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3-08《法国香颂》：爱情就像副歌部分
又名：“人人都唱这支歌”，或者叫“老调重弹”，这是一首怎样的歌？当乔迁之喜的狂欢散尽之后，卡蜜儿的父亲拿起一张唱片，久久凝视：“这是熟悉的旋律，你们有谁听过这首歌？”于是放进留声机里，那音乐徐徐响起，在歌声的世界里，派对上的冲动和矛盾，误解和虚伪，混乱和迷失，似乎都在那一刻烟消云散。
“你们有谁听过这首歌？”当父亲面对镜头问起这个问题，当他播放其这首熟悉的歌，一种场景的转换就已经开始，从故事变成对话，而且面向观众的对话，无疑将电影变成了戏剧，而且拆离了与观众之间的隔阂，一种间离效果发生了，观众会如何回答问题？一种悬疑其实根本不需要回答，因为这是一首老歌，因为这是人人都会唱的歌，因为这是表达普遍情感的音乐，而这个开放的结局对应的是片头：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好，我们走吗？”“你行吗？”“你们听到我说话了吗？”在黑屏中，在字幕里，似乎悬疑开始了：谁在说话？她在问谁？
似乎期待一个回答，而当回答被省略的时候，是不是也像结局一样，不需要一个答案？开头和结局，似乎都游离了故事，似乎都在一种开放中书写，这是雷乃的计谋，问题和回答被隔开，不是一种隔阂，而是不需要回答，而不需要回答的意义就是把对话搁置在融合的环境中，人人都唱这首歌，它属于你属于我——就在父亲把唱片放进去之前，在狂欢派对上的所有人都唱起了歌，那时，卡蜜儿终于在男友马克的谎言被揭穿之后，和同是患上抑郁症的西蒙靠在一起；卡蜜儿的姐姐奥戴尔也终于走出了租房骗局的痛苦，她抱住自己的丈夫说：“没有你我不能活。”而丈夫也抱着她：“你是我的小狼，这就是生活。”而和妻子分开的尼古拉斯则拨通了妻子的电话：“我不希望你离开。”卡蜜儿和西蒙、奥戴尔和丈夫、尼古拉斯和妻子，都找到了他们对于爱的答案，在充满爱意的世界里，那唱出的歌里却是这样一句歌词：“爱情就像副歌部分。”
三对爱人，都在寻找真正的爱，对于他们来说，都经历了曲折，都有过误解，甚至还有貌合神离的故事，当他们化解矛盾，当他们走到一起，就是阐述了爱情的意义，可是，爱情只是副歌部分，那么主歌部分是什么？雷乃似乎是故意而为之，爱情的确支撑起了故事的框架，但是他的目的似乎不在于叙述几个平庸的故事，他需要的是用创新的形式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需要的是打破电影结构的勇气，需要的是面的镜头前的“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雷乃正是用歌唱的方式让电影重返舞台，重要的不是爱情为主的内容，而是形式意义上的解构和建构。
| 导演: 阿伦·雷乃 |
紧扣“人人都唱这支歌”片名，雷乃就是用歌声来表达每个人的心理活动，内心世界没有隐喻，没有象征，它们都在歌声里被传递出来：当尼古拉斯来到巴黎找到了曾经喜欢的奥戴尔，在奥戴尔家里和她共叙往事，当时奥戴尔让丈夫去泡咖啡，在厨房里的丈夫看着他们，于是对着镜头唱起来：“你就这么随自己沉沦在他的游戏中，在角落里我顶住怒火，静静看结局。”当尼古拉斯告别，希望奥戴尔为自己的弟弟寻找一份工作时，奥戴尔的丈夫似乎也耿耿于怀，而此时的奥戴尔唱道：“我们各自戴着面具虚伪地生活。”当在办公室里接见前来求职的尼古拉斯的弟弟时，她没有留下他，而此时她又唱起：“我们各自戴着面具虚伪地生活。”而总是怀疑自己生病的尼古拉斯找不同的医生看病，当医生说没有问题的时候，他也是通过歌唱来表达自己的不安：“我病了，完全病了，像妈妈离开时一样。”本来尼古拉斯想要找合适的公寓，然后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接过来，但是之后他因为自己的身体，因为在巴黎的遭遇，情感发生了变化，当对前来巴黎找他的妻子说：“等我安定下来再接你们。”此时的妻子则唱道：“我们疯狂的爱情只剩下一堆灰烬，我宁愿死也不投降——那就试着去了解。”
可以说，人与人之间所发生的各种关系，所面对的各种问题，雷乃都通过他们的歌唱来表达，里面有自我的安慰，有对他人的态度，有内心的波澜，当每个人都活在自己歌声里的时候，是不是真如奥戴尔所唱“我们都戴着面具虚伪地生活”？他们唱“会哭的男人才是好男人”，唱“心脏是个水泵”，唱“小小不幸是过眼云烟”，唱“女孩裙下风景让男孩一生虚度”，而这些歌曲其实并非是演员现场所唱，而是雷乃选择好的原声带被播放出来，然后演员根据歌词唱出来，再配以肢体和表情，便成为了一种表演。这种表达方式可以延伸出两条线索：演员都在演绎歌曲里的感情，他们只不过用现实生活去注解；第二，歌曲是老歌，在老歌重弹的故事里，其实他们所演绎的也是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夫妻的矛盾，比如谎言，比如暗恋，也就是说，故事所传达的是普遍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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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香颂》电影海报 |
如果单纯从内容来看，三对经历了分离与重合的情感，似乎都指向奥戴尔的那句歌词：“我们都戴着面具虚伪地生活。”唱出这句歌词的奥戴尔本身也在这样的虚伪中，她对于尼古拉斯弟弟的态度和在尼古拉斯面前的说法产生了矛盾，而她和丈夫之间也存在着谎言，表面上爱意浓浓，可是彼此都充满了怀疑，而在对待租房问题上尤其出现了分歧，丈夫说她下决定太快了，而奥戴尔却不顾反对，在马克的租房代理那里找到了视野开阔的一套房子，而她在尼古拉斯面前说起婚姻生活，用了“平淡”两个字，一种无奈，“我只是烦他什么事都要我做决定。”而和丈夫在一起用餐的时候，也是貌合神离，关于羊奶酪，他无法读懂她的心，她也没有理解他的想法，以致于奥戴尔看着邻座感慨：“我没有无话不谈的朋友。”
而奥戴尔的妹妹卡蜜儿的男友马克呢？更可以说是虚伪的代名词，他是在等奥戴尔去看房的时候，遇到了卡蜜儿，那时候因为感冒难受，马克不停地擦拭着流下来的眼泪，但是这一幕在卡蜜儿看来，却变成了伤心，也正是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卡蜜儿一直觉得马克是重情的人，而马克在此后也从来没有解释那只是一场普通感冒，所以在两个人看房时，卡蜜儿就产生了对他的爱意，歌唱中甚至是“那就到我的怀抱里吧”的渴望。他成了自己的男友，在进展很快的爱情里，卡蜜儿以为看到了自己幸福的模样，但是却一次次尝到了伤心的滋味，她在论文答辩的时候突然难受，马克捧着花却不知如何是好，当卡蜜儿再次患病的时候，他只是机械地拿着糖给她吃，因为他认为卡蜜儿得了低血糖，终于卡蜜儿愤怒了：“糖糖糖，这难道是唯一的办法？”
马克真正的虚伪在于介绍那间公寓的时候，隐瞒了重要信息，卡蜜儿第一次被马克带着去看房，她从落地窗看到了外面的希望，看到了底下的城市，这样的视野当然符合她和姐姐的期望，但其实，它的对面正在实施一个项目，而这个项目实施之后，光线将被遮挡，视野将不再开阔。马克隐瞒了这个信息，他只想把房子租出去，只想着利益，于是在最后被西蒙揭穿之后，卡蜜儿也终于认识到了他虚伪的本质，和第一次见面时的感冒一样，变成了一种以病态开局的爱情。
虚伪就是一种病态，而在这个病态的现实里，还有尼古拉斯的疾病、卡蜜儿和西蒙的忧郁症，疾病带来的是不安，是伤痛，而寻找爱的过程中就是一种治疗，西蒙喜欢做导游的卡蜜儿，他们也一样喜欢历史，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表白，他甚至也虚伪地告诉她自己为电台写稿，而隐瞒了自己房产代理人的身份，当卡蜜儿和马克在一起之后，他又总是被马克训斥，但是他对卡蜜儿的心不变，也终于在一次次接触中找到了共同话题，而最后他揭露了马克的阴谋，并告诉卡蜜儿自己也患忧郁症四年了，“幸福的时候会缓解。”当卡蜜儿终于知道自己爱着西蒙的时候，她果真在幸福中不再感到难受。而奥戴尔因为自己的虚伪，所以她想法设防让自己变得善良，一个老人在街上摔倒，她主动扶起她请他喝咖啡，还陪着他去看望医院里的孙子和正要分娩的孙媳妇，之后送了鲜花和巧克力，甚至还开了支票给他们，这些举动完全超出了正常逻辑，连老人的孙子也找她问她为什么这么善良，而奥戴尔在歌唱中自语：“也许我真的是一个疯女人。”
而奥戴尔的丈夫似乎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婚姻，他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并且希望在派对上直接告诉奥戴尔自己要离开了，但是当马克的阴谋被揭露，当奥戴尔又找到了丈夫身上的温情，似乎他们之间的隔阂也消失了，终于在“这就是生活”中化解了。这其实缺少那种情感的铺垫，两个人根深蒂固的误解在最后一刻和解，看起来也只是雷乃在阐述“爱情就像副歌部分”这个主题，对于内容的简约化处理就是在强调歌唱这一形式的革新，还有尼古拉斯和妻子之间的和解，本来是车站里的分离，本来尼古拉斯对于奥戴尔也有暧昧，但是他却突然拨通了妻子的电话，唱道：“我不希望你离开。”而回归到了家庭世界。所以不管是卡蜜儿和西蒙走在一起的爱情，还是奥戴尔、尼古拉斯回归家庭的婚姻，都是平庸的，也是被抽空的，而在歌唱的形式革新里，雷乃舍弃了内容的支撑，显得空洞，而回归舞台的创新在之后的《严禁嘴对嘴》中再次进行了尝试，其实一样忽视了影像的运动特性，一样忽视了叙事语言的张力。
从误解走向融合，从谎言变成真爱，从矛盾走向和解，在缺少了内容支撑和主题深化的故事里，当然变成了一种“熟悉”的影像，没有悬念，不再开放，爱情也只是副歌部分，于是在“人人都唱这支歌”里变成了平庸，在“你们有谁听过这首歌”里变成了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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