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4-01《诗品注》：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
——《序》
诗歌所选，“止乎五言”，诗人所录，“凡百二十人”，将从魏至齐的一百二十人分成三品，虽然是具有一个标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病利”，那些诗人“便称才子”，但是划分为上中下三品，是不是一种门第观甚至是等级观的表现？但是当钟嵘把三品看做是可以“升降”的存在，自己所制定的规则并非是不可推翻的标准，甚至让“请寄知者尔”参与讨论，这是不是成为了一种开放的姿态？成书于南朝，当1927年的“江宁陈延杰”为《诗品》作注，是不是钟嵘所期望的“寄知者”？当21世纪的读者打开竖排繁体的文本阅读，是不是可以发表议论的后来者？
“差非定制”似乎是钟嵘对《诗品》留出的一个评论入口，这个入口指向的是读诗评诗的“寄知者”，谦虚也罢，开放也好，这是他所建立的批评观的具体体现，而在欢迎后来者进入其中的同时，他自己也以后来者的身份进入了五言诗论的那个入口，而他进入其中一方面是对五言诗做出了自己的评判，另外则是对前人的标准提出了批评——从前人的诗作到钟嵘的诗品再到后来者的评议，关于五言诗的诗人和诗歌，关于上中下的三品标准，便建立起了时间意义上的解读秩序，而诗歌之发展，诗论之成熟，是不是就是在这种时间的淬炼中不断完善的？
钟嵘的《诗品》被认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典籍之一，甚至被称为“千古论诗之祖”，清沈德潜在《剑豀说诗》中认为：“诗家品炙，始于钟嵘。”章学诚也在《文士通义》中指出，《诗品》乃“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诗品》为什么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究其原因，就在于钟嵘在《诗品》中确立了未曾有过的标注，而这些标准是从对前代的“破”而“立”的，这些观点具体体现在《诗品序》中。钟嵘斥责了送末、齐梁诗坛形式主义文风，他认为当时的诗歌创作“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诗歌批评“随其嗜欲”、“准的无依”，这些混乱的情况产生就在于当时流行的用典和声律论。钟嵘生活的年代，用典和声律论风靡一时，所以他指出诗坛“文章殆同书抄”，这就形成了“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句无虚语，语无虚字”的形式主义文风，他认为“经国文符”、“撰德驳奏”一类文章可以用典，而诗歌是“吟咏情性”的，不能用典；同时他指出，过分讲究声律，会使诗歌“多拘忌，伤其真美”，他反对拘泥于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诗律，主张诗歌“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将沈约放在中品中，似乎也是钟嵘对四声八病提出的批评，他虽然认为沈约的诗歌“五言最优”，但是他又指出，“嵘谓约所著既多，今翦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
反对用典，反对声律论，钟嵘试图建立的是自己的诗学观点，他在《序》中开宗明义了自己对诗的理解，“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在开篇的论述中，钟嵘就强调了诗歌的“物感说”，这个“物感说”来源于传统的“诗言志”——陈延杰在注解中说，“诗言志，情即志也。”也就是说钟嵘把“摇荡性情”的情看成是一种“志”，“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当诗人的心灵受到外物的触动便形成了有感而发的产物，它“动天地”，它“感鬼神”；而另一方面，钟嵘又将“物感说”中的“物”进行了外延的扩展，“若乃春风春鸟”，他指出“物”包含着自然物色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自然物色可以感荡诗人，而社会生活对于诗人性情的感召力量更为巨大，“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人生中的种种遭遇对于诗人心灵的震撼，都会使诗人借助文学形式表达出来发泄出来。钟嵘罗列出了八种不同的人生际遇，他对此发出的感慨：“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可以骋其情？”从自然物色到社会生活，它们组成的物“摇荡性情”，它们制造的情“动天地，感鬼神”，由此钟嵘将诗歌的外延进行拓展，也将“物”从传统诗观中解放出来，正是这种不断拓展与创新，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生。
诗言志，就是物感人，但是这“感”到底是指什么？钟嵘在《序》中更进一步，提出了“滋味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滋味说是一种审美鉴赏的原则，诗歌要有“滋味”就需要“指事造形，穷情写物”，具体而言就是要处理好“兴比赋”三者的关系。《诗经》提出了“赋比兴”，作为六义中的三义，钟嵘提出了新的解释，他甚至大胆地重新确立了秩序，把“兴”置于首位，“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在他看来，“意有余”的兴正是体现了诗歌艺术的审美特质，它的写法使得诗歌具有了回味无穷的魅力，而这正是一种“滋味”；另一方面，比是“因物喻志”，赋是“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所以钟嵘提出，兴比赋三者需要相互配合，“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三者相互融合，这便是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
批评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所以倡导自然之美；批评诗歌创作旁征博引，提出“皆由直寻”的创作观；批评声律之弊病，“文多拘忌，伤其真美”，提出以宫商论字……钟嵘的“性情说”“物感说”“滋味说”，就是破之中的立，也是他建立“诗品”的标准。在卷上中，钟嵘评价汉都尉李凌的诗“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而这样的诗风和李凌的遭遇有关，“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所以李凌之“怨”也是“气之动物，物之感人”的表现；评价班姬的诗“团扇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而她的这种诗风“其原出于李陵”；评价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刘桢的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张协的诗“使人味之亹亹不倦”，称谢朓的诗“奇章秀句，往往警遒”，钟嵘都是从“滋味说”的标准进行评判的。
| 编号：S12·1951020·0178 |
钟嵘在《序》中提出了诗歌批评的很多有见地的观点，丰富了中国诗论。同时，《诗品》在评论作家作品的时候，根据诗歌体制风格的互相类似，指出了作家间渊源继承的关系，对汉魏和齐梁时代五言诗的发展提出了系统的看法，从而为文学理论批评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陈延杰在注中也指出，“钟嵘著诗品三卷，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颇有鉴裁，词佳可观省，诚不愧学览者之潭奥也。”比如，钟嵘认为“古诗”“其体原出于国风”，刘桢的诗风则出于古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的曹植，其诗风也出于国风；而李凌“原出于楚辞”，班姬、王粲以及中品的曹丕出自李凌；陆机、谢灵运的诗风出自曹植，潘岳、张协的诗风出自王粲，左思的诗风出自刘桢……虽然钟嵘对渊源继承的问题处理不免有牵强之弊，但是这种“溯厥师承”的历史观对于我们诗歌流派的划分仍然有一定的启发。
钟嵘的诗歌创作观、诗歌批评观和师承观都是《诗品》具有的独特贡献，而钟嵘区别了上中下三品，如此分门别类则成为《诗品》最大的争议。《诗品》卷上选录的诗人和诗作除了古诗十九首，还有李凌、班姬、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等，曹丕、嵇康、陶潜、谢朓、沈约则放在了卷中，曹操更是放在了卷下，钟嵘的这种“排序法”的原则在哪里？或许和他提出的诗歌“性情说”“物感说”“滋味说”有关，他认为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桢的诗歌“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王粲的诗“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左思的诗“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而在中卷中，钟嵘则对诗人提出了一些批评，他认为曹丕的诗除了“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但是其他百许篇诗作“率皆鄙质如偶语”，嵇康的诗“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的谢朓，其诗歌“微伤细密，颇在不伦”，而江淹的诗“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所以有了“江郎才尽”。
但是对陶潜，钟嵘却并没有指出诗作的弊病，他认为陶潜的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甚至，“每观其文，想其人德”，钟嵘将陶潜评价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如此高的评价他为什么将陶潜放在卷中？同样钟嵘把曹操放在了卷下，对他的评价是：“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叡不如丕，亦称三祖。”也没有涉及对曹操诗歌的批评。上中下三品的划分，对于钟嵘来说，似乎在强调一种诗歌的门第观，而“门第观”在钟嵘那里一直是评判的标准。据《南史》本传记载，钟嵘任南康王侍郎时，齐明帝躬亲细务，嵘上书进谏，以为“古代明君揆才颁政，量能授职”，天子不宜过多预问下级政务，这引起了明帝的不快；任临川王行参军时，钟嵘上书梁武帝，揭露当时官制的弊端，他认为，“勋非即戎，官以贿就，挥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骑都塞市，郎将填街。”出现这些问题，他还是归咎于未能按照门第任用官员，如此则表现了钟嵘作为士族的偏见。
诗歌有高低之分，诗人当然也有优劣之分，钟嵘收录的五言诗人共120人，这些“才子”分成三品，钟嵘还是带着开放的心态，“请寄知者尔”，所以江宁陈延杰在注中说：“钟氏列古今作者为三品，亦定其高下等差者，当作诗品为是。若评，则训为评议，评订诸义，舆品藻异矣。”陈延杰的“评订”则体现在“诗选”的安排上，他认为，“固以不观各家诗，则读诗品尤未读也。”而和钟嵘建立上中下三品不同，陈延杰选录的诗歌则“不以品等也”，纯粹以时代先后为次序。这种先后在某种意义上则去除了“门第”观，如曹操在钟嵘的下品中，在陈延杰的诗选里，则放在曹植之前，选录的诗歌《苦寒行》也完全具有曹植诗歌的风采，“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这首诗是曹操征讨高斡时所作，反映了汉末建安年间干戈动乱的社会现实，抒发了诗人关怀士卒的体恤之情，最后一句“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完全体现了钟嵘““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的观点，也是有滋味的表现。
或者对于钟嵘来说，三品并非绝对的标准，他对于同属于一品的诗人，所持的观点是：“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而对于诗人的诗作，“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由此非一品之中的诗人，大约也是遵循这条原则。无论如何，钟嵘提出的“性情说”“物感说”“滋味说”，对于中国诗歌批评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财富，而那些实践着这些观点的诗作来说，也成为了诗歌品评重要的文本，“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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