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1-30《情节与历史叙事》：解释是为了更好地理解
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
——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对时间的茫然不解提出的是“时间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和另一个句子看上去是同语反复：“什么是时间？”如果“什么是时间？”是关于时间的存在论问题，那么奥古斯丁的这个“时间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则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没有人问我的时候，是清楚的，或者说是存在而没有主动认识的清楚，当有人问我了，便是一个“茫然误解”而无法认识的问题，而这个认识论问题指向的是时间如何存在的“如何”问题。“什么是时间？”是关于时间是“什么”的存在论，“时间究竟是什么？”是关于时间“如何”的认识论问题，而奥古斯丁即使通过语言描述经验和行动抵抗着怀疑论的共计，他还是更进一步提出问题：“如果过去和将来都存在，我想知道它们在哪里？”关于时间存在的“哪里”又变成了关于时间如何被叙述和被预测的位置问题。
什么、如何和哪里，构成了奥古斯丁对时间的追问，在《忏悔录》的第11卷中，奥古斯丁的追问是对于现实中关于时间经验的追问还是纯粹哲学思辨的追问？是谈论时间的语言学怀疑主义还是灵魂永恒性的神学问题？显然，将奥古斯丁的时间问题只局限于第11卷，保罗·利科无疑是以某种抽离的方式“毫不关心”奥古斯丁前九卷所建立的精神自传这一叙事结构，但是提出时间的现象学也并非是作一种孤立的文本研究，“什么”和“如何”的问题其实都指向“在哪里”的位置问题，这个位置问题具有的就是一种叙事的意义，“它坚持为将来和过去的事物寻找一个位置，从而可以便它们被叙述和被预测。”奥古斯丁提出的时间存在不存在的问题，正是为叙事与时间性之内的循环探寻出一条可能的道路，是在对时间“茫然不解”的不协调性和构成灵魂自身本质的对协调性的要求中构建了一种悖论，而这个悖论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找到了构建的叙事模型，于是一切为历史叙事带来了可能：“所有叙事文本所展现的世界一直是一个时间性的世界。或者就像在本书讨论过程中将要反复重申的那样：如果时间以叙述的方式被说出，那么它就成为人类时间；相反，如果叙事描述了时间经验的特征，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
保罗·利科把这种可能称为处理历史编撰学和虚构叙事时所遵循的假设，而假设正是一种联结：叙事功能的结构相似性是否可以用在追求真理问题的人类经验中？或者更简单地表达是：以人类经验的时间特征为基础的历史编撰学是否可以通过叙事功能进行历史叙述？历史当然是一种人类时间，历史叙述也是人类时间被叙述的方式，只要其中有叙事的特征，那么历史叙述就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个联结的问题首先就要面对奥古斯丁的问题：时间是什么？时间如何被认识？时间的叙述和预测在哪里？奥古斯丁的追问当然是一种怀疑论，这个怀疑论一直困扰着思想家：时间是存在的，但是过去已经不再存在，现在不持续存在，将来还未存在，当过去不再、现在不是一直在，将来还未在，那么时间是如何存在的？——当谈论时间的时候，时间的问题也“已经”变成了问题。只有谈论本身赋予了时间存在的意义：未来的事物将会到来，过去的事物过去曾在，现在的事物正在消逝。
谈论时间才让时间存在，这是存在与思维的同一性表现，也是语言对经验的描述抵抗着对时间存在的怀疑论，在这里语言的描述成为了一种对时间之思，奥古斯丁的“三位一体”也在时间中被见证：“据此而言，过去和将来都存在。”那就是叙述带来的是回忆，预测蕴含的是期待，在记忆、期待和现在之中，构成了时间的三种模式：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奥古斯丁当然把时间确定在灵魂之中，但是保罗·利科显然在这里看见了这种自明的三元等式背后的“时间的度量”：就像奥古斯丁所说，过去的现在是记忆，现在的现在是直觉，将来的现在是期待，保罗·利科将其理解为时间的“意向与延展”：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时间在流逝，这种流逝不是更替而是持存，因为消逝的东西在心灵中留下了印记，在意向的作用下，记忆和期待的形象具有了广延。于是，在意向与延展中，时间的不协调从期待、记忆和注意中的意向中产生了协调。
但是这并不是对奥古斯丁时间问题的终极解答，“只有永恒的悖论才可以弥补。”时间问题就表现出永恒性的悖论，它存在时不导致任何问题，但是它如何存在就使我们困惑，保罗·利科将这种永恒性的悖论归结为第一个功能：有限-观念的功能；当我们询问圣言的永恒性时，必然要找出关于时间的否定性源头，它就表现为言语会消逝的不存在，在这里就出现了非-存在的功能。有限性和永恒性、存在和非存在构成的悖论如何变成一种辩证法？保罗·利科认为，在历史编纂学中还有一个对立面，那就是时间性自身，所以辩证法在这里就变成了：“为了获得人类时间性的完美正义的状态，必须承认存在时间的他者”。但是历史学需要的是一种对经验时间的描述，也就是说它需要的是被说出，需要的是叙述的意义，于是从奥古斯丁不协调性和灵魂的协调性之间的抵触，转向了关于事件的叙述文本：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寻找“不驰骛于外物”的时间展开方式。
| 编号：B83·2240519·2125 |
如果说奥古斯丁的时间是在意向和延展中构建了不协调对协调的粉碎的生命体验，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行为就是协调性优于不协调性的情节构建，这个构建就是模仿。亚里士多德是在戏剧中展开模仿行动的，保罗·利科认为，模仿活动并不产生某些东西，它“通过构造情节来组织事件”，也就是说，情节和事件编排构造为模仿的“什么”，它产生的组合表达就体现了协调性，但是戏剧冲突本身就是不协调性的表现，但是情节的重要作用就是把不协调纳入协调，把情感纳入理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模仿建立了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而在更广的实践领域，协调性对不协调性的优先地位就体现了叙事的意义，时间也在叙事中变成了人类时间，而这正是历史作为人类经验的时间所需要的——作为叙事和时间的中介，模仿如何在两者间建立事件编排的联结？时间如何被重塑为人类时间？
保罗·利科将模仿分成三个时刻，模仿I是情节构造植根的一个行动世界的前理解，在“什么”“为什么”“谁”“如何”“支持或反对谁”的问题解答中涌现出行动概念，行动概念具有实践理解的能力，但是这种理解是一种符号资源的运用，是语义学的叙述，是主题、伦理和时间的辩证法，或者说是在文学意义上的模仿；模仿Ⅱ则打开了一个虚构的国度，但是保罗·利科放弃了被人误解的虚构，因为虚构本身是对历史叙事“真实”的一种悖反，所以他将之视作是一种中介，也就是在模仿I和模仿Ⅲ通过中介构建情节，这就是构型；从模仿I的文学性构建到模仿Ⅱ的中介，模仿Ⅲ就是模仿实践所具有的最后意义，它是一种“应用”，是文本世界和听众世界的重叠，是诗歌构型的世界和“真实行动发生并展开具体事件性的世界”的重叠。所以保罗·利科将模仿的步骤分成四步：首先在时间与叙事之间建立中介，推进“真正的进展”，其次行为在构型中展现本身的能动性，成为建模的媒介；然后情节构造进入指称领域，实现时间经验的再形式化；最后叙事完成对一种时间性的世界的重构。
情节是对事件的编排，情节重构是一种叙事，叙事完成时间性的重构，模仿的三个时刻无疑都指向里作为人类时间的历史，那么历史和叙事真的可以被联结？“通过叙事来重构时间是一个把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结合起来的工作。”为什么要将叙事引入到历史的叙述之中？这里就有了保罗·利科所批评的“叙事的衰落”，他认为存在着两种叙事的衰落，考察法国历史编纂学，衰落主要表现为历史对象的转移，从行动的个体变成整体的社会事态，由此历史事件的概念犯了错误假设，在存在论意义上，历史事件被理解为过去实际发生的东西，过去被看做是绝对的属性，完全独立于我们的建构和重构，另外历史事件也认为是历史参与者这一主体促成和经历的，也就是把行动局限于人类主体的事件领域，第三点则是把交流的可能范围局限于实践领域，也就是把异己性和绝对差异附加在人类过去——存在论的三重假设就是绝对的过去、绝对过去的人类行动和绝对的相异性，它导致了认识论的三重假设：人类事件的不可重复性对立于普遍性，实践的偶然性对立于逻辑或物理的必然性，相异性对立于模型和不变之间的差异思想。
除了法国历史编纂学由于历史对象的转移产生叙事的衰落之外，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历史解释和叙事理解之间产生的认识论断裂也导致了叙事的衰落。叙事的衰落意味着历史不断排除叙事的作用，但是保罗·利科站在“叙事主义”的立场为叙事辩护，当历史解释丧失了重要性，叙事理解就需要在模仿中为历史建立情节。在这里，保罗·利科实际上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历史是一种对发生事件的解释，而叙事更表现为理解，叙事的理解如何为历史的解释寻找一种科学的途经？它会不会进入到叙事所具有的虚构之中而损害了历史的真实性？保罗·利科在序言中就指出，“解释更多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在对阿瑟·丹托、加利、路易斯·明克等人的工作进行考察后，保罗·利科构建了“叙事主义”的历史学：丹托的叙事话语理论，在过去被决定的情况下提出了将来是开放和非被决定的观点，“这一前提依赖于假设，即事件被记录在一个它们不断积累但又不被改变的储藏档案中，并且在其中它们出现的顺序不会改变，也没有给它的内容增加任何东西，除了增加它们之后发生的事件。”而加利则提出了“理解一个故事”的思想，他认为理解一个故事就是理解连续的行动、思想和情感，它让情节“向前推动”，从而实现了解释和理解的混合，因为，“理想的情况是，一个故事应该是自我-解释的”；明克则论证了叙事具有高度组织的整体性，“它需要一种本质上是判断的特殊的理解行为。”
当然保罗·利科更关注提出“元史学”的海登·怀特的情节构造理论。怀特提出了历史话语“诗学”的三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就叙事结构来说，虚构和历史属于同一类型，第二个假设是，历史与虚构的结合蕴含着历史与文学的结合，第三个假设则是历史著作展现了整体的历史世界的视野，历史哲学也同样借助于相同的表达资源。怀特提出的“诗学”历史话语区别的正是“调查”式的历史认识论，他认为历史学家必须从历史与传统叙事之间的认识论断裂中走出来，由此提出了历史编纂学的风格理论：风格意味着故事、情节、论证的统一，风格也是构造情节的类型学，风格是一种“选择相似性”的结合系统——怀特分析兰克的《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和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三部著作，分析了在故事、情节和论证上侧重的不同，但是他们都构建了各自的历史叙事，“在我看来，一种历史编纂学风格表现了一种构造情节、论证与意识形态内涵模式的特殊结合。”
所以保罗·利科在叙事主义的大旗下提出了“如何书写历史”这一命题，在方法论意义上就是两条：降低解释的自负，提升叙事的能力，“两种运动在一种不停震荡的游戏中保持平衡。”但是保罗·利科并没有将历史看作是完全的叙事，而是提出历史编纂学和叙事能力之间存在着“间接关联”，一方面，他认为叙事的理解并不是历史解释的全部，在理解完成如加利所说“自我-解释”之外，历史解释还有自主性的步骤，这是历史作为科学的内在要求，自主性的三个步骤就是概念化、客观性研究、双重批判。另一方面，历史科学必须具有一种意向性，这种意向性指向的是具有历史意向活动的意义，它在解释程序的自主性，被指称实体的自主性、历史时间中构建历史叙事的重构。保罗·利科提出“间接关联”的目的就是让历史完成既在自身序列中又通过叙事构型完成双重构造，这就是为了解决“真实”叙事与“半真半假”叙事之间的区别，但是对于这一部分的论述，保罗·利科说：“需要在第四部分认真考察这一问题。”
第四部分没有出现在这本书里，它成为了第二卷的内容，在提出问题而没有完全被解决的情况下，保罗·利科是不是也构筑了一种叙事的意向性？在没有提供阐述和答案的情况下，阅读行动也变成了保罗·利科所构建的叙事，就像奥古斯丁所说，“将来的现在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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