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

  • 编号:B82·2241205·2212
  • 作者:【德】尼采 著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版本:2020年04月第一版
  • 定价:48.00元当当20.10元
  • ISBN:9787208163041
  • 页数:137页

“一个哲学家对自己的最初和最终要求是什么?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做到“不受时代限制”,要凭借什么来克服这个难题呢?凭借他身上恰恰让他是其时代产儿的东西。妙极了!我和瓦格纳一样是这个时代的产儿,可以说是颓废者:但只有我领会这个事实,只有我与之抗争。我心中的哲学家与之抗争。”本书是尼采晚年代表作之一,由《瓦格纳事件:一个音乐家的问题》和《尼采反瓦格纳:一个心理学家的笔记》两个篇幅较小的部分组成。瓦格纳在很大程度上是尼采的引路人,一度是亲密的“战友”,后来又是尼采树立起来的主要“对手”。从 “战友”到“对手”,瓦格纳伴随尼采思想生涯的始终。尼采对瓦格纳所做的最后的清算是在1888年,是他思想生涯的最后一年,在一年内完成了《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两本著作。《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一书对瓦格纳的批判,标志着尼采与德国著名作曲家的决裂。

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 编号:B82·2240422·2105
  • 作者:【德】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版本:2020年06月第1版
  • 定价:46.00元当当20.40元
  • ISBN:9787208163645
  • 页数:140页

《历史的用途与滥用》是德国思想家尼采于1874年出版的一部重要作品,被认为与尼采早期的另一部杰出作品《悲剧的诞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共分成十个章节,在本书中,尼采探讨了历史对于人生、社会的正反作用。尼采认为,历史对于个人或民族是必要的,这种力量是超历史的,它将目光从“世界演变的进程”转移到一种永恒与稳定特性的事物之上——比如艺术、宗教。对于无神论者来说,或许这些事物也可以置换成其他的:礼乐、人伦、道统,或者个人内心的坚守和信念;但是,一旦“历史感”到了一定的程度,这种历史感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一个人、一个民族甚至一个文化体系的生命。因此,必须确定“回忆”的限度,使历史最好地服务于生活。《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具有十分典型的尼采式的文风:热烈、有力,痛快淋漓的批判,看似偏激的措辞,读来却给人以一种振奋感。

瞧,这个人

  • 编号:B82·2221105·1895
  • 作者:【德】尼采 著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版本:2016年04月第1版
  • 定价:27.00元当当13.50元
  • ISBN:9787100119986
  • 页数:205页

“有鉴于我不久就必须向人类提出那前所未有的为艰难的要求,我觉得有必要来说一说我是谁。”“我是谁”的问答在副标题“人如何成其所是”里,在“我为什么如此智慧”“我为什么如此聪明”“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好书”等篇目里,更在尼采的批判里。《瞧,这个人》是尼采的代表作,他以主要著作为线索对自己的思想主张加以描述,完成了对“我”的自传。同时,这本书为尼采本人及其著作提供了某些心理学和传记性的材料,尼采在书中严厉地抨击了道德、灵魂、精神、自由意志和上帝,“我学会了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那些迄今为止引发道德化和理想化的原因,完全不同于人们所期望的:哲学家的隐秘故事,有关他们鼎鼎大名的心理学,对我来说已经昭然若揭了。”尼采把自己一生思想精髓的结晶过程写入书中,用大胆、奔放、直接的笔法描述自己,把繁杂晦涩的思想用简洁凝练、生动鲜活的诗化语言表达出来。

偶像的黄昏

编号:B82·2220618·1845
作者:【德】尼采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3年11月第1版
定价:22.00元当当8.70元
ISBN:9787100103848
页数:136页

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针对的不是充斥着世界的许多偶像,而是人被不公正地和并非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牺牲给他的偶像,也就是探听“新偶像的底细”——不是时代的偶像,而是永恒的偶像。“格言与箭”针对的是认识论、道德和心理学之基本准则形式中的偶像,是这些基本准则那长久的效用或者甚至宗教上得到认证的庄严,还有让那些偶像成为不可侵犯的原则,即被人不假思索地接受的公利。在“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中,尼采以被各方承认的、代表某些思维立场和价值设定的权威人物的形象,论述了一大批偶像,他常常只是在行进途中用他的锤子触碰他们一下,由此从中引出一个持续短暂的声响,而这个声音对倾听者来说已经足够,来宣布自己的判决。《偶像的黄昏》根据乔尔乔·科利和马志诺·蒙提那里编辑的十五卷本考订研究版《尼采著作全集》第6卷译出。文中注释分为“编注”和“译注”。


《偶像的黄昏》:我,永恒轮回的教师

啊,我的弟兄们,我把这新榜置于你们的上方:坚硬起来吧!——
——《锤子之言》

七月的最后一天,一天中的黄昏时光,将《偶像的黄昏》掩卷,一种阅读的体验仿佛在时间意义上看见了“偶像的黄昏”,或者是“黄昏的偶像”——是看见尼采用136页的这本书击碎了“偶像的黄昏”,还是在经典意义上尼采的著作本身也是一种“黄昏的偶像”?薄薄的书能有巨大的锤子力量?一把锤子“从事哲学”会将偶像的黄昏带向何处?——黄昏之后,便是黑夜,黑夜之后便是白昼,锤子哲学在击碎了用道德、宗教、理性构建起来的偶像时,通向黑暗之后的白昼是不是终点?

“或怎样用锤子从事哲学”的副标题展示了锤子的坚硬,这种坚硬是闪光,是切割,是切断,当然一定是创造,“一切创造者都是坚硬的。”拿起坚硬的锤子变成真正的创造者,就是从事一种幸福:“你们必须把下面一点视为巨大的幸福:在千年之意志上书写,就像在青铜上书写一般,——比青铜更坚硬,比青铜更名贵。惟有周身坚硬者才是最名贵者。”但是在喊出“坚硬起来吧”的“锤子之言”中,真正的使命是摧毁,是创造之前的摧毁:煤炭和金刚石是近亲,煤炭的疑问是:“为什么如此坚硬?”而反向的问题来自金刚石,“为什么如此软弱?”软弱而且退缩,退缩而且沉沦,沉沦而且否认,否认而且放弃,所以不是坚硬的兄弟,不是创造者,没有手按在千年之上的“巨大的幸福”——当锤子喊着弟兄们“坚硬起来”就是要摧毁软弱而且退缩、退缩而且沉沦、沉沦而且否认、否认而且放弃的命运,而如此的命运就是走向黄昏的偶像。

《前言》是尼采另一篇的“锤子之言”:它探听的是偶像的底细:世上偶像多于现实;偶像是时代的偶像,更是永恒的偶像;没有比这些偶像更古老、更令人信服、更膨胀以及更空洞的偶像了……那么准备好一把坚硬的锤子,触及千年意志的时候,会发出怎样的声音?“在此,一旦用锤子进行提问,也许人们听到的答复就是从肿胀的内脏中发出的那种著名的沉浊之音。”尼采就是那个用锤子进行提问的人,他为什么要从“老心理学家和捕鼠者”变成偶像底细的探听者、用锤子从事哲学的提问者,以及按在千年意志之上的创造者?因为要“重新估价一切价值”,“负有如此使命的命运时刻迫使他跑到阳光下,抖掉身上变得沉重的、过于沉重的严肃。”在重估一切价值的使命面前,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包括战争,“战争曾经始终是所有过于内向、过于深沉的精神的伟大智慧。甚至在伤害中也有疗效。”战争是毁灭的智慧,和锤子一样,坚硬中是闪光,是切割,是切断——它所摧毁和切割的就是偶像,永恒的偶像。所以尼采说:“这本小数是一个伟大的宣战”,它是康复,是太阳黑子,是“转向心理学家的闲荡”,尼采引用前一世纪罗马编年史家安提阿斯的名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生气藉创伤增加,活力藉创伤增长。”他要用看这个世界的“恶毒的眼光”,用听这个世界的“恶毒的耳朵”,成为耳后有耳的人,让沉默的东西发出锤子提问之后的声响,那声响便是:“力的满溢才是力的证明。”

《偶像的黄昏》,是借用《诸神的黄昏》而开始了“对瓦格纳的敌意”,《偶像的黄昏》是《敌基督者》的“姊妹篇”而开始了对基督世界的摧毁,《偶像的黄昏》是拿起了坚硬的锤子而开始了对千年意志的破碎。哪些才是偶像?哪些才是在黄昏的偶像?哪些才是穿过黑暗进入白昼同样神化的偶像?“人们必须像苏格拉底那样,制造一个永久性的白昼——理性的白昼——用以对抗黑暗的欲望。”是苏格拉底制造了白昼,理性的白昼,刺眼的白昼,而且不惜任何代价,制造了清醒的、冷静的、谨慎的、有意识的、无本能的理性,它们是美德,是健康,是幸福,苏格拉底的在刺眼的白昼中制造的公式便是:理性=美德=幸福。

从苏格拉底开始,从苏格拉底的公式开始,从苏格拉底制造的理性白昼开始,偶像的黄昏就是一个千年以前的意志:古希腊哲学的意志。苏格拉底当然是偶像,他不畏权威,他把死亡看成一种必然,他在被执行死刑之前还说:“生命——这意味着长久的病痛。我欠拯救者阿斯克勒庇奥斯一只公鸡。”但是苏格拉底的问题就是从这一只鸡开始的,因为他说生命是长久的疼痛,因为他从不害怕走向死亡,那么苏格拉底一定是厌倦了生命,因为他发出了充满怀疑、充满忧郁、充满对生命的反对的声音,“无论如何,这里必定有某种病态的东西”,尼采把这种病态的东西看成是衰败,看成是颓废,而苏格拉底的那个公式就意味着和古希腊人的全体本能相对立,“我认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衰败的症侯,是希腊解体时工具,是伪希腊人,反希腊人。”

厌倦了生命就是走向本能的反面,衰败和颓废就是承认了放荡和无序,那么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建立那个公式变成了一种转向:转向辩证法,“作为辩证法家,人们的手中握有一件无情的工具;他们可以借此成为暴君;他们通过自己的胜利令人出丑。辩证法家让他的对手证明自己不是白痴:他激怒对手,同时又使对手不知所措。”苏格拉底不是用辩证法复仇,不是对本能进行治疗,不是战胜高贵的趣味,而是在辩证法中让理性成为救世主,成为另一个暴君,“本能想成为暴君;人们必须发明一个更强的与之抗衡的暴君”,于是理性就会成为美德,于是美德就是幸福,于是在理性永久性的白昼中对抗黑暗。理性成为暴君,这不是辩证法,这是希腊解体的标志,这是对生命和本能的扼杀,所以苏格拉底的问题是一个理性的病态问题,连苏格拉底都曾对自己说过,“苏格拉底不是医生,在此,只有死亡才是医生……苏格拉底自己只是长久地患了病……”

从“苏格拉底的问题”回到“哲学中的理性”,尼采的锤子是用力的:哲学家制造了理性的辩证法,但是这只不过是“概念的木乃伊”,他们对概念表示敬慕,概念就是被崇拜的偶像,生命就成为了危险的东西,“存在者不变化,变化者不存在……他们全都相信——甚至带着绝望——存在者。”哲学家制造了理性的偶像,就是把感性看做是危险的,理性要拜托的是感官欺骗,摆脱生成,摆脱历史,摆脱谎言;哲学家制造了理性的“最高概念”,就开始把道德看成是事物的自因:“道德:否定一切相信感官的人,否定所有其他人类成员:他们全是‘大众’。”自因的道德便是存在者,便是绝对,便是善,便是真,便是完满——便是上帝;哲学家把道德定义为最高概念的“自因”,上帝便被崇拜,“它举目所见,皆为行为者和行为:它相信作为原因的意志,相信“我”,相信作为存在的我,相信作为实体的我,它把对于我——实体的信仰投射到所有事物上去”——于是第一次创造了“物”的概念……在辩证法里,在最高概念里,在自因里,在物世界里,理性和道德和上帝成为偶像,“一个多么富于欺诈的老妪啊!我担心我们摆脱不了上帝,因为我们还相信语法……”

和对生命本能的扼杀的理性暴君一样,道德同样违反了自然,《新约》中的公式,基督教的登山宝训提出的是:“应该消灭激情。”哲学家的任务是站在“善恶的彼岸”改善人类。当道德要根除激情和欲望,就是对生命的攻击,教会的实践就变成对生命的敌视——尼采把这种行为看成是“愚蠢”的,“反对感官的最恶毒的言论不是由无能者说出的,也不是由禁欲主义者说出的,而是由那些想禁欲而做不到的人说出的,是由那些需要成为禁欲主义者的人说出的……”而上帝就是他们愚蠢的代言人,当上帝成为生命的敌人,供上帝消遣的圣人就是阉人,所以尼采说:当上帝的地盘儿开始之地,就是生命结束之时。在他们看来在上帝的名义下才有生命的价值,但是在这种违反自然的道德面前,在反生命的道德面前,他们命名的生命就是衰退的、衰弱的、疲惫的、被判决的生命。哲学家站在善恶的彼岸成为人类的“改善者”,同样是愚蠢的,因为改善就是使人堕落,使人虚弱,它就是一种驯化——改善而得的纯粹雅利安人就是被刻上了人性的仇恨,它的烙印变成了宗教,变成了天赋,“基督教是对一切雅利安价值的重估,是贱民价值的胜利,是面向穷人和卑贱者的福音,是一切被践踏者、可怜虫、失败者和矢意者对于‘种姓’的总暴动,——作为爱的宗教,它是永恒的贱民的报复……“所以这是神圣的欺骗,人类用道德的一切手段,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不道德的。

从暴君式的理性、愚蠢的道德改善者、神圣欺骗的宗教,都变成了偶像,尼采在《四大谬误》中直接指出了这些偶像背后的谬误法则。一种谬误是“混淆原因与结果的谬误”,尼采把这种谬误称为理性的真正堕落,“宗教和道德所制订的每一条原理都包含着这种谬误;教士和道德的制定者是这种理性堕落的主谋。”所以清除这种谬误,就是重新估价一切价值:做一个发育良好的人,表现出生命本能;第二种谬误是“虚假因果关系的谬误”,不知道原因为何物,不知道原因的信念,于是就有了“内在事实”,谬误制造了三个确信无疑的内在事实,它是意志,是精神,是自我;第三种是虚构原因的谬误,“面对未知的东西,人们会感到危险、不安和忧虑,——第一个本能就是要消除这些痛苦的状况。第一条原则:随便什么解释都比没有解释好。”虚无主义,绝对的虚无主义,尼采说,“整个道德和宗教的领域均属于虚构原因的范畴”;第四种则是自由意志的谬误,意志说就是一种惩罚,就是为了发现有罪的愿望而被发明的,“整个古老的心理学,即意志心理学的前提是:它的创立者即处于社会上层的僧侣试图为自己谋取一种实施惩罚的权利……”所以投入相反运动的尼采对谬误本身进行了否定,“我们否认上帝,我们否认源于上帝的责任:这样我们才能拯救世界。”

从谬误开始相反的运动,从否认上帝开始拯救世界,尼采的锤子作为创造者对于生命提出了四个命题:证明此岸世界是虚假的,就是在证明此岸世界具有实在性;通过反对现实而构建的“真实的世界”,是一种道德-视觉假象,本质上就是一个虚假的世界;虚构与此岸完全不同的彼岸世界毫无意义,彼岸之存在只是我们对生活的幻象进行的报复;世界分为真实的和虚假的世界,都是颓废的暗示,都是衰败生命的一个征兆……四种谬误,四个命题,尼采所要证明的就是:所谓的“真实世界”是一个寓言,是出自理性的寓言。哲学家把真实世界看成是哲人、虔诚的人和有德行的人可以达到的世界;即使现在无法达到,也许诺给哲人、虔诚的人和有德行的人;即使无法达到也无法证明,甚至无法许诺,它也是一个安慰,一种义务,一个律令——这就是理念的形式,从最古老的形式变成崇高的、苍白的、北方式的和哥尼斯堡式的,但是这只是一个寓言,尼采说,“其实还是旧的太阳,只不过被浓雾和怀疑笼罩着”,真实的世界成为无法达到的存在,实际上是理性打出了第一个哈欠,最后它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用处、不再有任何约束里的理念——所以寓言的最后部分属于尼采,属于尼采的锤子,“一个变得无用的、多余的理念,因而是一个被驳倒的理念:让我们废除它!”而且是彻底地废除了这个寓言,“我们废除了真实的世界:剩下的是什么世界?也许是虚假的世界?……不!随着真实的世界的废除,我们同时废除了虚假的世界!”

揭示出“苏格拉底的问题”,废除了柏拉图对于理念是真理的定义,拿着锤子的尼采按在千年意志上,他就在“不合时宜的漫游”中:

塞涅卡:或美德的斗牛士。——卢梭:或回归污秽的自然。——席勒:或赛金根的道德号手。——但丁:或在坟墓里创作的鬣狗。康德:或作为理智特性的伪善。——维克多·雨果:或荒谬之海上的法络斯灯塔。李斯特:或熟练性训练——跟随女人。——乔治·桑:或多产的乳牛(lactea ubertas),用德语说就是:“姿势优美的”乳牛。——米什莱:或脱掉了外衣的热忱。——卡莱尔:或作为被收回的午餐的悲观主义。——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或令人蒙羞的清楚。——龚古尔兄弟:或与荷马作战的两个埃阿斯。奥芬巴赫的音乐。——左拉:或“令人作呕的喜悦”。

还有勒南,“勒南的这种精神是一种令人麻木的精神,对于贫穷、病态、意志薄弱的法国来说,它更多地是一个厄运。”还有圣佩甫,“根本就是一个女人,带有女人的复仇欲和感性。”还有乔治·艾略特,英国逻辑下的道德女人……在漫游中,尼采重估一切价值:他不断接近生命,不断揭示力的作用,不断演绎艺术的内涵,创造者需要的只有一种状态,那就是醉。醉是冲动的醉,是节日的醉,竞赛的醉,表演的醉,胜利的醉,酷刑的醉,破坏的醉,春天的醉,意志的醉……醉是最为古老、最原始的力量,醉是强大欲望的表现,醉是力的提升与充沛之感,最后在醉的状态下便有了艺术,便有了美,“在艺术中,人把自己作为完美性来欣赏。”

从醉到艺术,从艺术到美,当然必然要从美到生命,尼采说美学有两个对立概念,一种是阿波罗的,一种则是狄奥尼索斯的。阿波罗的醉获得的是梦幻的力量,而狄奥尼索斯的状态是“全部情绪系统都会兴奋起来、高涨起来”,把所有手段释放出来之后艺术便形成了,所以尼采的本能观就是狄奥尼索斯的醉,“只有在狄奥尼索斯的神秘仪式中,在狄奥尼索斯状态的心理学中,希腊人本能的基本事实——他们的‘生命意志’——才得以表达。”这就是酒神狂欢,它体现的是生命意志,“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感受到自己生生不息的乐趣——我把这叫做狄奥尼索斯式的,我猜想这才是通往悲剧诗人心理学的桥梁。”从最高类型的牺牲中感受生命意志,在悲剧中展现艺术之美,这就是真正属于希腊人的本能,它的意义在尼采看来就是永恒的生命,就是生命的永恒轮回,“在过去被预告、被敬献的将来;超越死亡和变化而对生命所作的胜利的肯定;真正的生命即通过生殖、通过性的神秘仪式而达到的总体的永生。”

从古希腊回到古希腊,从生命转向生命,尼采的锤子哲学就是在不合时宜的漫游中,在生命的永恒轮回中真正按在了千年意志上,从偶像的黄昏穿过欲望的黑夜,穿过理性刺目的白昼,尼采回到了之前出发的地方,回到了酒神狂欢的现场:“于是,我又回到了我的意志、我的能力由之生长的大地上——我,哲学家狄奥尼索斯的最后门徒,——我,永恒轮回的教师……”

善恶的彼岸

编号:B82·2220618·1844
作者:【德】尼采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5年12月第1版
定价:46.00元当当18.10元
ISBN:9787100117494
页数:313页

“这本书从根本处讲乃是一种现代性批判,包括现代科学、现代艺术,甚至也包括现代政治。”尼采于1885年夏动笔开始写作《善恶的彼岸》,翌年冬完成,他写作此书有两个目的,一是解释烽阐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是为写作他最伟大的最重要的著作《权力意志》作准备。尼采在该书中力图界写“善”与“恶”这两个相对的词,为图区分不道德和非道德。他察觉到人们为使古代道德准则和现代人的需要相一致所做的努力,是有矛盾的,他认识到人们经常在道德理论和社会实践之间作出妥协。他的目的是确立道德与需要之间的关系,为人类行为构造一可操作的基础,所以,《善恶的彼岸》是尼采对一种新道德体系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触及了其哲学的许多最深层的原理 ,“迄今为止,一切谬误中恶劣、乏味和危险者,乃是一个教条论的谬误,即柏拉图对纯粹精神和自在之善的发明。”

尼采

编号:B83·2201215·1723
作者:【法】吉尔·德勒兹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20年11月第1版
定价:38.00元当当14.10元
ISBN:9787208167643
页数:154页

尼采曾说:哲学家经常“向未来伸出创造性的手”——未来之哲学家即为立法者;尼采也曾提出“上帝之死”“主人—奴隶道德说”“永恒回归”“超人”及“权力意志”等创见概念,并对诸多知识领域发出批判。他的思想深具影响力,却也让当代哲学界争论不休,尼采为何成为对后世深具影响力的哲学家?而究竟要用什么角度解读尼采思想,又如何才不会误读尼采的作品?已故法国重量级思想大师吉尔·德勒兹在《尼釆》这本小书中,除了针对尼采哲学有深刻的分析外,为使尼采的思想脉络更清晰,亦详尽介绍尼采生平、爬梳整理了尼采作品主要角色说明,并收录由德勒兹所挑选出的尼采文摘。透过德勒兹的诠释,对尼采这位哲学大师的思想面貌,将会有更全面的认识,通过本书,不仅能一窥德勒兹如何以其灵魂之眼剖析尼采哲学的精髓,更能见识到他对于哲学研究的独辟蹊径,如何照亮后来者,引领世人探索思想的新疆域,进而使哲学生生不息。


《尼采》:我永恒地是你的肯定

上帝看尽一切、甚至人,它非死不可。人无法忍受这样的目击者活着。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说》

它非死不可,因为它的眼“看尽一切”;它非死不可,是因为它“看透人类”;它非死不可,是因为“它的怜悯不知节制”,“它慢慢深入最污秽的角落,好奇心重、不知保留、怜悯成狂;它非死不可。”终于,那人杀死了上帝,终于那人对查拉特斯图拉这么说。看透人类所隐藏的羞愧和丑陋的上帝死了,慢慢深入最污秽的角落、怜悯不知节制的上帝死了,作为人类的目击者的上帝死了,当那人杀死了上帝,当查拉图斯特拉听说上帝死了,“非死不可”的上帝真的不在了?

喊出上帝死了的到底是谁:那人?查拉特斯图拉?还是尼采?可是在那人杀死非死不可的上帝之前,上帝已经死过了一次。那是在一个监狱里,狱卒不在,有一个囚犯对大家说,“每一个相信我的人,我将放他自由。这点我向你们保证,就像我保证我父亲还活着一样。”有人不信,有人相信,说这句话的囚犯又告诉了一个秘密:其实狱卒刚才突然死了,但是得到这个说法之后,有人认为他就是“狱警之子”,最后,“囚犯收起笑容,但耸耸肩,走开,徒留他在此。”这是尼采在《浪迹者及其影子》中的一个寓言,这是“上帝之死”的最早一个版本,当狱卒死了,就是看尽了一切、怜悯毫无节制的上帝死了,而且他“非死不可”。

上帝死了,是基督教关于上帝的概念的终结,但是这个终结是不是意味着人将站立起来?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是将“最腐败的神性概念”埋葬,它所针对的是虚无主义,在《敌基督》中,尼采认为,上帝以及病人的上帝、蜘蛛的上帝、精神的上帝是“世界上所曾经有过最为腐败的神性概念之一”,这种概念位于神类乡下发展的最低水平上,这种概念使“神退化到与生命相矛盾的地步”,所以要向神宣战,而这种宣战是“以神之名”,向生命、自然、生活的意志宣战,是向所有对于“此岸”加以污蔑的说词、所有关于“彼岸”加以欺骗的说词宣战,而最根本的则是向“被神化为神的虚无、被神圣化的虚无之意志”宣战。但是即使那人杀死了上帝,即使尼采通过查拉图斯特拉喊出了“上帝之死”,但是上帝死后,虚无主义还在——尼采在《权力意志》中说:“我们看到从中浮现出虚无主义最后的形式,它涉及对形而上世界的否定,禁止相信一个真实的世界。”

虚无主义是被神化为神的虚无,是被神圣化的虚无之意志,是承认生成的实在就是唯一的实在,是“人们禁止所有导引人们信仰被的世界即信仰伪神的歧路”,但是当上帝死了,虚无主义却并没有彻底消除,因为人们也无法忍受这个“连否定之意志都已经不存在的世界”。所以要等待,所以要蜕变,所以要权力意志,所以要回归——而且是“永恒回归”。尼采的这条从杀死上帝到杀死虚无主义的批判之路,在吉尔·德勒兹那里变成了一切价值的蜕变定义:“力量的主动生成、在权力意志当中肯定的胜利。”但是如何在力量的生成中,在权力意志中取得肯定的胜利?或者说,如何在杀死上帝之后真正杀死虚无主义?这是人类价值体系重建和重估的难题,而尼采的真正意义在德勒兹看来,就是:“第一个告诉我们杀死神不足以促成价值蜕变的人。”

从“尼采的生平”到“尼采的哲学”,德勒兹阐述了尼采杀死上帝完成价值蜕变的过程和目的,整个过程可以从尼采的《查拉特斯图拉》第一卷的三个变形得到启示:“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到最后狮子如何变成孩子。”骆驼是驼重的动物,那些重物便是教育、道德、文化等既定价值;当骆驼背负着这些重物行走在沙漠中,转变开始了,它成为了打破雕像、践踏重担、批判一切既定价值的狮子;在批判之后,则是价值的重估和重建,在这个过程中狮子变成了孩子,变成了新价值和新评价原则的创造者。尼采为价值的批判和重建构筑了三个变形,而自己的一生似乎也在这三个变形中成为了新价值和新评价原则的创造者。

第一个变形出现在1870年尼采担任普法战争的医护兵时,在战争中他发现自己无法赞同文化价值,不认为军事上的胜利对文化具有怎样的意义,当然他开始对俾斯麦与普鲁士政权失去了好感,这个过程中尼采终于甩去了民族主义的“重担”,一只背负着重物的骆驼成为了狮子。但是在德勒兹看来,造成危机不是因为放弃旧信仰,而是新观念的启发和展现,那时来自牧师家庭的尼采成为无神论者,但是在这个自然而然的、本能的信仰中,尼采却感到越来越孤独,他是在瓦格纳和叔本华那里看到了新观念,“真正的尼采就从瓦格纳与叔本华的面具底下透显出来。”由此开始了他的“狮子时期”。“狮子时期”的尼采就是将面具背后的力量激发出来,而成为真正关乎生命的力量,但是对于尼采来说,面具无处不在,他的健康是他的第一道面具,他的病痛是第二道面具,面具背后的力量是如何发现并激发的?“经由疾病,他所看到的毋宁是关于健康的一种观点;而透过健康,则看到关于疾病的一种观点。”在德勒兹看来,对思想主体而言,疾病既非一种动机,也不是思想的对象,疾病涉及的是“同一个个体自身当中的一种隐蔽的交互主体性”,也就是说,疾病意味着对健康进行评价,而健康也是对疾病的评价,这便是尼采所说的“整体健康”,它是一个个不同的“小我”之间微妙的权力和评价关系,当这些不同的我隐藏在面具后面,它必然表现出另一种性质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生命的力量、思想的力量——不相信有一个大我统一体的尼采便在“隐蔽的交互主体性”中完成了“翻转”,完成了“视角的位移”,而这种翻转、视角位移的方法论也成为他价值蜕变的最根本之处。由此,从大我的统一体到小我的交互主体,尼采建立了永恒回归的法则:“回归正是生成中的存有、多中的一、偶然当中的必然。”《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就是价值蜕变的武器,它们以否定来服务于一种更高的肯定,也因此,尼采完成了第三个变形:从狮子生成了一个孩子。

尼采的生平构筑了三个变形的轨迹,这是关于批判、重建和价值蜕变的一种维度,而尼采的哲学是更为革命的“变形记”:当他将大我变成隐蔽的交互主体,当他在面具之后看见“整体健康”,当他发现并激活了生命和思想的力量,永恒回归作为蜕变价值的法则,尼采到底在批判什么?他杀死的上帝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其实就需要回到问题的起点:哲学是什么?哲学家是什么?尼采的文本里涉及到不同的哲学家,他们是《论道德的谱系》中“戴上面具的哲学家”:“哲学精神永远都是开始于对自身的乔装及掩饰,借用早先形成的沉思者类型,无论是祭司、预言家,还是普通的宗教人士,也无论在怎样的程度上,这么做只是为了成为可能的;长期以来,哲学家利用禁欲的理念作为其外表及存在的条件,为了做哲学家,他被迫表现出这样的理念;为了表现这样的理念,他被迫相信它。”是《瞧!这个人》中的批判哲学家,“我不树立新的偶像;旧偶像因此知道立足在黏土的双脚上的代价为何!”是《不合时宜的沉思》中“不合时宜的哲学家”:“……不合时宜地行动,也就是说反抗时代,并如此在时代之上,以利于(我如此希望)一个将要到来的时代。”是《权力意志》中的生理学家及医生:“在整个精神的发展当中,所涉及的或许只是身体而已:精神的发展在于使我们有感于一个更高等身体的形成。”是《善恶的彼岸》中的“立法者哲学家”:“对他们而言,‘知识’是创造,他们的作品涉及立法,他们的真理意志就是权力意志。”

“哲学家是什么”,尼采在不同的文本中寻找答案,他的寻找在德勒兹看来,就是因为哲学家和哲学在尼采看来已经在历史中退化了,已经转身对抗自身,已经“任其面具左右自己的方式发展”。从前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家的秘密已经丧失了,他们躲在面具之后谈论的是德行、禁欲主义、对智慧的爱,哲学家不再是生理学家或医生而变成了形而上学家,哲学家不再是诗人而是“公立教授”,“他自称臣服于真实及理性的要求;不过在理性的要求之下,我们时常看到一些并不是那么理性的力量,如国家、宗教、主流价值。”而在苏格拉底那里,生命变成了需要受到审判、度量以及限制的东西,包括真善美都成为一种度量、一种限制,一种高等价值的命名,“在苏格拉底身上,出现了一种自愿地及巧妙地臣服的哲学家类型。”而在后苏格拉底时代,黑格尔的辩证法又成为了一种骗术,“辩证法是促使我们重获被异化属性的技艺。”

哲学家已经和哲学一起在历史中退化了,所以在尼采看来,哲学家是艺术家,是医生,是立法者,而哲学就是一种生命模式、思想模式,“生命激发思想,然后轮到思想肯定生命。”就是找到“躲藏在既有力量的面具之后”的力量,这种寻找在尼采那里就让哲学家成为不合时宜的人,“既非更加历史的、亦非更加永恒的:它应该是不合时宜的,永远不合时宜的。”但是,躲在既有力量的面具之后的力量,并不是在揭开面具时就会显露出来,历史已经证明了最奇特现象的发生:反动力量获得了胜利,否定取得了胜利——反动力量及否定意志的共同胜利,就是尼采称作“虚无主义”或者奴隶的胜利。在德勒兹看来,尼采心理学的重要发现就是指出了虚无主义获胜的几个阶段:它们是“反动成为某种感受的东西”的“怨恨,“它作用着以对抗任何主动的东西”;它们是“它们内化了过错,它们自称有罪,它们转身反对自己”的愧疚;它们是“弱者或反动生命所意欲的就是否定生命”的禁欲理想,“以颠倒的方式,虚无的意志只能容忍弱的、肢解的、反动的生命:与零相差无几的状态。”——怨恨、愧疚和禁欲,这些虚无主义对应的是犹太教和基督教。

针对犹太教和基督教,尼采杀死了上帝,但是这同样包含着虚无主义,因为人杀死了上帝是“人意欲的是上帝死之后顺理成章的结果”,那就是人取而代之变成上帝,虚无主义不仅在,而且连形式都没有发生改变,人在虚无主义的沙漠中,所拥抱的知识高等价值所遗留之物:“反动力量及虚无意志的残余。”只有等到“最后的人与寻死的人”出现,等到“虚无的意志”和“意志的虚无”一切皆空,才能完成蜕变,“轮到虚无的意志转身对抗反动的力量,变成否定反动的生命本身的意志,并且启发人类主动自我毁灭的渴望。”从虚无 的意志到反抗的意志,就是重建意志的谱系,而意志在尼采看来,就是一种权力,“如同权力意志,权力不是意志所意欲的东西,权力是在意志当中意欲着什么的这个东西。”肯定和否定是权力意志的意质,“肯定是意志最高的权力。”肯定关涉的是地球,是生命,是多自身,“永恒的肯定……我永恒地是你的肯定!”要让肯定战胜否定,要让主动战胜反动,就必须进行蜕变,而这蜕变的形象便是狄奥尼索斯-雅莉安这个一分为二、肯定的肯定的神圣组合。

作为酒神,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演绎了和解的悲剧,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悲剧是酒神的合唱,它扩散开来,向外投射出一种日神意象的世界。”狄奥尼索斯和苏格拉底形成了对立的辩证,《悲剧的诞生》中说:“武装着三段论的鞭子,乐观的辩证法驱逐了悲剧音乐,亦即摧毁了悲剧的本质,它只能是酒神状态的一种象征性展现、一种象征性再现,它只能是音乐的一种可见化身,从酒神之醉中散发出来的梦之世界。”狄奥尼索斯和基督是一组宗教的矛盾,尼采在《权力意志》中说:“十字架上的神是生命的诅咒,是摆脱生命的警告;被分尸的狄奥尼索斯是对生命的许诺,他将永恒地再生,从分裂的深渊中返回。”但是当狄奥尼索斯对着未婚妻雅莉安唱到:“你有小耳朵,你有我的耳朵/对它说一句明智之言!”这是尼采的《酒神颂》,你的小耳朵和我的小耳朵,共同听到了“明智之言”,他们完成了一种互补性,“多不再受一审判、生成不再受存有审判。而是存有和一努力丢去其意义;它们采取了新的意义。因为现在一表示多本身(一些碎片或片断);存有表示生成本身。”而狄奥尼索斯和查拉图斯特拉又在考验意义上存在同源关系,“哦,查拉图斯特拉,你化身为将至者的影子吧;如此你将发号施令,如主人般前行。”

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和解,和苏格拉底对立,和基督矛盾,但是和雅莉安成为互补,和查拉图斯特拉成为同源,狄奥尼索斯的蜕变就是哲学和哲学家的蜕变,于是查拉图斯特拉看到了狄奥尼索斯式的超人,“我是雷的宣告者,我是从乌云上落下的沉沉雨滴;但是这个雷,它就是超人。”于是查拉图斯特拉给与了否定之外更高的肯定,“在所有的深渊里头,我带着我的肯定,它祝福……”于是查拉图斯特拉完成了永恒回归,“我现在要讲查拉图斯特拉的故事。这个作品的基本概念是永恒回归的想法,肯定之至高表述方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永恒回归的游戏如是说,尼采如是说:“存有之永恒肯定,我永恒地是你的肯定:因为我爱你,永恒!(《酒神颂》)”在德勒兹看来,尼采的秘密就是永恒的回归是选择性的,而且是双重选择性的:“我‘应该’以一种我欲求它永恒回归的方式来欲求它。”

价值在蜕变中回归,哲学在蜕变中立法,力量在蜕变中成为权力意志,生命在蜕变中永恒地肯定,当骆驼变成狮子,狮子变成孩子,完成三种变形的尼采却走向了他的疯狂,这疯狂是狄奥尼索斯的疯狂,是查拉图斯特拉的疯狂,是哲学家的疯狂?“对这些不可避免地被推向打破伦理的桎梏、宣布新法则的高等的人而言,当他们不是真的疯子,那么只剩下一件该做的事,就是变成疯子或假装疯狂……”否定之否定,肯定之肯定,疯狂的尼采以“整体的健康”揭开了最后的面具,在上帝之死后也宣布了自己的永恒回归:“在耶路撒冷,有着几所收容精神失常者的大型机构,接纳这些没能过关的圣徒、这些已然奉献出他们最后一颗理性种子的人。(《朝霞》,第一卷)”

敌基督者

编号:B82·2200415·1637
作者:【德】尼采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6年03月第1版
定价:15.00元当当7.10元
ISBN:9787100120197
页数:123页

副标题: 对基督教的诅咒。《敌基督者》是尼采发疯前最后一部著作,通篇都是嬉笑怒骂,其修辞效果往往使读者忽略了作者的哲学意图,它是关于基督教的历史与本质的探究——叙述了从犹太教到基督教的历史演变过程,然后揭示了基督教的本质,并探讨了它如何自下而上地征服了罗马帝国,且一直影响到现代,但是在宗教史研究的表象下,《敌基督者》其实是一部哲学著作,其所关心的一个永恒问题是真理与信仰的关系。尼采认为,所有传统的哲学或形而上学,严格说来,都不是对真理的真正追求和热爱,而是一种信仰或信念,或者说一种“信以为真”。基督教更是如此,它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信以为真”。为什么要“信以为真”呢?是出于安全感的需要,信徒不能接受耶稣死亡的“真理”、真相或事实,所以他们相信耶稣是上帝,是“道成肉身”,相信耶稣复活了,相信有永恒的真理。在尼采看来,所有这些都属于他们的信念或信仰,而信仰跟真理是风马牛不相及。


《敌基督者》:从今天开始重估一切价值

我们的幸福公式:一种肯定,一种否定,一条直线,一个目标……
——《1》

肯定是否定之后的肯定:肯定是诅咒之后的意志,肯定是颓废之后的新生,肯定是败坏之后的自由,肯定是谎言之后的真理……在诅咒、颓废、败坏和谎言之后,肯定而走向幸福,必定是在走向终结之后新的出发,而那个终点被尼采清清楚楚写在人类的履历之上:人们总是根据“不幸的日子”来计算时间,当灾祸发生,当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当大洪水制造了人类灾难,基督教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计算人类救赎的时间,但是尼采问道:“为什么不从它最后一天开始算呢?”也就是说,要从今天开始:“重估一切价值!”

基督教的最后一天,在尼采看来其实也是第一天,今天是当下的第一天,所以必须在在墙上写上对基督教的永恒控诉开始:“我称基督教为一个巨大的诅咒、一个巨大的内在腐败、一个巨大的复仇本能,对于这种本能而言,没有什么手段是足够有毒、足够隐蔽、足够秘密、足够小人的,——我称基督教为一个抹不掉的人类污点……”当尼采把基督教称之为“巨大的诅咒”“巨大的内在腐败”“巨大的复仇本能”,以及“抹不掉的人类污点”,其实就是将基督教推向了和人类本身为敌的位置,当基督教和全体人类的本性为敌,尼采也不再是一个对基督教发出诅咒的单一的人。

因为“我”已经变成了“我们”——一种复数的存在,是因为“让我们正视自己”,是因为我们切勿低估了我们自身和我们这些“自由精神”已经是一种“重估一切价值”,是因为我们已经活生生地在向所有关于“真”和“不真”的古老概念宣战——我们已经结合成一体,我们就叫做“自由精神”:“只有我们,我们变得自由的精神,才具备条件去理解十九个世纪以来遭受误解的东西”,这是一种交战:本能与激情的真诚和“神圣的谎言”交战。但是,“我们”到底是谁?尼采说,我们是在基督教面前变得郁郁寡欢的人,是被称为“宿命论者”的人,而这样的“我们”也被称为人们:人们是必须在“精神事务上诚实到严力的地步”的人,人们是必须“习于在高山上生活”“俯视政治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可怜废话”的人,人们是“必须得漠然,从不问真理是否有用,是否会给一个人招致厄运……”的人……

或者说,人们就是那些能理解尼采这个“我”的人,理解而结合,便成为一种力量,一种自由精神,一种否定之后的肯定,一种终结之后的新生,在《序言》中,尼采列出了能读懂他的那些“我们”的条件:我们是少数人,我们生活在遥远的极北净土,我们偏爱面对问题的力量,而且要有勇气去追问,要直面禁区的勇气,要通往迷宫的宿命,“源于七重孤独的体验。聆听新音乐的新耳朵。观看最遥远之物的新眼睛。对于迄今为止保持缄默的真理具有新的良心。还有求伟大风格之经济学的意志:同时保有它的力量和热情……对自己的敬畏;对自身的爱;面对自己的无限制的自由……”力量、勇气、孤独、聆听、观看,以及良心、意志、热情、敬畏、爱和自由……这些都是尼采赋予那些能理解他的读者的定义,“好啦!只有这些人才是我的读者,我真正的读者,我注定的读者: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呢?”

一种关系建立起来,只有那少数的“我们”作为读者能理解并且结合成同盟,才能通过藐视超越人类之上,因为在“我们”之外都是其他人类,“也许,他们当中甚至还没人活在世上。”而且,“其他人只是人类罢了。”活在世上或者不活在世上的人类,在尼采看来,他们就是生物序列中的人类,而这样的人类就是一个终点,就像作为“一个巨大的诅咒、一个巨大的内在腐败、一个巨大的复仇本能”的基督教一样,已经走向了它最后一天,他们就是颓废的人,“我的断言是,所有总结了当今人类之最高期望的价值,都是颓废的价值。”他们就是败坏的人,“当一个动物、一个种类、一个个体失去了它的本能的时候,当它选择了、当它更喜欢对它有害的事物的时候,我就称之为败坏。”他们就是没落的人,“在我看来,生命本身就是求生长、延续、力量积聚和权力的本脂:凡是缺乏权力意志的地方就有没落。”他们甚至就是偏离了生命本身的人,“人是动物之中最失败、最为病态、最危险地偏离了本能的一种”——如此种种,是因为,人们已经把生命的重心放在了生命上面,并且将其转移到了“彼岸”,而这种彼岸便是虚无,当被夺取了生命的重心,何来力量、勇气、孤独、聆听、观看?何来良心、意志、热情、敬畏、爱和自由?他们在一种叫做“纯粹精神”的东西里颓废、败坏、没落,最终成为“纯粹的愚昧”,失去生命本来的意义。

“对基督教的诅咒”,尼采就是要在这终点开始否定,“必须通过力量、通过灵魂的高度超越于人类之上”,就是从今天开始“重估一切价值”——一种否定和一种肯定,让发疯前的尼采成为一个“敌基督者”。肯定和否定,其实就是区分我们和他们,区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好就是“一切提高人类的权力感、权力意志、权力本身的东西”,而坏则是“一切源于软弱的东西”,在尼采看来,基督教就是“比任何一种恶习都更有害的东西”,它在行为上对于所有失败者和柔弱者的同情,所以基督教被称为“同情的宗教”。而对于同情,尼采认为,当一个人在同情的时候会失去力量,因为,“同情将痛苦本身变得富有传染性;有时它还会带来生命和生命能量的整体损失,而这与起因的分量又极不相称。”而且,“同情完全悖逆了发展的法则,发展的法则即选择的法则。”同情是虚无主义的实践,同情“劝人向无”!所以当基督教成为同情的宗教,它就是站在所有软弱者、卑贱者和失败者的一边,“它与强大生命的保存本能正相抵触,并从中树立了一种理想;即便精神上最强大的本性也被它败坏了理性,其途径是教人把最高的精神价值感受为有罪的、误导性的,感受为诱惑。”

如果说基督教是同情的宗教,把同情当成德性本身,败坏了理性,那么那些神学家则是以歪曲价值的方式,颠倒了真与假的感念,危害了生命本能,甚至反而把“提高生命、增强生命、肯定生命、为生命辩护、使之凯旋的反倒被称为‘假’……”这是因为他们不触及现实,反而用想象构建了基督教的体系:上帝、灵魂、自我、精神、自由意志都是纯然想象出来的原因;罪、救赎、恩典、惩罚、恕罪,则是纯然想象出来的结果;上帝、精神、灵魂变成想象出来的存在者;以人类中心论、缺少自然原因的概念,成为想象出来的自然科学;以纯粹的自我误解,并借助宗教-道德特异体质的符号语言,如懊悔、良心谴责、魔鬼的试探、上帝的临近变成想象出来的心理学;而上帝国,末日审判、永生则变成想象出来的目的论……在想象而不触及现实的情况下,精神、骄傲、勇气、自由,以及对感官和感官快乐,都变成基督教的仇恨对象。

而从基督教的起源来说,它的这种同情式的道德,对快乐的仇恨,以及不触及的想象也使之成为一种权力的工具。“犹太人是世界历史上最奇特的民族,在面对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之时,他们以一种极其可怕的意识不顾一切地选择了存在:代价是极端地歪曲了一切自然、一切自然性、一切实在、以及全部的内在和外在世界。”选择存在,是选择宗教的存在,却在一种“去自然化”的过程中,与任何一个民族能够生存、可以生存的条件划清界限,并且从自身出发创造出了一个与自然的条件相反的概念,“他们以一种无可救药的方式依次将宗教、祭祀、道德、历史和心理学颠倒为自然价值的反面。”当基督教的上帝在去自然化中成为宗教鼓吹者手中的工具,它去除了历史意义;当“上帝的意志”成为教士拥有权力的条件,所谓的“启示”变成了一场“文学伪造”:“一本‘圣经’被发现了——它在僧侣的排场、赎罪日和对于长久‘罪恶’的嚎啕大哭中问世。”当基督教否定了仅存的实在,“神圣民族”“选民”以及犹太性本身都在去自然化、去历史化中被“圣化”;救世主被眼中歪曲,“因为许多原因,这样一种类型无法保持纯洁、完整、毫无添加。”

基督教是从十字架的死亡开始的历史,却变成了原本的象征体系逐步被误解、误解不断变得更加粗糙的历史;基督教的信仰变成了病态和低俗的信仰,甚至在病态的野蛮中教会取得了权力,“教会是每一种真诚、每一种灵魂高度、每一种精神教养、每一种正直和善良的人性的死敌形式。”当基督教存在、基督性都被化约为一种纯粹的意识现象,意味着基督性本身被否定,两千多年以来被称为基督徒的“基督徒”是一种纯粹的心理学神的误解;在这种实在和历史真理不存在的境况下,犹太教的教士们将基督教的昨天和前天一笔勾销,取而代之了一个捏造了的基督教的历史,从而歪曲了以色列的历史,甚至将人类的历史、基督教的史前史都歪曲了——对于教士和教会来说,他们只是获得了权力,这种权力就是“使用概念、教义和象征来对大众实行僭政,来教化牧群”。

基督教的历史被歪曲,基督教的信仰变成了权力,基督教的福音变成了“圣化”的工具,尼采也开始对造世主的上帝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上帝是人心存感激的需要,因为,“这样一位上帝必须能有助益、也能够损害,能做朋友,也能做敌人,一无论好坏,人们都赞赏它。”但是,当基督教变成权力工具,那个上帝自然在违逆自然中被阉割:上帝不断被道德化,他在“每种私人德性的洞穴里爬行”,上帝成了每个人的上帝,成了私人,成了世界主义者……所以尼采认为,上帝已经变得和魔鬼一样,是颓废的产物,而上帝没落之后,他甚至变成了“物自身”;但是这依然不是上帝被道德化的终点,上帝退化成为对生命的意义,上帝成为对生命、自然和生命意志的敌意,上帝是对“此岸”进行侮辱、每一种“彼岸”谎言的公式——上帝的虚无被神化了。

基督教被歪曲而圣化,上帝被虚无神化,在这个过程中,教会、教士是工具化的制造者,尼采提到了保罗,在他看来,正是保罗这个“拉比的逻辑犬儒主义者”完成了从救世主的死亡开始的衰败过程,他把福音书的价值提高到了无可估量的地位,他甚至发明了罪和救赎,“上帝所选中的是世上柔弱、愚蠢、不高贵、被鄙视的人”,这句经典的话让十字架上的上帝取得了胜利,这个象征中的可怕隐秘念头最终变成了神圣的产物:“一切痛苦的、一切挂在十字架上的都是神圣的……我们所有人都上十字架,于是我们都是神圣的……”不是上帝实行统治,是发明了罪的教会开始了统治,“作为一种欧洲运动的基督教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所有废物、垃圾因素的总运动:——这些因素想要和基督教一道夺取权力。”

基督教变成权力工具,上帝被道德化,尼采并非只是对基督教本身发出诅咒,他批判的是德国历史,批判哲学,批判所谓的现代性。在他看来,德意志的贵族永远是教会的“侍从”,他们永远服务于教会所有“恶劣的本能”,而教会也同样利用德意志贵族,“教会恰恰借助德意志战刀、德意志鲜血和勇气来进行反对地上一切高贵之物的殊死战斗!”德国人从欧洲手中夺取了最后一个伟大的文化果实,那就是文艺复兴的果实,但是在“重估基督教价值”中,他们却集结了一切手段、一切本能和一切天才相反的价值做出的努力:路德作为一个僧侣来到罗马,他本应在罗马向文艺复兴发怒,本应怀着最深的感激去理解所发生的惊人之事:“在基督教的驻地克服了基督教”,他本该用生命、生命的凯旋以及对于一切高等、美好和大胆之物的伟大肯定来取代基督教的“古老的腐败”,但是路德却只是从仇恨中吸取自己的营养,只是在宗教性中为自己着想,他重建了教会,攻击教会,却只是变成了“巨大的徒劳”。和路德一样,德国的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对宗教的战争,最后都变得徒劳无功,“我承认,这些德国人,他们是我的敌人:我藐视他们每一种概念和价值上的不洁净,藐视他们对于每一种诚实的是与否的胆怯。”尼采对康德的评价是“白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宣布上帝不存在,却又在实践理性中为上帝安排了一个位置,这种以道德出发的安排变成了虚构,“康德的成就只是一个神学家的成就:与路德、莱布尼茨一样,康德是用来制止本身不稳当的德意志诚实的另一个止轮器”,因为他只是出于一种对“德性”的概念之敬畏才弄出一套德性来,所以那种所谓的“革命”只不过是在危害生命,“在所有事情上面都犯错的本能,反自然之为本能,德意志的颓废之为哲学——这就是康德!”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哲学便成为“纯粹精神”的谎言,所谓的真理就在虚无和否定中被颠倒了,神学家成为哲学家,是“以毁灭、侮辱和毒害生命为业的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宗教改革,所谓自由战争,所谓“人类向善的倾向”,所谓道德,都变成了对于生命本身的违逆,都变成权力的工具。而现代性,在尼采看来,也是“懒惰的和平”,也是“胆怯的妥协”,也是“道德上全部的不洁净”,现代人就是一个虚伪的怪胎,就是毫不知耻的所谓基督徒,所以在这样的人群中,尼采感受到了一种窒息,“我毫不怀疑我鄙视的是什么、是谁:正是当今的人类,我不幸与之同时代的人们。当今的人类——他们污浊的气息让我感到窒息……”对基督教的诅咒,对上帝的讽刺,对宗教改革和现代性的批判,尼采所做的一切否定其实都是为了找到肯定的力量:在他看来,佛教比基督教“现实百倍”,因为佛教是“善良、温顺、变得过于精神化的种族的宗教”,“佛教把这些人带回到和平与欢乐、回到精神食谱、回到某种身体上的磨炼。”佛教具有的人格正是因为它给事实以权利;《圣经》开头的故事正说明了上帝对科学的极度恐惧,夏娃因为学会了享用知识之树上的果实,而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上帝说:“科学是第一宗罪,是所有罪的根源,是原罪。只有这是道德。”所以从另一个意义上将,知识和科学才是令上帝不安甚至恐惧之所在;在全部《新约》中,谁是唯一必须尊敬的人物,是罗马总督彼拉多,对他来说,多一个犹太人和少一个犹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理”这个词被无耻地滥用了,于是《新约》中最有价值的一句话由比拉多说出:“什么是真理!”在《圣经》之外,尼采喜欢阅读的是《摩奴法典》,因为这是一本无比精神化、无比优越的作品,她里面有着真正的哲学:有一处说:“女人的嘴、少女的胸、孩子的祷告和祭品的熏烟总是纯洁的。”另一处说:“没有什么比太阳的光辉、母牛的身影、空气、水、火和少女的呼吸更纯洁的东西了。”处处是生命的影子,处处表现了生命意志,所以尼采说:“像《摩奴法典》这样对女人说了那么多温柔亲切的言辞的书,我还从未读到过;这些胡子花白的老圣者对女人献殷勤的方式,恐怕无人能及。”

否定之后是肯定,尼采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重估一切价值,重新建立幸福的公式,所以很明显,对基督教的诅咒,对上帝的批判,对所谓纯粹精神的否定,就是要建立一套生命哲学,实践一种生命本能——在人走向终点之后,真正体现了生命权力意志的便是“超人”:“事实上,一种更高的类型随之显现:这种类型相对于全部人类而言是一种超人。”这样的超人,把生命的重心放在生命上面,这样的超人,通过力量、通过灵魂的高度超越于人类之上,这样的超人不是信徒而是怀疑者,“一个精神,如果要欲求伟大、欲求达至伟大的手段,必定得是怀疑者。”而超人的原型便是尼采所塑造的伟大的怀疑者,“查拉图斯特拉是个怀疑者。源于精神力量和精神力量之过度的强大和自由,通过怀疑来证明自身。”甚至在尼采看来,怀疑也不是幸福的起点,真正否定之后的肯定,终点之后的起点是成为“敌基督者”,于是最后“反基督教的律法”在至高意义上出炉,它是在1888年9月30日,即“在拯救的日子,在第一年的第一天”颁布,它的目的是反对恶习的基督教并进行一场殊死之战:

第一条——任何一种形式的违逆自然都是可恶的。教士是最可恶的一种人:他教导人们违逆自然。用来反对教士的不是理由,而是监狱。
第二条——每参加一次礼拜都是对公共道德的一次谋杀。要比反对天主教徒更加严厉地反对新教徒,要比反对笃信的新教徒更加严厉地反对自由派的新教徒。当基督徒靠近科学的时候,他身上的犯罪因素增加了。因此,哲学家是罪犯中的罪犯。
第三条——那该诅咒的地方(基督教在上面孵养了它的怪蛇蛋)该被夷为平地,并且该作为地上的可耻之处让后世永感恐惧。该在上面驯养毒蛇。
第四条——宣扬贞洁是公开鼓动人们去违逆自然。通过“不洁”这个概念,对性生活所进行的每一种藐视、每一种玷污都是真正的罪,它违逆生命的神圣精神。
第五条——与一个教士同桌进餐要遭驱诼:一个人因此而把自己逐出了诚实的社会。教士是我们的旃陀罗,——该排斥他,让他挨饿,把他赶到随便哪一种沙漠里去。
第六条——该把“神圣的”历史称为该诅咒的历史,这是它该有的名称;该把“上帝”、“救主”、“拯救者”、“圣者”这些词用作脏话、用作罪犯的标志。

悲剧的诞生

编号:B82·1970502·0368
作者:(德)尼采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86年12月第一版
定价:4.45元
页数:387页

对“悲剧”情有独钟的尼采将他的美学体系命名为“悲剧的诞生”,在这里,尼采发现了艺术的起源以及艺术的分类,日神与月神、醉与强力意志……尼采以希腊悲剧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载体加以系统地论述,包含着尼采式的放纵与痛苦思想。本书选译了尼采代表性的美学著作,包括《悲剧的诞生》、《瓦格纳在拜洛伊特》、《偶像的黄昏》、《出自艺术家和作家的灵魂》、《曙光》等。


《悲剧的诞生》:艺术是生命的形而上活动

是的,我的朋友,和我一起信仰酒神生活,信仰悲剧的再生吧。苏格拉底式人物的时代已经过去,请你们戴上常春籐花冠,手持酒神节杖,倘若虎豹讨好地躺到你们的膝下,也请你们不要惊讶。、
       ——《悲剧的诞生》

日神与酒神,外观的幻觉和世界的复归,自我肯定的冲动和自我否定的激情,而当哲学开始苏醒,开始在悲剧的身体里再生,常春籐花冠和酒神节杖组成的仪式面前,艺术便开始演绎生命的本真意义,是的,一切都是舞蹈,一切都是梦幻想,一切都是醉态,而此时,德国精神也开始返回自身,“幸运地重新发现自身”。

返回自身,便是返回源头,在希腊神话中,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在二元对立中创造了希腊世界艺术的高峰,而实际上,艺术便成为“希腊意志”的一个形而上的奇迹行为,也正是在二元的对立结合中,艺术才从“听天由命”的希腊乐天变成生命的意志,由盲目挣扎的消极力量变成了生生不息的创造力量。不论是在阿提卡的悲剧中,还是在汉斯·萨克斯的诗歌中,尼采都看到了两种本能和两个艺术世界,一个是梦,一个是醉。首先是截然分开,梦代表着一种美丽外观的造型艺术,是一种内心的愉悦,“事实清楚地证明,我们最内在的本质,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深层基础,带着深刻的喜悦和愉快的必要性,亲身经验着梦。”所以在日神世界里,出现的是一个个体化原理的神圣形象,它的表情和目光表达了一种趋向“外观”的全部喜悦、智慧及美丽。而这种日神的冲动在某种意义上,是消除了原始的泰坦诸神的恐怖,用一种美的方式推翻泰坦王国,杀死巨怪,“然后凭借有力的幻觉和快乐的幻想战胜世界静观的可怕探渊和多愁善感的脆弱天性。”也就是将泰坦的恐怖秩序变成了奥林匹斯诸神的快乐秩序,而这种美的冲动就像是“玫瑰花从有刺的灌木丛里生长开放一样”。

从恐怖秩序到快乐秩序,日神用美构筑了一个生命的意志,“归根到底分娩出了整个奥林匹斯世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把日神看作奥林匹斯之父。而在日神身上,尼采还看到了生命世界原本就有的那种苦恼,“它以崇高的姿态向我们指出,整个苦恼世界是多么必要,个人借之而产生有解脱作用的幻觉,并且潜心静观这幻觉,以便安坐于颠簸小舟,渡过苦海。”为什么能够渡过苦海,为什么能解脱烦恼,就是因为日神用美的外观解救了生命中的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日神象征着一种适度,一种自知之明的适度,也就是在生命的遭遇中看见身上的苦和美,而这种适度在审美意义上则变成了“认识你自己”和“勿过度”的要求,“反之,自负和过度则被视为非日神领域的势不两立的恶魔”。在尼采看来,用这样的美的映照来对抗痛苦而产生的艺术才能和智慧,他称之为“素朴”,而素朴的代表便是荷马,“而作为它获胜的纪念碑,我们面前巍然矗立着素朴艺术家荷马。”所以做梦的希腊人可以看成是许多荷马,而荷马又可以看成是一个做梦的希腊人。

愉悦,美和快乐秩序,这是梦的世界,而在梦之外,则是另一个醉的世界,而当酒神登场,是唤醒还是沉醉?是自我的苏醒还是自我的否定?是的,在素朴的荷马旁边总是站在一个阿尔基洛科斯,他用愤恨讥讽的呼喊,用如痴如醉的情欲,“让我们心惊肉跳”,而在这所谓的主观艺术家身上,他的一切表现是不是一种非艺术?阿尔基洛科斯作为希腊的第一个抒情诗人,他的心惊肉跳的行为是向吕甘伯斯的女儿们表示他的痴恋,但同时也表达了他的蔑视,所以当这两样东西同时出现的时候,“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并不是他的如痴如狂颤动着的热情。”还有那种恶作剧,当醉卧者在酒神和音乐的魔力下迸发出生命的火焰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首抒情诗,而慢慢发展下去,便出现了恶作剧和喜剧酒神颂。而正是这样的酒神之醉,和荷马所代表的日神之梦形成了对立,尼采说:“由阿尔基洛科斯开始了一个新的诗歌世界,它同荷马的世界是根本对立的。我们以此说明了诗与音乐、词与声音之间唯一可能的关系:词,形象,概念寻求一种同音乐相似的表达方式,终于折服于音乐的威力。”

对立其实并非是日神和酒神的意义,而是要在这样的对立中找到两种形态的结合点,而这种结合点便是希腊的悲剧。“在日神的美的冲动支配下,怎样发展出了荷马的世界;这‘素朴’的壮丽又怎样被酒神的激流淹没;最后,与这种新势力相对抗,日神冲动怎样导致多立克艺术和多立克世界观的刻板威严。”而酒神在激情苏醒之后,就将主观化入到浑然忘我之境,也就是说,日神激活了我们的梦的形象世界,而酒神的醉的现实,则是将个人的东西蓄意毁掉,这种毁掉在真正意义上是激发生命中最原始本能的那种力量,也只有在梦的激活和个体的毁掉之后,才能从新的起点出发,才能让悲剧再生。

“希腊人替歌队制造了一座虚构的自然状态的空中楼阁,又在其中安置了虚构的自然生灵。悲剧是在这一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因而,当然一开始就使痛苦的写照免丢了现实性。”酒神洪流刺激着民歌多产,和日神创造的史诗相比,歌队成为了悲剧的核心,它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理想观众的角色,实际上,抛开群众的道德悟性和观众的审美意义,歌队代表的悲剧意义,是回归到原始,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在酒神颂里,萨提儿歌队是希腊艺术的救世之举;在这些酒神护送者的缓冲世界中,那些突发的激情渲泄殆尽。所以,“希腊人在萨提儿身上所看到的,是知识尚未制作、文化之闩尚未开启的自然。”对希腊人来说,萨提儿是人的本真形象,人的最高最强冲动的表达,“是因为靠近神灵而兴高采烈的醉心者,是与神灵共患难的难友,是宣告自然至深胸怀中的智慧的先知,是自然界中性的万能力量的象征”。所以歌队艺术实际上就是“酒神气质的人的自我反映”。

但是这种自我反映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戏剧艺术的魔变中,“酒神的醉心者把自己看成萨提儿,而作为萨提儿他又看见了神,也就是说,他在他的变化中看到一个身外的新幻象,它是他的状况的日神式的完成。戏剧随着这一幻象而产生了。”幻象产生,所以酒神也并非只是舞台的主角和中心,而是变成了被想象的“在场”,或者说,悲剧从歌队的“合唱”变成了“戏剧”,也就产生了两种截然对立的风格,一方面进入了酒神的合唱抒情,另一方面则进入了日神的梦幻舞台,不管是语言,情调、灵活性、说话的原动力,都有了不同的表达领域和方式。

但是,就如俄狄浦斯的神话一样,酒神智慧被看成是反自然的噩梦,潜在的弑父娶母情结是威胁着最神圣的自然秩序,所以在欧里庇得斯看来,要将酒神因素从悲剧中排除,而把悲剧完全重建在非酒神的艺术、风俗和世界观之上,这种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意图实际上就产生了苏格拉底的学说,“欧里庇得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面具,借他之口说话的神祗不是酒神;也不是日神,而是一个崭新的灵物,名叫苏格拉底。”欧里庇得斯说“理解然后美”,苏格拉底说“知识即美德”,他们呼应着一个理性主义的早期实践,所以,在知识的世界里,酒神必然是和苏格拉底相对立,直觉从事批判,或者知觉从事创造,“真是一件赤裸裸的大怪事”,在他看来,悲剧艺术从来没有“说明真理”,且不说诉诸“不具备多大智力的人”,甚至不能诉诸哲学家:这是拒斥悲剧的双重理由。所以他和柏拉图一样,认为悲剧只是一种谄媚艺术,娱乐的特性掩盖了“有用”的意义,所以他要求他的信徒们戒除和严格禁绝这种非哲学的诱惑。

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甚至欧里庇得斯,在知识的理解中,在美德的追寻中,将悲剧剔除出去,实际上,他们对于悲剧的反对就是反对一种生命的本真状态,所以在你才看来,苏格拉底是“第一个不仅能遵循科学本能而生活,更有甚者,而且能循之而死的人”。所以赴死的苏格拉底在和生命本真对抗,在他们的世界里,把具备最高知识能力、为科学效劳的理论家视为理想,所以作为其原型和始祖的苏格拉底毁坏了我们社会的病菌,是想入非非的乐观主义者,而他的这种“希腊乐天”取代了酒神精神,也和代表美好的“素朴相对立,和荷马相对立。

而真正的悲剧是什么?尼采说:“悲剧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智慧取代科学成为最高目的,它不受科学的引诱干扰,以坚定的目光凝视世界的完整图景,以亲切的爱意努力把世界的永恒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来把握。”也就是悲剧文化抛弃了苏格拉底的科学,抛弃了希腊乐天,在永恒痛苦中把握生命的意义,而这种永恒痛苦便是形而上的快感,是“本能的无意识的酒神智慧向形象世界的一种移置”。酒神智慧和日神的形象世界,这便是对立的结合,“在我看来,日神是美化个体化原理的守护神,唯有通过它才能真正在外观中获得解脱;相反,在酒神神秘的欢呼下,个体化的魅力烟消云散,通向存在之母、方物核心的道路敞开了。”也就是说,日神和酒神的对立体现的不是世界的任何物理性质,而是其形而上性质,不是任何现象而是自在之物。

这种自在之物便是生命的力,尼采就是通过对苏格拉底主义、乐观主义辩证法的批判,击破这些理论家的自满和乐观,从希腊悲剧的源头恢复生命的强力,从而在日神与酒神的对立结合中达到艺术的形而上学意义,在1888年《偶像的黄昏》“我感谢古人什么”中,尼采说:“肯定生命,哪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作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所以《悲剧的诞生》实际上就是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起点,这部尼采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成为他高声呐喊的声音:“我借此又回到了我的愿望和我的能力由之生长的土地上——我,哲学家狄奥尼索斯的最后一个弟子,——我,永恒轮回的教师……”

但是这大声地呐喊并非是针对知识体系,绝非是针对理性主义,而是指向那些毁灭生命本真的颓废形式,在《强力意志》中尼采就把宗教、道德和哲学看成是人的颓废形式,而与之相反的则是“艺术”,和美一样,艺术的渴望就是“对性欲颠狂的间接渴望”,然后这样的快感传导给大脑,从而通过“爱”而变得完美,所以“艺术是生命的本来使命,艺术是生命的形而上活动……”而在希腊悲剧时代之后,艺术的这种形而上意义被道德、宗教和科学所代替,这是谎言的不同形式,人们似乎借助他们而相信了生命,所以艺术的道德化,艺术的宗教意义,以及艺术在现代科学中的生存都变成了对于生命的扼杀,而其中最恶劣而卑鄙的是基督教对于人性的摧残,
对希腊人来说,性的象征本身是可敬的象征,“是全部古代虔敬所包含的真正深刻意义”,这里有生殖,有怀孕,而在生育行为中,“每个细节都唤起最崇高、最庄严的情感”。但是在基督教的世界里,它们“怀着根本反对生命的怨恨,把性视为某种不洁之物:它把污秽泼在源头上,泼在我们生命的前提上……”所以代表道德的基督教义“把艺术、每种艺术逐入谎言领域,——也就是将其否定、谴责、判决了”。

所以,在尼采看来,真正要让悲剧再生,就是肯定生命:“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作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而在这种恢复和寻找生命意志的过程中,艺术成为唯一的救赎,“艺术,除了艺术别无他物!它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伟大手段,是求生的伟大诱因,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所以尼采的目标是在德国问题中找到突围的希望,找到艺术博兴的力量。他说:“酒神智慧。德国音乐和德国哲学的统一。”在他看来,外来入侵势力迫使德国精神长期在一种绝望的野蛮形式中生存,经受他们的形式的奴役之后,“悲剧时代的诞生似乎仅意味着德国精神返回自身,幸运地重新发现自身。”所以,“今日我们正经历着悲剧的再生”,而在这种再生中,尼采在瓦格纳的身上看到了某种希望,但同时也发现了和悲剧精神相悖的东西。

瓦格纳,曾经被尼采看成是“高贵的先驱者”,看成是艺术忠诚的代表,看成是德国精神的伟大变革者,但是在瓦格纳身上,尼采同样看到了他对政治的狂热,对知识的迷恋,以及不断滋长的英雄主义,实际上,瓦格纳代表着一种“无时代的人”,有着颓废和蜕化的生命,有着求毁灭的意志,有着极度的疲惫,所以“瓦格纳是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他的痉挛的激情,他的过度亢奋的敏感,他那要求愈来愈刺激的佐料的趣味,被他美化原则的反复无常,以及他的男女主人公的选择,都在说明他的艺术在追求着一种说谎的才能,所以在音乐的幻觉中,在德国趣味中,尼采和瓦格纳决裂——“瓦格纳的舞台只要一样东西——日耳曼人!……日耳曼人的定义;服从加长腿……瓦格纳热和“帝国热”同时消退,这是意味深长的,两者证实同一个道理:服从加长腿。”

撇除道德和谎言,撇除宗教和科学,作为一个“不合时宜的漫游者”,尼采在希腊悲剧中看到了艺术和生命的真正归宿,同时也看到了那些宗教、道德和科学隐藏的巨大灾难,所以在重估一切价值的悲剧里,尼采发出了最震人发聩的声音:“我期待着一个悲剧时代:一旦人类具备一种觉悟,进行最艰苦却必要的战争,并不因此痛苦,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即悲剧,就要复活了……”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编号:B82·1970213·0348
作者:(德) 尼采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4年7月第一版
定价:8.20元
页数:173页

尼采,德国伟大的哲学家,他以完整的哲学体系和极端的哲学观念树立了其感性的哲辩风格,而这册对古希腊哲学的微观介绍却是尼采最富理性的贡献之一,他对这个民族以及那个时代的哲学的把握用了一个“健康”的词来概括,并且指出:“并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更为明确地演示了,必须怎样开始从事哲学。”尼采为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确立了一个真正的定位:“他们后代正值桀骜不驯的青春年华,不得不被那巧工编织而成地网詈缠住。”而这些人中包括尼采本人。

权力意志

编号:B82·1961005·0333
作者:(德)尼采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1年5月第一版
定价:22.80元
页数:712页

尼采的经历证明敢于藐视权威的伟大,同时也证明否定权威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权力意志”这个引起巨大争议的“中心概念”使尼采的思想达到了一个不能超越的高度,同时也使自己成为这一伟大尝试的牺牲品,尼采高呼“上帝死了”,却在另一处为自己树碑立传,力图“重估一切价值”,尽管那碑只是一个墓碑。尼采毕竟只有一个,在一个“偶像的黄昏”, 尼采死在连自己都说不出痛苦的19世纪末,手里握着的是一根自负的稻草。


《权力意志》:用强力抵达善与恶的彼岸

我不是人,我是炸药–尽管如此,我的骨子里却没有了任何教主的意味–宗教是庸众的事。同信教人接触以后,我必须洗手…我不要任何“信徒”。
–《为什么我是命运》

命运是兴衰,命运是敏感,1879年,36岁的尼采已经看到了生命力降到低点的颓废,仿佛36岁父亲的重影,文弱可亲而又多病的父亲在命运还未抵达意义的时候就已经从衰老走向了死亡,而同样36岁的尼采已经看不见三步以外的东西,辞去了巴塞尔教授职务的他看见了生命中“最最黯淡无光的日子”–“整个夏天象幽灵一样住在圣摩里茨,象幽灵一样在瑙姆堡度过了下一个冬天”。把自己看成幽灵,是身上极度的心理衰弱,是三天三夜的头痛和痰阻,以及神经病的治疗,像是苏格拉底因发烧而进入的半昏迷状态。但是在这只有后果而没有原因的颓废中,命运也在生命阶梯上创造了仍然活着时的没落和新生,那是敏感的触觉,那是对健全人的观察,那是独到的经验,“丰富生命的充盈和自信”对于尼采来说,是可以俯视颓废本能的银币活动,从而在得心应手中获得那一双“颠倒乾坤的手”,获得“重估一切价值”的动力。

“总而言之,我既是个颓废者,也是其对立物。明证之一就是,我对逆境总是本能地择优而适,而本来的颓废者却总是采取于己不利的办法。就总体而言我是健全的,就局部而言,我才是颓废者。”在看得见的过去,尼采已经开始了对于生命意义的探索,在《人性的,太人性的》里他抛弃了理想主义、美好的情操和女性化的艺术;在《朝霞》里他开始了反对道德的进军,也“为人类准备一个最高自决的时刻,一个伟大的日午”;在《善与恶的彼岸》中,他发现了高等人具有的任性背叛的本能,在《偶像的黄昏》中,他用锤子开始了哲学阐述,将陈旧的真理埋入历史……而这一切的悲剧激情,这一切重估价值,这一切的颠覆和放肆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达到了作为文本最完美的展现,酒神狄俄尼索斯站在人类的制高点俯视生命,在悲剧激情中发现了“永恒轮回思想”,作为人类所能够达到的最高肯定形式,它写在1881年的那张纸上,这是宣言,这是命令,“距人和时间的彼岸6000呎”,而当经历了1879年36岁时如遗传一样的没落之后,6000呎的彼岸终于在生命阶梯的“新生”中开始了。这“一本写给所有人的书,也是无人能读的书”里,尼采找到了酒神,找到了悲剧,找到了“伟大的肯定”,但是查拉图斯特拉不是偶像,不是上帝,“现在我请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身;而只有当你们大家都否定了我的时候,我才愿意来到你们身边……”查拉图斯特拉寻找真理,其实就是毁灭那种顶礼膜拜的仪式,让人丢开偶像,去发现自身,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启示,这样的启示在1888年的时候就是那句“看哪这人!”取自《圣经》的这句话是耶稣被钉死时马帝国驻巴勒斯坦总督彼拉多说的话,那是死亡的蔑视,那是生命的毁灭,但是当这句话在1888年的时候再次成为尼采文本的标题时,它已经从宗教的典籍和仪式中挣脱出来了,返回自身,就是返回人性,就是在“看哪这人!”中找到另一个耶稣,受苦受难却是伟大的灵魂和思想的缔造者,这是打碎那个偶像之后的新生:“我冒然允诺的最后一件大事也许就是‘改良’人类了。我没有塑造任何新的偶像;但愿老的偶像会认清,用泥土塑造的双腿究竟意味着什么。把偶像(这是我以前称谓“理想”的用语)打翻在地–这样说更切近我的工作。”打翻偶像,变成被钉死的新生者,意味着新的轮回和救赎,意味着重估一切价值的真正开始,“重估一切价值:这就是我给人类最高自我觉悟活动的公式,这一活动在我身上已成为血肉和精神了。”这是尼采的宣言,“从我开始,世界将会有伟大的政治出现。”而这个开始也就意味着将高高在上的那个“上帝”打碎–“’上帝’的概念包含一切有害的、有毒的、诽谤性的东西,它把生命的一切不共戴天的仇敌纳入了一个可怕的统一体!”而在这个“上帝”的对面,是那个人,是苦难者和新生者的耶稣,“我是哲学家狄俄倪索斯的弟子。看来我宁愿做萨蹄尔,也不愿做圣徒。”尼采从来不想进入上帝的系统,从来不想成为宗教的庸众,“我不是人,我是炸药–尽管如此,我的骨子里却没有了任何教主的意味–教是庸众的事。同信教人接触以后,我必须洗手……我不要任何’信徒’。”就像查拉图斯特拉一样,必须让那些人丢开他,否定它,而去发现自身,发现生命–“重估一切价值:这就是我给人类最高自我觉悟活动的公式,这一活动在我身上已成为血肉和精神了。”

为什么要重估?如何进行重估?当我站立起来,在颓废中新生的时候,必然要打碎那和上帝、偶像有关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必须重建和生命、力量和自身有关的体系。世界在尼采的面前,是未知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也是另一个世界,即使有那个X世界,对于存在的这个无聊世界来说,它也不具备另外的意义,所以世界其实被划分为“表面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也即是是哲学家虚构的理性世界、宗教家的“神性”世界以及道德家的自由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也是一个“非存在、非生命,非生命意愿的象征”,也是一种厌世本能的创造而非生命本能使然。而在这个世界里,物变成了幻想的组成部分,也解释了因果性,而这种物实际上最后走向一种腐败状态,这种腐败在基督教上表现为巴斯噶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共产主义,而在现实意义上,便成为腐败的彼岸。凡此种种,在这一个世界里,“一事物的本质不过是关于’此物’的见解而已。或甚至可以说:这个所谓’它关系到’本来就是’它是’,这个唯一的’这是’。”但是自在之物并不存在,对于自在之物,只不过是一种认识上的空谈,而在这种居于高位的“自在之物”也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构想,一种等级制度下的产物,“现代社会不是什么’社会’,不是’身体’,而是一种由首陀罗组成的病态胶合物–这是一个连排泄力都不具备的社会。”

所以,在世界呈现的这种腐败状态和空谈状态中,对于生命,对于知识,对于道德,必定成为一种合目的论的观点,而这种观点破坏了真正永恒的轮回,破坏了一切人自身存在的价值。世界的认识对应着哲学和宗教,在尼采看来,对于18世纪的哲学而言,完全走向了一种颓败,少有成见的哲学家却在毁灭他人,他们缺乏历史意义,缺乏生理学只是,缺乏对于未来的目的,而在“对表面、变更、痛楚、死亡、肉体、感官、命运、束缚和一切无目的的东西,都抱有成见。”的状态下,哲学家需要成为一个立法者,“即新的种类”。德国古典主义的叔本华深化了悲观主义,“并通过发现悲观主义的最高对立物才使悲观主义完全进入我的感觉”,然后才是伟大政治的先驱,然后才是希腊人及其起源。但是对于德国哲学来说,尼采看到的更多的是虚无主义,“意味着最高价值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回答”,虚无主义导致了荒谬性,在因果论、机械论中使规律成为过场,成为剩余物,而在政治上却“缺乏对自身权利的信仰”而“风行欺诈,不时的奴颜婢膝”,在社会发展中成为无政府主义,再加上宿命论、艺术上的悲观主义,哲学只剩下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和乡愁。所以在尼采看来,哲学体系的重建就需要哲学家的塑造,“我恳切希望:‘哲学家’这个纯真的概念不致全盘毁在德国人手里。”而在尼采看来,虚无主义除了精神权力下降和没落的消极虚无主义,也还有一种对精神权力提高的积极虚无主义,积极虚无主义并不指向颓废、欺诈和无政府主义,而是发现其中的新生,在毁灭中再生,就像剁成碎块的狄俄倪索斯,完全是对生命的许诺,和受难的基督一样,指点人们从生命中拯救自身。

但是,“自柏拉图以来,哲学一直处在道德的统治之下。”而且演化成了对于宗教至善的皈依。“上帝乃是最高的权力–这样说就足够了!一切都来源于这个权力,由此产生了–‘世界’!”上帝创造了世界,是原因还是结果,在教会的教导中,神圣的上帝就是一个谎言,它们“捏造了一个赏与罚的上帝”,并且不折不扣地承认《圣经》,并把教士们作为他的喉舌和全权代表派到世上来;然后设置了一个生命的彼岸,“在那里,伟大的惩罚机器被认为是有效的:为此目的,就要有一个灵魂的不死性;”再者,就要求要有一颗“良心”:“充当确立善恶的意识&–即意识到在这里说话的是上帝本身,假如良心在劝说接受与教土法典等值的东西的话”;然后,便是要拥有作为否定一切自然过程的道德,“道德把一切现象都贬低为受道德决定的东西”,道德变成了唯一的力,变成“一切变幻的造物精神”;最后,形成了真理-—是“现成的、受了启示得出的、与教士学说一致”的真理。而这一系列的神圣的谎言中,宗教成为一种专制统治,而那些基督徒们则在“主们”的教导下走向虚无主义,而这种虚无主义在尼采看来,却是完全反基督教的–“因为,那些东西纯属人的私事,而非象征;纯属故事,而非永恒的事实;纯属公式、规范、教条,而非生命的实践。”也就是说,在禁欲主义、斋戒、“寺院”、宗教节日、以及用道德来装扮自己天性,走向了生命的反面,甚至在使人屈服于基督教中,使之变成了群畜宗教,而且在教诲人们服从中被统治:“基督教试图以此‘克服’世界,也就是否定世界。其实,这疯狂的谋杀–即人在世界面前疯狂的自戕–的结局就是人的阴沉化、渺小化、贫困化。”而这种“疯狂的谋杀”归根结底是让宗教成为道德劝善的工具:

取消了理性,把一切行动都简化为恐惧和希望(赏和罚);依赖于教士的监护,即一丝不苟的仪式,它要求表达神性意志;植入良心,以虚假的知识取代研究和和试验,就象已经确定了行为准则似的–这是对探索和奋斗精神的的阉割;–总而言之:这里人们所能设想的乃是对人的最恶毒的残害,即所谓要当“善良的人”。

善良的人,就是道德的训诫,而种种训诫就是取消了生命的意义,成为“敌视生命的惯用语”。其实不光是宗教道德,尼采把一切敌视生命的道德都看成是对永恒价值的背叛,是一种伪善,逆来顺受、贞洁,忘我和绝对服从,就如奴隶道德一样,在被统治的世界里成为敌视科学,敌视理性的工具,“从本质上说,道德乃是超越个别人,或者甚至通过奴役他人而长久保存某种东西的手段。”所以在这样的道德矫饰下,现代精神也变得无药可治,所谓的宽容,是对肯定和否定的无能,所谓的同情,只是病态的敏感,所谓的客观性,只是没有人格,没有意志以及爱的无能,所谓真理便陷入了自然主义,所谓科学性,就是在“人的文献”变成无聊小说和加法运算–代替了乱无章和过渡性的“激情”;“深邃”代替了混乱,代替了芜杂的特征。道德是一种有用处的错误,道德是兽栏,道德是我们最大的误解,道德是生命的对立,而道德最大的标签就是非道德:“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低贱的种类,因为他不是‘有个性的人’,而是按照一劳永逸的人的模式获得自身价值的。他不具备独立的价值:他可以用来比较,他有自己的同类,他不应单独存在。”

道德世界意味着防卫,意味着防御,也意味着训育,意味着奴役,而这种对生命的背叛会将人带向无意志的世界里,而善与恶的彼岸并不是道德的最终目的,它只是使人们屈从于恶:“全部道德的、宗教的解释只不过是对恶的屈从形式。”因为声称恶中有善的信仰,也就等于放弃同恶的斗争,也就是说,单靠道德本身,无法建起道德统治的大厦,单靠道德本身,就会放弃权力,丧失权力意志。那么尼采在否定道德的论述中,也就开始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努力,而这种努力的一个关键词便是:权力意志。

权力意志从何而来?如果再从宗教和道德批判入手,宗教容易产生驯育,道德会放弃权力,实际上就是在一种平等观和自由意志下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抹杀了等级。在尼采看来,等级制意味着决定价值,“指导千年意志的人是最高级的人,他的方法是引导人的最高本性。”最高本性的人站在等级制的最高点,于是在俯视劣等的、低三下四的和精神空虚中,让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成为一种“登峰造极的荒唐”,因为“平等”的可怕结果,最终每个人都认为有权过问一切问题,也就等于完全抛弃等级制。法国的普选制就是因为卢梭这个骗子的平等思想造成了劣等人的统治,任何人有权批评任何人,在尼采看来,并不能产生真正的哲学家,不能产生伟人,也不能产生真正的统治者,所以只有对立的存在,才能产生对立的情感,才能产生伟人,而对立表现的等级制“就是权力制”–“因为战争和危险仍旧是某个等级坚持其条件的前提。光辉的榜样:自然之人–;最弱、最聪明的人使自己成为主人,较愚蠢的权势倒成了自身的奴隶。”

因为有对立,有等级制,才会有那个在等级最上面的强者,“最强者,即具有创造性的人,必定是极恶的人,因为他反对别人的一切理想,他在所有人身上贯彻自己的理想,并且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他们。在这里,恶就是:强硬、痛楚,强制。”当然,尼采的强者是去除劣等精神,去除群畜的软弱,去除“美德带来幸福”的谎言,而是要在“每个有生命的有机体都在自己力量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远地蔓延开去,并且征服一切弱小者”。所以在人自身的设置上,要从“你应”这一个等级变成有英雄人物的“我要”,再从“我要”变成有着古希腊诸神的“我是”,强化强者,就是麻痹和摧毁厌世思想,就是成为“地球的主人”,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力,而提高人力的最终目标就是创造超人–“’人类’不是目的,超人才是目的!”

所谓强者,所谓超人,就是拥有权力意志的人,“所有力的组合中的权力意志都是拒强而欺弱,”权力意志就是“贪得无厌地要求显示权力,或者,作为创造性的本能来运用、行使权力”,就是“划定界限,确定法度,明确权力的差别”,就是把“将要出现新的野蛮人的精神的优越同安逸和充沛的精力”达成统一。“一切意义都是权力意志”,这是一种崭新的、巨大的、建筑在严酷的自我立法基础上的贵族政体,在这里,哲学强人和艺术家的暴君将意志变成高等的人类,“他们靠了自己的意愿、知识、财富和影响等方面的优势,为了掌握地球的命运,为了按照人本身来塑造艺术家而把民主主义的欧洲当成他们最驯服、最灵活的工具。无须多说,重新学习政治的时代到了。”这个时代是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权力到来的时代,是“解释”用于主宰和手段的时代,是对于人格、日常生活、社会、现实超越的狄俄倪索斯的时代。而这样一个时代,真正的意义是将生命置于最高的顶端,“什么叫生命?这就必须给生命的概念下一个新的、确切的定义了。我给它开列的公式如下:生命就是权力意志。”

当人成为最高的权力,人就是上帝,就是永恒的轮回,“要一个力的怪物,无始无终,一个坚实固定的力,它不变大,也不变小,它不消耗自身,而只是改变面目……就是我所说的永恒的自我创造,自我毁灭的狄俄索斯的世界,这个双料淫欲的神秘世界,它就是我的’善与恶的彼岸’……这是权力意志的世界–此外一切皆无!你们自身也是权力意志–此外一切皆无!”在尼采的德意志精神里,权力意志表现了拿破仑的夺权斗争,表现了歌德构想的欧洲中心。但是这“善与恶的彼岸”使用强力去抵达,尼采不树立偶像却设置了标准,尼采摧毁宗教的上帝,“必须洗手”,但是却成为自己颓废者对立面的上帝,他是孤独的,他是敏感的,而这样没落之后的心生却也终于敌不过那一个虚弱的身体,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毕竟只是一种努力,散乱的片段最后终于成为了一份遗稿–1889年1月的未竟之书却提前让尼采看见了另一个无法超越的彼岸–不仅,尼采神经崩溃,一年后,逝世于魏玛。“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好书”里的那句话“因为我的时代也还没有到来,有几篇东西会作为遗著出版”不幸一语成谶。

苏鲁支语录

编号:B82·1951205·0220
作者:(德)尼采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2年2月第一版
定价:8.80元
页数:349页

《苏鲁支语录》还有一个更耳熟能详的名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是中文的第一个译名,译者是徐梵澄,此后亦有鲁迅、郭沫若、郑振铎等人对尼采的这部书进行了翻译。这既可以看成是一部小说,又是一部散文,但撇开其形式,《苏鲁支语录》更接近哲学。关于尼采“超人哲学”的形式化阐述,苏鲁支像出世的尼采,向人们训说真理,“苏鲁支30岁,离开他的故乡和故乡的湖水,隐入山林。”“苏鲁支如是说,离开了它的墓穴,鲜健而且灿烂,如出自黑暗千山底之旭日。”一始一终,紧紧呼应。


《苏鲁支语录》:这上帝是你们最大的危险

好吧!狮子来了,我的孩子们近了,苏鲁支成熟了,我的时辰到了:


这是我的早晨,我的日子开始了,现在上升吧,上升吧,你伟大的正午!”
《苏鲁支语录》第四卷

时辰到了,这是最后的“象征”,从堕落到上升,从黑夜到正午,从上帝到超人,过了这夜之后,一切醒了,这班高等人醒了,缺乏正当的人醒了,苏鲁支的禽兽醒了,“因为我醒了”,所以开始和我相称,所以和我的意,所以“象征到了”。是的,听到了狮子的吼叫,看见了近了的孩子,精神的三种变迁完成了,“苏鲁支如是说,离开了他的崖穴,鲜健而且灿然,如出自黑暗千山底之旭日。”

而在伟大的正午到来之前,苏鲁支是走进这清凉而又深沉的夜色里,牵着最丑恶者的手,引他看这夜的世界,那崖穴外是醉歌响起,“让我们走入深夜”的呼喊里有一支回环曲,其名为“再来一次”,其义为“至一切永久真”,醉歌的十二个点是回环,是不息,是从“人呵!留心!”到“深的午夜说些什么?”,从“我睡了,我入睡了”到“从深深的萝里忽然惊醒”,从“世界是深沈的呀”到“比白日所想的更深“,从“深深是其痛苦”到“欢乐—一比心哀更加深沈“,从“痛苦说:过去!”到“但一切快乐需要永久”,从“需要深沈的,深沈的永久!”到最后十二点跌入最深的夜,是”愿望深深的深深的永住”,不管是最丑恶者还是最高明者,他们以为心满意足地活了这一生,而这难道是真的人生吗?在死神面前能不能用“再来一次”寻找到回环的歌曲,寻找到超脱的象征,而只有苏鲁支在尽力最求幸福,在尽力追求工作,追求从堕落到上升的途径,追求爱和超越,追求自我和上帝已死了之后的精神和道德,“鲜健而且灿然”,宛如从海底升起的旭日。

三十岁的苏鲁支,离开故乡和故乡的湖水之后,就开始隐入山林,这隐入是堕落,是自甘的堕落,“我必须像你一样堕落,如我欲下往之之人群所云。”下往的世界是将至深渊的堕落,是沉入夜间,就像太阳“没入大海之后”是为了重新“布光明于彼土”,是为了赠予和分给,是为了在人群中“智者重欢其愚庸,贫者更欣其富足”,而这种堕落是为了爱人们,是为了在上帝已死的世界里告诉人们超人的道理,“苏鲁支向人们如是说,我教你们超人的道理。人是一样应该超过的东西。你们作了什么以超过他呢?”他们是城市里的人,他们是山林里的圣者,他们还在称赞着上帝,还在“也酣笑,也悲泣,也低喃”中活着,而这只不过是一种可笑的行径,“猿猴于人类是什么?可笑的对像或痛苦的羞辱。人于超人亦复如是,可笑的对象或痛苦的羞辱。超人是土地的意义。你们的意志说,超人必定是土地的意义!”在超人面前,人是可笑的对象或痛苦的羞辱,是不能超越自己的存在,而作为禽兽与超人之间的过渡,人架空与深渊之上,“是一危险的过渡,一危险的征途,一危险的回顾,一危险的战粟与停住。”所以空虚也罢,可笑也好,人是被自己蔑视了,而苏鲁支大声呼喊着:“人之伟大,在于其为桥梁,而不是目的;人之可爱,在于其为过渡与下落。”就像和自己一样,在下落中才能上升,在遗忘上帝中寻找到自我。

而苏鲁支的堕落也是自我寻找的途径,人要树立目标的时候到了,“人种植他的最高希望的萌芽”的时候到了,在那些死者面前,苏鲁支被冷风吹醒,救赎的上帝已经遗忘了那些死者,所以孤独者站起来,是从内心深处发现了人生存的悲伤,“而且永远仍无意义,一个丑脚也能成为他的晦气。”所以他的堕落是为了寻找被传道的人,“一道光明启示我,我需要伴侣,活的,–不是死人和僵尸,由我任意搬往何处的。”不是死人和僵尸,是活着的伴侣,连同那些禽兽,都成为苏鲁支世界里的那种存在的意义。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镜子里真的有一个魔鬼?

于人,是有道德者,而人从前寻找道德的讲师,只不过是为了替自己寻找良好的睡眠,“助之以罂粟花似的道德!”而这只不过是一种虚妄,其中有死的说教者,规劝人们从生活的阻力面前退却,或者还有多余的人,用“永生”的名义“将其从这人世引诱开”,而那些道德者的箴言上永远这样写道:“你应该杀掉自己,你应从自己逃开!”杀掉自己的欲望,因为在他们看来,肉欲是罪恶,所以不生小孩,因为在他们看来,生育是苦事,生出的只是不幸者,因为在他们看来,需要的仅仅是同情,而让生命更少拘束……

而此种道德者只不过是像毒蜘蛛一样,高呼的“平等”只不过是隐秘的暴君的欲望,乔装于道德的名词里,而另一种则是索要酬偿的道德,是和那些报酬、报复、惩罚、正义中的复仇联系在一起,而作为孤独者的苏鲁支,是创造者,他所要做的是是破除这道德的束缚,重新创造出一尊天神,这天神里有生育的女子,有为目的的小孩,有需要危险和游戏的男子,“你去接近女子吗?不要忘记带鞭子!”鞭子抽打的是那些兽性有关的欲望,而结婚生小孩是为了胜利和自由,“为你的胜利与自由应建筑起有生命的纪念碑:你应该超过自己而建筑。”生命的纪念碑里是胜利者,有自制者,有意识的主宰者,有道德的统治者,“但你应先树立了自己,肉体与灵魂皆得端方。”也就是说,这生命的纪念碑就是一种创造的个体,创造的世界,在创造面前,就会有最佳的爱情,有神圣的婚姻,有“使人远想超人”的欲念,“你该创造出高尚的肉体,原始的运动,自转的圆轮,–创造出一创造者。婚姻,我以为是成双的意志,以求创造出一者,多于创造之者。婚姻,我以为是这意志的愿望者彼此之敬爱。”

这是苏鲁支所说的“赠予的道德”:“像我吧,将飞散去的道德重新引同土地–是呀,回到人生与躯体,使其为土地开意义,人类的意义!”唯有赠与,才有创造,才有人超越的可能,而那些死者的意义在于被精神和道德的辉煌赋予新的意义,如晚霞环于大地,也就是说,真正的死是自由的死,是“在适当的时候死去”的死,是臻于圆满的死,“是胜利的,为希望者与誓约者所围绕。”在圆满之死外,还有死于战斗的牺牲,那战斗是思想的胜利,是超越的和平:“你们的最高思想便应由我命令–命令是:人是一样应当超过的东西!”也就是死得其所,这样,“如是我将死亡,使你们朋友因我之故更爱此大地;我将返成为泥土,在生我之地中永息。”所以,超越肉体的死亡而成为创造的可能就是最大的道德,“最高德行不寻常,也无用,然有光,而且色泽温柔,一种赠予的道德是最高道德。”这从无用而变为光的道德正应该出现在伟大的正午,光照耀一切,而人居于轨道的正点,而那轨道一端是禽兽,另一端是超人,从而在夜晚的征途中发现最高的希望,发现那回环的醉歌,发现那醒来的一切,“一切天神皆已死去;如今我们希望超人长生”–这将成为那伟大的正午时我们的最后愿望!”

而不管是死者的赋予,道德的赠予,苏鲁支所看见的树林里还有相信上帝的圣者,有半为侏儒,半为土拨鼠的怪物,有“一条黑而沉重的大蛇挂在他的口下”的青年牧童,“在挣扎,被扼杀,痉挛,变色”,有既无信仰也无迷信的现代者,有“无求无欲的观看生活”的敏感伪善者,有“好奇地瞧着旁人想出的思想”的学者,有好说谎的诗人–而苏鲁支不也是一个诗人吗?“皆是肤浅,如同浅海”的诗人里苏鲁支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在这诸多的人面前,在纵欲,贪权,自私组成的三恶里,世界呈现出过多的幻相,编织着过多的谜疑,而他手握一根手杖,“金铸的杖头饰着一条蛇环绕太阳”的苏鲁支也陷入了一个迷局:到底我是谁?

那时苏鲁支回到山谷间,重返于岩穴,他像一位播种者撒完种子等待着,其实灵魂充满了忧愁和思恋,因为他怀想那些他所爱的人,要给他们东西,可是在等待中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个小孩拿着一面镜子向他走来,在镜子里,苏鲁支竟然没有看到自己,而是一个魔鬼的狰狞与讥笑。从梦中惊醒的苏鲁支第一次发现,没有找到自己,魔鬼取代了自己,仇敌取代了自己,而实际上,寻找自我是寻找仇敌,寻找恶魔,只有这样才会在死亡中重生,在堕落中上升,在可笑的人类中创造超人,“我奉献爱于我自身,于我的邻人如于我自己–一切创造者言说如是。”也就是说,只有推翻一切信仰,才能真正创造出新的规则,新的上帝,只有在魔鬼的镜子里才会发现自我的缺失。

重估一切价值,便是超越自己的开始,在幸福的岛屿上遥望远海,上帝只是一种揣测,上帝只是一种虚构,上帝只是一种思想,而那些信奉上帝的教士只不过是没有发现仇敌没有发现自我的囚人,“我觉得他们是囚人。已烙印者。那人,他们所称为救主者,将他们束缚了”,他们信奉上帝并不知道如何爱他们的上帝,“除了将人钉上十字架!”,绑架与反绑架,痛苦与反痛苦,一切只不过是囚禁自己,“血毒坏了最纯洁的教理,使之化为狂妄与中心之怨恨。”而在苏鲁支的遥望中,所要教的那一种意志便是超人,“也许不便是你们自己,我的兄弟们!但你们可将自己改造为超人的父祖和远祖,而且这便是你们最佳的创造!”这创造是生命的秘密,是全部的意志,是一切生物天性和服从的真理,“我便是那必需时常超过自己的东西。当然,你们称之曰生产之意志,或向目的,向高者,远者,多方者之冲动:但这一切皆是一体,皆是这一秘密。”

“这上帝,看见一切,也看见人的,造上帝必得死去!人忍受不了有这么一个见证者存在的。”因为那个上帝是看见了一切,也就意味着他在虚妄中什么也看不见,所以苏鲁支对教皇说:“去掉这么一位上帝吧!宁肯没有上帝,宁肯用自己的手造成命运,宁肯当傻子,宁肯自作上帝!”自作上帝就是当自我当成信仰,把创造出超越者作为上帝,“让这世界自为其世界吧!不必举起一个指头反对它!”而这样的新的上帝是一种绝非单纯宗教意义上的颠覆,而是对于真理的探寻,“善人必定将自己发明道德者钉上十字架钉死!这便是真理!”把虚妄的上帝钉上十字架,死去的当然是虚伪、罪恶的上帝,是自私、欺骗的上帝,是神化的上帝,是拘束的上帝。

“上帝死了,现在我们愿望,–超人生长。”创造者的超人,至善至恶的超人,权力意志的超人,“超人在我的心上,他是我的第一人,唯一的人–而不是凡人:不是邻人,不是最穷人,不是最苦人,不是最好的人。”这是生命的最高形式,是可以取笑一切人的超人,而即使像生命本身一样堕落到深渊,“倘若权力化为仁慈,下降于可见者之域,我称这种下降为美。”而这种生命的秘密也就是精神的最后形式,“我为你们陈述精神的三种变迁: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化为狮子,狮子怎样终于变为婴孩。”骆驼是劳役,狮子是意志,而婴孩就是天真,就是爱,就是自我,“我的孩子近了,我的小孩”,近了,是创造者最后的时辰到了,是醉歌唱起的时辰到了,是伟大的正午时辰到了,“自然:你们如不化为小孩,你们不能进那天国。”

苏鲁支手指向上,从堕落的回归,是另一个上帝的创造,危险或者已经远去,而这个假借的主角,作为古代东方之拜火教主,是不是在传道说教中还一直被另一面镜子所照?上帝已死,圣经已毁,可是那《马太福音》中明明写着:“苏鲁支是谁?”,那《启示录》上也明明写着:“一千年的苏鲁支的封疆……”这是永远被引用的创造者,而当苏鲁支说出“我的孩子近了,我的小孩”的时候,上帝在一旁偷偷发笑,因为他曾经也说过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苏鲁支语录:

于是,我必须降至深渊,如你在夜间之所为,没人大海之后而犹布光明于彼土,你这太过丰盛的星球!

猿猴于人类是什么?可笑的对像或痛苦的羞辱。人于超人亦复如是,可笑的对象或痛苦的羞辱。超人是土地的意义。你们的意志说,超人必定是土地的意义!

诚然,人生是一污秽的川流,要能涵纳这川流而不失其清洁,人必需成为大海。看呵,我教示你们超人,他便是这大海,其中你们的大蔑视能够沉没。

人便是一根索子,联系于禽兽与超人间–驾空于深渊之上。是一危险的过渡,一危险的征途,一危险的回顾,一危险的战粟与停住。人之伟大,在于其为桥梁,而不是目的;人之可爱,在于其为过渡与下落。

看呵,我便是雷电的预告者,浓云中的一大雨滴,这闪电便叫超人。

时候了,人要树立目标。是时候了,人种植他的最高希望的萌芽。

一道光明启示我,我需要伴侣,活的,–不是死人和僵尸,由我任意搬往何处的。

我为你们陈述精神的三种变迁: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化为狮子,狮子怎样终于变为婴孩。

婴孩乃天真,遗忘,一种新兴,一种游戏,一个自转的圆轮,一发端的运动,一神圣的肯定。

是呀,兄弟们,为创造的游戏,必需神圣的肯定,精神于是需要其自我的意志,失掉世界者要复得他自己的世界。

白天于有道德者这么过去。夜来,我留心不将睡眠唤到睡眠,一切道德之主宰,是不欲被呼召的!

现在我明白了,人从前寻找道德的讲师,正是寻求什什么。替自己寻找良好的睡眠,助之以罂粟花似的道德!

真的,一切存在皆难于证明,难于使之言说。告诉我,兄弟们,一切事物中最神奇的,岂不是犹且最好证明了么?

意识所感觉的,心灵所认识的,其事本自无穷。但意识与想心灵想说服你,渠们为一切事物之终极,其虚妄如此。

自我常常倾听而且求索:比较着,强制着,却掠着,破坏着。它,统治着,也是“我”的主人。

兄弟呵,在你的思想与感情后面,有个强力的主人,一个不认识的智者–这名叫自我。它寄寓于你的躯体中,他便是你的躯体。

凡一切已经写下的,我只爱其人用其血写下的。用血写:然后你将体会到,血便是精义。

诚然:我们爱此生,不因惯于此生,却因习于爱。爱中往往有些痴狂,但痴狂往往有些理性。

地上充斥的是多余的人,生命便因这班过多者而毁败。唯愿人用“永生”的道理,将其从这人世引诱开!

然则你们的道德箴言应该这样:“你应该杀掉自己,你应从自己逃开!”

我不劝你们工作,却劝你们战斗。不劝你们保持和平,却劝你争取胜利。你们的工作该是战争,你们的和平该是胜利!

国家便是一切冷酷的魔鬼中的最冷酷者。它冷酷地说谎;这谎话从它的嘴里流露出来:“我,国家,便是民族。”

我劝你们灭却情欲么?我劝你们葆情欲的天真。

但你遇到的最强悍的敌人,必始终是你自己;你自己在深林与穷谷中,窥伺你。

孤独者呵,你走上创造者的路:从你的七个魔鬼,你将创造出一尊天神!

我希望,是你的胜利和自由愿得一小孩。为你的胜利与自由应建筑起有生命的纪念碑:你应该超过自己而建筑。但你应先树立了自己,肉体与灵魂皆得端方。

你该创造出高尚的肉体,原始的运动,自转的圆轮,–创造出一创造者。婚姻,我以为是成双的意志,以求创造出一者,多于创造之者。婚姻,我以为是这意志的愿望者彼此之敬爱。

许多人死得太迟了,有些人又死的太早。这道理听来还觉新奇:“在适当的时候死去!”

臻于圆满者之死,是胜利的,为希望者与誓约者所围绕。这种死是最优者;其次优者,是死于战斗,牺牲这伟大的灵魂。

在你们的死中应使你们的精神和道德辉煌,如晚霞环于大地,或否则你们的死便不算圆满。

如是我将死亡,使你们朋友因我之故更爱此大地;我将返成为泥土,在生我之地中永息。

最高德行不寻常,也无用,然有光,而且色泽温柔,一种赠予的道德是最高道德。

这种贪欲所发表的是疾病与冥冥中的退化;这自私自利的贼似的贪心,发于不可医的病体。

告诉我,我的兄弟们,在我们什么是坏事和最坏的事呢?岂不是退化么?凡缺乏赠予的灵魂之处,我们常可猜得其退化。

像我吧,将飞散去的道德重新引同土地–


是呀,回到人生与躯体,使其为土地开意义,人类的意义!

你们未曾寻找自己:便已找到我了。虔信者皆如此,所以一切信仰皆不足重轻。现在我教你们丢开我,自己去寻找自己;当你们皆否认着我时,我将向你们回转。

那是伟大的正午,因为人正居于他的轨道的中点,那轨道一端是禽兽,另一端是超人,而且庆祝其向夜晚的程途为最高的希望;因为这是向另一新晨之路。

上帝是一虚构:但有谁尽饮这虚构的苦毒而不至于死呢?于创造者将取去他的信仰,于飞鹰将禁止其于高空盘旋?

上帝是一称思想,这使一切直者曲而立者靡。怎样?时光是过去了,而一切可消逝者不过是谎骗么?

凡人之于智识者:犹如一匹走兽,有绯红的双颊而已。

我的朋友呵:智识者这么说,羞耻,羞耻,羞耻–这便是人的历史!

但微小卑劣的思想如同病菌。这蔓延着,隐匿着,不欲居于何处–直到整个身体为病菌所侵蚀,衰萎了。

也留意听造句话吧:一切大爱超过其一切同情:因为这遗要将所爱者–创造!

我奉献爱于我自身,于我的邻人如于我自己–一切创造者言说如是。

反对他们者,加以痛苦者,他们称之曰上帝:诚然,在他们的虔敬中有许多英雄的气度!他们不知如何爱他们的上帝,除了将人钉上十字架!

但血,是真理的极不良的证明;血毒坏了最纯洁的教理,使之化为狂妄与中心之怨恨。

你们爱你们的道德犹慈母之爱其婴儿;但何尝听到过一位母亲为其慈爱要酬偿呢?

离开奴隶的幸福,退除天神与求梼,无畏而且可惧,伟大亦又寂寞,真实者的意志若此。

我亦有不可损伤者,不可埋葬者,一种崩崖裂石者,那便我的意志。它沈静地前趋,历年岁而无改。

这便是你们的全部意志,大智者,以其为向权力之意志,即算你们论说善恶,论说价值之估定。

只是,凡有生命之处,那里便也有意志:但不是向生命之意志,却是–我这么教你–向权力之意志!

倘若权力化为仁慈,下降于可见者之域,我称这种下降为美。

你们的道德之为你们本身,不是外物,或皮肤,或衣装。这便是自你们灵魂根基上出来的真理,道德者!–

但是你,苏鲁支呵,要观看事物之本来与背景:所以你必须上登,甚至超过你自己–上去,升高,直到你的星辰也在你之下!

最高的山何自生?我曾这么自问。后来学到,高山是生自海洋的。

因为根本上人只爱他的小孩和事业;凡有伟大的自爱之处,为有所孕育的表征:我这么发现。

将到黎明时苏鲁支中心自笑了,藐然说道:“快乐在追寻我。这是由于我不追寻女性。快乐却是女性。”

我便是苏鲁支,无神者:何处我能寻得同道呢?凡给自己以意志而抛弃一切顺逊者,皆是我的同流。我便是苏鲁支,无神者:我将每种“偶然”放在我的罐子里煮。直到这已完全煮熟,我然后欢迎之,当作我的食品。

纵欲,贪权,自私,这三者从来被人呪诅,最坏的被称说与虚张,—一这三者我将好好地人道的地秤其重量。

真的,学自爱,不仅是今日明日的命令而已。反之,在一切艺术中,这是最精深,最巧妙,最后,而且最坚忍的一种。

人是难于发现的,更难的是发现自己:智慧时常谎骗了灵魂。沉重的精灵是这么弄的。

一切,凡为善人所称为不善者,该应结合,生出一种真理:然我兄弟们呵,你们是否够恶,能有这一种真理么?

在河流上面的一切皆是固定的,一切事物之价值,桥梁,义意,一切“善”与“恶”,这皆是固定的!

让这世界自为其世界吧!不必举起一个指头反对它!

善人必定将自己发明道德者钉上十字架钉死!这便是真理!

有谁称颂之曰爱的上帝,实是未曾想想爱的本身。这上帝不也是要作裁判官的吗?而真实的爱者,是超过赏与罚而爱的。

去掉这么一位上帝吧!宁肯没有上帝,宁肯用自己的手造成命运,宁肯当傻子,宁肯自作上帝!

真的,我们且长久的等待吧,直到有人重唤醒你的上帝。那老上帝当然不在了:他已经永死。

这上帝,看见一切,也看见人的,造上帝必得死去!人忍受不了有这么一个见证者存在的。

在上帝面前么,–但现在这上帝死掉了,你辈高人呵,这上帝是你们最大的危险。

上帝死了,现在我们愿望,–超人生长。

超人在我的心上,他是我的第一人,唯一的人–而不是凡人:不是邻人,不是最穷人,不是最苦人,不是最好的人。

“人应该更好而且更恶”–我如此说教。至恶是需要的,以臻于超人之至善。

你们创造者,你们高等人!有谁要生育的,是病了;有谁已生育过的,是不纯洁了。问问女人吧:人之生产不是因其使人快乐。那苦楚使母鸡与诗人皆格格叫。

论道德的谱系

编号:B82·1951120·0200
作者:(德)尼采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92年5月第一版
定价:4.20元
页数:136页

对于尼采来说,《论道德的谱系》是一本容易被人忽略的著作,这是尼采后期关于伦理哲学的一本总结,具有一定的系统性,1887年出版。此时的尼采已疾病缠身。在书中,尼采开始显露其极端与反叛的一面,他对基督教心理、良心心理、禁欲主义理想都进行了批判,却散发了温柔的本质。


《论道德的谱系》:反自然意志被哲学化

禁欲主义理想是使哲学家笑对高尚果敢的精神的最佳条件—一哲学家并不以此来否定“存在”,他正是在这里肯定他的存在,而且只是他的存在,也许直至那罪恶愿望的临近:“世界毁灭了,哲学诞生了,哲学家诞生了,我诞生了!”
                 —《第三章 禁欲主义理想意味着什么?》

毁灭而诞生,禁欲而创造,一种结束意味着一种开始,一种失落意味着一种胜利,当讨厌尘世、敌视生命、怀疑感官、摒弃情欲成为一种遁世的态度,当贫穷、谦卑和贞操成为一种理想,谁在那里高喊:“美就是不含私利的享受。”睡在那里宣布:“胜利孕育在垂死的挣扎中。”谁又会在孩子出生时不无懊恼地说:“罗喉罗降生到我家,我被套上了一副枷。”

当然是哲学家,那些在哲学诞生后诞生的哲学家,那些称之为“我”的主人,但是当世界之毁灭成为哲学和哲学家诞生的一个前置条件,生命意义在哪里?自由意志在哪里?或者司汤达所说的“美许诺幸福”的“私利兴奋”在哪里?宽广、宏大、多元的世界,是被那些称为“我”的主人看成是“罪恶”,所以挣扎,所以自我鞭笞,所以禁欲,当一切都被神圣化,摆脱折磨已经变成了自我折磨,而所谓的胜利只不过是在禁欲的目的实现中去除了虚无主义。

所以尼采说否定“存在”,只是为了肯定存在,而且是为了“我”的存在,当我存在,我诞生,是不是生命反而在另一个维度里再生?现在的问题是,不管是哲学家费德高尚果敢的精神,还是世界被唾弃为罪恶,这些道德标准到底如何界定?世界毁灭而退回到哲学,在“我爱智慧”的偏见中,却深藏着一个道德维度,也就是说,在“以生命反生命”现象出现之前,在“活生生的对立意志、反自然意志被哲学化”之前,那些和欲望、信仰、利益、良心有关的道德偏见是如何产生的?渗透着必须毁灭世界观是如何起源的?

“我写这篇辩论文章来探讨我们道德偏见的起源。”尼采在前言中就界定了一种“道德偏见”:关于善与恶,关于好与坏,这是“他们”设定的道德谱系,而“他们”其实就是我们,所以他问:“究竟什么是我们关于善和恶的观念的起源?”如果加上一些挑剔仪式和“哲学上面的训练”,这个问题其实是关于人的观念,“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形成了善与恶的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本身的价值又是什么?”把这些道德谱系归于道德偏见,尼采的对立面已经明确地站立在那里,而他在探讨起源的时候挑战这些偏见,就是为了建立自己的道德谱系:“我们要批判道德的价值,首先必须对道德价值本身的价值提出疑问——为此还需要认识这些道德价值产生、发展和推延的条件和环境,认识作为结果、作为症侯、作为面具、作为伪善、作为疾病、作为误解而存在的道德,同认识作为原因、作为医药、作为兴奋剂、作为抑制物、作为毒药而存在的道德。”

那些道德里有症候,有面具,有伪善,有疾病,有误解,而认识这些道德是为了全面了解“作为原因、作为医药、作为兴奋剂、作为抑制物、作为毒药而存在的道德”,尼采的道德谱系论述是不是也是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之上的?其实不管是他们的还是我们的,不管是道德偏见还是生命意志,其实关键不在于二元论,就像善与恶,好与坏,它们本身就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存在,重要的是这善与恶、好与坏命名的背后,为什么有着“反生命”意志,有着反私利的权利?

什么是好?谁是好人?“好”的观念在尼采看来,在判断起源上就“暴露了其拙劣”,“最初,不自私的行为受到这些行为的对象们,也就是这些行为的得益者们的赞许,并且被称之为好;后来这种赞许的起源被遗忘了,不自私的行为由于总是习惯地被当作好的来称赞,因此也就干脆被当作好的来感受——似乎它们自身就是什么好的一样。”这是他们建立道德谱系的开始,好的行为是不自私的行为,并且受到对象们的赞许,这是一种标准,而这种标准根本没有触及到本质,本质是“好”就来源于那些“善行”的人,也就是起源于“好人”自己,他们是高贵的,有力的,上层的,高尚的人,当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行为是上等的,于是他们命名自己是好人,行为是“好”的,而目的是对立于那些低下的、卑贱的、平庸的、粗俗的人和行为。

所以,这些好人成为了主人,成为了好与坏的命名者。权利变成了权力,尼采认为这是上等文化的标志,从历史上来说,罗马的骑士-贵族拥有强有力的体魄,拥有健康的条件,所以在战斗、冒险、狩猎、跳舞和比赛中成为强壮的、自由的、愉快的人。上等文化命名了“好人”,当然也命名了坏人,但是当犹太人起来反对罗马贵族,用奴隶起义打败主人的时候,另一种道德建立起来,那就是平民道德,这是一种犹太化、基督化和暴民化的道德,当起义成功,那些曾经的命名者,曾经的主人就成为了“恶人”,那么是不是好与坏就有了对调?

其实并非是如此简单的倒置,“从那报复的树干中,从那犹太的仇恨中,从那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深刻、最极端的、能创造理想、转变价值的仇恨中生长出某种同样无与伦比的东西,一种新的爱,各种爱中最深刻最极端的一种。”当耶稣成为爱的人格化福音,当他成为罪人的救世主,当他把祝福带给贫穷人和病患者,他的确是成为爱的化身,但是当以一种转化和创造的方式颠覆主人道德的时候,那种奴隶道德天生含有怨恨,“怀恨的人既不真诚也不天真,甚至对自己都不诚实和直率,他的心灵是斜的,他的精神喜欢隐蔽的角落、秘密的路径和后门”,所以被他们定义的恶人实际上就是另一种道德中的好人,是高贵者,是强有力者,是统治者,他们只不过被仇恨的眼睛改变了颜色,改变了定义,改变了形态。所以在这种被诱惑的爱面前,逻辑呈现出两端,一段时间“要求强者不表现为强者”,也就是说征服欲、统治欲都该抹杀,他们不需要寻找对抗,不需要凯旋;另一方面则是弱者在自我保护、自我肯定的本能下成为中立的主体,他们的逻辑是:“我们这些弱的确弱;但是只要我们不去做我们不能胜任的事,这就是好。”而后一种逻辑在尼采看来,只不过是一种谎言,甚至是神圣化的谎言,“这些软弱者也希望有朝一日他们能成为强者,有朝一日他们的“王国”也能来临,他们就把这个王国称为“上帝的王国”——他们事事处处都如此谦卑!”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爱,他们的期望,就是要在上帝的名义下成为“好的”。

从弱者的自我保护、自我肯定出发,道德就披上了一种责任的外衣,在他们看来,这种负责人的信仰就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特权,就是一种少有的自由,就是一种驾驭自己的权力,“这个独立自主的人肯定地会把这种本能称之为他的良心……”甚至成为了一种能控制感情的理性,这是道德习俗带来的成就感,“我们发现的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的长期意志的人,一个可以许诺的人,他有一种骄傲的、在每一条肌肉中震颠着的意识,他终于赢得了这意识、这生动活泼的意识,这关于力量和自由的真实意识,总之,这是一种人的成就感。”而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一个理性的人,就是要有负罪感,有受到良心谴责,在可估算、有规律和必然性中成为一个能够支配未来的人。

这是尼采顺着犹太的起义、反抗而形成基督文化的反思,实际上已经喊出“上帝死了”的尼采在道德意义上对这样的信仰提出了质疑,什么是负罪?什么是良心谴责?实际上背后是一个关于惩罚和自由意志的问题。负罪当然是欠债,而欠债就是一种“惩罚”,这个非常物质化的概念其实是一个体系,里面有债权人,有债务人,当债权人分享了主人的权利,他终于能够把一个人当“下人”来蔑视和蹂躏,这种实施残酷折磨的权利不断被神圣化,成为一种“喜庆”,甚至是关于“失身的喜剧”。所以所谓的罪恶感、责任感无非建立了这样一种人际关系,那就是人反对人,人和人较量,他们是买主和卖主,是债权人和债务人,而建立这种关系之后,正义感必定消失,而被命名的另一种正义感就变成了“宽宥”:“宽宥已经成了最有权力者的特权,或者勿宁说,成了他的权利的彼岸。”

和反抗者对于罪人的定义一样,其中包含着更多的怨恨,所以通过惩罚所能达到不是正义,不是责任,不是道德,相反,是恐惧的增加,是欲望的克制,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惩罚不是改进了人,而是驯服了人。惩罚是外向的非道德,而良心谴责则是内向化的非道德,“仇恨,残暴、迫害欲、突袭欲、猎奇欲、破坏欲,所有这一切都反过来对准这些本能的拥有者自己”,于是良心谴责引发了最严重、最可怕的疾病:人为了人而受苦,人为了自身而受苦。当本能被压抑,还有什么自由,还有什么意志?还有什么具有生命的意义?当基督教用上帝让备受折磨的人找到安慰,当上帝为了人的债务牺牲自己,甚至用自己偿付了自己——债权人自愿地为他的债务人牺牲自己,这是出于爱?

实际上,对上帝负债的想法变成了人自身的刑具,信仰变成了宗教假说,以良心谴责的方式寻找解脱反而加剧了自我折磨,这绝不是未来的世界图景,绝不是生命的道德意义,而尼采继续搬出了札拉图士特拉:“这权力只属于札拉图士特拉,不敬神的札拉图士特拉。”正是他将我们从“从伟大的憎恶中、从虚无意志中、从虚无主义中拯救出来”——“这一正午的报时钟声,这一使意志重获自由、使地球重获目标、使人重获希望的伟大决定,这个反基督主义者、反虚无主义者,这个战胜了上帝和虚无主义的人——他总有一天会到来。”

这或者是在信仰意义上的呼喊,是反基督的一种造神运动,而对于尼采来说,重建道德谱系的最重要意义是反对自然意志被哲学化,也就是回到了哲学家本体的“我”该如何诞生的问题。当那些哲学家高喊着“世界毁灭了,哲学诞生了,哲学家诞生了,我诞生了!”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制造了世界毁灭的幻象,就是在负罪和良心谴责中排除了“私利兴奋”。当康德说“美就是不含私利的享受”,叔本华将其物化为将性工具、女人当做死敌,甚至那些伟大的哲学家都放弃甚至厌恶婚娶,“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叔本华,他们都未曾婚娶,甚至我们都不能想像他们会婚娶。用我的话说,结过婚的哲学家是喜剧人物”,如果儿子出生,他们甚至会说:“罗喉罗降生到我家,我被套上了一副枷。”

尼采当然也没有婚娶,也没有罗喉罗,但是当尼采以这些哲学家为标本审视道德的时候,他看到的是禁欲主义的巨大影子,而这个影子是危险的。为什么叔本华把道德价值超验化为开始否定自己,为什么康德要去除私利的享受,为什么哲学家不当喜剧人物,就在于他们要用禁欲主义来摆脱折磨,就像禁欲主义理想的口号所说,“胜利孕育在垂死的挣扎中”,禁欲就是一种十字架精神,“哲学家们特有的那种讨厌尘世、敌视生命、怀疑感官、摒弃情欲的遁世态度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且几乎赢得了哲学态度自体的地位。”他们在贫穷、谦卑和贞操中实现着自己的理想,看到了最后的胜利光芒。但是尼采说,这只不过是人类反对本能的行为,是最高超的欺骗和诱惑,是对于恐惧的恐惧,禁欲主义就是树立了一个敌人,就像犹太人对面的“恶人”,就像负罪面对的债权人,“正是他的敌人使他留了下来,他的敌人总是不断地引诱他生存”。

假象的敌人?在活生生的对立意志中,反自然意志被哲学化了,在反对本能的禁欲体验中,形成了“以生命反生命”的现象,在损害精神健康、审美趣味中,人的病态变得常规化——尼采举例那些医务人员,他们的对立者是病人,所以他们自己必须也是病人,必须和那些患者结成联盟,“这样才能理解他们并为他们所理解;但他还必须是强者,他的自胜力必须强于他的胜人力,他还必须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强力意志,这样他就可以享有病人的信任和恐惧,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是他们的支柱、阻力,是依靠、是束缚、是教诫师、暴君、上帝。”这是一种逻辑,另一种逻辑是通过慈善、馈赠、缓和、帮助、劝说、安慰、夸奖、赞扬等提供抗压抑感的药方。或者自己必须是病人,或者在微笑快乐中播撒爱,禁欲主义的理想就是“限定了那些更加希有的力量,特别是限定了勇气,限定了对舆论的蔑视”。

但是,反对禁欲主义真的是尼采的目的?他问的问题是:“如果除去禁欲主义理想,那么人,动物人,迄今为止尚未有什么意义,他在地球上的存在不包含着目标。”哲学家保持着禁欲主义,是一种反自然意志的行为,但是如果没有禁欲主义,生命本身是不是反而走向了虚无主义?禁欲主义的天然敌手不是科学,“科学和禁欲主义理想,这两者原存在于一片土壤,即它们同样地过分推崇真理”,所以当禁欲主义成为一种反生命的意志,成为“拒绝生命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但是它却还是一种意志,“最后还是让我用开头的话来结尾:宁可让人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求。”所以当一切都归结与反对信仰和生命的虚无主义的时候,尼采在道德维度上还是无奈地回到了“意义”本身,因为最可怕的是在虚无中连自己都废弃了:“我们从来就没有试图寻找过我们自己,怎么可能有一天突然找到我们自己呢?”

尼采诗选

编号:S37·1940517·0046
作者:(德)尼采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86年8月第一版
定价:2.50元
页数:212页

尼采将艺术冲动归结为两种类型:狄俄尼索斯型和阿波罗型,而抒情诗则是陶醉与激情的狄俄尼索斯。这位以哲学闻名近代的西方大哲学家对诗歌的见解使他的诗作仍然充满迷惘、孤独以及冲动的灵光,诗中不断出现的主观情绪使诗歌充满激情与哲理,大量象征的引用使他的所谓抒情诗其实成为最彻底的哲理诗。“人生乃是一面镜子/在镜子里认识自己”“我对世人最感到难以忍受的/不是他们的罪孽和大愚/而是他们的完美无瑕。”本书共译注尼采184首诗歌,分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