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2-13《突变》：脚底便是熵的深渊
在望向一名肿瘤医生的脸孔时，你最好记得，在它里面一定存在着一个动机、一个缘由、一道无意识的创伤、一种受虐狂式的英雄主义、一颗阴森的好奇心；也或者是他想效仿父亲、杀死他或讨他的欢心？要么就是指望着能在富人医院谋得一席之地。
——《上篇》
一名医生，一名肿瘤医生，一名要对肿瘤患者进行治病救人的医生，当他背后存在着动机、缘由，无意识的创伤，受虐狂式的英雄主义，甚至于有一个大他者控制着，医生是不是也是病人？也是心理疾病的病人？也是需要分析治疗的病人？甚至在面对病人的时候，他以某种隐藏的方式回避了自己的疾病，或者他把自己的心理问题投射到病人身上，“肿瘤医生的诊室必定是心理罪案的现场，在装点他墙面的执照后头，一定有些见不得光的原因。”
对于这种“见不得光的原因”的揭示，豪尔赫·科门萨尔无疑构建了医生/病人的双重隐喻：医生就是病人，他们的同一性就在于出于心理罪案的统一现场。阿尔达玛是肿瘤学专家，他给国家肿瘤学会的病理学家路易斯·拉米雷斯打电话，就是建议从遗传指纹分析的角度给“突变”变个目，以此开展对肿瘤突变现象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尤其是在对患有舌癌的拉蒙进行诊疗时，他接到了突变的神秘挑战：一种如此激进的小儿肿瘤怎么会出现在一个成年男子的舌头里？是什么奇妙的突变推动着它？它享有什么风险因子的资助？在这些神秘的挑战面前，身为肿瘤医生的阿尔达玛开始了新的研究，他在相应的预防性化疗方案中开始了放胆一搏——这种放胆一搏不仅仅在于对年龄上可能的突变进行研究，更重要的则是对舌头这一特殊器官进行病理分析，“人的眼、手、阴茎，乃至胰脏都带有显著的人类特征，而舌头则是个古怪而反常的器官，是个艺术家，味觉的代言人，又馋，话又多，动不动还爱叫唤。”
看起来，阿尔达玛是一个非常称职的肿瘤医生，他担负着治病救人的使命，不仅仅只为身患舌癌的拉蒙，更为同样遭遇了病理性突变的病人。但是，在他装点墙面的执照后面，有着怎样见不得光的原因？或者说，他开展研究治病救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动机、缘由，以及创伤和受虐狂式的英雄主义？那个大他者又是怎样的存在？他如此全心尽力医治病人还要追溯到二十年前，那个名叫洛莱娜·加尔万的女人是从皮肤科转过来的，她甚至不是病人，而是来跟他学习的，顺便让他帮着看看身上的那颗痣，一颗长在左踝骨上的痣，形状像哈利斯科州的痣——因为一颗痣，阿尔达玛发现了一种美，而且是让人心醉的美，于是在这个“病人”身上，他获得了激情，激情搅乱了他的观点和原则，“他从坦率转为了遮掩，从诚实转为了欺骗，从疏远的视诊转为了凭空而来的触碰。”以前讨厌纹身，但是现在面对那颗痣，“他会失神地看着那朵装点洛莱娜脊背的玫瑰，以及那只飞舞在她腰间、总被内裤上沿半掩着的燕子。”
一颗普通的痣变成了玫瑰，变成了燕子，变成了激情的投射，阿尔达玛“堕落了”，在遮掩、欺骗中开始了目光和身体的触碰，即使他挣扎着用巴赫的音乐来应对堕落的思想，但很显然，他内心已经变成了心理罪案的现场，病人成为了他的投射。这是阿尔达玛从医生到病人的一种突变，突变的结果便是让自己拥有了医生/病人的畸形人格。肿瘤专家阿尔达玛如此，心理分析师特蕾莎更是如此，甚至和阿尔达玛遮掩、欺骗的隐藏式病情不同，特蕾莎直接体现在病理上：四十四岁时她的乳腺被切除了，外加十四个淋巴结、乳头和乳晕。这是一个完全的病人，身体奇观被切除，是残缺的标志，更是女性性意识的某种缺失：十五年前结束了十八个月的婚姻，丈夫也是精神科医生，高度依赖药品，而且性格偏执。没有孩子，没有婚姻生活，乳房已被切除，特蕾莎身上具有病人的完整特征，而当她在诊所里接待病人，无疑医生/病人的双重人格结构带来了更富隐喻的突变故事，“从这个医院到那个医院都有人口口相传，特蕾莎在帮助那些因为癌症造成的女性特质的缺损而痛苦不堪的人。”
特蕾莎最喜欢的一个病人是爱德华多，爱德华多之所以接受心理治疗，是因为他想要摆脱一种恐惧，他认为大学城是一个预算不足的监狱，自己想要尽快拿到文凭从而获得翻译的工作，“这样他就不必暴露在同类的毒害之下了。”社交型的恐惧让爱德华多成为恋母的代表，而他来到特蕾莎的门诊，是一种移情的表现，“这位患者是把他心理上的母亲的角色转移给了她。”心理分析师要分析病人的心理，移情是分析的结果，但是对于另一个身份是病人的特蕾莎来说，这种分析的背后就像阿尔达玛一样成为了心理罪案的现场：在移情的解读之后，则是逆移情的开始，爱德华多的母亲身为单身的母亲，她想要的不是一个孱弱的儿子，而是一位父亲，一位“不可告人的、叫人恐惧的、所有人都在提到他、又没有人敢说出他的名字的父亲”——移情的背后是恋母情结，而逆移情的背后则是那个缺失的大他者，所以特蕾莎在移情和逆移情中为爱德华多进行心理分析，但是身为病人的她又在爱德华多的突变中看见了自己，“特蕾莎所说的爱德华多的潜意识结构实际都是她自己的结构，是她自己在觉得，别人都想她得癌。”由此她认为，自己的病人想要成为像她一样的幸存者，“这也是我所能给他们的最宝贵的东西。”而这种分析的背后是不是也是有着见不得光的原因？是不是也有着动机、缘由、无意识的创伤？
肿瘤医生阿尔达玛，精神分析师特蕾莎，他们都有着医生的身份标签，在深入对病例的治疗时，他们变成了病人，医生/病人的人格其实就是一种“突变”形态，它看上去是矛盾的结合体，其实它是突变的同一体，在病人拉蒙身上，这种同一性更突出表现在社会性人格上。拉蒙是在那天站在镜子前发现发现舌头的突变，“说话间，他舌头就很烦人地抽抽起来。”那是和客人一起进餐的晚上，说完“干了”之后他把龙舌兰送进了嘴巴，但这两个字变成了拉蒙最后讲出的正常语言，第二天醒来，他发现自己的舌头瘫痪了，“再也发不出这个幸福的词汇所必需的辅音。”取而代之的是“喔尾巴又外额”这样的句子。那句和客人进餐时讲出的“干了”变成混乱而没有意义的“喔尾巴又外额”，拉蒙的舌头发生了病变，他当然成为了一个病人。但是身为律师的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失去了言语之后的恐慌，不是不会讲话之后如何维护正义，而是在感到有人用冰镐凿他的舌头时，他想到了以前司法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把一切坦白，坦白如他想干他小姨子安赫莉卡的真话，或者坦白如杀死路易斯的凶手是我的假话——真话和假话都会说出来，但是一旦说出来，谁知道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而这正是身为律师的他对法律的一次亵渎，其实在患病之前，拉蒙早就生活在一个突变的病态世界里，“拉蒙在善待客户这点上是很有一套的，他征服了他们，在谄媚和不恭间找到了一种平衡。”
| 编号：C57·2221020·1889 |
维护正义的律师在谄媚和不恭间找到了平衡，在真话和假话间制造了公平，这就是社会现实，拉蒙是病人，是患了舌癌无法言说的病人，更是亵渎了法律尊严的病人，和特蕾莎、阿尔达玛一样，都是在医生/病人的双重人格中看见了突变的命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突变具有一种在主体构成意义上的普遍性，除此之外，突变更在发生层面上具有普遍性：突变是一种病理性现象，拉蒙失去言语能力的舌癌，特蕾莎被切除的乳腺，爱德华多社交恐惧和恋母情结，阿尔达玛欲望的投射，都是病理性突变的表现形式。突变也是社会性现象，拉蒙将真话和假话编织在一起的言说系统，在法律之内运转，也在自己的家庭生活里运转：他和妻子卡梅拉的婚姻其实就是一个相互欺骗发的过程，而和儿子女儿之间的感情也多少是疏远的，在患病之后向欧内斯托借钱竟然想以自己患病为名不受法律制约；阿尔达玛则因为一颗痣，“从坦率转为了遮掩，从诚实转为了欺骗，从疏远的视诊转为了凭空而来的触碰”；爱德华多的疫情和逆移情折射的当然也是社会的一种病态现象……
突变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则变成了一种宗教问题，“特蕾莎降生的三千年前，在约旦河岸生活着我们的祖先，他们中有牧人、有纺婆、有战士和妓女，可无论他们是谁，基本的突变已经在发生中了，或许就是在《列王纪》时代的第二阶段、阿玛责雅或耶罗波安做王的日子里。”尼布甲尼撒大帝征服犹大王国，变异者的子嗣被流亡到了巴比伦，于是那个错误的基因就是这样被播撒开来的，但是特蕾莎并不是犹太人，她的父母是天主教徒，但是突变的基因已经刻在了种族身上，十五世纪他们成了罪人，“罪名包括：杀害耶稣基督、繁荣兴盛、吞吃托莱多的幼童、使塞维利亚的处女着魔、焚烧耶稣受难像、高鼻梁、鸡奸、不吃火腿、和堕落天使路西法联手实施高利贷买卖。”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拉蒙山上，当保姆艾洛迪娅得知拉蒙得了舌头癌，“艾洛迪娅立马就明白过来了，这是上帝在考验律师，要让他信教呢。”因为拉蒙总是在艾洛迪娅面前说说宗教就是诈骗，天主教会就是鸡奸俱乐部，只有无神论才能救国……
病理性突变、社会性突变、宗教性突变，突变在不同维度、不同层次上发生着，再加上在主体意义上形成了普遍性，所以突变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常态，豪尔赫·科门萨尔把这种常态看成是游戏中的一个“笔误”，他引用罗萨里奥·卡斯特利亚诺斯的诗句：“你又有种煎熬的感觉/那填字游戏里有处笔误/因而无法解开……”仅仅因为游戏里出现了笔误，看起来结果陷入了某种无法解开的迷局，甚至让人煎熬，但是如果回到游戏中，回到笔误里，是不是突变就可能轻易化解？如果说上篇是对突变之现象和普遍性的一种叙事，那么在下篇中，豪尔赫·科门萨尔想要的就是从游戏中找到这个笔误，从而让其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回归游戏本身，豪尔赫·科门萨尔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去除“疾病的隐喻”，引用苏珊·桑塔格的话：“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
让疾病不再有隐喻，让游戏不再有笔误，这是解决突变的唯一办法，但是这是不是一种理想化的构建？当疾病只是疾病，以最真诚的方式对待疾病，谁是医生？谁是病人？当游戏不再有笔误，是不是游戏本身也被解构了？在某种程度上，隐喻才是疾病的一部分，笔误才构成了游戏，所以下篇的方法论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是一种戏谑，一种讽刺。用什么办法治疗突变的病例？特蕾莎抱着的信念便是让大麻合法化，“一轮四千瓦特的假太阳下，大麻在加班加点地进行着光合作用。这是周一的晚上，特蕾莎在不紧不慢地修剪着成熟的麻茎。”除此之外，就是和病人爱德华多拥有正常的亲密关系，或者并不把爱德华多当病人，而是成为相互慰藉的伙伴，“他也是她，也是她欲望的投射、她晚间沐浴时的幻想，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在晚餐时陪伴她、和她一起钻进被窝、拥抱她，而她不会因为缺席的乳房而受到任何的责备。”而阿尔达玛把突变看成是一种正常现象，而所谓的健康，所谓的和平，反而“是对混乱的一种暂时性的胜利，是钢丝绳上紧绷的平衡，脚底便是熵的深渊”……
健康不是常态疾病才是，和平不是胜利混乱才是，所以突变是无法根除的，突变处处存在，所以所谓的文明，所谓的科技，所谓的医疗水平，甚至阿尔达玛所谓对付堕落的音乐，都不能真正阻止突变的发生，“谁能医治世界之癌呢？阿尔达玛想着。他关灯去睡了。”关灯便是一种放弃，入睡便是一种幻觉，而现实世界依旧是一个突变之癌，“脚底便是熵的深渊”——已经走到了生命尽头的拉蒙，无法用一把手枪结果自己的痛苦，“快点儿啊，快点抓住它。”只是心里在言说，舌头已经死去，言语已经死去，真话和假话都已经死去，于是，笔误的游戏还在上演，一只学舌的鹦鹉在突变中取代了拉蒙的言说，“傻货！傻货！傻货！”而拉蒙在生命最后的突变中则变成了动物：“拉蒙的嘴张开了，像只嗷嗷待哺的雏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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