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28 《布罗迪报告》：现在是匕首的回忆
物件比人的寿命长。谁知道故事是不是到此结束，谁知道那些物件会不会再次相遇。
——《遭遇》
物件是一本抽出来摊开的书，物件是一张插入却并不锋利的书签，这是一种还没有“遭遇”的状态，甚至静止为一种物件和另一种物件之间永远的距离，我站在中间。但是在我面前，遭遇必将发生，或者说，是我导致了一场遭遇。抽出、摊开、插入，都是及物动词，他们组成的动作是前后发生的，而我当完成这一系列过程之后，似乎已经把它们推向了遭遇的境地中——那么，连同我的完成，所有的动作都呈现为一种胶着状态。
但结局似乎在这一系列动作开始之前已经写好了，就在封面上，那盖过“布罗迪报告”书名的是一幅骨架，左右分叉，却结合在中间的骨骼里，似乎牢不可破，又似乎即刻散架，而关键是这一幅完成腐朽的骨架是不是和人有关，是不是象征着死亡？覆盖在书名上，就是主题之一种，但是这骨架分明是有趋向性的，倾斜45°角，以向上骗右的方向似乎爬向一个看得见的远方——就在那封面的右上方，是一个类似十字架的东西，也是倾斜的，也是断裂为一种骨骼，但是十字架的轮廓十分明显。所以当死亡降临的时候，那失去了肉体的一切是不是必须走向十字架的救赎？是不是在死亡和重生之间隔着一段看见却无法抵达的距离？
被图像化的结局，是不是也是隐喻？当我真的抽出这本书，真的打开这本书，真的插入书签，真的让两个物件遭遇，“物件比人的寿命长”是不是在封面和内页里变成一种现实？书的封面、题名、内页，仿佛就是一个物件的肉体，如果撇除里面的中心思想，撇除里面的虚构和现实主义，撇除那些时间和人物，它就如那“沉睡在玻璃柜子里”的两件武器，没有被打扰，静止在发生的故事里。但是沉睡不是永远的状态，沉睡意味着醒来，当那枚书签插入书页里，我似乎听到了内页如骨骼一样的断裂声，并不锋利，也没有沾血，但是在用力插入底部的过程中，它已经威胁到了安静如斯的文字，它们在那里被惊醒，遭遇如一场战争，我是那个坐山观虎斗的看客。
“它们醒来时也许十分激动，因此乌里亚特的手在颤抖，敦坎的手也在颤抖。”遭遇之后，故事便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了，颤抖的乌里亚特，颤抖的郭坎，他们手上拿着曾经沉睡在玻璃柜子里的武器，他们在惊醒的文字里寻找置人于死地的方法，其实一样的惊醒，一样的颤抖，一样的武器，还有什么是遭遇之外的结局？还有什么能逃避一枚书签的谋杀？乌里亚特的武器捅进了郭坎的胸部，而郭坎躺在草坪上说了一句：“真奇怪。好像是一场梦。”
被惊醒又进入了梦境，是不是又是另一种沉睡？但是当武器从玻璃柜子里被唤醒，就像文字被书签所唤醒，就像封面被图像所唤醒，梦的另一个意义就是直接的死亡，而在死亡之前的唤醒，在唤醒之前的遭遇，其实并非是两个人之间的决斗，而是一种历史，一种传奇的复活。虽然两件武器都不是最著名的莫雷拉的匕首，两个人物也不是高乔的代表人物马丁·菲耶罗和堂塞贡多·松勃拉，但是当历史和传奇被复活，暴力和死亡就必然以梦的方式发生。
那把匕首其实扎进了胡安·穆拉尼亚的身上，作为巴勒莫的著名刀客，穆拉尼亚已经创造了一种历史，已经书写了一种传奇，但是在没有“遭遇”的情况下，他也如那静止的书页，也如那沉睡的武器，并没有被唤醒。当玛丽亚·胡斯蒂娜·鲁维奥·德·豪雷吉这个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军人中唯一健在的后代，从朝南的后门溜出去，在深更半夜中找到那所房子，当她用瘦骨嶙峋的打手将匕首插入穆拉尼亚的肉体，巴勒莫的刀客显然没有再带刀，刀只是一个象征，它早已在历史和传奇中沉睡，“他尝过死亡的滋味，后来成了一把匕首，现在是匕首的回忆，明天将是遗忘，普普通通的遗忘。”
遗忘也如沉睡一样，在梦中变成了永恒状态，那么，男人和女人，匕首和刀，今晚和明天，一样在遭遇中走向了如封面一样的结局：只留下腐烂的骨骼，趋向于一种十字架的救赎。但是当匕首的遗忘把人带走之后，只剩下物件的寿命只能是另一种死亡，把新教、犹太教、共济会、异端邪说、无神论等等都当成同义词的那个女人成了凶手，憎恨、疯狂和所谓爱情的驱动，已经变成了遭遇的邪恶力量，纷纷在物件重新沉睡之前赶在了死亡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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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63·2160313·1274 |
决斗之后，是“决斗另篇”。指挥红党军队的胡安·帕特里西奥·诺兰的提议是：“我让你们每人脖子上先挨一刀，然后你们赛跑。上帝知道谁获胜。”时间是在太阳下山之前，决斗是关于谁是好汉的命名，而在太阳下山之前意味着在黑暗中运行的历史还没有降临，意味着“真奇怪。好像是一场梦”的虚幻还没有展开，而且还可以在挨了一刀之后赛跑。但是遭遇而决斗，决斗而另篇其实是一场关于死亡的梦，“混血儿诺兰为自己担任的角色骄傲，一激动手下失掉了准头，砍了一条从一侧耳朵连到另一侧耳朵的大口子；科连特斯人干得干净利落，只开了一个窄窄的口子。鲜血从口子里汩汩冒出来；两个人朝前跑了几步，俯面趴在地上。”
鲜血、伤口，还有疼痛，赛跑的结局是卡多索伸出了胳膊，他赢了，“不过也许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但是这场赛跑本身就是为了在上帝面前证明谁是好汉，所以上帝一定知道——仿佛又回到封面故事，倒下的骨骼以倾斜45°的方式趋向于右上方的十字架，那么这样的决斗却是积极的，因为好汉是为了让上帝知道，而死亡是为了唤醒信仰。十字架似乎永远筑在信仰的高地上，当有人倒地，当有人睡去，他们转过脸去一定会以仰视的方式看见它，所以在《马可福音》里，不识字的古特雷一家在听到《圣经》的寓言故事时，“居然全神贯注地倾听，默不作声。”不识字只是一种沉睡在玻璃柜子里的状态，而《圣经》的寓言故事是唤醒了他们，所以当物件被唤醒之后，他们必然会遭遇——一个是不识字的一家人，一个是医科学校毕业的学生，一个是“全神贯注地倾听”寓言故事，一个则是不受宗教束缚的自由思想者。知识和思想，无神论和信仰，如何在遭遇中走向一种必然的结局？
当布特雷问“耶稣基督是不是为了拯救世人才让人杀死的”，埃斯比诺萨的回答是：“是的。为了拯救世人免堕地狱。”《马可福音》开头的地方按着埃斯比诺萨的手指，就像一个物件，在沉睡后被唤醒，甚至有着一种颤抖的原始动作，因为他自言自语地说：“水开始退了。要不了多久。”自言自语之后是布雷特一字一句地跟读，物件之于物件，信仰之于信仰，遭遇并非是一场决斗，有时也是一种融入：“他们把门打开时，他看到了天空。一只鸟叫了；他想：那是朱顶雀。工具棚顶不见了；他们拆下大梁，钉了一个十字架。”
是“他们”一起把门打开，是他看见了工具棚不见，是“他们”拆下大梁，“钉了一个十字架”。他们和他，他和他们，在这场和身份、信仰、知识有关的遭遇中，在人称的不断转换中，一定有东西在这种看似融入的过程中丢失了。丢失的东西或者在《第三者》中找到模糊却隐喻的答案，两个是混混的尼尔森兄弟，似乎都在一种做梦的状态中生活，“他们赶过牲口，套过大车，盗过马，一度还靠赌博为生。他们的吝啬出了名，唯有喝酒和赌钱的时候才慷慨一些。”但是那一次他们把一个叫胡利安娜·布尔戈斯的女人带回了家，而且，开始同居，但是女人似乎对弟弟更有好感，当哥哥离开时也说了一句：“胡利安娜就留给你啦；如果你喜欢她，你就派她用场吧。”一开始的同居并没有被唤醒，后来“派她用场”似乎也没有被唤醒，甚至后来只是为了满足两个人的欲望而被占有，其实也没有被最终唤醒。后来，他们把她卖给了妓院，后来他们分了钱，再后来他们又禁不住诱惑把她弄了出来，再后来克里斯蒂安把她杀了——当这个可以被唤醒的女人走上了一条死亡之路，那种欲望和爱，那种占有和遗弃，也始终没有让她真正“遭遇”，没有让兄弟开始“决斗”，但是当死亡发生之后，却有一种东西被唤醒了：“如今又有一条纽带把他们捆绑在一起：惨遭杀害的女人和把她从记忆中抹去义务。”
兄弟俩失声痛哭，紧紧拥抱，仿佛杀死了人是一种遗憾，是一次错误，甚至是一种罪恶，从记忆中被抹去，也像是一场奇怪的梦，而这个梦指向的不是暴力，而是消除暴力，“第三者”的存在在她被真正唤醒之后一定会带来决斗，憎恨、疯狂和所谓爱情的驱动一样会成为邪恶的力量，所以胡利安娜之死，是物件之死，是象征之死，是欲望之死，是暴力之死，而在这一切死亡之后，他们紧紧拥抱中，仿佛看见了屋子里绝无仅有的拿一本书：破旧的《圣经》。
默默无闻的《圣经》，就如在右上角的十字架，就如用大梁钉成的十字架，到底会不会让人找到皈依？其实现实就是玻璃柜子，就是沉睡的物件，警察局长俯视着众人，“这里有证人的证词和从你家里搜出的戒指。痛痛快快在供词上签字吧。”普通的警察也俯视着小混：“你得小心。你知道吃里爬外的下场是什么。”而有人为了逃避坐牢完全可以成为委员会的打手：“假如我不替党办事，他们会把我重新关进去，不过我有勇气，有信心。”有人在没落的晚年还会被玉米棒子党唤醒：“大批客人的闯入、前所未有的混乱、镁光灯的闪烁、部长的讲话、穿制服的人、频频握手、开香槟酒的瓶塞声响，这一切加速了她的死亡。”而这样一种现实，其实根本无法避免遭遇，无法消除决斗，无法离开死亡，甚至无法看见那一个十字架，所以被唤醒的只有巴勒莫的刀客，只有成为记忆的匕首，只有女人被抹除的记忆，暴力在解构信仰，而真正让人进入沉睡状态的是无信仰，就如生活的城市早已在时间中错落：“城市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总是有点时代错移。咖啡馆退化成了酒吧；本来通向院子，可以瞥见葡萄架的门厅现在成了尽头有电梯的幽暗的走廊。多少年来我一直记得塔尔卡瓦诺街附近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书店；一天上午我发现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古玩店，并且听说书店老板堂圣地亚哥，菲施拜恩已经去世。”
城市其实空着一个位置，那个我如果是博尔赫斯的话，他一定是带着那张具有隐喻意义的封面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当然他也带来了并不锋利的书签，他制造了一次遭遇，他见证了一种决斗，他也用句子唤醒沉睡在那里的物件，“我们经历和遗忘的东西太多太多。事件的主人公已经去世，目击证人庄严地发誓保持沉默。”所以他总是在述说，“我要讲一件从未告诉过别人的事。”从而有了《小人》；“我们现在闲着没事，我不妨把那晚真正发生的事讲给您听。”从而有了《罗森多·华雷斯的故事》；“不管怎么样，下面是事情的经过，由于时间久远，文字表达的好坏，难免同真情有些出入。”从而有了《遭遇》。但是讲述不是为了避免故事消散，不是为了避免物件沉睡，而是在现实的境况中寻找比人的寿命更长的信仰和理想，“用当前流行的术语来说，本集的故事都是现实主义的。”
现实主义中的虚构，博尔赫斯说是一种“偶然事件”，偶然地得到一份手稿，偶然地发现一个故事，偶然地看见一群叫做“雅虎”的部落，偶然而虚构，其实也是现实主义的一种组成部分。阿伯丁出生的苏格兰传教士，在非洲中部宣扬基督教义，后来又去巴西的丛林地带，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人，一个有着十字架的人，有着完整《圣经》的人，但是当那个雅虎世界闯进来的时候，到底是让自己用文明去唤醒他们的野蛮，还是在他们的野蛮中反思自己的文明？
他们佶屈聱牙的语言里没有元音，他们用扔泥巴招呼别人，他们干任何事都可以当着别人的面，他们赤身裸体，所以他们是野蛮的；但是，他们用石块做打仗的武器，他们用四个巫师挑选国王，国王可以对犯人做出有罪判决，王后用扔石块的方式处决罪人；他们还有诗人，“成员之中有人偶尔会缀成六七个莫名其妙的字。他喜不自胜，大叫大嚷地把这几个字说出来，巫师和平民百姓匍匐在地，形成一个圆圈，他站在中央。”在这个被称为雅虎部落的人中间，有暴力，有野蛮，有耻辱，但是这些的暴力、野蛮和耻辱是不是现代人对于他们的命名？一个国王拥有至上的权力，但是他们却“使他伤残，烙瞎眼睛，剁去手脚，以免外面的世界转移他的圣明。”一个王后有权扔出第一块和最后一块石头，但是公众却可以称颂王后生殖器官的美丽，朝她抛玫瑰花和恶臭的东西。
混杂在他们身上的不是文明，但也不是野蛮，而大卫·布罗迪作为一个传教士，带去的是一块表、一顶铜盆帽、一个罗盘和一本《圣经》，当他进入雅虎人的世界时，他们的确以奇怪的方式看见这些象征现代文明的东西。但是当传教失败，文明的渗透或者也变成了一种虚构，而“手稿缺第一页”的隐喻就在于野蛮和文明的遭遇中，那一种真正缺失的东西。一个城市，一个现代的城市，一个文明的城市，不是有着疯狂和混乱，不是有着刀客的匕首，不是有着十字架的异化和《圣经》的破旧，不是有着欲望和死亡，所以，对于雅虎来说，“他们有制度，有国王，使用一种以共同概念为基础的语言，像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一样相信诗歌的神圣根源，认为灵魂在躯体死亡后依然存在。他们确信因果报应。”所以野蛮之于文化，并不比罪孽的文化更低级，而野蛮和文明的冲突，只不过时两个物件的遭遇，不是谁必须战胜谁，谁必须取代谁，而是在一种对决状态中照见彼此，“谁知道故事是不是到此结束，谁知道那些物件会不会再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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