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3-29《意义的逻辑》：最深邃的是皮肤
当有人向他提出疑同时，他就缄默不语或打你一棍子，或者当你向他提出一个抽象的、棘手的疑问时，他回答你的方式是指明一份食物，甚至是向你提供一盒他随后对着你打碎的食物——总是以棍子敲打的方式。
——《哲学家的三种形象》
面对疑问甚至是关于哲学抽象的问题，他没有进行回答，而是指明一种东西，通过这种指明进行回答，甚至在你的面前将这种东西打碎——就像是用棍子敲打那份食物。指明和敲打变成了一种回答，这样对问题的回应是不是像极了中国禅宗的做法：指明一件东西，并且将其敲打，甚至狠狠打在提问者的头上？这就是“顿悟”，一种行动本身的回答，一种解构问题本身的回答——在“不立文字”的禅宗里，行动就是言说，行动就是回答，行动就是道。
“此处便有一种悖论用法，只有一方面在禅宗中另一方面又在英语或美语的无意义中，它才具有同义的词句。”吉尔·德勒兹就是提到了禅宗，禅宗不立文字而言说，禅宗在无意义中建立意义，在德勒兹那里就是悖论，他认为，悖论在这里就是这样一种用法：最有深读的就是“直接”，而这种直接就在语言中。只不过德勒兹对于悖论的阐述放在两种文本种，一种是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的小说，另一种则是前苏格拉底的斯多亚学派的伦理学中——在对于这个关于敲打回答的案例中，德勒兹把它看做是“哲学家的三种形象”中“不再有深度也不再有高度”的直接一派：第一种哲学家形象就是柏拉图，他来自洞穴，但是洞穴是他出发的起点，因为他是“一个攀登上升的人”，通过上升而得到提升和净化，所以柏拉图意味着一种上升、皈依的哲学家，他通过一种被规定为转向器所来源的高处的原则而“规定自身、填充自身和认知自身”；第二种则是和柏拉图“灵魂的翅膀”相对的恩培多克勒的凉鞋，它属于大地，“他在大地之下，并且他是原地生成的。”这就是尼采所说的深渊。柏拉图用灵魂的翅膀达到上升的高度，恩培多克勒的凉鞋从大地之下抵达深渊，这是哲学家的三种形象，而第三种哲学家就是从柏拉图上升的起点和恩培多克勒向下的深渊共同产生的，甚至是共同背离下出现的，那就是一种表面的存在：如果没有飞升至高处的阿波罗，没有趋向深处的狄俄倪索斯，停留在表面之上，哲学家又将如何规定自身的运动？
这就是表面的赫拉克勒斯，在德勒兹看来，这是斯多亚学派的伟大发现：既反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又反对柏拉图，既反对高度又反对深度，它是独立于高度和深度的“表面的自主性”，“对那些非物体性事件、意义或效应的发现，它们不可化约为有深度的物体与有高度的理念。”发生的一切和被言说的一切都在表面上，它是表面，是帷幕，是地毯，是斗篷，在之中确立自身，这种发生具有的就是表面的双重意义：反面和正面的连续性取代了高度与深度，“帷幕背后没有任何东西。”这就是第三种哲学，德勒兹用“反常”来命名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启动着哲学的新运作，也像那一盒食物，也像敲打的动作一样，用颠覆、反常的方式形成了哲学的挑衅系统，而这一种哲学的挑衅系统，哲学的新运作，德勒兹在刘易斯·卡罗尔的小说中得到了印证，“从那里升起了所有美好的事物。”
不再是对高度的追求，不再是对深度的探寻，在表面上言说自身，帷幕背后没有任何东西就是表面自主性的体现。表面就是意味着对上升和下降两个方向的取消，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这个自我言说的表面又是既有高度又有深度的体现，这就是刘易斯著名的童话《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爱丽丝变大”的寓言。爱丽丝变大意味着什么？“我的意思是她比她以前变得更大了。但她同样也比她现在变得更小了。”变大为什么就是变小？它无疑在寓言意义上回避了现在，而回避现在在德勒兹看来就是一种“生成的同时性”：生成的同时性就不再区分前与后，不再分离过去和未来，不再隔开变大和变小——当然也不再追求上升还是坠落。“生成的本质便是同时在两个方向上进行和拉伸：爱丽丝如果没有变小就不会变大，反之亦然。”这就是“纯粹生成”，它避开了理念的作用，它就是无限制性，在爱丽丝那里就形成了一种颠倒的历险：变大与变小的颠倒，变大就是变小，爱丽丝问道：“哪个方向？哪个方向？”只有在两个方向上的同时性中，才能保持大小不变。
| 编号：B83·2241004·2188 |
变大就是变小，变大变小保持不变，这就是悖论，“悖论同时是对两种意义的肯定。”同样在爱丽丝那里还有前夜与翌日的颠倒，“明天有果酱，昨天有果酱——但今天绝对没有果酱。”多与少的颠倒，“五个夜晚要比一个单独的夜晚热五倍多，但这个夜晚出于同样的理由也冷五倍多。”能动与被动的颠倒，“猫吃蝙蝠吗？”这就等于在问“蝙蝠吃猫吗？”还有原因与效应的颠倒，“犯错误之前先受惩罚，被刺之前先叫喊，分享之前先服务。”或者颠倒只是对规定性解构、对现在回避、对限制接触的形式表达，德勒兹把悖论看做是另一种深刻的存在：它是爱丽丝“人称同一性的争议”，这意味着事物专名的丧失，这就是爱丽丝的历险；它构建了哲学的二元性，一种隐蔽的、介于接受理念能动作用的东西与避开这种能动作用的东西之间的二元性，这就是摹本与拟像的区分，“只要它避开理念作用、只要它同时既质疑摹本又质疑拟像，它就是拟像的质料。”悖论更意味着要摧毁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作为唯一意义的“良知”，是不变同一性来确定的常识。
从颠倒、回避到摧毁，悖论似乎是在寻找另一种意义，或者是高度或者是深度，但是德勒兹在爱丽丝的寓言里看到的是一种比变大、变小更隐秘的“表面效应”，这就是斯多亚学派所说的表面上的游戏事件，它是非物体性的、像牧场中的雾气一样的存在，和物体的厚度形成了对立。谈到深处，总是一种物体渗入另一种物体的过程，就是所有部分与另一物体的共存，所以在深处中的物体总是混合物，混合物规定着事物在量和质上的状态，但是当事物变大、变小、切割、颠倒之后，深度不再，混合不再，质和量的状态不再，而是成为“表面上非物体性的、由这些混合物产生的事件”。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认为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导致了真正的变革：不受限制的东西重新上升，避开理念的东西提升到了表面，它的再现意味着可能的理想性，而这种理想性剥夺了因果性和精神性的效益，它就是一种拟像，拟像发挥的效应就是表面的效应：“生成——不受限制变成理念的、非物体性的事件本身，伴随着它特有的全部颠倒：未来与过去、能动与被动、原因与效应的颠倒。”
所以德勒兹把斯多亚学派看成是悖论的真正发明者，他们勾勒出了存在与概念之间一条从未见过的边界，“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转移了整个反思。”而这从事物到事件的表面效应是真正的辩证法：关于非物体性事件和时间之间关联的学问，这种关联通过语言完成：语言既界定界限又超出被确定的界限，克律西波斯就教导说：“如果你说某物，那么它就通过了你的嘴；不过你说货车，因此货车通过了你的嘴。”而颠倒的悖论、表面的效应、语言辩证法在刘易斯的小说中得到了运用，在《西尔维与布鲁诺》中实在向梦境转变，物体向非物体过渡，而一切的变化沿着表面和边界发生，在《党派斗争的动力学》一文中，刘易斯说：“平的表面是话语的特征……”这句关于边界、表面的引语和保罗·瓦雷里那句名言都一样回到了表面效应：“最深邃的是皮肤。”在德勒兹看来，这就是斯多亚学派的伟大发现，“历史告诉我们，合适的道路没有基础，而地理学告诉我们，土地只在薄薄一层上是贫瘠的。”
表面具有的话语特征，具有的深邃性，是如何产生意义的？在这里德勒兹从分析学说入手，提出了命题所建立的关系，他认为从命题中可以辨认出三种有区别的关系：第一种称为指称或指示，这是命题与外部事物状态的关系，它是通过词本身与特殊的应该“再现”事物状态的影像之间建立关联；第二种则是表示，这涉及命题与言说和自我表达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它所呈现的是命题与相对应的欲望和信念的陈述，从指称到表示，出现的是“我思”再现的逻辑价值移位：不再是真与假的逻辑判断，而是真实与欺骗之间的区别；第三种关系则是意指，这涉及到词与普通概念或一般概念的关系，涉及到句法关联词与概念意蕴之间的关系，意指意味着真值条件不再与假相对立而是与荒诞对立，它是无意指的东西，是既非真亦非假的东西。从指称到表示再到意指，关于命题的这三个关系其实体现的是一种循环论证，从词对事物的再现到欲望的陈述再到概念，语言的秩序被展开，但是当意指出现崩溃，那么这种秩序就会被解构，人称的同一性就会丧失，就像爱丽丝一样，她发现的是上帝、世界和自我变成了梦境中模糊不清的人物。
由此德勒兹认为，真值条件不是概念的可能性形式，而是理念的质料或“层”，也就是说，真值条件不再被界定为意指，而是意义，这就是“意义的逻辑”在表面效应中的真正展开：它是命题的第四个维度，在斯多亚学派那里被发现的意义就是“命题的被表达者”，“即这种处在事物表面上的非物体、不可化约的复杂实体、命题中坚持存在或持续存在的纯粹事件。”既非词也非物体，既非可感的再现也非理性的再现，意义是被表达者意味着：意义一方面趋向于事物，另一方面趋向于命题；意义既不混淆于表达它的命题，也不混淆于命题所指称的事物状态或质，意义是命题与事物的边界，意义既是超存在又是持存，一句话，意义就是“事件”，就是事物的属性，所以刘易斯作品就完成了一个事件-意义、属性-可表达者所构建的扁平世界，并通过语言发生，“这不是他向我们讲述的故事，这是他向我们说的话语，即碎片化的话语……”
意义就是在这种既非高度也非深度的表面展开，就在既是变大又是变小的悖论中发生，既在命题又在事件中表达，在德勒兹看来，意义的悖论具有非常丰富的表现形式：它在“系列化”中形成二元性悖论，法则便是同时发生且从不平等，一个系列再现的是能指，另一个系列再现所指，能指呈现过剩，所指呈现不足，两个系列在过剩与不足的平衡中被联系起来，又确保之间的沟通；正是悖论系列的存在构建了结构，鲁滨逊悖论就是这样的结构，它在相互连接、彼此反思中沟通、共存和分叉，形成一种奇异性，联结这种奇异性的就是奇点的分配法则，“将它在过剩中出现的那个系列规定为能指的，将它相关地在不足之中出现的那个系列规定为所指的，而且尤其确保意义在两个系列（能指系列与所指系列）中的给予。”奇异性通过奇点形成集合，它是尖点，是拐点，是瓶颈，是结点，是焦点，是中心是熔点，是冷凝点，是沸点，是哭泣与欢乐的点，是疾病与健康的点，是希望与焦虑的点，是所谓的敏感点，奇点就是与寻常物对立的存在，就是形成问题的集合，于是悖论又表现为一种问题式的事件样式，“人们唯有将事件作为奇异性才能进行谈论，而奇异性展开在问题域中，且答案在奇异性的邻域被组织起来。”悖论的意义也体现在“理想游戏”中，刘易斯就发明和改变了知名的网球运动、槌球游戏，《爱丽丝奇境历险记》中就有会议室式竞争，这些游戏没有预先存在的游戏，每次游戏都是在发明规则，所以游移不定的游戏也意味着自相矛盾，它只能被思考，而且只有作为无意义被思考，“它是思维本身的实在性。它是纯粹思维的无意识。”那么意义的无意义又是怎样的意义？“因为蛇鳖就是怪兽，明白了吧。”刘易斯这样写道，闻所未闻的名称，不可见的怪物，令人敬畏的行动中失去身份，这是一种无意义，但是无意义却说出了它的本义，它是词语的另一个游戏，无意义就是有意义，意义也在于无意义，“无意义既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但又是本身在导致意义给予时与意义的缺席相对立的东西。而且这便是无意义该有的意思。”
意义的悖论就是无限细分，就是游牧式分配，在这一点上德勒兹就是从刘易斯小说中找到了“千高原”理论的一个切入点，但是不管悖论呈现着怎样不同的表现形式，它的本质特点就是“同时在两个方向上展开”，而且是的认同成为不可能，这就是表面效应，它在因果颠倒、二元性解构、专名的丧失、良知和常识的摧毁中取消了高度和深度，却又形成了另一种高度和深度，即纯粹的生成：“这便是爱丽丝的双重冒险，即生成-疯狂与名字-失去。”帷幕背后没有任何东西，但是当打开表面、斗篷、皮肤，意义的逻辑以另一种的方式打开更为奇异性的世界：“整个问题-星丛，伴有相应的掷骰子、故事和场所，复杂的场所，‘错综复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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