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08《译文序跋集》：从外国药房贩来一帖泻药

所以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
    ——《<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

“婴孩”是革命和战斗胜利的结果，当“溃灭”成为新生之前的一滴血，婴孩的身上自然沾着革命的血腥，这正是革命的不完满，但是却是必由之路，而鲁迅翻译法捷耶夫的这部小说，更是为了打破中国革命的那种乌托邦思想，为了新生沾满血的婴孩制造“溃灭”的机会，为了实际的革命者“懂些革命的意义”。

在《毁灭》后记中，鲁迅指出了小说对外来知识分子的解剖，高中学生美蒂克反对毒死病人，但没有更好的计谋；他反对劫粮，却仍吃劫来的猪肉，因为肚子饿；他认为别人都办不好，但自己也没有办法；他觉得自己不幸，而别人更不行——所以美蒂克便在无能中成为一个高尚和孤独的人，“只好躺在草地上看林中的暗夜，去赏鉴自己的孤独了。”而另一个任务莱奋生却不同，他偶尔也会有这样的心情，但立即加以克服，当他喊出“我是一个坚实的青年”的时候，他就不再孤独，所以鲁迅认为作者是让美蒂克和莱奋生两种人生进行对比，指出了革命“极有意义的消息”：“我不但希望了许多事，也做到了许多事——这是全部的不同。”而在《毁灭》的第二部第一至第三章的附记中，鲁迅更是认为这几章的文字是“宝贵的文字”，是用生命的一部分在写，“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法捷耶夫不仅是一个战斗者，而且在作品中指出了革命的方向，在其中有一个袭击团受到由日本军及科尔却克军组成的白军的迫压和攻击，袭击团中的队员开始显出冷淡模样，甚至对队长提出了反抗，鲁迅认为这就是“解体的前征”，但也是革命进行时的一种必要，他说：“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稳，势如破竹，便无所谓革命，无所谓战斗。”如果让大众都成了革命者，如果革命者振臂一呼而不折一兵一卒就取得了胜利，革命就成了古人的宣扬礼教，万民都成了正人君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变了‘中华文物之邦’的一样是乌托邦思想。”

法捷耶夫把孤独的美蒂克和积极的莱奋生进行对比，而鲁迅把解体之后的真正革命和“中华文物之邦”的革命乌托邦进行了区别，所以他认为，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是革命的目的就是毁灭，而毁灭也成为了新生之前的一滴血，而在这部作品中揭示革命的意义还在于个人的溃灭和毁灭之后和大众的融合，“虽然有冷淡，有动摇，甚至于因为依赖，因为本能，而大家还是向目的前进，即使前途终于是‘死亡’，但这‘死’究竟已经失了个人底的意义，和大众相融合了。”而这便是真正的新生，便能产生出婴孩，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学的启示就在于：“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

革命不是和平的过渡，不是个人主义的胜利，不是乌托邦的构想，所以想要真正写出革命文学，也需要作者是实际的革命者，至少也要懂得革命的意义，也要对社会有广大的了解，至少，也要从“研究唯物的文学和文艺理论”的束缚中走出来。这样一种革命作者的要求，鲁迅在为日本鹤见祐辅的杂文集《思想·山水·人物》中的《书斋生活与其危险》写的译者附记中也有体现，杂文集的作者研究的是法学，自然这本书的归趣是政治，甚至其中也提出了自由主义，虽然鲁迅对此不以为然，但是他却看到了《书斋生活与其危险》中对书斋研究的批评，作者提出了书斋生活者要和社会接近，也就是要进行“世评”，改变自己一意孤行的偏宕思想，鲁迅认为，首先要看怎样的“世评”，“假如是一个腐败的社会，则从他所发生的当然只有腐败的舆论，如果引以为鉴，来改正自己，则其结果，即非同流合污，也必变成圆滑。”由此鲁迅认为，公正的世评使人谦逊，不公正或流言的世评则使人傲慢或冷嘲，“否则，他一定要愤死或被逼死的。”世评之重要全在作者是否公平，所以首要的一点是走出书斋，联系中国还有一批学者希望青年们躲进书斋去，鲁迅认为，这样他们就会和社会实际生活离开，变成了一个书呆子，他们是糊涂的书呆子，是不勇敢的书呆子——甚至，鲁迅从呼吁离开书斋而背负“思想过激”的罪名，从对于现实生活有言动的青年遭遇了意外的灾祸而得出结论，“遥想日本言论之自由，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从各国的文本，通过翻译的方式引入中国，即使很大一部分是鲁迅“重译”的实践，但是鲁迅翻译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通过这一方法为国人打开一道门，就是在文本的引入中改造社会，就是在移译的倡导中打开书斋之外的世界。《域外小说集》是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选集，也是鲁迅实践这一思想的较早文本，他在《序言》中说到了翻译的目的：“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一方面鲁迅开始翻译是为了“纠正”，他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致增田涉信中说：“《域外小说集》发行于一九〇七年或一九〇八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为此他们制定了“略例”，其中选录的小说多为“近世小品”，也涉及十九世纪以前的名作，而在近世文潮中，以北欧为最，其次是“南欧暨泰东诸邦”，这是范围扩大的标记；另外在翻译时对于人名地名的原则是：“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者，缘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响；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拂戾时人，迻徙具足耳。”同时在标点上也建立了标准。这是在翻译的文辞上确立的原则上，更重要的是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要进行域外小说的翻译。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翻译所需要的学问、人员、功夫、资本和读者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在小本经营中，在姑且尝试中，译印了两集，这两集的读者甚少，第一集卖出去了二十一本，第二集卖出了二十本——多出的一本是因为那读者先试读一下，虽然如此，鲁迅却认为二十位读者“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所以万分感谢他们，而这也成为鲁迅之后翻译的一种精神动力。所以《域外小说集》作为开端，鲁迅所想实践的便是通过文艺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以前中国的读者看的都是章回小说，那种短制的小说没有，有人曾经翻译了显克微支的小说《乐人扬珂》，杂志上竟然命名为“滑稽小说”，鲁迅感叹：“但不相信人间的心理，在世界上，真会差异到这地步。”而译印《域外小说集》，鲁迅认为如果是因为小说本来的实质，“使得读者得到一点东西，我就自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了”。

从一九〇三年鲁迅在留学期间重译了日本井上勤翻译的《月界旅行》开始，鲁迅自己翻译、和别人合译了多部作品，这些作品成为鲁迅“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实践文本，一方面他在这些翻译的作品中发现了文学固有的意义。他在最早的《<月界旅行>辨言》中认为，作者以科幻的方式发现月球世界，是进步的象征，“然人类者，有希望进步之生物也，故其一部分，略得光明，犹不知餍，发大希望，思斥吸力，胜空气，泠然神行，无有障碍。”但是这种进步也隐含着人类的征服欲望，“如是，则虽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战祸又起。呜呼！琼孙之‘福地’，弥尔之‘乐园’，遍觅尘球，竟成幻想；冥冥黄族，可以兴矣。”但是这部著作最重要的是科幻色彩，正是借小说之力，科学才可能被更多人接受，“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科学小说，是鲁迅从小说形式的改变中阐述了其重要意义，“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在这个意义上也能够改良中国，“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鲁迅在阿尔志跋绥夫的《赛宁》中发现了性欲的本能，“但性欲本是生物的本能，所以便在社会运动时期，自然也参互在里面，只是失意之后社会运动熄了迹，这便格外显露罢了。”在另一部作品《工人绥惠略夫》中看到了人性中的苦楚和偷活，“绥惠略夫也只是偷活在追蹑里，包围过来的便是灭亡；这苦楚，不但与幸福者全不相通，便是与所谓‘不幸者们’也全不相通，他们反帮了追蹑者来加迫害，欣幸他的死亡，而‘在别一方面，也正如幸福者一般的糟蹋生活’。”他在被驱逐的盲作者爱罗先珂的书中看到了童心和爱，在《狭的笼》译者附记中，他说：“通观全体，他于政治经济是没有兴趣的，也并不藏着什么危险思想的气味；他只有着一个幼稚的，然而优美的纯洁的心，人间的疆界也不能限制他的梦幻，所以对于日本常常发出身受一般的非常感愤的言辞来。”在《池边》译者附记中，鲁迅说：“我于他的童话，不觉得太不认真，也看不出什么危险思想来。他不像宣传家，煽动家；他只是梦幻，纯白，而有大心，也为了非他族类的不幸者而叹息。这大约便是被逐的原因。”他评论爱罗先珂的三幕童话剧《桃色的云》是：“世间本没有别的言说，能比诗人以语言文字画出自己的心和梦，更为明白晓畅的了。”同样是童话作家，望·蔼覃的长篇童话《小约翰》被称为“象征写实底童话诗”，“无韵的诗，成人的童话。因为作者的博识和敏感，或者竟已超过了一般成人的童话了。”他把卢那察尔斯基看作是革命者、艺术家和批评家，他认为《艺术论》乃是“以最压缩了的形式，来传那有一切结论的美学的大体”。他在《现代日本小说集》中评论了夏目漱石、菊池宽、森鸥外、芥川龙之介等作家，认为夏目漱石主张的是“低徊趣味”的“有余裕的文学”，森鸥外的作品是“透明的智的产物”，菊池宽则“竭力要掘出人间性的真实来”，而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更多表现了“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正不安时的心情”。

对于文学作品、作者以及写作风格的评论，是鲁迅对于文学本身的关照，但是鲁迅选择这些作品进行移译，其中也有着他文学之外的考量，那就是从域外小说中照见中国文学、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国人的现状。《现代小说译丛》是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合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收入的是八个国家十八个作家的三十篇小说，鲁迅翻译的是三个国家六位作家的九篇小说，他在每篇译文之后都写了译者附记：他认为写作了《幸福》的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新兴文学的典型代表作家，“他的著作，自然不过是写实派，但表现的深刻，到他却算达了极致”，这种深刻性正是对有人提出的“写实主义可厌”的一种回击，而在鲁迅那里则变成了对于中国文人的讽刺，“人们每因为偶然见‘夜茶馆的明灯在面前辉煌’便忘却了雪地上的毒打，这也正是使有血的文人趋向厌世的主我的一种原因。”鲁迅评价《战争中的威尔珂》的作者跋佐夫不但是革命的文人，也是旧文学的轨道破坏者和勃尔格利亚（保加利亚的旧称）文辞改革的体裁家，而这种文体的改革正应合中国的需要，“跋佐夫是鼓吹白话，又善于运用白话的人。”他评价阿尔志跋绥夫在《医生》中写出了“对于无抵抗主义的抵抗和爱憎的纠缠来”，“无抵抗，是作者所反抗的，因为人在天性上不能没有憎，而这憎，又或根于更广大的爱。”鲁迅认为这种“异常的残忍性和异常的慈悲性”，是俄国人的特性，而对这种国民性的研究也应当在中国出现，“我所想的，只在自己这中国，自从杀掉蚩尤以后，兴高采烈的自以为制服异民族的时候也不少了，不知道能否在平定什么方略等等之外，寻出一篇这样为弱民族主张正义的文章来。”

对于国民性的研究是缺少的，而在中国，缺少的并不只有研究，还有反战思想，鲁迅在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所作的四幕反战剧本《一个青年的梦》的译者序中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的观点非常认可，即使国家存在，战争存在，人的真性却是不变的，而中国即使开一个运动会都会有打架发生，“在社会上，也大抵无端的互相仇视，什么南北，什么省道府县，弄得无可开交，个个满脸苦相。我因此对于中国人爱和平这句话，很有些怀疑，很觉得恐怖。”《一个青年的梦》所反映的是反战思想，鲁迅认为日本不是一个好战的国度——这或许是鲁迅的一种偏狭，日本的确之后发动了战争，而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侵华期间，反而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那时的鲁迅认为，反而是中国人自己不善于战争也没有诅咒战争，自己不愿意出站，也不同情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但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所以我以为这剧本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

中国旧思想上有着痼疾，中国的思想上缺少性情，鲁迅在翻译而对比中看到了这些问题，也正是想从翻译中寻得一些药方，正如在厨川白村的文艺评论集《出了象牙塔》中所说：“现在我就再来输入，作为从外国药房贩来的一帖泻药罢。”用泻药，是因为要将隐蔽着的痼疾排除出去，而且是彻底地排除出去，在《后记》中，鲁迅说到了这本评论集中的一篇文章《描写劳动问题的文学》，这篇文章指出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希望文学者“总该踏在实生活的地盘上，为政者总该深解文艺，和文学者接近”，鲁迅认为，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实情，因为现在和中国的政客官僚讲这些事无异于对牛弹琴，“至于两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却时常有，几多丑态和恶行，都在这新而黑暗的阴影中开演，不过还想不出作者所说似的好招牌，——我们的文士们的思想也特别俭啬。”鲁迅又联系到了“生在陈腐的古国的人们”，宛如生了疮，需要的是“痛快”的一割，“未尝生过疮的，生而未尝割治的，大概都不会知道；否则，就明白一割的创痛，比未割的肿痛要快活得多。”所以中国需要蜕变，需要割除，“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为为旧家子弟而衰落，灭亡，并不比为新发户而生存，发达者更光彩。”所以要像霹雳手一样，对于本国的缺点要用猛烈的攻击，要用泻药切中隐蔽的痼疾，要狙击着中国病痛的要害。

这便需要革命，需要战斗，而这战斗和革命也能从翻译的文本中获得力量，鲁迅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编译了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作》，内收毕力涅克的《苦蓬》、绥甫林娜的《肥料》、略悉珂的《铁的静寂》、聂维洛夫的《我要活》、玛拉式庚的《工人》、绥拉菲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孚尔玛诺夫的《革命的英雄们》、唆罗诃夫的《父亲》、班菲洛夫和伊连珂夫合写的《枯煤，人们和耐火砖》等作品十篇。在《前记》中他谈到了苏联“同路人”，他们曾经是闲散的，但是在革命中，他们逐步和社会现实走到了一起，虽然和向前势如水火的作家文学上的接近渊源是不同的，但是“同路人”受到了熏陶，他们了解了革命，他们获得了文学，他们也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对比中国文坛，还有创造社所鼓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还有看不见现实却所谓的革命文学，还有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的“遵命文学”，所以根本无法像苏联一样产生这么多令人欣喜的作品：

倘如我们这里的有些著作家那样，自开书店，自印著作，自办流行杂志，自做流行杂志贩卖人，商人抱着著作家的太太，就是著作家抱着自己的太太，也就是资本家抱着“革命文学家”的太太，而又就是“革命文学家”抱着资本家的太太，即使“周围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着沉重的云”罢，戈理基的“恶魔”也无从玩这把戏，只好死心塌地去苦熬他的“倦怠”罢了。

没有革命，当然也没有革命中的溃灭，没有溃灭，也就不会有滴血中的婴孩，没有婴孩，自然永不会有新生，所以中国需要的是像莱奋生一样不同的人，“不，我是一个坚实的青年，比他坚实得多。我不但希望了许多事，也做到了许多事——这是全部的不同。”不仅存在这希望，也做了许多事——而鲁迅的翻译或许就是这既存有希望有做了事的不同者，正如他对芥川龙之介的评价一样，“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著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