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17《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我成了一个谬论的牺牲品
对政治学和社会学来说，有一点无疑非常重要：极权政府的本质，抑或每一种官僚（科层）体制的本性，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
——《附言》
1962年5月31日，距离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判决艾希曼死刑六个半月，距离以色列最高发院驳回他的上诉两个月，星期四的午夜钟声敲响之前，艾希曼终于被绞死，他的尸体被火化，骨灰撒进地中海以色列海域之外的部分。一个屠杀犹太人的战犯死了？甚至一个执行纳粹国家行动的“小齿轮”走上了覆灭之路？当参加了整个庭审的汉娜·阿伦特用“这场审判不公平，判决结果不公正”的结论否定这场本应用于匡扶正义的审判，无疑她就是将艾希曼摆在一个人的位置上，但是，无论是战时执行“不受法律制约的最高行动”和“依照上级命令”行事，还是战后在审判中成为展示犹太人苦难庭审秀的牺牲品，艾希曼都变成了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成为宏大叙事的受害者，这一种丧失人性的行为无疑就是极权社会中“去人格化”的标志，从而抹除了艾希曼作为一个人的存在。
作为一个人，艾希曼在被执行死刑时“趾高气扬地走上了绞刑架”；作为一个人，他要了一瓶红酒，喝掉了一点；作为一个人，他拒绝在最后时刻接受新教牧师威廉·赫尔提出一起诵读《圣经》的要求；作为一个人，他手背在身后冷静笔挺地走完了从监狱到行刑室之间五十码的距离；作为一个人，他也拒绝使用头套……汉娜·阿伦特描述的是一个人的最后时刻，“他完全是自己的主人，不，还不止于此，他完全在做他自己。”做自己的艾希曼，在临死之前还发表了在葬礼上说的“陈词滥调”：“过不了多久，先生们，我们都会重逢。这是所有人共同命运。德国万岁，阿根廷万岁，奥地利万岁。我永远忘不了她。”只不过他忘记了这是他自己的葬礼。
从对庭审和审判的“不公正”，到作为一个人存在的最后时刻细致描写，阿伦特一方面批评以色列方面对艾希曼审判是一次“败笔”，另一方面却也将艾希曼放在人性的考量上指出作为去人格化的小齿轮的悲剧所在：“在那最后的几分钟里，他好似在总结这堂关于人类弱点的漫长一课带给我们的教训——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漠视语言与思考的平庸的恶。”——艾希曼用毛骨悚然的、漠视语言和思考的平庸的恶，是将自己变成了“平庸的恶”的样本，这种自欺的、愚蠢的和谎言式的个体存在并不指向残忍的、恶魔般的深度，而只是一种时代的恶的一种常态，甚至阿伦特认为，艾希曼不是伊阿古，不是麦克白，不是有着像查理三世那样一心想做恶人的“理想”，艾希曼的平庸的恶甚至“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如此平庸，如此愚蠢，反而是一种滑稽。
嘲笑艾希曼“不思考罢了”，阿伦特也是将他放置在一个人的位置上，所以对于自己写作此书的目的，她说：“本书既不讨论犹太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一段，也不探讨极权主义问题，不溯第三帝国时期的德意志民族历史，更不是一篇探讨恶之本质的理论文章。”无论是审判还是她的讨论，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被以色列绑架而送上被告席的“那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有自己的历史、独特的品质和个性，以及行为方式和生活境遇的人，一个会犯自欺的、愚蠢的和谎言式的错误而成为平庸的恶的人，一个会在自己的葬礼上“志得意满”的人——当然，他也是一个针对自己的每条指控作出“不承认该项罪名”回应的人，甚至在庭审时强调说：“我不是禽兽，没有变成他们想要把我变成的样子。我成了一个谬论的牺牲品……”而把自己看成是“替罪羊”的人。
但是他还是被送上了绞刑架，还是被判处了死刑，还是在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度成为魔鬼的人，那么艾希曼是不是如他所说自己“成了一个谬论的牺牲品”？是不是如阿伦特所评价的他是庭审秀的受害者？甚至，他是不是真的只是极权制度下那个去人格化的小齿轮？艾希曼于1960年5月1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被捕，九天后空运至以色列，1961年4月11日被带到耶路撒冷地方法院，法院起诉的罪状共15条，包括纳粹期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他人共同犯有”反犹太人民罪、反人类罪、战争罪，根据1950年的《纳粹与勾结纳粹（惩罚）法》，“犯有……其中任一罪行，应被判处死刑”。而面对指控，艾希曼认为谋杀的罪名是错误的，他在庭审上说的话是：“我没做过任何跟杀害犹太人有关的事。我从未杀过任何个犹太人，或一个非犹太人，总之——我从未杀过任何人。我也从未下命令杀死任何一个犹太人或非犹太人。我根本就没做过。”
在艾希曼看来，自己不仅没有直接杀害过一个犹太人，而且也没有杀害过一个非犹太人，甚至没有做过任何跟杀害犹太人有关的事——作为德国纳粹的党卫军人，作为犹太事务部门的执行者，甚至作为“强制移民”犹太人任务的执行者，他是不是真的“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或者说，作为一个人他没有行使“判断力之本质及其效力”，甚至他就是一个无辜者？在犹太问题“最终解决”行动中，艾希曼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这里有两个争议的问题，一个是艾希曼在处理犹太问题时，是不是只是在执行“不受法律制约的最高行动”和“依照上级命令”行事？另一个是自始至终艾希曼是不是从来不知道犹太问题“最终解决”就是一场大屠杀？
| 编号：B82·2200521·1653 |
1932年是艾希曼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的4月他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为了一名党卫军人，但是，“他并非出于信仰而入党，也从来不是忠实的党员”；两年之后他成功应聘到保安处的工作，保安处的最初任务是监视党内成员，同时还是秘密国家警察，即盖世太保的情报和调查中心；几个月后，他被调任至负责犹太事务的全新部门——也正是从这里开始，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和犹太人有了最本质的联系，这也是“最终把他送上耶路撒冷法庭的事业起点”：他阅读了特奥多尔·赫茨尔的复国主义经典之作《犹太国》，这本书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他成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且至死不渝，之后他开始在党卫军中散布福音、做演讲、写小册子；另一方面，他和犹太权威人士进行了最初的接触，这使得他将“犹太问题”作为自己“理想主义”的一种实践——从1938年开始，艾希曼接受了“强制移民”的任务：不管是否愿意，犹太人都将被强制移民。艾希曼之所以接受“强制移民”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将之看成是解决犹太问题的一次行动，而且他的成就令人瞩目，在八个月里，他让四万五千犹太人离开了奥地利，让一万九千人离开了德国……
在艾希曼看来，所有人都是“合法”离境，甚至他认为，犹太人“渴望”移民，他则是“帮助他们而存在”，当纳粹高层表达了建立一个无犹国家的计划，艾希曼马上认识到自己能够“给双方带来公正”。从犹太问题解决方案第一阶段的驱逐，到第二阶段建立集中营，再到第三阶段的屠杀，甚至在1942年1月“万湖会议”提出“最终解决方案”，艾希曼似乎都认为是在帮助他们合法离境，都为了一种公正，自己只是结合了“管理”和“经济”的专业能力，在这个过程中，阿伦特的说法是：“为后代揭露真相的艾希曼从未意识到这些险恶算计。”因为他没有参与过集体枪杀行为，没有亲眼见过毒气杀人的过程，也没有参与过挑选工人，而对于从第三帝国、西欧、中欧国家遣送来的犹太人，最后都被送到了东部屠杀中心，负责遣送的艾希曼似乎对这个恐怖终结地所犯下的罪行似乎也因为档案被销毁后而证据不足，所以庭审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四点：艾希曼是否参与了特别行动队在东部进行的集体屠杀；艾希曼是否把波兰隔都里的犹太人转移到了附近的死亡营；艾希曼是否需要对死亡营里面发生的事情负责；艾希曼在东部占领区是否拥有广泛权威，即对隔都生存条件、对生活在那里的人所受的难言之苦是否负有责任，对针对他们的最终清剿——大多数证人的证词都涉及这个主题——是否负有责任。
艾希曼不是幕后操手，他只是执行机关的一个下属人员，甚至艾希曼曾经卷入的也无非是纳粹内部的党派之争，而阿伦特认为，庭审认为他参与了屠杀仅仅是因为艾希曼“爱说大话”，他在战争结束之际对手下夸夸其谈道：“我会笑哈哈地跳进我的坟墓，因为，一想到我已经处理掉五百万犹太人[或如他自己一直宣称的“帝国的敌人”]，我就感到极大的满足。”吹牛的恶习似乎并不是导致艾希曼走向毁灭的缘由，在“最终解决”计划的实施中，艾希曼像是隔绝了纳粹暴行的存在一样，他甚至在庭审时听到证人讲述党卫军的暴行时义愤填膺，当有人指控他曾经将一个犹太男孩打死时，他对自己表达了出奇的愤怒，而他承认在犹太问题上也出现过意外：他帮助过一个犹太混血表妹，碍于舅舅的情面他还帮助过维也纳的一对犹太夫妇。
很明显，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满脑子都是关于犹太人的组织管理工作，都是为了实施所谓的遣送计划，都是在展示自己的组织天赋，就像艾希曼自己所称，“假如这件事非做不可，那么最好是在良好的秩序下进行。”在他看来，自己是通过“强制移民”挽救千万条犹太人的命。当然，当艾希曼置身于世界大战，卷入了那些为“解决犹太问题”奔忙的国务党务权力机关之间的明争暗斗，实施了犹太问题“最终解决”计划，他当然难逃其咎，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艾希曼是不是在意识上甚至在动机上成为纳粹的恶魔？阿伦特几乎以宽容的态度认为，艾希曼对事实的某种弯曲，以管理和经济的专业主义寻求“客观性”的追求，以及“从未意识到险恶算计”，恰恰就是因为他已经成为了极权主义世界里的那个小齿轮，这种党卫军的思维方式就是因为把自己的行为看成是执行国家任务。
执行国家任务，执行元首命令，这是一个守法公民的所谓，正如艾希曼一遍一遍对庭审尽管和法庭重申的，自己是在履行责任，“他不仅服从命令，而且还遵守法律。”如果从康德绝对律令的观点来看，一个人不仅要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让自己的意志符合法律背后的准则，这才是孕育法律的源头，康德将这个源头看成是一种实践理性，而艾希曼则认为是元首的意志，因为，在第三帝国，“元首的话具有法律效力”，艾希曼正是遵守了这一法律并且以自己的实践理性行使守法公民的责任，而这就是作为小齿轮的恶，“第三帝国的罪恶，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人认识的那个本质——罪恶不再以诱惑的形态出现。”艾希曼只是整个极权体制之恶的个体表现，“德国社会的八千万人，曾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相同的自欺欺人、谎言和愚蠢隔绝于真相和现实之外，所有的这些自欺、谎言和愚蠢也都深深根植于艾希曼的头脑。”
而这便是所谓没有意识、没有动机，没有思考的平庸的恶，但是阿伦特并不是只是指出这种平庸的恶的悖谬性，当他在艾希曼身上看到平庸的恶，反而让这个小齿轮成为一个被告席上有血有肉的人，而反过来，当艾希曼在平庸的恶里沦为一个小齿轮，其背后行政机器的去人格化的恶才是根本，但是阿伦特说自己无意于去讨论犹太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一段历史，也不探讨极权主义问题，更不是一篇探讨恶之本质的理论文章，她从艾希曼这个被告身上，从不公正的庭审过程，批判的是另一种的对人性的扼杀行为。在他看来，首先艾希曼被以色列政府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绑架回来，本身就存在一个合法性问题，“涉及的法律问题盘根错节”。在他看来，审判的意义是为了匡扶正义，而以色列的行为本身就是在制造不正义，一方面以色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绑架艾希曼，违反了属地原则，为什么阿伦特要强调属地原则？“属地原则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地球上居住着许多民族，他们受制于不同的法律，所以，任何一部国家法一旦越出其权限，就会与其他地区的法律发生直接冲突。”如果以色列对艾希曼的定义是犹太人的敌人，那么由犹太人来主持审判似乎理所当然，但是以色列恰恰将其视为人类的敌人，反人类这一罪行自然需要国际法庭来最后主持公道，“认为对犹太民族的罪首先是反人类罪，因此提议成立国际法庭的观点，与审判艾希曼所依据的法律明显水火不容。”
而实际上，艾希曼在以色列进行庭审时，就是将其当成是反犹主义者，无论是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还是作为传声筒的吉德翁·豪斯纳，他们都把庭审当成了一出戏剧，当成了犹太人苦难的缩影，“成了给犹太人和异教徒、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简单说，就是给整个世界‘上课’。”依次建立的逻辑关系完全变成了一种预设：“在这场历史性的审判中，受审的不是一个个体，也不仅仅是纳粹当局，而是整个历上的反犹主义。”自然，艾希曼成为了替罪羊，“他不得不忍受，因为人们需要一头替罪羊，不单是为了联邦德国，而且还为了整个事件，为了这件事促成的结果，为了反犹主义和极权统治机器，为了人类和原罪。”
他成了庭审秀中反犹主义的替罪羊，艾希曼曾说自己“成了一个谬论的牺牲品”似乎也是一种预言，甚至成了讽刺，而身为犹太人的阿伦特对于这样的不公正审判，也以“自我憎恨”的方式“捏造”了“是犹太人杀死了他们自己”的谎言——与其说是谎言，不如说是对所谓犹太高层“不思考”的某种批判，无论是战时对犹太人行为的争议，还是庭审艾希曼时的傲慢，无论是“正义之殿”里的不正义，还是“始于并且终于施害者”的表演，都在导演着艾希曼所定义的“谬论”：
在这个通过模糊所有细节来“解释”一切的概念丛林中，我们发现了诸如欧洲犹太人的“隔都心态”、通过对德国历史的特色阐释推导出的德国人的集体罪责，以及（同样荒诞不经地）断言犹太人有一种集体无辜的观念。所有这些陈词滥调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全都不作判断，因而随便怎么说都无伤大雅。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457]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