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5-28《英雄与坟墓》：探戈必须是探戈
他们沿着秘鲁大街信步而行，忽然，布鲁诺抓住马丁的胳膊，指了指一个拄着拐杖、走在他们前面的人说：“博尔赫斯。”
——《第二章 看不见的面孔》
秘鲁大街上出现了拄着拐杖的老头，同行的布鲁诺和马丁看见了他，“博尔赫斯”被叫出来，这是偶遇而命名的一刻，在这个场景中，“博尔赫斯”也许听到也许没有听到，也许转身也许没有转身，但是埃内斯托·萨瓦托没有交代这个发生在1955年的事，或许这本来就不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之所以埃内斯托·萨瓦托要把“博尔赫斯”带入到这个小说中，是因为博尔赫斯在这里就是一个关于写作的符号，因为同行的是布鲁诺和马丁，叫出“博尔赫斯”的是自己也写作的布鲁诺而不是已经19岁的马丁，一个是认识博尔赫斯的人，一个是对博尔赫斯陌生的人，埃内斯托·萨瓦托就是在关于阿根廷写作的取向上设置了这个通过命名来分叉的场景。
博尔赫斯是谁？听见或没有听见，转身或没有转身的博尔赫斯自己只管向前走，只有“背后”的人才会对这个和文学、和文本、和灵魂、和祖国有关的符号发表评论。在博尔赫斯终于走出了他们的视界之后，关于博尔赫斯的讨论便开始了。布鲁诺认为，博尔赫斯“以某种方式在表达为祖国感到痛心”的心情，但是很显然，他的痛心和那些农村的雇工或冷冻厂的工人相比，还不够敏感，还不够宽容大量，所以布鲁诺认为他“缺少伟大的品格”，这种不够伟大表现在博尔赫斯“不能理解和感觉祖国的总体性甚至其浑浊的复杂性”，比起狄更斯、福克纳和托尔斯泰对人的灵魂的完全理解，博尔赫斯显然差了很大的距离。
布鲁诺对博尔赫斯的评价站在“祖国”的维度上，这是关于阿根廷作家如何书写民族性的一种阐述。但是里纳尔迪尼却完全否定了博尔赫斯作品的价值，他认为博尔赫斯的小说难以忍受，他的作品很多是在胡说八道，和布鲁诺不同的是，里纳尔迪尼从祖国的维度转向了另一边，他借用一位爱尔兰牧师的话说：“博尔赫斯是一位咒骂城市郊区的英国作家。”里纳尔迪尼还加上了一句，他是一位“咒骂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和哲学郊区的作家”，在他身上体现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布宜诺斯艾利斯半人半马怪”所提出的神学。把博尔赫斯看做是一个英国作家，是怪异结合的神学家，无疑在更极端的意义上取消了博尔赫斯作品中对民族、对国家的深厚感情，也取消了博尔赫斯身为阿根廷作家的身份。无疑，布鲁诺和里纳尔迪尼站在不同的维度评价博尔赫斯和他的作品，但同时指出了其中的阙如。
博尔赫斯是一个符号，是一个被评价的符号，埃内斯托·萨瓦托当然并不是为了讨论博尔赫斯及其作品，在背后对博尔赫斯的讨论让博尔赫斯在“国家书写”中变成阙如，而19岁的马丁仅仅作为听众也是一种阙如，这种阙如也成了阿根廷现实的某种阙如。联系到和自己有关的故事，马丁内心的想法是：祖国是童年和母亲，是家室和温柔，但是这些马丁却从未感受过；他在两年前偶遇了亚历杭德拉，在她那里得到了母亲的爱和温暖；但是从马丁两年的经历来看，他依然没有找到真正的母爱，就像祖国对他来说一样，“她是一块神秘而混乱的土地，经受过地震的震撼和飓风的袭击。”亚历杭德拉在他头脑中急速旋转，让他想起了庇隆和中央集权派，也想起赞同联邦派的姑娘，于是他想要在自己的头脑中将混乱的一切连成一个统一体，“一切混乱和敌对的东西，一切邪恶和无耻的东西，一切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的东西，在他眼前似乎都概括、综合成一体。”
这个统一体或许就叫“阿根廷”。所以从博尔赫斯的讨论到民族性的阙如，从亚历杭德拉的出现到统一体的构建，埃内斯托·萨瓦托实际上想通过马丁这个19岁的男人，提出关于阿根廷国家如何走向的选择问题，而且马丁的19岁正是阿根廷逐步走向未来的年龄。要走向未来，必须以现在为出发点，而现在这个出发点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历史-现实-未来就构成了关于马丁的叙事时间线，“1953年5月的一个星期六，即巴拉卡斯事件发生两年前的一天，一位身材颀长、背有点佝偻的年轻人沿着莱萨玛公园的一条小径漫步。”小说的第一句就是在时间的强调中引出了这个无所事事但是一定是空虚的少年，他在小径上漫步是在巴拉卡斯事件发生的两年前，也是和布鲁诺在秘鲁街道上看见博尔赫斯的两年前，那一年他17岁，和亚历杭德拉的相遇绝非是一次偶然，就像两年后在亚历杭德拉死后，布鲁诺对此的评价：“就像漂浮在表面上风平浪静、水下却潜流汹涌的大湖上的一叶小舟。”
17岁的马丁在独自一人漫步时遇到了亚历杭德拉，遇见之后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两年前的遇见，对于17岁的马丁来说，也是一个现在时，而马丁的现在时由什么东西构成？他在地上捡起了一张破报纸，报纸形状像一个国家，一个虚幻却可能存在的国家；他看到了上面的一张照片，照片的说明是：庇隆参观迪斯塞波洛剧院，在照片的下方是关于一个退伍军人用斧子砍死他妻子和另外四个人的报道。像一个国家形状的报纸，报纸上关于庇隆和退伍军人杀人的消息，都是对于阿根廷现实的一种折射。而对于马丁本人来说，他的现在时则是孤独、压抑、黑暗和厌世，这个长相丑陋、五官失衡、手脚笨拙的人，把自己的母亲形容为“一个阴沟洞”，母亲生下他的时候就说他是一个碍手碍脚的人，甚至母亲从来没有打算将他生下来，卫生间、避孕膏、胎儿、腹部、流产等词语总是在马丁脑子里翻腾，他是一个不该生下来的人，是避孕失败的产物，是生命废弃的象征；而马丁在看到父亲的尸骨腐烂时，从母亲浓妆艳抹走出家门的那个经典动作，马丁把对母亲的厌恶之感延伸到了父亲身上，认为父亲才是真正被他憎恨的人。
没有理解，没有温情，没有父爱和母爱，甚至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意外，对于马丁来说，这就是一种阙如，它以残酷的方式出现，而父性和母性的双重缺失自然和他看见的那张报纸、报纸上的新闻一样，个体命运和国家命运在现在时的维度上叠合在一起。但是他遇到了亚历杭德拉，这个称他是“纯洁、忧伤和被压抑的性感的混合物”的女人，这个主动和他说话和他聊天的女人，这个有着漂亮面容和深绿色眼睛的女人，“一方面，她好像具有青少年时代他阅读过的那些使他激动不已的英雄人物具有的某些美德；另一方面，她又显露出他认为只有他所憎恶的那个阶级才具有的那种性感”，于是马丁爱上了她，于是马丁对她入迷了，但是，“她就像一个漆黑的深渊一样”，正是这个漆黑的深渊打开了另一个进口，马丁就是沿着这个进口从现在穿越到了过去，翻开了与阿根廷历史、与奥尔莫斯家族和阿塞韦多家族相关的历史，翻开了殖民地、联邦派、玉米棒党、中央集权、社会主义、战争等等有关的历史。
| 编号：C63·2230306·1929 |
所有历史的进口便是那个亚历杭德拉领他前去的古望楼，这是一个不易进入的进口，就像马丁和亚历杭德拉之间的交往，总是在不会再见和“我需要你”的纠葛中展开，在离开和相遇中发生，在抛弃和独自走开中面对——在马丁以巴塔哥尼亚运输公司职工的身份从寒冷而清朗的南方回来，他再次遇到了亚历杭德拉，亚历杭德拉将自己的臀部变成了一盏灯，让马丁扶着臀部走进了古望楼，马丁就是在这个时候说起了一句话：“这对于盲人来说倒挺合适。”但是亚历杭德拉像是受到了电击，也警告他不再提和盲人有关的话。马丁扶着亚历杭德拉的臀部，但不再是“盲人”甚至不提盲人，也就意味这亚历杭德拉这盏灯是为了让他看见，而不是取代成为对未来的引导。当进入古望楼，当打开那把锈蚀的锁，那段奥尔莫斯家族和阿塞韦多家族相关的历史便被打开了。
那段历史和英国军团拉瓦列有关，那一场战争导致了军团大批士兵的死亡，阿塞韦多家族的博尼法西奥·阿塞韦多成为了阿塞韦多上校，他是亚历杭德拉的曾祖父潘乔爷爷的叔祖父，跟随拉瓦列作战；潘乔爷爷的父亲则是陆军少尉塞莱多尼奥·奥尔莫斯。博尼法西奥在兵败之后逃到了蒙德维的亚，和一位乌拉圭姑娘结婚，婚后生下了埃斯科拉斯蒂卡，但是博尼法西奥没有见过孩子一面，他后来随着拉瓦列军团退到了玻利维亚，之后又在智利过了一段时间，直到1952年初和智利流亡者潜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是他和妻子分离十三年后“回家”，但是回家对于他来说不是和妻子、女儿团聚，乌尔基萨起义的玉米棒子党抓住了博尼法西奥，并砍下了他的头颅，那个晚上，他们把他的头颅扔进了这座别墅里，当埃斯科拉斯蒂卡的母亲被吓晕后，埃斯科拉斯蒂卡却抱着父亲的头颅，从此她一直守着这颗漂亮的头颅，再没有从这所房子里出去，一直到1932年她去世——也就是说，埃斯科拉斯蒂卡把自己关了八十年，守着父亲的头颅八十年，“无论是她的生活还是她的语言，都还停留在1852年，好像罗萨斯仍然还在掌权。”
博尼法西奥的头颅，埃斯科拉斯蒂卡八十年的封闭，是属于阿塞韦多家族的故事，这个家族故事和头颅有关，和独裁有关，和殖民有关，当然也和“父亲”有关，埃斯科拉斯蒂卡为什么一直守着从未见面的父亲头颅？按照亚历杭德拉的说法，他们是真正的人，“为了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玩命。”这个信仰是什么？那就是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但是亚历杭德拉却不支持这种主张。亚历杭德罗的家族是奥尔莫斯家族，马丁是通过还活着的潘乔爷爷的“回忆”知道这段历史的。奥尔莫斯家族的祖先是德梅特里奥上尉，来自英国，因为厌透了别人叫他英国人，于是扔掉了那个英文的姓，给自己起了奥尔莫斯的姓，潘乔爷爷的爷爷帕特里克·艾尔姆特雷斯也就变成了帕特里克·奥尔莫斯，而当时帕特里克作为英国人得到了这里人的欢迎，后来他又重新回到了部队，“而且不得不向我们开火”，当英国人被迫投降时，帕特里克既感到高兴又极度悲伤——帕特里克和玛丽亚结婚生下了塞莱多尼奥少尉，塞莱多尼奥就是潘乔的父亲。
这一段遥远的历史对于马丁来说，就像还活着的潘乔爷爷一样，“在那个裂纹交错且已迈向死亡的面具里，好像艰难地生活着一个沉思而善良的老人的残骸。”就像这座古望楼一样，传来贝韦叔叔神秘的单簧管音乐，埋葬着八十年守着头颅的恐惧，但是历史的存在是为了有一条通向现在的路，这个现在就是亚历杭德拉，“因为如果她的高祖父塞莱多尼奥少尉像他兄弟和父亲一样在克夫拉乔·埃拉多被杀死，或者像阿塞韦多上校那样被人在自己家门口砍下头，她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在此刻坐在那间房子里讲述过去那段历史了。”但是亚历杭德拉的现在时又是如何从遥远的历史中被书写的？不支持中央集权，家族中除了她还有父亲费尔南多，但是在亚历杭德拉的记忆中，5岁那年母亲死去，11岁是却碰到了父亲和一个女人住在这里——亚历杭德罗的父性和母性也是缺失的存在，所以她的现在时用一个词写就：出逃。
从家族出逃来到了修道院，但是在这里经历的缺失折磨，亚历杭德罗甚至开始了自己对肉体的惩罚；之后被送到了卡拉斯科老姐妹的庄园，在那里她认识了当时十五岁的马科斯·莫利纳，两个人相爱了，但是亚历杭德拉的计划是在十八岁的时候离开这里，去中国或者亚马孙河“做传教士”，但是马科斯却害怕了，他认为结婚的唯一目的就是生孩子，于是两个人开始争吵，而从这时候开始，亚历杭德拉拒绝去教堂，当马科斯认为将来要进地狱时，亚历杭德拉告诉他的是：“地狱不存在！这是神甫们用来蒙骗像你这样的傻瓜蛋的！”从想要做一个传教士到对上帝的拒绝，到对信仰的背叛，亚历杭德罗的现在时既是真实父亲的离开，也是信仰上“父亲”的死亡，“远走高飞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啊，离开这个肮脏的城市。”但是对于亚历杭德拉来说，她的出逃失败了，她的爱情枯竭了，她的上帝死去了，古望楼或许就是她最后的归宿，一种返回历史却永远不在场的归宿。
但是，古望楼打开的历史，对于马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马丁能够从古望楼出来，就是从历史回到了现实，就是从过去来到了现在，而现在在历史的游历中变成了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阿根廷会向何处去？“菜豆”在那里高喊着，庇隆干得对，他要让那些寡头政客都被吊死在五月广场上；而达尔坎赫洛认为现在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变了，很多好的东西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们是探戈，是足球，是狂欢节，是彩车。一种是支持庇隆政府，一种是担忧国家主义的破产，国家之变与不变，似乎是一个世界的和民族的问题，拉瓦列军团已经远去，殖民的历史也已经远去，但是历史通向现在的那条路却没有改变，所以达尔坎赫洛说：“探戈必须是探戈，要么什么也别搞。”但是在“探戈必须是探戈”的国家主义道路上，又该如何选择？
马丁遇到了马科斯，马科斯自称自己年轻时是社会主义者，甚至还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现在的他则把“既不要独裁，也不要社会空想”当成了自己的座右铭，他认为这个社会需要道德，需要秩序，需要等级，但是他又认为“卖淫是必要的”，“的确，您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个排气阀，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而在他们谈论的时候，听到的是“联盟”的高音喇叭发出的声音，他们发誓要防火焚烧，要动用绞刑；而博德纳韦则认为“所有的政治家都腐败透顶”；还有服装店里的女顾客，既认为“应该把所有为非作歹的家伙统统杀死”，又对共产主义缺乏信心，“共产主义要来了。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如果共产主义来了，我就去庄园，一了百了。”布鲁诺则认为现在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形成了两派，一派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云之后依然断言什么都不会发生；另一派则是天真得对一切都充满了信心，“这些乌云今天晚上就会下雨”，最迟也“过不了明天”……对于马丁来说，古望楼的历史，亚历杭德罗的绝望，“半人半马怪”的博尔赫斯，都在他的面前被展开，那些混乱和敌对，那些邪恶和无耻，那些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是不是都能在综合成一体中让明天成为一种希望？
种种对现状、对未来的议论都让马丁陷入到一种茫然之中，而这种茫然性在那份《关于盲人的报告》中成为了一种极端的表达，这篇由亚历杭德拉的父亲费尔南多亲历和书写的报告则指向了“盲人”的黑暗和无知。“对我行将结束的谋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是以费尔南多的“我”为视角经历的谋杀故事。这是一场调查，一场关于盲人帮的调查，“不消说，盲人帮在这一方面拥有一大批视力完好的人、走街串巷的巫婆、江湖医生、神手郎中、信件投递员和招魂术师；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可以说是大多数，不过是纯粹的滑稽演员，而另外一些人则确有真正的法术。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常常在某种信口雌黄的幌子下掩饰着这些法术，以便更好地控制周围的世界。”盲人不是盲人，而是视力完好的人，这是一个悖论，而当费尔南多调查盲人帮，他也陷入了悖论之中，因为他在调查，也被调查，他针对盲人帮的法术，他自己也成为了盲人——“我是一个调查邪恶的人，如果我不把脖子钻进垃圾堆里，我怎么能调查邪恶呢？”费尔南多调查邪恶，自己也一定是邪恶的代表，在他看来，上帝是不存在的；如果上帝存在，那他就是个流氓；如果上帝存在，他的噩梦就是我们的存在；如果上帝存在，他的精神错乱就是我们的存在；上帝是个可怜的魔鬼，是个可疑的魔鬼，而人们也把这个多灾多难的存在归咎于他。
费尔南多成了盲人，成了邪恶者，成了魔鬼，“世界上扫盲最彻底的民族就是曾经修建集中营，严刑拷打和大肆焚烧犹太人和天主教徒的人民。”他认为愚昧无知才能让人们善良才能有正义感，才能维持世界的和平，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宿命的存在：“我的狡猾、我对生的渴望以及我的绝望，使我设想出成千上万次的逃跑，成千上万个摆脱命运的方式。可是，谁能够逃脱自己的命运呢？”《关于盲人的报告》也是关于邪恶的报告，关于宿命的报告，关于独裁的报告，而对于在众多观点中的马丁来说，一切的茫然也让自己变成了盲人，当古望楼的那场大火发生，当亚历杭德拉焚烧了自己，当费尔南多的尸体变成焦炭，历史也化成了灰烬，马丁更是在自己的19岁时失去了看向未来的目光，“大火之后的第一个晚上，马丁仿佛变成了一个已经丧失记忆的遇难者。”
但是马丁的旁边是布鲁诺，一个总是存在而阅读他的故事、听他倾诉的人，一个写作的作者，布鲁诺其实有着双重的身份，一方面他在倾听马丁的故事时总是会提出关于亚历杭德罗的问题，因为他曾经爱过亚历杭德拉的母亲赫奥希娜，也正是这一种爱，让他对历史进行了还原，或者说，布鲁诺就是历史部分的在场者，“这表明我自己的生存，如同赫奥希娜以及众多的男男女女的生存一样，是怎样地被费尔南多的生存所震动，而且震动到了何种程度。”费尔南多的悲剧来源于他的父亲，来源于不伦不类的奥尔莫斯家族，那种凶暴和阴险的力量终于变成了费尔南多的邪恶，甚至邪恶和极端也传到了亚历杭德罗的身上。但是家族的秘密是：费尔南多的妻子、亚历杭德罗的母亲赫奥希娜，也是布鲁诺爱过的女人，其实是费尔南多的表妹，而这便是邪恶之外的纯洁，“奥尔莫斯家族的精髓，并未受到比达尔那粗暴、邪恶的血缘的污染，依然是那样的纯洁和善良，怯懦而又有点儿虚幻，给人以娇嫩和深邃的女性感。”
而另一方面，布鲁诺是一个作者，在他看来，“一个作家可以重新修改一篇有欠缺的作品或者把它扔进字纸篓里。”但是生命却不能这样，“不幸的是我们把生命当成可以涂改的草稿。”同样，一个国家的历史也无法被修改，所以上帝从来不会去写小说——上帝不写小说，是因为上帝总是缺席，从两大家族的历史开始，从那颗漂亮的头颅开始，从殖民和独裁开始，上帝又在何处？但是小说还是有人会去写，博尔赫斯在写，布鲁诺在写，写作的意义又在哪里？写不幸，写孤独，写世界的荒诞，写英雄写盲人，“我暗自思忖，当今的写作技巧——使人紧张和伤心的技巧，是否都必不可免地来自我们的不协调、焦虑和不快。”这就是写作的意义，脆弱、不安和充满渴望的人需要和世界做一个协调，而这是不是就是马丁所说的统一体？
“山谷里，那个军团，那个军团的残兵败将，什么也没有留下：他们的马蹄声已经消失；他们的战马奔驰时撩起的泥土又落回到了大地的怀抱，尽管慢慢悠悠，却毫不留情；拉瓦列身上的肉被溪水带向南方（为了变成树木、花儿和芳香吗？）。”这就是上帝不写的小说，但是却成为了和阿根廷的历史相关的小说，可以是布鲁诺写的，也可以是博尔赫斯写的，更是每一个人写的——当然也包括马丁，从出生就是错误的人生开始，到古望楼掀开历史，返回到属于自己的现在时，对于马丁来说，他的小说最后段落便是走向远方：和布西奇一起踏上了运输之路，那里是布满星辰的天空，是小解时的宁静和释然，是奔跑着的卡车的侧影，是祖国辽阔大地的感慨，当然，更是从现在用力一跃而触及的明天，“好啦，睡觉吧，孩子。五点钟我们要动身。明天我们过科罗拉多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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