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29《修辞学》：必然能使听众信服

“我已经讲完了；你们已经听见了；你们已经掌握了这些事实；现在下判决吧。”
    ——《第三卷》

最后一卷，最后一句，以结束而结束，当亚里斯多德用这一句例句作为全书的终结，这一本《修辞学》也仿佛成为了一篇演说，在最后处形成了它的结束语：它是演说者讲完的演说，它是听众听见的演说，它是让听者掌握了事实的演说，它是让大家开始下判决的演说——一切演说的目的达到了，于是便结束正文，结束演说，结束《修辞学》的议论。

讲完而听见，听见而掌握事实，掌握事实而下判决，几乎就是完成了一种完美的演说目的，在没有了“象散漫的酒神颂那样串连起来”的联系词，没有了“象旧诗人的回舞歌那样回旋”的演说词，亚里斯多德只是给了这个结尾一种明晰简约的目的，而作为结束语，他就说过，意义就在于一方面使听者对自己发生好感，另一方面则是对对方发生恶感，这两种对立的要求只为最后的目的：“打动听众的情感，使听众回忆”，但是用这样的结束语实际上是为了让整篇演说都达到另一个目的，那就是“必须能使听众信服。”这里就出现了达到这个目的的两种方式：一是演说必须有逻辑性，也就是它是为了说服，但是在演说过程中，这种说服其实就是一种说服的过程，在《第一卷》中，亚里斯多德就指出用于演说的修辞术和诡辩术不同，诡辩者的目的仅仅是说服，所以造成诡辩者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的意图，或者说，诡辩者进行诡辩完全是一种合目的性的行为，他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修辞术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他给修辞术下的定义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在可能性上找出说服方式，就是把或然性变成说服人的必然性，这就需要一种“说服方式”，也就是言之成理、合乎逻辑的论证方式。

另外一方面来说，要让听者在演说中听见、掌握事实并且能下判决，这并不仅仅是需要逻辑性支撑，还需要艺术感染力，也就是说，演说在内的修辞术必须具有艺术性，所以修辞学实际上就是演说的艺术——当亚里斯多德将艺术性提高到一种学问，就是在反对柏拉图否定修辞术是艺术的说法，亚里斯多德在开篇第一句就指出：“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因为二者都论证那种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都能认识的事理，而且都不属于任何一种科学。”也就是说在亚里斯多德看来，修辞术就是一种艺术，它和论辩术一样，“人人都使用这两种艺术”，因为人人都需要批评一个论点或支持一个论点，“为自己辩护或者控告别人”，虽然修辞术采用叙述方式，论辩术采用问答方式，但是并置在一起，亚里斯多德就是反对柏拉图的说法，在这个意义上，《修辞学》也成为欧次洲文艺理论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理论著作。

修辞术需要逻辑性和艺术性，它到底怎样才能在问题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从这两个属性出发，亚里斯多德具体分析了修辞的本体和方法。他认为，要说服别人，就需要进行证明，而要证明，修辞术需要的“修辞式推论”，这种推论是一种三段论法，是“最有效力的或然式证明”，即“恩梯墨玛”——要让或然式证明成立，就需要几个条件：演说者能作逻辑推论，要能分析分的性格和美德，要分析人的情感以及产生情感的原因和方式。从或然式命题证明走向必然性说服，这是修辞术的路径，而在展开对于修辞术的讨论之前，亚里斯多德先对修辞术的一些本体方面的东西进行了讨论。

修辞术和论辩术是对应的，它是一种演说的艺术，那么很明白，演说就是一种散文，而不是一种韵文，这个区分对于之后如何体现演说的艺术性，具有重要的分界意义。那么什么是演说呢？亚里斯多德把演说分成三类：政治演说、诉讼演说和典礼演说，政治演说用于劝说和劝阻，诉讼演说是为了控告或答辩，问典礼演说则是为了称赞或谴责，亚里斯多德认为，“政治演说涉及未来的事，诉讼演说涉及过去的事，典礼演说最宜于涉及现在的事。”而在具体方法上，夸大法最适用于典礼演说，例证法最适用于政治演说，修辞式推论最适用于诉讼演说。亚里斯多德尤其对政治演说和诉讼演说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政体有四种：民主政体、寡头政体、完人政体和独头政体，不管哪种政体，政治演说者所商讨的无非是最重要的五个问题：赋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国家的保卫问题、进出口问题、立法问题。要让这五个问题都能在演说中找到“其中的说服方式”，他认为必须想要知道政治演说者所追求的目的，在亚里斯多德看来，政治演说者所追求的只有一个目的：有益。有益的东西即是好东西，什么是好东西，他认为，美德是好东西，快感是好东西，幸福、正直、勇敢、节制、豪爽、大方、健康、美丽、财富、朋友、友谊、荣誉、名声、说话的能力、行动的能力、天分、记忆力、好学、敏锐，科学、艺术、生命都是好东西，“凡是费了许多人力和财力而得来的东西，都是好东西。”人们有意选择的事就是好事，所期望的事也是好事；人们特别想要得到的东西是好东西，本原比不是本原的东西更好，全体或多数的人、有见识的人认为更好的东西必然是好东西；较少的好东西比较多的好东西更好，好东西的最好部分更好，有多种用处的东西是更好的东西……

编号：E31·1951205·0211 作者：(古希腊)亚里斯多德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91年10月第一版 定价：5.85元 页数：218页

好东西就是有益的东西，亚里斯多德并非只是站在某种实用性意义上，政治上的好东西或者意味着在演说中更有说服人的天然优势，而这就为寻找说服方式创造了条件。而诉讼演说就不同，它所要面对的是美德与恶搞、高尚与可耻、称赞和谴责的对象，所以在诉讼演说的三段论命题中，尤其是要弄清楚三点：第一点是害人的动机的性质和种类，第二点是害人者的心情，第三点是受害者的为人和他们的性情。亚里斯多德分析了这三个重要的因素之后，提出诉讼演说需要掌握好几种技巧：指出被告违反了多种道义；指出被告所害的人是他的恩人，他犯了双重的罪，不知报德，反而害人；指出被告违反了不成文法多成文法是强制性的，不成文法是非强制性的，一个人不受强制而作正直的人，是比较好的人……在这三个技巧里，亚里斯多德其实就是在寻找说服的方式，他把害人者放到一个“有意违法害人”的位置上，但是并不是将其作为邪恶者，虽然“只要人们不是迫于不得已而行动，他们的行动就是有意的”，但是，“所有有意的行动并不都是预谋的”。

这不是一种个例性问题，而是某种可能的普遍性问题，而这也是修辞术的要求：“修辞术也不讨论个别的人例如苏格拉底会做的事，而讨论某一类人会做的事。”每一类人做的事只是一种例子，它就是或然的，但是例子是为了证明，也就是为了导向必然性的说服，所以例子和他所要证明的事的关系是部分与部分、同类和同类的关系。当修辞术需要进行类分析的时候，对演说者的品质就会提出要求，亚里斯多德认为，演说者需要三种品质：见识、美德和好意，这三种品质可以使他“懂得怎样使判断者处于某种心情”，也就是说要让演说者进入到听众的情境里，甚至成为和他们一样的类，只有这样才能寻找到说服的方式，才能推论，才能最终说服人。

亚里斯多德具体阐述了情感类的苦恼、怜悯、恐惧、羞耻、慈善、愤慨、忌妒、羡慕，分析了由情感、道德品质、年龄和运气形成的性格，在这个基础之上，亚里斯多德开始确定演说的通用部目——首先是可能、不可能部目，“有一些演说者企图证明某一件事将要发生，另一些演说者则企图证明某一件事已经发生。”然后在通用部目中才能展开或然式证明：例证与修辞式推论。在他看来，例证就是归纳法，但是在不同的演说中，例证的位置可以不同，“例子摆在头上，会有归纳意味，归纳法不宜用于演说，例外的情况是很少的；例子摆在尾上，就会象是证据，证据总是可以使人相信的。”而在修辞式推论中，一种是证明事情是有是无的证明式，一种是否定式，“证明式修辞式推论根据对方所承认的前提得出结论，否定式修辞式推论得出对方不同意的结论。”它涉及到的部目包括对立面部目、变格部目、相互关系部目、更多更少部目、时间部目等28个部目，在真的推论之外还有假的推论，亚里斯多德总结了9种假冒的修辞式推论部目。

不管是什么部目，它们都是用来进行修辞术的推论演进，但是当亚里斯多德将格言作为推论中最重要的一种艺术手段，实际上就是突出了修辞术的艺术性，第三卷是亚里斯多德重点阐述演说如何具有艺术性的方法大全，而在艺术方法上，他突出阐述了演说的风格问题，“因为只知道应当讲些什么是不够的，还须知道怎样讲，这大有助于使我们的演说具有一定的特色。”在他看来，表演的才能是天生的，不大依靠艺术，但是“风格却是由艺术造成的”。区别于诗，区别于韵文，作为散文的演说所具有的风格，亚里斯多德强调的是确定和明晰，也就是要一眼就能知道要讲什么，所以演说真正需要的风格是：适合：“既不能流于平凡，也不能提得太高多。”

为了能使演说具有适合的风格，亚里斯多德认为要不被遮掩，他认为隐喻是一种手法，隐喻的目的是明晰，能在不同的事物中看出它们的相似之处，“使用隐喻字跟使用附加词以样，必须求其适合；只要注意到相似之点就行了，否则就会显出不适合的情况，因为把两件事物并列起来，它们的对立是非常显著的。”但是欧里庇得斯悲剧《忒勒福斯》中的诗句“他统制着桨，在密西亚登陆”却不合适，因为亚里斯多德认为，其中的“统制着”一词超过了题材的庄严性，因此手法没有遮掩起来。他要求取隐喻字的时候要从同类事物中获得，要取自美好的事物，要正确，“但要小心，不可有诗意。”另外，亚里斯多德认为，风格还需要表现情感和性格，这样就会和题材像适应，而这也是一种适合，“求其适合，就是对大事情不要太随便，对小事情不要太认真，而且不对普通的字加以修饰，否则就会显得滑稽。”

演说不是韵文的诗，是散文，亚里斯多德说：“不费劲就能有所领悟，对于每个人说来自然是件愉快的事情；每个字都有一定的意思，所有能使我们有所领悟的字都能给我们以极大的愉快。”所以在散文中必须追求隐喻、对立子句和生动性，但是在风格的确立中，不同的演说内容却具有不一样的风格：政治演说的风格完全象一幅浓淡色调的风景画，“所以在这种风格和图画里，过于精确是浪费笔墨，反而糟糕；诉讼演说的风格需要的是精确，“面对单个审判者发表的演说，风格更精确，“这是由于很少有机会使用演说的手法，因为审判者更能一眼看出哪些话与案情有关，哪些话与案情无关；由于没有商讨，他的判断是单纯的。”但是无论如何，亚里斯多德认为，风格所起到的真正作用是“应当令人感到愉快”，而这正是风格所具有的美，也正是演说具有艺术性的真正目的。

从演说的序，到中间的陈述，到重要的论证，再到最后的结尾，亚里斯多德其实在《修辞学》里的论述是不成系统的，甚至是说到一个关键词就展开论述，然后再寻找主题，其中的片段性、零碎性其实并不像一本学术性、思想性著作，但是他将修辞术第一次提高到艺术的高度，也是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之外构建了欧次洲文艺理论的另一种规则，而在充满了生动性的论述中，这本书本身就成为亚里斯多德对于演说的一次实践，于是在展示了适宜的风格之后，在演绎了明晰而确定的论证之后，在省去了联系词之后，关于修辞术的演说便最后写上了句号：“我已经讲完了；你们已经听见了；你们已经掌握了这些事实；现在下判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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