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4-30《清诗别裁集》：惟取诗品之高也
人必论定于身后。盖其人已为古人，则品量与学殖俱定。
——《凡例》
身前是古人和前人，身后是今人和后人；身前已盖棺定论，身后是未知；身前是“虽殚苦心，只抽孤绪”，身后是“窾启未逮，所深望焉”——身前和身后仿佛划出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是当沈德潜选编了《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又在“时年八十有八”完成《清诗别裁集》，身前和身后其实都已经变成了一种已知：身前的已知是对国朝之诗人的定论，不管是诗人之品量与学殖之定，也是诗作之优劣之定，正是从身前“已为古人”的诗人和诗作之定论，对于后世之诗教也有了盖棺定论。
历时十六寒暑，成书三十二卷，收录九百九六人的三千九百五十二首诗作，《清诗别裁集》的确是一种大体量的构筑，完全超越了《唐诗别裁集》和《明诗别裁集》的容量，对于沈德潜来说，花如此精力编选如此厚实的诗选集，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自己就生在清朝，所见所闻所阅提供了比前朝文本更多的视野，而且沈德潜成书于乾隆二十五年即一七六〇年，按照他选诗的要求，只有在这个时间去世的诗人诗作才可以收录，而这一时期仅占清一代的三分之一强，原名《国朝诗别裁集》的《清诗别裁集》更应该称作“清前朝诗别裁集”——如果沈德潜活过了整个清代，那么还可能收录两倍的诗人和诗作，这样的体量几乎无可想象。正因为沈德潜对于国朝诗的特别感情，在这本别裁集里，收录了不少姓名不彰的作者，他们的专集在“身后”湮没失传，而某些作品依赖此书得以流传，对于清朝前期诗作的保存，沈德潜做出了一定的功绩。
而另一方面来说，沈德潜编选别裁集就是梳理“升降盛衰之大略”，其目的就是在“芟夷烦猥”中让文本“为学者发轫之助焉”，他在《唐诗别裁集》中就说过：“同志者往复是编而因之以递亲乎风雅，如适远道者陆行之有车马，水行之有舟楫。呜呼，其或可至也哉！”后来者有车马有舟楫，方可以远道而行，而这种行就是连接古人和今人，前人和后人，“今人与古人之心，可如相告语矣。”当身前的作为为身后服务，当身前的定论为身后发轫，沈德潜的这种功用观贯彻在他的诸本别裁集里，而这体现的就是他的诗教，在《清诗别裁集》这本反映沈德潜自我生长的“国朝”诗选集中，这种诗教的表达更为直接，在成书而写的《序》中，沈德潜说：“国朝圣圣相承，皆文思天子。以故九州内外，均沾德教。”这是“圣圣相承”的国朝，这是都为“文思天子”的国朝，这是“均沾德教”的国朝，所以给诗人提供了最好的舞台，“余事作诗人者，不啻越之缚，燕之函，秦之庐，夫人能为之也。”超大体量的《清诗别裁集》当然是为了证明国朝优于任何一个时代。
但是沈德潜也比较了其他诗集，比如钱谦益的《列朝诗选》，比如朱竹垞《明诗综》，不仅《清朝别裁集》收录诗作不及这两本选集，只有“十之二三”，而且沈德潜谦虚地认为，“自问学殖疏浅，见闻狭隘，中间略作小传，远逊牧斋之详；略存诗话，远逊竹垞之雅。”他们的诗集都是“备一代之掌故”。但是沈德潜由此也提出了自己这本选集有别于他们的优势：“而予惟取诗品之高也。”数量上不及，甚至小传之详、诗话之雅比不上前两者，但是“不嫌其多”却有鲜明的特色，一言以蔽之，“而予唯祈合乎温柔敦厚之旨，不拘一格也。”这就回到了沈德潜“温柔敦厚”的诗教中，这个观点在《凡例》中表达得更为明确，“诗之为道，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鱼数言，而其立言，一归于温柔敦厚，无古今一也。”他认为自从陆机“有缘情绮靡之语”，后人还“奉以为宗”，温柔敦厚之旨渐失，所以沈德潜要利用别裁集的机会重新推崇这一诗教，重新让诗歌具有立言功能。
在《凡例》中，沈德潜对“不拘一格”的温柔敦厚诗教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他选诗的标准是“以诗存人，不以人存诗”，突出诗作而非诗人，“盖建竖功业者重功业，昌明理学者重理学，诗特其馀事也。”他认为诗重在言物，言物体现了诗教，“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所谓其言有物也。”那些“徒办浮华”的诗文，那些“温柔乡语”的诗作，“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他还认为诗要有理，“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那些“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的打油诗完全是笑话……无论是“以诗存人”的标准，还是“其言有物”的诗观，或者“贵在理趣”的要求，都归结为一点，那就是要有立言的功能，那就是温柔敦厚，而这一切就是沈德潜所说的“诗品”，而且“惟取诗品之高也”。
《清诗别裁集》中收录诗作最多的几位诗人，虽然不是以人存诗，但是在沈德潜那里都体现了他们的诗品。钱谦益的诗作被收录的有32首，沈德潜认为钱谦益“天资过人，学殖鸿博”，在生平著述上，“大约轻经籍而重内典，弃正史而取稗官，金银铜铁，不妨合为一炉。”但是在朝代更迭、年岁老去之后，钱谦益的诗观发生了改变，“至六十以后，颓然自放矣。向尊之者，几谓上掩古人；而近日薄之者，又谓澌灭唐风，贬之太甚，均非公论。”但是在以诗存人上，沈德潜收录了他那些“激气节，感慨兴亡，多有关风教者”的诗作，而这正体现了他的诗品观，钱谦益的《玉堂双燕行送刘晋卿赵景之两太史谪官》（“玉堂昼暖熏风香，双双燕尾摇仓琅”），沈德潜称之是“为谪官者言”，玉堂双燕“自宜以衔泥补屋望之”，所以，“此立言体也。”他评价钱谦益的《后观棋绝句》（“寂寞枯枰响泬漻，秦淮秋老咽寒潮”）“此牧斋自伤末路也。残局自有胜着，只是人不肯寻耳。”钱谦益在《读史记戏书》中发出了“绛灌但知谗贾谊，可思流汗愧陈平？”的疑问，沈德潜认为，这是“与‘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一种笔墨”。
| 编号：S27·1950310·0101 |
吴伟业的诗作收录28首，沈德潜认为和钱谦益一样，多流露出朝代相迭之后的感慨，而吴伟业更重于故国之思，《遣闷》云：“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不意而今至于此。”《病中》曰：“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沈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屐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这些诗作都让读者“每哀其志”，但是沈德潜认为，吴伟业的诗作表现在五七言近体，“声华格律不减唐人，一时无与为俪，故特表而出之。”这就回到了重现唐音的诗品上，他的《秣陵口号》（“车马垂杨十字街，河桥灯火旧秦淮”）一诗“沧桑悲感，俱近盛唐”，《恭纪驾幸南海子遇雪大猎》（“君王射猎近长安，龙雀刀长宝鞍”）则评价为“颂扬中不失箴规，此惟唐人有之”。收录诗歌24首的龚鼎孳，沈德潜认为他和钱谦益、吴伟业合为三家，其诗歌风格也体现了“唐音”，而且是“少陵意”，《岁暮行》》《姑山草堂歌》《樟树行》都是“用少陵韵”，沈德潜评价说：“合肥时用杜韵，而能以意驱役，绝无趁韵之迹，所以高于众人。”
其他收录诗作较多的诗人有“南施北宋”之称的施闰章和宋琬，分别选诗32首和26首，“今就两家论之，宋以雄健磊落胜，施以温柔敦厚胜，又各自擅场。”尤其是对施闰章“温柔敦厚”，沈德潜冠以“诗品”，他的《叔父同弟阮迟予芜关次日予北发》（“小泊聚江干，帆开泪未干”），沈德潜评价为“家近难归，老于宦途者知之，神明杜陵，乃有此种”，《季天中给事以直谏谪塞外追送不及》（“策马送君君出门，朔风动地卷蓬根”）则完全体现了“忠君爱亲表戍臣心事”。收录47首的王士禛，沈德潜评价他的诗歌“老杜之悲壮沉郁，每在乱头粗服中也”；叶燮收录诗歌21首，“今观其集中诸作，意必钩元，语必独造，宁不谐俗，不肯随俗，戛戛于诸名家中，能拔戟自成一队者。”尤侗收录诗歌25首，沈德潜评价说：“开阖动荡，轩昂顿挫，实从盛唐诸公中出也。”朱彝尊收录诗歌18首，沈德潜认为他的诗作“各体具备”，但沈德潜有自己的偏好，“然予所录者，仍以唐体为归。”
很明显，沈德潜所谓“诗品”就在于展现温柔敦厚之诗教，而这一诗品的具体体现，则是“唐音”，“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他否认自己贬斥宋诗，只是自己的志趣都在唐诗，“故所选风调音节，俱近唐贤，从所尚也。”这种复古主义在《明诗别裁集》中有特别体现，而在《清朝别裁集》里，有过之而无不及。程可则的《送纪载之备兵肃州》（“万古焉支路，迢迢欲上天”），沈德潜评点：“不必奇崛，自是唐音。”顾大申的《雪后登歌风台示沛令》（“一剑收秦鹿，秋风万里心”），沈德潜评点具有“盛唐气魄”；他认为汪琬的《送魏子存之成都同西樵周量贻上》（“凤城垂柳为君攀，西去高轩指散关”）“此犹近唐人体魄”；陆鸣珂的《盘上鸡头关》（“北栈行将尽，鸡头势转雄”），沈德潜认为，“此种竟是唐人绝句，于浑成中见风神，愈咀吟愈有味也。”李念兹的《云》“怀归之作，自是唐音”，严允肇的《诸将杂感》“风格从杜诗中出”，沈钦圻的《送杨曰补南还》“是唐人绝句品格”。
重现唐音或者在诗作风格上得到体现，而沈德潜对于诗品的阐述更在于诗作的“立言”上，丁澎在《慰李琳枝侍御诏狱》中写道：“抗疏今何事，身危直道难。忽闻收北寺，不敢问南冠。草莽臣无状，朝廷法屡宽。圣明知汝戆，频取谏书看。”沈德潜直接指出这一诗作“慰臣直望主恩也”，其中所表达的“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使其成为“一种立言之体”；张玉书在《送邱曙戒前辈之武昌》写道：“猿声夹岸听斜阳，江树苍茫接故乡。却较长沙归路近，行吟何事怨潇湘。”沈德潜指出，这即“圣主恩深汉文帝”意，“是为温柔敦厚之遗。”他还认为张英的诗作大都是“应制诗”，“入词馆者，奉为枕中秘，而风格性灵不系此也。”沈德潜评价傅昂霄的《凉州词》（“九月霜高塞草腓，征鸿无数向南飞”）“温柔敦厚，可与唐贤绝句并读”，王顼龄的《送李天生归养》（“廿年高隐为承欢，诏趣蒲轮却聘难”）“以养母急于辞官，尽子职即以报君恩也。立言有体”，许汝霖的《送张侍御归里》（“孤忠原不问升沉，正气棱棱自古今”“上章教孝，此章劝忠，立言自应尔尔”……
从诗品到诗教，从诗教到立言，无论是表达“直望主恩”的衷心，还是教孝劝忠的教化，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诗观似乎显得有些露骨，而且，在“以诗存人”上沈德潜也充分突出其诗品，“若传志可考，轶事可传，诗话可引，或详或略，辄缀评论，使读者得其诗品，并如遇其为人。”他认为以前的闺阁诗“多取风云月露之词”，一些青楼、失行妇女的诗作都被选入，但是他这一选本所录则要体现的就是这样的诗品，“罔非贤嫒，有贞静博洽，可上追班大家、韦逞母之遗风者，宜发言为诗，均可维名教伦常之大；而风格之高，又其馀事也。以尊诗品，以端壹範，谁曰不宜。”僧人之诗当然也可以收录，有“弃儒而逃入禅学者”，有“习日头禅说，以偈为诗”者，但是沈德潜对“能读儒书通禅理者”格外赏之，这也是诗品的一种体现。
于是，在闺阁诗中，他选录了“夫亡无子，请大归守志，以苦节闻”方维仪的诗作，收录“忠臣之女”侯怀风的《感昔》，评价尹琼华：“秉贞淑慎敦孝行，年二十三殁，培基以有子不再娶，重妇德也。”尤其写道了袁枚之妹原机的故事，袁机从小许配给如皋高氏子，后高以子有恶疾，愿离婚，但其实并非是恶疾而是品行不端，但是袁机却说：“女从一者也，疾，我侍之，死，我守之。”后来嫁过去才知道真相，“高躁戾佻荡，倾奁具为狎邪费。不足，扑抶外，至以火烧灼之。姑救之，殴母折齿。既欲鬻妻以偿博者。”袁机这才回到母家，孝养母氏，高氏子死后，袁机“哭泣尽哀，血泪尽”，一年之后自己也死了。沈德潜将袁机的小传变成了一个故事，但是讲述这个故事的用意不是为了增加趣味，而是从其诗品中得知其为人，而袁机的诗品就是人品，“女子中苦行，无逾此也。”袁机写有《闻雁》一诗：“秋深霜气重，孤雁最先鸣。响入空闺静，心怜永夜清。自从成只影，同是感离情。谁许并高节，寒林有女贞。”所以沈德潜评价道：“应自归母家手作。自怜只影，静正守贞，言外绝无怨尤，可以哀其志矣。”
袁机的苦行，作为女子遵守的是妇道，和方维仪的“苦节”、尹琼华的“妇德”一样，在“哀其志”中成为了沈德潜所谓的诗品和人品，它和对唐音重现的复古主义、教孝劝忠的立言论，共同构筑了沈德潜“温柔敦厚”诗教观，身前已定论，身后自当学习，八十有八的沈德潜终于完成了一桩大事，他为国朝诗歌备好了通往殿堂的陆行之车马，水行之舟楫，“四方学者，有谅予之愚，窾启未逮，所深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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