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4-29《明诗别裁集》：陵宋跞元而上追前古
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而二百七十余年中，又有升降盛衰之别。
——《序》
因为宋诗近腐，故不编选《宋诗别裁集》，因为元诗近纤，故不别裁元诗，在否定宋元诗作整体观的同时，沈德潜和周准编写《明诗别裁集》，其目的只有一个，因为“明诗其复古也”：明诗如何呈现复古之风？复古指向哪个“古”？复古主义诗学的意义在何处？这或者是沈德潜和周准编选《明诗别裁集》的最重要目的所在。
“升降盛衰之别”是沈德潜对于明诗发展脉络的一种梳理，他在写于乾隆三年秋月望日的《序》中对“明一代诗”进行了论述。在洪武之初，刘伯温具有高格，高启、袁凯诸人则“各逞才情，连镰并轸”，但是他们的诗作“犹存元纪之余风，未及隆时之正轨”；到了永乐之后，台阁体出现，诗歌无骨气；弘、正之间，前七子的李梦阳、何景明“力追雅音”，边贡、徐祯卿“古风未坠”，再加上杨慎之才华、薛蕙之雅正、高叔嗣之冲淡，诗坛蔚然成风；之后的“后七子”紧随前七子的诗风，李攀龙、王世贞、谢榛等人“接踵曩哲”，“虽期间规格有余，未能变化，识者咎其尠自得之趣焉；然取其菁英，彬彬乎大雅之章也。”
前后七子被沈德潜认为是明诗“复古风”的高峰，之后“正声渐远，繁响竞作”，出现了公安派、竟陵派，沈德潜认为袁氏、钟氏、谭氏“比之自郐无讥”，正是这种不值得评论的观点，《明诗别裁集》中只选录了袁宏道的诗歌一首，即《感事》（“湘山晴色远微微，尽日江边取醉归”）公安派三袁只有一首代表作，而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则一首也不选，这无疑是沈德潜的“偏见”，在解释这种偏见的时候，沈德潜说：“公安兄弟意矫王、李之弊，而入于俳谐。又一变而之竟陵，诗道遂不复振。人但知竟陵之衰，而不知公安一派先之也。”也就是说，他认为公安派和竟陵派的诗歌是诗教衰落的标志。诗教衰落而“自郐无讥”，前后七子自然是沈德潜在这本诗集中需要大加推崇的。
对于选诗的原则，除了大力推崇复古主义的诗作之外，沈德潜和周准也提出了选诗的标准：“于洪、永之诗，删其轻靡；于弘、正、嘉、隆之诗，汰其形似；万历、天启以下，遂寥寥矣。”这是按照时间序列“别而裁之”；“胜国遗老，广为收罗，比宋逸民谷音之选。”另外，“至杨廉夫、倪元镇诸公，归诸元人；钱牧斋、吴梅村诸公，归诸国朝人。”这是对于诗人朝代的大致划分；前后七子，当然或存或删，理学诸子、古文名家，以及党锢殉国之贤，也是各有侧重，这其中沈德潜和周准提出了一个观点，“因诗存人，不因人存诗也”，也就是说，别而裁之的要求是诗作第一诗人第二，好的诗作即使诗人有问题也一概收录，这从体例上也可证明：《明诗别裁集》一改《唐诗别裁集》按照体裁分卷的体例，以诗人分卷，代表诗作俱收齐下，也是“因诗存人”的具体体现，而且，《明诗别裁集》还收录了“隐于市”的布衣诗人，还有方外即僧诗11人20首代表作、名婉9人11首代表作、外国13人14首，因诗存人是视域更广，诗人诗作更为多元。
但不管是删其轻靡、汰其形似，还是“因诗存人”，沈德潜和周准不变其宗的一条标准就是复古，得诗十二卷，是因为这些诗作“皆深造浑厚，和平渊雅，合于言志永言之旨”，选录一千一十余篇，是因为“诚见其陵宋跞元而上追前古也”，而这便是沈德潜诗教的具体体现，因为诗歌要深造浑厚、和平渊雅，因为诗歌要“合于言志永言之旨”，所以必然复古；因为明诗具有“陵宋跞元”的定位，所以可以追溯“前古”——历史被联结起来，是要跨过宋元诗歌重新奏响唐音，和沈德潜一起编选此书的周准在《序》中就指出，“以是书之选，欲上续唐人，不敢不从其严也。”蒋重光在另一篇序言中也说道：“先生向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问世，兹编风旨，除纤去滥，简严和厚，可续唐音，而宋、金、元诗尚俟采葺云。”从《唐诗别裁集》到《明诗别裁集》，再到《清诗别裁集》，沈德潜的诗教观可谓一脉相承。
| 编号：S26·1950225·0098 |
阐述了诗歌要“合于言志永言之旨”的要求，提出了明诗具有“陵宋跞元而上追前古”的定位，指出了“明诗其复古”的升降盛衰之规律，在《明诗别裁集》中又是如何具体体现的？沈德潜和周准就是沿着明诗发展的脉络萃取了复古主义的诗作。“允为一代之冠”的刘伯温也在《明诗别裁集》中位列第一位，“元季诗都尚辞华，文成独标高格，时欲追逐杜韩，故超然独胜，允为一代之冠。”收录的20首诗作有乐府，有古诗，有近体，对《走马引》（“天冥冥，云蒙蒙，当天白日中贯虹”）的评价是：“此诗盖深讥之也。”《梁甫吟》（“谁谓秋月明？蔽之往往由纤翳。谁谓江水清，淆之往往随沙。”）则是有“《离骚》遗音”，而他的《太公钓渭图》（“璇室群酣夜，璜溪独钓时”）则被认为“通首格高，隐然有王佐气象”。收录高启诗作21首，沈德潜评论高启的诗，“上自汉魏盛唐，下至宋元诸家，靡不出入其间，一时推大作手。”他认为高启的《塞下曲》（“日落五原塞，萧条亭堠空”）为“千古开边者垂戒”，《凉州曲》（“关外垂杨早换秋，行人落日旆悠悠”）为“高浑”，而《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时至正己亥岁作）》（“文皇在御升平日，上苑宸游驾频出”）则和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歌》对比，认为两者具有“同一用意”，“盖惓惓故国之思，意不在教坊弟子也。”收录袁凯诗作8首，评价他的《京师得家书》（“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有“天籁”，《题李陵泣别图》（“上林木落雁南飞，万里萧条使节归”）一诗中的“汉臣”二字具有“春秋之笔”。
刘基、高启、袁凯诗作作为明初诗坛的代表，“未及隆时之正轨”，复古味也不甚浓烈，但是前后七子出现之后，复古主义成为了沈德潜选诗的圭臬。李梦阳诗作共收录47首，沈德潜评价道：“空同五言古宗法陈思、康乐，然过于雕刻，未极自然；七言古雄浑悲壮，纵横变化；七言近体开合动荡，不拘故方，准之杜陵，几于具体。故当雄视一代，邈焉寡俦。”在这里很明显是把李梦阳的诗作和唐音作比较，尤其是将唐代之宗的杜甫诗作作对比，反驳了钱谦益认为李梦阳只是“婴儿之学语”之后，他认为李梦阳“追逐少陵，实有面目太肖处”。具体而言，李梦阳的《送李中丞赴镇》（“黄云横天海气恶，前飞鹙鸧后叫鹤”），他评论说：“北地最工起手，苍凉沉郁，神乎老杜。”《林良画两角鹰歌》（“百馀年来画禽鸟，后有吕纪前边昭”）的评价是：“从画说到猎，从猎开出议论，后画猎双收，何等章法！笔力亦如神龙蜿蜓，捕捉不住。”《泰山》（“俯首无齐鲁，东瞻海似杯”）一诗则是：“四十字有包络乾坤之概，可以作泰山诗矣。”
在选录和评价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诗作时，沈德潜几乎都和“唐音”相结合，边贡的诗作共收录13首，他认为，“华泉边幅较狭，而风人遗韵，故自不乏。”何景明诗作收录49首，他认为李梦阳的诗作“以雄浑胜”，而何景明的诗“以秀朗胜”，两者“同是宪章少陵，而所造各异”，具体来看，《青石崖栈》（“侧行青石栈，谁能久延伫？”）是“少陵体”，《鲥鱼》（“五月鲥鱼已至燕，荔枝卢橘未能先”）的“中含讽谕，不同寻常赋物”风格，和杜甫的“西蜀樱桃”是同一种作法，而《别相饯诸友》（“双井山边送客时，满林风雪倍相思”）中“只写景而离情自现”的写法“得唐贤三昧矣”。前七子的徐祯卿，沈德潜认为他的诗作“大不及李，高不及何”，但是“丰骨超然，故应鼎足”，按照朱锡鬯的说法，何景明的诗作“人所应有尽有，人所应无尽无”，李梦阳的诗“人所应有尽有，人所应无不尽无”，而徐祯卿的诗作“人所应有不尽有，人所应无尽无”，所以沈德潜认为“三人分量自见”，徐祯卿的《济上作》（“两年为客逢秋节，千里孤舟济水旁”），沈德潜就认为，“语不必深而情深，唐人身分如此。”
杨慎的诗“于李、何诸子外拔戟自成一队”，薛蕙的诗“力追雅音，故不落凡近语”，高叔嗣的诗“如高山鼓琴，沉思忽往”，他们的诗歌“俱称斐然”。而到了后七子，复古主义依然是明诗的一个高峰，沈德潜评价李攀龙不同体裁的诗作，“分而观之，古乐府诗及五言古体，临摹太过，痕迹宛然；七言律及七言绝句，高华矜贵，脱弃凡庸。去短取长，不存意见，历下之真面目出矣。七言律已臻高格，未及变态；七言绝句有神无迹，语近情深，故应跨越余子。”李攀龙诗作共收录35首，沈德潜认为《古意》（“秋风西北起，吹我游子裳”）中的“浮云”十字“殊近古人”，《和聂仪部明妃曲》（“天山雪后北风寒，抱得琵琶马上弹”）不着议论而议论，“此诗品也。”王世贞的诗作收录40首，“弇州天分既高，学殖亦富，自珊瑚木难以及牛溲马勃，无所不有。”沈德潜评价他的《乱后初入吴舍弟小酌》（“与尔同兹难，重逢恐未真”），其中的第五六句追往昔也，“气雄味厚，不愧杜陵”；谢榛诗作26首，他认为《渡黄河》（“路出大梁城，关河开晓晴”）一诗中的“翻”字、“归”字“得少陵诗眼法”；
前后七子不坠唐音，处处得少陵眼法，这就是沈德潜崇尚复古诗学的具体体现，而除了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复古诗风之外，在选录其他诗人诗作的时候，也遵循着“明诗其复古也”的标准，他认为曾棨的五言，如“断云京口树，残月广陵钟”，“有中唐风致”；“亦不肯作第二流人”的顾绛，其被收录的《赋得秋柳》（“昔日金枝间白花，只今摇落向天涯”），在沈德潜看来，“小小题俱有关系，此杜陵咏物体。”甚至其他很多诗人诗作也被放置在和前后七子的对比中，茶陵诗派的李东阳共收录11首诗作，沈德潜认为，“永乐以后诗，茶陵起而振之，如老鹤一鸣，喧啾俱废。后李、何继起，廓而大之，骎骎乎称一代之盛矣。王元美谓长沙之于何、李，犹陈涉之启汉高。”而对于尹耕的评价是：“子莘七言律本李空同派，有秋笳晓角之声。”陈子龙诗作收录19首，沈德潜认为那时因为钟、谭出现之后，诗教之衰“剥极将复之候也”，但是陈子龙“黄门力辟榛芜，上追先哲，厥功甚伟”，他的诗歌当然“仍不离七子面目”。
上追前古，是为“陵宋跞元”，再寻唐音，是为了重现“彬彬乎大雅之章”，发现诗作中少陵眼法，是为了“合于言志永言之旨”，凡此种种，都是沈德潜“温柔敦厚”诗教的具体实践，“始端宗旨，继审规格，终流神韵，三长具备，乃登卷帙，视从前明诗之选，备一朝掌故者，殊厥旨焉。”二百七十余年明诗之升降盛衰，奏出的永远是“诗必盛唐”的复古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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