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21 《达尔文的恶梦》:物种主义的宿命链条
对于战争,拉斐尔似乎充满了期待,这个坦桑尼亚姆万扎鱼类研究所的一名保安,心中似乎有两种理想,一个理想是想去读书,接受教育,然后就能得到更多的工资,而另一个理想是到欧洲去当飞行员,因为当兵了之后,政府就会给他更多的薪水。不管是读书还是当兵,对于拉斐尔来说,都是摆脱目前每天只能赚一美元生活的捷径,但是相对来说,当兵似乎更能让自己拥有不害怕的力量,参加过乌干达战争的他,“期待着一场战争”,他曾经杀过许多人,而现在也需要一把枪,需要炸弹,需要用这种极端方式改变自己的生活。枪或者炸弹,对于拉斐尔不是好战的体现,而仅仅是为了自卫。
而其实,作为保安的他,手里就拿着那些带着毒箭头的弓箭,只要有人擅闯这个科研所,他就可以用弓箭射杀他,而那些毒箭头只要擦伤小偷一点皮就会中毒而亡。带毒的弓箭是他的武器,是他作为保安维护自身安全的枪和炸弹,他的前任保安就是在执勤过程中,被小偷用刀砍死,“因为他的死我才有这一份工作”,所以在拉斐尔看来,只能用暴力来抵抗暴力,才能维持自己的工作,才能继续在一美元的微薄报酬中生存下去。“必须任何时候都做好战斗的准备”,所以对于拉斐尔来说,生活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
| 导演: 于贝尔·苏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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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是未来的希望,但是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看不到希望,而他们也没有如拉斐尔一样的武器,所以他们是听任命运摆布的一群人,鱼类加工厂的穆科诺说:“因为父母贫穷,孩子肯定贫穷,这就是命运。”他们没有能力改变现实,没有能力反抗命运。而在这个贫穷的地方,却还有一群人用身体作为工具维持着生命,他们就是被迫卖淫的妓女。因为没有钱,所以她们出卖自己的肉体,在维多利亚湖周围,到处是等待接客的妓女,她们的目光也是麻木的,她们的表情也是呆滞的,甚至身体也不再属于自己。一个女人因为丈夫死于艾滋病,之后她做了妓女自己也染上了艾滋病,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她已经吃不下任何食物,似乎等死成为她最后的状态。在这个叫做克里米利列村的村子里,390个居民,仅半年时间就有40至50人死亡。在入葬仪式上,神父说,仅在他的教区,大概每个月都有十到十五个人死亡。而他传播福音,只是希望她们能远离堕落,但是这种和信仰有关的生活其实就是一种虚构,没有生存的物质,仅靠精神是无法远离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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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恶梦》海报 |
一个妓女的孩子就坐在湖边,妈妈曾经做小生意,但是后来也沦为了妓女,对于小女孩来说,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而在被其他人欺负甚至性侵犯的现实面前,她甚至看到了未来自己和母亲同样的命运,但是对于她来说,这种命运根本无法改变。“如果你和妓女睡觉,你就打她吧。”这是写在居民生活帐篷上的一句话,妓女是被生活所迫,但是靠出卖肉体的她们除了死亡的威胁,也丧失了所有的尊严。这些妓女会和谁睡觉?谁又可以毫无顾忌地打他们?除了当地的男人,妓女服务的对象是从欧洲搭坐货运飞机来到这里的男人。女孩伊莱扎坐在飞行员迪马的身边,唱起歌来,看起来她面带微笑,但其实那种出卖肉体换来十美元的生活,对她来说就是一场梦魇。在那一个夜晚,伊莱扎被一名澳大利亚客人杀死,锋利的刀扎进了她的胸口,鲜血直流。而那些女伴们只能看着照片和录像里的伊莱扎,默默流下了悲伤地泪水,这泪水是对伊莱扎死去的痛苦表达,更是对自身相同命运的担忧,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伊莱扎,谁都无法逃脱这样的宿命。
澳大利亚人可以打妓女,苏联飞行员可以睡妓女,在维多利亚湖附近的军民生活里,这些欧洲人是闯入者,而其实正是这些欧洲的货运飞机,这些欧洲人的到来,改变了这里。那一架架飞机总是飞越渔民们的头顶,降落在机场跑道上,对于居民来说,欧洲人的到来并不是带来文明,也并非是殖民,而是以一种闯入的方式改变了这里的生活和秩序。在每一架飞回欧洲的飞机上,总会装上一箱箱的尼罗河鲈鱼,他们说,这就是“生意”。是的,在飞机场边上,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湖泊维多利亚湖,在湖里有一种叫做尼罗河鲈鱼的鱼种,渔民从河里捕获这些鲈鱼,然后经过当地鱼类加工厂的加工,成箱成箱运到欧洲市场。姆万扎每天被运走的鲈鱼产量是500吨,这500吨成为当地加工业的最大收入。在最大的鱼类加工厂里,有工人1000余名,他们将河里捕获的鲈鱼进行切割,把最好的鱼肉进行加工。
500吨的产量似乎维持着1000明德工人收入,维持着当地渔民的生活来源,但是这其实是一种恶性循环的产物,尼罗河鲈鱼是外来鱼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作为一种“小小的科学实验”的结果,尼罗河鲈鱼被引进到了维多利亚湖,从此,生性凶恶的鲈鱼大量繁殖,把那些小鱼当成了腹中之食,仅仅几年的功夫,这里是数十种鱼类绝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甚至变成了单一的生物链,作为鲈鱼,完全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只供欧洲人享用的美食。鲈鱼破坏食物链或者只是一场有关物种的环保灾难,但是对于当地百姓来说,却是一种社会学意义的弱肉强食。
那些最好的鱼肉被成箱地运上飞机,供应欧洲市场,但是当地人却只能消费那些留下来的鱼头和骨架。那些鱼肉的遗留部分其实根本没有了使用价值,当地人也只是将它们晾晒,然后进行熏制,堆积如山的鱼头里都是爬行的蛆虫,而在一批一批晾晒中,很多人的眼睛被熏瞎了。鲜美的鱼肉运到欧洲市场,这些腐烂着散发恶臭的鱼头鱼骨成为当地居民的食物,在这种生存的对比中,鲈鱼实际上就是一种物种主义的符号。一方面鲈鱼作为外来物种,破坏了维多利亚湖里的生态平衡,很多的小鱼水生植物和微生物被消灭,在肉弱强食的规则下,只剩下这些商品化的鲈鱼,而实际上,作为供应欧洲市场的商品,鲈鱼也是欧洲中心的一种产物,也成为人类沙文主义的物种,而他们闯入这片土地,完全漠视这里人们的生活,那些爬满蛆虫的鱼头鱼骨;那一排排木架子上发黑的食物;那个被氨气熏瞎眼睛的女工;那个被病毒摧毁身体的女人;那个撑着拐杖谋生的小孩儿;那个跑道边白色的断裂飞机头……完全是物种主义的鲜明符号,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恶梦,也是丛林法则在社会意义上的严酷现实。
贫穷而致疾病,因疾病而致死亡,这是当地人的宿命链条,这种贫穷或者是地区发展的先天原因,但是强势物种对资源的掠夺和破坏一样是“达尔文的恶梦”,而对于维多利亚湖的居民来说,这并不是唯一一种可普遍化的伦理道德的缺失,那些飞机并不只是为了来运走鲈鱼,他们取到机场完全是为了另一场交易,从欧洲而来,他们其实运送着武器,将武器卖给扎伊尔、安哥拉、刚果等非洲国家,这是军火商的巨大市场,而这些地区,二战之后不停息的内战使之成为最恐怖的死亡地带,过去五年这里有四百万人死亡。
鲈鱼是商品,武器也是商品,而就是这种“生意”让坦桑尼亚的维多利亚湖成为永远的恶梦。那些飞行员似乎闭口不谈武器,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箱子里的鲈鱼,还是盖在武器上面的葡萄,都给孩子们带来快乐,这种被掩饰着的快乐无非是一种物种的利己主义,谁是强者,谁能生存,这个问题在这个没有物种大同主义的地区,没有任何的疑问。所以拉斐尔会拿着沾着毒液的弓箭自卫,会希望自己拥有枪和炸弹,会想去欧洲当飞行员,对于他来说,死亡并不是一种让人害怕的东西,而是生活中无限的折磨,是看不见明天的贫穷,是无休止的面对一美元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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