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20 《寂静的房子》：有种状态叫做虚无
我要像他们那样，像爷爷一样，像父亲一样，抛弃一切待在这儿，每天也就去去盖布泽或是坐在桌前写写那些和历史有关的、上百万字的没头没尾的文章。我这样做不是为了出名，只是为了告诉大家世界是什么。
——《寂静的房子·24》
我站在他们的后面，站在历史的后面，是转身逃避现实，还是跨越现在面向未来？他们是爷爷塞拉哈亭，是父亲多昂，他们组成了关于时间的第三人称，他们的墓碑上已经写上了“愿灵魂安息”，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都是一个关于历史的地理名词，但是对于我来说，历史却是一段故事，一个“没头没尾”的文本，当第一人称的我钻进和他们一样被放逐的历史文本的时候，能够告诉大家世界是什么吗？他们和我组成的并非是关于历史的完整序列，而是从第三人称回归到第一人称的家族传承，但是历史已是过往，过去已是虚无，从现在面对未来，依然是一个没头没尾的命运。
我是法鲁克，现实的大门开启在第四章节，“巨大的前门就像是为我们而开似的，透过笨重的窗，我看了看屋里奶奶和雷吉普潮湿而又昏暗的身影。”从伊斯坦布尔来到天堂堡垒，在奶奶法蒂玛和仆人雷吉普居住的“寂静的房子”里，法鲁克看见的只是一些“潮湿又昏暗的身影”，奶奶法蒂玛连接着过去和现在，连接着伊斯坦布尔和天堂堡垒，连接着他们和我，连接着第三人称的历史和第一人称的现实，所以法蒂玛是见证者，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更是一个受伤者，对于她来说，过去已经是一个被拒绝的符号，活着的现在更多是一种对生命的观望。“我关上了百叶窗，插上了插销——就让世界留在外面吧。”拒绝过去，拒绝世界，她只在这所寂静的房子里保留自己，而只有在拒绝时间的状态中才会有一种安然的感觉，“假如我不在这儿，假如谁都不在，那么这些东西就会得到永恒，那时候就没有人会说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了，就连想都不会去想了，谁都不会！”房子里的香水、报纸、手帕、钥匙和钟，看起来维持着现在的生活，但是这些物件并没有能力延续历史，或者没有能力懂得时间是什么，“就连塞拉哈亭也是。”而只有在回忆到自己的丈夫塞拉哈亭的时候，奶奶法蒂玛才从被法鲁克穿过“巨大的前门”穿越到过去的那些片段，也只有在关上百叶窗插上插销的时候，才成为另一个第一人称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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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39·2150120·1143 |
跟随塞拉哈亭离开伊斯坦布尔，实际上就是离开自己的生活，离开自己的现实，这种异域式的“异化”生活对法蒂玛来说，也是必须的服从。而塞拉哈亭的离开看起来是被迫的，是因为自由主义思想遭遇到了土耳其联合政府的反对，联合主义者塔拉特帕夏命令塞拉哈亭离开伊斯坦布尔，离开政治生活，甚至威胁说要将他们送到锡诺才监狱。这是塞拉哈亭的遭遇，离开伊斯坦布尔对于他来说，是远离了本国的政治实践，但是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地理上的离开并没有消除他的政治理想。他在天堂堡垒继续写作，而且是对于东方世界的命运担忧让他用巨大的热情开始写作一部百科全书，“看吧，人们应该了解这些事情，了解一切事物，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一部百科全书；人们如果了解了整个自然和社会科学，真主就不会存在了，我们也一样。”延续法国“百科全书派”的这部书，顾名思义是和自由、民主、人性和权力有关，甚至塞拉哈亭要用科学取代真主的信仰，重建一套理论体系，他在自己的笔记上写道：“共和国是我们必需的国体。”或者写道：“如今东方仍在中世纪深邃而可恶的黑暗中沉睡”，他对法蒂玛说：“我们也像卢梭那样，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吧，让我们离那些非自然的愚蠢皇帝以及阿谀奉承的帕夏们远点吧，让我们用我们的脑子把一切再重新审视一遍吧。”或者告诉她：“我们需要一次文艺复兴，需要科学技术的复兴，一项应该为人所知的任务正摆在我面前，它既可怕又伟大，塔拉特帕夏把我流放到了这个空无人烟的角落，但事实上我要为此而感谢他。”文艺复兴、科学拯救，实际上对于塞拉哈亭来说，是重建一个自由主义的东方，一方面学习西方的理论和思想，另一方面抛弃东方的信仰和体系，这是新鲜、简单、自由和令人愉快的东西，这是对于一个新的世界的向往，“我发誓，东方还从来没有见过自由世界，一个降临人间的智慧天堂会出现的，而且我们还会比西方人弄得更好。”这种“西方中心论”对于塞拉哈亭来说，看起来是对未来的一种美好向往，“到那时候，也就是我们掌握了科学知识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和那些欧洲国家就没有了差别，我们的孙子们将会在我们国家幸福地生活。”但其实充满着另一种男性权力的主导，它不是解放，是束缚，不是拯救，是围困。
就像对待法蒂玛一样，现实生活从来没有平等和自由，没有个性解放，甚至他只是在自己的百科全书里建造一种乌托邦。“法蒂玛，我只会记下我亲眼看到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原则。”看到的现实，其实是对于理想甚至乌托邦的解构，那个寒冷的冬夜，当塞拉哈亭悄悄下楼，进入了另一个女人的房间的时候，这一切就像一个巨大的反讽，在法蒂玛的眼里成为一个丑恶的象征，而事发之后，塞拉哈亭对法蒂玛是一种权力的威胁：“法蒂玛，我们之间所谓的婚姻，除了那一纸可笑的协议之外已经一无所剩了！”这种威胁对于嫁人前就被灌输了服从原则的法蒂玛来说，却并不是继续的归顺，那个塞拉哈亭眼中的“民族的美德”的女人，在她看来，变成了“罪孽深重的女人”，但是法蒂玛的报复仅仅是一个女人本身的悲剧，她无法反抗塞拉哈亭，只能在内心里咒骂女人，也只能永暴力的方式惩处了塞拉哈亭和女人的私生子，雷吉普成了侏儒，伊斯玛依尔成了瘸子，而且她用自己手中的财富制约了这两个孩子，使得他们只能听从她的话，雷吉普成了自己的仆人，在她眼里是“阴险的侏儒”，而伊斯玛依尔瘸着腿只能靠卖彩票维持生活，他们注定成为下等人，注定在命运的戏谑中品尝无奈。
而另一方面，男权象征的塞拉哈亭也终于在自我的乌托邦里崩溃，在死前四个月，他突然嘟囔起来：“我知道什么是死亡了，法蒂玛，这儿谁也没有发现它，我是东方第一个知道什么是死亡的人！就在刚才，今天夜里。”报纸上尸体的照片让他惊叫，而死亡对于他来说意味着无法实现理想的虚无，战争的牺牲品，坠入了虚无的深井，再也无法爬出来，再也无法建立新的秩序，这种虚无的状态对于塞拉哈亭来说，也成为一种西方式的思想启蒙，“我在思考死亡，所以我是西方人！我是脱离东方的第一个西方人，融人西方的东方第一人。”第一个西方化的东方人，连死亡都变成了理想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这当然是塞拉哈亭的悲剧，四个月后，已经得了绝症的塞拉哈亭口吐鲜血死去，一部百科全书写了三十年，跨越了伊斯坦布尔和天堂堡垒，却始终无法跨越命运。而对于法蒂玛来说，第一次摆脱了顺从的命令，第一次摆脱了出轨的婚姻，第一次摆脱了所谓的“未来的伊斯坦布尔和没有宗教的政府”这一罪孽——法蒂玛成了现在居住在一个人的寂静的房子里的“我”。
但是，这种过去式却并没有终结。当儿子多昂在他面前继续写着一本书的时候，她仿佛看见了轮回，但是多昂似乎并不是和父亲塞拉哈亭一样，充满着理想的激情，充满着自我权力的构筑欲望，他在成为县长之后，终于主动退出了政治，他对法蒂玛说：“你不明白，一切都很恶心，就连当县长我都受不了了，他们在那里对可怜的农民和穷人们做那样的事情，如此地欺压他们，我老婆也死了，孩子们就让他们的姨妈们来照顾吧，我要辞职，然后来这里住，妈妈，求你了。”也是离开伊斯坦布尔，但是和父亲塞拉哈亭不一样，多昂是主动辞职，是主动退出恶心的政治圈，在法蒂玛看来，多昂是柔弱的，是胆小的，也是善良的，就像天使，他甚至不计较自己的钱被骗走，而一心想让世界变得美好，“就算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也得负责，妈妈，至少我得坐到桌旁把它们写下来。”不想同流合污，只想以这种记录的方式告诉后人政治的丑恶，所以多昂的世界更是一个乌托邦，当他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写下那些文字的时候，“他就像他父亲一样，血从嘴里流了出来”，一样用笔来作为武器，一样忘乎所以地书写，也一样拖进了死亡的深井，仿佛就是命运的一次轮回——那和父亲塞拉哈亭一起的墓碑上，也写着同样的话：“愿灵魂安息。”
不管是塞拉哈亭还是多昂，在变迁的历史中都构筑了自己的政治乌托邦，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民主主义，不管是憧憬还是反抗，其实都没有在第三人称的历史中完成自己的使命，所以当历史变成“他们”，当寂静的房子成为现实之外的存在，作为家族意义上的后代，则开始了从现在望见未来的续写。法蒂玛的孙子法鲁克、麦廷和孙女倪尔君一起从伊斯坦布尔来到天堂堡垒看望奶奶，而其实这种看望不是家庭的温馨聚会，而是隔着那扇巨大的前门，那扇笨重的窗。也就是历史对于年轻一代的他们来说，其实是模糊的，甚至隔着无法穿越的障碍，而在三个年轻人身上，同样面临命运的取舍，面临不确定的未来。
法鲁克似乎和塞拉哈亭和多昂一起组成了家族序列，他进入县政府工作，进行史学研究，在他看来，历史充满着虚妄，或者说文本化的历史理由太多说谎的故事，“这样一来我们用注释和文件编码来装饰我们的故事，再通过装腔作势的文章、隆重的会议把这些故事展现给彼此，我们都努力维护自己写的故事，努力推翻其他人的故事来证明自己的故事更好。”这是对历史的欺骗，所以法鲁克希望找到故事的真相，希望去除历史的娱乐性，希望看见迷雾后面的陆地，所以，“要想原原本本地看到生活，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这种改变就是要从故事的沉迷中解脱出来吗，就是在自由的现实里看清这个世界，“因此，我打算写一本没有开头、没有结尾的书，这本书是关于布达克的冒险经历以及16世纪的盖布泽的。这本书将只遵循一条原则：我要把我所能找到的与那个世纪的盖布泽和这个地方相关的所有信息都塞人这本书里，不用考虑按照什么重要性和价值来进行排序。”
但是这样一本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书，或者就是法鲁克式的乌托邦，真实的世界并不在于写出了什么，而是在现实中做出了什么，法鲁克的宿命里写着两面性，一个喜欢爱德华·G.罗宾逊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双面人，拒绝现实走入历史，法鲁克不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当现实的诱惑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他无法成为一个单向度的人，无法在那本没有开头、没有结尾的书里忘记现实，“我又爱上了那一朵美丽的玫瑰/数不清的争吵令它失去了所有的光彩与香味。”福祖利的诗照亮了他的欲望，当舞女肚皮上露出汗唧唧的肉，他的毛孔张大了，这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欲望的力量，“要是我的生命里也能有这样的奇遇，要是我能把那些档案、小说、历史统统都给忘掉，那该多好呀。”虽然最终拒绝了诱惑，虽然最终回到了寂静的房子，但是他也只能每天以喝醉的方式来抵御内心的不安。
而麦廷呢，似乎从来就是一个对西方财富世界充满着向往的人，去美国读书成为他摆脱现实的理想，“我会成为一个头脑冷静的国际知名的有钱人，一个风流倜傥的人”，在他的头脑里，他会和某一个女伯爵在一起，会成为美国伟大的土耳其裔物理学家，会乘着私人游艇来土耳其游览，会被别人排成巨幅照片刊登在《自由报》上，所以麦廷代表着对于西方世界物欲向往的一代，“我厌恶这个愚蠢的国家！我要去美国。我需要钱。您明白吗？”他甚至要奶奶将“寂静的房子”卖掉，变成一幢公寓大楼，而这种西方梦想对于他来说却处处碰壁，甚至他连对杰伊兰的暗恋也破绽百出，“在这庸俗、可怕和丑陋的世界上，我们像是两个用爱相互支撑着的两个无助、孤独的恋人一样，要逃离这讨厌的音乐和人群。”这种爱情为什么没有得到杰伊兰的认可，他莽撞，他感性，甚至他暴力，在那一辆遇到事故的车上，麦廷甚至想要占有杰伊兰，“不，我也不是个强奸犯，我只是想吻吻你，要你知道我爱你，我说着，因为天太热，我没能控制住自己，仅此而已。”只是说着那句“我爱你”，只是用暴力征服一个女人，在麦廷身上有着无以摆脱的男权思想，所以他实际上越来越混淆那个我，那个有着真实理想的我，在暴力世界里演变成荒谬和愚蠢。
而作为一个女人的倪尔君呢，她的对面似乎总站着哈桑，作为伊斯玛依尔的儿子，雷吉普的侄子，哈桑其实是代表着打上罪孽印记的后代，伊斯玛依尔只是希望他能够拿到高中毕业文凭，但是对于哈桑来说，他的理想不仅是改变底层的生活，还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我想了想我要做的事情：战争、胜利、对失败的可惧、希望、成功、我予以同情的可怜的人们、将被我解救的其他人以及在残酷的世界里我们要走的道路。”这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抗，这是一种对命运的自我解救，但是所谓的胜利、希望和成功，在穆斯塔法、法尔赛尔等民族主义青年的影响下，又带着某种霸权，“火车开动后，我看了看墙上共产主义分子们的标语：图兹拉将是法西斯的坟墓！他们所说的法西斯好像指的就是我们。”发送传单，在墙上写标语，或者鄙视上层社会的所有人，对于他们来说，改变一切不合理秩序却走上了制造新的权力的邪路上。哈桑爱上倪尔君，在他看来是“理智”的终结，他关注她，买了和她一样的梳子，但是这种暗恋式的爱情一方面受到了民族主义青年的鄙视，倪尔君买《共和国报》被当成是共产主义分子的行为，而另一方面，哈桑也遭到了倪尔君的拒绝，“我是自由的，我想着你，在大街上逛着。”最后却以一种闯入的方式倪尔君的房间，“我从枕头底下取出你的睡衣闻了起来，睡衣上散发着香水和倪尔君的味道。我照原样叠好，又放回到枕头底下。把唱片和梳子留下来吧，就放在那儿，倪尔君，我就把它们放在床上。”
倪尔君似乎代表着一种上层社会，哈桑做一个伟大的人的梦想其实就是征服，而倪尔君无非是一个符号，“我们不是奴隶。我要忘掉所有的恐惧、规则和界限，朝着我的目标前进，胜利的旗帜一定会高高飘扬的。刀、剑、枪和政权！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不再是过去的我，对我而言只有未来，没有回忆，回忆是属于那些奴隶，为了让他们变得麻木的。就让他们睡去吧。”在出走的那一刻，哈桑的内心有了一种摆脱奴隶生活的欲望，而实现这种“忘掉所有的恐惧、规则和界限”的理想，却需要刀、剑、枪和政权，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畸形的男权，甚至变成了一种暴力，所以当最后倪尔君在拒绝之后遭到了哈桑的毒打，也正是这种被倪尔君成为疯子式的“法西斯”暴行，最后使得倪尔君因大脑出血而死。当哈桑在社保卡上贴上伊卜拉欣·谢奈尔的照片，对于他来说，是自我的新命名，“现在我就是伊卜拉欣·谢奈尔了。就这么简单。”他也将法鲁克的那些笔记全部扔进了垃圾桶，“历史是写给奴隶们看的，小说是写给麻木的人们看的，童话是写给愚蠢的孩子们看的，历史是给那些笨蛋、那些可怜虫、那些胆小鬼们写的！”但是这种替换和消灭并不是自身命运的颠覆，也并不是未来的出路，甚至可以说，这只是哈桑创造的一个自我神话。
神话是一个个虚构的“我”，我是自我酒醉的法鲁克，我是金钱主义的麦廷，我是暴力集权崇拜者的哈桑，站在他们的对面，这样的神话看起来是自我解救，而实际上是一种迷失。所从现在通往未来的路上，都是关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选择问题，离开伊斯坦布尔或者回到伊斯坦布尔，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或者东方式的革命和颠覆，都可能是一种发生在未来的选择，但是在这寂静的房子里，只有法蒂玛看见了过去的时间，看见了变化的现在，也看见了没有终点的未来，“时间停滞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陷入恐惧之中绝望的我冲楼下徒劳地喊着，拐杖无助地砸着地，除了那些废弃的沙发、椅子、上面积了厚厚一层灰的桌子、紧闭的门、房子里那些嘎巴嘎巴响的绝望的东西之外，仿佛没人听见我在喊似的。”一个人，停滞的时间，以及寂静的房子，所有的我都变成了他们，所有的他们也都成为了往事的一部分，而这种单向的时间里，所有东西都变成了虚无，虚无的爱情，虚无的理想，虚无的身份，以及虚无的伊斯坦布尔，天堂堡垒注定是一个孤岛，一个忘记过去模糊现在背离未来的孤岛，也许只有安全地进入过，才能安全地离开，也只有安全地离开，才能再次安全地进入：
生活是单程旅行，一旦结束你就再也无法重新来过了，不过如果你的手上有本书，不管它有多么复杂、多么难懂，等到结束的时候，要是你想重新理解生活、理解那些难懂的东西的话，只要你愿意，你还可以回过头去重新读一读这本书，不是吗，法蒂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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