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06《堂吉诃德》：自然便是它唯一的范本
他之所以一定要这一张证明书，为的是怕熙德·哈迈特·贝嫩基里以外的作者要把他从死人堆里拉出来，无穷无尽地捏造他许多业绩。
——《第七十四章 叙述堂吉诃德害病，做遗嘱和逝世的经过》
堂吉诃德结束了骑士生涯回到了村里，堂吉诃德在衰落的命运中直视他的死亡，堂吉诃德幡然醒悟曾经痴迷的骑士书是一场骗局，堂吉诃德在临死前对家人交代了自己的遗嘱——疾病之后的末日和死亡虽然是在堂吉诃德“万不及料的时候带到来的”，是一种偶然，但是当堂吉诃德完成了临死之前的这一切，命运却完全在一种必然的道路上，这种必然最重要的方面就是灵魂醒悟之后的返回：他回到了村子，这是他作为骑士出发的起点；他把自己作为骑士标配的名字堂吉诃德·德·拉·曼却改成了“阿隆索·吉桑诺”；他认识到了曾经痴迷的骑士文学是荒谬和骗人的，“现在我已经省悟到我自己的愚蠢，省悟到了阅读那一类书的确有危险了；现在我凭上帝的仁慈和我自己苦痛的经验，对于那一类书觉得痛心疾首了。”所以他可以在这种无悔的必然性中瞑目了。
但是他在临死之前却提出要公证人写一张证明书，证明自己在也已善终而逝世，之所以一定要以文本的形式得到证明，就在于要一种让自己的死也成为必然性的一部分，而在证明书上要写的内容就是不让其他的作者将自己“从死人堆里拉出来”，从而让他再继续在骑士的荒谬道路上。在这里，堂吉诃德害怕的是其他的作者，害怕的是其他的作者让他死而复生，害怕的是其他的作者让他死而复生继续捏造业绩，所以一张证明书所确定的不仅仅是死亡，还要排除其他作者对他故事的捏造，在这个意义上，他的那份证明书所达到的确定性也是对于这本书的作者熙德·哈迈特·贝嫩基里所写这个荒诞而骗人的“堂吉诃德”的一种肯定，肯定之否定，否定之肯定，在堂吉诃德及书中的“堂吉诃德”和可能的“堂吉诃德”形成了一个关于文本嵌套的互文游戏，而不管如何，堂吉诃德的最后遗言和保证书却指向了对骑士文学必然毁灭的肯定，“就请他们用我的名义，诚诚恳恳地求他饶恕我，说我不该在不知不觉之中供他做题目，以致他写出了那部书里那么许多荒谬绝伦的东西；就为了这桩事情，我不免到逝世的时候还觉得良心上有一种负担。”
当然，堂吉诃德的最后愿望在这个嵌套的互文游戏中得到了实现，贤明的作者熙德·哈迈德·贝嫩基里在最后出场，他通过那只笔说出了最后的话，他让堂吉诃德安心离去，因为，“如果没有那种狂妄的或是恶意的历史学家把你取下来亵渎你，那你就要在这里世世代代地活下去了。”那些其他的作者只不过是剽窃家，如果他们亵渎你只能得到警告。而另一方面，贝嫩基里认为，“堂吉诃德是为我独个人而生的，我也为他独个人而生的；他知道怎样行动，我知道怎样写作。”他和堂吉诃德难分彼此，谁也不可能让死去的堂吉诃德再爬起来，谁也不会继续捏造所谓的骑士业绩，“我呢，既然做了能在写作上竞获全功的第一人，也就觉得满意而且可以自豪了，因为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要使人们对那些荒谬绝伦的骑士小说感到憎恶，现在靠我这个真实地道的堂吉诃德的历史，那一类书的势力已经开始动摇，而且一定是要一蹶不可复振的。再见。”这句话其实就已经指出了贝嫩基里写作的意义，那就是通过堂吉诃德一系列疯狂、荒诞的经历证明了骑士文学乃至骑士精神的荒谬绝伦，一举摧毁了这个被谎言编织起来的骑士神话，堂吉诃德的最后醒悟就是这种意义的体现。
但是，这本书的作者不是塞万提斯吗？贝嫩基里又是何许人也？贝嫩基里通过他的笔说话，塞万提斯是不是也通过贝嫩基里说话？堂吉诃德呼唤着贝嫩基里给自己善终的证明，是不是塞万提斯就是通过堂吉诃德证明了这一切？堂吉诃德和把自己的经历写进《堂吉诃德·德·拉·曼却第二部》的作者实现了互文，《堂吉诃德·德·拉·曼却第二部》的作者是不是也和《堂吉诃德》完成了嵌套？世界名著《堂吉诃德》之所以被称为经典名著，之所以不断有人对其进行阐述，或者在这个嵌套和互文的意义上形成了现代小说的雏形，人物在小说之中成为小说“内部”的存在，却又不时跳出来超越文本的封闭结构而成为嵌套的存在，而这个跳出来拿着写有自己故事的文本不断阅读并提出修改意见的人物又在更大的文本里：从堂吉诃德到贝嫩基里，再到塞万提斯，它们构成了一个文本纷繁复杂的结构，甚至在这里还有一个连接彼此的“我”，“拉·曼却地方有一个乡村，名字我不提它了，不久之前那里住着一位古派的绅士，平时备有长柄矛一支，旧盾一面，瘦马一匹，出猎用的猎狗一条。”小说的第一句就是“我”的出场，我把故事中的堂吉诃德拉出到故事之外，又把贝嫩基里放进更高一层的文本中，但是我绝不是堂吉诃德口中那个会把堂吉诃德从死亡堆里拉出来的其他作者，也不是始终没有出现在小说文本中的真正作者“塞万提斯”，那么在堂吉诃德、贝嫩基里、我和塞万提斯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他们又如何穿梭于小说的内和外？
| 编号：C35·2250804·2337 |
第一部的序言可以视为解答这个问题的重要线索，这是一篇写给“闲散的读者”的文章，无疑这里的作者就是塞万提斯，他认为读者眼前的这本书写的是贫弱、骨枯干、怪诞的故事，是“一部像灯草芯一般枯燥的野史”，没有创意，文笔平庸，思想拙劣，没有显示出学问和博识，而且书源没有引文，书末没有注释，所以与其说自己作为作者是这本书的父亲，不如说只是一个“继父”，因为这个孩子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可以看出，塞万提斯对这本书并不待见，按照英国学者约翰·奥姆斯比的说法，这并非是塞万提斯的谦逊，因为这本书的确不受重视，“这本书的行文粗心大意，写作过程仓促而时断时续，这或许不全是作者的过错，但很显然，他在把书稿送给出版商之前，也根本没检查过，他知道印刷工人在排字时多有错讹，但直到第三版付印时都没打算费心去更正，足见他对这部作品是多么不上心。”但是塞万提斯在卷首致贝哈尔公爵中却希望公爵能以尊贵身份为这本书庇护，以避免其他人因为无知做出不公正的批评，在他看来，公爵理应庇护的就是“那些具备高尚品质、超越世俗庸俗的作品。”
既然塞万提斯认为自己的这本书具备崇高品质从而超越世俗庸俗作品，又为何不重视对书的出版，甚至说自己只是“继父”——这难道不是对同样具有造物者身份的“作者”的一种自我贬低？实际上在这里塞万提斯表达了一个深刻的创作观，之所以他认为自己的“孩子”身上存在诸多毛病，就在于这个出生的孩子并不像其他人一样给他必要的装饰，“你看别的书，无论怎样荒唐鄙俗，总都满载着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其他所有哲学家的格言名句，读者们看看自然惊服，总以为作者是非常渊博而雄辩的。”序言中塞万提斯提到了和朋友讨论这件事，于是朋友为他提出建议，可以在卷首用冒充的长老或者皇帝的名字写上题诗、题词和颂词；可以把自己熟悉的典故成语放进去，然后在书缘空白处标注出处；可以在书末写上歌利亚，再找来一大堆的注释；可以引用一些拉丁名句，这样人家就会把你当成大学者看，“这个头衔，在如今是于名于利，都大有裨益的。”于是就和别的书一样会让读者们惊服。
朋友提供了一条便捷之道，当然也是一条虚伪之道，这就是一种“装饰”，塞万提示之所以自我贬低实际上是为了进行嘲讽，嘲讽靠这些手段装饰起来的作者和文本，而骑士文学也是这种装饰性的书，所以塞万提斯的嘲讽和批评所要揭示的就是骑士文学的荒谬的存在：
不过话又说回来啦，要是我的意思不至于大错的话，那你这本书实在并不需要你刚才说的那些个装饰，因为这不过是对于骑士文学的抨击；像这一类书，是亚里土多德做梦也不会想到，圣巴西尔永远不会提到，西塞罗从来不曾听到的。而且，你这部书里所讲的，原是一派荒唐，用不着求其真实，乃至天文学的窥算，几何学的测量，逻辑学的推理，什么都于它无涉，它又不用说教，并不要把神的事情混入人间，以致基督教的信徒们吓得退避三舍。它的所有事只是模仿自然，自然便是它唯一的范本；模仿得愈加妙肖，你这部书也必愈见完美。而且你做这部书的目的，既然不过是要摧毁骑士文学在世俗间的信用和权威，那你就用不着去乞灵于哲学家的格言，《圣经》里的义理，诗人的讽喻，辩士的词锋，乃至圣徒的玄秘；你只消运用简明、朴素、雅驯恰当的文字，力求文章能悦耳和谐，能表达出你的主旨，意思能明白易晓，不至流于芜杂或晦涩，这才让忧郁的人读来发笑，可以提高兴味，蠢笨的不至生厌，明断的会叹服你的才情，严肃的不敢藐视，聪明的也不禁击节。总之，你要牢牢抱住宗旨，去把那骑士文学的万恶地盘完全捣毁；这事如果得到成功，你的功绩也就非同小可了。
塞万提示批评骑士文学等装饰性的小说，也阐述了自己的创作观，那就是：“自然便是它唯一的范本”，因为自然所以真实，因为真实所以可以摧毁其实文学的荒谬和欺骗，也因为真实是真正的理性，而骑士文学中的骑士乃至要复原骑士精神的堂吉诃德就是失去了理性。这篇序言就是塞万提示创作的宗旨，而除了文学创作力求自然之外，他更是指出了这部作品创作的“哀鸣说”：“你或可当它是牢狱里产生出来的吧，因为那里是一切烦恼的窟宅，一切哀鸣所由出。”塞万提示隐而不露地提出了哀鸣说，而这也成为了他创作的一个秘密，甚至背后是关于“塞万提斯”之谜的重要线索。“这本书问世的时候，塞万提斯已经离开了西班牙，受命运的捉弄，他将在外流离十二年方能返回故土，而这十二年也是他一生中最为跌宕起伏的时期。”约翰·奥姆斯比解读了塞万提斯的人生经历，其中最跌宕起伏的时期就是他参加军队和土耳其人作战时流亡的十二年，遭遇天灾、被囚监狱、越狱失败，数次被关——《俘虏讲述他的生平和冒险》就有着塞万提斯这段经历的影子。在这个时期，他受到了身心的巨大折磨，所以完成的这部作品就变成了对命运的投射，创作就是对哀鸣的某种释放。
但是，塞万提斯之谜的奇幻之处就在于，“自他入狱时起，一切关于塞万提斯担任公职的线索都消失了，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出狱后并未复职。”《堂吉诃德》在何时、哪里写成，这是一个无法确知的谜，他的一首十四行诗留存在塞维利亚城的棺柩架上，可以推测1598年他还在那里，但是从那时到1603年的活动就一无所知了。奥姆斯比分析了“塞万提斯”这个名字的由来，它就是家族所分封的城堡的名字，也介绍了他流亡在外的那段经历，但是这些是否是历史的真实不得而知，因为在1738年的时候伦敦出版商打算在书中附上作者小传，但是，“关于塞万提斯其人个性的所有痕迹都已湮灭。”那时离塞万提斯所谓的逝世时间已经过去了122年——现在都把1616年4月23日作为塞万提斯的逝世日，这正好和莎士比亚逝世的日子是同一天，这是巧合？还是敷衍？奥姆斯比认为都不是，只是“名义上”相同，因为当时的英国尚未改用格里高利历，而西班牙已经启用，所以这个日子在两个国家不同日历中不是同一天。但是不管如何，塞万提斯到底有没有存在过？《堂吉诃德》的作者真的是塞万提斯吗？这些都还可能是未解之谜，但是当序言中说出了“哀鸣说”，关于塞万提斯的一部分经历也许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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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万提斯：一切哀鸣所由出 |
塞万提斯是以哀鸣写出了这个故事，不被看好本身就是他对社会的一种哀鸣，而对于装饰性文本的嘲讽，对于浮夸创作的批评，指向的就是骑士文学的荒谬，而不管是这个嵌套结构中最里层的堂吉诃德故事，还是以“我”作为连接点引出贝嫩基里的文本，再到塞万提斯的创作主旨，他们内在地具有同一性，穿过重重的文本迷宫，最后完成作为唯一范本的自然，最后抵达那个走向确定性的保证书。在最里层的结构中，拉·曼却的乡村绅士自我命名的“堂吉诃德”，命名自己的马为“洛西南特”，还给意中人取名杜尔西内亚·德尔·托波索，然后擦亮甲胄，改兜子为全盔，在第二次出发时又带上了桑丘，这一切的命名不正是一种“装饰”？而真正让他完成命名的就是那些骑士文学，开始拿来作为消遣，然后丢掉了其他事，接着入迷之后变卖了良田购书，最后就是按照书中的样子把自己变成了骑士。命名而装饰，这是从文本到现实的转变，而当堂吉诃德开始了骑士的真正冒险，就是付诸了实践，而这种冒险经历同样是一种装饰性行动：把妓女当成需要保护的处女，把风车看成是三十四个巨人，“因为有那么多苦难他要去解救，那么许多冤屈他要去申雪，还有许多非法行为等他去惩办，许多弊病等他去改良，许多债务等他去清理。”而这就变成了对骑士精神的“虚构”。
堂吉诃德为什么要成为骑士？他认为这是时代所发出的呼喊，曾经的时代是“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幸福可以不劳而获，在那个时代没有“我的”和“你的”区别，在那个时代一切都是公共的，总之这是一个和平、和睦、融洽的时代，“公道”就是唯一的准则，而现在则是黑铁时代，所以当黄金时代不再，在黑特时代就呼唤着骑士，“就因为世风日下，邪恶横行，这才有游侠骑士的制度出来，无非为了障卫弱女，保护孤孀，救济孤儿，扶助难客。”他告诉桑丘，自己的任务就是光复那个黄金时代，所以这是上天为他保留的大危险、大功勋、大事业，“我现在所生的这个时代来树立一番莫大的勋业和武功，足使古来一等光辉的功绩也要失色。”在他看来，这种大危险、大功勋和大事业就是为了成就美德，继而成就功名，他分析世人的谱系可分为四种，第一种人出身卑微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显赫的地位，第二种人出生高贵而且把这种高贵保持下来，第三种人出身高贵却最后式微了，第四种人没有显赫的开端也没有兴隆的中段，最后终于无声无息，这就是平明百姓的家族。很明显，堂吉诃德之所以不想成为碌碌无为的平民百姓，就在于他要得到显赫的地位，这就是他所说的“美德”，“因为颂扬一径都是美德的报酬，凡有美德的人断乎不会没有人称道的。”所以美德不是别的，就是显赫的身世，就是高贵的地位，就是门第，就是名声，所以成为骑士所经历的冒险、折磨甚至死亡，都是一个过程，最终是要走向美德的终途，这就是成为骑士的“好处”：“我知道美德的小径是狭窄的，恶德的大道是宽阔的。我又知道这两条路的终点和归宿不同；恶德的路广大而宽阔，其归宿是死；美德的路狭窄而曲折，其归宿是生，不但是有尽的生，而且是永恒的生。”
和桑丘地位和财富意义上成为海岛的总督相比，堂吉诃德口中的黄金时代，他所追求的“美德”，是不是都是一种家族和个人的“装饰”？而他更是将行侠看成是“一种宗教的专业”，“有些骑士现在已经很荣耀地做了圣徒。”这更是对基督教精神的一种装饰。对于堂吉诃德的装饰性冒险，神父和司铎都曾有过批评，司铎认为所有的骑士文学都是千篇一律，在他看来，即使是寓言，也需要有理性在里面，但是骑士文学“风格是粗犷的，武艺是不可信的，爱情是造作的，文雅是虚伪的，战争是冗长的，言语是笨拙的，旅程是描写过火的”，他向神父提议将这些人物“摈之于基督教国家之外”。神父也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提出了如何成为一种自然的范本，“因若照西塞罗的意见，戏剧应该是人生的镜鉴、风俗的范型和真理的形象；现在所演的那些戏剧，却成了矛盾的镜鉴、愚蠢的范型和荒淫的形象了。”这就是违背自然的虚假和浮夸，戏剧如此，文学如此，现实也是如此，所以当堂吉诃德讽刺世风日下道德败坏，他何尝不是这个装饰性社会的始作俑者？
这就是这个最里层的故事，而在其外形成了一个互文的故事，那就是贝嫩基里的故事，它通过“我”而被讲述。在《第八章》里，当堂吉诃德举着剑朝向比斯开人的时候，我让“作者”在场：“但不幸的是本传的作者要把这场战斗在这生死关头截住不做结束了，推说关于堂吉诃德的这番武功，他所能找到的记录只到这里为止。”我是作为讲述人出现的，讲述人既在讲述堂吉诃德的故事，又在讲述贝嫩基里的故事，在两重故事文本的讲述中，它总是被打断、被插入，也以此引出了这本书的嵌套结构和关于贝嫩基里的身份问题，“如果问我是怎样发现这一段故事的，你且听我道来。”我在托莱多市场上散步的时候，看见一个孩子拿着一捆旧书，于是我上前查看，发现上面都是阿拉伯文，找人进行了翻译，开头就写着，“《堂吉诃德·德·拉·曼却》，阿拉伯历史学家熙德·哈迈特·贝嫩基里撰。”而第一张图画就是堂吉诃德和比斯开人决战的过程，“跟传记里的叙述一模一样。”于是此前关于堂吉诃德的故事自然就在我的转述下变成了这本阿拉伯人贝嫩基里所传的历史，文本和文本有了界限，堂吉诃德也有了跳出文本的可能。
在第一部的最后一章，总是通过我引出的作者贝嫩基里再次出场，这次是预言了堂吉诃德的死，但是贝嫩基里却是从年老的医生那里得到的东西，那是一部羊皮纸的诗歌手稿，是哥特字母所写的堂吉诃德事迹，“还形容到杜尔西内亚·德尔·托波索的美丽、洛西南特的姿容、桑丘·潘萨的忠义，乃至堂吉诃德自己的葬仪，还附着好几首墓铭和赞颂，其中凡是可以读的，可以完全认出来的，这部奇异的空前传记的忠实作者都已把它附在这里了。”羊皮纸上写着“阿加马西亚学士孟尼康果题堂吉诃德墓铭”。我介绍堂吉诃德的故事是阿拉伯作者贝嫩基里所撰写，但是关于堂吉诃德的死却来自阿加马西亚学士，那么是不是贝嫩基里也是冒名的作者？在其中我的确指出有一些内容并不像此前的风格怀疑是伪作，而在第二部的开始，堂吉诃德和桑丘开始谈论起有关自己事迹的第一部，他们指出了第一部中的不足，尤其是那些和堂吉诃德无关而掺入的故事，破坏了整体——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塞万提斯的一种自我批评，但是通过堂吉诃德和桑丘的口，这种把自己从故事中抽离出来的状态正是嵌套的表达，“因此我诧异得连连在我自己身上画十字，这些事情怎么那个写书的人会知道的呢？”这是桑丘的疑问，自己的故事被写进了书里，这是被定义的自己，而自己的故事还在第三次随堂吉诃德出马时正在发生，那么这正在发生的故事怎么会被提前定义——包括堂吉诃德的死？
所以堂吉诃德开始对“作者”进行了质疑，“那么我也可以断言，我这部历史的作者并不是什么圣贤，一定只是一个无知的妄人”，因为这个作者的名字中熙德原来以为是阿拉伯人的“老爷”，却原来他是一个摩尔人，“摩尔人全是骗子，全是说谎家和幻想家，决然写不出一部信史来的。”堂吉诃德把摩尔人的作者看成是那些魔术师甚至魔鬼，是为了维护所谓的基督教正统地位，这里的分野也和他对骑士的定义、对骑士精神的阐述有关，所以贝嫩基里这个作者就在堂吉诃德的怀疑中变成了骗子，“历史是一种神圣的著作，因为它的要素是真实，而真实所在的地方，就其真实性而言，也就是上帝本身所在的地方了。”贝嫩基里是塞万提斯的发生者，是作者的作者，他之所以成为堂吉诃德所定义的骗子，是被上帝鄙视的异端，在堂吉诃德那里是为了维护秩序，是为了回到骑士精神，但是对于塞万提斯来说，这也是他为什么制造了那么多关于自己迷宫的原因？杂以第二部《给读者的序言》中，塞万提斯说到了第二部《堂吉诃德》，说到了书的作者，“因为我是崇拜那位先生的天才的，并且钦佩他的著作，也钦佩他那些孜孜不倦而且品质优良的事业。”但是他遇到了苦恼，甚至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露面，“光天化日之下，却要隐姓埋名，改换乡贯，仿佛他犯了天大的叛国罪一般。”
塞万提斯所说的这个作者不就是自己？当贝嫩基里这个历史学家被堂吉诃德所称是摩尔人的骗子，这个关于文本的嵌套又走向了解构中的重构，它以反向的方式完成了塞万提斯的证明：当堂吉诃德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荒诞，认识到骑士的虚幻，他走向了死亡，生前的保证书就是对骑士生涯的一次否定，而这种否定也变成为了对隐姓埋名的作者的一次“平反”——这个作者既是贝嫩基里，也是塞万提斯，“是啊，堂吉诃德是为我独个人而生的，我也为他独个人而生的；他知道怎样行动，我知道怎样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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