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02 《建党伟业》：乱象历史中的娱乐事件

这不是“斧头镰刀”高高飘扬的时代，这不是英雄辈出见证共和新生的历史，这是乱象中的联想，这是找不到北的十年，“Beginning of the Great Revival”，这是“伟大复兴的开端”，1911-1921，是历史选择了中国，也是中国成全了历史，在一个适合缅怀的时代，在一个需要标签的时代，我们对历史的复原总是那么一厢情愿，在卿卿我我中完成了命名。

7月2日，选择在这样一个日子去观影这样一部献礼片，完全没有什么象征意义，在小五外出缺席的时间段，电影成了另一种适合在夜晚交流的文娱活动——在我电影院的观影记录中，从来没有某种必然而然的唯一性，在这个90周年红色标签蜂拥的时间段，《建党伟业》依然不是一次必然的选择。在一个几十人的小厅里，观影真的不是一件正襟危坐、缅怀先烈故事的教育活动，而成为一种小资式的商业消费。

从教育蜕变为消费，的确是《建党伟业》在商业拼贴中给我们的一次颠覆。108位明星，刚好组成了建党版的“水浒传”，他们继承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共产主义”信仰，用自己的公益性的明星效应为党的生日献礼，这种两年前《建国大业》里就已经出现的的电影拍摄模式，又一次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用明星脸谱的号召力向着8亿元的票房目标挺进，这是不容忽视的内在动力，这部和《开天辟地》有着同样主题的电影，正是在献礼的名义下兼顾了商业的票房期待，所以呈现出了与以往献礼片完全不同的命运，看《建党伟业》其实是在温习我们心中对明星梦的强烈追求，近乎一分钟一个的明星出镜频率，让我们有了一切意淫的可能，甚至在段祺瑞、冯国璋等出现的时候，我们内心仍然抑制不住对他们电影人物背后的明星身份的认同感，在笑呵呵中完成了对纷繁历史的解构。

 

这是我们陷入这段乱象纷纭的历史，而选择自拔的唯一突破口，只有看到这些伴随我们笑意生活的脸，看到我们膜拜的明星，我们才能从一个世纪前的历史中走出来，走进活生生的现实，在崇拜中分开历史和现世，分开虚构和纪实。尽管韩三平说“这不是一部商业类型片”，但黄建新依然为片子找到了诸多标签：战争、惊悚、喜剧、传奇、青春……当然还不能缺少商业片万试万灵的灵丹妙药——爱情。影片曾经试图片段呈现“江南第一才女”陶毅同青年毛泽东相识相恋、最终分道扬镳的情感经历，因“与历史不符”，陶毅(汤唯饰)所有段落全部删除。

从这里看见我们从未见过的历史，显然是一种夸大的宣传效果，从1911年武昌起义到1921年南湖红船诞生中国共产党，这10年的历史扑朔迷离，这10年的历史风云变幻，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17年7月12日张勋复辟失败，两次帝制回潮、三任总统更替和四场内战，可谓“乱象纷纭”；1917年十月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各路人士为救国“上下求索”；1919年到1921年7月，热爱共产主义的年轻人从上海到浙江南湖用“热血青春”建立中国共产党。在时间安排上，前两段和后一段大约是对半分开，也就是说真正涉及建党伟业这一主题是影片一半的时间，这说明电影需要在背景上做足文章，而表现繁杂的历史，用那一串串风云际会的场景，最终的目的是要声情并茂地告诉我们：帝制、君宪、共和、民主，全都不适合中国，唯有苏俄式暴力革命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很明显，这种历史的选择却并没有必然性，而是乱象中陈独秀、李大钊抛出的一颗试探的棋子。

陈独秀和李大钊，看上去就是冯远征和张嘉译，就是那个《不能和陌生人说话》中的变态狂和《蜗居》中“每个女人心里都有个宋思明”的出轨男，尽管披上了共产主义的外衣，但是明星深入人心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在影片中，南陈北李肝胆相照、相濡以沫，宛如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雪夜两人一起吃火锅的桥段让人感到一场阴谋正在酝酿：陈独秀说：“我预感到中国将有大事发生。”脸上是暗喜的笑容，李大钊直接把话挑明了：“如果和谈成功，则举国欢腾；如果和谈失败，则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所受的屈辱，将会转化为巨大的民族主义浪潮”。那一刻，火炭忽然升腾起来，像正欲爆发的革命，然后两人相视一笑，心有戚戚焉。

那时，你全然没有对这两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产生敬畏，而完全把他们当成幸灾乐祸等着好戏开场的机会主义者，“建党伟业”似乎是两人早就预定好了的。在“一小撮煽风点火”的人鼓动下，不明真相的学生成了玩偶，盲目仇恨国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再一次被灌输到了国人心中，完全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初衷。而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开幕也完全没有他俩的身影，他们在幕后操纵着一切。

而建党伟业到最后完全变成了一次唯美的演出，一群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在嘉兴南湖游船上开会，他们群情激奋，发誓要用暴力革命解救劳工大众。而船舱之外，王会悟身穿旗袍，撑着油布伞，一副古典美人造型，她风姿袅娜、仪态妩媚地斜坐船头，背景是烟雨迷蒙的江南湖光，宛如一幅隽永的水墨国画或者民国仕女图。她似懂非懂地倾听着船舱里革命者的宣誓，她目光里微含笑意，眺望着远方，仿佛眺望着中国的未来。船舱里为工农大众的呐喊和船头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二者相得益彰，构筑出一种“革命美学”的奇特意境。

中国革命的起点完全是一次小资式的演出，而对于这个历史时间的界定后来反而成了历史的一个谜，据说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时说到，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日是在7月1日，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由于隔了十几个年头，再加上手头没有确凿的历史材料，他们已经记不清“一大”召开的准确日子，只记得是在1921年夏天，天气炎热。于是就决定把7月的月首作为党的纪念日了。193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从此，7月1日被作为建党纪念日固定下来。但是澄清这个历史悬案，靠的却是一起情杀案，当年参加一大的陈公博在上海大东旅社时，恰好遇到隔壁发生的谋杀案，后来报纸对这一案件进行了报道，而最后则根据这一“花边”推断出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应为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

历史人物的娱乐化、历史事件的边缘化，甚至模糊化，使这一部打着“献礼”旗帜的电影完全超出了政治图解的初衷，这是一个尴尬的结局，我们其实看不到真正的历史，而在官方书写中，我们也在一次次地被消费、被娱乐、被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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