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2-13《里斯本丸沉没》：历史如何被揭开
作为“年度电影”在岁末揭开这部纪录片的真容，似乎距离纪录片形成的高潮已经有段时间，在它可能最热的时候，我以一种旁观甚至无闻的方式对待它，这并非是刻意，是观影计划形成的时间差而已——甚至早就过了赶去影院一睹大场面的渴望心态，而待到它降温之后再进行观影，似乎会变得更客观。
的确，在我无闻的情况下，关于纪录片以及纪录片背后的故事形成了一个个话题讨论的高峰，这其中有关于导演署名的“乌龙”传闻，有关于方励“倾家荡产”拍摄电影的“煽情”，但现在回过头来想象，这其中是不是真的有方励“入戏太深”的嫌疑？据说八年前为吴天明《百鸟朝凤》下跪的就是方励，而那时的方励和吴天明素未谋面，他只是敬仰而做出了这一行动，当《里斯本丸沉没》上映之后，在映后交流中有观众就曾提出了这个问题：你会再一次为拍片而下跪吗？方励当时的回答是：“我跟百鸟朝凤没有任何利益，也没有任何关系，我是为吴天明导演的遗作下跪。不是为我自己。里斯本丸是我自己组织拍摄的电影，我不可能为自己的电影下跪。”为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吴天明电影下跪，是方励对电影本身的敬重，而他说不会为自己拍摄的电影下跪，似乎有两种解读：自己为自己拍摄的电影下跪，就可能存在一种而求关注和票房“卖惨”的嫌疑，所以他不会，这里隐含的意思是，不需要下跪，电影应该由它自己打动观众，让观众自觉进入影院；第二种解释是当然承接着第一种思路，方励对于自己的这部纪录片有着充分的自信，自己不需要下跪也会让观众感动，也会解决拍片问题，甚至这里的潜台词是，即使拍片成问题而使得好的电影无法让更多的观众看见，自己不跪也会有其他“方励”下跪。
不管是第一种解释还是第二种可能，都是方励的一种自信，而自上映之后收获观众的点赞，的确证明了这种自信并非是方励的自我感动，豆瓣高居9.3分就是证明，据说还被推荐代表中国电影参加明年的奥斯卡的角逐。的确，《里斯本丸沉没》表现了方励的揭露那段被埋没的历史真相的勇气，一艘沉没70多年的二战船只，在海底沉寂了这么多年之后才有人关注，才通过电影被讲述出来，这的确是方励的一大功德。从东极岛拍摄电影无意听到传闻，然后通过声呐发现沉船的位置，方励开始了这一宏大拍摄计划。里斯本丸号是日本的一艘运载能力达7800顿的钢铁船，1941年10月2日押送英国俘虏途经中国东极岛海域时，被美国鱼类击中船尾，之后里斯本丸沉没，其中船上的828人葬身海底，988人被中国渔民救出，参与救援的渔民人数达255名——在纪录片最后，方励将所有遇难者名单、幸存者名单和救援者名单列出，也足够表达了对逝者哀悼、对生者敬意和对救援者的感谢的诚意。
| 导演: 方励 |
当然，作为的方励口中所说“我自己组织拍摄的电影”，对纪录片揭示那段历史这一主题本身的诚意，也并不需要被怀疑。从手中不多的历史线索入手，远赴英国寻找遇难者后人及可能的幸存者，然后通过BBC发布寻找公告从而获得了更多的线索，包括找到两名幸存者丹尼斯·莫利和威廉·班尼菲尔德，也都是纪录片拍摄中的收获；从英国寻找战俘后代到日本查找里斯本丸的资料，并对日本对待战俘的残忍手段对研究专家进行访谈；然后辗转到美国，对当时下令发射鱼雷的情况进行调查，这其中也涉及盟军行为的合理性问题；最后镜头转向最后中国渔民援救的历史再现，面对日本的威胁，中国渔民表现出大无畏精神；最后方励甚至自己出资邀请战俘后代来到东极岛，举行“再见了，爸爸”的仪式，以一种缅怀的方式让历史不再被遗忘——虽然电影拍摄完成后，102岁的莫利于2021年去世，100岁的威廉和95岁的中国渔民林阿根于2020年相继去世，“里斯本丸沉没”的幸存者都已不再，但是正是纪录片“抢救性”发掘和记录，才使得这段历史不再沉默。
“本片完全依据历史事实”，纪录片打出的字幕，就是对历史真相的讲述，但是方励或者剧组在足够的诚意中揭露了这段历史，在道德层面让人感动之外，其对历史的讲述方式还是显得平淡。纪录片就是沿着和里斯本丸有关的不同方面中规中矩讲述，之所以它会沉没，之所以它最后被营救，和四方有关：战俘所涉的英国军人，押送战俘的日本军队、发射鱼雷的美军以及最后救援的中国渔民，从四方寻找历史真相并无可厚非，但是这是就历史讲历史、就事件讲事件的方法，纪录片的整体叙事方式就显得平淡，其中很大部分就是战俘后代对前辈的回忆，其中满溢的都是生死两隔的痛苦，引用和访谈多了就有了同质化倾向。也就是说，纪录片的基调缺乏变化，这带来的就是纪录片本身的扁平化，对于历史的解读在单一视角中缺少多维思考。
《里斯本丸沉没》电影海报
比如这一艘沉没70多年的船舰，为什么历史让它无声？也就是说，在方励之前就没有人想要揭开这段历史？当然有，但是最后依然选择了沉默，沉没而沉默，这其中是不是有历史的“隐情”？方励没有从这方面进行深挖，他也疑惑为什么里斯本丸会成为一个“闻所未闻”的事件，但他似乎不想从这个历史疑点进行揭露，而是转向了对事件本身的单向度记录。关于日本对待被击沉的战俘船的态度，方励在寻访中也陷入了战争人道主义和命令之间的矛盾，而在美国，更是遭遇了作为盟军的美国为什么要击沉装有英俊战俘的船只，所谓“执行任务”而发射鱼雷是不是也是一种战争中的道德困境？这些问题方励都有所涉及，但是最后都不了了之，如果对历史的揭露从这些已经“沉默”的话题入手，纪录片将会变得更为丰满和厚重。而对于历史的讲述，纪录片明显受到情感支配，无论是幸存者还是后代，情感的基调都是一致的，而且都指向了战争本身，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纪录片一方面越来越走向煽情，另一方面故意隐藏人不愿面对历史的“沉默”，很多战俘后代回忆，被救回来的战俘完全无法进入正常生活，他们在生理和心理疾病的双重折磨中选择了更多的沉默，最后痛苦死去。所以幸存者莫利在面对摄像机的时候，说到了一句话：“我什么都不想回忆……”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对于采访是拒绝的，为什么拒绝？因为回忆就意味着那些恐怖的一幕会再现，一个经历了恐怖过去的人是不愿再回忆的，但是在摄影机面前，他还是不断回忆出事件的经过，对于纪录片和历史来说，这是重要的“证据”，但是对于莫利本人来说，则是痛苦的折磨——纪录片宁愿要复现历史也不愿幸存者沉默，这是不是无形之中的另一种伤害？
或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了纪录片的完整甚至完美，方励必须这么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拍摄的计划变成纪录片的预设，并形成了最终的目的论，是不是意味着方励真的入戏太深？的确，当方励将纪录片定位于“我自己组织拍摄的电影”，他就成为了戏里戏外的演员：在戏外，他奔赴各地查找资料求证事实寻访后代以及组织后代聚会东极岛，这一切构成了他“倾家荡产”的故事，这个故事最后以字幕的方式成为电影的一部分；而在戏内，作为寻访者的方励总是出现在镜头前，她在寻访，他在访谈，甚至纪录片的旁白也都是他的。方励代表的是寻访者，是从现在通向历史的一个引导者，这是他应有的定位，但是引导者只是引导，并不够成叙事的主角，甚至并不意味着在场，但是方励的自我表现完全将自己作为了历史的叙事者，频频曝光的背后是不是有着自我感动的一面？当纪录片拍摄约翰给家人的信，约翰的哥哥家人回忆他和中国女孩的爱情和婚姻，这一幕触动了方励，在镜头前方励要了一支烟，然后走到走廊外抽起来，那一刻他完全被共情了，也成为了镜头下表达情绪的演员，“我也有个弟弟，我懂。”
纪录片揭露了历史，让沉默的历史和沉没的里斯本丸一起浮出海面，真正成为被记录的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当记录掺杂了历史之外太多的个人情感，当历史演绎为单一维度的历史，何来历史？那也只不过是我讲述的历史、我记录的历史以及我拍摄的历史。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261]
思前：《狗阵》：人模狗样的生活
顾后：被艺术想象的雅各布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