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1-28《资治通鉴（九）》：时事不可以不直书

《资治通鉴》第九册记载了《齐纪一》至《梁纪十二》的历史事件，即起于公元479年己未，尽于公元534年甲寅。

【勿复生天王家】

南齐取代刘宋，也是所谓的“禅让”，公元479年，刘宋大势已去，最后一位皇帝顺帝颁诏将帝位禅让给齐王萧道成。按照规定，禅位之后顺帝应当去殿前最后一次会见文武百官，但是百官未见到顺帝，原来顺帝“逃于佛盖之下”不肯出，于是王敬则率领军队来到宫殿庭院中抬着轿子迎接顺帝。顺帝不见，太后也急了，他亲自率领宦官找到了藏在佛盖之下的顺帝，王敬则开导顺帝，顺帝问王敬则：“你准备杀了我吗？”王敬则回答说：“出居别宫耳。”只是让顺帝搬到另外的宫殿去，将这里让给禅位的南齐的萧道成。王敬则说出这句话之后，又说了一句：“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

当初刘裕取代东晋，就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如今刘宋走向了没落，自然别人就要去带他，所以这可以看做某种轮回，当历史以这样的方式循环，落泪的顺帝说出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出生于帝王之家，是命运使然，却也是无可逃脱的悲剧，这也许就是个体之外的所谓“大历史”。之后司空兼太保褚渊等人捧上玺印，率领百官前往齐王宫请萧道成即帝位，齐王推辞谦让，没有接受。在甲午日，齐王萧道成在建康南郊即帝位，是为太祖高皇帝，齐高帝回宫以后，大赦天下罪囚，更改年号为建元。

【永明之世】

齐高帝之后是齐武帝萧赜，建元四年，齐高帝萧道成病死，齐武帝即位，次年，改元永明。萧赜执政期间恢复百官禄田俸秩，劝课农桑，减免赋役，注意学校教育，境内十多年间没有大的战争，被称为“永明之治”，据《南齐书》记载：“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哒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

《齐纪四》也对齐武帝做出了评价，“世祖留心政事，务总大体，严明有断，郡县久于其职，长吏犯法，封刃行诛。故永明之世，百姓丰乐，贼盗屏息。”“永明之世”给南齐带来了短暂的安定，对于南朝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齐武帝也犯下了过错，他生性奢侈，因奸吏舞弊，激化了阶级矛盾，以至爆发了唐㝢之领导的农民起义，而他临死前不立富有政治经验的次子萧子良，却立长孙萧昭业为帝，以至埋下宗室骨肉相残的祸根。《资治通鉴》也对此有过记载：“然颇好游宴，华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顿遣。”

【不免斯蔽】

北魏孝文帝不仅是北魏的明君，而且也是南北朝时不多的仁义之君。在孝文帝在位期间，强力推动改革，太和十八年，以南伐为名，迁都洛阳，全面改革鲜卑旧俗：收藏古今汉家典籍，规定以汉服代替鲜卑服，以汉语代替鲜卑语，迁洛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改鲜卑姓为汉姓；鼓励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联姻，参照魏晋门阀制度，改革北魏政治制度，并严厉镇压反对改革的守旧贵族，处死废太子元恂；攻伐南齐，歼灭南朝数万精锐，击败萧衍、陈显达、崔慧景、曹虎等名将，夺取沔北五郡。这一系列举动推动了北魏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大力发展，史称“太和改制”，有效地缓解了民族隔阂，促进文明进步和民族融合，对整个中国历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记载的很多史事对北魏孝文帝提出了批评。第一件事是在南齐永明十一年的时候，孝文帝抵达肆州，当他看见路上百姓有腿瘸、有眼瞎的，就立刻让马车停下慰问这些人，还命令当地的官府供给给他们一生衣食的费用。第二件事是，当时的大司马、安定王拓跋休逮捕了三名强盗，而他们曾经是北魏的士卒，于是三人被绑起来并到各个军营中游行示众，最后被斩首。孝文帝御驾巡视军营，听说了这件事，便下令赦免，当时的拓跋休对孝文帝说：“陛下亲自统领六军，将要远征江南，而如今我们刚刚走到这里，这些奸诈小人就开始做起了强盗，不斩了他们，我们怎么能禁止人们干坏事！”孝文帝回答他说：“的确像你所说的那样。不过，君王的本体，有时常有意外的恩泽。这三人犯了这样的罪，虽然理应被处死，可是，命运使他们遇到了朕，即便他们违犯了军事法令，也可以特剐赦免他们。”接着，又对司徒冯诞说：“大司马拓跋休执行法令严肃认真，你们以后不能不小心谨慎地做事。”军队的纪律也为此森严起来。

看起来这件事都体现了孝文帝宽容体恤的品格，但是司马光发表评论认为，“人主之于其国，譬犹一身，视远如视迩，在境如在庭。”人主就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他举贤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在自己疆域内的百姓就没有不各得其所的，君王不能用丝绵堵住耳朵的方式，用帽檐遮住眼睛的举动，让自己不听到、不看到近处的东西，所以对于那些有残疾有病的人，应该将恩泽推行到全国境内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孝文帝只是在路上遇见几个人施舍一下，那么那些遗漏的人又该怎么办？司马光认为，孝文帝所施行的恩泽还是太轻微了；同样，赦免犯罪的人，也破坏了国家的法令，这更不是君王应该做的事。从这两件小事，司马光发出感慨：“孝文，魏之贤君，而犹有是乎！”

贤君也存在着治理上的瑕疵，在《齐纪五》立，司马光又对孝文帝的人才观提出了批评。建武元年，孝文帝和群臣议论选拔调派官员一事，当时有人说选拔官员要唯才能是重，不必拘于门第出身，但是孝文帝对此进行了否定，他认为，这样会清浊同流，混淆为一，以致使君子小人没有区别，名器不分。他说，现在八族以上的士人，品第分为九个级别，九品之外，出身低贱的人做官又分成了七个等级。如果果然有贤才，通过这种途经直接受封为三公，所以孝文帝认为，虽然自己求贤似渴，但是不能因为一个人而破坏了典章制度。很明显，孝文帝还是坚持门第出身，八族、九品和七等在他看来已经是人才选拔的成熟制度，所以不会让少数几个贤才破坏了自己的规定。司马光认为，根据门第来选拔推荐人才，从魏晋时代就开始了，后来一直相因袭，实际上这是一个大的弊端，“夫君子、小人，不在于世禄与侧微，以今日视之，愚智所同知也；当是之时，虽魏孝文之贤，犹不免斯蔽。”如果因为要遵照规则而将门第放在第一位，那么这也是一种偏见，即使像孝文帝这样的贤君，还是不能免于世俗之间而真正明辨是非。

还有一件事记载在《齐纪七》中，元丕、陆叡以及仆射李冲、领军于烈等人都受过孝文帝的不死之诏，陆叡被杀之后，孝文帝在赐给李冲、于烈的诏书中认为，自己曾经诏许陆叡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免于一死，可是他叛逆谋反的阴谋，这是因为他自已有负于鬼神，是他违背了曾经发过的誓言，所以他的死与不死之诏没有关系，也可以让他自己在狱中自尽，并且免去他儿子的死罪；元丕的两个儿子、一个弟弟，最早策划叛乱，最先参与叛乱，理应连坐处死，孝文帝也特加恕免，将他们黜为平民。孝文帝认为，自己本来期望与他们和衷共济，始终相善，但是他们自己弃绝情义，违背良心，产生不轨之念，所以除了谋反这件事情之外，孝文帝认为对他们的一片真心皎如白日，历历可鉴。当时的李冲、于烈都上表致谢。

对于孝文帝的这一举动，司马光认为：“夫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人君所以驭臣之大柄也。”先王门裁定的制度，包括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等所谓“八议”，但是如果臣下真的犯有罪行，并不能直接赦免，而是要通过刑法部门来商议，“可赦则赦，可宥则宥，可刑则刑，可杀则杀”，惩罚的轻重据实情而定，处理的宽严随时机而不同，“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但是孝文帝对于功勋显贵的大臣，却预先许诺终生不被处死，一旦触犯了法律就杀之，这就是典型的言而无信，“刑政之失，无此为大焉！”

司马光批评孝文帝破坏法令、仁爱轻微、重视门第、刑政之失，但是孝文帝依然是南北朝的时代人物，南齐永元元年四月初一，孝文帝病死于谷塘原，对于孝文帝的评价是：友爱诸弟，终始无间；亲任贤能，从善如流，精勤庶务，朝夕不倦；法虽严，于大臣无所容贷，然人有小过，常多阔略；宫室非不得已不修，衣弊，浣濯而服之，鞍勒用铁木而已；幼多力善射，能以指弹碎羊骨，射禽兽无不命中，及年十五，遂不复畋猎；但是在最后孝文帝对史官的一句话或许也代表着司马光的态度：“时事不可以不直书。人君威福在己，无能制之者；若史策复不书其恶，将何所畏忌邪！”历史记载最重要的便是如实记载，如果一个君王作威作福，而史官故意“不书其恶”，那么就再也没有什么能束缚君主了。

【私戚之端】

南齐之后，是南梁，南梁取代南齐，依然是禅让，天监元年，即502年，“齐和帝至姑孰，丙辰，下诏禅位于梁。”萧衍即位即梁武帝。萧衍从永元二年起兵攻讨东昏侯萧宝卷，拥戴南康王萧宝融称帝，次年攻陷建康，二年后接受“禅位”，建立南梁。

梁武帝统治南梁近半个世纪，是南朝诸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统治初期，梁武帝留心政务，纠正宋、齐以来的弊政，为使各州郡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采取了更换异己、任用亲信，兼以讨伐的方针；改定“百家谱”，宽待宗室，注重调和门阀世族与寒门素族之间的矛盾；军事上抵御北魏南侵，一度在钟离之战取胜，维持了南北均势。一系列改革的实施，梁朝出现了繁荣局面，在《资治通鉴》中，对于前期的萧衍，有两件事进行了批评：“上雅好儒术，以东晋、宋、齐虽开置国学，不及十年辄废之，其存亦文具而已，无讲授之实。”梁武帝喜好儒学，认为宋齐的所谓国学，都是形式而已，根本没有讲授之实，但是喜好儒学的梁武帝并没有走上儒学兴盛之路，晚年反而痴迷于佛学，最终怠于政事。崇尚儒学仁义之道的司马光再次似乎也表达了对梁武帝的一种遗憾。

天监四年，萧渊藻诬告邓元起反叛，武帝对此疑而不信，邓元起的故吏广汉人罗研来到朝廷告状，武帝说：“果然同我所思量的一样。”武帝派使者斥责萧渊藻说：“邓元起为你报了父仇，你却为仇人而报仇，杀害了他，忠孝之道在那里呢！”于是贬萧渊藻号为冠军将军，赠邓元起征西将军，谥号为忠侯。对此李延寿认为，邓元起勤勉于事，能体贴下属，能奉事朝廷，开辟疆土，功不可没，但是他的功劳没有受到赏赐，却先陷祸遇难；而萧渊藻仅仅被贬为冠军将军，所受的惩罚实在是太轻了，所以梁武帝的这一行为也暗示着梁朝在政治、刑律上出现是失误，“私戚之端，自斯而启，年之不永，不亦宜乎！”朝廷庇护亲族的弊端由此开启，而梁朝不能长久立国这也是一个预兆。

【皇帝菩萨】

南北对峙对于南北朝来说，是一个看似稳定的历史结构，但是不管在南朝还是在北朝，都是暗流涌动，政权的更迭更是瞬息万变。公元528年，北魏发生了河阴之变：胡灵太后擅权秉政，鸩杀了北魏孝明帝元诩，并诈称孝明皇帝当月所诞的元姑娘为皇子，欲拥立为帝，然事泄不行，改立元钊为帝，同月，并州契胡酋长尔朱荣假托孝明帝旨意，以“匡扶帝室”为名进兵洛阳，同年四月十三日，尔朱荣谎称高阳王想要谋反，并以此为借口在河阴之陶渚溺死胡太后和幼帝元钊，纵兵围杀王公百官两千多人，史称“河阴之变”。

史书记载，河阴之变中，尔朱荣杀了两千多人，上至北魏皇室，包括当时的丞相、高阳王元雍、司空元钦、义阳王元略，下至正居丧在家的黄门郎王遵业兄弟，包括孝庄帝的兄弟，不分良奸，全部杀个精光。 除此之外，还把迁到洛阳已经腐化的汉化鲜卑贵族和出仕北魏政权中的汉族大族消灭殆尽。尔朱荣通过河阴之变，将出仕北魏中央的高官消灭殆尽，把自己的部下安插进朝廷要职，控制了北魏军队，并以此完全掌控了北魏朝政，彻底改变了北朝统治集团的素质结构，最终改变了北朝社会的历史走向。六年之后，公元534年，北魏分裂。

北方陷于混战，北魏陷于分裂，对于梁朝来说正是北伐的大好时机，但是此时的梁武帝却痴迷于佛教，他甚至要舍身兴佛法。普通八年，即527年三月八日，萧衍第一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三日后返回，大赦天下，改年号大通，“初，上作同泰寺，又开大通门以对之，取其反语相协，上晨夕幸寺，皆出入是门。辛未，上幸寺舍身；甲戌，还宫，大赦，改元。”大通三年，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至同泰寺举行“四部无遮大会”，脱下帝袍，换上僧衣，舍身出家，九月十六日讲解《大般涅槃经》，二十五日由群臣捐钱一亿，向“三宝”祷告，请求赎回“皇帝菩萨”，二十七日萧衍还俗；九月癸巳，上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上释御服，持法衣，行清净大舍，以便省为房，素床瓦器，乘小车，私人执役，甲子，升讲堂法座，为四部大众开《涅槃经》题，癸卯，群臣以钱一亿万祈白三宝，奉赎皇帝菩萨，僧众默许，乙巳，百辟诣寺东门，奉表请还临宸极，三请，乃许，上三答书，前后并称“顿首”；大同十二年四月十日，萧衍第三次出家，这次群臣用两亿钱将其赎回；太清元年，三月三日萧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资一亿钱赎回。此后陈武帝、陈后主等皆曾舍身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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