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26《一个男人的位置》：就像爱的分离
我的写作进行得很缓慢，当我努力地想要从一系列的事实和选择中，揭示一个生命的意义结构时，我感觉到与此同时我似乎正在失去父亲的特别之处。
写作进行得很缓慢，它从1982年11月写到1983年6月，跨年度的7个月时间完成这本书的写作；而我的阅读总是很快，从撕掉塑膜到合上书页，不会超过一个半小时，而只有4万多字的小说这样的阅读速度也并不快。写作很慢，阅读很快，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在慢和快之间，也许有些东西的确是不相容的，我对安妮·埃尔诺的作品阅读已经越来越少了共鸣的东西，甚至只是看书而已，以非介入的方式翻阅一页又一页，似乎作者是作者，故事是故事，生活是安妮的生活，父亲是安妮的父亲。
这种不介入是不是一种隔阂？而当安妮在7个月的时间以某种回忆和记录的方式写下“一个男人的位置”，这种回忆和记录是不是也有着不介入的成分？但是当进行事实的选择，当要解释生命的意义结构时，反而变成了一种必然的介入？在非介入和介入之间，失去父亲的特别之处，是不是也在失去自我的特别之处？一方面安妮认为自己没有权利采用艺术的形式，试图呈现某种“激动人心”或“令人感动”的东西，而只是记录父亲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他的爱好和生命中的标志性事件，即使其中有自己的存在，也是那些“共同分享过的所有客观的存在的迹象”，这种客观性的记录去除的正是对父亲情感上的会议。但是另一方面，这是在父亲去世动笔开始的写作，她想要“必须清楚解释这一切”，就是以父亲为主题，书写他的生活，书写青春时期与他的距离，这种距离是特殊的、不可言说的，“就像爱的分离”，在这种分离的距离之中，对父亲的记录又无法摆脱情感的因素，甚至安妮说：“假如我任凭那记忆中的图像闪过，我会重新见到父亲的样子，他的微笑、他的步态，他牵着我的手去游乐场，那些旋转木马让我害怕，所有与他人共享的生存境况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
“小说的框架占据了所有的空间，观念自行运转。”在客观性的书写中，我只是一个记录者，就是非介入的存在，但是这只能让我意识到这部小说不可能完成，而在让父亲杂在记忆中重现的书写中，我又必然是一个参与者，在和父亲共同的经历和距离中看见不一样的父亲，在这个意义上，“每一次面对这种两难，我都要把自己从个人的陷阱中抽离出来。”这也许就是安妮在书写这部小说中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体现的就是这种“爱的分离”背后的位置偏差：它是一个男人的位置，它也是一个女儿的位置，它们之间不可消弭的距离就是“阶级距离”——安妮如此直接命名父女之间的矛盾性存在关系，是不是一开始就是在“失去”？
的确，安妮的回忆是平实的，低调的，甚至是隐忍的，她就是以将自己从个人的陷阱中抽离出来的方式试图客观化还原父亲，就像在葬礼上牧师的悼词，他用“诚实的一生、劳碌的一生”和“一个一生中从未伤害过人的人”来形容父亲，诚实、劳碌是基于生存境况所体现的人生态度，而一生从未伤害过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父亲处在“一个男人的位置”的具体摹写：他小心翼翼生活，没有伤害过他人，唯一伤害过的人也许只有自己，而这种对自己隐而不露的伤害和诚实、劳碌，共同构成了作为父亲的“位置”，这也是安妮所说“一个受生活所迫的一生”。而实际上安妮的记录从20世纪初的几个月开始，从距大海二十五公里的库沃地区的小村庄开始，所强调的并非只是父亲的位置，还有祖父的位置、祖母的位置，甚至还有母亲的位置。
| 编号：C38·2250922·2362 |
祖父大字不识，祖父是个粗暴的男人，祖父的凶恶是他生活的动力，是他与贫穷抗争、证明自己是个男人的力量的来源，这就是和祖父有关的“一个男人的位置”，所以他会恼火于看书或看报的人，所以他会在父亲小学毕业之后辍学，因为他自己没有时间学习和读写，因为他不能让家里白白供养父亲，而祖母曾在教会学校读过书，居家未一家工厂加工布料，在祖父确立的这种男人的位置中，“生活并不总是充满阳光。”父亲辍学之后开始在农场干活，每天的工作事件都很长，但他看不到大地之美；他通过入伍认识了巴黎、地铁以及使人平等的军装、来自法国各地的战友、比城堡还大的军营，世界在他面前打开，从此他再不愿回家种田，“这个词的另一种意义，精神上的意义，对他来说毫无用处。”战后的Y市开始了工业化进程，父亲后来进了缆绳厂；在之后认识了我的母亲，开始交往之后他们羞于谈论爱情，他们之间没有爱抚或亲昵的动作，即使是性渴求也完全是一种暗示；再后来，父亲从维修的屋架上摔了下来，母亲决定开商店，父亲则用银行贷款买下了店铺，他一半是商人一半是工人，在谨慎、孤独的状态中让这个家站稳了脚跟；1939年父亲因为年龄问题没有被征兆到前线，那时德国的弹片击中了和他的面部，一家人也成为了难民；1944年在诺曼底的炮火声中，父亲依然去购买新的货物，为孩子、老人和需要帮助的家庭乞求额外的物资，父亲被人们称为“补给的英雄”；1945年父亲带着全家离开山谷，在火车站和托老院之间的街区盘下了咖啡杂货店，从此生活得到了慢慢改善……
从祖父到父亲，他们各自找到了“一个男人的位置”，不管是面对生存还是生活，不管是和自己有关还是和家人有关，男人的位置都和境况有关，那本《两个孩子的法兰西之旅》的书其实也成为了“两个父亲的法兰西之旅”，上面都是生活的格言，“要懂得永远满足于自己的命运。”“世间最美好的事莫过于对穷人的施舍。”“一个团结友爱的家庭胜过任何财富。”“拥有财富最幸福之处，就是它能帮助他人减轻痛苦。”对父亲来说，这就是真实的生活，这就是一个男人的位置：他滴酒不沾，工人时是工人，商人时是商人，工头时是工头，“他在试图站好自己的位置。”为了卖土地和房产，他借债，生活好了，他会因为付出辛苦而争吵；他的座右铭是“量入为出”；他的顽念是：“人们会怎么看待我们呢？”他的原则是：不轻易发表看法，不被邀请从不拜访别人，从来不出于好奇而打听任何事；他认为方言代表着陈旧和丑陋，意味着低人一等，所以即使他的法语讲得不规范，“那终究是法语”；因为在公证处办事时不会拼写而在文件上写错了，他感到耻辱，这种耻辱变成了一生的阴影……按照母亲的说法，“能指望什么，他就是一个乡下人。”而在Y市，不管是商人还是职员，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保留农民形象意味着自己没有任何进步。
一个乡下人，一个谨慎、隐忍的乡下人，一个怕被人瞧不起的乡下人，一个带着耻辱的记忆活着的乡下人，一个历经了磨难却又辛苦活着的乡下人，这就是“一个男人的位置”：拥有位置而害怕失去位置，害怕失去而感到羞耻。但是这样一个男人的位置却是在我的存在意义上被不断强化的，也就是说，我和父亲之间的距离构成了这样一种位置感。什么样的距离？安妮早就定义了这个距离，那就是“阶级的距离”导致的爱的分离：那时的父亲是简单的人、谦虚的人、善良的热，但是他不再给我讲他童年的故事，也不再谈学业的事情；当我十七岁了还没有独立谋生，他会感到尴尬和耻辱，甚至在我面前说：“书籍、音乐，这些东西对你有用。而我，不需要它们来生活。”后来我离开家呆在伦敦，收到的事母亲给我的信，信里讲述的事村里发生的事，那时的父亲已经变成了一种“抽象的确定性”；我结婚的时候，父亲目光茫然，“我在谈笑间朝他瞥了一眼，我相信他并不感到快乐。”后来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父亲病倒了，我回答家照顾父亲，最后的时光里，父亲几乎没有再和我说话，我手里捧着的是《名士风流》，但根本没有读进去，“我知道当读到其中某一页，父亲将不在人世。”
一种在与不在之间的状态，一种和父亲在一起或不在一起的生活，距离的确是存在的，但是这种距离是不是就是安妮所定义的“阶级距离”？那本《名士风流》摊开在那里，却没有被读进去，它空在自己的位置上，这像是一个我和父亲之间距离的隐喻，他在自己的位置上，一生谨慎、隐忍，带着耻辱的记忆与阴影，而我曾经就在蔑视他的那个世界里，“现在，我也完成了向世人揭示遗产的工作，当我迈入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世界，我不得不把它们留在门口。”这是“乡下人”和“资产阶级”布尔乔亚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在父亲去世的那段时间也变成了一种隐喻，那时的我正好在里昂红十字区的高中参加教师资格证书考试的试讲，当然最后的结果是我被录取了，成为了一名正式教师，这也标志着我脱离了父亲的境况，成为另一个阶层的人，而就在我当上教师两个月后父亲去世了，在阳光照进百叶窗照射到塑料地板上时，我意识到：“他已经不再是我的父亲了。”一种缺失，是父亲的缺失，也许也是父亲的位置的缺失，“经常有那么几秒钟，我分不清里昂那所高中的场景究竟是发生在前还是在后，分不清自己在红十字区的公交车站等车时那个多风的四月，是在父亲去世时闷热的六月之前还是在那之后。”
实际上当父亲真正缺席，也意味着那个位置空了，意味着那种距离变得虚无，“也许我之所以需要写作，正是因为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从反面来说，不说是为了另一种说，而让·热内对于这本书的评价是：“当一个人成为背叛者之后，写作就是其最后的依靠。”在对父亲为代表的男人确立他的位置时，安妮作为一个写作者是在场的，她以“我”的方式看见了那个距离，看见了闪过的记忆图像，看见了过去的点点滴滴，在这个意义上，父亲就是“我的”父亲。但是她必然要从那种回忆中退出来，必然要成为那个位置的背叛者，她的这种书写又是不在场的，因为这是一个20世纪法国社会的写照，这是一个法国男人的位置，也许在这里“爱的分离”就是一种必然。
最后安妮写到了自己的一次经历，和父亲无关，和男人无关，却和位置有关，我在超市购物时认出了以前的一名学生，她忙碌着结算，说“技术教育学校没改变什么”，但我已经记不得她为什么被送进滞销被安排杂那个班级，在简单说声“再见”之后，她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干着我不会干的事：
她已经开始左手一样样地拿着东西，右手熟练地敲击着收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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