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1-14《资治通鉴（三）》：天地多变，人物多妖

《资治通鉴》第二册记载了《汉纪二十九》至《汉纪四十四》的历史事件，即起于公元9年己巳，尽于公元145年乙酉。

【顺符命，去汉号】

王莽新朝是汉朝分史的分界线，是西汉和东汉的分水岭，《汉纪二十九》记载始建国元年，即公元9年，“春，正月，朔，莽帅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玺韨上太皇太后，顺符命，去汉号焉。”王莽遵从“上天”的符命，去掉汉朝的名号，标志着西汉的终结，彻底埋葬了西汉的统治。但是王莽也是西汉的最大受益者，“莽因汉承平之业，府库百官之富，百蛮宾服，天下晏然”，欲望太强的王莽并不满足，“其心意未满，狭小汉家制度，欲更为疏阔。”实际上就是将西汉的国家大业要变成个人的私权。

由此《资治通鉴》引用班固的评论，回顾了从西周到秦朝的历史进程，“昔周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馀，所以亲亲贤贤，关诸盛衰，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他认为，西周之盛衰就在于一种治理的调节，“盛则周、召相其治，致刑错；衰则五伯扶其弱，与共守；天下谓之共主，强大弗之敢倾。”而到了秦朝，“秦讪笑三代，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无骨肉本根之辅，外无尺土藩翼之卫；陈、吴奋其白梃，刘、项随而毙之。”由此得出结论，“周过其历，秦不及期，国势然也。”而从西汉灭亡到王莽建立新朝，其中有两方面原因，对于王莽来说，他之所以以符命来让自己的统治合理化，就在于“知汉中外殚微，本末俱弱”，所以才会无所忌惮，才会生其奸心，才会篡权夺位，“因母后之权，假伊、周之称，颛作威福庙堂之上，不降阶序而运天下。”夺权之后又“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班行符命”，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而另一方面来说，王莽之所以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也是因为汉朝统治真的走到了尽头，连汉王朝封国的那些国君都叩头至地，“奉上玺拔，惟恐在后”，这一种奉承谄媚的举动，“岂不哀哉！”

【乱臣贼子】

王莽即位后，倒行逆施，四海沸腾。流民暴起，天下大乱。新莽地皇四年九月，绿林更始军攻入长安，危急时刻，王莽还不忘穿上他那身红黑色的全套戎装，手里拿着据说是虞帝时代传下来的匕首，怀抱他的护身符“威斗”。绿林军士兵进入内室，逮住新莽大臣苗、唐尊、王盛等人，将他们全部杀死，众人也捉住王莽，商人杜吴抢先杀王莽，校尉东海人公宾就砍下了王莽的脑袋，六十八岁的王莽魂断渐台。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王莽被杀后，享尽荣华富贵天下五十年之久的家族的最终难逃天诛！所有在长安的王氏子弟全部被屠戮殆尽，只有平阿侯王谭之子王磐在几个月前就发现局势不妙，提前带着家小溜掉了，这才为王家保留一支血脉。

王莽被杀，举族覆灭，王莽总计在位十五年。王莽之死，司马光引用班固的评论，回顾了王莽篡权夺位的经过，“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及居位辅政，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岂所谓‘色取仁而行违’者邪！ ”从外戚起家，居位辅政，但是王莽既没有仁义的品德，又是一个佞邪之材，他之后利用四个伯父、叔父经历了元帝、成帝两代掌握的权力，又恰逢汉朝中途衰落“国统三绝”，加上太后为他做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班固认为，从王莽上台的过程来看，是抓住了机遇，或者说，“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等到窃取了皇帝的宝座，王莽败亡的趋势甚比夏桀、商纣，但是王莽却认为自己是黄帝、虞舜在世，由此开始了自我权力膨胀攫取的历史，“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毒流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以逞其欲焉。”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害遍生民。”

所以，班固认为，书籍记载以来的所有乱臣贼子，考察他们引起的苦难和失败的凄惨，“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王莽成为了第一人，而这也是他最终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从王莽之死，班固又以秦朝毁灭《诗》《书》等典籍而确立自己的一家主张，和王莽引用“六艺”来粉饰谬论一样，最终走向了覆灭，而这样的覆灭当然也是为后代的治理提供了前车之鉴，“皆圣王之驱除云尔。”

【身致太平】

王莽失败之后，全国陷入混乱，从关中到山东，从江淮到河北，各地纷纷爆发起义，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各种名号的农民武装，大都打着刘氏宗族的旗号，他们各显神通，逐鹿中原。然而，谁也不曾料到，此时并不起眼的刘秀正以它独特的方式，走向历史舞台。新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作为汉皇族后裔的刘秀等人从宛城起兵，后经“昆阳之战”，击败王莽军队，更始三年（公元25年），刘秀在众将拥戴下，于河北鄗城千秋亭即皇帝位，建元建武，仍使用“汉”的国号，史称后汉，即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休养生息、省减吏员、减免赋税、释放奴婢、检核户口、提倡节俭，经过一系列政治措施，革除了西汉以来的积弊，政权逐渐巩固，社会安定，国力强盛，史称“光武中兴”。

《汉纪三十六》记载了中元二年戊戌光武帝崩于南宫前殿，年六十二，在他驾崩之前，每旦视朝，日昃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曾经见他勤劳不怠，于是问他：“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当时光武帝的回答说：“我自乐此，不为疲也！”光武帝不仅延续了汉朝的统治，而且结束了全国的混乱开始了“光武中兴”，由此对光武帝的评价是：“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光武帝将国力恢复到西汉时的强盛，的确在有生之年达到了天下太平。

【佛教东传】

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依史料记载，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如“秦始皇四年西域僧人室利房十八人齎持佛经来长安”、“汉武帝元狩二年霍去病讨匈奴时得金人，安置于甘泉宫”、“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等，当然还有公元64年汉明帝夜梦金人的传说。在《资治通鉴》中，佛教的记载出现在《汉纪三十七》中，这是永平七年，即公元64年，“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这里记载的是汉明帝“闻”而不是“梦见”，之后便是遣使求道，得书传道。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佛教文本和思想的解读是：“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修炼精神，以至为佛。”在他看来，佛家善于使用“宏阔胜大之言”，劝化诱导愚昧的凡夫俗子，于是佛教开始在中原传播，其中“图其形像”是最普遍的方式，在王公贵人中，最先崇信的就是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就是刘英的崇信方式，而之后的汉桓帝也是“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司马光并没有详述佛教在中原的传播情况，甚至也只是说到了在公贵人中的传播，但是可以看出，当时的佛教传播的“虚无”和报应，都被看做和当时流行的黄老神仙方术同类，而之后随着天灾时起和军阀混战，以及两汉儒学困于“经学考据”、“谶纬合流”而抑郁难抒，于是平民和士子开始信佛，到了汉末三国时代，佛教逐渐由上层遍及民间，由少数人逐渐扩展到多数人。

【文以礼乐】

《资治通鉴》对于汉明帝、汉章帝都有正面的评价，永平十八年，即公元75年，汉明帝在东宫前殿驾崩，年四十八，汉明帝在遗诏中说：“无起寝庙，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对兴建寝殿祭庙的否定是汉明帝的一次善举，而回顾汉明帝的一生，司马光评价说：“是以吏得其人，民乐其业，远近畏服，户口滋殖焉。”这也可以看做是“光武中兴”的继续。而对汉章帝的评价，其中有对他庇护窦宪庇护的批评，窦宪指鹿为马，汉章帝当然知道，但是他还是没能降罪于窦宪，使得奸臣没有收到惩罚，在这里，司马光认为，“人臣之罪，莫大于欺罔，是以明君疾之。”而汉章帝所犯下的错误在于：如果他不知道窦宪是邪恶之辈，那倒是情有可原，但是他明知道却又将他赦免，“则不若不知之为愈也”，为什么这样讲？“彼或为奸而上不之知，犹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讨，彼知其不足畏也，则放纵而无所顾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正是因为知道恶人而不铲除，使得窦宪越来越大胆，甚至毫无顾忌，这便是君主所犯下的错。

尽管如此，章和二年壬辰，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一，汉章帝的遗诏和汉明帝一样：“无起寝庙，一如先帝法制。”也要求不在墓地修建祠庙寝殿，所以引用《后汉书》范晔的评论，称汉章帝位“长者”，“章帝奏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奉承明德太后，尽心孝道；平徭筒赋，而民赖其庆；又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谓之长者，不亦宜乎！”和明帝明辨洞察不同，章帝通达人情，事事宽厚，以忠恕之道为礼，以礼乐教化为文，所以是“长者”。

【轻仁义，贱守节】

《资治通鉴》记述了班固，“初，班固奴尝醉骂洛阳令种兢，兢因逮考窦氏宾客，收捕固，死狱中。固尝著《汉书》，尚未就，诏固女弟曹寿妻昭踵而成之。”在这里对班固的记述主要在其编著《汉书》，作为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一般引用同为史学家的观点，但很少记述他们的事件，比如司马迁，比如范晔，但是对班固的记载有些特殊，除了记载了班固之死之外，他也引用了华峤对班固史学的评价，“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但是，班固曾经也讥讽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里就出现了两位历史学家史学观的不同，“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甚矣！”班固很少记述杀身成仁者的美德，所以华峤认为班固本人也是“轻仁义，贱守节”，而另一方面来说，司马迁则完全相反——而司马光引用华峤的观点，也是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作为史学家就应该注重仁义和守节，而这也是“圣人之道”。

【三公之职】

东汉的第五位皇帝，是汉殇帝刘隆，刘隆是汉和帝刘肇少子，养于民间，登基时离出生刚满百天，是中国历史上继位年龄最小的皇帝，而且不满周岁便夭折，也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短的皇帝，史家称之为“八月皇帝”或“百日皇帝”。汉殇帝继位后，因为年幼，由皇太后邓绥临朝听政。汉殇帝之后是汉安帝，汉安帝即位之初，天灾不断、四夷入侵、盗贼肆虐，邓太后躬行节俭，安民救灾，平定四夷、剿灭海盗，复平天下。但是在汉安帝继位的永初元年，即公元107年发生了一件大事，“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灾异、寇贼策免。三公以灾异免，自防始。辛未，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

因为天灾或天象异常，太尉、司徒和司空三公被罢免，由此引发了关于“三公之职”的议论，司马光引用的是仲长统《昌言》中的观点：光武皇帝因为西汉数世失去权柄从而导致帝位被窃取而愤慨，所以他将权力集中，虽然设置了三公之职，但只是充数而已，仲长统认为这是“桥枉过正”；但是之后国家治理不善却依然对三公加以谴责，当国家实权转移到皇后家族，当外戚和宦官把持朝政，“阴阳失和，三光亏缺”，在这种情况下，反而颁策责备三公，甚至将三公处死、免官，“足为叫呼苍天，号咷泣血者矣！”考察西汉中叶时选任三公，“务于清悫谨慎，循常习故者”，这些人所具有的无非是妇女的德行，根本不足以位居三公高位，在这样的情况下，“欲望三公勋立于国家，绩加于生民，不亦远乎！”

仲长统认为，过去对三公的态度是信任多而责罚少，现在则是信任少而责罚重，光武帝夺去了三公的大权，现在则更为彻底，所以仲长统提出，“今人主诚专委三公，分任责成”，权责应该相匹配，如果三公身居高位而危害人民，如果不能举荐任用贤才，“百姓不安，争讼不息，天地多变，人物多妖”，到了这个时候责权清晰，“然后可以分此罪矣！”但是这也只是一种设想，在《汉纪四十四》中，司马光终于对汉顺帝将权力交给皇后家族提出了批评，“成帝不能选任贤俊，委政舅家，可谓颋矣；犹知王立之不材，弃而不用。顺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顽嚣凶暴，著于平昔，而使之继父之位，终于悖逆，荡覆汉室；校于成帝，暗又甚焉！”

且看梁冀如何毒杀质帝、霸立刘志、谋害李固、经营幕府、专擅威柄，最后将汉室推向深渊，成为“荡覆汉室”的罪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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