”的符号。似乎出现了一种选择：逃离黑暗，让历史重建光亮，这是对于逝去的一切的突围；回到现实，是被阻挡的阳光，是被占有的空间，是不是应该回到历史？
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悖论，而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控制一切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欲望。略伦特将军参与战争无非是一种征服欲，而写就下来就是把欲望变成了文本，当蒙特罗翻译整理出来再出版，就是把历史的欲望介入到现实；现实中房子的光线被占有，这是他人的另一种征服欲，甚至是所谓的文明对于自由的戕害；而夫人整天跪拜着圣像，是将圣像物化，是另一种世俗宗教里的欲望，而蒙特罗在第一次看见奥拉，就对神秘的奥拉发生兴趣，一定也是欲望使然，甚至在他的梦中，奥拉逐渐展露出身体，像一道光，照见了黑暗中的欲望。
所有的欲望在历史和现实的维度里展开，双向、双重的欲望，即使对历史的想象，也是对现实的虚构，所以，过去和现在重合，所以梦境和现实重合，所以魔鬼和上帝重合，所以夫人和奥拉重合：
睡梦中，她站在你的面前，她之所以叫喊是因为有人当中扒开了她的绿色塔夫绸裙子，于是
那个光秃秃的脑袋
转向了你，双手拽着破碎的裙子，微笑着，牙齿上重叠着老太婆的牙齿。
一切就如略伦特将军回忆录的最后一句“孔苏埃洛，以前魔鬼也曾是个天使……”一个女人集合了善与恶，美丽与丑陋，便是想象的欲望和现实的欲望的混杂，而当这一场梦进入到蒙特罗的世界里，奥拉就变成了孔苏埃洛夫人。一切早有了预示，当踏进这扇门的那一刻，门牌就在现在和过去中混淆，旧门牌的41号变成了现在的924号，现在的815号就是过去的69号而当蒙特罗进入其中，阅读故事，展开想象，甚至在梦中和奥拉在一起，那么这种混杂也让现实的自己成为历史中的他者。奥拉穿着绿色塔夫绸晨衣，裸露出洁白的大腿，看上去不到二十岁，但是随着欲望的深入，她在变老，头发开始蓬松，脸色开始苍白，再继续，眼睛出现了老太，鲜红的嘴唇黯然失色，再继续，“仿佛天井里的植物，愣把蜂蜜和苦水搅在了一起。”
于是当奥拉问他：“即便是在百年之后，费利佩？即便是我死了，你也永远爱我？”蒙塔罗肯定地回答：“永远，永远。我起誓。无论什么也不能把你我分开。”这是梦中的誓约，也是真实的故事，当手稿的最后一叠被打开，里面掉出来的是泛黄的照片，时间是1894年，地点是奥斯曼大街35号，女人是绿眼睛的奥拉，而男人呢？“照片有点儿模糊不清：奥拉已不如前一张照片年轻，但看得出来，是她，是他，是……你。”“摄于我俩结婚十周年纪念日”的照片上是奥拉，也是孔苏埃洛夫人，是略伦特将军，也是蒙特罗——当1894年就是现在，历史渗入了现实，而当一切被置换，蒙特罗也变成了那个活在历史中的略伦特。
“要想再生，必先死亡……”死去的历史，死去的战争，死去的丈夫，甚至死去的照片，死去的手稿，一切都已经死去，而再生是不是真的就是脱离了死亡？“是……你”你，第二人称单数，在被叫出的时候，对面一定有一个活在此时此刻的我，我和你构成的结构是对话式的，而当蒙特罗以“你”穿越历史和现实，那个我是不是作者富恩特斯？——他要给历史中的“你”带来怎样的自由世界？黑暗之幻象，梦中之幻想，以及旧照片、旧手稿里的标注，在被物化的欲望世界里，只有死亡，为了再生的死亡，为了复活的死亡，为了欲望满足的死亡：
男人的狞猎与奋斗，女人的是非与梦想；女人是幻想之母、神灵之母，具有非凡的洞察能力和欲望与想象无休止飞翔的翅膀……神灵犹如男人：在一个女人的怀里诞生、死亡……
——朱尔斯·米舍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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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5·2011203·0608 |
| 作者：（美）雷蒙德·卡佛 | |
| 出版：花城出版社 | |
|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3.30元 | |
| 页数：221页 |
美国当代作家雷蒙德.卡弗的最后十年的生活是与酒连在一起的，在小说中，卡佛就像马斯顿一样，处在某种“威胁”之中，这威胁既来自身边的人，又来自遥远的地方。身边与远方，这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呢?从身边，从远方，对马斯顿说，不断传来“威胁”的消息，这是邮递员罗宾逊眼中的马斯顿：“每天，我都能瞥见他仍在等我，不过是站在窗后，透过窗帘向我张望。我走后他才出来，我能听见屏风门的响声。如果我回头看看，他就显出不紧不慢的样子，朝信箱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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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63·2011203·0607 |
| 作者：（阿根廷）卡萨雷斯 | |
| 出版：花城出版社 | |
|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3.00元 | |
| 页数：189页 |
博尔赫斯在序中说：“阿多尔福·比奥伊·卡萨雷斯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幸运地解决了这样一个难题：用幻觉、幻想和象征（而不是超现实的假定）谱写了一部新的、充满奇迹的《奥德赛》。”莫雷尔是一个神志不清，不断产生幻觉的人，而正是这种幻觉使博尔赫斯认为小说“给我们的大陆、我们的语言文学带来了新的希望。”
如果有谁（根据我的这份报告）发明一种能使存在失而复得、离而复合的机器，我要请求他找到我和福斯蒂妮，让我进入她意识的天堂。那将是一种仁慈的举动。
最后一页，最后一句。1992年出版，2001年购买，2019年阅读，三种行为发生在三个不同的时间里，但是当时间经历了过去抵达此刻，为什么书还是那本书？为什么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为什么最后一页的最后一句还是这一句？时间无法改变文本，实际上是无法改写被一个作者写下的文本，就像“我”在日记本上写下的那句话：“当我想到这白纸黑字可能成为我的遗言时，心中充满了惆怅。如果我真该这样死去，那么至少得让我证实，当我最终被人发现时，已不再有谁说我是在撒谎，也不再有谁相信对我的判决是公正无误的。为此，我要把这份报告附在莱奥纳尔多的护照上，看看世人是怎么对待这一切的。”
最初的日记被写下，是一种意识的记录，当它再次被翻开被阅读，时间发生了改变，是不是意识也在这种改变中成为另一种需求？白纸黑字是一种证明，证明此时此刻的想法，所以称之为“日记”，它以明显的“*”为标志，在一次又一次地记录中完成生命在时间中的样子，但是为什么日记会成为“遗言”？又为什么在记录之外试图达到证明的目的：证明我不是在撒谎，证明判决并非是公正的，甚至要向世人证明我的所做所为是正确的？所以，日记的意义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现在，甚至超越了个体的死亡，它要在更远的将来，成为一种文本：独立于时间之外。
而这是不是为了走向一种永生？而永生的目的只能揭开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我们必须在时间中死去，“我想我们之所以失去永生的权利，是因为我们的生死观迄今未改。我们搜肠刮肚，想方设法，企图保住我们活生生的躯体，殊不知最要紧的不是肉体而是意识。”每个人都不可能永生，都会成为时间中的死者，但是生与死的意义不在于一种肉体的存在的寂灭，而是要在意识中成为存在，也就是从日记到遗言再到证明的目的：从肉体束缚中逃离出来，在不死的意思里达到永恒，完成证明。
文本指向永生，如此，可以在文本意义上把我分成两种状态：肉体死亡之前和肉体死亡之后但意识不死。这两种状态是以什么作为标志的？还原到日记意义上的文本？“我写日记，是为了记下这些令人费解的怪事。”要写一本《幸存者的自卫》火《马尔萨斯颂》，而且就从“今天”开始记录，因为记下日记是因为我没有溺死，没有闷死，没有因为绝望而“而惨然自尽”——正是因为不绝望，所以不管是肉体还是意识都是活着的。所以以此的标记，一个人肉体没有死去，这个没有死去的肉体包含的时间不仅包括记下日记的今天，也包括今天之前的过去。
在日记里，我总是想起已经发生的过去，“不妨将我的生前经历概述如下：我有一个平淡无奇的童年，每天下午几乎都在帕拉伊索大道度过；然后是被捕前那些无关痛痒的岁月；再往后是没完没了的逃亡生涯；最后是上岛以来的可怕遭遇……”这是最简短的回忆录，有童年，有被捕的岁月，有逃亡的经历，有可怕的遭遇，而这些回忆似乎又带向了“今天”：我为什么会生活在这个小岛上？据我的回忆，是因为在命运悲惨的情况下，在走投无路的命运里，说服了一个意大利人，然后他把我带到了这个“人迹罕至的神秘海岛”。
这是在我生命中出现过的第一次绝望，而其实每次绝望都指向了肉体寂灭的死亡，所以当我踏上小岛的那一刻起，完全可以假设，我已经在绝望中死去了。被判了无期徒刑，在不公正的判决中，无论是逃亡还是送进监狱，其实都是一种死亡，而小岛似乎变成了死亡之前的一种幻觉：这里有博物馆，有教堂，有图书馆，有游泳池，有图书馆，还有神龛、陶俑、绘画、钢琴，如此种种怎么可能是一个无人的小岛？
这只是在物质意义上证明逃亡小岛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其实，在我的日记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指向了虚无：岛上为什么突然提前到来了“仲夏”？图书馆内的藏书为什么完好无缺？为什么那天岛上的所有照明设备都骤然亮了起来？为什么会看到神秘的登岛者？而且会出现两个月亮和两个太阳的千古奇观？幻觉出现了，而真正的幻觉就出现在那些神秘的登岛者到来之后，这里似乎就暗含了一条线索：只有他者的侵入，在自我意义上的意识才可能被证明是一种幻觉。
神秘的登岛者，都在我之外，还有那一个女人，她总是在下午坐在岩石上观看日落，“然而，她的出现，在我冥冥厌厌的内心深处点燎了希望之火。”所以，幻觉像希望之火占据了意识层面，我起先是观察她，接近她，试图引起她的注意，“我的计划是，抢先一步赶到岩滩，摆出一副凝神观看夕阳的架势。她，或者惊讶，或者疑惑；渐渐地惊讶或疑惑转变成了好奇——共同的志趣或嗜好使我们的关系朝着可人的方向发展，她问我叫什么，我们成了朋友……”但是我的种种努力都无法走进她的世界，当我冒失地从她身边走过时，她没有任何反应，也对我视而不见；当我对她说：“小姐，请听我说”的时候，她依然无动于衷；甚至我指着旁边的大胡子，大声地用法语说：“留胡子的女人，福斯蒂妮夫人！”也依然没有改变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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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奥伊·卡萨雷斯：创造了拉美文学的“幻觉” |
所以，我浑浑噩噩地得出两种结论：一是由于我近来一直在吃草根，据说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善于配制一种难以入口的植物根汤，人一旦喝了这种东西就会长时间出于梦幻状态；第二种可能是，我认为一切的事的确发生了，也就是说登岛者的确闯入了小岛，并且让我在意识里产生了对他们的抗拒，也让我在女人面前点燃了希望之火。两种结论，我认为一种是事实，一种是记忆，当它们并列在我的意识里的时候，似乎我还是清醒的。
但是，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清醒越来越趋向于幻觉，那个叫莫雷尔的人出现了，那个女人被叫做福斯蒂妮，而且他们总是重复出现，也就是在他们重复登岛的时候，天上就有了两个月亮和两个太阳，就像西塞罗在《诸神的自然》中说的那样，“听我父亲说，在图迪塔诺和阿基利奥辖区曾经出现过两个太阳。”“从此以后，夜有二月，昼有二日。”这个“从此”是一种时间标志，其实在真正意义上，不管是幻觉，还是记忆，都指向了肉体的死亡，也就是说，“我”早就已经死了，死后出现的幻觉，死后出现的意识，只不过是为了寻找一种永生。在保留了意识的死亡状态中，我推测了这些怪异现象发生的原因：一种是我传染了可怕的瘟疫，“不速之客，音乐和福斯蒂妮统统是梦魇的产物，是幻觉。梦魇还使我丧失知觉，看不到死神的逼近”；第二种可能是因为沼泽和视频的匮乏使我成为了隐形人，所以那些不速之客看不到我；第三种可能是梦，第四种可能是我遇到了鬼魂，“他们生前可能是好友，死后又聚集在一起。”
不管是瘟疫带来的幻觉，还是隐形，不管是梦，还是鬼魂，其实都脱了肉体的意义，也就是说，种种原因都存在于意识里，而意识之存在就消灭了肉体的生，甚至在第四种意义上，不是他们是鬼魂，而是我本身就是鬼魂，就是幽灵，“这个想法使我欢欣鼓舞，因为它艺术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幽灵超越了生死，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凌驾于被不公平判决所劫持的肉体世界。所以超越在本质上是死亡的证明，“我的死亡日期可能是在法警进入我那又臭又脏的粉红色牢房的前几天”，或者是在上岛之前，“当时我驾着小艇，冒着烈日，浑身瘫软，全无知觉，很可能是死亡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死亡已经发生，但是超越死亡的意识没有死去，所以有了人迹罕至的小岛，有了可以让我继续研究的图书馆，有了不被人打扰的教堂和博物馆，有了自娱自乐的游泳池——如此种种，都在脱离那个让我痛苦的世界，让我寻找到自由，也是对于不公正判决的弥补。而在这些幻觉中，最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女人，一个神秘、优雅，甚至性感的女人福斯蒂妮，她虽然和那些登岛者一起来到这里，但是她对我的意义是特殊的，而这种特殊或者也是在弥补死亡之前的种种不公正。
所以，登岛者、莫雷尔、福斯蒂妮，甚至大胡子，都在进入我的意识世界，都在营造另一个灵魂世间——也就是从这里开始，曾经严格以每天为序的日记变得模糊，“*”错乱在各种幻觉里，也就意味着物理时间渐渐过渡到了心理世间，而所有的一切最后都变成了自我的虚构——一种完全和肉体、和时间无关的虚构，而这个虚构的标志物便是“莫雷尔的发明”。在那个大厅里，在众人之中，莫雷尔说出了自己的发明，那写在黄色绢纸上的文件中说：“我的秘密在于我自作主张地把你们拍摄成了照片，当然这是一种不同凡响的照片，是我的最新发明，我们将借助于它而获得永生。这一周的生活就是这种照片的原型，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已被悄悄摄录，并已经存入一种能使之不断重复的存储盘里。”
把人的一切拍成照片，利用类似于镜子的复制器械，把人复制下来，然后可以每天重复，这是让时间失去意义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取消死亡，就是走向永生：
通过我的机器，你们可以听到千里以外某人或某物所发出的声音，就像打开收音机收听某个波段的音乐；如果我打开嗅觉开关，你们还可以闻到远在天边的马德琳头上的茉莉花香；如果我打开触觉开关，你们则可以触摸她的头发或任何一个部位；倘若我打开所有开关，那么马德琳就会完完全全地出现在你们面前。当然这是另一个她，从镜子里分离出来并被赋予了她的声音、她的体温以及她整个可感、可闻、可视的躯体。这个她和真实的她一模一样，同时存在。假如换成你们自己，则你们会以为这是你们的化身或者化装、模仿得维妙维肖、真假难辨的神奇演员。
莫雷尔的发明是以永生的时间取代物理的时间，以照相里的影像取代肉体的生命，但是，“为了复制生命，我发明了生命复制机。须知，我复制生命而决不创造生命。”这里就有两个疑问：人的灵魂到底在何处？重复的生命其意义在哪里？莫雷尔说重复是“永远感到新鲜、快乐”，因为所重复的是“我们当时的生活情景和愉快心情”，也就是把最好的部分复制下来，每天重复就是在重复新鲜和快乐，而正是这种复制，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灵魂的缺失，“我复制生命但不创造生命”，灵魂不可重复，不被创造的生命也只是简单的、机械式的循环，最后还是会取消新鲜和快乐。
所以，莫雷尔的发明为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如何创造生命。而对于我来说，创造生命的唯一形式就是和福斯蒂妮在一起。我想要推翻那些形象，捣毁那些机器，撕烂那个胶卷，我闯进了莫雷尔的机器房，准备用他的发明为自己创造一个生命体，但是我发现墙上的窟窿不见了，洞口被人堵死，也无法凿出一道小缝或者一个小洞，我就像被自己围困住了，和那个虚无的福斯蒂妮一样，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其实，真正打破幻觉、寻找灵魂的办法，是让自己彻底死去，然后分裂为两种状态，就像在一个舞台上，一种状态是演员，另一种状态则是观众，“我感到自己被关在那沉入大海的潜艇里，感受着着被窒息而死的滋味，同时我又像舞台上的英雄，临危不惧、死而后已。”自我拯救，自我超越，所以肉体之死必然发生，彻底发生，这就是所谓的绝望——第一次绝望就是最后的死，不公正的判决将我带向了肉体之死的境地，所以我才会在幻觉中，在创造中，在梦里，带着灵魂，带着时间，带着我对福斯蒂妮的爱，再造生命。
“我已经完完全全地走进了这另一个世界，我的形象和福斯蒂妮密不可分，和海恩斯、多拉、阿莱克、施特弗尔、伊雷内等人（甚至该死的莫雷尔）难弃难舍。”肉体在那里腐烂，坏死，病变、脱落，而我则和福斯蒂妮一起，而且为他人提供了证明，“我仍然可以看到我的形象陪伴着福斯蒂妮。我不再把她视作不速之客，旁人则会把我俩当作一对卿卿我我、难舍难分的恋人。”那时，其实分裂的我也是观众，看着“我”和女人福斯蒂妮在一起，以永远的影像方式存在着，在另一个我的永生意识里一起走向天堂。
从肉体到意识，从形象到灵魂，从绝望到希望，都是在取消时间的意义，都是在制造公正的证明，都是在抵达灵魂的天堂，所以那些法律、机器、文明、疾病，都变成了我们必须弃绝的肉体世界，如此说来，不是他们侵入了我的世界，是我侵入了他们的世界，也不是莫雷尔单独发明了机器，而是我就是莫雷尔——另一个我，另一个将我置于死地的我：“也许我死后会莫雷尔同处一个地狱，而我又深深地爱恋着福斯蒂妮，逼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杀人或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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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011203·0606 |
| 作者：（德）卡尔·楚克迈耶 | |
| 出版：花城出版社 | |
|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2.80元 | |
| 页数：167页 |
楚克迈耶的小说有着德国古典主义的特色，在《狂欢节的忏悔》中，我们读到的是一起发生在狂欢节上的谋杀案，调查此案成了小说的主题，而在这过程中，各色人等出场，使故事在神秘气氛中逐步展开。
“因为不管谁谋杀了他，是我把斐迪南逼上了绝路，而更坏的是，是我给了他生命。在他身上有一种不诚实的、堕落的生活的可耻标记……难道我应该让只有穷人才不道德、不诚实的假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无论如何，他是我的儿子……”
“是我给了他生命”是开始，“是我把斐迪南逼上了绝路”是终结，当生命的意义在被预设的结局里走向死亡，这是不是早就注定的一个宿命？而这种宿命也在这个从星期六开始的狂欢节里上演着，这是星期一，是三天狂欢节的最后一天，潘内萨将和卡塔琳娜扮演王子和公主作最后一次“出巡”，但这最后一天却是潘内萨忏悔的开始，起点是为了走向终点，终点是在忏悔中寻找起点，“狂欢节的忏悔”就以一种宿命的方式解读着关于父与子，关于爱与被爱的寓言。
当潘内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正在教士会会员杭利策博士面前忏悔，当他说到死去的斐迪南是自己的儿子时，一个被遮掩的道德假象慢慢浮出了水面，周六那个龙骑兵士兵被刀刺死在教堂门前，他是去教堂忏悔？而在同一天晚上，一个被怀疑为凶手的人被捕。在周一的谋杀案调查中，无论是首席检察官克拉森博士，还是刑侦局长迈兹贝希尔，都无法得出最后凶手是谁的结论。而当案件被搁置下来的时候，潘内萨却对神父说：“我是凶手，是我害死了他。”
害死他，不是用那把带着M标记的匕首插进了费迪南的身体，而是因为自己生下了他却把他推向了必然的结局，在神父面前忏悔并说出自己是凶手，那时的潘内萨的身份是父亲，被害者是儿子，但是这种父与子的关系，从来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讲述出来，就像忏悔是内心隐秘的一次坦白，只有在面对自我的良心时，这种关系才变成真相。当父与子处在隐秘关系中，他们的身上必定有着一种面具般的标签：潘内萨是富人，是上层的代表，而且是狂欢节的“王子”，而斐迪南是穷人，是前往非洲的雇佣兵，是后来的龙骑兵战士，这是一种隔阂的关系，甚至是对立，就如潘内萨所说，穷人意味着不道德、不诚实，而当在神父面前忏悔的时候，父与子关系的恢复，却让自己这个父亲也贴上了几乎相同的标签：“在他身上有一种不诚实的、堕落的生活的可耻标记……”
这是一种家族隐秘的标签，当斐迪南从博伊姆勒太太的肚子降生之后，这种标签就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他被溺爱，游手好闲，总是敲诈潘内萨，之后因为逃脱违法行为的惩罚而离家出走参加了雇佣兵，当潘内萨给了他生命，斐迪南身上的标签似乎就难以去除，其实，对于斐迪南来说，身上的标签是双重的，一方面他是潘内萨的儿子，是潘内萨放纵欲望的结果，当他结婚开始一种上层人的体面婚姻时，他却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爱，“我才真正意识到我和克洛蒂尔德，也就是我的妻子之间并没有夫妻感情可言，从根本上说，她永不会真正成为我的妻子，她仍然是那个被娇惯的、任性的、养尊处优、只关心自己的小姐。”这是不诚实的婚姻，也是堕落的开始，当充满野性的特蕾莎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难以抵挡她的诱惑，即使她是一个仆人，““她身上有野性的疯狂，有种可怕的诱惑力。如果今天说她是一个女巫，那时她便是一个能使人发狂的小妖精。”欲望的世界里，那一颗种子就成为堕落的标记；但是这个在特蕾莎嫁给下人博伊姆勒而成为博伊姆勒太太之后，对于斐迪南来说，就变成了穷人，他无法颠覆这个标签，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正是在这样的宿命面前，斐迪南开始了反抗，但是他的反抗其实是为了给自己寻找另一种掩盖的标签，甚至变成了更大的不道德、不诚实。
因为无法总是在潘内萨那里敲诈，所以他走上了盗窃，因为盗窃，他犯了罪，因为犯了罪，他离家出逃，最终他变成了远赴非洲的雇佣兵，“他说，非洲是个地狱，雇佣兵连狗屎都不如。”本来和朋友伯纳德说好一起逃走，但是最后伯纳德死在战场上，于是斐迪南和他换了衣服和身份，这是斐迪南的一种改变，他变成了“伯纳德”——一种面具生活开始了，这是斐迪南的第一次“死去”，在谋杀案调查的时候，潘内萨也证实，他早已经死去了：“我起誓，作为下凯德利希的地方长官和慈善事业的负责人，我曾经见到并鉴定过有美文件。此事毫无疑问。斐迪南当雇佣兵时在瓦道·阿什拉阵亡。”斐迪南用改变的身份“死而复生”，当他在星期六的“红科普”酒吧找到自己同母异父的哥哥克莱门斯的时候，开始了第二种“面具生活”。特蕾莎生下了两个孩子，她对于他们的态度迥异，斐迪南聪明，克莱门斯老实，而骨子里特蕾莎根本看不起克莱门斯，甚至认为一直以来克莱门斯在憎恨斐迪南，当斐迪南被人杀死在教堂大门前的时候，特蕾莎甚至怀疑克莱门斯是凶手，当在谋杀案调查的时候，克莱门斯讲述了那天斐迪南找他的经过，斐迪南告诉他：“我得找一个人算帐，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个人得一辈子养活她。”那天他穿走了克莱门斯的军装，成为了“龙骑兵”的一员，这是他再一次改变身份，从当逃兵的雇佣兵变成了龙骑兵，但是这却把他推向了死亡。当克莱门斯在调查中说出了真相的时候，带着偏见的博伊姆勒太太不相信他说的一切，甚至认为是他出卖了自己的兄弟，当克莱门斯要发誓的时候，博伊姆勒太太恶狠狠地说：“他不能发誓，生下来就缺一个宣誓手指。”而在后来克莱门斯没有了嫌疑回到家里，博伊姆勒太太却骂他是该隐，当克莱门斯拿出自己的两个金币作为安葬费的时候，她又尖叫道：“犹大！收起你的血腥钱吧！”
斐迪南换了身份变成了伯纳德，而自己却变成了在战场上的“阵亡者”，他和克莱门斯互换身份，变成了龙骑兵一员，不道德、不诚实的品行就是他戴着的一个面具，而他最后的死亡也是面具生活的必然结果。曾经他就是戴着面具成为了潘内萨儿子让马里埃，他不仅以“让马里埃”的身份骗走了表妹薇奥拉的首饰，而且还欺骗了她的感情，致使他怀孕。也正是这种面具生活，最后他死在了罗尔弗的匕首之下。罗尔弗的母亲是下层妇女，是“发泄性欲的牺牲品”，当丈夫抛弃了她，“她当时已经有孕在身，恶狗把她的衣服撕成碎片，把她的身体咬得遍体鳞伤。”在这种悲惨的生活中生下了罗尔弗，而在山洞里出生的罗尔弗“像只小狗”，而且不会说话。这个残疾的可怜孤儿被薇奥拉的家人收养，在薇奥拉的照顾中他长大，而他对薇奥拉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他喜欢我超过世上所有人。”也正是假让马里埃的到来，使得罗尔弗产生了仇恨，“罗尔弗对他的仇恨随着我的热恋不断增强。我知道，他曾经打过罗尔弗一次，因为他深夜到我房里来被罗尔弗拦住。还有一次在大花园一个隐蔽的凉亭中，我委身于他，窥视我们的罗尔弗以为他对我施暴。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当那天薇奥拉带着他去潘内萨家里的时候，罗尔弗发现了斐迪南，终于那把刻着M符号的匕首插进了斐迪南的身体。
不断变换身份的身体终于倒在了忏悔间的门口，在那一刻，他才是那个真实的自己，一个不诚实、不道德的穷人，也是一个堕落的“儿子”，但其实这一切的悲剧之源也仍是那个戴着面具的父亲潘内萨，他拥有财富、地位、名誉，他是狂欢节的王子，是镇上的权力之父，但是他的内心里却充满了欲望，对于特蕾莎不是爱，那只是对自己婚姻的一种弥补，所以他在特蕾莎之后还会爱上了薇奥拉的同学卡塔琳娜，潘内萨对神父说：“我爱她，这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一个是狂欢节的王子，另一个是公主，他们所谓的爱，其实就像狂欢节本身一样，是一种堕落的“面具文化”。
三天的狂欢节，人们都带着面具，小丑“亚巴斯”在那里载歌载舞尽情狂欢，但是谁都不知道面具后面的那个人是谁，让马里埃和薇奥拉相遇，他们却陷在狂欢节面具世界里，“有时，她突然转身，睁大眼睛盯着一位化装的男子或小孩，好像希望辨认出某个人似的。”而在那次彩车巡游中，已经向神父做了忏悔放弃了对卡塔琳娜之爱的潘内萨，看到的还是遮掩了本来面目的面具：“透过面具上的小孔，他们默默地注视对方的眼睛。卡塔琳娜的面具在眼睛和嘴的开口处都已潮湿。他不知道那究竟是眼泪还是呼出的热气浸湿的。”戴上面具，就是遮掩，就是隐蔽，当面具成为狂欢节的道具，狂欢节就是一种试图掩盖堕落、罪恶的“面具文化”狂欢秀。
狂欢节从潘内萨的父亲时代开始，潘内萨的父亲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效忠宫廷，获得过世袭的贵族头衔，自称为封·潘内萨，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成为了狂欢节筹备委员会主席，他把筹备狂欢节活动以及各种礼仪当成自己毕生的使命，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和钱财，而用金钱打造的狂欢节实际上就成为彻底放纵自己的节日，“各个阶层的人，不论高低贵贱、老少贫富，都轻松愉快地参加这一盛大的节日娱乐活动，并常常打破常规，混在一起，彼此互换角色。”白天是看热闹，开玩笑，而当夜色降临之后，“他们的血便沸腾起来，狂欢活动也就增添了寻求刺激的成分。人们追求异性，放纵自己，希望逮住一个陌生女人干些偷偷摸摸的勾当，或者亲吻姑娘们漂亮的脸蛋。”
在面具的遮掩下，在黑夜的隐蔽下，堕落放纵的生活开始了，而正是这种所谓“追求高尚的精神享受”，却慢慢变成了小市民的庸俗消遣和闹剧，是“遵命取乐”，甚至以一种“近乎宗教礼仪的秩序”取代了信仰，所以在狂欢节前夜的周六，教堂里却异常冷清：“狂欢节的星期六似乎未能招来更多的忏悔者。即使在饰有玫瑰花环的圣母祭坛前，也只有几个老妇人在躬身等待晚祷。”这是一种讽喻，它是两个世界的对立，而当命案发生之后，当宿命的真相被揭开之后，“揭下假面具的时刻不知不觉到来了。”揭下面具是为了看清那个真实的人，真实的人期望一种爱，让马里埃和薇奥拉终于在一起，“他不再是那个被痛苦的思念所折磨、所苦恼，在巨大的忧虑和担心中煎熬的青年，那个在大厅里四处彷徨寻觅的幽灵，而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子汉，一位恋爱者和占有者；一位勇敢的骑士。”被误解的克莱门斯终于和罗莎姑娘在一起，“抱着她，怀着热切的渴望，深深地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在爱的感召下他放弃跳进莱茵河自杀。甚至对于潘内萨来说，也在神父面前说到了一直想要的爱，“摆脱一种没有爱、不被人爱的生活。”但是这种所谓的摆脱并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在面具文化中隐藏自己“不诚实的、堕落的生活的可耻标记”，所以神父对他说：“谁不想摆脱束缚他的一切？一个不称职的神父想脱去他黑包的长袍，因为职务上的担子，上帝压在他肩上的担子太沉重……但是，他必须继续穿着它。”
“必须穿着它”更像是一种责任，一种自我身份的确认，当潘内萨放弃对卡塔琳娜，在面具的小孔中看见最后一面的时候，似乎是回到了自己的位置，所以很多时候爱也披着虚假的面具，甚至是一种悲剧之源，博伊姆勒太太对斐迪南之爱，罗尔弗对薇奥拉之爱，都在爱的名义中走向了一种变形生活，就如薇奥拉所说：“我过去不懂得爱，现在我懂了，它是一种可怕的、毫无怜悯的暴力。”不管是虚假之爱，还是面具文化，对于放纵的狂欢节只有唯一的一种救赎之路，那就是忏悔，在忏悔中揭下面具，在忏悔中承担责任，在忏悔中回到应该的自己：“我觉得良心是在我们身上真正起作用的东西，它甚至是我们天性的一部分。假如不是这样而仅仅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这样—种结果就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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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011203·0605 |
| 作者：（意大利）卡尔维诺 | |
| 出版：花城出版社 | |
|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2.80元 | |
| 页数：167页 |
39个片断构成了一个孤独失落的现代人，“帕洛马尔先生一生之中曾经有个时期，那时他的行为准则是：首先，在思想上建立一种最完善、最符合逻辑、从几何学上讲最有可能的模式；第二，检验这个模式是否适合生活中可能观察到的实际情况；第三，进行必要的修改，使模式与现实相吻合。“在呓语中，卡尔维诺写道:“既然帕洛马尔先生现在已不再要求世界给予他什么，他的心情应该感到轻松，而且应该发觉世界也因此而感到轻松，因为世界已不再需要关心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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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011203·0604 |
| 作者：（法）帕特立克·莫迪亚诺 | |
| 出版：花城出版社 | |
|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3.50元 | |
| 页数：243页 |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法国六十年代回归现实主义潮流中产生的一位成绩卓越的作家，龚古尔奖和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的经常获得者。他追求朴实的文体，并十分着意于小说的可读性。这种可读性在作者精心安排的叙事顺序中凸现无疑。看上去自然的不经意的叙述，事实上隐藏着作者极其精妙的安排与雕琢。在小说中，相互错乱的回忆象隽永的流水缓缓地重复地流过，我和幻想中的爱人重新拥吻在一起，“在这些八月的周日，我们像所有人一样，再没有什么把我们与别人区分开。”
让·D．没有带活动车篷的美国汽车；但他有一块很大的手表，表面可显示出秒、分、时和年月日。
——《缓刑》
显示出秒分时和年月日，就是时间的标志，它在走动，它在变化，它是具体的，它一定标志出了我十岁时在巴黎郊区的村庄生活，也一定显示了我二十岁时回到街区写作第一本书的遭遇，当然，也证明了让·D.自己在多尔代恩街时期的那段7年坐牢经历，时间就在那里，在手表的表面画出一个循环的轨迹，从最初的秒开始，组合成为一圈的分，分组合成一圈的时，时组合成一天，一月和一年。
如果手表是确定的，那么时间一定也是确定的，十岁时，二十岁时，都以相同的方式在表面上呈现出来，但是当时间变成了历史，当历史变成了记忆，是不是手表会变的不确定？是不是像美国篷车一样会有一天不出现，或者会像让·D.一样从此之后再也没有看见？当我和弟弟住在巴黎郊区那个村庄家中的时候，时间其实已经开始在某种回忆中走向了另一个出口。母亲在外地巡回演出，父亲总是奔波在布拉柴维尔，他们缺席在这个家中，或者说，这个家本来就是真正的家，它其实只是由几个女人组成的临时之处。
所以十岁构成了一个缺失的时间体系，除了父母不在身边之外，花园深处的吉约坦医生的坟墓，前药剂师上吊自杀的那根平台上的绳子，以及“他们”溺死在河里的传说，都组成了关于一种缺失的死亡意象，“在花园的两高处，生长着两棵苹果树和二棵梨树。”当死亡在另一个时间里发生，这充满生机的果树是不是对于死亡的遗忘？在那个村庄的家里，有约莫40岁的小埃莱娜约，有在马戏团的阿妮和阿妮的母亲玛蒂尔德．F．，以及梳着黑色发髻、长着淡绿色眼睛的沉默的年轻姑娘白雪，似乎也像那些果树一样，在我缺失的时间里围成一个圈，成为生活中新的注解。还有经常来的弗雷德、罗谢·樊尚，以及让·D.，都充实了巴黎郊区的缺失岁月，甚至阿尼还在贞德学校的老师面前自称是我的母亲，以及在旅行的间隙来看我的父亲，他们所组成的是一种新的时间，那里也有秒分时，也有年月日。
可是，贞德学校把我开除了；可是，阿妮总是离开，弗雷德的侄子说：“阿妮在卡罗尔哭了一整夜……”可是，真的学校对面的别墅上面写着：“美国军队征用财产，供弗朗克·阿朗准将使用。”可是的可是，让·D.的敞篷汽车也没有开来，这个曾经做过七年牢的男人，似乎谁也没记得他为什么坐牢，而和别墅有关的“阿尔马尼亚克烧酒大王”科萨德侯爵完全是一种想象，他们是神秘的，神秘意味着在时间里成为一个悬念，所以即使有秒分时，即使有年月日，也只不过停留在表面的标志，“在后来的年月里，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除了有一次，我重新见到了让．D．，我那时20岁。”
二十岁，和十岁时相比，只不过记忆的延长，只不过是缺席的继续，阿妮还在卡罗尔哭泣，不是一整夜，是整个一生；报纸上关于空中杂技演员埃莱娜·托克遭遇的严重受伤事故也是小埃莱娜生活的重现，“在生活中事故来得很快……我过去也像你……我那时不懂……我那时满怀信心……”而白雪的不辞而别意味着我们要住到对面房子里，之后一切就变成了空白：“餐厅里和厨房里都没有人。客厅里也没有人。在二楼，阿妮的房间是空的。小埃莱娜的房间也是空的。在院子深处，玛蒂尔德的房间同样是空的。”空的房间，空的住处，空的时间，空的记忆，当我正在格雷齐沃广场的顶楼房间写我的第一本书的时候，是不是时间被写进了书里，成为文本的一部分？
当戴帽子的宪兵走进来，对我们说“发生了很严重的事”的时候，时间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你们的父母在哪里？”他们问，“在哪里”看上去是关于空间，关于方位的，但其实是关于时间的，那个在2月的晚上发生在马里尼翁街的事情是不是也是“非常严重的事”？父亲被捕了，警察颁布的新命令是：“禁止犹太人在20点以后在公共场所逗留。”没有证件也是犹太人，也是被禁止的对象，即使父亲利用月色昏暗和囚车前警察的疏忽逃跑了，但是当这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一定发生在无法逃避的时间里，所以当宪兵问我那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回答是：“他们死了。”死了就是让时间停止，让时间消失，让时间仅仅是表面上的数字。
死了，在时间之外，而死了又回到了那个缺失的意象里，又回到了坟墓、绳子和溺死的河，变成了卡罗尔的哭泣，空中受伤，军队征用的别墅，又回到了空的房间，空的住处，空的记忆，就像时间在表面上走动，却什么也没有改变，它只是一个循环，甚至是在从十岁到二十岁的延长中成为一个“缓刑”——当战争，当命令，当军队成为时间里具体的参照物，一切都无可逃避。而《缓刑》之前的《八月的周日》呢？这也是一个时间，七年前的尼斯，40年代的房屋，那个夏天的海滩，也在表面显示出秒分时，显示出年月日。
“正是从我们生命的这个时刻起，我们感到了某种模糊的犯罪感和我们应当回避一些事情——但不很清楚是什么事情——的信念。这种回避。会把我们带到各种不同的地方，直到它在这里，在尼斯结束。”尼斯是应该成为终点，时间的终点，感情的终点，逃避的终点，以及那颗南十字星的终点，但是终点是死亡还是缓刑？“他的目光终于和我的目光相遇了。”七年后当在尼斯的甘必大林荫大道遇见弗雷德里克·维尔库尔的时候，时间仿佛又回来了，那里有西尔维娅。但是目光和目光是不同的，就像时间和时间是不同的，死亡和死亡也是不同的。西尔维娅是说？如果回到七年前，她是不是坐着晚上10点的大车来到尼斯的女人？是不是带着那颗价值150万法郎的南十字星钻石的女人？是不是称为“维尔库尔夫人”的女人，那么和我共同打算来到尼斯然后去往国外的西尔维娅到底是谁？
西尔维娅到底是谁，其实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维尔库尔是谁？我是不是就是被叫做“亨利”的摄影师？这里可以用时间画出三个不同的叙述场景，一个是重新相遇的尼斯甘必大林荫大道，这是七年之后的重逢，里面没有西尔维娅，或者没有直接出现的西尔维娅，她在维尔库尔的叙说中：“事情是这样的……尽管有这种可能，我没有和西尔维娅（维尔库尔夫人）结婚……我的母亲不同意这桩婚事……”当然，她在我的否定中，“我不想和您谈论西尔维娅。”当维尔库尔问我为什么不愿意谈及西尔维娅的时候，我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谈论的不是同一个人。”
不是同一个人，必然是一种分叉的叙述，维尔库尔说的西尔维娅是谁？我想到的西尔维娅又是谁？或者并不是西尔维娅，连我自己也不是同一个人，“我不叫亨利。”所以维尔库尔抱歉地对我说：“原谅我……我把您与另外一个人混淆了……”所以后来他寄给我的信中说：“请放心。您将不再听人谈到我。也不再听人谈到西尔维娅。”西尔维娅不是同一个，我不是同一个，最后维尔库尔也消失了，这个法兰西皮革公司干活的男人，后来我再也没有找到他。这个七年后的时间里，西尔维娅、我和维尔库尔都变成了另一个人，所以很可能时间是虚构的，尼斯甘必大林荫大道是虚构的，曾经说起过的瓦尔-德-马恩省、马恩河畔也是虚构的，当这一切都变成虚构的时候，七年就变成了在表面上显示出秒分时和年月日的那块手表。
而且，在这个虚构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出现南十字星钻石。仅仅显示在某个出错的时间里？但是为什么维尔库尔会写下纸条，那字迹不是证明了时间？“最惊人的是，他把这句话写给我，而这正是他还活着的一个具体证明。”一条线索，其实出现在七年前西尔维娅到达的那个时间里，“在另一个晚上我曾经从这座平台看到维尔库尔斜背着皮包从附近走过。他最后消失在从我们面前逆光走过的人影中，西尔维娅和我觉得这些男人和女人是如此衰老……”一个冬日的星期日傍晚，不是八月的周日，也不是西尔维娅到达第二天的周日，但是周日和周日，维尔库尔和维尔库尔，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
第二种时间开始了，它以“过去在下午”作为叙述的开端，“过去”和“下午”将我带向了回忆，本来只身在那些照看孩子的父母中间，我们是安全的，但是当维尔库尔成为身后的跟踪者，过去的下午就变得让人不安，来到尼斯，应该是放弃了以前的一切，然后从零开始。这是保证时间安全的一个必要手段，但是维尔库尔就像一个幽灵一样缠绕着我们。其实，真正如幽灵一般的是西尔维娅那颗南十字星钻石，在刚到尼斯的时候，在一家法兰西书店里，我看到了一本名叫《宝石传记词典》，在“南十字星”的词条里记载了和这颗钻石有关的故事，它曾被拍卖、被盗，而和它有关的人或者被绞死、被谋杀、被枪决，以及失踪。
刚到尼斯，被写进文本里，这是不是一种预言？而预言本身就是对于之后时间的一种证明，它从历史出发，就像从七年前出发，必然抵达现在的时间，就是归零的周日。所以那个在后面的维尔库尔、关于南十字星的预言，以及尼斯本身，都成为了一种预兆，“我们重新嗅到了房间里潮湿和发霉的气味。当我结束这些无所事事的日子后回来时，我们经常感到这种潮湿和霉味注入我们心中的孤独感。
”还有滑进我们生活的美国人尼尔夫妇。只是在一次用餐时认识，他们便成为了我们的朋友，还开车邀请我们去那幢别墅，“可是说来也怪……我觉得我们已经见过面……”偶然滑进生活，却是曾经见过面，这又是一个预言，而当这些预言在周日的时间里蔓延开来的时候，一切都成为无可逃避的缓刑。
当我后来再次去往尼尔夫妇的那幢房子的时候，那里的人告诉说，这是属于美国大使馆的一座房屋，30年代的时候，这座称为“蓝色城堡”的房子属于一个名叫维尔吉尔·尼尔的美国人，托卡隆化妆品和香料公司的所有者，当战争爆发之后，他回到了美国，妻子虽然还留在法国，但是在1944年的时候，蓝色城堡被查封，后面便成为美国使馆。和房子一样，曾经载着我和西尔维娅的那辆车子也不是尼尔的，他是孔代-若纳先生的车子。这些故事就是孔代-若纳告诉我的，而他对于这个错误，用了一个让人不安的词：“一个幽灵的故事……”
是不是又如预言一样？时间从现在回到了一年前，从一年前回到了三十年代，回到了战争时期，但是谁也没有在场，包括南十字星的传说，包括蓝色城堡的过去，甚至包括七年前我们身后的维尔库尔，他就是那个弗雷德里·维尔库尔？就是没有和西尔维娅结婚的维尔库尔？就是写给我纸条的维尔库尔，就是法兰西皮革公司职员的维尔库尔？多重身份，他已经变成了多维度时间里的人物，所以在那个八月的周日，那个尼斯，在一种确定的时间空间里，关于维尔库尔，关于蓝色城堡，关于南十字星，就变成了一个虚构的符号。
南十字星在西尔维娅的身上，南十字星价值150万法郎，南十字星被尼尔看见开始介绍客户，一种虚构慢慢解构了确定的时间和地点，所以尼斯不见了，七年后的时间不见了，甚至西尔维娅也不见了，它被科科-比施高级餐厅、被晚上要去往的戛纳代替，而当我下车购买了一包烟而返回的时候，那辆尼尔开着的车不见了，西尔维娅不见了，南十字星也不见了。没有什么是确定的，只有预言，只有虚构，没有车牌，电话无人接听，而那个尼尔根本不是尼尔，他叫“保尔·阿莱桑德里”，只是一个“坏朋友”：“尼斯是座危险的城市，人们在尼斯有时会遇见一些坏人……”
从七年前到七年后，从确定的尼斯到虚构的尼斯，从熠熠发光的南十字星钻石到被预言的南十字星钻石，只留下我——我是谁？亨利？西尔维娅的情人？或者一个摄影师？当时间再次回到那个八月的周日的时候，一本名叫《河滩》的画册成为寻找线索的证明，我在结识西尔维娅几天前拍摄的照片，是在马恩河畔的餐馆平台上，背景里有两个人，一个是维尔库尔，另一个是以尼尔的名字和我们打交道而实际上叫保尔·阿莱桑德里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坐在平台上，为什么会进入我拍摄的照片里？也是预言？“看见他坐在马恩畔是多么奇怪的事情，仿佛从一开始起，虫子就已经呆在水果里。”
虫子早在水果里了，就是一种必然发生的结局，预言是用来印证的，所以当西尔维娅在海滩上出现，当我认识西尔维娅的婆婆和丈夫，当我拍下照片，当我们开始携带南十字星准备离开，其实一切都无法改变，它更像是一个必然发生的故事——关于战争，关于死亡，关于逃避，关于那些被毁灭、背叛的生活。西尔维娅的婆婆维尔库尔夫人说起的电影艺术家艾莫，“据说在巴黎解放的时候，他在一道街垒上被一颗流弹打死了。”还有那个本来可以行使的河湾，还有丈夫，还有马恩河，曾经它们都是阳光里的一部分，但是闲杂一切都改变了，“它们带来厄运……我的丈夫死于马恩河边的一次无法理解的车祸……我的儿子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结果成了个阿飞……而我呢，我将一个人在这死气沉沉的景色中衰老下去……”而那个电影艺术家也根本不是被流弹打死的，“有人说他是被流弹击中的……这不对……这是一种灭口……是由一些在战争期间经常去尚皮尼和拉瓦雷纳的人干的……他认识他们……。”
时间其实回到了那个确定的战争年代，回到了和生命有关的存在状态，回到了一种带有忧伤甚至悲痛的回忆里，时间是一个幽灵故事，虫子早就在时间内部了，所以当最后西尔维娅拿了南十字星离开丈夫离开家和我一起开始了逃亡，是不是也像那些战争、死亡一样，成为对于时间、对于生命的背叛，是不是要承受一种缓刑的痛苦？“这是最后一次我和他争吵……现在，我们可以动身了。”西尔维娅和南十字星钻石，将我们带向罪恶的体验中，而这种罪恶反倒在那个虚构的蓝色城堡、虚构的尼尔、虚构的维尔库尔中，变成一种结束。“这种回避。会把我们带到各种不同的地方，直到它在这里，在尼斯结束。”
动身，即使从七年前的时间离开，就是从尼斯的梦想中离开，就是从战争的阴影中离开，“我们的惶恐不是来自和这枚冰冷的闪着蓝光的宝石的接触，而是来自生活本身。”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南十字星的预言和背叛，但是当它消失在虚构本身里的时候，逃避的时间让我们脱身，让我们离开，让我们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而这种生活里再没有被区别的时间，被区别的西尔维娅，被区别的维尔库尔，被区别的历史和现在：“在这些8月的周日，我们像所有人一样，没有什么把我们与别人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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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011203·0603 |
| 作者：（法）弗朗索瓦斯·萨冈 | |
| 出版：花城出版社 | |
|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3.10元 | |
| 页数：203页 |
一个女人陷在两个男人之间，没有最后的目标，只有无穷尽的犹豫。在萨冈的小说中，男女之间的感情往往是社会造成的，这部小说出版于1985年，小说表现的主题却是在40年前的二战期间，灵与肉交织的矛盾在萨冈看来也只有通过社会来解决，而最后主人公奔赴抗战前线就是萨冈的心灵归宿。
她的一生都是假像所造成。是出于好奇而不是爱情她有了第一个情人；是出于不慎和无知而不是母爱她怀上了吉哈德的孩子；是为了委曲求全而不是为了分享他的生活她嫁给了吉哈德；是由于一次偶然事故而不是由于计划或反感她流了产；是为了不使吉哈德难过而不是由于她喜欢奥地利她才来维也纳安家；是由于好意和礼貌而不是出于情欲她有了情夫；是出于生活的激情、对生活失望的激情她忍受了精神上的沮丧；是由于胆怯和善良而不是对生活的热爱她才没有自杀；是由于害怕孤独而不是爱他，她才让吉罗姆爱她；是因为害怕去美国这一陌生国度她才留下采参加了抵抗运动，并不是因为要勇敢地反抗纳粹的残暴；是由于疲劳而不是由于倾慕与温柔她委身于吉罗姆；直到现在，只有一件事是出自她自愿：与夏尔同床共眠，是出于肉体的欲望，是因为她喜欢夏尔，因为夏尔那富于传染力的欲望。
——《第十二章》
这是她人生的分界点：曾经的爱情，曾经的婚姻，曾经的生育，以及曾经参加的抵抗运动，都变成了对自己的误解，甚至都成为了虚伪的存在，而当她醒悟过来，一生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她可以为了爱情而拥有爱情，她可以对生活充满热爱，她可以勇敢地反对纳粹，她也可以用赤裸的身体唤醒欲望。当撇除了活在曾经里的自己，一生的假象都消失了，而消失之后她的面前就站着一个英俊的、善良的、纯真的、亲切的男人夏尔。
一生的转折，是因为一个男人出现而改变，对于艾丽丝来说，这是不是一种酝酿已久的感情得到了唤醒？是不是真的可以彻底抛弃所谓的原则站在本性的高度上？是不是可以真实地选择属于自己的幸福？这样一次抛弃假象的觉醒，就像是在抛弃曾经的爱人吉罗姆，从吉罗姆到夏尔，作为人生不同标志的两个男人，艾丽丝最后关于人生的转变其实是对于男人的选择，就像这一次她用菲薄的、微不足道的肉体作为礼物报答了吉罗姆，却最终走向了属于夏尔的方向，选择就是一场战争，“她的一生都是一场持久战，是一场习俗与她的本性之间阴险而激烈的斗争。”而当做出这个选择，当真实面对夏尔的爱，艾丽丝是不是这一场持久战的胜利？
这是内心有关爱的战争，而在外部，世界也笼罩在战争中，战争总是以某种残酷的方式上演，战争总是要失去一些最珍贵的东西，“1942年，季节的更换就像这个年头的到来一样也是那么突然。”对于艾丽丝来说，真正突然的战争不是和1942年有关的那场抵抗运动，而是内心持久战中失去和得到的选择。那是夏天，是爱情萌发的季节，当艾丽丝和吉罗姆以抵抗运动者的身份来到外省时，他们甚至暂时远离了战争，因为这是非占领区，德国铁骑还没有踏上这片土地，德国炮火还没有烧到这里，当然那一切的抵抗也暂时远离了生活——夏尔的出现，本身就带着非战争的诸多元素，他是一个和战争无关的符号。
和吉罗姆来到这里，找到了吉罗姆的朋友夏尔，1942年夏天属于艾丽丝的战争就这样突然爆发了——突然是一种猝不及防的感觉，之所以直接进入了心里，是因为艾丽丝第一次发现自己就是在虚假中活着。一边是吉罗姆，和他有关的记忆是下等旅馆的门，是昏暗的街，是车站站台，是临时住房，是刚解开的行李，是凄凉、肮脏、陌生和悲惨的形象，这一切“最终归结成抵抗运动的场景”，而吉罗姆带着她来到这里也无非是一个目的：说服夏尔，让这个多菲内地区的制鞋商牺牲自己的利益参加抵抗运动，“要他作好准备，他的工厂可能被烧毁，他的工人可能被枪决，他自己可能遭受严刑拷打，他的房子可能被烧为灰烬。如果他想保持我们对他的尊重，他就要敢于拿这一切去冒险。”在吉罗姆看来，这是一种使命，是一种责任担当，即使吉罗姆反对夏尔成为一个被一件并不高雅的事激怒的绅士，需要的是“一个知道为什么而战，为什么去冒生命危险的男人”，而当他把艾丽丝带来并将其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所谓生活，所谓的朋友，甚至所谓之后的爱情，都变成了一种政治。
而夏尔作为制鞋商，对国家的命运采取完全不闻不问的态度，他诧异于吉罗姆说纳粹的残暴，甚至反问“听说那些日耳曼人还是很有礼貌的，是吗？”而他和吉罗姆激烈地为贝当元帅的功勋、为占领者的良好教养辩护，只是为了更主动接近艾丽丝。所以夏尔在看到艾丽丝的第一眼就有了一种爱的冲动，他甚至想要向吉罗姆表露真情：“艾丽丝是我的，是属于我的，我需要她，我要她，我爱她。我想引诱她，更糟的是我想留住她。你把她带到这里来是疯了，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我也要全力以赴。”夏尔的爱如此被激发，对于艾丽丝来说，这一种强烈的感觉也击中了她：她从夏尔栗色眼睛、丰满的唇和厚厚的鼻子中看到了更多的生命活力；当她和夏尔棕色的、男性味十足的、孩童般纯真的眼睛相遇，她感觉到的是“不掺和丝毫的含糊和傲慢”——甚至直接就问起了他以前的妻子。
这是1942年夏天突然爆发的战争，艾丽丝面对着两个男人的目光，面对两个男人的选择，从而为自己打开了一条解读人生的出口，“整整一年，她不停地逃；与吉罗姆东躲西藏；整整一年，她一直在担惊受怕，又很鄙视自已的恐惧。现在这一刻，她站在这间外省的房子格格作响的地板上，看着被两只狗在夜里踩得嘎吱嘎吱响的沙砾小路，她忘记了在黎明时分踩在这沙砾上的可能是另一双脚，也许很快就会出现。”外省、非占领区、不闻不问的态度，这一切构成了艾丽丝抵抗生活之外的风景，她的好感是自由地流露，而在吉罗姆那里，让夏尔保持对他的好感本身就是政治的目的，但这政治在两个人的真切的目光中转变为欲望之下的爱情。
而其实，夏尔对战争的拒绝有着自己内心的想法，“我不想杀人……也不愿被人杀，我不愿意再看到这些。”这是夏尔的态度，那个曾经一生奔忙的人，那个曾经照顾母亲养活兄弟姐妹的人，那个希望啃完法律书籍能出人头地的人，却在持续了三天的战争中死去，留下最后一句话是：“我觉得很遗憾，很遗憾，很遗憾，桑伯拉先生。”战争夺走了这样一个爱生活的人，夏尔总会想起他的死亡，所以他拒绝杀人也是为了远离战争的残酷，远离死亡本身。而当他得知艾丽丝的丈夫是犹太人，被关进过集中营，虽然艾丽丝并不爱他，但是参加抵抗组织的她也面临着被追捕的可能，而追捕被关进集中营就意味着走向同一条路，所以夏尔也拒绝了吉罗姆和艾丽丝的计划，“您冒的危险要少多了，我不想让他们把您关进集中营，而且我绝不会让他们这么干。”
拒绝是为了让她留下，而对于艾丽丝来说，和两个男人的距离渐渐拉开，一边是把一切都政治化的吉罗姆，一边则是坦诚的夏尔，她无疑向着夏尔靠近，但是内心来说，她坚持认为不是夏尔改变了自己，而是自己被某种内在的东西唤醒了。当三个抵抗组织成员落入德军的魔掌，吉罗姆建议去巴黎营救，他作为营救的主力和其他组织成员汇合，而夏尔则和艾丽丝在巴黎打探消息——巴黎之行对于两个人来说，是最后靠近的机会，在这里他们虽然是作为抵抗组织相关人员而出现，在这里他们也遭遇了德国兵的盘问，甚至最后在冲突中被关了进去，但是他们还是被保释出来了，而两个人相通的房间成为他们走向彼此心灵的通道，他们终于开始爱着，“伴随着肉体的满足而来的平静心境使他们感到这是最亲近的时刻，在这难得的时刻，心灵长时间地分享着肉体的感觉和平和，情人们此时可以没有慌乱、没有崇拜，没有痛苦地互相抚摸所爱的肉体，心中有种奇怪的同情感。”
没有慌乱，没有痛苦，当然也没有虚伪，在肉体和肉体的相融中，在爱情与爱情的交汇中，艾丽丝把假象的过去都抛弃了，她找回了自己，找回了属于自己的爱，找回了生命中的真实和自由——这一点只存在于夏尔身上，而吉罗姆在她看来，是有着双重人格的存在，“吉罗姆身上同时存在两个人，一个随时准备受诱惑、被人爱，要笑，要倾吐心声的人；另一个忧心重重；冷漠苦恼的人……”吉罗姆的双重人格，其中的一面其实就是夏尔，善良、纯真、亲切和真实，也正是在这一面上唤醒了爱情，所以吉罗姆反而成为了反面，成为了情敌——只有在夏尔的世界里，她才感到什么是幸福，才感到什么是自己付出和得到的幸福，“一切都很美好，幸福永远是清白无罪的，这一点她始终是清楚的；正是她失去幸福的时刻使她陷入深深的绝望。这个地球上只有不可原谅的不幸。”
爱情是爱情本身，幸福是幸福本身，当艾丽丝终于要留下来，吉罗姆走向了“外面的世界遍地死尸”。死亡的对立面是活着，幸福地活着：夏尔和艾丽丝住在那块未被侵略的地方，那个充满田园诗意的地方。而当吉罗姆被捕的消息传来，艾丽丝还是选择启程离开此地，她给在里昂的夏尔留下了一封信，她希望自己能在15天后回来——当时两个月后夏尔还是没有得到她的一点消息。实际上，当艾丽丝选择了夏尔看上去选择了真正的爱，但是当吉罗姆被捕之后她又为什么启程进入政治化的生活？“她的一生都是一场持久战”，艾丽丝就是在这样一种战争状态下面对夏尔和吉罗姆，但是当她去除了虚假的生活而走向真实，却并非是一种决然，她对吉罗姆的定位是一个双重人格的人，对夏尔的定义是一种自由的人：
艾丽丝体验到一种归己所有、归己占有的感觉，过去她从未有过，从未体验过这种感觉，而且为了尊重他人的自由和独立，她总是鄙视、拒绝这种感觉：这种占有的感觉在艾丽丝身上复苏，也许正是因为夏尔这个男人是那么自由，是那么毫无做作的自由，是那么独立，又是那么孤独，尽管他很善交际；他是那么不受生活的奴役，他在生活的享乐中又是那么孤立；这个男人是那么充实，那么敏锐，那么完美，那么稳定，与她以前的情人截然不同，他与她认识的和爱过的人是那么不同，与脆弱的吉哈德、与脆弱的吉罗姆相差甚远，与所有那些具有双重人格、只会自我折磨、需要艾丽丝而且为了艾丽丝敢于舍弃一切的男人不同。
在这样一种对比中，艾丽丝做出了选择，而这种选择自然人为将吉罗姆和夏尔放在对立位置上，就像战争中有敌人和战友，而这种选择也是对于艾丽丝内心的呼应，或者说，吉罗姆和夏尔代表的正是艾丽丝的两重人格，所以在离开吉罗姆投身于夏尔的怀抱之后，她自己也陷入到内心构筑的二元对立中，所以当她留下一封信而启程，是暂时选择了吉罗姆的生活，但是最后艾丽丝在没有回到夏尔身边，在这样一种无一逃脱战局的形势下，故事走向了一种几乎完美的结局：“不再固执己见的夏尔·桑伯拉毅然参加了抵抗运动。”这是一种自发的、自由地选择，是主动参与到政治中去的行为，而这一行为本身和吉罗姆当初的选择又有什么区别？
一切又回到了夏尔出现之前的生活，一切又走向了内心的那场持久战，一切都还没有走出1942年夏天的那个预设，“1942年，季节的更换就像这个年头的到来一样也是那么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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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011029·0596 |
| 作者：马原 | |
| 出版：作家出版社 | |
| 版本：1997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9.00元 | |
| 页数：459页 |
这里的小说都有西藏式的叙事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原是属于西藏的，那种迷幻，那种梦境，使他的文字有一种奇异的美，总是恰到好处地让你流血。《爱物》是马原文集的第三卷，内收短篇小说3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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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011029·0594 |
| 作者：马原 | |
| 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01年4月第一版 | |
| 定价：8.00元 | |
| 页数：241页 |
读马原的小说你必须密切注意每一个文字，不让它们轻易从视线中消失，因为一不留神，你就会落入马原的圈套。“你只要稍稍离开江岸，就会发现大路笔直，上下都很平坦。”《上下都很平坦》是马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里他还是表现他的知青生活，但那种生活背后却总是有一个影子扰乱我们的阅读，在并不笔直的大路上寻找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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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010914·0592 |
| 作者：张旻 | |
| 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00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10.00元 | |
| 页数：343页 |
小说蕴含了一个令人困惑的主题：一方面，当代生活为人与人的交往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提供了更多样的可能，但另方面人之内心的困扰却愈演愈烈。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醒目地看到，两性之间的关系比以往变得更密切、更丰富，也更大胆和富有挑战性，但人却面临“爱与堕落”的困境，心灵更显痛楚。张旻的小说更多在道德层面上解说生活，而我们往往能看到，在小说之外，张旻就站在我们周围，没有装饰地靠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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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010914·0591 |
| 作者：鲁羊 | |
| 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00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10.00元 | |
| 页数：343页 |
读鲁羊的小说你必须明白“我”的意义，他说：“没有名词，我认为所有的名词都是代词。”当然他不是在语言上苦心经营的小说家，他在情节上往往让你有一种受骗的感觉，沉稳不是他的风格，先锋也不是他的目标，他只是在叙述他的生存状态，那就是“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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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001226·0552 |
| 作者：高行健 | |
| 出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 | |
| 版本：2000年第一版 | |
| 定价：36.80元 | |
| 页数：484页 |
对一个在政治话语权力范围遭到封杀的作家来说，他所有逃亡的努力都只是为了返回一个更宽容的言说环境，高行健很早以前就凭《车站》、《绝对位置》等作品挑战了当时中国文坛既存的写作习性，而这本《灵山》仍坚持他的一贯风格：怪诞却不失严谨，同时在实验领地又迈出了一大步，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文本的革命，更有一种呼喊让人体会到淋漓酣畅。天地图书对高行健作品的推崇，其实也反映了另一种文化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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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001211·0545 |
| 作者：作者:李弘 | |
| 出版：鹭江出版社 | |
| 版本：2000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23.00元 | |
| 页数：404页 |
什么是棋盘园？什么是棋盘园主义？李弘的说法是把人拖进一个远离现实的胡同里，又让你觉得你就生活在这里不愿走出去。“使用价值是可以伪造的。”这个主题显然有些深奥而不大像那个胡同里仅有的一点光。李弘当然还有另外的精神追求，借一个历史传说表达对现世的看法，怪诞中透出颠覆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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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7·2001211·0544 |
| 作者：路翎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1985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48.00元 | |
| 页数：1318页 |
路翎显然是把《财主底儿女们》当作史诗来写，那是一个充满毁灭与新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生活的人谁也都可能成为史诗的主角。蒋纯祖几乎是一个独行侠，登上高峰时才知自己面临着悬崖。“他所看见的那个目标，正是我们中间多数人因凭借无辜的教条和劳碌的打算而失去的。”路翎的错误和伟大是他把自己当成了蒋纯祖，在那个不需要诗的年代。
战争将是桥梁，这个民族要从此岸达到彼岸。虽然这个彼岸，在开始的时候，是曚昽的，只存在于这个民族底愿望中。正如人过桥的时候，彼岸是矇陇的，但由于情热和痛苦，这个人心中有光明照耀：他是逐渐地看清了彼岸。果实成熟，就会落下来。
——《第二部·第一章》
从此岸到达彼岸，必须要经过那座桥，但是在残酷和牺牲的战争面前，过桥有时候是逼迫的行动，有时候是主动的跨越，但是必须要有的动作是转身，无奈也好，奋进也罢，模糊的意识也好，清醒的行动也罢，只有到达彼岸，才能越过可能的深渊，才能避开汹涌的河流，只是这种充满着救赎意义的行动在更多时候是一种理想主义，那彼岸会是光明的？那果实会成熟，会掉落下来？很可能那仅仅是一个虚幻的梦，可是即使虚幻，即使曚昽，也需要这样一种说服自己的力量，这样一种象征民族的精神，在战争的破坏和毁灭中，燃烧热情和痛苦，激荡时代的呼喊，奏响青春的交响。
可是，战争或者只是一种强力的爆发，甚至只是暴露一切弱点的外力，从一·二八战争，到七七事变，在这片叫做中国的土地上，所谓新生其实有着太多的桎梏，有着太多的阻力，有着太多的矛盾和斗争，哪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哪一条道路能指向彼岸，对于所有的人，或者都需要从转身的动作中，在战争的洗礼中，在悲剧的承受中，走过那座桥。走是一种态度，一种方向，蒋少祖曾经沿着自己的方向走过，蒋蔚祖曾经以牺牲的方式走过，而蒋少祖呢，曾经也以孤独而决然的态度走过，还有蒋淑珍、蒋淑华、蒋淑媛、蒋秀菊，都曾按照自己的方式走过，他们，她们，都是“财主底儿女们”，但是每一个人似乎都在这纷乱的世界里矛盾着，在层出不穷的变幻里，在如火如茶的冲激中，在鲜血淋漓的斗争里，他们或者迷惘，或者退缩，或者悲观，或者自我，在各自的命运面前，似乎只有痛哭和高歌，才能最终让人们看见那一颗果子，在生命的尽头掉落下来。
“悲苦的，中国啊！”这是对于民族的深深悲悯，这是无法逃避的时代宿命，悲苦是因为陷入在黑暗中，悲苦是因为看不到未来，悲苦是朽坏的制度和社会。在没有新生之前，一定是那种挣扎，那种迷惘，那种被权势控制的不自由。“财主”就是旧时代里那种不死的称谓，他叫蒋捷三，苏州最有名的头等富户之一，他代表着权势，代表着财富，代表着此岸，“他底生活很刻板，象一切老人一样。在这个笼罩于权势底暗影和现实酌财富下的古老的家庭里，老人底强力的性格无处不在，使得走进去的人要感到某种寒冷；好象他们遇见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他们认为已经成了做恶梦的资料的。”蒋家的世界里，是老人固守的准则，那准则是读书、礼节、罚跪和爱抚，那准则是个人娱乐的古董和家族存在的后花园，那准则是以少年时代阅历为模型占有的假山和河流，粗大的精细，华贵的摆设，对尘世的轻蔑，以及被破坏的愤怒，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后也有着对破坏者的仇视，但是那种仇视里分明是对于失去家业的不舍。
而在这个家族里，蒋捷三所谓的森严规矩，所谓神秘的法则，所谓寒冷的性格，也是一种对现实的深深不满，曾经他就是一个受害者，一个牺牲品，那个出身不洁的歌女似乎是整个家族的污点，不美、势利，以及多病，但是在这样一种畸形的爱恋里，他似乎失去了一切，而当他老去的时候，也似乎要用疯狂来弥补损失掉的青春，而这种疯狂，对于整个家族来说，其实就是新的悲剧的源头。蒋蔚祖就是这样一个牺牲品，“蒋蔚祖在他和金素痕底关系里表演着一种单纯的、情热而苦恼的恋爱，这是命运给单纯的男子在遇到第一个女子时所安排的。”这个蒋捷三最喜欢的儿子，却从来就是一个单纯而软弱的人，他遇见了金素痕，却再也没有走出来，几乎整个一生都被操纵在美貌的妻子手里。而这种像是蒋捷三和那个歌女故事翻版的爱情，也终于使得蒋蔚祖跌到在悲剧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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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翎：我听见了光明、斗争的交响 |
她是漂亮的妻子，她是贪婪的女人，也是感情的背叛者，她反过来控制着蒋蔚祖，使得他更走向了软弱的一面，“蒋蔚祖想到人类是堕落得很深了，但自然界却永远顺从，静穆、崇高。他拾了一片落叶，嗅着它，带着温柔的，安宁的心情慢慢地行走着。”被控制在女人手里，对于蒋捷三来说，才第一次体会到一个男人的悲哀，但是即使在蒋蔚祖变疯的时候，金素痕也没有停止伸出那只控制别人的手，也没有停止觊觎家族财产的贪欲，甚至开始和蒋捷三分庭抗礼，“蒋捷三在绝望的愤怒中锁起了蒋蔚祖，接着就准备用毒辣的方法打击金素痕。”而实际上，这样的对立唯一牺牲的人只有自己的儿子蒋蔚祖，他靠的是权势，她靠的是计谋，他骂她：“跪下！不要脸的东西！伤风败俗，强盗人家！”她反击他：“三条人命在你们手里，好一个蒋家！”而他变成疯子，变成乞丐，最后在绝望中，“迅速地，被某种巨大的力量压迫着，他蹲下来，跃下了悬崖，凶险的旋涡立刻就把他吞没了。”
金素痕的对抗无非是用自己的强制手段获得蒋家的财产，而在旧时代瓦解的过程中，蒋捷三所维持的那个家族已经分崩离析，在一个头脑中不存在法律不存在政府的世界里，“老人要活，没有想到某一个严厉的、冷酷的东西会比他走得更快。”他的世交被政府锁了庭院，因为债务关系，蒋家的住宅也被封，而且随着蒋蔚祖的逃离，表面风光富足的蒋家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文契几乎被抢光，儿子生死不明——这个家庭是破散”，而即使在这个破散的家族里，蒋捷三还想奋力一搏，也再无力气，在悔恨和孤独中逝世。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但是蒋捷三的死，却在这个纷争的家族里，暴露了更多人性的贪婪：“蒋淑珍阴郁而平静地陶醉于死灭；沈丽英陶醉于那种热情，那种奇特的悲哀的享乐，傅蒲生陶醉于分赃；王定和夫妇陶醉于权力，侮慢，和斗争；金素痕陶醉于一切人底陶醉，因为在这场戏里，她所演的是优越的主角，蒋蔚祖则陶醉于侮弄人世。”
“在这个夜里，是有着各样的悲哀，各样的兴奋与陶醉。在蒋捷三底死亡前面，这些人是赤裸裸地显出了生命。”一种死只是对于蒋捷三那个时代的终结，却也是新的混乱时代的开始，就如蒋捷三曾经的愤怒一样，“谁的力量？中国这大的地方，这多人，几万年怎样活下来的？偏偏到你们手里！可怜的畜牲啊！”谩骂其实是另一种权势，而当一切分崩离析的时候，当新的危机到来的时候，不管是家族命运，还是国家命运，或者已经开始了新的嬗变，而在这场险恶和迷乱中，蒋少祖是第一个寻找出路的人。
其实，接受了新思想的蒋少祖从一开始就站在了父亲蒋捷三的对面，他脱离和家族的联系，来到上海，“财产和叛逆造成了他底顺利的境遇。”但是脱离旧有的生活，并不能真的顺利找到自己的出路。他一开始像大多数青年一样，内心里只有自己，那是一种“注意自己、娱乐自己”的个人主义，那是一种用自己的勇敢创造现代文明的英雄主义，“在战争期间，年青的蒋少祖每天得到新的兴奋，新的激动。”不管是个人主义还是英雄主义，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注定是苦闷的，甚至是矛盾的，已经和陈景惠结婚，却还想着和他一样不能忍受旧有生活的王桂英，而当王桂英怀有了他的孩子，他却用一种逃避的方式远离束缚，而王桂英，从一开始坚决要生出这个孩子要养育这个孩子，但是最后却以残忍的手段将他杀死，“我杀死我底女儿……我自己亲手埋葬她！”当世界无法建立自己的秩序时，个人主义的悲剧就是自己成为那一个制造者和受害者，而蒋少祖在王桂英离开、孩子死去之后，所痛恨的从来不是自己的盲目和逃避，而是将一切怪罪于整个时代：“我底孩子，我底爱人，——残酷的世界把这一切全粉碎了！覆没了！但是，很简单，以残酷回答，活下去！我们没有自由，专制的世界逼迫我们犯错——错？这些原是我们底权利！我们要留下自由的天地，用血肉生命，赤手空拳！不，我无须想，很简单，横竖是这样一个生命，怎样安排都是无所谓的，可以冲破！有谁敢向我投第一个石子？我没有智慧，热诚，忠实？那些可怜的混蛋和蠢货……”
个人主义总是高高在上，英雄主义总是自我辩护，他痛心那些零碎的事业在大潮里暗淡，他坚信自己“只爱真理”，他反对一切的独断和人性的残酷，他崇拜伏尔泰、卢梭，甚至尼采的超人哲学，他渴望自由的生活，他甚至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痛恨上海的买办资本家，但是在战争的不断毁灭中，在美好的理想不断远离中，他却在充满幻想的世界里挣扎，在轻蔑和愤怒中寻找出路，“蒋少祖活跃地参加政治，然而政治使他迷惑。他认为反抗文化底机械主义是他底使命，走到骄傲的神秘主义旁边，又走到正直的理性主义旁边去。”而真正的出路对于他来说，也仿佛是一个虚幻的梦，那个梦就是：“中国没有替他铺好平坦的道路。”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一个与旧家族和旧思想决裂的知识分子，蒋少祖的心路历程也有过不同的转变，他是复杂的，是多元的，他也曾为父亲和冯家贵的死去而感到痛苦，“而这种沉默的，微贱的死，是最商贵的！”他也曾自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单纯的理想家变成实践家，他也曾希望中国能建立民主的，近代化的，强大的国家，但是在战局的变化中，在形势的迷离中，曾经讽刺过大众“不过想找一条路罢了”的想法却无情地变成了自己的信条，参加抗日组织，为陈独秀辩护，认为汪精卫是唯一清醒的人……如此种种，也让他最后陷入在自己的矛盾中，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他看不到哪里是彼岸，甚至不知道前面就有一座可以跨过去的桥梁，中国没有铺平道路意味着一切都是被动的，一切都是茫然的。
可以说，蒋少祖是“财主底儿女们”中第一个站在时代前沿的人，也是第一个想要拯救自我和民族的人，但是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却是孤寂的，甚至是脆弱的，最后依然找不到最后的出路。而同样的迷惘也在弟弟蒋纯祖身上，这个在动乱中成长的蒋家最小儿子，见证了家族的没落，见证了生命的贪婪，在他的内心深处是孤独，是悲凉，是毁灭，“他的结论是在人间，只有死，才是真实的。”一种悲观主义的思想，在蒋少祖的影响下，才慢慢认识到自我的命运，认识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但是，这种寻找出路的方式也打上了如蒋少祖一样的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而这种英雄主义在混乱的战局中，有无可避免地陷入到幼稚病带来的软弱中。
“他是没有一点能力，怀着软弱的感情，被暴露在这个各人都在争取生存的残酷的世界中。”如果青春的故事都在这样一种软弱里，如果生命的意义都在这一种悲观里，那么他实际上会和蒋少祖走上相同的迷惘之路，甚至会和蒋蔚祖一样在无情的打击中变得疯狂，在自我的封闭中走向绝望。但是蒋纯祖却经历了更残酷的战争，经历了更广阔的浪潮，也经历了人生的蜕变，而在这种痛苦和愤怒的历练中，蒋纯祖也逐渐找到了那一条青春的救赎之路。
“七月七日是一个浪潮，八月十三日是一个更大的浪潮，于是开始了民族战争底洪流。”这是战争的新阶段，而在这个新阶段，似乎一切都被破坏被摧毁了，而在这种破坏和摧毁中，却也孕育了新生。从上海逃离，见证难民和死亡，对于蒋纯祖来说，那个被打死的军官第一次让他感到了活着的意义，“一时的堕落，他就牺牲了！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知道他是谁：他是一个人！”因为他是一个人，所以这样的人本主义在蒋纯祖的内心变成了秩序重构的开始，要让一个人具有尊严和自由，就必须去除人类的罪恶，“因为生命太艰难，因为人类自相残。”而在这种人本主义的意识里，对于一个青年来说，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对于爱情的向往，无论是傅钟芬的天真，还是黄杏清的纯洁，无论是高韵的纯净，还是万同华的宽容，在不同的女性世界里，蒋纯祖总是看见那些照亮自己的光芒，从一开始怀疑爱情的无聊和堕落，到后来的追逐，再后来甚至变成心底的愤怒，其实都是蒋纯祖对于生命的一种尊重，一种返回人本的理想。
但是这种尊重，有时候却也变成了一种征服，他相信自己并非是弱者，所以要骄傲，但是在疯狂追逐的背后，却也变成了他的强力意志：“在最初，他理想自由的、健全的。甚至是享乐的生活，他竭力克服他底阴暗的，旧有的感情；其次，到了绝望的时候，他想到结婚等等，他觉得只要高韵和他正式地同居，使别人承认了这种关系，一切便好起来了：在这个社会里有一种名义，做一个正直的丈夫，是一件痛快的、骄傲的事，这种名义，伴随着家庭底伦理，可以强迫高韵顺从，于是他便可以依照自己底意志来训练她。”这是一种矛盾，而在这样的征服里，他有希望得到宽恕，“假如有上帝，上帝饶恕我！”所以在战争的残酷中，在爱情的转变中，蒋纯祖迫切需要的是一种照见自己理想的光芒，“春天会来临，阳光会照耀，——我底亲爱的克力啊！”谁是克力？没有人知道她是谁，而在蒋纯祖的呼唤中，她像一个上帝，像一个理想，支配着自己充满痛哭的生活。
希望伴随着绝望，理想伴随着现实，而正是这种矛盾，让蒋纯祖也成熟起来，石桥场的批斗和之后的流亡，让他更清楚地听到了这个时代最壮烈的呼号和最光荣的命令，那就是“前进”，而这种前进的力量直接使他和蒋少祖决裂，做着参政院的蒋少祖似乎走在了那条铺好的道路上，“他很想帮助弟弟，假如弟弟能够顺从他一点点的话，假如弟弟能够继承他底事业，弥补他底错误的，不可复返的青春的话——假如能够这样，他确信他将乐观地牺牲自己，瞥见永恒。”但实际上这样一条道路，对于经历了战争的逃亡，命运的转折，人生的苦痛的蒋纯祖来说，只不过是重走哥哥的老路，重新回到那种英雄主义，甚至是妥协的英雄主义，所以他把哥哥叫做“可怜的人”，愤而离去。
并不是没有矛盾，并不是没有纠葛，在蒋纯祖身上处处体现的就是现实和理想的斗争，无论是冒险也好，无论是悲观也罢，但是却一定是为了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出路，“在我底身上，是上帝和魔鬼，我是遭到了人和神的愤怒！”所以在这种愤怒面前，他也独自承担，承担责任，承担苦难，“茫茫的中国啊，我对你，自然是永远不厌倦，但是啊，我底生命短促，在末尾，我将不能开怀大笑的罢！”最后是承担伤痛，那一场疾病就像是一个隐喻，在中国这片大地上，也处在患病的时代，也处处是患病的人，关键是在在这样的疾病面前，如何不沉沦，“他厌恶他底腐烂了的躯体。他不是恐惧那个抽象的、不可思议的死亡；他是恐惧他底腐烂了的肉体。”和万同华的婚姻或许是一种解救的方法，但是内心对于苦难的体悟却让他拥有更多的力量，拥有更多不想死的理由，“他看见了朱谷良和石华贵，蒋少祖和汪卓伦，看见了高韵，陆积玉；万同华和孙松鹤。他们消失了，而他在哪里见过的，无数的人们在大风暴中向前奔跑，枪枝闪耀，旗帜在阳光下飘扬。他听见有雄壮的军号的声音。”
在末尾不能开怀大笑，在末尾需要的用精神延长生命，而当那个夜晚，“他清楚地意识着他所有的一切，一直到最后。痛苦的、飘浮的状态继续得并不久，他离开了，大家寂静着，夏夜和旷野，一切都寂静着，他，蒋纯祖，从此不再起来了。”身体之死，是痛苦的死，也是纯净的死，或者蒋纯祖到死都没有真正看见彼岸，看见未来的道路，但是在这样一种深刻体悟生命的意义，深刻痛恨残酷和迷惘的时代，深刻觉醒个体的救赎，却也是奏响了青春的强音，“我希望人们在批评他底缺点，憎恶他底罪恶的时候记着：他是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并且是高贵的。”而这种忠实和勇敢，就是新生的力量，就是重建的精神，就是青春必定会抵达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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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001211·0542 |
| 作者：（英）戴维·洛奇 | |
| 出版：作家出版社 | |
| 版本：1998年12月第一版 | |
| 定价：13.00元 | |
| 页数：334页 |
“那是人间天堂，难道你不向往？唉，当然！”天堂不是夏威夷，天堂是梦想，戴维·洛奇显然驾双奇遇记的能力秉承了英国传奇小说的传统，只不过赋予它更现代的故事框架和智慧，关于天堂或神学，关于信仰或现世，对于伯纳德，任何选择都只不过远离真实的一种形式，”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很久以来，他主要是生活在一方精神世界里，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了一套虽然破旧但还能穿用的衣服，早晨穿上，夜晚脱下。现在他才意识到，他同样生活在这样一个一个奇异地分着叉、并带有瑕疵的骨肉之躯里，这样一个由血液和筋肉，肝脏和肺叶组成的混合体里。
——《第三部》
她穿着红色棉布连衣裙，她在他的面颊上吻着，她在黑暗中雕塑着他的躯体，在那一刻，身体被凸显出来，它在衣服里，它被抚摸着，但是当她问：“你想做爱吗？”他摇头；之后是他问：“我们做爱吧？”她选择了拒绝：“不，现在不。”而且，“明天也不。”他只是无限靠近了她的身体，而她则是给他做示范的方式“治疗”身体的隐患，于是，身体还是像一套衣服那样，早晨穿上，夜晚脱下，于是，那一个带着瑕疵的骨肉之躯、由血液和筋肉、肝脏和肺叶组成的混合体，还是保持着它的样子。
过去和现在，身体和精神，依然在二元性的存在中。但是，在夏威夷这个被称为“天堂”的地方，他，曾经以神父为职业的伯纳德，她，作为一个离婚女人的尤兰德，却在奇异的相遇中渐渐打开了身体，渐渐从二元分离的世界中找到了契合点，这是一种爱情？甚至比爱情更为高尚的灵魂对话？““我以为我们只能在这颗地球上建立我们自己的天堂，实现自己的愿望，就像那次你在沙滩上找到了丢失的钥匙那样。”但是爱情或者灵魂的天堂，是不是需要更进一步的勇敢？是不是需要更向前一步的自由？天堂或者是传说，重要的是从那个被传说的天堂里走向现世。
哈克·惠特尼在《夏威夷旅游指南》中说：“那是人间天堂！难道你不向往？噢，当然！”威廉·梅雷迪思《夏威夷纪行》中说：“乘风而来，夜色中穿过那千姿百态、装点群山的云彩降落，无数的人带着梦来到他们渴慕已久的地方。”从英国搭成飞机，从洛杉矶转到火奴鲁鲁，空中的这一次旅程，是不是就像从天堂来到人间？但实际上，在人间所谓的天堂根本就不是所向往的地方，甚至于它就是一个指向病态和死亡的存在。伯纳德是带着老父亲沃尔什来到夏威夷，恶让他们此行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欣赏风光，而是来看望患重病即将离开人世的厄休拉——沃尔什许多年未见的妹妹。
“我想在临死前见一见我的哥哥。”这一种在天堂里相逢的渴望其实改变了夏威夷的定位，它是生前最后一次的告别，而且就在沃尔什抵达夏威夷之后，在出门那天却遭遇了车祸，之后被救护车送进了圣约瑟夫医院，接受骨盆骨折手术——似乎，这个天堂的存在就是为了证明人世的坎坷和痛苦。而伯纳德进入这个世界之后，感受的也是天堂无法摆脱俗世的生活方式。沃尔什来到希思罗机场之后，就没完没了地出乱子：在飞机舷梯钱制造了堵塞，临登记前又害怕起来，等系好安全带又开始呻吟和呜咽，甚至拿着圣像“叽哩咕噜地祷告”在机场遇到了谢尔德雷克，他写过一本书，也正在写关于旅行的文章，他认为，“观光旅游是宗教仪式的替代品。观光旅游就是世俗的朝圣。通过参观高级文化的神龛来聚集神的恩宠。旅游纪念品就是圣物。旅游指南是礼拜辅导。”所以度假被看成是“参与一种迷信活动”，“它是人们的新的鸦片。这一真相必须向世人昭示。”
抵达夏威夷之后，发现《天堂消息》的报纸刊登的几乎全是广告和本地的菜谱；厄休拉所住的疗养院只是位于火奴鲁鲁郊区很邋遢的去除；厄休拉说起怀基基小镇，都是罪犯，随时可能被人抢了钱包；生活在这里的他一直靠领社会保险金生活，“在美国就数火奴鲁鲁的生活用最高，几乎所有的东西都靠进口。他们管它叫作天堂税。”撞上了沃尔什的尤兰德告诉伯纳德的是，这里不是“失落的天堂”，而是失窃的天堂，失贞的天堂，受了感染的天堂，“天堂被纳入私囊，被开发包装后，天堂被出卖了。”一心在这里收集“天堂”名号的谢尔德雷克研究的理论是：反复出现的天堂主题给游客们洗了脑，让他们以为自己真的是到了天堂，尽管这里的现实和传说中的天堂相去甚远。
当然，作为来“天堂”旅行的游客来说，他们感受到的是也是各种现实中的问题——当沃尔什在街上被车撞去，救护车拉着他一路驶过了怀基基小镇的酒店，在救护车的啸叫声中，每个人都进入到现实属于自己的位置中：拉斯和塞西莉同居两年，在夏威夷的蜜月中，他们依然要面对丈夫是否可以和妻子同寝的权力论中，“跟妻子同床当然不会将他们的婚姻推上巅峰，也不是去满足一种长期被压抑的欲望”；西德尼·布鲁克斯身穿睡衣裤站在阳台上，在救护车的笛声中无所事事；特里和托尼从阳台上俯瞰大海，但是住在下面的房间却制造了未见的障碍；埃弗索普夫妇正在拍摄“怀基基醒来——第一天”的视频，他们还要照顾醒来或者睡着的孩子们；罗杰·谢尔德雷克听见了救护车的呜叫，却并不为之所动；而苏和迪伊没有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因为时差的缘故，他们在昨晚半夜就醒了，而现在服了安眠药的他们又睡着了……
救护车的笛声串起了在火奴鲁鲁这些游客的现实生活，或者不适，或者矛盾，或者尴尬，在天堂里他们似乎也感受到了如救护车声音那样打破了沉寂的混乱，就像沃尔什在被车撞倒的那一刻祈祷一样：“我的天主，我真心为我所犯的一切罪过忏悔……”似乎唯有忏悔才能唤起内心的平静。可是，最为关键的是，宗教信仰是不是也在着混乱的天堂里遗失了？厄休拉许多年来就淡出了家族的视线，是因为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她远离了家乡嫁给了美国兵，而那个美国兵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可他人不地道，又跟另外一个女的跑了，幸亏他们没孩子。他还给了她一大笔钱，你们叫什么来着？离婚赡养费。这样她就能到处寻开心了。她选中了夏威夷去住着，比那儿离家更远的地方怕是再也难找了，是吧？现在她快咽气了，还得是我们颠颠地绕半个地球去瞧她……”沃尔什的语气中充满了怨恨，“她私下里可能想过，可是她不喜欢这儿，老是嫌这儿阴冷，灰尘重。”这或者只是沃尔什在众人面前的掩盖而已，但是当听到儿子伯纳德说她重新又信奉天主教了之后，他才答应从英国坐飞机在她临死之前来看望，但是内心依然无法解开的心结是：她曾经嫁了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因为天主教的教义反对离婚，也反对同离过婚的人结婚——在机场里当伯纳德遇到一个年轻人，他问伯纳德有没有结婚，伯纳德说没有，年轻人劝他说：“别结婚。”
信仰的婚姻之间，似乎就发生了必然的冲突，而其实对伯纳德来说，真正的问题是：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十五岁那年，伯纳德进入神学院决定毕生侍奉天主，这只不过是“用来解决青春期诸多烦恼难题的一个方法”而已，当身体发生了变化，反而加深了这样的烦恼，“我害怕罪过，害怕人犯罪之轻而易举，害怕人在有罪的情况下死去的后果。”这样的害怕又让他找不到信仰的支点，于是伯纳德开始质疑，“是它界定了我，是它告诉我何以我就是我，何以做着我正做的事，何以在神学院教授神学。”被神学所界定，其实是远离了对于自我的关照，在流于神学的表相之后，伯纳德发现自己的信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我就成了一个不信奉天主的神父，或者至少也是个心怀不可知论的神父。”
而这种所谓的不可知论，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身体和灵魂、性与爱的关系，当那个叫达芙妮的护士长走进伯纳德的生活并且展示了身体的无限诱惑力时，伯纳德陷在肉体和灵魂、性与爱更深的矛盾中，“我需要一个诱因，我需要支持，而达芙妮恰好成全了我。”赤裸的达芙妮那硕大的双乳、鼓起的肚腹和翘起的臀部，成为抹不去的意象，它和伯纳德自身身体的变化形成了契合的共鸣，但是在陶醉中他发现自己还是一名神父，“只在这一瞬间我才发现，在我作为来的神父受训时和当了神父时的那段漫长岁月中，我是多么缺乏人与人的肉体的接触啊，我从未感受过动物间互相接触的快乐，特别是，从未接触过神秘的、身体构造不同于我的异性。”于是逃避，于是痛苦，在辞去了神父职务之后，也离开了达芙妮。但是离开或许只是一种想回归信仰的方式，但是摆脱了肉体却没有摆脱灵魂之中的恶，“伯纳德努力将思绪转回到即将来临的远行之上，好从脑海里抹去达芙妮双乳乱晃的形象。那对乳房摇来荡去，像两只大钟，鸣响了他们之间关系的丧钟。”在抵达这个称为“天堂”的地方，在酒店的阳台上，却发现有女人解开了衣服，露出了诱惑性的肉体，“那女人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嘲笑？侮辱？挑逗？”似乎一种挥之不去的肉体意象又成为了“装满负罪感和失败感的精神包袱”。
对于伯纳德来说，夏威夷这一个“天堂”到底是他逃离现实罪恶的庇护所，还是让他陷入在更深罪恶感的陷阱？厄休拉的疾病，父亲遭遇的车祸，似乎都趋向于解读信仰的本质意义，就像伯纳德对厄休拉说的那样：“好多年来我就没有真正信仰过什么了。我—直只是在摆样子，没有勇气采取行动而已。达芙妮仅仅是……催化剂。”所以夏威夷之行可以看成是伯纳德的灵魂之旅：一种现实意义的存在，本身就成为失窃的天堂、失贞的天堂和失落的天堂，但是它之所以现实存在，是为了从不可知论中找到可知的一切，是从迷惘中发现存在的意义。尤兰德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隐喻，这个在街上撞上了父亲的女人，因为机缘巧合认识了伯纳德，离过婚的她似乎在伯纳德面前阐述了性与爱的本质，而伯纳德对她的那种感觉似乎在重演和达芙妮有关的过去，所以他依然采取了躲避的态度，但是那种爱的感觉又让他重新认识自己，“凡读它的，愿她理解。”把所有的日记和自白都寄送给了尤兰德，希望用文字抵达灵魂。
寻找灵魂的意义，不是在不可知论下，也不是在对主的忏悔中，而是在现实意义上，这一点也是厄休拉想要在自己生命结束前打开心扉的原因，她问伯纳德的是：“你相不相信人有来世？”作为重新皈依天主教的她，希望用宗教来救赎自我，“要是没有了天堂，我不明白宗教还有什么用处，我是说，如果不能得到回报的话，人为什么要行善？如果将来不会遭报应的话，人为什么不作恶？”而这样的救赎其实是在现实中找到支撑的灵魂，把天堂当成是一个地方，仅仅是一个地方，它是有形状的存在，是一座花园，一座城市，一个开心猎场，而这一切之所以在厄休拉心里成为摆脱旧有负罪生活的出口，是因为她童年遭受的痛苦，需要一种现实的解救：当她还是七岁的时候，哥哥肖恩就诱惑她，然后把自己的身体暴露在她面前，“这种心理毀了她的婚姻，而且打消了她再次结婚的念头。”所以为了抹去这一段记忆，为了驱逐童年的阴影，她邀请沃尔什过来，并且希望在和他见面之后重新回到现实。
厄休拉希望在外在的力量中找回自己，伯纳德何尝不是如此？从一种关于性的练习开始，从一种关于爱的感觉开始，重新回到身体本身，重新在身体的纯洁中构筑灵魂的纯粹——灵魂从来不是和肉体分立地存在着，从身体开始的性和爱也绝不是一种罪，而这也是当今神学需要面对的问题：来世存在吗？改造现世是不是合理？或者说，末世学说能不能挽救一些什么？厄休拉皈依天主教不是为了寻找死后的天堂，而是在现世中能去除内心的阴影；伯纳德重新找到性爱的意义，不是像神父那样扼杀而陷入到不可知论中，而是在现世中挽救爱情——甚至只能从现世通往真正的天堂，从现世找到信仰的力量，尤兰德在给伯纳德的信中说到：“细想死亡这件事，我觉得它有些滑稽。我一直以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一个唯物主义者，以为我们只一次生命，所以我最好是充实地活一次。但是在那个傍晚，我好像很难相信厄休拉已经完全地消失、一不复返了。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片刻的怀疑——或者我应该说，信仰？”
是灵魂包容了肉体，是爱包容了性，是现世包容了来世，它们并不是分裂着存在，它们也不是割裂了生与死，所以天堂的消息存于灵魂的一角，正如米格尔·德·乌纳穆诺所著的《生命的悲剧意识》中所说：“有人相信，死亡将人永久地结束他的意识，甚至于他的记忆。但是在他灵魂中的一角，在他灵魂最隐秘的一角里，可能连他本人都不知道，有一片阴翳在游移，一片模糊的阴影在潜伏着，那是一片怀疑的影子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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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001018·0539 |
| 作者：王小波 | |
| 出版：花城出版社 | |
| 版本：1999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29.00元 | |
| 页数：625页 |
《万寿寺》中有一句对话：“小王是人才嘛！”王小波的确是个人才。在《青铜时代》中，我们读到的是一个个被篡改的历史故事，王小波在其中扮演着说书人的角色，使我们轻易进入一个虚拟的世界，情爱演变成了无休止的欲望，那段鼎盛的唐朝成了压制情欲的工具，所以你找不到故事的中心，在王小波的带领下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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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7·2000917·0533 |
| 作者：庐隐女士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1985年12月第一版 | |
| 定价：13.00元 | |
| 页数：206页 |
收在这本集子中的14篇小说有着庐隐式的深深哀怨，细致的心理描写展示了五四青年丰富感情的一面，这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血青年充满了苦闷与挣扎，不得意的人生处境闪现出悲观的语调。
荷姑见我这种为难截的情形，不禁叹道：“金钱虽是可以帮助无告的穷人，但是失了灵魂的人的苦恼，实在更甚于没有金钱的百倍呢！人们只知道用金钱周济人，而不肯代人赎回比金钱更要紧的灵魂！”
——《灵魂可以卖吗》
句子的疑问，题目的疑问，其实是人生的疑问。荷姑大约是退到了生活的角落里，用一种可怜的眼神望着这看不透的世界，仿佛是一堵墙，终于是难以翻越的。人生充满了问号，是关于金钱，关于存在，关于活着，“我想我自从进了工厂以后，我便不是我了！唉！我们的灵魂可以卖吗？”进入工厂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活着，简单的逻辑，简单的行为，当然最后也是一个简单的结局。
可是，退到那一堵墙的角落里，荷姑是比那些看不到墙的女人还要觉醒，至少是问出了关于灵魂的意义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铺垫着的是另一个问题，也是她最直接面对的现实：金钱到底有何用？问题之问题，是找得到原因的，父亲生病，必须放弃学业，必须进场做工。但是这仅仅是表象的一个原因，却不是根源，根源在于：金钱和灵魂为什么会对立？荷姑把金钱和灵魂对立起来，像是犯了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性错误，灵魂所包含的是精神，是德行，是自尊，而放弃学业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对于灵魂意义的背叛，所以为了赚钱而进入工厂，当然看成是一种堕落和毁灭，即使能解决金钱带来的现实问题，但是却越将人带入到灵魂空虚的境地。
所以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中，荷姑的可怜在于必须委曲求全，在于必须放弃自我，当疑问句变成被动语态，即使面对另一个人可能的慷慨，在荷姑看来，也只是施舍而已，所以作为旁观者的“我”凭着豪侠的壮气，凭着解救人的善意，要将所有的钱都递给她，“使她可以少受些疑难和愁虑的苦！”但是荷姑的痛苦在于有一个不肯堕落的灵魂，所以她的现实变成了时代的一个困境：金钱可以帮助无告的穷人，但是丧失了灵魂的人，如何被解救？或者说，人们可以用金钱解救现实的困境，但是灵魂如何赎回？
要赎回灵魂，必然是因为灵魂已经在慢慢丧失，在慢慢堕落，在慢慢肢解，在慢慢变成恶。荷姑只是缺钱的可怜而已，《一个著作家》的邵浮尘却是在五年前失去了爱人和朋友；《一封信》里的天才梅生却是向“为富不仁”的恶棍借了钱而终于送掉了自己的命；《余泪》中的熊海夫却在战争中杀了了无数的人，甚至自己的同伴：“他们流的血，可以把我飘起来，送到黑暗深坑里去！”在未触及灵魂之前，其实那种堕落就已经在发生了，和荷姑一样，是现实中缺少活下去的资本，邵浮尘失去爱人是因为沁芬和一个富足的男人结了婚，他拥有的是值钱的字画，是温软的绸缎，是铜丝的大床，是可使唤的仆人，是马车，所以爱情被财富取代，当然灵魂也最终变成了一种物欲的存在。梅生呢？也是缺少钱财，最终因为借了20块钱而被毁了青春，被毁了天才，甚至被毁了生命，而在那个寻求正义公里的法庭上，一样被出卖，“法庭待乡下人是甚么样？那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和可怕森严的公堂；什么人见了都是胆寒。”
当灵魂破碎，像荷姑一样退到墙根的人，是渴望拥有完整人格的，但是现实的遭遇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所以在没有灵魂救赎的情况下，唯一的结局就是死：沁芬在五年后以忏悔的心态告诉邵浮尘自己当初的决定是迫不得已，但是还保留着唯一的灵魂：“我不幸！生命和爱情，被金钱强买去！但是我的形体是没法子卖了！我的灵魂仍旧完完全全交还你！一个金盒子也送给你作一个纪念！你……”一个“你”，无线延长的省略号，是未说完的话，像是林黛玉临死之前意犹未尽的质疑，针对的不仅仅是一个邵浮尘，还有整个社会的现实。“你……”之后便是大口鲜血吐尽的死，而在五年之后重新看到爱人却以死亡方式终结，邵浮尘也最后以疯狂的死结束了灵魂覆灭的一生，“谁说他是一个著作家？——只是个罪人——”而梅生也最后进入了餐愁怨苦的地狱，当早晨的阳光照进破屋子的时候，“微弱的小羔羊面上露着笑容”，因为她去往的是极乐世界——死是一种解脱。
灵魂是爱，是尊严，是精神，当遭遇无法摆脱的人生疾苦，用死亡的方式恰是保全那一种尊严。而在极端的死亡之外，所谓的解救，所谓的保全，其实还有诸多的方法。比如《两个小学生》中的国枢和坚生，他们参加了稍大学生组织的情愿活动，“今天我们大家为了教育的前途，都抱着绝大牺牲去和政府请愿，但愿诸位亲爱的同学，还要有坚持到底的精神，人人不要露出畏怯的气象，并且在街上走的时侯，大家更要保持好秩序，现出我们学生无上的尊严。”这是革命的前奏，以集体的方式面对政府，面对制度，面对社会，但是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学生，如何理解教育的前途，如何理解人的尊严，如何拥有毫不畏怯的精神，像是一个寓言，孩子是纯真的，似乎越小越带着不容亵渎的灵魂，越小越对丑陋的社会具有冲击性，可是最后在卫兵和警察，在埋伏和袭击，在疼痛和鲜血中，制造的是更大的牺牲，衬托的是更无情的现实：“这绝大的惨剧——摧人肝胆的惨剧，和那两个小学生的哀呼，便是‘不仁’的天地，也不忍目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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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隐女士：人生是另一个“海滨故人” |
请愿的最后结局依然是死亡，但是对于这个毫无公理的社会来说，是提供了一种牺牲精神。革命之外，也还有皈依于上帝的宗教救赎，《余泪》中的熊海夫自然也像那些士兵和警察一样，是一种制造悲剧的工具，但是他把自己当成是战争中的罪人，是有了灵魂的极大不安，“我尝到了灵魂上的痛苦了！当真我这时觉得满身都是罪恶！和狞鬼一样的残忍！他们的头，和我的头，一样长在脖子上，这是很自然的，我为什么要把他故意的割下来呢？”所以在红十字队员白老师面前，他看见了救赎的光，白老师是一个宗教人士，在他面前站着上帝，即使熊海夫的手上沾满鲜血，在上帝的帮助下也可以唤醒罪恶的梦，也可以爱朋友和自己，所以在白老师临死的时候，他对熊海夫说：“熊先生我能使你回到你应该走的正路上去，永远爱你的同伴，这是我最荣幸的纪念！我们再见吧！到上帝那里便可以见着了！”
宗教是救赎，信仰是皈依，而在《或人的悲哀》里，在亚侠看来，那个上帝不是将自己带向爱的世界，而是可以躲避现实，“我想宗教的信仰，可以遮蔽真理的发现；不过现在我却有些相信了！因为我似乎知道真理是寻不到，不如暂且将此心寄托于宗教，或者在生的岁月里，不至于过分的苦痛！”这是一种避世主义的解救，在亚侠看来，灵魂的意义或者可以表述成另外一个疑问句：“人生究竟是什么？”在他看来，人生悲的多乐的少，这是注定好的事情，所以在悲观世界里寻找灵魂的意义，是有起价值的，但是“精神消磨得未免太多了……”所以到了日本之后，他看到了异国的风俗，看到了社会主义者的激烈抗争，看到了“想用弹药炸死那些妨碍人们到光明路上去的障碍物”的狂热，像学生的请愿一样，直接面对和抨击丑陋现实，但是这种志气最后竟也成了自己无法摆脱的梦魇，当失去了感情的慰藉，在社会的那堵墙面前也最终抑郁而死。所以看见了社会主义者从狂热到抑郁，从生到死，无非用另一种方式宣告了失败。
“在极苦痛的时候，我便想自杀，然而我究竟没有勇气！我否认世界的一切；于是我便实行我游戏人间的主义，第一次就失败了！接二连三的，失败了五六次！”这是另一种解救办法，自杀和游戏人间一样，是走向了消极，而这种消极的根源不是我渐渐失去尊严，“只被人间游戏了我！”依然是对立，社会和个人，金钱和灵魂，悲观和乐观。而在革命、宗教、游戏人间之外，《丽石的日记》里却完全写出了另一种解救的办法：爱。这是从友谊转变成的同性之爱，“爱情是不能买预约券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变幻不测的人类，带来的是变幻不测的爱，所以当丽石生病之后，却在同性的沅青那里获得了安慰，“我们说到将来共同生活的乐趣，真使我兴奋！我一夜都是作着未来的快乐梦。”
这一种“变幻不测的爱”是对于同性之恋最早的发声，而其实，这爱除了在结局意义上是受到社会歧视的，“丽石！你为什么不早打主意，穿上男子的礼服，戴上男子的帽子，妆作男子的行动，和我家里求婚呢？”以致她们所恨的是上帝造人，“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分什么男和女，因此不知把这个安静的世界，搅乱到什么地步？……”但其实，这同性之爱与其说是一种生理和心理现象，更多在生成意义上变成了社会决定论，所参照的是结婚而不幸福的雯薇以及堕落的欣于。雯薇结婚三年却面临着一种博彩式的生活：“结婚以前的岁月，是希望的，也是极有生趣的，好象买彩票，希望中彩的心理一样，而结婚后的岁月，是中彩以后，打算分配这财产用途的时候，只感得劳碌，烦躁。”而欣于曾经作为志趣高尚的青年，却为了生计而结婚，最终放弃了人格，成为某党的走狗，甚至为了四十块钱而堕落。所以在所谓的结婚悲剧面前，丽石和沅青在同性之爱中寻找安慰和鼓舞，但是最终还是未能走到最后，在一种悲苦和哀怨中走向生命的终结。
都是女性受困的现实，都是女性悲悯的存在，都是女性艰难的挣扎，《海滨故人》似乎集约式地将青年女郎的现实呈现出来，五个，或者更多，在社会中生活和生存，她们所面对的也是如何寻找出路，如何解救灵魂。起初在上学时似乎都对未来抱有着某种理想，对生活充满着期待，但是当分离而进入社会之后，各种难解的问题便一一出现，“不幸接二连三都卷入愁海了”，所发出的也无非是认识是什么，恋爱为追求什么的形而上问题，“不是和演剧般，到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的呵！并且爱恋的花，常常衬着苦恼的叶子，如何跳出这可怕的圈套，清净一辈子呢？……”有父母要求和所谓的官僚结婚，有所谓的进入成人世界的迷失，有所谓被知识误了的烦恼，也有所谓用游戏人间来摆脱的做法。但是所有这一切，似乎最后都回到了原点，正如露莎所说：“世界上的事情，本来不过尔尔，相信人，结果固然不免孤零之苦，就是不相信人，何尝不是依然感到世界的孤寂呢？”
其实难逃的是整个社会的囚笼，无论是哲学还是宗教，无论是异性之婚姻还是同性之恋爱，最后却都归于虚无的状态中，那海边的“海滨故人”小屋，原先也是一种在现实中退缩后寻求的避世之所：“吾辈于海滨徘徊竟日，终相得一佳地，左绕白玉之洞，右临清溪之流，中构小屋数间，足为吾辈退休之所，目下已备价购妥，只待鸠工造庐，建成之日，即吾辈努力事业之始。以年来国事蜩塘，固为有心人所同悲，但吾辈则志不在斯，唯欲于此中留一爱情之纪念品，以慰此干枯之人生，如果克成，当携手言旋，同逍遥于海滨精庐，如终失败，则于月光临照之夜，同赴碧流，随三闾大夫游耳。”看起来浪漫，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但是实则是对于干枯人生的逃避，所以露沙的理想构筑中，总有着浓烈的悲苦情绪，如若失败，最终也是“同赴碧流，随三闾大夫游耳”。
理想是闪烁了一时，脆弱的光线也是惨白了一些，当秋天在海滨见到那精致的房子，见到“海滨故人”的门额，却也不是最后理想的归宿，露沙在哪里？一年不通音信也终究是不知道是成是败，所以最后的念想不是理想会撑到几时，而是看起来也只是幻影一般的存在，海上云雾罩满，天空星光闪烁，女人洒泪而归，只留下符号意义的一个称谓：“海滨故人！也不知何时才赋归来呵！”凭吊而已，就如已经死去的理想和灵魂，埋没在人生的斑驳光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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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000831·0529 |
| 作者：刁斗 | |
|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9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13.00元 | |
| 页数：291页 |
刁斗创造一种“虚构的文本”来达到叙事的真实性，这种颇有些悖论意味的手法在那篇算是序的告白中轻易实现了，但这至少还是一个容易被人识破的伎俩，甚至不需要任何别的证据。但显然刁斗并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证词》的面世能帮助我们和《证词》的写作者一道爬出某座陷阱，即使爬不出来，至少能让我们在那个人人都深陷其中的巨大陷阱里狭路相逢。”这看起来才略像一个俘虏的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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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4·2000519·0524 |
| 作者：（美）舍伍德·安德森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1983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10.20元 | |
| 页数：204页 |
舍伍德·安德森一直有一种“透视生活表层之下的渴望”，从《温迪·麦克弗森的儿子》到《前进的人们》，从《小城畸人》中以年轻记者乔治·威拉德的视角为这些在温士堡的畸人宣传作志 ，这个在梦中出现的小城充满了寓言式的光环，关于真理的游戏，“努力依此真理过他的生活时，他便变成畸人，他拥抱的真理便变成虚妄。”他们总在努力寻找真理，但最后的结果，不管找到或没有找到真理，这其实只是一个游戏，关于人生的一个游戏。
男人或男孩，女人或女孩，他们总有一刻工夫，把握住那个使现代世界上男男女女可能过成熟的生活的东西。
——《成年》
男孩变成了男人，女孩变成了女人，仅仅是一个静默的黄昏，仅仅是一起度过的晚上？黑暗中，他坐在她的身边，她想着他的故事，甚至是明智地保持着一段距离，一个是死去了母亲想要成为记者的乔治·威拉德，一个是银行家的女儿海伦·怀特，当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完成成年仪式的时候，那一种“所需要的东西”就变成了“过成熟的生活的东西”？一刻的功夫，仿佛是天生地契合着各自的所需，于是一个从黄昏到黑夜的时间，被翻阅了过去，他们长大成人，他们各自开始了成为男人和女人的未来。
但是无法确认的一切只在他们的心里变成了仪式，父母们应该见证什么？小镇温士堡应该提供什么？小镇里的畸人们又应该证明什么？他们似乎忽视了一切的旁观者，甚至忽视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在黑暗中，大看台的屋顶下，乔治·威拉德坐在海伦·怀特的旁边，十分清楚地感觉到在芸芸众生的宇宙里自己的渺小。”渺小而存在，并非是要用一种成年的仪式让自己获得想要的一切，这不是一个在一起的起点，相反，在芸芸众生的宇宙里，他们需要的是忘记小镇，忘记父母，忘记畸人们。
于是，在“成年”之前是死亡，在“成年”之后是离去，死亡或者离去，以一种逆向的方式告别了在一起的成年，乔治的母亲伊丽莎白·威拉德在和里菲医生在椅子的地板上那拥抱和热吻之后死去，那年乔治十八岁，他疯狂的想要把伊丽莎白尸体上的被单揭开，为的是看一眼这个被冒险的欲望驱使而违背道德伦理的女人，“那不是我的母亲，躺在房间里的不是我的母亲。”可是当伊丽莎白在人生中两次走向解脱而最终死去的时候，对于乔治来说，便也变成了迎来成年最残酷的仪式。而海伦·怀特呢？思想家赛思·理契蒙一开始只是传递朋友乔治的话：“我知道我要跟谁恋爱，就是海伦·怀特。她是城里唯一的打扮得漂亮的姑娘。”但是那句话放在心里最后成了赛思自己的心思，握着海伦·怀特温暖的小手，赛思的心里有一种新奇的昏眩之感，即使后来告诉了海伦·怀特：“乔治·威拉德爱上了你，”也成了被替换的句子，而且乔治曾经说过，他只是为了写一篇小说，才要寻找恋爱——一种演变，置换了爱情，置换了“现代世界上男男女女可能过成熟的生活的东西”。
从死亡里走出来的乔治·威拉德，从被置换的爱情中成为小说一部分的海伦·怀特，在黄昏开始的成年仪式之后，便一定走向了最后的“离去”：“火车开进车站时，乔治才安心了。他连忙跳上车去。海伦·怀特从大街上赶来和他告别，可是他已经找到座位坐下了，没有看见她。”一个在火车的座位上，一个在下面的大街上，其实不是擦肩而过，他们是关于留下和离开的隔绝状态，而最后的离去对于乔治来说，无非是为了离开而离开，“诸如他的母亲的逝世，他的离开温土堡，他在大城市生活的前途未卜，他生活里严肃重大的方面，他都没想到。”
如一个梦，小镇温士堡似乎提供了一个梦想的背景。那么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温士堡，一种出生，或者和自己的选择无关，但是最后以“迎接人生风浪”的方式离开，乔治只不过提供了一个会思考的青年的选择，而在他的离别之外，则是温士堡没有改变的生活，那里有着背叛，有着爱欲，有着权力，有着亵渎，有着关于温斯堡的真理。离开的反向是到达，他们中有从芝加哥来的帕雪瓦尔医生，有从纽约州购置了土地而到来的杰西·本特利，有俄亥俄年轻小伙子伊诺克·罗宾逊，进入小镇温士堡，其实和离开温士堡一样，在这种地理空间的迁徙中，他们所期待的是一种安稳的生活，但是一个个畸人生活的小镇，却最终把他们变成了过客。这或者是一种无根生活的写照，而无根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小镇温士堡异化了他们。
“哲学家”帕雪瓦尔医生是以酩酊的状态进入小镇的，甚至还和脚夫培特·朗沃思打了一架，而在温士堡的五年生活里，他自称是一个“有名望的人”，那些贫苦穷人来找他看病却付不起钱，他也并没有陷入在日常生活的窘境中，他的祷告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救赎者，“我们过得很好。我为了做牧师而读书，并且还祷告。作祷告，我是一头标准笨驴。你大可听听我的祷告。”但是却不为事故中的小孩出诊，最后自己的心中便有了预感：“人人会激怒的，我会被绞死在大街的路灯柱子上的。”救赎者有时候会变成亵渎者，哲学家有时又会变成罪人，因为他看到了温士堡可怕的东西：“世界上人人都是基督，而他们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当飞翼比德尔鲍姆的一双手放在孩子们的肩膀上，那种爱抚最后变成了猥亵，当人人都是基督，人人都会审判，一双手的罪恶再无法洗净，“神经质的富于表情的手指，在亮光中或隐或现，很可能被误认信徒的手指在迅速地十个复十个地数着他的念珠哩。”泛道德的绑架，是不是酿成无道德的悲剧？就像泛神论会不会导致无神论，甚至是信仰的坍塌和沦陷？雷·皮尔逊那句“他并不要求我娶她。是我要娶她。我要安身立命，生儿育女。”显然婚姻世界和爱情无关，所以夫妻俩和六个腿脚瘦小的孩子组成了他们生活困苦的全部；由于童心触犯了金钱、性欲、舆论等诸多问题，最后结婚了的伊诺克·罗宾逊又把婚姻拆散了，“我的房间里从前是温暖而友爱的，现在我可完全是孤独的了。”艾丽斯·欣德曼是在瓦恩河畔的地方和内德·居礼成为了情人，这个从十六岁就开启了欲望的女人，把自己一生的幸福都放在了男人身上，“我是他的妻子，不论他回来与否，我始终是他的妻子。”可是，一年又一年，内德·居礼再没有出现，最后艾丽斯·欣德曼站在草地上，想象自己以裸体的方式在大街上奔跑，一种疯狂是要颠覆内心最后的希望，但是疯狂却没有发生，她依然在温士堡的秩序里，向其他的畸人们一样，“许多人必须孤寂地生和死，即使在温士堡，也是一样的。”电报员沃许·威廉疯狂地爱上了女子，几乎是用宗教式的热情，“设法经过他那青春的陷阱，保持童贞直到他结婚的时候。”但是最后女人的背叛，让他开始嫉恨所有女人，甚至憎恨人生，最后曾经美貌的青年变成了小城里最丑陋的家伙，“他很龌龊。他身上的一切，都是不洁的。甚至他的眼白，看上去也是弄脏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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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伍德·安德森：透视生活表层之下的“真理” |
一开始，他们或者都拥有“可敬的品格”，等待或者热情，爱恋或者婚姻，但是在小镇异化的世界里，他们失落，他们悲伤，他们痛苦，他们备受折磨，最后是诅咒和变态。柯蒂斯·哈特门牧师和凯特·斯威夫特的故事就混杂着欲望和信仰的矛盾，“悲哀、希望和情欲日复一日地在她内心战斗着。”一个小学教师，在被记者乔治的那本书和那句话激起情欲之后，似乎再也无法平静，她想着乔治“内心如焚”，而这样的状态同样在柯蒂斯·哈特门牧师身上，这个总是向上帝祷告的牧师，似乎最接近圣洁，但是当目光穿过《圣经》，他却看见了“静卧床上的雪白的肉体”，不是臆想，是就在面前的女人，对于这样一种几乎可以是说是亵渎的思想，他的自我解释是：“我曾经被诱惑过，并且曾经屈服于诱惑之下。而拯救我起来的，全赖上帝托住我头脑的手。上帝既然会拯救我，也就会拯救你们。不要失望。在你们犯罪的时光，抬头仰望上苍，你们就会一再得到拯救。”让上帝来拯救自我的欲望，这像是一个悖论，而当充满情欲的凯特·斯威夫特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牧师却像看见了光明：“我在这城里待了十年，上帝才在一个女人的身体上对我显圣。”上帝在女人的身体里显圣，女人和欲望变得合理，但是凯特无非是在雪夜里躺在了乔治的怀里，这个十年来一直内心如焚的女人终于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但是在牧师那里，终于又变成了对于上帝的亵渎，“牧师在空中挥动着一个流血的拳头，竟宣布那刚才还抱在乔治怀里的女人，倒是上帝的一工具，带来了真理的启示。”
这是上帝怎样的一个工具？这是怎样一种真理？流血的拳头无非是一种驱赶，显圣的终归是一个女人雪白的裸体，终归是欲望的最直接呈现，还有什么是上帝的旨意？虚妄而已。所以那个分成四节的故事里，“虔诚”的名义下却还有屈服，还有恐怖。从纽约州来的杰西·本特利，拥有大量购置的土地，作为一个开拓者，杰西是工业主义时代的标志人物，“我是拥有这许多田地的一种新人物，”这是他的自我评价，却也是说给上帝说的一句话，而逗号之后的表达也变成对于显圣的一种期盼，“上帝啊，请你也看看我的邻居以及此地先我而逝去的众人上帝啊，求你在我身上创造出另外一个杰西，象古代的杰西一样，统治众人，而且他的儿子们也要成为统治者。”工业时代造就的是火车的来来往往，是城市的兴起，是铁路线的无限延伸，但是对于杰西来说，更多的渴望不是对于物质的占有，而是在精神上成为一种统治者，当妻子凯瑟琳要生产时，他的祈祷是像上帝一样建立自己的王国，“今夜从凯瑟琳的子宫里赐给我一个儿子吧。求你赐恩在我身上。赐给我一个儿子叫做大卫，他将帮助我终于从非利士人的手中把这一切土地夺过来，使土地为你效劳，在世上建立你的王国。”
这是虔诚？当凯瑟琳终于生下孩子，却不是可以命名为大卫的男孩，而是路易丝，男孩变成了女孩，这似乎是上帝和杰西开得一个玩笑，而这个被置换了希望的玩笑，让路路易丝的一生似乎都处在被误解的状态中，她变成了一个神经质的人，成为工业主义大量来到世界上而造就的“神经过敏的妇人中的一个”，当自己成为工业主义的牺牲品，她对于约翰·哈代的爱恋，变得无比强烈，“假使你就是喜欢我的人，我要你在夜间到果树园里来，在我的窗下作出一个声音。我爬下棚子来就你是容易的。我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所以假使你真的要来，就快点来吧。”爱情甚至爱欲，是她神经质的一种体现，却也成为她解脱的办法，而这种渴望解脱的心态其实是一种“屈服”，是对于自我零余人生的一种无奈改变。
终于生下了孩子，男孩，于是取名大卫·哈代，一个曾经杰西期盼而命名的男孩，在隔了一代之后，他依然成为杰西的寄托，所以杰西似乎又找回到了显圣的感觉，他购置了大量的机器，在放弃农场中成为物质主义世界新的统治者，而这一切只不过是自己恢复对上帝信仰的做法，但是在树林里遭遇困难的时候，杰西却为了心中的上帝，却要把大卫带上献祭台，“上帝将为他开辟一条道路。他将告诉我：大卫将在人生中取得什么地位，将在何时踏上征途。这孩子应该在场，这是一点不错的。假使我运气好，上帝的一个天使竟然出现，那末，大卫便可见到显示于人的、上帝的美丽与光荣了。这会使他也成为真正的圣徒的。”所以大卫又成为牺牲品，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只不过和路易丝的“屈服”不同，当杰西抽出一把长刀，燃烧起木柴，说出“我必须把羊羔的血涂在孩子的头上”的时候，大卫所要经历的就是“恐惧与颤栗”。恐怖没有最终攫住大卫，他用一颗石子打中了杰西，然后逃出了树林，逃出了献祭的现场，逃出了为上帝显圣的火光，一种失踪，是为了远离对上帝那份贪婪的荣光。
大卫之失踪，是对于虚妄上帝的一种背叛，一个早已被命名的名字，其实完全取消了自我的意义，只有最后的逃离像是完成自我拯救，那么在这个四节的“虔诚”故事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像大卫一样以逃离的方式完成救赎？又回到了乔治·威拉德的故事里，这个最终离开温士堡的故事是如何发生的？它和欲望有关？和信仰有关？和爱有关？还是和物质主义的工业文明有关？母亲伊丽莎白似乎是乔治·威拉德曾经的上帝，这个脸上透着天花疤痕的女人，一开始的婚姻生活似乎就像她身体一样，呈现出病态的一面，丈夫汤姆·威拉德把她看成是失败和潦倒的事物，这个热心乡村政治生活的人，一直在追求着权力和地位，但是却总是陷在自我欲望破灭的世界里，所以伊丽莎白对孩子的要求只有一句话：“要是我死了，看见他变成一个象我一样没价值的、乏味的角色，我一定要重新活过来的。”
没有价值、乏味的角色，似乎就是温士堡小镇的写照，对于乔治来说，生活似乎并不像伊丽莎白所预言的那样，尤其是在爱欲世界里，乔治遇到了一个又一个女人，路易丝·特鲁霓虹给他写的一封信是：“我是你的，假使你需要我的话。”在两个人散步中，乔治却看见了她胆怯的心：“我不能走远了，”所以必须回去。乔治为了写小说而让赛思转告海伦·怀特，自己爱上了她，最后赛思似乎先握住了怀特的手，并且诅咒了乔治：“将来一定如此的。件件事都要这样演变的。到了她爱上谁的时候，那可决不是我。一定是别人——个傻瓜——一个讲话很多的——一个象乔治·威拉德那样的人。”温士堡第一国家银行的簿记员亨利·卡彭特的女儿蓓尔·卡彭特，是乔治暗恋的对象，当她和埃德·汉德拜在一起的时候，乔治又渴望握住她的手，最后在三次和埃德·汉德拜决斗中败下阵来……
不管是路易丝·特鲁霓虹对他的表白，还是以写小说的借口于海伦·怀特恋爱，甚至为了蓓尔·卡彭特而决斗，都是乔治对于欲望、爱情的一种态度，正常而且健康，没有道德的约束，没有信仰的背叛，但是母亲伊丽莎白·威拉德却让他看见了一种在冒险意义上尝试的爱欲，与里菲医生的暧昧发生在乔治十四岁的那个夏天，“在巨大空虚的诊所里，这男人和这妇人坐着互相注视，他们在许多地方是相似的。”相似的是婚姻里的隔离，是难以控制的激情，甚至是从温士堡生活里挣脱的欲望，乔治十八岁的时候，伊丽莎白死于疾病，而里菲医生也根本没有办法解救她。一种死亡，其实是追求冒险生活的代价，但是对于乔治来说，对于母亲的怨恨只不过一种表面上的抗拒，从小被母亲灌输了离开思想，乔治其实成为温士堡的一个背离者，“我要采取行动了。某些事物正威胁着我的孩子，我一定要挡它。”所以他不能在“室内待得太久”，不能成为温士堡的一个牺牲者，不能成为另一种的畸人——在离开时，和海伦·怀特的错开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挣脱情爱的束缚，“他这样待了好久，当他清醒过来，再从车窗外望出去时，温士堡小城已经看不见，他在那边度过的生活，只成了描绘他那成年期的梦想的一个背景罢了。”
温士堡消失，就是和性欲、权力、财富、贫穷等有关的生活消失，背离的乔治是不是走向了新生？在这个交错的小镇畸人生活里，乔治提供了一个样本，但是在离开的方向上，乔治也是茫然的，他只不过是忘记了背后的小镇，而展开在他面前的未来则一无所知，而这也正是这个“畸人志”提供的一个命题。“全世界到处是真理，而真理统统是美丽的。”那个写作畸人志的老作家说出“真理是美丽”的时候，真理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它们是童贞的真理和激情的真理，是财富和贫穷的真理，是节俭和浪费的真理，是粗疏和放荡的真理。真理无处不在，但是执着于真理，变成了一种虚妄;"一个人一旦为自己掌握一个真理，称之为他的真理，并且努力依此真理过他的生活时，他便变成畸人，他拥抱的真理便变成虚妄。”理想也是梦想，也是幻想，真理变异成诸多的东西，它只和自己有关，只和欲望有关，“人自己创造真理，而每一个真理都是许多模糊思想的混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