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08 《九叶集》：而后才向世界展开
我想轻轻地
在尘封的镜上画一个“我”字
我想紫色的光杯
再触一次恋的口唇
但我怕
我怕一切会顷刻碎为粉土
——辛迪《门外》
不是1981年，是2000年，不是江苏人民出版社，是作家出版社，当然，封面上也不是那一树九叶的设计，而是“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的统一风格。当时间改变，当出版社变化，当风格被统一，这样一种文本是不是也是在“尘封的镜上”画出了另一个我？或者选择另一种背景，当2001年2月购买的图书，在2018年年3月重新打开，是不是在尘封的时间里会有“顷刻碎为粉土”的担心？
2018年已经是冬末春初了，寒冬渐渐走向终结，一切仿佛透出生机和希望，在这样一个日趋温暖的时节，从书橱的某个角落里抽出这一本被压得死死的诗集，以缅怀或者重现的方式打开，掉落下来的是时间的灰尘，回溯而上，是2001年的消费，是2000年的版本，再将目光向前凝望，则跌进了上一个世纪的尘封故事，1981年对于我来说有些遥远了，而上世纪四十年代，作为一种纪年，它一定只写在历史的某个页码上。
“但在本书出版之前，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原因这九位诗人的作品一直未得共同结集成书。”这是写在扉页上的一句话，黑白，光滑，在合起来保存的地方，是不允许灰尘进入的，但是“一直未得共同结集成书”仿佛是和历史有关的叹息，连同袁可嘉在序言中说及已经离开人世的穆旦，似乎更增添了一种遗憾。毕竟，那些故事，那些人物，那些诗歌，是可能在时间中被封存的，甚至会缺席。但是那声音却还是会从时间的缝隙中传出来，隐隐听到的是辛迪诗中那“一声声是在诉说/人民的苦难无边”的布谷声，是杜运燮“为着撕人心肺的被窒息的呻吟声，他们来了！”的呐喊，是唐祈“卑鄙的政权，无数个良心却正在受它的宣判”的叱喝，是唐湜用雷火“烧焦这一个我，又烧焦那一个我”的重生之欲望，也是穆旦“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的质问。
这是整体的声音，“九叶诗派”作为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国统区”的诗人群，当他们以《中国新诗》《诗创造》为诗歌阵地，当他们以融合中国古典诗词和西方现代诗歌为语言风格，当他们表现出沉静而严肃的诗意追求，当他们以反“国统”政治为自己的立场，他们所构建的整体性是反抗性的，而当辛笛、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袁可嘉九人集结的《九叶集》或者只是这个整体声音中的一个侧面，甚至在各体的经历和艺术追求中，诗歌似乎也呈现出多样性。一个侧面，一个片段，当被纳入到整体性的诗歌派别，当被收入到一个诗歌集子，甚至最后被归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的系列，是不是需要重新阅读、评判？是不是需要用时间的另一种目光在尘封的镜上画出一个“我”字？
辛迪似乎就在那“门外”说着这句话的，当二十年“不曾寻见熟稔的环珮”，当“听不见眼的语言”，一个渴望“再触一次恋的口唇”的诗人，一定是焦虑的，甚至是害怕的，“我怕一切会顷刻碎为粉土”，因为在门外所怀想的这一切，很可能在门里面就是一种缺失。门里面应该有什么？门里面可能会有什么？站在门外一定会提出这两个问题，但是当在尘封的镜上画出一个“我”字，一定是对于自我的再次寻找。线索已经提及，只是那个“我”到底是什么模样？辛迪似乎可以回到二十年前所构筑的那种回忆里，那时是“案头历与我的书/一叶一叶揭过去”的阅读者，《识字以来》是“我从千字文三字经/学步的影子/发展到无量大的/N的多边形”的的文化浸润；那时是“粗犷勇敢而不失为良善”的水手少年，“咸风白雨闯到头/大年夜还是浪子回家”；那时甚至也是在月光下收获的刈禾女，“风与云/在我的镰刀之下/奔骤而来”……可是经历了什么，才使得“在麦浪里/我看不见自己”？我什么案头的书却无法让我“作一个悭吝的濯足者”？又为什么美丽的白花回响一个水泡泡，最后破了？
| | 编号：S28·2010218·0556 |
这是生命至上的发现，是为了找到“这个肉体里有那个肉体，/这个灵魂内有那个灵魂”的混合生命，混合着肉体和肉体、灵魂和灵魂，混合着生和死，混合着开放和衰败，混合着灿烂和凋零，但最终的意义是在混合的过程中留下“生命的胚芽”。所以关于生命的感悟，郑敏是坚决向前的，是偏执而有力的，她在“地壳下忍受黑暗和压挤”沉默的数目中发现了“灵魂才能燃烧，吐出光和力”的激情，她在“寒冷的风，饥饿的雨，死亡的雷电里”的人力车夫身上发现了“永远地举起”的力量，她在“在人生里却忍受更冷酷的鞭策”的奔马中找到了“走完世间艰苦的道路”的隐忍，在《献给贝多芬》里，她说：“在苦痛的洪流里永不迷失方向。”在《树》里，她写道：“仿佛生长在永恒宁静的土地上。”在《春天》中，她说：“它的传出把冷硬的冬天土地穿透”，在《村落的早春》中，她知道：“每一个夜晚添多几面/绿色的希望的旗帜。”所以即使是一个人单独面对着世界，即使生命是寂寞的歌唱，那门里的世界也如雷诺阿的《少女画像》里写的一样：“瞧，一个灵魂先怎样紧紧地把自己闭锁，/而后才向世界展开。她苦苦地默思和聚炼自己，/为了就将向一片充满了取予的爱的天地走去。”
只有紧锁自己关在那寂寞的门里，才能向世界开放，而开放的世界不是他者，是我的一片天地。对于生命的颂歌也响在唐湜的诗歌里，那里原本也是寂寞的，也是孤独的，但是唐湜所面对的是一个“骚动的城”：“呵，骚动的城，混乱的城/生活的犁拖着每个人的足步/向城市的腹心奔去”，所以当苦难变成一片雷火，是会“烧焦这一个我，又烧焦那一个我”，但是我之存在是不灭的，一个和那一个被烧焦，意味着“自己之外又幻影另一个自己”，而在这种重生般的感觉里，唐湜所抓住的是精神的信仰，是诗歌的力量，他把雪莱叫做“最纯真的诗人”，“我们要找你谈谈自己的心情/也听你说说你的故事里鹰的飞腾”；他把米尔顿叫做“诗人里的诗人”：“你就像那瞎眼的力士，你的参孙/要拿你的笔，你有力的凝思似弓弦/拉倒寻欢作乐的非利士人的宫殿”；他把巴尔扎克称作是“孤傲的风景”：“你的音乐是地层下纯白的喷泉/你人性的光属于过去，更属于未来的年代/历史会洗净这一切大地的烟瘴/你的塑像将永远庄严如青翠的峰峦”；他在罗丹的艺术中感受生命之光：“是你给我们说/牺牲是壮烈的悲剧，为了爱/喷泉奔涌出透明的水珠/伞似的撒开一片奇异的光彩”……
郑敏和唐湜，似乎就在门里面构筑起关于生命，关于诗歌，关于信仰的内心世界，这是一道和“我”有关的内省式的风景，但是在这扇门并非是紧闭的，当现实冲击而来的时候，门总是容易被打开，所以对于门外的那个世界，那个尘封自我之外的现实，也必须有勇气去审视，去面对。唐祈看见的是社会的黑暗，那里是把话语当成难以改变的法律的郡王，“可怕的/欲念，像他满腮浓黑的胡须，/他是全城少女悲惨的命运”；那里有把“唱得忧愁”的美丽羌女“留下羊，驱逐人走”的官府命令；那里有着《女犯监狱》：“阴暗监狱的女犯们，/没有一点别的声响，/铁窗漏下几缕冰凉的月光；/她们都在长久地注视/死亡——/有比它更恐怖的地方。”那里生活着悲苦的《挖煤工人》：“比地面更卑下，比泥土阴湿，/三百公尺的煤层，深藏着/比牲畜还赤裸的/夜一样污黑的一群男人”；那里是罪恶的《老妓女》：“听，淫欲喧哗地从身上/践踏：你——肉体的挥霍者啊，罪恶的/黑夜，你笑得像一朵罂粟花。”唐祈看见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光阴”，是“撒下一把针尖投向人们的海”的社会，是“饥饿/泛滥的河/撒下一把针尖投向人们的海”，是“无数个良心却正在受它的宣判”的卑鄙的政权，是“多么冷酷，充满罪恶的世界”。
唐祈看见的黑暗，而袁可嘉和穆旦看见的人是人类的苦难，那个等待南京“谣言”而活着的上海，到处是《难民》：“像脚下的土地，你们是必需的多余，/重重的存在只为轻轻的死去；/深恨现实，你们缺乏必需的语言，/到死也说不明白这被人作弄的苦难。”而穆旦《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里看见了悲苦的命运：“所有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只剩下灰烬的遗留，/在我们没有安慰的梦里，在他们走来又走去以后，/在门口，那些用旧了的镰刀，/锄头，牛轭，石磨，大车，/静静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飘落。”“国统区”的社会图景被诗人们绘制，辛迪看见的是麻木：“只要新生代的阿Q死不尽，/我总有一天要叫你死，叫你死。/我们要瞪着盘中你孤独的头颅，/哈哈笑出了我们的愤怒。（《阿Q答问》)”陈敬容看见的卑微：“当夜晚到来/多少窗上要亮起灯火/多少盛筵要在/机械的笑容下展开/多少人要回家去/一面叹着气/一面咽下可怜的晚餐(《冬日黄昏桥上》)”杜运燮看见的是混乱：“物价已是抗战的红人。/从前同我一样，用腿走，/现在不但有汽车，坐飞机，/还结识了不少要人，阔人，/他们都捧他，搂他，提拔他，/他的身体便如烟一般轻。(《追物价的人》”……
门外的悲苦、麻木、苦难、混乱，那些声音一定是被门内的“我”听见，而在这个听见的世界里，“我”该向何处而去？这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选择，而当他们用诗歌作为武器来寻找自身的力量时，其实会发现那种个体和时代、生命和激情，向内和向外之间的矛盾和担忧，辛迪所说“怕一切会顷刻碎为粉土”，其实是怕自我变成一粒尘埃，在镜中再也无法书写那个“我”。是的，在这样的洪流中，个体的价值似乎只有在时代中才能体现出来，辛迪自问的答案是：“个体写不成历史/革命有诗的热情/生活比书更丰富(《一念》)”陈敬容也表达了同样的主题：“没有一棵草/敢自夸孤独/没有一个单音/成一句语言”，在他看来，只有放弃个体，才能形成群像：“手臂和手臂/在夜里接连/一双双眼睛/望着明天（《群像》）”于是我需要变成我们：“残暴的文明，正在用虚伪和阴谋，/虐杀原始的人性，让我们首先/是我们自己；每一种蛻变/各自有不同的开始与完成。/当夜草悄悄透青的时候，/有个消息低声传遍了宇宙——//让我们出发，/在每一个抛弃了黑夜的早晨。（陈敬容《出发》）”；于是他终于变成了他们：“为着撕人心肺的被窒息的呻吟声，他们来了！/为着惨绝人寰的最底层的挣扎声，他们来了！/为着回响在无数街道和炕头的怒吼声，他们来了！/那就是冲破冰冻严寒的春雷欢呼声：他们来了！（杜运燮《雷》）”；于是有了另一个名字：人民：“人民的苦难无边/我们须奋起 须激斗/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来制造大众的幸福/时至今日/我们须在苦难和死亡的废墟中站起（辛迪《布谷》）”于是看见了那一面旗子：“四方的风暴，由你最先感受，/是大家的方向，因你而胜利固定，/我们爱慕你，如今属于人民。（穆旦《旗》）”于是诞生了英雄：“年近半百的人现在找到了家，/血丝和汗滴里发见新的奇迹，/征服了天和地，方称得上英雄。（杭运赫《拓荒》）”于是开始了战争：“你的满腔愤慨太激烈，/被压抑的语言太苦太多，/却想在一秒钟唱出所有战歌。(杜运燮《闪电》)”
那扇门被打开了，或许就是在铁屋子里关得太久太压抑了，或许因为外面的世界就是黑暗、苦难的呈现，所以诗人们在打开门的那一刻，表达着愤怒，释放着力量，渴望着行动，呼喊着希望，就如穆旦在《控诉》里说的那样：“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啊，谁该负责这样的罪行：/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而当蕴藏着的力量迸发出来，无数的自我诞生出来，那就是一副群像，但是这种告别自我迷失的战斗，是不是就是诗歌的真正方向？这种随时献出自己的行动，是不是一种归宿？当喊口号的声音覆盖了属于生命、信仰意义上的思考和挣扎，是不是反而是名一种迷失？
门打开了，当目光终于朝向更广阔的天地，其实那里面已经空空如也，而这更像是一种断裂，彷徨者有之，痛苦者有之，思考者有之，似乎他们也被推向了门外，而这种空落的感觉就如陈敬容所说的“划分”：“在熟悉的事物面前/突然感到的陌生/将宇宙和我们/断然地划分”，在这样断裂地划分里，我又在哪里？甚至当这样激烈的呼喊声停歇，那个时代是不是反而会变成尘封的镜子？四十年代之后？1981年之后，甚至2000年之后，在成为历史文本的诗歌里，还能感受到什么？碎成粉土的世界里只留下新的寂寞，“呼喊落在虚空的沙漠里/你像是打了自己一记空拳（辛迪《寂寞所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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