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0-31《工厂日记》：通过苦役获得人的尊严感
物如人，人如物；这就是恶之源。
——《工厂生活经历》
工人们听从命令，成为工厂流水线上的一员；他们每天不停地工作，只是在重复五六个简单的动作，大约一秒钟就是一个动作；除了焦急地找箱子，找校准员或其他零件，他们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当主管过来把他们安排到其他地方，他们便开始新的工作，还是听从命令，还是重复动作，还是没有喘息的机会——他们就这样“像物品一样”被放在机器前面。
而且，机器就是一件正在运转的物，甚至相比与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发生了变化的零件，人连零件那样的“历史”都无法拥有，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没有在其中留下自己的痕迹，他们甚至“什么都不了解”。物如人，是被支配的存在，人如物，没有选择的能力，当西蒙娜·薇依将人和物并置在“工厂生活”这一环境之中，她所指出的“恶之源”就在于对工人现状的揭露，物被生产让它们成为劳动产品，而人如物却不被考虑产品的劳动，并置成为了倒置，恶之源指向工厂，指向现代工厂，也指向商店、市场和交易所，而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现代工人被奴役的写照。
这是薇依于1941年至1942年通过在马赛的工厂实践写下的“工厂生活经历”，和她最初进入工厂不同，那时的工人境况更为糟糕，1936年之前因为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工人们的生活异常艰难于残酷，更具有“无产阶级”的标本意义，但是后来随着情况的改变，工人的境况也得到了改善，但是工人们依然在这种“恶之源”的控制下，在成为物的生存中不断重复动作，不断抹除自我的痕迹，不断被奴役——她在写下这段经历之后也提出了建议，那就是让工厂里的专家、工程师记住，工人不仅要制造东西，也要避免对他们造成伤害，而且这不是为了让工人听话，不是为了让他们感到快乐，“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堕落下去”。
薇依的建议并非是大声呼吁型的，也并非是号召工人进行反抗的，她仅仅希望“在工厂内部得到纠正”，希望这种恶在不出现在工厂里。也正是这种内部化的解决方案，使得薇依从934年开始的成为工人的“体验”具有了另外的意义：“工厂里，大大小小的苦痛被加诸人身上，让人产生了被奴役的感觉。”这是薇依的感受，她之所以进工厂成为一名工人，之所以在工厂一线成为被奴役的工人，不是为了生活所迫，不是基于生存的需要，而是为了一种“体验”，体验工厂的做工环境，体验工人的辛苦、劳累和痛苦，体验现代化工厂对工人身心的戕害，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恶之源”，从而在恶的基础上产生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意义——薇依命名为“尊严感”，只有拥有了尊严，人才会脱离物的束缚，才能摆脱物化的现实，最终得到人的权利，最终走向善的高度。
薇依的这种被奴役的生活体现在1934年至1935年的《工厂日记》中。她于1934年12月4日进入第一家工厂，第一周的工作中，每天的工作都不一样：周二从早上开始进行1小时的钻孔，上午结束后进行操作冲压机1个小时，下午结束后则操作手柄45分钟进行纸板制作；周三上午操作飞轮冲压机，工作不累但是以失败而告终，下午还是冲压机工作依然失败，之后则是钉扣机工作；周四上午还是钉扣机，成功率还是不高，下午遇到电力故障3点离开；周五进行冲床压制直角零件，做坏了100件，从11点开始进行手工劳作，用敲击槌、空气管、锯片和灯箱制作纸板，对眼睛影响很大，去工具房感官被责骂；周六还是做纸板……从周二到周六，从第一周到第十五周，薇依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为了一名体验的工人，而对她来说，，这些体验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做工人的“物化”的存在。
在第七周的时候，发生了两起事故，第一起事故是因为传送带偏向了一遍，后来有人将它修好了，但是对工作产生了影响，第二起事故是工具卡主了零件，主管认为这是薇依的错。1935年4月开始薇依在塞夫尔老桥街的另一家工厂做工，她被安排到高度专业化的戈蒂埃车间，那里有油罐和防毒面具，有传送带和冲压机，她则在冲压机上工作，有一个工头告诉她：如果做不到800件，就会被解雇，而这也意味着在剩下的2个小时里要完成800件，薇依努力着，虽然心中充满愤怒，最后还是达到了每小时600件；后来她又进入了雷诺工厂，那一周她记下的工作时间是67小时，除了一天是8小时另一天是9小时之外，其余五天都是10小时，而最后挣得的工资是173.25法郎，按照工作要求，就必须在最多三小时里完成4000件，之后还要做5500件，“几乎不可能”。
巨大的劳动压力让薇依感到身心疲惫，在1934年工作的第七周，薇依被诊断患上了耳炎，后来被送到了医院，在休息了几周之后薇依重新上班；但是第十五周又开始头痛，她无法上班只能“瘫倒在家”，稍微好点出去到书店买了工业制图手册，她希望通过学习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头痛依然困扰着她，“耳朵剧烈疼痛，凌晨3点半就醒了，身体有些发抖，感觉像是发烧了……”就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中，只要能坚持薇依总是在机器前完成工作；但是薇依还是被解雇了，在被头痛折磨而陷入沮丧和消沉之中的时候，还是去找工作，而第二次找到工作后她决定每周包括交通费在内只花费3.5法郎，她这样做，是为了让“饥饿成了持续的一种感受”，在她看来，是不是有比起吃饭和工作，还有更难受的事。
实际上，不仅进入工厂是她体验的一种方式，甚至身体被折磨、饥饿也都成为了她寻找答案的特殊手段。从个体意义上来说，薇依进入工厂成为工人，是要“感知自己所做事情的用途”，“于每个人而言，他自己的工作都是一个沉思的对象。”工厂生活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生活，而是作为“沉思的对象”，也就是说，薇依把沉思分为两种，一种是知识型的沉思，它在阅读和书写中完成，是文本化的存在，但是另一种沉思则是实践型的沉思，是通过劳动、感知甚至以极端的实践方式获得的感受，并以这种感受为基础进行沉思，“有什么比一台机器更不具教益的了……”那么，她不惜一切代价成为工人，成为被奴役的工人，成为被身心折磨的工人，她真正想要沉思的到底是什么？
| 编号：B83·2230921·2007 |
首先就是从个体出发对自我的沉思，她在写给阿尔贝蒂娜·泰弗农女士的三封信中说出了自己沉思的目的，“这种体验在很多方面都与我的预期相符，但却有一点不同：这是现实，而非想象。”体验是真实的，是真切的，它不是书斋里的想象，从企业的管理模式，到零碎的工作，到官僚式地制度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工厂的体验中才能变成现实，才能感同身受；在1934年给一位学生的信中，她也认为，自己感觉逃离了抽象的世界，“走进真正的人类中间”，而且不是简单的好坏，而是真正的善恶，“我更喜欢你说的想要与现实生活接触。”薇依认为很多人只是靠感觉、为感觉而活，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是被生活欺骗了，甚至是在自欺欺人，“因为真实的生活不是感觉，而是活动——我指的是思想和行动的活动。工人和创造者才是真正的人，与他们相比，那些靠感觉生活的人在物质和道德上都只是寄生虫。”
这样的现实，这样的活动，薇依在沉思中获得了什么？她认为，工厂生活“无限改变了我对事物的整体看法，改变了我对生活的感知”，而且她认为自己“感到快乐”——为什么在如此的环境中，在这样的劳动强度中，在身体受到戕害的实践中，薇依还会感到快乐？那就是她获得了真正的表达，“人因为想表达而贬低了不可表达之物。”这是过去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就像自欺欺人的生活一样，以为自己发现了真理，但实际上只是“不可表达之物”，而现在表达就是表达本身。在薇依的表达中，身体的痛苦和折磨是真实的，工作的劳累和奴役是真实的，这些都是生活带来的真正的表达，“慢慢地，在苦难中，我通过苦役重新获得了我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感。”不管是沉思还是表达，在薇依看来，只有通过苦役才能拥有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感，反之，没有经历过苦役，所谓的尊严都是自欺欺人。
薇依的苦役便是无尽的疲惫，不止的痛苦，甚至是从这家到下家不停满足被奴役的欲望，“疲惫使我忘记留在工厂的真正原因，也使我几乎无法抗拒这种生活最强烈的诱惑：停止思考的诱惑，这是唯一能避免痛苦的办法。”所以她要自己忘掉痛苦，只有疲惫才会忘记，只有时间被占满了才会忘记，而忘记也不是麻木，而是让精神变得更加坚定，甚至对于薇依来说，反抗也不是最后的办法，她要消灭反抗，因为反抗就是要回到舒适圈，是要改变自己的苦役，所以在工厂做工的生活中，薇依不仅不让自己有一丁点的反抗，而且期望自己变得顺从，只有顺从了才能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时间在工厂里，只有顺从才能更深刻领悟苦役的魅力——苦行僧般的工厂实践，对薇依是身体的戕害，是精神的折磨，但她极端地追求这一切，并在这个沉思的对象中完成对人的尊严的书写。
当然薇依的沉思绝不仅仅是在个体意义上得到尊严，她更是为了工人的现状和未来，更是为了人的存在。在《工厂日记》中，薇依记录了工人的现状：一位女钻工因为戴着发网，在工作时被机器扯掉了一整束的头发，头上变成了光秃秃的一片，但是这位女工下午还是来上班了；一位女工在28岁的时候患上输卵管炎症，之后她的胃被切除了，她现在无法自己从冲压机上起身，但是她完全不想换公司；一位怀孕的女工发生了不幸，很多人为她募捐，薇依捐了2法郎，在更衣室聊天的时候听到的是：“每年都有！——真是个巨大的不幸，仅此而已。这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不知道的时候，不应该……”在工厂里，薇依的工友中有带着两个孩子的年轻寡妇，有和丈夫分开的女人，有失去了一个儿子，为自己没有一个孩子而高兴的女人，有“幸运”地在8年前失去了患肺结核的第一任丈夫，有生病、独自生活的女人，有带着两个孩子和一个患病丈夫的螺丝切割机女工……他们工作在“资本家的陷阱”里，他们被困在官僚主义制度中，“你不愿意这么做，却在残酷的逼迫下。”
他们当然也成为了薇依“沉思的对象”，这是对人的沉思，但是在这样的沉思中，薇依又不像对自己一样无情地推向苦役，而是从他们的苦役中寻找出路，“处于苦役中的缺点是，人们很容易把那些山洞里苍白的影子看作确实存在的人。”所以她要做那个破坏“洞穴”和影子的人，在她看来，由社会塑造的个人尊严已经遭到了破坏，所以必须要为自己另外打造一个，“一个人最终意识到自身的重要性。”如何意识？如何打造？在1934年至1935年写下工厂日记的时候，薇依的沉思在于对环境的改变，比如对工厂官僚组织的改变，让管理者将更多的权力下放，展示出更多的善良；比如建议创造一些“灵活的自动化机器”，这样才能让工人体会更多的人情；甚至建议让工人更加熟练，提升自己的注意力，从而在一分钟与下一分钟相连接中更有主动性，而这也是灵魂不被奴役的办法。而在1936年写给一位工程师的信中，薇依则希望老板培养更多的工人，不是培养一种机器而是培养一个人，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另外则向雷诺的工人发出号召，用他们的笔写下自己的工作，谈谈工作中的苦，“真诚地表达。无论好坏，不要故意避而不谈，也不要夸大什么。我想毫无保留地说出真相会让你们感觉好一点。”
无疑，薇依对工厂经理的建议，对工人的号召，都是自我沉思的一种扩大，像自己的目的一样，是为了让自己变成一个人，使自己拥有人的尊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她反对的是工人们的反抗，“反抗是不可能的，除非是极其短暂的抗争（我想说的甚至是一种感觉）。”她分析认为，一个工人在独自工作，如果他反抗，只能反抗自己，“或者带着情绪工作，这将导致工作失误，自己也会因此挨饿。”也就是说，在薇依看来，反抗是对思想的一种唤醒，而唤醒之后的思想更令人痛苦，所以就像她自己一样，顺从是选择，这样才能更彻底地感受奴役之苦，也才能更全面得到尊严感。她更不希望革命，在她看来革命前后其实并没有让工人改变被动服从的生产模式，连雷诺的经理也无法改变服从的现实，相反革命之后工人甚至会陷入更差的环境，“但我丝毫不想强化反抗精神，这与其说是为了秩序，不如说是为被压迫者的心理着想。”在这个意义上，薇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对于工人罢工，对于“量变引起质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颇有微词，在她看来，这些都无法真正改变工人的现状，都不是对个体尊严的给予。
所以，顺从的薇依选择了“合作精神”，“我全心全意地希望现行体制能朝着更加平等的力量对比发展，尽可能彻底地发生转变。1936年薇依在向法国总工会所做的报告中，分析了北方冲突并提出了建议，她认为需要从实践性意义上寻找突破，那就是制定工会制裁条例，薇依建议：在工会、联合会、联合管理处中研究工业企业的新秩序、新纪律；邀请所有工会部门和雇主就所有有关秩序、纪律、产率和工作质量问题的困难向联合管理处提交报告；邀请法国生产总联盟与法国总工会一起就该领域的整体性问题，以及所有具有一定重要性的特殊案例展开研究。1936年她又提出了《建立工业企业内部新制度的计划准则》，她认为，“新制度旨在在各企业内部，实现工人作为人的合法权利和物质生产利益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就是要工厂的生产模式和工人的尊严、道德相适应。1937年2月23日面向工人阶级听众所做的一个讲座中，薇依又提出了“合理化改革”的目标，“合理化改革似乎是对生产的一种优化。如果我们仅从生产角度考虑，那合理化改革是促进工业进步的连续创新措施之一；如果我们从工人的角度出发，有关合理化改革的研究极其重要，它事关工业企业中可接受的制度问题。”
一方面，薇依在制度、管理层面上进行改革，希望工厂改变不合理的设置，让工人拥有尊严感，另一方面，则是让工人们自己行动起来，摆脱物的状态，拥有自己的权利，“你现在应当努力使自己有能力承担它们；否则新获得的优势有一天会像梦一样消散。只有当你能够正确行使你的权利时，你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去除阶级性和革命观点，薇依的“顺从”式沉思其实还是回到了人这一层面，“于人类而言，生存不是目的，它只是一切善——无论真假——的基础。善加诸生存之上。当善消失时，当生存之上不再有任何善的时候，当生存变得赤裸裸，它就不再与善有任何关联。”反抗无法走向善，革命也只是一个谎言，唯一的解药就是找到善，由此薇依的神性观念开始得到阐释：人们必须通过符号才能读懂文字，必须通过中介才能认识上帝，那些苦难，那些奴役，就是符号，就是中介，“宇宙充满了无尽的象征性符号。我们应该去阅读它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找到上帝皈依上帝，而上帝才能让人成为人，“在上帝那里，只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行为，它仅关乎自我，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对象。”
进入工厂，是一种体验，是对于自我意识的体验；感受痛苦，感受奴役，是一种体验，是对于人之为物的体验；改善制度，实现变革，是一种体验，是从恶之源到善之生存的体验……薇依用身体和精神完成了体验，也完成了沉思，她也找到了拥有尊严的唯一办法，但是“关乎自我”的唯一一条道路通过苦行来完成，通过奴役而书写，自身是不是也会成为符号和中介？薇依将对身体的戕害看做是一种道，当她终于以拒绝食物而付出生命的时候，也许真的看见了上帝，但是成为自己，拥有尊严真的需要如此极端而决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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