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19《周礼·仪礼·礼记》：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周礼》
帝王确定国家，行政区确定官员，划分诸侯封地度量的范围，安排官吏分清职责，让百姓的生活上升，于是，设立百官之长的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于是，设立地官司徒，“使帅其蜀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于是，设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于是，设立夏官司马，“使师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于是，设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掌邦治的天官、掌邦教的地官，掌邦礼的春官，掌邦政的夏官，掌邦刑的秋官，掌邦事的冬官，这“六属”所实践的便是一个国家制度规范运转的“六典”：“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六属”之前统一引出的这句话便是展示了一个完善的国家典制，从建立国家、安定人民，到体察国家四方的国境，辨正方向，从建立国家首都的位置，到人民居住的环境，都纳入到统一体系中，而这个体系便是“礼”。《周礼》经经学大师郑玄作注一跃而局“三礼”之首，最终成为儒家的辉煌大典，其中展示的国家典制就是使得国中的一切都井然有序：一方面，礼之形成便是周公旦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全面改革，他将上古至殷商的礼乐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改造，创建里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将社会的方方面面纳入礼的范畴，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从而形成了控制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成为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领域的重要文化结构，并在其统辖范围内全面推行礼乐之治。
另一方面，周礼记载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范，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而这些制度的施行靠的是“六典”之官职，从治典、教典、礼典，到政典、刑典、事典，六大系统各司其职，比如大宰之职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以九职任万民、以九赋敛财贿，小宰之职“掌建邦之宫刑，以治王宫之政令，凡宫之纠禁”，宰夫之职“掌治朝之法”，宫正之职“掌王宫之戒令、纠禁”，宫伯之职“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六官即六卿，根据安排，每卿统领六十官职，所以，六卿的职官总数为三百六十，众所周知，三百六十正是周天的度数，事无巨细，都体现在制度和秩序上，比如天官中掌饮食的官，其中分几类：一是负责烹煮或制作食物者，膳夫、庖人、内饔、外饔、亨人、腊人、醯人等七职皆是；二是负责捕获兽类或鱼鳖等以供膳食者，有兽人、渔人、鳖人等三职；三是负责进献食物者，有笾人和醢人；四是负责酒浆者，有酒正、酒人、浆人三职；还有专门为王调配饮食的食医，掌盐的盐人，掌供巾幕以覆盖饮食的幂人，掌供冰以冷藏食物的凌人等，皆可归属于掌饮食类的官；而掌服装的官，其中又分为掌王皮裘的司裘，为王、王后缝制衣服的缝人，掌王后、九嫔和内外命妇首服(头上装饰物)的追师，为王、王后掌鞋的屦人等……
周礼的制度靠的是一种顶层设计，这便是宇宙观、人生观。周礼中的阴阳无处不在，《天官·内小臣》说政令有阳令、阴令；《天官·内宰》说礼仪有阳礼、阴礼；《地官·牧人》说祭祀有阳祀、阴祀等等。王城中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布局，也是阴阳思想的体现。南为阳，故天子南面听朝；北为阴，故王后北面治市。左为阳，是人道之所向，故祖庙在左；右为阴，是地道之所尊，故社稷在右，如前所述，《周礼》王城的选址也是在阴阳之中。周礼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为间架，天、地、春、夏、秋、冬即天地四方六合，就是古人所说的宇宙。而它在具体的治理体系上也体现了这种结构主义，它对于国都地点的选择，是通过土圭来确定的，《周礼·大宗伯》云：“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王畿是以王城为中心建立，王畿之外有所谓九畿，九畿的分布，是以方千里的王畿为中心，其四外的五千里之地，依次划分为侯畿、甸畿、男畿、采畿、卫畿、蛮畿、夷畿、镇畿、蕃畿等九层，大小相套，依次迭远。相邻之畿的间隔都是五百里。而在居民组织中，周礼划分为两类，国都之外的四郊之地称为乡，郊外之地称为遂，乡之下细分为州、党、族、闾、比等五级行政组织，遂之下细分为邻、里、酂、鄙、县等五级行政组织，乡、遂各级组织的编制极其整齐，此外，乡和遂的数量都是六个。农田规划中，周礼对于野的农田的规划，也是整齐划一，《地官·遂人》云：“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沟洫、道路系统有严格的丈尺规定，据郑玄注，遂，宽、深各二尺；沟，宽、深各四尺；洫，宽、深各八尺；浍，宽二寻、深二仞，沟洫上的道路的宽度，径可以让牛马通过，畛可以让大车（车轨宽六尺）通过，涂可以让一辆乘车（车轨宽八尺）通过，道可以让两辆乘车通过，路可以让三辆乘车通过。
不管是建国还是设官，其中制定礼制的意义在于“为民极”，而这就体现了儒家的博爱精神，比如周礼制定的保息制度，《地官·大司徒》上云：“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郑注说：“保息，谓安之使蕃息也。”儒家的博爱精神，一方面体现为对民的教育，地官就是“教官”，即掌教育之官，大司徒之职便是“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它制定了教育的十二个方面，“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和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另一方面则以以秋官之“刑官”治民，如大司寇的主要职责就是掌刑法，其中包括惩治违法诸侯的三典，惩治违法之民的五刑：用圜土(狱城)聚教不良 之民，用“两造”之法防禁诉讼不实之辞，用罚坐“嘉石”和服役之法惩罚不良之民，用立“肺石”之法使穷民的冤情得以上达，定期宣布刑法，掌评断诸侯以至庶民狱讼的邦典、邦法和邦成，监视对违令将士行刑，等等。从这个意义上，“为民极”在某种意义上是使民顺从，从而维护礼之秩序。
编号：Z82·2001213·0547 |
周礼属于儒家“子学”范畴，其制度设计之指向，乃是儒家社会转型的趋向，所以，周礼的实际影响是在后来的皇权时代。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其“六部”就是仿照《周礼》“六官”而设置的；唐代将六部定名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至清。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所以说《周礼》并不是王权时代的经典，而是皇权时代的经典。周礼体现了儒家的宇宙观、人生观和政治观，而《仪礼》则重点在贵族层面的礼制，汉朝人称之为《士礼》便是对其礼制范围的一种定义，按儒家的说法，人类之初，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人和人就要生出争斗，于是圣人制出礼来维持社会秩序，教人节制，教人平和，教人追念本源，感怀恩德，教人互敬互爱，这分别是制度之礼，宗教之礼，风俗之礼，而在《仪礼》中，记载了包括国君、诸侯、卿、大夫、士的贵族从成人、结婚到丧葬的各种礼节，以及其交往、燕飨、朝聘、乡射、大射等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中的礼仪规范。而这种凸显了某个层级的礼制，更体现了一种等级，“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
《周礼》体现的是皇权时代的礼制，从制度建设、行为规范、儒家精神组成了一种国家典制，《仪礼》则着重从贵族层面建设礼制的宗法制度，而作为“三礼”之一的《礼记》更多是从礼的思想层面上进行了阐述。二十四卷四十九篇的《礼记》成书于汉代，由礼学家戴圣所编，主要记载了先秦的礼制，体现的是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美学思想，从天道观、宇宙观和人生观为基础的哲学思想，到个人修养、教育制度、学校管理为内容的教育思想，从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的政治思想到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的美学思想，完全体现了儒家精神。《曲礼上第一》中指出一个有地位的人心中要有“敬”字：“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它认为，“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所以礼就显示了其意义，“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礼，是用来确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远近，判断事情的疑似难明，分别事情的何时当同何时当异，明辨事情的得礼或失礼，这一种定义也便是儒家的仁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正是在儒家的道德仁义的系统内，便有了别同异、明是非的作用，这一种“别同异”体现的便是等级秩序下的秩序，比如对于死，“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在床曰尸，在棺曰柩。羽鸟曰降，四足曰渍。死寇曰兵。”比如丧葬，“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三年之丧，自天子达，庶人县封，葬不为雨止，不封不树，丧不贰事，自天子达于庶人。”《王制》中的六礼、七教、八政完全就是等级制度，而对于女人完全体现了“别同异”：“取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寡妇之子，非有见焉，弗与为友。”“居丧不言乐，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妇女。”
这种“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礼制是如何产生的？在《礼运第九》中借孔子之口进行了论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一种理想形态，也是礼的终极意义，“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但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于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他们“以着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最终便进入到小康。所以孔子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在礼的发挥在那演变和运用中，“圣人作”是礼的产生根源，“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礼就是“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的存在，所以圣人作的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而天下国家可得，便是要维持这种秩序，便有了制度，“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在制度作用下，“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
从圣人作到天下国家“得而正”，再到制度维护，再到社会大顺，礼便有了合法的地位，而礼在运用层面上更是广泛，《礼器第十》论述了制礼、行礼的原则和各种表现形式，礼器，便是以礼为器，便可导致“大顺”的局面，便是盛德的表现，“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所以礼是“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而成为“理万物者也”，“礼也者，物之致也。”当礼成为一切事物的准则，就必须遵守，必须学习，“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由此礼便成为化民成俗的一种工具，从而扩大到教育思想中，“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本）矣。”不管是德性还是对事物认识的规律，不管是人之间的信义，还是变化而守时，都是在学中认识了根本的道理。
“礼记”四十九篇中还有重要的一个内容则是“乐记第十九”，这是儒家关于乐论的经典型著作，它主要从乐的产生以及乐与礼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对社会、人际关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一方面，乐之产生是“人心”，“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所以乐是由心生本质在于“人心之感于物也”。另一方面，“礼乐”结合在一起是有德的表现，甚至乐也是一种礼，但是礼和乐之间是有不同的，“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着，则贤不肖别矣。”如果说礼是为了区别贵贱，那么乐就在于协调上下，“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所以在另一个意义上，乐更接近天，“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由天而作，由心而生，不同于圣人作的礼，不同于以地制的礼，“乐，乐其所自生，而礼，反其所自始。”或者，只有由天而作，由心而生并且“乐其所自身”的乐，才是一种真正的秩序，才是超然于物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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