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7-09《令人反感的幸福》：每一铲子都翻出一颗人头
此刻我只看见，在一棵大树的高处，一只猫的眼睛正闪着磷光，而那只猫：一一我的天呐！——它既不来，也不下来。
——《一次极难的考试》
如果一只猫是很听我话的猫，如果我下达了对猫的命令：要么来，要么不来，那么结果就只能是我的命令：要么来，要么不来。但是，我的命令对猫来说构成的是“要么……要么”的选择题，那么，猫是来了还是不来？两种可能都是命令的必然——可能成为必然，便成为了“命令”的本质：它从我口中被说出而成为命令，就是一个悖论。
这便构成了吉列尔莫·马丁内斯的“一次极难的考试”：逻辑学课程上的“重言式”命题，“就是指一个独立的明显的事实，一个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为真的命题。”但是我在讲述这个逻辑学命题的时候将它变成了笑话，于是，猫来或者不来也成为了笑话之一种，学生考试通过或不通过也变成了笑话，在笑话的世界里，“极难的考试”也就失去了其固有的难度。在监考时，助手佩特林斯基像是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像一个笑话；我自己监考时看见了那个女生的胸脯，“借着讲台的高度望进衬衣的更深处那第一第二颗纽扣慷慨奉献着，而第三颗又总是拒绝交出全部。”它更是以笑话的方式解构了这次“极难的考试”，于是考试变成了游戏，我寻找着双乳间的慰藉，而女生则捕获了我的目光，并且告诉我：“辅导我，不然他们会怀疑的。”于是，她看着我的手，我看着他的胸部，我们一起来到了她家，开始了这个游戏最重要的一步。
她解开了衬衫，我献上了自己的手，“一手还难以掌握——那比我想象中还要大的乳房；它的尖端正痛苦地挺立着。”我的手终于出汗了，她让我拿开，并且在她合上衬衣的时候让我走。游戏就这样在手和乳房“难以掌握”中中断而结束了，它又变成了另一个笑话，而且它就在现实中发生着：是毫无逻辑还是有着极强的逻辑性，它是重言式的命题，还是一直是个笑话——游戏结束，又回到了这个命题的原点：这是一次极难的考试，于是我自己解构了这个原点，我向每个人呼号：“我给你们及格！都给你们及格！”于是“极难的考试”便再也不存在了：那只猫在大树的高处，眼睛正闪着灵光，要么来要么不来的猫终于只有一种结果：它既不来，也不下来。
马丁内斯设置了“一次极难的考试”，而另一篇小说《补考》则是这种极难的考试的结果，它没有在“我给你们及格”中解构。也是逻辑学，也是女生，也是被她所俘获，但是和极难的考试中那个在第一第二颗纽扣的慷慨奉献中却在第三课颗纽扣拒绝交出全部的女生不同，这个女生说什么也不喜欢，不喜欢逻辑学不喜欢专业不喜欢这个系，也不喜欢文学，“我什么都不喜欢。”她的回答像是我在极难的考试中最后宣布“都给你们及格”一样，以完全否定的方式让考试变成了一种无，考试是无的游戏，但是还有考试之外的有，“看来你只剩下结婚了。”这是我的回答，这句话一下子越出了课堂、考试以及逻辑，最后我安排给了女生一次补考的机会，“把莱斯定理好好背一背，到时你坐第一排，行不行？”
这并不是最后的结果，最后我去拉普拉塔教书了，工资是现在的两倍，于是，“我再没听说过那个女生。”这就是最后的结果，女生不见了，考试没有了意义，我被她的拒绝所俘获也得不到什么目的，当然，关于那堂逻辑课也仅仅是一次形式意义上的课程——这次不仅猫没有来，没有下来，连猫都不存在。而不管是“一次极难的考试”还是“补考”，关于逻辑学，似乎都指向了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侯世达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刚刚被合上，就打开了马丁内斯的《令人反感的幸福》，这其中的机缘巧合是不是说明逻辑无处不在，它联结了现实中的种种，包括阅读？我写作的论文是“试述卢卡西维兹伪补格四值逻辑”，我上课的内容就是关于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也叫不完全性定理：“数论的所有一致的公理化形式系统都包含不可判定的命题。”不完全性其实就是逻辑形式系统的不完全性：真理不能被定理表述出来，也就是说，所有数论的形式系统中都至少有一句话，你没办法判定它是不是定理，它包含了两点：可证的一定是真的，但真的不一定可证；任何系统在本质上都是有缺陷的——关键是哥德尔在此构建了一个自指的系统，当谈论自己的自指成为一种陈述，它便引发了悖论。
| 编号：C63·2230320·1930 |
马丁内斯从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出发，构建了“真的不一定可证”的系统：猫要么来要么不来成为我自指的命令，就是一种不可证的真，而当猫既不来也不下来，它是一种真，但已经是现实的真，是已经发生的真，和再没听说过的那个女生、和给所有考生都及格的结果一样，它不是一个真不真的问题，而是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的问题，形式系统被消解了，逻辑学被消解了，重言式被消解了——而其中发生的真、其中被消解的逻辑，背后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女生出现了，是极具诱惑的身体出现了，是拒绝而被俘获的心态出现了，它永远不再是那个可判定的定理，也不是逻辑学的一部分。《大地狱》中的“法国女郎”也是这个“不完全性”的存在：她在塞维诺的理发店里，身体构成了诱惑，诱惑变成了丑闻，小镇上的男人想得都一样，于是那个小伙子也为她留了下来；她的身体又变成了惩罚，对男人的凌辱的嘲谑。于是关于小伙子和“法国女郎”在一起的故事便构成了一种矛盾，“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小伙子和法国女郎双双失踪了。”当失踪发生，迷乱的现象必定要寻找一种真相，这是对真的一种探寻，而按照大家的议论，这个失踪的悬疑案件很可能因为塞维诺，“坊间已流传起这样的说法，称塞维诺在给小伙子理发的时候用剃刀割断了他的喉咙。”
用逻辑来构建真相？用数论来寻找真的定理？它一定是不完全的，更是不可证的，因为以为小伙子被杀死而埋尸，当从地下挖掘出的尸体却并不是小伙子的，而且，“每一铲子都翻出一颗人头”，“许多头颅”构成了另一种乱象，它甚至比失踪本身更为悬疑；法国女郎在几天后回来了，她是去看她父亲的，但是小伙子没和她在一起，花边新闻也破灭了，“至于那小伙子，镇上再没有人提起过他。那顶帐篷很快被偷走了，还没等新赛季到来。”这里没有真相，所以不需要推理，它只有小伙子“再没有人提起过他”的现实，现实中的真替代了推论最后指向的所谓真理。这是陈述和真相所构筑的背反？或者是言说和逻辑之间的裂隙？小说《被害者》似乎就构建了这样的背反性存在，罗贝托看的是侦探小说家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的小说《被害者》，这是关于陈述揭示真相的著作，但是罗贝托的女人苏珊娜却质问他的是：“你还真就能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这么看下去。那过日子呢，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好好过日子？”
过日子是现实，是真实的现实，阅读小说是进入作者陈述的世界，最终抵达真相，但是在罗贝托这里明显发生了矛盾。但是苏珊娜的这句话却只是一个表象，那句“我们继续不下去”了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继续不下去了是因为现实和文本、你和我都不在同一个系统里，按照罗贝托的想法，文学的世界才是适合他的，“在那里，幸福很快被忘记，好运只在朝夕，喜悦下一秒便存疑；在那里，残忍正当且必须。这泉水有怪物来饮。”文学里没有所谓的幸福、好运、喜悦，只有残忍，文学里“靠自己活。自由意志。奥斯卡·王尔德”也都变成了一种轻蔑，残忍和轻蔑其实就是生活对文学的投射，那么在那个只有残忍和轻蔑的世界里，饮着泉水的怪物到底是谁？它是不是在制造真正的“被害者”？
和罗贝托相关的人物除了苏珊娜，还有倒霉的皮特，他被人抢劫，他的脸被折刀拉破，他最终留下了一条疤，但是护士照顾他安慰他，而且在那次拆线的时候，看到了弯下腰的小护士那对鼓胀的乳房和暗棕色的乳晕，“刹那间，也不知怎么的，他的手，他的那只手，不由自主地解起了她的纽扣。”还有一个人是力普，力普每天都会谈到女人，借以刺激曾经是单身汉的皮特，终于皮特那次拿出了左轮手枪，力普的脸上写着恐惧，皮特虽然说没有子弹，但是套筒的荧光与枪管的烧蓝映衬着那把昏黑晦暗的手枪。看到护士身体并被诱惑的皮特、每天都谈论女人的力普，在罗贝托那里构筑了苏珊娜之外的另一个现实，他将之命名为“烧蓝”：苏珊娜是现实的一部分，她的乳头很小，胸也不大；罗贝托花了整整三个月才脱下了苏珊娜的衣服；三个月不只有苏珊娜一丝不挂的身体，还有苦苦哀求、摇尾乞怜、最后通牒以及突袭未遂——现实的一切只有讨价还价，最后甚至是“我们继续不下去”的轻蔑和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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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列尔莫·马丁内斯：你是个杀手就必须屠戮 |
皮特或者力普，他们的故事构成了罗贝托的“文学”，包括那把没有子弹上膛但是“烧蓝”的枪，“若你是个杀手，你就必须屠戮。”这便成了小说，另一部《被害者》——罗贝托不是被害者，苏珊娜是被害者，“苏珊娜。罗贝托一下就瞧见了她。她身着红色的长裙，他最喜欢的那条；所以，她的的确确是在等他。”她等着他，也是他等着她，一部小说已经开始写作，“可怪物已经喝饱了，再也没法补救。”最后他合上了书，等待着苏珊娜的红裙子，等待着幸福的降临，等待着自己像一个绅士那样给一位夫人让了道。从现实和文学的矛盾，到文学取代现实，现实的文学化终于使得那头怪物喝上了水，但是这一种幸福，是不是只是文化学的幸福，怪物的幸福，只是看上去像是现实的自我欺骗？——罗贝托的“自指”是一个摆脱不了的寓言，“被害者”是苏珊娜，当然更是罗贝托的。
对于现实，一种抵达真的标准是幸福，“令人反感的幸福”以一种赤裸裸的方式解构了“幸福”之真。按照福楼拜的定义，幸福的三大要素是愚蠢、自私和身体健康，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对幸福的背反，但是幸福和不幸福都只是一种表述，它从来不是真的一部分，“完美的幸福是不存在的”，按照母亲的说法便是：“幸福就像彩虹，从不会在自家楼顶看见，只会在人家屋顶出现。”但我觉得M家就是幸福的存在，这个网球世家所凸显的并不只是“身体健康”，而且家人关系和谐，其乐融融。当我认为他们一家“特别幸福”的时候，我也只是从耳闻目睹中“陈述”他们的故事，而和他们相比的是：我的哥哥曾经企图自杀，姐姐十六岁是就怀孕了，背上了那个以A开头的词的罪名，还有父亲后来死了，母亲铁了心不肯下床，而我的肺出了毛病，可怕的遗传让那里想被烧伤了一般。这是和我们家有关的生活，它当然和幸福无关，尤其在M家的衬托下，但是定义M家是幸福的，除了网球让身体健康之外，他们的愚蠢和自私，当然也构成了幸福的一部分：M伴奏之前，想把地卖给老爸，但是知道我们家土崩瓦解之后，就放弃了卖地给我们，于是幸福在愚蠢和自私中变成了“庄严的、持久的、不可扰乱的、着实令人反感的幸福”，当最后的我头也不回地朝着石板路回去的时候，我关注的只有一个属于自己幸福的东西：所剩无几的生命。
生命才是真的唯一存在，它不需要证明，也不需要判定，当然也和文学中的怪物没有关系，马丁内斯用这样的方法建立起了属于现实的逻辑，那些悬疑在故事在这样的逻辑中便指向了真相。《一直死猫》中的猫不再是被命令的猫，不再是选择性悖论的猫，它就是死猫；曾经在他搬进去的时候在那里叫，曾经是老妇人拒绝和蔼态度的见证。在现实的猫出现之后，他曾经像罗贝托那样看到了“烧蓝”，想用一把枪结束猫的生命，就像听到了爷爷的话：“要杀猫吗？快试试你的杀猫枪吧！”但是当他和邻居女人结了婚，猫叫声就再也没有听到了，最后发现那只猫死了——谁杀死了猫？当然不是他。后来两个人搬到了一起住，又有了孩子，但是妻子总是发现可怕的妇人用目光在“杀她”，“从她所在的位置可以望见，每天早晨老太都会从对面的窗户探出头来，躲在窗帘旁，一连数小时地看着她，目光似是直插她的腹部，令她难以忍受。”孩子出生了，本来也是“幸福”的事，但是听到了孩子发出的猫叫声——谁杀死了猫？当然不是他，也不是老妇人，但是老妇人的目光在杀她，是不是被杀死的孩子成了猫？又或者，是猫死了才变成了孩子？
“她也没全错，他想着，疯尽管疯，她还是说对了某些东西：真像猫叫。”马丁内斯用完全开放的结局印证了不完全性，猫死了，孩子发出猫叫声，这些都是已经发生、不是文学陈述中的真，真是永远没有逻辑性的存在，真也永远是一种怪物。《护犊之母》也是马丁内斯对于现实之真的陈述，洛伦佐·罗伊，一个画家，和学海洋生物的席格丽相识，后来结婚，再后来有了孩子，但是每次出现的洛伦佐并没有拥有幸福：他一开始眼神迷离，后来被席格丽赶了出来身无分文，再后来接到席格丽的离婚诉讼。被拒绝看望孩子的洛伦佐有次看见了孩子，却喊着：“那不是我儿子”。按照鉴定的结果，洛伦佐患上了卡普格拉综合征，“很特别的一种精神疾病：患者开始不认某个亲人，将他视作陌生人，有时——恰巧是我们的情况——会觉得他被替换了。”洛伦佐的命运最后走向了死亡：报纸上的新闻说，洛伦佐为了与自己的孩子见面钻进了地下室，席格丽闻声报警，而老太太拿起了枪，洛伦佐最终死在了那条石板路上。
这是一个悲剧故事，洛伦佐和席格丽如何会走向这不可调和的矛盾？马丁内斯似乎在放弃对原因的探寻，无论是席格丽的无情还是洛伦佐的疯癫，都在逻辑之外发生，但是它们却构成了一种真：洛伦佐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是真，最后被那把枪打死也是真，马丁内斯却把这真看做是真相，“那是你的一部分”就是不需要条件的结果，所以在卡普格拉综合征、死亡的表象之下，“那是你的一部分”最终是关于生命、关于现实、关于存在的最高之真——后来我看到了那个孩子，没有洛伦佐的影子，也没有席格丽的轮廓，他只是一个让别人看见的存在，而真正的、真实的、属于真相的孩子永远都在，他在逻辑之外，公众之外，言说之外，幸福之外，他是“另一个人”：“我想起了那股从铁门紧锁的地下室里吹升的热浪，以及生活在下边、被完好保护着的，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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