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4-02《转型与重建》：在缝隙中寻找可能

公共空间的共性是低度参与和单一表达，游客（市民）观赏、行走，但是，他们与这个城市之间没有什么关联、人与人之间没有关联。
  ——《第二章 现代城市公共空间》

穿过一条马路，从广场东侧进入，进口都是开放的，或者说广场的进口从来没有围栏，然后经过跑步道，经过中心广场，经过未工作的喷泉，最后从西侧走上天桥，然后离开。“广场是个六面体”，这是重建的广场开放之前的评语，而现在广场已经开放，但是在中心广场举办的各种社会活动从来没有参与过，广场地下部分是商业街，但是在上面开放的同时，下面还没有完全建好，它以“正在施工”的方式拒绝进入。

“六面体”的广场被分割成两个部分，地下商业部分以拒绝进入的方式保持着它的未开放性，地上东西南北四个侧面都是开放的，都可以进入，但是只是“进入”而已，从东侧到西侧，没有停留，没有驻足，没有参与，甚至没有和经过的人打招呼，直接以走捷径的方式穿过了广场。经过是开放的广场，抬起头是开放的天，当一切开放而无碍，也意味着没有任何关联，城市公共空间正义这种无关联性“联结”起每一个经过的人，它和东西两侧的道路一样，也仅仅提供了行走的通道。

现实意义的广场就这样成为一种样本，它在孟超的这本《转型与重建》中成为中国当下的一种常见形态，“它不具备什么公共性。我们可以认为，市民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发生着断裂。”而这或者就是“重建”可能性的意义，而要重建，考察的条件则是“转型”：转型既是城市空间从“前现代”到现代的一种发展形态上的转型，更是从现代的断裂到现代的联结的转型，那么，关于中国城市空间和公共生活变迁的“转型和重建”就是以下议题：在城市空间的转型中，重建如何是必须的？如何成为可能？重建需要什么样的力量介入？又该以何种方式介入？

孟超关注城市公共空间，核心词是“公共”，也就是将城市空间置于公共性的考察范围。城市空间的公共性表现为空间的客观性、实体性和容纳人群及其活动的物质性，这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属性相关：他认为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中最重要的共享资源之一，它是市民的休憩场所，它关乎城市形象、城市活力和城市文化资本，它的最高价值是民主、活力和宜居，正好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市民与城市的联系是必要的。那么市民与城市的联系怎样才能具有公共性？对于“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的研究，哈贝马斯和理查德·桑内特提出了经典的理论，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意味着思想交流、交谈和辩论，它是公民社会在“公共领域”里的主要特点，桑内特则认为公共意味着社会生活和社会互动——在中国并没有出现 真正“公民社会”的情况下，孟超认为关于公共空间的观点采用的事托内拉的说法，认为对于公共空间来说，具备两个特点，一个是可进入性，另一个则是交流，交流是面对面的交谈，是相互观看和学习，是共同的场合中分享一种共同的意识。

在这里，孟超似乎将西方的“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直接简略为“公共空间”，更是将衰落的“公共人”这一概念取消了，而对于公共空间的重要特点，也只是提到了两点：可进入性和交流，可进入性是一个非常简单可以实现的特点，只要门打开，就像敞开的街道一样毫无进入的阻力，而另一个特点的“交流”，也仅仅是交谈、观看、学习和分享——如此，则是规避了很多关于公共领域的敏感社会学话题，将“城市公共空间”变成了一种“客观的、实体的、容纳人群及其活动的物质空间”，对于中国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论述也变得单一和简单。

这也许是孟超基于中国现实的一种调整，由此他提出的议题是：市民与城市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历史性变迁？这种变迁的社会动因是什么？对市民生活和城市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未来构建一种更民主、更具活力的城市生活如何变得可能？在这种构建中，市民具有怎样的力量？他们应该怎样介入？立足于“转型”这个议题，孟超建立了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变化的时间坐标，并从市民、资本、国家的三元视角将公共空间看做是三种力量的博弈场，他阐述了从“前现代”到现代的变迁历史。“前现代”包含了三个历史阶段：传统时期、近代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传统帝制时期，中国的城市公共空间是街道，是寺庙，是集市，它是开放的，是有活力的，承载了社会生活，也具有世俗的商业性和娱乐性。孟超认为，传统时期的市民生活和城市空间呈现出一种“耦合”的状态，“市民的生活与城市空间密不可分，它们之间是一种有机的联结状态”。而到了近代，西方文化的侵入使得公共空间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尤其是广场、公园的出现，让更多的普通市民能够得到共享，在另一个意义上说，则培育出了一部分的精英，公共空间甚至成为了精英对大众进行宣传和教化的场所。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城市公共空间越来越成为政治的舞台，它形成了权力逻辑主宰下的公共空间，国家权力占据了主导，市民则从公共空间中被逐出。

编号：W14·2170611·1395 作者：孟超 著 出版：中国经济出版社 版本：2017年01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13602099 页数：212页

现代城市公共空间无疑体现着一种“现代”的空间特质，按照社会学家列斐伏尔以“城邑与城市”来区分前资本主义城市和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观点，现代的城市空间具有被认识、规划和操纵的特点，或者是用来实施权力，或者是被资本用来获取利益，权力和资本的介入，使得现代城市公共空间推崇效率和功能，“工具性地支配空间并进行区隔。”无疑，孟超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观察基于国家、资本和市民三个维度，但是在现代性城市里，由权力代表的国家，有资本，但是缺失了市民，所以在孟超看来，这正是现代城市公共空间存在的最大断裂：在效率逻辑下，街道不在是公共空间形态，而是退化成了通道，成为被通行的空间，“量的汽车挤占了人的空间，车辆享有城市公共空间的权利大于市民的权利，这完全是因为汽车比步行更能满足膨胀的城市对高效运输的要求。 ”市民和城市的关联性逐步被取消，甚至，当国家逻辑控制城市公共空间，对城市的管理就会将城市中的弱者排除在城市之外。而另一方面，随着资本逻辑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控制，城市已经从生产型城市转变为消费型城市，公共空间被创造只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所以当市民作为重要的力量从城市公共空间中撤出，字啊国家权力和资本逻辑的控制下，城市公共空间就变成了断裂的存在，“大型公共空间、建筑及其所承载的那种公共文化，似乎都太过精英化和国家化了。而小型的无处不在的公益广告，由于其与那种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相绑定，所以它在公共空间中的复制几乎是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的。”这就是“转型”带来的问题，这就是市民力量的缺失引发的困境：只有进入的可能，而没有了“交流”。所以孟超在城市公共空间转型中，需要发现市民力量的变迁可能，并从这种变迁中“重建”城市公共空间。他引用“社会空间”观点：“一切社会活动都与空间有关。”同时他认为，空间环境包含着标志和符号，标志和符号界定着空间，也限定着市民的行动，但是更重要的是，市民形成了对城市的感觉和体验，由此孟超把城市公共空间视作一个“场域”，在国家-资本-市民的三元模式中，重新引入了市民力量，阐述“如何建设一个更体现市民价值、更民主的城市”，而这便是孟超的终极目的：建设一个“理想的城市”。

重建如何可能，就是市民力量的参与和介入如何可能，“既然国家和资本能够定义并主宰一种公共空间，那么市民也理应可以创造一种公共空间，也可以参与到城市空间／公共空间的生产之中。”他认为理所当然的，市民要参与城市空间的改造，市民要参与城市空间的构建，这种参与更是一种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行动，“现代都市市民需要有一种操纵空间的特殊技能，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空间干预、介入。”在这里孟超将市民的主动参与和积极构建看成是一种民主，它是对僵化的城市规划、对专家和精英组成的权力逻辑、对资本的反对，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市民民主式的参与并不能真正对宏大城市空间的干预，只能是一种“微观城市实践”，是对公共空间使用权而非所有权的肯定，也仅仅是为了在可进入性之后达到交流的目的——民主仅仅是微改造，反对仅仅是微观实践，孟超的这种矛盾实际上背后体现的也是一种断裂，也正是在无法改变权力造成的断裂中，他仅仅需要一种微重建：“重要的是呼唤社会的力量，把市民的力量引入公共空间的重建中，使之能够表达市民的声音、体现市民的价值。”

所以后面关于市民力量的引入策略显得不痛不痒。一方面他认为重建需要的是“重新发现公共空间”，这种“重新发现”引用的是城市规划学者侯志仁所提出的“反叛的公共空间”概念，“其意指公共空间通过被行动者们重新想象和使用，呈现出了另外一些全新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反叛”仅仅是“改变”而已，从广场舞和小商贩“占领公共空间”，到涂鸦和大黄鸭“艺术介入公共空间”，再到把地铁变成公共空间，在孟超看来，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公共空间制造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状态，从而把公共空间变成一种非常规、充满张力的空间，“这些努力或许构成了对国家和资本单一表达的公共空间的消解。”但是他又指出，这种公共空间的实践有时并不具备“合法性”——从这里可以看出，孟超所认为的“反叛”只是为了制造一种张力，它无法真正消解权力和资本逻辑对公共空间的控制和操纵。

而孟超接下来的论述更是点到为止，他在“市集与新消费空间”中，针对资本权力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控制，孟超提出发挥“城市”中“市”的意义，以集市和贸易的方式重建商业空间，他以有机农夫市集为例，阐述了商业-消费-公共空间-公共文化之间的微妙关联和互动关系，他认为：“分享会、集市通过鼓励消费者与农户、消费者与消费者建立私人关系、互动和交往，一些全新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了，而且它们都是对进一步的社会交往开放的。”这是市民参与公共空间重建的一种表现，而在社区建设上，则以北京的社会组织A机构通过种植活动开辟公共空间完成邻里空间的再造，“对现代城市发展的反思，带来了一种向田园和乡村的追忆。”但是无论是城市市集对商业空间的再造，还是社区种植开辟邻里空间，微改造根本没有改变城市公共空间市民与城市的断裂，作为参与者的市民力量也是有限的甚至微乎其微，如何形成对权力的对抗？如何完成思想的交流？

“本书将振兴城市公共空间的希望——以及恢复那种民主的／公共的城市的希望——寄予觉醒的公民力量和城市运动。”实际上，孟超所谓的行动主义想要建立的公共空间只需要市民参与，只需要激起活力，行动者作为改变社会、促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在权力与资本强大的控制力下，也仅仅是一种概念性阐述，正如孟超在结论中“改变语气”所说，所谓的微改造，只是“在城市的缝隙中寻找公共空间的可能”，没有反抗，没有民主，甚至城市空间的重建也只是一种想象式的发现：“涂鸦说明市民也可以在公共空间中进行表达；而车位公园说明市民可以对城市公共空间进行占领；农夫市集重建了一种公共价值；社区农场说明了市民如何发现城市空间的另外一种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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