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2-07《柏拉图的理想国》：升华到主体的高度
我，苏格拉底，我不会为了促成家庭的必要解体付出这种代价。坚决不会。趁巴迪欧给了我这个机会，我在此郑重反对你们的哥哥柏拉图对我思想的阐释。
——《第八章 女人与家庭》
反对柏拉图，是因为柏拉图取消了私有制和家庭，而且让国家获得过分大的权力——国家不但决定了婚姻，让最漂亮的人结成夫妻，而且兄妹之间的乱伦也被合法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能够生出“漂亮的孩子”，而孩子属于整个共同体，孩子的数量成为国家的计划。所以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是柏拉图式的反家庭主义思路，所有私人关系国家化造成的是一种“恐怖”的结果，“我们不能以家庭生活是革命的真实负担为由，要求取消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一切界限。我们不能走上这样一条路。”
反对柏拉图，反对柏拉图的思想，是谁在反对？是苏格拉底在反对，但是苏格拉底又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那么，是苏格拉底在反对苏格拉底了？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反对柏拉图在《理想国》里的苏格拉底？文本和文本，阐述者和阐述者，似乎勾连出一个自身反对自身的有趣结构，但是《理想国》中柏拉图借以阐述思想的苏格拉底并不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与其说这是苏格拉底在反对被柏拉图阐述的苏格拉底，不如说是给苏格拉底一个证明，与其说这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如说是阿兰·巴迪欧的《理想国》，因为正是巴迪欧给了苏格拉底“这个机会”，正是巴迪欧“理想国”里的苏格拉底抓住了这个机会，所以才有了现在苏格拉底对过去苏格拉底的反对，才有了提出共产主义这一理想国的苏格拉底对取消私有制和家庭的柏拉图的反对。
这不是巴迪欧玩的一个文本游戏，这是一种改写，巴迪欧首先把改写说成是对文本的“加工”，《我是如何写作这本不确定的书的》的前言中巴迪欧说《理想国》一直是自己哲学生涯的灵感源泉，在完全理解了希腊文之后，他开始进行理解，并获得了一些思考，为什么巴迪欧用了足足六年时间“加工”柏拉图的经典名著《理想国》？“今日我们尤其需要柏拉图。”之所以需要，因为柏拉图将我们引向一个信念，那就是：“我们在世上的自我治理意味着某个通向绝对状态的入口已经向我们敞开了。”自我治理不是因为有笛卡尔所说的“真实不虚的上帝”在俯瞰着众生，也不是像黑格尔和海德格尔认为的那样，“我们自身是这一绝对性变成主体过程中的阶段性面孔”，而是我们身上的感性就来自“永恒真理”的构建过程，这一对永恒真理的构建超出了个体的实体性和集体的修辞学。
自我治理构建着通向永恒真理这个入口，巴迪欧认为我们需要柏拉图就是需要自身的主体性，这是对“民主唯物主义”的一种超越，在“民主唯物主义”中只存在个体和共同体，两者之间通过契约的方式进行协商，在巴迪欧看来，民主唯物主义充其量体现的只是平均主义，而且它是以“一种让人无法容忍的非正义形式实现的”，所以巴迪欧对民主唯物主义的超越就是从平均主义背后的非正义开始论述，而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从正义和非正义这一话题开始讨论的。这是巴迪欧切入的起点，而切入的终点就是达到永恒真理的构建，“必须能够想象，身体和语言在历史中参与了这一永恒性充满斗争的构建过程。”这就是柏拉图为今日所需的内在意义，就是《理想国》对当代社会的重要意义。从起点到终点，巴迪欧打开了通往理想国的这个通道，但是在将目光投降柏拉图的《理想国》时，巴迪欧在“加工”中更体现了“翻译”的作用。
他引入了一个女性形象，在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阿第曼图斯变成了柏拉图的妹妹阿曼达；他考虑到引用弗洛伊德比影射希波克拉底更能支撑某个论题，所以就选择了弗洛伊德，“并假设苏格拉底认识他——这是最简单的方法。”除了弗洛伊德，巴迪欧也引入了尼采、萨德、拉康、毛泽东，苏格拉底也都和这些人物认识；巴迪欧还创造性地引入了科学方面的现代化和形象的现代化，比如谈到的无理数适用的事代数拓扑学，谈到洞穴隐喻则变成了“电影院”，那些洞中的囚徒就变成了被大众媒体囚禁的观众；巴迪欧还让历史出现了跨越，苏格拉底就谈到了自己身后才出现的“哲人王”马克·奥勒留，他认为马克·奥勒留写下的那句话“不要对苏格拉底的城邦抱任何希望！”就是对理想国的误读，还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公社或苏联社会主义代替希腊世界的战争、革命和僭主政治；除此之外，尽管保留了苏格拉底的对话方式和“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但是巴迪欧认为，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的反诗学论调太过生硬，青年人面对他的提问的回答也太过单调，所以他要让里面和苏格拉底进行对话的青年“脾气执拗一点”，这样才可能在哲学中引起“内部分裂”。
巴迪欧的“翻译”更在于概念的替换：他把“善的理念”改成了“真的理念”或直接改成了“真理”，把“灵魂”改成了“主体”，因此，“灵魂向善的升华”就变成了“主体融入真理”；而“灵魂的三分法”就变成了“主体的三个层次”——把灵魂三分法的欲望、激情和理性变成了欲望、情动和思想这三个层次；巴迪欧直接把“神”翻译成了“伟大的他者”，甚至直接翻译成“大他者”；而“理想国”更是多元化为地理意义上的国家、政治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城邦、政治，柏拉图提出的“理想的城邦”就变成了巴迪欧的真正的政治、共产主义和“第五政治”——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系列的改写、翻译就已经把柏拉图的《理想国》变成了巴迪欧的《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的苏格拉底在反对柏拉图《理想国》里的苏格拉底中变成了巴迪欧。这是一种效果的实现是不是偏离了原文本？巴迪欧认为，只要文本能起到现实作用，即使偏离也具有一种合法性，“归根到底，这就是文本永恒性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在改写和翻译之后出现的苏格拉底就是“巴迪欧”，也就是说，巴迪欧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一次“自我治理”，更是体现了自我对主体性的构建，从而迈向了对永恒真理的探求。
那么进入改写而构建的文本，正义问题是如何被提出来的？和《理想国》一样，故事从“港口别墅中的对话”开始，大家都从盛况空前的女神庆典结束后来到了港口，除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妹妹阿曼达、柏拉图的哥哥格劳孔之外，还有吕西阿斯、欧若得摩和欧若得摩的姐妹们，出生于卡克冬的色拉叙马霍斯，出生于派尼亚的哈曼提得斯，还有阿里斯托纽摩斯的儿子克勒托丰，他们去的地方是克法洛斯老爹家。苏格拉底讲了一个有钱人的故事，然后问起了克法洛斯：“请告诉我，亲爱的克法洛斯，您是继承了遗产还是白手起家的？”进而提出了关于财富的看法，克法洛斯在回答中说到了如果一个拥有财富的人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他会焦虑和恐惧那些地狱的故事，“现在作为主体，他开始琢磨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巴迪欧在克法洛斯的回答里第一次使用了“主体”；然后克法洛斯认为，“财富只有对懂得利用财富行公正之事的人来说才有益。”这里就第一次出现了“公正”，而这个“意味着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不说谎，也不装腔作势；不欠任何人任何债，既不欠人钱财，也不欠神贡品”的“公正”就是“正义”，所以苏格拉底就到了正义的两个特征：说话时实话实说和生活中欠债还钱，但这就是正义吗？拥有这两个特征的行为可以是正义的，也可以是非正义的，而此时的玻勒马霍斯引用西蒙尼德斯的话，“正义就是把欠别人的东西归还给他”，而苏格拉底反问，如果是“医学”的知识技能，那么他会把适合的东西给谁？他欠了别人什么东西？在这里苏格拉底第一次以“伟大的他者”的名义问诗人西蒙尼德斯，也提出了正义-非正义和朋友-敌人的关系，当一个医生在健康和疾病问题上行善，恰恰不是欠钱还债，而是都对朋友和敌人一视同仁，所以苏格拉底反话正说：“正义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事实上是帮助本身是好人的朋友，伤害本身是坏人的敌人。”在他看来，正义只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不应该是哲学家提出的，“倒更像是薛西斯一世、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拿破仑或希特勒说的，或更像那些一时之间被扩张的权力陶醉的人说的。”
| 编号：B83·2241004·2189 |
从主体、公正、正义、伟大的他者第一次运用，巴迪欧就已经开始了《理想国》的翻译，而且直接指向了正义观所体现的权力观，“如果正义不是诗人和暴君宣称的东西，那它到底是什么呢？”从这个问题开始真正进入到了对正义的定义，而此时苏格拉底的对手则是色拉叙马霍斯，他提出的观点是：“正义是而且只能是强者的利益。”之后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即认为权力在握的政府把符合他们利益的事物宣布为合法和正义的，“正义就是执政的政府的利益。既然这个政府垄断了权力，那么随便哪个理智正常的人都能从中得出一个结论，即无论何时何地，正义都无一例外是强者的利益。”而且色拉叙马霍斯将这种正义看成是“纯粹的真理”，巴迪欧以苏格拉底的迂回术指出了这一定义本身的问题，还是医生医治病人、水手航行的例子，“没有哪一种技术能力会为强者的利益提供服务，或者作出这样的规定”，恰恰相反，他们是为被管辖、被统治、受折磨和生活艰难的人的利益为归附，“他下令维护的是那些受其指挥或管辖的人的利益，并在他们身上施展他的能力。”巴迪欧还引用了毛泽东在那个时代发出的号令：“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这意味着，真正的权力系统达到的是会让每个人自愿参与到国家事务中，“我们看到他们这么做，既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也不是为了个人兴趣，而是认为非如此不可，因为面对国家要经历的种种考验，他们无法找到更好的或至少同样好的候选人，来承担他们即将承担的职务。”
巴迪欧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正义，正义者比起非正义者所具有的是更多的智慧、主体品质和实践能力，所以正义就是主体具有的品质，而且是最根本的品质，最特殊的道德，“某个投入正义主体生成过程的个体将拥有与‘主体’这一称谓相符的人生，而非正义者只配拥有可悲的人生。”进而，以苏格拉底的口说出：“正义者是幸福的，而非正义者是不幸的。”将正义看成是美德，看成是幸福，看成是主体的品质，巴迪欧显然已经完成了对正义阐述的目的，但是真正的问题是：正义如何能够实现？或者说“理想国”如何成为可能？格劳孔以色拉叙马霍斯的角色分析如何获得幸福的过程：首先要有正义的来源，然后要有以正义理念规范自身行动的人，但是也会出现非正义者的生活优于正义者的生活，所以他建议每个人都要签订一个契约，“根据这个契约，任何人都不会再行非正义之事，也不用再受其害。这是法律和条约确立的源头。”只有通过法律的训诫才能称为“正义的”。
格劳孔其实就已经将正义问题引向了政治共同体的构建中，这就是国家的来源，而苏格拉底认为，共同体之所以出现是将每个人联系起来，“男女老少都在一起大快朵颐。他们头戴花冠，喝着清洌的酒，用歌声颂扬着大他者的荣耀。”这是一种幸福，而真正实现这种幸福的就是“共产主义”，而要实现它就必须“抓住正义和非正义相对抗的时刻”，在这里苏格拉底就提出了国家需要的“士兵”，他们是国家的保卫者，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警惕性、速度、力量和勇气，这一切就是让他成为主体；对于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将诗人赶出，巴迪欧认为，诗人之所以不能在理想国里，是因为他们讲“真正的谎言”，这种谎言就是摹仿的结果，是无知的表现，更是主体的疾病，“主体身上那属于神圣的精神实质的部分同谎言格格不入……”——巴迪欧举例苏联模式，就是机械和奴性的摹仿，由此他提出了国君民应有的品质，那就是：“他们应该成为为国家自由而劳作的工人。”不管是保卫国家的士兵，还是国家的居民，都需要拥有节制、勇气、心灵的崇高、精神的自由以及各种美德的理念，“这些美德恰如名副其实的生命的字母元素。”
在这里巴迪欧其实提出了“主体融入真理”的问题，因为融入本身就是将美德赋予它，在他看来，体育和艺术体现了“勇气和哲学”的品质，它们在主体身上会形成张力；他也提出了主体的选择问题，主体所选择的就是“最能保证政治进程连续性的事”，也就是说，主体必须拥有大他者相同的能力，这就是巴迪欧提出的“普遍义务”，“正义即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完善他在自己身上看到的特殊才能，同时以同样的强度将自己打造成马克思所说的‘全能的劳动者’。”但是这只是“客观正义”，还需要一种“主体正义”，主体正义就意味着个体层面的主体也具有正义，巴迪欧把主体划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欲望，代表了生命力，一个是思想，是智力引导，第三个则是情动，是一种行动中介，它所对应的是集体层面所构成的国家主体的三个层次：生产、防御和领导，“我们可以说，确定个体正义的方式与确定政策、地理国家乃至政治国家正义的方式相同。”
在批判了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取消私有制和国家之后，巴迪欧认为，“家庭、私密与公共的辩证关系问题是共产主义的十字架，因为同样作为真理的爱要求有个退隐之处，要求获得一丁点的隐私权。”之后巴迪欧提出了国家的每个人都要成为哲学家，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家就是那些只对一种景观有激情的人，这景观是能令真理来到世界的景观。”也就是说，哲学家是最能体现“主体融入真理”的人，也最能达到主体构筑永恒真理的正义目的，而要达到哲学的目的，巴迪欧认为，只有当神圣的政治活跃起来，当“民主”不再简化，当行动受原则支配时——也就是政治制度得以真正建立，才能让哲学思想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对此巴迪欧更深一步，他认为我们所要构建的是“第五政治”的共产主义，这是有序的、最终的形式，只有主体转向存在与真理相互映照的状态并进行思考时，哲学家才能进入思想的光芒中，他举例“洞穴”的隐喻并将其转换成电影院，“如果他在眼睛重新适应黑暗之前，与那些从来没有离开过座位的邻人展开竞争，预测屏幕上即将发生的故事，那么他肯定会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大家一定会窃窃私语，说他出了远门、上了高山，回来反倒成了近视的傻子。”真理是以理念的理念性体现出来的，走出洞穴的人就是根据这种理念将本质的东西“在自己的准确性和美的光辉中显现”，而这个人就是哲学家，“‘哲学家’可以而且应该是所有人。如此一来，不妨跟你直说，迫使我们的哲学家去顾忌尚未成为哲学家的人的感受，去和后者结成一体，去帮助后者重新确立存在方向……”
确定了哲学家是发现真理理念的主体，巴迪欧在学科建设上提出了“辩证法”，“只有哲学能够真正将主体渐渐拖离其深陷的野蛮的个人主义泥沼，将其引向最崇高的目的地。当然，为了实现这一困难的转变，辩证学家运用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科学，作为伴随和支撑。”从文学、音乐、基础算数、语言和体育的基础教育，到地下电影院的实践，然后才能让任何人不滞留于图像山洞；之后通过理念指导人生，通过分析性思维的学习，最后就是将所有这一切进行辩证性的综合，“然后将全部成为哲学家。”这就是巴迪欧所说成为主体的过程，它在不断融入真理的进程中实现，“那时他们的目光将掠过一切存在物，投向某种相当于存在物之潜在光明、能揭示出存在之隐藏本质的东西。”这是对理想国中每个个体成为主体的过程阐述，而在“理想国”本身的构建中，巴迪欧批判了“前共产主义”的四种政治形态：勋阀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和僭主政治。
勋阀政治中主体醉心于荣誉和胜利，它是直接从第五政治中产生的集体行使，是第五政治产生的第一个腐败形式；勋阀政治之前是共产主义，之后则是寡头政治，“寡头政治国家有许多带刺的大胡蜂，当权者只有加强搜捕、增建阴森的监狱才能应付。”当国家向所有人发出不受限制的命令时，寡头政治就过渡到了民主政治中；而国家领导人通过民主政治掌权，民主政治就会过渡到僭主政治，““为了私利展开疯狂竞争，不关心其他任何事物，不理会任何原则，甚至不在乎任何真理”，僭主政治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将无原则、无理念的高度自由转变成一种野蛮的奴役。对比这四种政治形态，僭主是最丑恶、最不正义、最不幸的人，“他奴役人民，自己也因建立和维持这种奴役时采取的卑鄙手段而沦为了奴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只有僭主对面的那些人才是最美好、最正义、最幸福的人，他们就是生活在第五政治中的人，他们也完成了正义与幸福同一性的构筑，当然，他们就是融入了真理的主体。
“正义本身就是主体的特性。”经过了漫长的论辩，苏格拉底最后阐述了正义的本质，主体捕捉到了真理和哲学，然后思考如何根据主体和他者的关系探讨主体，这位就是巴迪欧所说的“将自己升华到主体的高度”，因为，“这个他者是不朽的，每个人都注定会永恒地拥有它。”在黑夜降临的时候，巴迪欧通过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了主体永恒性具有的意义：
我们能畅通无阻地穿过遗忘之河，使自己升华到主体的高度。那时我们就能说服自己，虽然我们有能力行极度的恶即自私，但我们也有能力行最崇高的善即真理，所以通往高处的路会向我们敞开，根据正义的法则和真正的思想，这条路会让我们拥有某种永恒。到那时，无论身处现时的世界还是形式未知的世界，我们都能成为自己和大他者的朋友。我们会在自己身上获得奖赏，就像奥运冠军从朋友、家人和国家那里获得奖赏一般。而且，在致力于产生永恒真理的过程中，我们会懂得什么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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