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26《坏女孩的恶作剧》：我想探讨一种爱情
“跟我在一起，你永远都不会安宁，我警告你。因为我不想让你厌倦我，也不想让你习惯我。即使我们为了我的证件而结婚，我也永远不是你的妻子。我希望永远做你的情人、你的小母狗、你的妓女，就像今晚。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永远为我疯狂。”她说这些话时不停地亲着我，好像要把自己的整个身体都塞进我的身体里。
——《第五章 不会说话的小男孩》
人民文学出版社“99读书人”出版的“巴尔加斯·略萨作品”系列，在略萨去世之前就换了精装珍藏版，“跟我在一起，你永远都不会安宁”，这句话就醒目地印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它和粉红的色调构成了“在一起”却永不安宁的故事，而这其实也诠释了“坏女孩的恶作剧”的小说题目：一个“坏女孩的恶作剧”代表的就是永不安宁的状态，但这只是一种维度而已，当坏女孩说不想被厌倦也不想被习惯，不想永远是妻子却希望永远做情人，这就是“坏女孩”的表现；她是他的妓女，是他的小母狗，让他永远疯狂，就成为了一种“恶作剧”，而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她不停地亲着他，“好像要把自己的整个身体都塞进我的身体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爱情？
在最后附录的访谈中，略萨就认为这部小说就是一个爱情故事，“一种现代爱情、一种受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条件约束的爱情。”是爱情无疑，但是为什么这种发生在现代生活和现实世界中的爱情，会是“坏女孩的恶作剧”？在这部时间跨越四十年、地点横跨美洲和欧洲的小说中，爱情的确呈现了一种难以把握、充满了痛苦却又永远为之疯狂的状态，这不仅对于“我”来说，对于坏女孩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略萨通过第一人称的“我”的视角构筑了“坏女孩”的恶作剧历史，呈现的就是一种对“他者”的时空观察。故事从“那是一个奇妙的夏天”的一九五〇年开始，15岁男孩“我”和“老处女”姑妈阿尔韦塔生活在在秘鲁的米拉弗洛雷斯，在这个夏天两个女孩闯入了他们的生活，而我爱上了自称来自智利的莉莉，“我像不满一周岁的小牛犊那样爱上了莉莉，那是最浪漫的恋爱方式，可以说爱得如胶似漆。”这种爱当然更多是年少的激情使然，就像夏天本身一样，爱上了然后义无反顾向莉莉表白，莉莉都没有答应求爱，但是两个人看起来就像是恋人了。
爱情就这样发生了，它打开了15岁的我的心灵，但是在一个传统社会里，爱情就像海市蜃楼，尤其是那个关于她们不是智利人的秘密被揭开，“什么智利人呀，穷得不像样子！这两个女孩从来没去过圣地亚哥，她们说自己是智利人就好像我说自己是西藏人！”谎言被揭开，爱情也就在夏天短暂地熄灭了。一晃就到了1960年代的法国巴黎，30岁的我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巴黎干起了翻译工作，在法国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我在一次见到了坏女孩，只不过那时她的身份是享受了古巴奖学金的游击队员阿莱特，那个夏天的莉莉在我脑中无法挥去，当我看到阿莱特的时候立即认出了她，虽然阿莱特极力否认认识我，也不承认自己就是那个智力小女孩莉莉，但是两个人的重逢所激发的还是难以抑制的激情，我的第四次求爱依然没有结果，却有了第一次做爱，“那过程使我感到很幸福。”无法留在巴黎的她还是离开了。再一次遇见，她已经不是游击队员阿莱特同志了，“像法国人的做派，我随我丈夫的名字：罗伯特·阿努克斯夫人。”但是作为对婚姻的承诺在我们的第二次做爱中都化解了，“这次做爱是在大白天，明亮的阳光从宽大的天窗射进来，一些鸽子透过天窗观察我们赤身裸体地在床垫上拥抱。”
当我央求她离开阿努克斯和我在一起，坏女孩认为我有致命的弱点：缺乏野心，“好男孩，因此我不能做你的妻子。我永远不会满足，总是要得到更多。”她把我叫做“好男孩”，“好男孩”和“坏女孩”构成了一种对立关系，在没有婚姻只有肉体变成爱情的关系里，这种对立关系也必然走向分离，而我最后得到的消息时，她带走了法国外交官阿努克斯的钱逃离了，阿努克斯将她从古巴救出来，让她冠以自己的姓，她却带走了一切，“她不该背叛我到这等地步。那么会算计、那么虚伪，这是不人道的。”当然，她也离开了我。60年达末期我因为翻译去了伦敦，在那里遇见了“墨西哥出身”的夫人，时隔四年我依然认出了她，“她仿佛比以前更自信、更从容了，每当娇揉造作、懒洋洋地说到一句话的结尾时总会摇头。”还是那个令我魂牵梦绕的坏女孩，只是这次她已经是理查德夫人了，在我面前，她对我说的依然是和爱情有关的一句承诺：“我对所有人都撒谎，一直撒谎。我认为在床上我从来没有对他撒过谎的唯一的男人就是你。”但是分离无法避免，当我再次得到她的消息又是在四年后，她已经不再是理查德夫人，而是和日本的黑社会头目福田在一起，名字也换做了“栗子”，我们的幽会在一家名为“销魂城堡”的妓院里，面对坏女孩，我依然把她视作生命中的唯一，“即使她用一千个福田来骗我，我也会永远爱她，因为她是世间最娇柔、最美丽的小姑娘，是我的女王、我的小公主、我的刑讯人、我的小骗子、我的日本小女孩、我唯一的爱。”
| 编号：C66·2250720·2331 |
依然是相聚后的无影踪，依然是分开之后的意外遇见，只是在巴黎再次见面时坏女孩真的已经“坏”了——身体之坏，她说被福田甩了之后被关进了监狱，又遭到了一批黑人的强奸，“我要死了”，她说，因为她感染了据说比艾滋病更严重的疾病，虽然医生认为她在撒谎，“她编造这些只是为了保护一个很久以来一贯利用她、奸污她的某个人。”但是坏女孩的确经历了身体的摧残，她被送进医院，在我的悉心照顾下，她慢慢恢复，包括人格，包括意志，包括身体，她也依然是我的女孩，但是和我曾经把她比作女王、公主相比这次更多了某种想象和虚构，“我把她比喻成圣母马利亚、奥林匹斯众女神、亚述人女王塞米拉米斯、古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尤利西斯》中国王的女儿瑙西卡、《堂吉诃德》中的杜尔西内亚。”这种想象和虚构的角色更像是精神意义的爱情，就像坏女孩自己所说：“我只为爱而结婚”，也就在她想要把整个身体都塞进我的身体时，她说了那句永远不做妻子只做情人的话：““跟我在一起，你永远都不会安宁……”
但是她却成为了我的妻子，婚姻看上去更像是她为了获得在法国的合法身份，在结婚两年后她终于得到了法国国籍，但是这场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必然？我回到秘鲁照顾第二次犯了心脏病的阿陶尔福叔叔，坏女孩不肯回到秘鲁，我从建造防波提的阿基米德那里得到关于她的真相：她就是阿基米德的女儿奥蒂丽塔，阿基米德对她充满了怨恨，“一个自私的女人，就是这么个东西。她去了巴黎就把我们扔下不管了。她自认为很高尚，所以现在觉得有权利看不起我们了，好像她的血管里没有流淌着父母的血。”我没有告诉阿基米德自己就是她女儿的丈夫，也没有把阿基米德对她的怨恨看作是真相，反而为自己的妻子维护，“坏女孩，你不想回到秘鲁，你恨那个让你回忆起曾经接受的一切、遭受的一切和所做的一切，以致最终逃离了它的国家。你有你的道理。这次你没有陪我回来，你做得非常对，我的心肝宝贝。”
婚姻终于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当坏女孩说“我的婚姻只是为了帮我拿到证件”，婚姻就已经走到了尽头，她离我而去，而我在失去了坏女孩后和一个年龄相差很大的舞蹈编导马赛利亚在一起，似乎就这样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苍老和疾病成为了我的生活内容，马赛利亚也终于以演出的借口追寻更好的生活，而坏女孩也再一次出现，“我想扇她耳光，想把她从巴维里咖啡馆踢出去，想给她造成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所能造成的肉体上、精神上的全部伤害；可我又是一个天大的傻瓜，想把她拥在怀里，问她为什么那么消瘦、憔悴，想抚摸她，吻她。一想到她可能看出我的想法，我的头毛都竖了起来。”经历了太多，已经完成了手术的坏女孩一样只剩下一个皮囊，身体已经完全被毁掉，乳房被拿掉，“笨拙地补了乳头，留下了圆形疤痕，像红色的花冠。”从阴道开始的疤痕一直上升到肚脐，腰部、背部和手臂上只有骨头和皮肤，这样一个身体，当然再没有性的诱惑，“我知道我再也不能跟她做爱了。”但是两个人却最后在一起了，在坏女孩生命的最后三十七天里，两个人真正像一对夫妻，没有性，没有激情，也没有谎言，没有伤害，“那个紧紧贴在我身上、苍老而虚弱的女人散发出的芳香使我感到像是置身于百花盛开的花园里，我再也无法掩饰自己了。”
这就是爱情，一段分分合合的爱情，一段身心相融相离的爱情，一段充满了谎言和激情的爱情，一段既表现为“坏女孩的恶作剧”又是女王的生死悲剧的爱情。但是当略萨书写这一段爱情，并不只是在表达爱情，当最后三十七天时，坏女孩希望我能把这一切变成情史，“因为你一直都想成为作家，可又没有这份勇气。现在你要孤单一人了，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这样你就可以不那么想我。至少你可以相信，我为你提供了一部小说的主题，不是吗，好男孩？”在这里，“坏女孩”把自己放进了“情史”的文本里，“我”也完成了一次角色的转换：成为一个作家，成为创作这个故事的作家，成为将“坏女孩的恶作剧”变成小说的作家——“我”就成为了略萨。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就具有了更多的自传色彩，“这个历程的确是我自传的一部分。我通过回忆来讲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利马、六十年代的巴黎、七十年代的伦敦和八十年代的马德里。”当小说成为略萨自传的一部分，这个爱情或者也超越了男欢女爱的爱情，而具有了某种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
略萨说自己在这里探讨了一种爱情，这是一种伴随着本能、性、激情、精神和潜意识幻觉的爱情，甚至是一种“非常下等”的爱情，但更是一种展示人的美德和暴露人的丑陋的爱情，在这个维度意义上，略萨所要探讨的爱情是一种“一种脱离了始终由浪漫主义神话伴其左右的爱情、一种由我们的时代在实践中揭穿了的神话”，在他看来坏女孩的爱情不是浪漫的爱情，“但也是爱情。”从本能、性、激情、精神、幻觉等延伸出去，就是一种脱离了浪漫主义神话的爱情，就是一种被现实束缚又必须冲突束缚的爱情，这就指向了更复杂、更多元、更丰富的时代和社会：一方面是在爱情中的角色，“我”似乎作为好男孩是一成不变的，而坏女孩是智利女孩、阿莱特同志、阿努克斯夫人、栗子、理查森夫人……真名叫奥蒂丽塔的坏女孩只是在阿基米德那里拥有一个真正的名字，这是谎言生活的具体体现，是命运多舛的写照，但是作为个体的坏女孩所折射的是整个时代的命运。
五十年代的利马智利女孩闯入了那个神奇的夏天，她们是天堂智利生活的代表，而这种天堂生活所构筑的就是自由，“她们有米拉弗洛雷斯没有的自由，可以到任何地方去”，这是米拉弗洛雷斯没有的，整个秘鲁也没有，所以对于莉莉的某种爱也是对于这种自由的想象，但是智利女孩被证明是一个谎言，那么五十年代的自由也就变成了一个谎言；60年代在法国革命思和古巴革命实践的影响下，以保尔为代表的秘鲁有识之士想要在秘鲁进行卡斯特罗式的革命，“保尔干的事情则是为了把秘鲁变成拉丁美洲第二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革命做准备工作。”保尔从巴黎回到秘鲁开展了革命，而最后我得到的消息是革命失败了，“我初到巴黎时最好的朋友和伙伴保尔现在已经是东安第斯山某片荒野里的一具腐尸，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关注着秘鲁政局的阿陶尔福叔叔预言政变还会发生，果然，一九六八年十月三日，秘鲁发生政变，“从此开始了在秘鲁持续十二年的新一轮军事独裁。”如果自由式谎言和革命式悲剧都是关于时代的一种宏大叙事，那么在我和格拉沃斯基夫妇成为邻居后，那个被他们收养的九岁孩子伊拉尔则变成了一种隐喻，孩子出生在越南，在四五岁的时候通过天主教会慈善福利社被这对夫妇领养，他们不知道他的确切年龄，为了领养，他们还办理了一道神秘的手续，更重要的是，伊拉尔“不会说话”，这不正是对七十年代越南战争造成“失语”的一种隐喻？
从五十年代的利马到六十年代的巴黎，从七十年代的伦敦到八十年代的马德里，略萨描绘了四十年的“恶作剧”，它们的背后是自由的谎言，是革命的悲剧，是失语的战争，而且每一个时代发生了死亡：他们是革命者保尔之死，是新潮伦敦的赛马画师胡安之死，是销魂城堡的译员萨曼罗自杀，他们见证了不同的时代，他们又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而坏女孩最后走向死亡，甚至代表着这一横跨四十年“战后”时代的死亡象征，而这才是最现实也是最残忍的。略萨将这一切变成自传的一部分，变成脱离了浪漫主义的爱情，在更大意义上，这种既爱又恨、既想远离又不断靠近，既看见了希望又不断被失望填充的感情，不正是他对祖国秘鲁的复杂爱情？从贫穷到革命，从民主到政变，似乎总是看不见未来，却又保持着希望，既展示了人的美德，又暴露出人的丑恶，而最后就像爱情，略萨还是给了一个悲观主义的面向，“我的国家就像大沙漠里的海市蜃楼，在我眼前消失了。我在那儿既没有了亲戚，也没有了朋友，连青年时期的回忆也逐渐淡漠得无影无踪了。”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197]
下一篇：没有了，返回『读·者』 ＠图书馆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