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06 《未知大学》：你无法改变一把折刀的旅行
我梦见自己回到路上，但这一次不是十五岁而是四十多岁。我只有一本书，装在我的小背包里。我正走着，突然那本书开始燃烧。
——《文学散步》
一本书是出发时的一本书，小背包是离开时的小背包，当一个人，一本书，一个小背包在那里出现的时候，它们都是孤独的，它们都进入了一个孤独的梦里，但是，这一个散步式的梦会进入哪里？谁在那里行走？离开去往哪里，为什么必须回来？
1994年的《文学散步》已经走到了尽头，第148页，第53章节，短短的几行字不是为了消灭梦境，而是为了扩展——扩展到整个人生，扩展到整个文学，扩展到整个拉丁美洲，而最后，当一本书在黑暗里燃烧的时候，不是照亮了迷失的雨夜，而是以拒绝的方式毁灭了回家的方式：天亮了，没有车辆经过，我扔掉了烧焦的背包。一本书燃尽，一个小背包丢弃，而我，以及梦，是不是在53章节的梦里变成一种虚无？
但是 ，“同时，感觉脊背灼痛，好像长着翅膀”。当一本书烧焦而丢弃在水沟，火却让身体长出了翅膀，那么回家的路上是不是可以跨越这“文学散步”，而以另一种方式完成命名？那时背着书包出门是十五岁，书是巴列霍的《特里尔塞》，塞进背包的时候是晚上前，然后我离开了南半球。“这是我唯一的一本书”，如果这是一个起点，那么这个梦是为了逃离。而其实，我进入自己的梦早于十五岁，或者，我梦见的自己比十五岁更年轻：“我梦见自己十四岁，是南半球最后一个读龚古尔兄弟的人类”——十四岁，龚古尔兄弟，以及南半球，是我梦中出发的起点，从十四岁开始，我梦见了自己的十五岁，“去尼卡诺尔·帕拉家告别”，为的是“远离南半球”，“我梦见自己十五岁，而且，真的离开了南半球”；我还梦见了自己十六岁，“跟马丁·亚当上钢琴课。”那里有一个老头的手指，像“神奇先生”里橡皮人指头那么长；我梦见自己十八岁，“看见我那时最好的朋友，他也十八岁，正和沃尔特·惠特曼做爱。”
梦见自己的十四岁，梦见自己的十五岁，梦见自己的十八岁，每一个梦里都有别人，即使是一本书，也让我在文学的世界里找到了朋友，而且，“我梦见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进入梦的地道，用两种小棍叫醒我们”，即使她生活在疯人院，即使她“渐渐变得越来越疯”，但是在梦中和我一起进入地道，我也是不会孤独的。梦编织了一切，梦创造了一切，梦里有冷盘和被遗忘的海滩，梦里有“尸体骑着一大群电动公牛回到应许之地”，梦里有塞满尸体的大巴，但是在梦里，最多的是“他们”：梦里的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在自己的宅邸里，梦里的曼努埃尔·普伊格走在纽约的海滨大道，梦里的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在纽约的天空中以云的样子出现，梦里的埃多拉因·韦尔塔坐在一块岩石上，在梦里我到非洲小镇找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我找到了罗克·达尔顿“为一个狗屁幻象而死的勇士之梦”，甚至我还梦见了一个中国老头把我引向一间地下室，“这个样子，也可以是李白，我回答。”
他们是诗人，是小说家，是写了一本书的作者，他们在我的梦里，让我不感到寂寞和孤独，而且他们几乎都在北半球，和我一样，“远离了南半球”，而且最主要的是梦见了我，我在十四岁离开，然后用一块石头翻译维吉尔，走在非洲的路上，而且还爱上了爱丽丝·谢尔顿，尽管她当时不爱我，但是后来在纽约滨海大道上他打了个手势“告诉我她一直爱着我”。梦里有我的十四岁、十五岁、十八岁，梦里有维吉尔、弗朗茨·卡夫卡、马克·吐温、阿尔封斯·都德、萨德侯爵、帕斯卡尔、波德莱尔，梦里有诗歌、女人、爱情和死亡，但是我问为什么要梦见自己回到路上？
因为我梦见我在做梦，因为我不断地死去，因为我没有机会成为侦探，而最重要的是：我不再是十五岁而是四十多岁。十五岁是可以梦见诗歌的年纪，而四十岁是现实，只能回家，当那本书烧焦，当小背包扔进水沟，即使我的背部长出了翅膀，梦也成为一种制造伤痛而非“远离南半球”的虚幻之地，“我梦见我在做梦，我们在发动革命前就已经失败，我决定回家。”所以，梦只不过是暂时让我离开，最后还是要在四十岁的时候回来，回到失败的现实，回到黑暗的雨夜，回到南半球，回到拉丁美洲，回到智利。
所以当梦以回来的方式在四十岁终结，其实答案就在另一个问题里：我为什么要做梦？那时有父亲，我的父就像我的国，我的智利，他应该给人一种安全的感觉，但是，“在这些荒凉中，父亲，你的笑只剩下考古遗迹。”父亲却成了另一个古老的梦，在那里有水晶和泥巴的迷宫，有电影里喊出的“龙卷风”，有像井底之蛙的幽灵，“父亲，都迷失在你乌托邦之梦的悲苦，迷失在你声音和深渊的丰富，躁狂抑郁在地狱无边际的病房里，你的体液在那里被烹制。”所以在现实里，“我们都是半成品”，就像这国家一样，永远没有走向自己成熟的品质，所以在革命为发动就已经失败的现实里，只有那些斑斓而诡异的梦，才能使我们离开父亲，离开拉丁美洲，离开南半球，“让我们跳舞，在拉美侦探/模糊的倒影中，/雨水坑里倒映出我们的脸/每十年一变。”
每十年一变是拉丁美洲父亲的脸，也是身为拉美侦探却无法知道这个国家真相的我们的脸，所以从一开始，现实就是梦，无法逃避的噩梦，“我梦见无人死于前夕”，一切都在现在发生，不管是十四岁还是十五岁，不管是十六岁还是四十岁，其实都是那个我梦见乔治·佩雷克三岁时的样子，“我梦见乔治·佩雷克三岁，哭得很伤心。我试着安慰他。我把他抱在怀里，给他买零食、图画本。随后我们去纽约滨海大道，他玩滑梯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虽然什么都不行，但还可以照顾你，没人能伤害你，没人会杀你。”乔治·佩雷克，先锋文学家，当他进入到我的梦中并且只时三岁时的样子时，他或者提供了我真正想要离开南半球的原因，但是这个下雨的拉丁美洲，这个布满了模糊倒影的现实之梦里，“但我们的家在哪里？”
家在哪里？不在智利？不在拉丁美洲？不在南半球？不在梦里？所有的梦都遗失且迷失了，连回家的路都在烧焦的书本里变成了一个虚无，所以，那天下去砸了我家门的恩里克·林恩带来的东西就成为我的一个最后梦想，他带来的是一瓶葡萄酒，一包吃的，和一张未知大学的支票。酒和食物是满足身体的欲望，但是未知大学的支票，是为了什么目的？或者说，未知大学到底是什么？那时是1994年了，而在这些梦出现之前，未知大学早就进入了我的世界，并且成为我的一种理想：在《坏事不会找上我》里，我在巴塞罗那的晚上“一个人喝醉”，“把我的钱花在未知大学/的某一边界。”在《你远走的心里》，我对“亲爱的阿尔弗雷德·贝斯特”说：“至少/我找到了未知大学/殿堂中的一座！”在《赫罗纳秋天散文》里我说：“这希望我不曾寻找。这未知大学的无声殿堂。”
未知大学在某一边界，未知大学是殿堂，无声的殿堂，它是隐藏的秘密，它是内心的圣地，它是神秘的去所，所以当恩里克·林恩砸开了我的门，未知大学的支票似乎就成为一个看得见的希望，可是这还是一场梦，甚至当这个小心呵护的意象变得遥不可及的时候，噩梦般的严酷事实变得更加残忍，而所有的梦，所有的诗歌，所有的离开，都无法找到自己的未知大学——这53章节的梦就是一个隐喻，它写在那篇《文学散步》的小册子里，薄薄的小册子是“别册”——它被排除在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合集里，而那本合集就取名叫《未知大学》。
这似乎就变成了波拉尼奥命运的写照，1994年写作《文学散步》，那时的确已经40岁了，他必须回家，必须把书扔进水里，必须忍受背部的灼痛，而未知大学已经变得越来越远，就像那张模糊的脸，在每十年一变的拉丁美洲历史中，也找不到它应有的位置。但是在四十岁之前，波拉尼奥的确离开了南半球，离开了拉丁美洲，离开了智利：1973年，他20岁，开始穿越拉丁美洲的漫长旅程，就在奥占斯托·皮诺切特军事政变前几个月，他抵达智利，支持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于是在去康塞普西翁的途中被捕，但8天后因在拘留中心偶遇两位做警察的童年时代的同学而被释放；1975年，在返回墨西哥城途中，他与马里奥·圣地亚哥、布鲁诺·蒙塔内及其他墨西哥诗人共同创立了“现实以下主义”；1977年，他抵达巴塞罗纳，短居于格兰大道的一处公寓中，随后搬进塔耶尔斯街的单居室；1980年暑假时，他在卡斯特尔德费尔斯的“海之星”露营地做守夜人，接着搬家去赫罗纳；1981年，他遇见卡洛琳娜·洛佩斯，他们于1985年结婚……
这是波拉尼奥的现实，20岁抵达智利，24岁去往巴塞罗那，以及27岁回来，似乎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完成了离开和回来的历程，但是在这个如梦的过程里，波拉尼奥一直在寻找那个未知大学，而被烧焦的书，被扔进水沟的小背包便成为他无法摆脱的梦境，那时他一直写诗，在诗歌里寻找殿堂，却最后发现那只是另一个梦境，一个混合着孤独和痛苦的梦，一个迷失在异域的梦，一个永远找不到未知大学的梦。“让我惊异也教我成长的巴塞罗那出没在所有的诗里。”这是波拉尼奥对于诗集第一部分的注解，这七个单元的诗歌写于1978-1981年间，当巴塞罗那成为一种现实，成为一个回忆，那个噩梦般的模糊的脸却始终无法去除。
那里有巴塞罗那的街道，但却是等待某物或某人的“废墟”，是“新旧大陆的屠场”，是一所“花瓶们伪装成”的地狱之门，而生活在巴塞罗那街道的那些人是谁？是穿着制服的警察，是跨上摩托车的姑娘，是长着雀斑的长腿姑娘，是吻着女人脊背的长发少年，他们都是噩梦的一部分，“噩梦从那儿开始，从那一点。/更远处，从上到下，都是噩梦的/一部分。”而在巴塞罗那的波拉尼奥呢？行走在正在下雨的奇特公路上，“雨：我只希望/焦虑消失/我正全力以赴”，期待的却是让雨来浇灭焦虑；坐在“自己的房间的中央”，一个人写诗，其他人看电视，而写诗只不过是为了“等待下雨”；生活没有钱没有爱也没有眼神，“我自己的哑/包围作品。或许只有瞎了，/才能抵达目的地，在那里‘我的才华’/表现为可燃的撕裂/我自己的脖子没入小说一雪。”口袋空空四处游荡，于是我总是期待“坏事不会找上我”：“我工作了十六个小时在野营地/早上八点的时候我有2200比塞塔虽然挣了/2400我不知道那200哪儿去了/很幸福因为好久没有/这么多钱在兜里”；而在一个人的世界里，连身体的欲望都变得空无，“我只想写那些女人/在第5区小旅馆里的女人/用一种真实亲切诚实的方式/这样当我母亲读到/她会说的确是这样/那时我终于能笑起来/打开窗户/让假发进来/让颜色进来。”
女人似乎成为诗人的一种排遣，但是在一种身体呈现的欲望里，女人带来的无非是另一种沉没，“见鬼去吧，罗贝托，记住你再也/不能插进去/她有一种特殊味道/雀斑长腿/桃心木色头发和漂亮衣裳/实际上我现在想不起太多/那时她永远爱我/那时她让我沉没”欲望是直接的，是赤裸的，它只呈现为一种“插入”状态，但是这个陌生而模糊的城市，只有恐惧，只有孤独，只有被身体劫持的想象，“我是静止和骨头。/我是被注视的阴茎。/我是一切。/被她注视的阴茎。”被注视而失去自我的欲望，这像是一种阉割，但并不仅仅是新阉割，为了抵御那个噩梦般的现实，或者可以在文字里寻找一种安慰，那里有狄更斯的孩子们，有爱伦坡，有“帮过我的不仅是你的好意；还有/那种庄严的诚实，你的天真”的埃夫拉因·韦尔塔，有陶醉“在他的城市，/奔逃在雨中”的特奧菲洛·席德先生，有在佩尔·卡德纳尔这位法国游吟诗人那里得到的自由，“在你的词语前/一只白色烟灰缸盛满指环。/躲藏在巴塞罗那的阿尔比派。/无论如何有歌与酒。/一只白色烟灰缸盛满指头。/在漫画中我们找到自由。（《想写什么写什么》）”波拉尼奥还专门献诗给普罗旺斯游吟诗人吉罗·德·博内尔，“已消失的游吟歌手/的笑 月亮在上弦期/75度旋转/愿你的词语忠实于你”^
但是，诗人、写作、自由，无非是梦境的另一面，那声音说：“而你的诗在腐烂”。而腐烂的不是自己的诗歌，因为那里的阅览室就是一个“地狱阅览室”：“在奇特的牲口棚深处，/书或肉块。/骷髅的肿胀神经/或印字的纸。/花瓶或门/通向噩梦。（《爱伦·坡的书房》）”阅览里有噩梦，有暴力，有颤抖，有嘲笑，所以即使写诗，也只不过是一种荒漠地存在：“杂耍艺人说：这里是荒漠。/诗写成的地方。”而荒漠之于巴塞罗那，不是诗歌和爱的缺失，而是“祖国”的迷失，1958年生于墨西哥的埃德娜·利伯曼，有过和波拉尼奥短暂的恋情，当她最终离开，留给波拉尼奥的是无尽的伤痛，而《献给埃德娜·利伯曼》里他喊出的却是：“我的祖国。”一切似乎都在寻找归宿，无论是一个女人，还是一种欲望，一种爱，一种革命，波拉尼奥来到巴塞罗那，其实并不是离开，而是为了回去，而当一切都被淋湿，一切都变成了恐惧，一切的身体和心灵都迷失，就像心中的爱人，“我的祖国”似乎就变成了一个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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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S64·2171120·1433 |
“我写了一首叫《空女孩》的诗……/我生在四月，在一个灰色城市……（《铁桌子》）”这是一首有着“荒原感”的诗歌，四月、灰色和空心人，组成了波拉尼奥的荒原意象，而组诗之名《特洛伊的圣罗贝托》就是一种陷落：陷落的诗歌，陷落的爱情，陷落的欲望，以及陷落的祖国，那个十二岁的女孩在记忆里，她总是在碎石路上跳舞，而且还拨开树枝对着在洞穴里的我微笑，但是在陷落的特洛伊，女孩变成了空心人，那里只有性爱，只有金钱，只有枪，只有梦，“我的格律我的直觉/我的孤独在旅程最后”。而一切的陷落就在于找不到那个智利女孩，无论是“在精华中生活着切丽塔”，还是美丽的萝拉，其实都已经异化为“空女孩”，他们“手里拿着匕首。/街上将一片空寂”，而最后的结局是：“会有一天人们在街上喊你：/智利人。/而你将三级三级地下楼梯。”
谁的手里拿着匕首？“那个混混二十岁，乡巴佬，小折刀在/智利人脖子上，二十五岁，此刻唯一的游客。//年轻人的黑色手臂，然而他的折刀并不闪光/因为在智利人脑中已经是钥匙。（《弯》）”没有归宿感的巴塞罗那，一间地狱阅览室，陷落的特洛伊，离去的“空女孩”，这便是被构筑起来的异域，而这个异域折射出那个叫智利“我的祖国”那种虚无感，“暴力就像诗歌，无法修改。/你无法改变一把折刀的旅行/或永远残缺的黄昏形象。”所以在这里靴子陷进雪里，一只苍蝇嵌在一只苍蝇里，一辆卡车从空森林驶来，而最终，“我们将抹掉/智利人在其中迷失的黄昏/在纯粹的巴塞罗那 雪/马群 孤独”。
这是“让我惊异也教我成长的巴塞罗”，这是“出没在所有的诗里”的巴塞罗那，这是找不到“未知大学”的巴塞罗那，而1980年的巴塞罗那就是一场梦，一场二十七岁时做的梦，而当波拉尼奥以回来的方式烧毁了那本书，并且扔进了水里，梦却依然没有醒来，依然没有让他找到家，梦却以另外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了“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那个请走唯一的那条路，从A点到B点，避免在空虚里迷失……”A点到B点，不是离开和回来的距离，不是巴塞罗那和家的距离，不是北半球和南半球和距离，不是欧洲和拉丁美洲的距离，它是唯一的路，却依然是迷失的路。小说《三文本》、《远走的人》，以及《赫罗纳秋天散文》，似乎都写在这样一种迷失里。那个十五岁的男孩挎着小口径步枪，那个驼背带着轻微汽水，那个英国的男人坐在贫民窟的露台上，那个红头发的女子看见了强奸案，还有检察官，还有警察，还有看营地的的人，他们制造了从A到B的距离，但是却不是出路，它永远通向未知，通向死亡，通向远方。
“我写下这本书是为了那些幽灵，他们是唯一有时间的人，因为他们置身于时间之外。”似乎只有幽灵可以逃逸时间，而彻底的无政府主义，是不是一种幽灵的存在？无政府主义者不需要只有正面的房子，不需要绿色、红色和白色的格子，不需要恋爱的诗歌，当六人死于近郊，当女人不再是证人，当有理性的人和无理性的人都不重要，无政府主义者其实看见的是自杀者，“苏菲·波多尔斯基自杀已经很多年了……否则她现在应该有二十七岁了，和我一样……巴塞罗那被人遗弃的高楼，几乎就是平静自杀的邀请函……”又是巴塞罗那，又是二十七岁——1980年如幽灵又出现在20年后，于是这个梦不再醒来，于是A到B不再有距离，只有二十七岁定格成永恒，“唯一可能的场景是那个男人在树林的小路上飞奔。不知是谁眨了眨眼睛，眼前浮现出一间蓝色的卧室。此时的他二十七岁，上了一辆公共汽车。 他现在二十七岁，走下公共汽车。前行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
曾经有个姑娘十八岁，“十八岁，已经很遥远了。她回到浴室。支离破碎的姑娘。”当A点到B点只剩下二十七岁，当上车和下车都在二十七岁，当或者和死亡都定格在二十七岁，其实一切都没有了悬念，“这个人很可能是他编造出来的。”而自己的所有梦想，所有激情，所有革命，所有回家的可能，都在1980年那个永远的二十七岁成为了“远走的人”：“8月渐盈的凸月。9月，我将孤身一人。10月和11月，我会去捡松果。”就像《二十岁自画像》里所说：“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像我，没胡子/或有胡子，但都是拉丁美洲人，/把自己的脸挨上死亡。”
二十七岁自杀，二十七岁无政府主义，二十七岁下车，二十七岁长出了胡子，而当在《远行的人》里写下这个二十七岁的梦，波拉尼奥是为了让自己有限一次的醒来，“在我所失去的，无可挽回地失去的东西之中，我只想恢复日常写作的闲暇，那一行行的文字能够在我的身体已经撑不住时，揪住我的头发，将我拽起来。”但是被“拽起来”而醒着，和自杀死去有什么区别，那里折刀的旅程还没有结束，那里的刀子还亮着光，“智利人被抢劫？不，是智利人遇到了强盗，这就是事情的全部。剩下的故事完全遵从两个人物的自然反应：一个攻击，另一个望风。而这另一人，智利人，则甘拜下风，通过自我牺牲，完成了蜕变。”
用自我牺牲完成蜕变，或者也在无限接近“未知大学”的神殿，于是复活：“诗歌进入梦/好像死去的潜水员/在上帝眼中。”当1980年的巴塞罗那已远，当十八岁的梦带着自己回来，当“我的祖国”不再是革命的梦想，也许只有诗歌才能完成“一个圆满结局”。1992年，波拉尼奥刚从巴塞罗那的巴列·艾博龙医院出来，当他见证了那些濒死病人的痛苦，当他目睹了艾滋病患者和过量吸食海洛因的姑娘们的死亡，当他得知了自己的病情，当他感受了病房里五花八门的布道，无政府主义者似乎找到了上帝，“一个诗人请求那些他爱过也曾让他不安的书，在将来的日子里保护他儿子。在另一首诗里，诗人反过来，请儿子在将来照顾这些书。就是让他去读。互相保护。就像某个常胜帮派的信条。”所以，面对正在慢慢长大的儿子劳塔罗·波拉尼奥，他才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个时候他叫“父亲”，和那个梦中半成品的“父亲”不一样，这是回归个体的亲情，这是父子相关的影子，这是诗歌延续的希望，“你要读以前的诗人/珍惜他们的书/这是你父亲能给的/少许忠告之一（《给劳塔罗·波拉尼奥的两首诗》）”
“最终诗人像孩子和诗人的孩子。”没有十五岁的梦，没有二十七岁的死，没有四十岁时的灼痛，没有巴萨罗那的地狱阅览室，没有拉丁美洲的荒漠，只有诗歌，只有孩子，只有亲情，只有未来，像未知大学一样存在：
我儿子，代表所有儿童
在这片被缪斯遗弃的海岸，
今天兴奋而执着地满了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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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前： 【或。者|这十年】史“记”断章
顾后： 总有些无法陈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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