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29 《沙之书》：可怕的平原一望无垠
时间像沙漏里的沙粒那样流逝。地老天荒的爱情在幽暗中荡漾，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占有了乌尔里卡肉体的形象。
——《乌尔里卡》
第一次变成最后一次，爱情变成死亡，那么是谁把时间放进了沙漏里，是谁打开了时间的开口？对于谁的疑问就像对于时间的疑问一样，其实毫无意义，一个乌尔里卡就是无数个乌尔里卡，一种爱情就是无数种爱情，一种生命就是无数种生命，当肉体成为爱情的表达物，那么它一定会把第一次叫做最后一次，一定会把爱情的永恒从沙粒的流逝中变成虚无。
时间或者并不是虚无的，《沙之书》中的《沙之书》，一部集子里的一部小说，它似乎被有效的书页隔开，似乎唤醒了沉睡的时间，那个把时间放在沙漏里的人是我，一定是一九九五年之后，我拿起了那一本收录《沙之书》的《巴比伦彩票》，第一次听说了博尔赫斯，第一次阅读了他的作品。这本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集子以“H15·1950714·0145”的编号被收录在我的九品书库里，时间很明确地写在这一连串的字符里，而且精确到月和日，精确到书库的第几本，如此确定的时间和位置，就是为了突出“第一次”的坐标。所以当第一次进入我的时间，它是无法逃避的，而我也从此认为，时间的流逝带给我的是从第一次开始的第二次，从第二次开始的无数次。
就如《沙之书》所说：“因为那本书像沙一样，无始无无终。”当寻找第一页的时候，按在封面上的左手却以“白费劲”的方式看见了无始无终的书页，就像寻找最后一页的努力，“封面和手之间总是有好几页，仿佛是从书里冒出来的。”没有首页，没有末页，在荒诞的编码办法里，无穷大的系列出现了任何的项数。这是一部八开大小的书，这是布面精装的书，这是写着“圣书”字样的书，这是写着“孟买”的书，“印刷粗糙，像《圣经》一样，每页两栏。版面分段，排得很挤。每页上角有阿拉伯数字。”但是所有的封面、文字、书脊和内页却都不指向确定，不指向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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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63·2160313·1275 |
第一次被唤醒，也是最后一次被占有，只有一次却像变成了一种永恒，那么当《沙之书》在二〇一七年的时候在无限的时间之外被阅读，我其实如小说中的“我”，开始寻找一个图书馆，因为“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的地点是树林”，它在由13部小说组成的集子里，这个集子又在《博尔赫斯全集》里，全集指向的是一种被放在沙漏里的沙子，而《博尔赫斯全集Ⅰ》却又以一个希腊字母编制了一种序列，它仿佛是“第一次”，仿佛也是“最后一次”，不是荒诞的编码，也不是无穷的页码，那么我的打开和合拢，可以在时间的有限中完成，而那个图书馆或者只保留一本图书就够了。
它在图书馆，在地下室，在阴暗的搁架上，对于确定的取消是从遗忘开始的：“我竭力不去记住搁架的哪一层，离门口有多远。”到最后，“我觉得心里稍稍踏实一点，以后我连图书馆所在的墨西哥街都不想去了。”所以当《沙之书》在时间的逆向过程中被遗忘的时候，似乎是穷尽它无限的一种方法。而当沙漏里的沙子最后流逝的时候，第一次也就变成了最后一次，只有肉体的形象变成了永恒爱情的注解，名叫乌尔里卡，白皙苗条的身材，像青年时期的得克萨斯姑娘，以及拒绝的爱情，都在那一次“外面的雪下得更大”的唯一一次时间里成为一个确定的点。
因为快死的人能未卜先知，所以乌尔里卡说：“那我就是快死的人。”和爱情一样，当生命走向死亡的时候，是不是以肉体的形式终结一种永恒？是不是第一次的占有就是最后一次的交媾，是不是必须遗忘图书馆的确切位置？这无非是一种，但是虚构的是乌尔里卡这个名字，这具肉体，还是虚构了无限的时间、无穷无尽的沙之书？其实一切的虚构是从自我出发，在一面镜子中看见“另一个人”。第一个是一个起点，它在一九六九年的二月，在波士顿北面的剑桥，在查尔斯河边的一条长椅上，以及一个叫做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人。这是确切的时间和空间，但是当“另一个人”坐在第一个的旁边的时候，第一个其实慢慢地被修改成了“另一个”。
也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也是一条长凳上，但却是在日内瓦，在罗纳河边，“奇怪的是我们两个相像，不过您年纪比我大得多，头发也灰白了。”第一个和另一个，仅仅是时间的错位？都被命名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他们的相似性似乎也只有一个名字，那些有关图书的长长清单不属于同一个人，那些书目和小说不属于同一个人，和父亲家族有关的细节也不属于同一个人，“我们两人兴趣各异，读过的书又不相同，通过我们的谈话，我明白我们不可能相互理解。”而这种不是同一个人的否定，其根源在于时间的流逝改变了永恒意义。
一个是一九六二年的博尔赫斯，一个是半个世纪后的博尔赫斯，“昨天的人已不是今天的人，某个古希腊人早已断言。我们两个，坐在日内瓦或者剑桥的一张长椅上，也许就是证明。”如果在时间意义上，半个世纪的博尔赫斯一定在一九六二年的博尔赫斯的那条时间延长线上，那么关于记忆的东西有可能重叠，但是那句“星球鳞片闪闪的躯体形成蜿蜒的宇宙之蛇”的诗句被念出来之后，为什么半个世纪后的博尔赫斯会惊讶，会颤抖？这不是一次关于记忆的复活，仅仅是时间在流逝中创造的“奇迹”，而奇迹不是使一个人和另一个人重合，而是变成了一种恐惧。
一九六四年的钞票被撕碎，那枚银币被扔到河里，这是对于时间永恒的一次证据破坏，而他们的邂逅，他们的相遇，在时间里其实两个端点：一个是第一次，一个是最后一次。它们把时间压缩在一个密封的空间里，不逃逸，也不循环，而这样一种“线段”的时间就是消除了时间的永恒意义：“我的另一个我喜欢发明或发现新的隐喻，我喜欢的却是符合隐秘或明显的类比以及我们的想象力已经接受的隐喻：人的衰老和太阳的夕照，梦和生命，时间和水的流逝。”衰老和夕照，梦和生命，时间和水的流逝，都被放在了沙漏里，都变成了走向最后终结的沙子。
但是，这样一种奇迹却在梦里变成可能，梦是虚构，梦是虚无，梦破除了时间的封闭性，“邂逅是确有其事，但是另一个人是在梦中和我谈话，因此可能忘掉我；我是清醒时同他谈话，因此回忆起这件事就使我烦恼。”梦不真实，却是带向一种虚构式永恒的解决办法，一个人看见了另一个人，另一个人梦见了一个人，时间不存在，永恒却以隐喻的方式构筑了一个关于记忆的乌托邦。“乌托邦是个希腊词，意即没有的地方。”引用克维多的一句话，其实也是把所谓的乌托邦带入到一种虚构的封闭状态，《一个厌倦的人的乌托邦》就是为了走出被破坏了永恒的厌倦的现实，没有两座小山是相同的，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但是可以相遇，就如埃米利奥·奥里韦的诗句：“可怕的平原一望无垠，接近了巴西边境。”
一望无垠的平原，其实就是一种永恒和无限，就是一种恐惧的奇迹，但是它却可以“接近”巴西边境，一种无限被封闭起来，在这端的是已经七十岁的我，在那端的是另一个人，在这端的是写幻想故事的英美文学教授，在另一端的是活在“没有年表、历史，也没有统计数字”的过去的人，在这端的是叫欧多罗·阿塞韦多的人，在那端的是无名人，“我无法告诉你我叫什么，因为人们只称呼我某人。”“某人”的命名，就像可怕的平原，一望无垠，而且他的父亲的名字“什么都不叫”，那么那个巴西边境在哪里？
邂逅是关于时间的一种游戏，是关于两个端点的对话，是关于存在的真实体验，可是在某人的现实、在不叫什么的历史，在可怕的平原里，或许只有语言才能让两个端点相遇，而语言说到的生与死，恰好是对于时间封闭状态的命名，“人既然是自己生命的主宰，当然也可以主宰自己的死亡。”生是第一次，死是最后一次，生命的封闭结构就是被放在了沙漏里，就是逃离了天荒地老的永恒意义，就是呈现出一种肉体形态，“语言只剩下引语 放弃宇宙航行。没有图书馆和博物馆。政府废弃不用。一模一样的房子。空白的画。”时间被留在了确定的状态，时间没有了不朽的意义，那个慈善家可能叫阿道夫·希特勒，那种生命的空间可能是个死亡室。
所以在时间的邂逅中，永恒就是用来消解的，乌托邦就是用来死亡的，那个“圆盘”带来的不是一种幸运，不是一次永恒，当我用斧子杀死了那个带来圆盘的陌生人，就是用一种破坏来消除肉体的存在意义，“我看到空中有亮光一闪”会变成一种虚无？一个在树林里出生也注定在树林里死去的人，其实是无法成为乌托邦的国王的，在亮光一闪的永恒谎言里，我只能成为一本“沙之书”：“我回到小屋，寻找圆盘。没有找到。好几年来，我仍在寻找。”
亮光是一面镜子，是一个面具，是一粒沙子，单数名词，从来不通向无穷无尽，所以在《镜子与面具》里，国王让一个诗人写下的诗句为的是获得一种永恒的荣耀，“最显赫的功绩如果不用文字铭记下来也要失去它的熠熠光彩。我要你歌颂我的胜利，把我赞美。我将成为埃涅阿斯，你将成为讴歌我的维吉尔。这件事会使我们两人永垂不朽，你认为自己能不能胜任？”但是最后却变成了单数名词，第一首诗歌写的是战争本身，它有着修辞的技巧，有着格律的呼应，有着爱尔兰文学的典范——“给每一个词以它真正的含义”就是一种确定的永恒意义；而第二首诗篇不是描写战争，而是战争本身，“在战斗的混乱中，扰扰攘攘的是三位一体的神、爱尔兰的异教神灵和几百年后在近代初期纷争的神灵。”神性的永恒也被完成；而第三篇诗篇只有一行，一行而变成永恒，不能说出，无法念出，它在句子里是一种永恒。
如果三首诗篇都趋向于永恒：词语的永恒，神性的永恒，意义的永恒，一面银镜、一个黄金面具作为礼物嘉奖给诗人的时候，看起来是不朽，其实这不过是映射，只不过是镜像，而镜子与面具的意义恰恰是以一种虚无的封闭状态取消永恒，所以当最后一行的诗歌无法被念出的时候，它变成了诅咒，变成了秘密，变成了从一个人走向另一个人那种否定的永恒，“国王拿一把匕首放在诗人右手。”永恒是为了一种不被破坏的美，而美不被念出而变成了罪孽，“正是我们两人现在共犯的罪孽”，可怕的平原，一望无垠的平原，终究会到达巴西边境：“据我们所知，诗人一出王宫就自杀了；国王成了乞丐，在他的王国爱尔兰四处流浪，再也没有念过那句诗。”
沙漏里的沙子在流逝，乌尔里卡的肉体被占有，乌托邦的某人死去，圆盘的光亮变成了虚无，而另一个人只在梦里看见一九六四年的钞票，当沙之书被隐藏在图书馆的树林里的时候，时间不再永恒，爱情不再永恒，生命不再永恒，荣誉不再永恒，美不再永恒，第一次是为了最后一次而存在，精神是为了肉体而存在，一个人是为了另一个而存在，正如《事犹未了》中所说：“人们往往忘记只有死去的人才能和死人交谈。”
所以在《沙之书》以不同的时间被抽出被打开被阅读之后，我仿佛遇见了另一个1995年后的自己，遇见了第一个的博尔赫斯，遇见了最后一本“沙之书”，“昨天的人已不是今天的人”，邂逅其实意味着分离，遇见其实意味着消失，时间只是沙漏里的时间，博尔赫斯只是文本里的博尔赫斯，我在2017年的某个地方对时间下的定义其实是：
1986年6月14日，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去世，一年零十天后，利昂内尔·安德烈斯·梅西出生，再过七个月二十天，安赫尔·法比安·迪马利亚出生，他们的生与死没有交集，但愿足球和政治，足球和国家意志也没有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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