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11《斯特林堡小说戏剧选》：这个人已经破碎
瑞典是一个殖民地，它有过繁荣时期和强国时期，而现在看起来，就如同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一样，进入了休眠期。
——《彼岸之声》
一生追求艺术的乌勒选择了自杀，他把结束自己的生命看成是权利，在实施人生中最后一个权利时，他也留下了一封“致愿意一读的人”的信，在信里他说到自己之所以自杀，就在于“我完全失去了生的欲望”，而死亡就是对现实一切痛苦的摆脱；这个现实之所以成为痛苦的源泉，就在于政治和法律的束缚，就在于家庭的牵挂，就在于身上的经济负担，更在于艺术无法从功利的世界中获得它应有的位置；艺术灵感理应建立在自由和高傲的基础上，艺术家拿上帝开玩笑是因为他要重塑、改进和调整这个世界；但是，“我的灵魂受到了伤害”，对崇高精神活动的信念失去了，艺术不能表达任何东西，于是，为了摆脱痛苦的现状，为了获取纯净和安宁，“我走向了陌生的世界。”
乌勒终结了生命，也终结了艺术自由而高贵的灵感，但是他运用自己的权利却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样东西是这封遗书，《在自然界漫步时的随笔》更是从艺术转向生活，从生活转向国家，不仅仅是艺术和所谓的艺术家堕落了，连这个叫“瑞典”的国家也进入了休眠期；另一件东西则是他的尸体，“他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好像在睡午觉；双唇向上抿着，好像在微笑；其他部位也保持如常。”失去生命而留下东西，对于乌勒来说，他发出的“彼岸之声”也成为了留给世间的样本，而这部《红房间》的小说也成为了斯特林堡对艺术、现实、瑞典进行解剖的一个样本——当它进入了休眠期，当它丧失了活力，“世界风起云涌，人民愤怒地反抗压迫，而在这个国家却灯红酒绿，一派太平景象。”曾经的殖民地如何寻找新的自由？如何像艺术的灵感那样变得高贵？
《斯特林堡小说戏剧选》，选入的是一部小说《红房间》，三部戏剧《朱丽小姐》《一出梦的戏剧》和《鬼魂奏鸣曲》，斯特林堡是瑞典国宝级的文学家，但是这个身份更多是指剧作家，但是选本中《红房间》却占据了几乎三分之二的篇幅，为什么“厚此薄彼”？这主要是因为《红房间》具有的开创性贡献：它是在“瑞典”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改变了以前瑞典作家模仿外国作品进行创作的历史，成为第一部用瑞典语创作的长篇小说，在这个意义上，斯特林堡就是把进入休眠期的“瑞典”唤醒。但无疑，《红房间》在瑞典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使得它的历史意义超过了文学意义，更在于它是在“瑞典”如何被唤醒的启蒙意义上具有文本价值。
“去冬的雪融化以后还没有人踏过这里的沙石小路，因此动物和花木仍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小说第一章“斯德哥尔摩鸟瞰”更是这部瑞典第一长篇小说留下的“第一”幅印象主义作品，它是瑞典中小学课本的范文：花圃里的泥土还没人送过，雪莲花已经奋力抬起了头，番红花在梨树的庇护下得以生存，紫丁香等着南风的到来而开放，椴树的嫩芽为金翅鸟提供了喜庆的美酒，而最出色的就是描写从莫塞山俯视斯德哥尔摩的景象：
但是太阳仍高悬在里尔叶岛上空，它把整束光射向东方；它们穿过贝里松德海峡烟云，掠过骑士海面，爬上骑士岛教堂上的十字架，扑向德国教堂的尖顶，戏弄着船桥附近各种船只上的旗帜，照耀着大海关建筑物上的玻璃，沐浴着里丁岛上的森林，最后消失在远方大海上空的玫瑰色的云团里。
风景是如诗如画的，它就像这个五月一样，处处透露出生命的气息，而大自然的一切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当从海上吹来的风穿过瓦克斯霍尔姆，经过城堡要塞和海关，沿着希克拉岛继续前进，进入丹维根海角，就像受到了惊吓，最后在冲向都市花园、攀向莫塞山、走进小花园后，“一头撞在墙上。”这是一次猛烈的碰撞，经过漫长道路的自由之风就在这一次的撞击中分崩离析，而这是不是就是当时瑞典现实的注解？是不是就是瑞典命运的写照？斯特林堡用“一头撞在墙上”所形容的是阿尔维德·法尔克的命运，这个法院院长正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在他看来，一个人想要置身于社会之上，就必须收到惩罚，而这个社会是他所讨厌的，“因为它不是建立在自由协商的基础之上，它是一个由欺骗织成的网——我巴不得离开它！”但是不想继续成为法院院长而要当一个记者，法尔克的职业改变更多像是一个幼稚的梦，整个社会就是无处可逃的网，任何的自由幻想最后都会“一头撞在墙上”。
“人们必须使自己适应环境，你看到了吧，必须让自己适应！”刚被《红帽报》辞退就给不得人心的《国民旗帜报》写下了“关于公务员薪俸发放总署”报道的斯特鲁维这样对他说，适应环境才能工作，工作是为了吃饭，吃饭更是为了生存，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哲学，却也是昧着良心的生存观；哥哥卡尔是麻制品商，他的婚姻，他的生意无不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他是掩人耳目的骗子，“他要往上爬，他要成为一个声名显赫、有权有势的人；他要开始新生活；他要保住自己的名声，而且要发扬光大。”更可悲的事，他把胆小怕事的阿尔维德看成是伪君子，兄弟之间没有了任何亲情；列文被卡尔找来成为了证人，他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魅力，他自然成为了卡尔的走狗；出版商是史密斯神通广大，“似乎有一千只手”，通过他的手可以在十二个月内将朽木式的人物雕琢成一个作家，他对阿尔维德的人物就是把其他国家创作的题材本土化，“把环境改成瑞典”，“让读者读起来方便，短篇小说就大功告成，以此为敲门砖，进入文学界。”伊格贝里写东西从来没有信念，他的格言就是：“为了自己的义务必须牺牲一切！”一个曾有过青春、爱情和梦想的人，已经将艺术彻底埋葬……
| 编号：H78·2251105·2381 |
《灰衣报》的主编执行的纲领就是“压制一切新的好的东西”，它们屈服权贵，它们崇拜成功，它们打压上进者；凤凰剧院股份公司的规章第一条是：“本剧院是一个机构，因此所有成员都要努力使自己做到敬畏上帝，道德高尚和品行端正。”第二条则是：“本剧院不是为了娱乐。”而海上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更是追逐利润、投机倒把……可以说，阿尔维德面对的现实就是如此，社会腐化扩展到新闻、出版、宗教和慈善事业，办事拖拉和官僚主义充斥政府机关和国会。而那个叫做“红房间”的聚会场所，是斯德哥尔摩光棍汉俱乐部，来这里是娱乐，也是为了聊天，它似乎成为了避风港，“人们不但接受，还渐渐与饮酒、吸烟一样，成为斯德哥尔摩人夜生活的一部分。”它也是一个肮脏之地，也是麻木自我、欺骗自我的娱乐世界。在这样的现实中，阿尔维德具有的矛盾性得以充分体现出来，他胆小怕事、唯唯诺诺，感觉一切的希望都逐渐丧失，他自怨自艾，失去了生活的理想，这是典型的虚无主义，但是他却总盼望着奇迹的发生，盼望着有一场能彻底改变命运的革命，法国巴黎公社似乎给了他一种力量，在这种力量的支撑下他把一切都变成了可摧毁的存在，这无疑又是一种盲信主义，正是这个混杂着虚无主义和盲信主义的年轻人，在乌勒充满激情的演讲后离开了“红房间”，却对哥哥的排斥而遭到了《工人旗帜报》的虐待，他逐渐疏远好人，他接近巴黎公社的共情者，最后失去了理智。
“这个人好像已经破碎”，带他离开斯德哥尔摩的堡里学士给斯特鲁维的信里这样说，而实际上，不是“好像”而是真正破碎了，这就是阿尔维德的悲剧命运，“他还记得，也是在一个早晨他沿着相同的林荫道逃离社会，走向自由，走向大自然，并且——走向被奴役！”为了自由却走向奴役，这便成了一种悖论，这种悖论就是阿尔维德的“精神危机”，“他有时候爬到树上，有时候钻到海底。可能是精神危机。”但是自由即奴役的精神危机也是瑞典的危机，虚无主义和盲信主义的混杂，改革派和反对派的对立，就是斯特林堡笔下瑞典的写照。史密斯只要把外国的题材本土化，把环境改成瑞典就能成为文学作品，阿尔维德曾留下的是“美国式”的胡子，很多名字的命名都是美国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瑞典不是休眠式的，而是丧失独立性的，是缺乏自由思想的，但是阿尔维德离开斯德哥尔摩疗养，康复后又回到斯德哥尔摩，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各个党派相互请客送礼，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国会进行体制改组，特利顿公司倒闭股民们失去了一切，卡尔又组建了银行开始了更大的欺骗，“宗教的伪善和慈善事业的虚荣在我们祖国无孔不入，无处不在。”
乌勒的死是一记警钟，但也仅仅于此，斯特林堡尽管指出了瑞典的国家危机和每个人的精神危机，但是当阿尔维德开始研究古币，开始不看报纸，看是为女人而活，他的虚无主义和盲信主义依然没有改变，“这个人好像已经破碎”就走向了彻底的破碎。如果把小说《红房间》看做是斯特林堡对于瑞典长篇小说的第一次发声，力图解决的是瑞典的“精神危机”，那么1888年的《朱丽小姐》作为一部“自然主义悲剧”可以看做是斯特林堡对“戏剧危机”的一次解救，在他看来，戏剧作为艺术是一部“穷人圣经”，戏剧家的任务就是为目不识丁的人提供插图本的《圣经》，由此成为推销时代思想的“凡人布道者”，但是在欧洲，戏剧已经成为濒临灭亡的艺术形式，戏剧家正在被人抛弃，这是左右欧洲的戏剧危机，“戏剧正在死亡，就像绝大多数其他美的艺术一样。”所以必须将正在死亡的戏剧解救出来，就像将“一头撞在墙上”的虚无主义者和盲信主义者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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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特林堡：戏剧到了该重新尝试的时候 |
斯特林堡在《朱丽小姐》中完成了创新，他尝试着戏剧不分场次演出，“因为我确信我们日益减退的想像力可能受到换场的干扰，换场时观众有时间进行思考，从而削弱作家一催眠术家对他们施加的思想传导的影响。”他采用了互为关联的三种艺术形式，即独白、哑剧和芭蕾舞，既是形式上的革新，也为观众和演员创造了休息的机会；布景借用了印象派绘画中的不对称和剪裁技巧，这样就能产生幻想的效果，“就使观众有想象，从而调动起幻想和主动去补充。”当然最重要的是，斯特林堡采用了“三一律”原则，按照左拉的观点，它是为达到自然主义真实性所必须的。如此，斯特林堡用种种尝试化解深刻影响欧洲的戏剧危机，“这是一种尝试！即使失败了，也到了该重新尝试的时候了。”这些都是从技巧上进行创新，戏剧危机当然并不只是形式意义的革新，实际上面对所谓戏剧危机的尝试，斯特林堡想要解决的依然是具有内核性的“精神危机”，而这样的精神危机也是斯特林堡自己的精神危机。
斯特林堡的母亲曾是他父亲的女仆，有了两个孩子以后，他们才正式结婚，这桩婚事当时被认为是屈就婚姻，所以斯特林堡后来自称“一个混血的浪漫主义者”，但是斯特林堡对于这样的出身并没有浪漫主义者的欣喜和感恩，烙印深深刻在他的命运之中，《朱丽小姐》完成于1888年，朱丽和让之间的关系就有着复杂的主仆、男女关系，在《序》中，斯特林堡赋予了朱丽“个性”，这是对欧洲戏剧危机的一次拯救，在他看来，在资产阶级的机械主义用语中，个性是一种对社会的适应，是自由主义的停止，“那些处于发展中的，那些在生活的激流中不愿固定住帆脚索前进，而宁愿顺风使舵的高明的舵手则被称之为没有个性。”所以朱丽就是在他笔下具有“现代个性”的人，但是对于朱丽的个性，斯特林堡又进行了批判，她不男不女，她仇视男人，她是邪念的牺牲品，“这种邪念认为，女人——人类的劣等形式——置身于创世的主人、文化的创造者即男人中间，妄图与男人平等，或者可以变得与男人平等，就会陷入一种荒谬的追求，从而堕落。”这是社会对她的一种异化，是女性自我的蜕化，“如今以卖身换取权力、勋章、荣誉和文凭，就像过去换取金钱一样，都意味着蜕化。”所以朱丽的悲惨命运既有母亲的不良本性，也有父亲的不正确教育，既有自身的天性，也有未婚夫对他的思想传到，既有月经期的女性咒语，也有自己的欲望冲动，所以她是这个时代的牺牲品，而之所以写这部戏剧，就在于对朱丽同情的同时，不让我们成为邪念的牺牲品，否则由于我们的软弱“无法抗拒相同的命运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
不过，朱丽在这部剧中真正超越自我定位的就是那句台词：“谁的过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到头来承担罪责，承担后果的仍然是我！”这或许是她真正的个性。但显然斯特林堡并没有真正化解朱丽的牺牲品命运困境，而这个属于现代女性的精神危机似乎也成为了斯特林堡的危机。斯特林堡一生就有三次婚姻，尤其在第二次婚姻失败之后，斯特林堡进入了通常称作的“地狱危机”，孤独、贫困以及大量神秘主义书籍，让他产生了幻觉，总觉得自己的邻居要杀死他，斯特林堡不断在旅馆里躲藏，回到瑞典的隆德之后写下了《地狱》一书，这就是“地狱危机”的由来。著书成为斯特林堡化解危机的办法，当他度过“地狱危机”之后，也写出了很多现代主义的剧作，为欧洲戏剧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一出梦的戏剧》和《鬼混奏鸣曲》就是这一时期的经典戏剧，他从《朱丽小姐》时期的现实主义创作时期过渡到了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创作期——这些剧作也成为了伯格曼电影的灵感来源，《一出梦的戏剧》和《鬼魂奏鸣曲》都被改编成了电影。（两部电影的评论链接在此：《一出梦的戏剧》；《鬼魂奏鸣曲》）
从现实主义创作到现代主义作品，这是斯特林堡的一次转型，但是他的精神危机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化解，甚至在“地狱危机”之后他的观点更为极端，表现形式也更为抽象，主题也更趋向于信仰、生死、救赎等形而上议题。在《一出梦的戏剧》的按语中，斯特林堡认为“梦”去除了逻辑，它将经历、记忆、杜撰、荒唐和即兴混合在一起，人物被割裂、重叠、交错、浓缩、离散、会合，“一切都可能发生，一切都是可能和可信的。”没有秘密，没有良心，没有法律，也没有一致性，“此时此刻与受折磨的梦比较，毕竟是一种享受。”不如说，这就是斯特林堡所追求的自由，当最后女看门人烧毁了披肩，军官烧毁了玫瑰，广告员烧毁了招贴画，玻璃工烧毁了玻璃刀，律师烧毁了诉讼纪要，维多利亚烧毁了美貌和忧伤，艾迪特烧毁了丑陋和悲伤，瞎子烧毁了当眼睛的一只手，神学家抛弃了上帝，所有人在这一个梦里都摧毁了秩序、禁锢、观念所构成的那扇门，从而迎来了生命的自由。
但是，这是一出梦，梦也无法真正构建自由的规则，就像来到人间倾听人类哀怨的因陀罗的女儿，并不是上帝，不是人类命运的真正救赎者，甚至说她只是一个经过者，目睹了这一切，她发出的依然是那句“因为人太可怜”，而即使走进皇宫，人脸组成的那堵墙烧毁了疑问、绝望和忧伤，屋顶上的花蕾开出了巨大的菊花，但是和人间有什么关系？这不是另一个高高在上的梦吗？《鬼魂奏鸣曲》中，斯特林堡将裹尸布的死者复活，回顾自己一生犯下的错误和罪恶，厘清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但是真正的堕落并没有由此得到救赎，“大学生”最后希望一切都不再重演，但是他对“小姐”的所谓爱情不是另一场阴谋，不是恶的重新开始？“因为您生命的源泉有病……”是大学生的诅咒，他让自己的阴谋具有了合理性，而这个迷惘、罪恶、苦难和死亡组成的世界，没有根本改变，甚至还变得更加可怕，“房子消失；勃克林的画《死亡之岛》变成了后幕；岛上传来轻轻的音乐，恬静，悲凉。”斯特林堡用最后的文字说明注解了悲观的结局，危机没有消失，它摇身一变成为了灾难，死亡的灾难，虚无的灾难，地狱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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