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0-31《我杀的那位》：但不能杀两次
荷德林医生深情地对保罗说：“我的孩子。”对话变成了“父子”之间的安慰；保罗拿过了沃特曾经拉过的小提琴，沃特最喜欢的贝多芬乐曲缓缓响起，这是个人对个人的替代；保罗拉着小提琴脸上露出了微笑，艾莎也笑着看他，荷德林夫妇则坐在沙发上面带微笑享受着“儿子”的音乐，这是一家四口的和谐乐章……安慰、对话、微笑、音乐和同居一室的“家人”，组成了恩斯特·刘别谦这部非喜剧电影最温馨的结尾。
这是一种个体情感最完美的展现，在1919年“休战一周年”的历史背景中，个体的回归成为宏大叙事中最美的部分，刘别谦的“和平”观念成为个体最具体也最鲜活的记忆。但是从国家或民族的宏大叙事转变为个体的情感叙事，从关于仇恨无法化解的恩怨到面带微笑的共处，从“我杀的那位”负罪感到“你不能杀两次”的和解，这一种转变的难度其实也是对拍惯了喜剧作品的刘别谦最大的考验，当然也是对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如何走出阴影的一种影像化探索。这一转变可以划定大致的界限，“我杀的那位”是1919年11月11日“休战一周年纪念”表现出来的最大痛苦，它返回到战场，则是记忆的复现，正是这种无法抹除的记忆一遍又一遍强化“杀人”的叙事，即使时间已经走到了一年后的纪念日，保罗依然无法再教堂的忏悔中走出；而当决定去往沃特的德国家乡，怀着一种赎罪的心理进入了那个家，他才一步步寻找自我的意义，一步步解构“仇恨”。
“我杀的那位”带来的负罪感，在刘别谦的镜头里是压抑的，是沉重的，它就像保罗所承受的罪责一样，无法被完全释放出来。在巴黎街头，炮声还在零星响起，教堂的钟声隐约传来，人群的欢呼声次第响起，这三种声音混杂在一起，也是对“休战一周年纪念日”的复杂背景做了交代：战争并没有真正远去，悲伤还在继续弥漫，救赎似乎困难重重。而在具体的镜头语言中，刘别谦更是将现实“宏大化”：士兵列队走过街道，胜利游行的场景中，刘别谦的镜头拍下的是士兵们迈过的双腿，他们依然在前行，依然是秩序的一部分；病床上的伤病突然惊醒，仿佛听见了并未消失的炮火，记忆遭受的打击再次以记忆的方式被唤醒，他们依然无法摆脱战场上的杀戮；教堂里军官们坐在那里祈祷，镜头里依然是他们齐齐整整闪亮的军靴，祈祷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上战场一样，是集体行为……
在胜利游行中，在教堂祈祷中，在病院疗伤中，刘别谦完全展示了和战争有关的宏大叙事，也正是在这样的宏大叙事中，个体的出现也无可避免成为叙事的一种。那些闪亮的军靴之后，教堂变得空荡荡了，所有军官都已经离去，所有仪式都已结束——就像战争。但是它没有真正结束，镜头以一个特写对准了座位中低着头的保罗，他是教堂里的最后一个忏悔者，他是剩余的存在，但是正是这剩余的存在将战争的罪恶和仇恨，放在了宏大叙事和个体叙事之间，正是混杂在其中，对于个体的伤害更具毁灭性，使个体的存在更具悖谬性。保罗起身找到了神父，他对神父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无法忘记那双眼睛，我杀了一个人。”
| 导演: 恩斯特·刘别谦 |
“我杀了一个人。”保罗的叙述直接突出了“我”，而且我是杀人者，“杀了一个人”也是“我”的一种行动，如果没有宏大叙事的战争作为背景，那么这种杀人的行为是无可饶恕的，但是当保罗言及自己杀人成为杀人犯，却又是放在个体的语境之中。这便是悖谬，因为保罗上战场是代表法国，他杀人也代表法国去杀敌人，所以当神父知道他是作为战士在战场上杀死了敌人，他便安慰他：“你只是尽责而已。”因为战争不是以个体的选择为出发点的，只要成为战士，制造死亡是无法避免的，所以这是一种职责，战士的职责，但是保罗反问的是：“杀戮的职责？”这一句反问又将神父所说的宏大叙事变成了个体叙事，变成了“我”的行为。
战士上战场，战士杀敌，战士成为胜利者，这些都是宏大叙事的一部分，都是宏大叙事所要求的职责，宏大叙事的职责关涉的是国家，是民族，它和个体无关，或者说个体的命运在宏大叙事中都是被抹去的，他的胜利或失败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但是保罗又将这种行为变成了个体的选择，因为他看到了那双眼睛，因为他制造了死亡，因为那双眼睛和死亡也都属于个体。而在他的回忆中，身为德国军人的沃特也是一个个体的存在，他的面前是一本贝多芬的曲谱，他颤抖的手在上面写下了一封给未婚妻艾莎的信，“我不理解，我在巴黎生活了两年，我喜欢法国人，但是现在我得杀了他们……”一个生活在巴黎的德国人，一个喜欢法国人的德国人，这是在个体意义上的体现，就像他最后写下“WALTE”一样，名字的背后是一个鲜活的存在，但是他却是德国人，是德国士兵，必须面对法国士兵，必须杀死法国人。
保罗和沃特就这样在战场上相遇，以敌人的方式相遇，非此即彼的死亡对于他们来说，都只能删去个体的标签，但是他们却又站在个体的意义上认识死亡，所以沃特把死亡看成是最痛苦的事，保罗也把死亡看成是一种杀人，杀人者和被杀的人就是个体意义上形成了共识：共同对音乐的喜爱，共同有着生的愿望，共同有着对命运无奈的喟叹，当保罗最终将沃特未写完的名字添上“r”便是这种同一性最生动的刻画。所以当战争结束，对于个体来说，那便成为了一种阴影，而刘别谦并没有将保罗一个人对死亡的仇恨脱离出来，当他带着负罪的心态去德国，当他怀着忏悔找到沃特的家人，仇恨也并没有让德国人忘记。
《我杀的那位》电影海报
当保罗来到荷德林的诊所，说自己是一个法国人的时候，荷德林立马转变了脸色，在逝去的儿子照片面前，他让保罗离开，“我们隔着一个死亡的世界。”对于荷德林来说，不管眼前的人是谁，只要是“法国人”，他就被打上了标签，他就是儿子之死的负债者，他就是必须被仇恨的人，“每个法国人都是杀死儿子的凶手。”这当然也是宏大叙叙事的一部分，而当保罗暂时留在荷德林家里，和艾莎一起外出，也遭到了邻居的围观，对于他们来说，一个德国的街道上出现法国人，就是点燃了仇恨的火焰；而在酒馆里，当荷德林来到这里，每个人都不理睬他，并认为在他家里的保罗是个“间谍”，并提醒他：“谁杀了我们的孩子？”他们同样把“法国人”标签化，并将其看做是杀人凶手。
在所有都被标签化的仇恨中，在所有都被纳入宏大叙事的现实中，要从中走出来的确很难，因为每个人都承担着失去亲人的痛苦，但是在战争已经结束的生活中，宏大叙事必须让位于个体叙事。在保罗来到荷德林诊所的时候，是荷德林的妻子和艾莎首先接纳了他，虽然他们并不知道保罗是在战场上和沃特相遇的，他们以为两个人是在巴黎认识的好友，这个带有“谎言”性质的理由却为保罗进入荷德林一家并被大家接受创造了条件，而荷德林也逐渐认识到“法国人”并不都是仇人，这是一种去标签化的努力，在酒吧里众人围攻他的时候，他反而把保罗看成是“客人”，并反问众人：“是谁派他们上战场的？该指责的是我们……”去标签化就是去宏大叙事，去仇恨，“虽然我们已经老的不能战斗了，但我们却没有老到不能仇恨别人……”
而对于保罗来说，荷德林夫妻和艾莎对他的关心，也让他慢慢融入其中，他怀着赎罪的态度来到这里，却变成了另一个“沃特”，甚至和艾莎之间产生了爱恋。但是保罗毕竟还背负着杀人的罪责，所以面对邻居的指责和议论，他还是决定离开这里，“我不属于这里。”当艾莎念起沃特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当保罗也背起了信件的内容，他才最终说起了真相：他是在战场上“杀死”沃特的杀人者。但是这一切已经远去，这一切属于无奈的选择，艾莎对他说的是：“你不能杀死沃特两次……”也就是说，第一次是被国家意志裹挟着杀人，他也是战争的牺牲品，甚至他也可能被杀，但是在战争过去之后，他就是一个鲜活的人，他必须回到现实中，看像在墓地荷德林的妻子对同样丧子的老妇人说：“我们必须学会去爱剩下的一切。”同样，在保罗的生活中，杀人之后就是爱是继续生活，而不是依然仇恨。
“杀人”属于历史，属于战争，属于被标签的一切，甚至和每个渴望活着的人无关，所以“杀人”即使是一种罪，也是历史制造的罪，是战争制造的罪，而战争结束需要的是重建，重建现实的体系，重建爱的体系，重建和平的体系，不再背负罪责、不再维持仇恨就是回归个体，回归人性，回归生活和爱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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