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8-08《积木人生》：没有更漫长的隔阂
运货卡车在行驶，它奔驰在道路上，它经过了高楼，它穿过了街道，直行、转弯，它奔向自己的目的地。坐在车上的是丈夫瑞特和妻子，他们伸展着腿，靠在车的挡板上，旁边是刚从商店买来的洗衣机。这是一段长达4分钟的长镜头，在速度和方向组成的场景中，一种抵达似乎正在预示着生活的改善：洗衣机从陈列在商店的商品变成夫妻生活中的消费品，全自动的功能将解脱妻子繁重的家务劳动，她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带两个孩子，或者她和瑞特之间的矛盾和争吵也会减少。但是全自动洗衣机可能带来的生活变化像是一个讽刺，两个人坐在车上，风吹在他们的脸上，扬起他们的头发，但是正在发生、即将发生的一切都和他们有关，漫长的运货过程，是漫长的沉默，是漫长的无语，也是漫长人生中永远的隔阂。
贝拉·塔尔的这个长镜头是富有深意的，他把两个人或者四个人的家庭生活推向了无法改变的未来，当未来一如既往，过去和现在是不是就注解了人生的走向？“家庭生活三部曲”的第三部，似乎第一次直接聚焦“家庭生活”这个单元，和第一部困于“公寓”问题、第三部表现和现实脱节的“小提琴人生”相比，“积木人生”就是完全在一个独立的家庭中展开，但这个独立的单元一样无法逃离生活的困顿，无法终结无处不在的矛盾，它是琐碎的，它是痛苦的，甚至它是让人绝望的：电影的第一个场景是在乐队的演奏中展开的，在音乐声中，住在小区里的人打开了窗户，欣赏着底下乐队的奏出的音乐。这似乎是一种抒情的生活，但是贝拉·塔尔用这样的场景开篇，绝非是表现诗意的生活，而是在人们靠于窗前的这个过程中，以打开的方式深入普通人的家庭生活——音乐打开了那扇窗，镜头进入了那扇门，但是当从外面进入里面，窗里和门里的故事却是远离音乐的一地鸡毛。
小孩子在不停地哭泣，母亲抱着他安慰，但是瑞特却开始收拾行李，女人惊讶，问他要干什么，瑞特很直接地回答：离开这里。“永远不回来了？”女人更是诧异于瑞特的这个回答，在孩子的哭声制造的混乱生活里，丈夫出走的决定令她措手不及，“你到底什么意思？”“你要去哪里？”男人继续整理，冷冷地回答她，而且要走的决心之强大，行动之坚决，女人根本无法拦住他，但是瑞特还是进另一间屋子看了看正在哭泣的孩子，然后拎着行李走到了门口，女人过去阻拦，女人开始哭泣，女人求他别走，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瑞特终于打开了门，走出去又重重关上了门，只留下孩子的哭泣，女人的悲伤，以及那一句质问甚至绝望的话：“那我去哪？”
| 导演: 贝拉·塔尔 |
瑞特离家出走，女人留在孩子哭声不绝的“家”里，向外和向内构成了家庭生活不同的方向，而这两个方向正代表着本来应该稳固的家庭关系逐渐走向解体。正如女人的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贝拉·塔尔也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最后的离开返回生活本身，发生了什么绝不是一种突发性的存在，而是一直存在的常态，他们结婚九年了，在九周年的纪念日上，瑞特送给了妻子礼物，然后打开了酒庆祝，但是这个纪念日没有欢笑，妻子问起工厂里的事，“你说服他们了吗？”瑞特似乎不想谈论这个话题，他说女人误解了，两周后自己去问问他们，女人开始流泪，她说以为是今天，瑞特在女人的哭泣中开始变得烦躁，他让女人不要哭泣，说自己下周再问问，但是女人没有止住泪水，瑞特反问了一句：“我做得不过分，我难道容易吗？”女人说：“我关心的是你，我在家做一切事情，我容易吗？”于是男人和女人，便在我和你的不同生活方式中开始了争吵，“你随时想出去就出去，如果我也出去干活……”瑞特显然不想再讨论，他把酒收起来，拉开了沙发下面的床，开始铺床准备睡觉，“发生了很多事情。”瑞特有些不快地说了最后一句。
结婚九周年纪念日变成了两个人关于你和我不同生活的争吵，这无疑具有某种隐喻意义：婚姻、家庭正在这个不容易走来的时间节点经受着最大的考验，没有什么重大变故，也没有发生影响生活的突发事件，到底是什么错了？对于在底层的百姓来说，对于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容易走向一种意识形态化，贝拉·塔尔的《居巢》就针对公寓房分配制度进行了讽刺，但是在这里，他似乎从宏大制度的批评中返回到生活本身，聚焦于“积木人生”的内部。虽然在其中有一些关于“国家”的影子，瑞特教大儿子盖博尔学习的时候，就说到了社会形态的变化，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它的最高形态是帝国主义，之后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高级形式是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就在社会主义阶段，但是还有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的阶段……”这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盖博尔学习的就是这样一种政治知识，“我们现在就在社会主义”的定义是课本的一个部分，也是现实的写照，更是贝拉·塔尔的一种审视：社会主义的我们是怎样生活的？社会主义的家庭是不是都是幸福的？
显然，仅此而已，贝拉·塔尔没有将故事放在这样一种政治视野讨论，更没有将家庭生活的现实归结于这个角度，他避开了制度性问题，而把“积木人生”放置在人与人之间共处的视野中。瑞特和妻子之间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在一次妻子做头发的时候，说起婚前的恋爱阶段，他们一起去跳舞，有时会跳上一个多小时，“那是属于我们的时代。”而现在，结婚九年，有了孩子，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也没有了。女人在感叹完之后，镜头便转向了下一个场景，这个场景正好是一次舞会，舞台上的女人邀请下面的男人上台一起唱歌，唱起的歌是“我的年轻时代”，接着大家开始跳舞，瑞特起身邀请邻座的女士跳舞，又和男人们一起唱起歌，在瑞特有些忘情的状态中，女人却显得无聊和孤寂，她咬着自己的手指，她转动着手中的杯子，她望着唱歌跳舞的人——沿着她的视线，贝拉·塔尔的镜头在平移之后对准的是正在喝酒的瑞特，瑞特开始跟着唱歌，然后沿着他的视线，镜头再次平移，在相反的方向上回到了女人身上，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从女人到男人，又从男人到女人，平移的世界其实是两个人不同的生活。
《积木人生》电影海报
这也许就是生活，瑞特在电厂安全管理室上班，女人在家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在外，一个主内，家庭里角色的不同带来的是环境的不同，环境的不同制造了生活的不同：瑞特负责赚钱，他从来不管家里，更不管孩子，而女人总是围着孩子转，对瑞特在厂里的事情几乎不知，所以内和外不是形成了互补，而是变成了割裂，正是在这种割裂的状态中，两个人像是活在不同的世界，矛盾也不断升级：在一次外出游玩的时候，瑞特要去找一个朋友说说话，女人则带着两个孩子去游泳，瑞特在朋友那里聊了一下，等他回来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他看到了正在哭泣的小儿子，看到了生气的女人，女人质问他说好只是去打个招呼却走了一个多小时，自己要照顾两个孩子，一个在哭，“还有一个淹死了。”虽然是气话，但是两个人的矛盾已经上升到了相互指责的地步；有次瑞特说厂里要安排人出国，时间是两年，瑞特想抓住这个机会，他告诉妻子，出去可以拿双倍的工资，比现在多多了，那么两年后有了更多的钱可以买房子买车子，但是女人却说他是因为不想照顾两个孩子而想着出国，对于车和房子，她都无所谓，她只想丈夫在身边，只想瑞特和自己一起照顾孩子，但是瑞特给她5分钟时间考虑，女人愤怒地说：“这不是5分钟的事，这是一辈子的事。”
或许对家的理解不同，或许对自己的角色定义不同，或者也是两个人本身存在着不合，在瑞特终于狠心离家出走之后，女人对朋友哭诉，她就说到两个人在生活中很少有相同的东西，所谓的家变成了男人和女人的简单组合，当家庭变成一个小社会，意味着各种琐碎的事需要解决，意味各种矛盾需要化解，但是两个人在坚持自己的时候，往往意味着这个最小社会单元面临着解体，“也许这回真的不一样了，他可能不会回来了……”家变成了孤零零的房子，积木人生已经坍塌，而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依然无力，也依然需要前行，风吹着面无表情的脸，吹着不张开说话的嘴巴，漫漫人生路上，只有长长的沉默，长长的叹息，长长的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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