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13 《贫穷的吸血鬼》：我穷得像个穷人
首先是穷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哥伦比亚卡利地区，街上有坐在角落里乞讨的老人，有父母不在身边的小孩，有赤着脚站在那里目光呆滞的疯子，有牺牲身体来赚钱的街头卖艺者，流浪汉、疯子、乞丐，以及妓女，组成了卡利人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可以用贫穷来概括。
贫穷而落后，当这些场景被拍摄下来，是不是对于贫穷的记录？是不是在展现一种“贫穷文化”？当这样的素材剪辑成一部纪录片，然后放在欧洲主流媒体上播放，那些观众看到的是哥伦比亚的真相？其实，这只是镜头下的哥伦比亚，只是画面中的贫穷和落后，彩色的影像，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和现实有着很大的差距，因为在镜头外面，还有另一个哥伦比亚卡利地区，还有另一种贫穷。
镜头外是另一个镜头，画面之外是另一种画面，成为纪录片的影像是彩色的，而在镜头之外的镜头里，它们却是黑白的，在黑白的世界里，不仅有那些流浪汉、疯子、乞丐和妓女，还有导演、摄像，甚至还有为他们拍摄提供服务的出租车司机。也就是说这是关于电影的电影，如果以纪录片名义拍摄的镜头组成的是影像的第一层结构，那么拍摄纪录片拍摄的影像则组成了第二层结构。黑白的第二层结构对于彩色的第一层结构，不是起到补充的作用，而是形成了一种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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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卡洛斯·马约洛 / 路易·奥斯皮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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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拍摄者的不配合，未曾料到的危险，都让“记录贫穷”变成一个选择性的行为，而在这种选择性行为发生过程中，纪录片所需要的真实记录无法走向理想状态，而对于摄制组来说，他们如此记录却变成了一种伪造。那个街头艺人用“惩罚自己”的方式换来围观者的掌声，从而赢得他们的同情，他把自己的脸深入到碎玻璃里，名曰“洗脸”，他赤身裸体躺在碎玻璃上“睡觉”，他从布满锋利刀子的“刀圈”中穿越过去，他表演吞火吐火的高难度动作，“我要让那些给钱的人明白，这是哥伦比亚艺术的魅力。”用身体来表演，其实是用身体来赚钱，而赚钱对于他来说，从来不是发扬街头艺术，而是为了身体的生存，也就是身体重新回到了身体，身体是身体是果，在这样的循环体系里，贫穷变成了麻木，但是导演和摄像师在记录这个场景之后，却连一个硬币也不给——对于他们来说，得到了最珍贵的素材，而这种素材的获得完全是一种盗取，这也正反映了这样拍摄的终极目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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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穷的吸血鬼》电影海报 |
导演在车上就对询问他们的出租车司机说，他们拍摄纪录片是要送到德国的一家电视台，受雇于欧洲主流媒体，当然是为了经济利益，所以用影像来赚钱成为他们的目的，正是在这样的目的下，拍摄变成了一种经济行为，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他们记录的影像难道能达到真实？当街头的老人在他们的指挥下摇动罐头的时候，他们给了他一个硬币，这个硬币无疑就是对他配合的奖励；在喷水旁边，导演让小孩子脱掉衣服，然后跳入水中，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导演将手中的硬币抛洒到水池里，然后孩子们疯狂地跃入水中，寻找那些硬币，在这个过程中，摄像师则记录下他们的“生活”。这是被金钱引诱的行为，甚至是一个金钱游戏，在这个游戏里，影像已经偏离了真实，甚至带来了伤害。其中一个孩子在争抢硬币的过程中，脚被玻璃划伤，这是身体的伤害，导演则若无其事地拿出钱来，让他去买一些创口贴来。
为了钱，利用钱，这才是他们拍摄所谓纪录片的方法，而这样的方法自然把记录变成了表演，让真相变成了虚构，而在纪录片镜头之外的导演和摄像师，成了“贫穷的吸血鬼”，“我想我们看起来像吸血鬼，该死的吸血鬼，这就是我们拍摄的原因。”当他们成为贫穷的吸血鬼，他们不是在记录贫穷，而是伪造贫穷者正常的生活，而这正是七十年代哥伦比亚影坛上的“贫穷的吸血鬼”：他们受雇于欧洲主流媒体，在作品中着力表现本国的贫穷和落后，并在一些欧洲电影节上得到过好评。而正是这种以贫穷来满足西方猎奇心理的电影，远离了真实，远离了真相——戴墨镜的导演，长头发的摄像师，在风格上他们像是西化的产物，而西化的讽刺意义是让贫穷落后变成了欧洲中心论中的虚构，他们刻意夸大社会的丑陋，是人为制造了社会现实。
所以在喷水池边拍摄小孩子裸身跃入水池的场景中，就有旁观者站出来：“这是愚蠢的行为，你们是在剥削我们，却不肯帮助我们，你们会付出代价的。”导演解释说：“我们必须这样拍，才能让人知道。”那人狠狠地骂道：“什么真相，都是扯谈。”旁观者的愤慨，正说明了拍摄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上的落后，是一种贫穷的媚态。而导演似乎并不理睬，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把这些穷人的镜头拍摄进去，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送到德国电视台，只要能拿到钱，就是最后的成功。
所以在这种表演的记录中，在伪造的真相里，他们请来了“群众演员”，一对夫妇，两个孩子，给他们500元的演出费，然后一起来到了“外景地”，进行所谓的“排练”——那是无人居住的棚子，那是破败不堪的房子，肮脏的餐具，破旧的床，漏风的房间，混乱的鞋子，这些都是极好的素材，而抱着孩子的父母则在镜头前开始叙说那一次被抢劫的经过，叙说生病的孩子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在讲述完之后，主持人还对他们进行了专访，最后对着镜头主持人说到：“这是他们住了九年的家，这是一个失业的丈夫，这是生病的孩子，像他们一样，这里的流浪汉、乞丐，文盲，在难以避免的无知中，他们的利益无法保障……”
所谓的贫穷被记录下来，所谓的落后被拍摄下来，所谓的无知被采访，这是这部送往德国电视台的最后一段戏，当这部戏“杀青”，他们将以记录真相的名义把贫穷的哥伦比亚带到欧洲，并从欧洲主流媒体那里领得报酬——这就是“贫穷的吸血鬼”完成的整个流程。但是这个计划本身就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当主持人绘声绘色描述一家人的贫穷时，镜头里突然闯进了一个像是疯子的人，而正是这个名叫路易斯·阿方索·隆多洛的人制造了经典的最后八分钟，也彻底解构了这个记录贫穷真相的计划。
他出现在镜头里，是计划之外的突然事件，长头发，肮脏的脸，不齐的牙齿，就在镜头前傻笑，本来这是展示贫穷和落后最后的素材之一，但是这个本身带有贫穷特征的符号却在闯入的八分钟里完全改变了影像的表达意义。他对着镜头大喊：“你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让外国人笑话我们。”他对着前来劝阻的警察手舞足蹈，他从房子那边拿出了木棍，他驱赶了在场的“群众演员”、摄制组人员，他把刚才拍摄的所有胶卷都扯断……完全的解构，是毁坏一切，而这个疯子最疯狂的举动、最彻底的解构出现在下一幕：当导演意味他只是为了钱而捣乱，便扔给他许多的钱，但是面对这些刚从银行拿出来崭新的纸币，他猛然脱下了裤子，然后对着摄像机，把钱塞进了屁股，做出擦屁股的举动：“这是真相，这是你们的真相。”
贫穷是因为没有钱，有了钱可以表演贫穷，这就是“贫穷的吸血鬼”最简单的逻辑，当闯入者把钱当成擦屁股的废纸，不仅解构了金钱的意义，也解构了这个贫穷的真相，这是极大的讽刺。而谈到作出这样的举动时，他的回答是：“人们想不到我能奢侈到脱了裤子用钞票擦屁股，我是唯一一个用钞票差屁股的幸运儿。他们在这里‘拉’过，现在没人拉得更高级了。”拉电影变成拉大便，而且行为艺术本身超越了虚假的电影表演，“即使我们没什么文化，我们也会讽刺。”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哥伦比亚卡利地区，是贫穷和落后的象征，这是一种现实，而这正是“我穷得像个穷人”的第一个层次：“穷人”，但是这种穷人如果在德国电视台，在欧洲主流媒体中变成彩色的影像，那么这种贫穷只是象征性的，只是表演性的，就变成了“像一个穷人”，而镜头之外的黑白影像记录了这个第二层次的解构。第二层次颠覆了第一层次，但是在第二层次之外还有第三个层次，那就是镜头之镜头背后的第三个镜头，也就是拍摄这一出“贫穷的吸血鬼”的影像的那个导演和摄像师，那么他们是在真实记录还是在拍摄电影？疯子路易斯·阿方索·隆多洛其实最后接受了导演的“专访”：你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撕扯掉了电影胶片，这是他对于第一层次影像的颠覆和毁灭，但是他却一直在第二层次的黑白影像里，也就是说，在第二层次的结构中，他是剧中人，甚至在导演的专访中他面对摄像机侃侃而谈，就是一个伟大的非职业演员，而在他最后对着镜头做着怪模样的时候，剧组开始一一介绍导演、录音、黑白摄影、彩色摄影等名单。
他在电影中，导演在电影中，摄像师在电影中，电影在电影中，第一层次的彩色影像被第二层次的黑白影像所颠覆和结构，第三层次的影像又把两者纳入其中，不管是第一层次还是第二层次，不管是彩色影像还是黑白影像，不管是解构还是建构，不管是疯子式的闯入者还是最伟大的非职业演员，都成为了这一部电影的一部分，也就是电影的全体包含了相互对立的部分，这在技术上形成了一种镶嵌式结构，是关于记录的记录，是关于虚构的虚构，是关于虚构的记录，是关于记录的虚构，而所有这一切，就变成了“我穷得像个穷人”的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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