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28《每个人》:监狱把我们吞进肚子

很快,监狱的肚子就会开始进行消化,慢慢地,所有住在监狱里的人将会消失,在这短暂的夜晚,被世人遗忘。
——《斯卡恩,被沙子掩埋的教堂》
放下阿维·施泰因贝格《监狱里的图书馆》,三天之后读完让·保罗·杜波瓦的《每个人》,从一部小说到一部小说,监狱被依次建立起来,一个是波士顿监狱,一个是波尔多监狱,不同的监狱,发生着不同的故事,如果说阿维构建的“监狱里的图书馆”是在一种分享的意义上发生对话,在风筝放飞中触及灵魂的神圣性,“它们是孤独者和边缘人的天堂。”那么杜波瓦笔下的监狱是寒冷的,压抑的,苦熬的,就像同住在“孔多”牢房里的帕特里克·霍顿在背上纹着的那句话,“生活就是苦熬,等你熬出头命也丢了。”
生命就是苦熬,这个“铭文”刻在背上,仿佛也是对于被现实背叛的生命象征,而在这个意义上,监狱和监狱是相通的,图书馆也许也是一座监狱,或者“孔多”式的牢房也是一座监狱。杜波瓦笔下的监狱是实写的存在,它有确切的地址,位于西古因大道300号,在普雷里河岸的临建空地上;他有确切的囚犯,关押着1357名囚犯,有人已经被审判,有人则等待审判;它有确切的历史,在建造监狱之前,这里有桦树、枫树、鹿角漆树和野兽经过时倒伏的高草,而且在1962年废除死刑之前,有82人被绞死。确切的地址、确切的囚犯,确切的历史,只有和每个人有关的案件是不明确的,帕特里克涉嫌谋杀等待审判,一个隶属于蒙特利尔分会的“地狱天使”被人杀死在他的摩托车上,帕特里克被指控参与了这次门户清理,“地狱天使”“摇滚机器”“大盗”,这些在帕特里克口中说出的名字都是活跃于北美地区的非法摩托车帮会,但是帕特里克说自己没有参与活动,更没有杀人,等待被审判也是等待命运的判决,每天深入了解和他公用马桶的是何许人成为帕特里克“苦熬”的事。
我也一样,2008年11月4日,在这个确切的日子,我被关进了波二度监狱,这一天正是巴拉克·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作为9500天来精英公寓楼的看门人、修理工和总管,我负责看管、监督和维护,在104个季节中我还会帮助老年人、寡妇和病人,但是我却因为狠狠揍了那个卑鄙、自私、可恶的家伙而被指控涉嫌谋杀,被关进监狱我最后悔的还是没能将那个家伙的骨头打断,也许对于我来说,这种行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而监狱也成为了我的一次苦熬。正是在帕特里克的等待和我的苦熬中,监狱仿佛正在吞噬着我们,“监狱把我们吞进它的肚子,消化我们,我们蜷缩在它编了号的肠子的褶皱里,在两次胃痉挛的间隙,尽我们所能地睡觉和生活。”监狱和监狱是相似的,而实际上当杜波瓦以监狱开始叙述故事,生活和监狱也是相似的,或者说每个人的生活就是一个寒冷、压抑、苦熬、想要把人完全吞进肚子的监狱——在进入监狱后我才发现,26年来我就生活在离监狱不到一公里的阿汉西克区,精英公寓楼就在这个区,这种临近的感觉也是相似性的体现,“它提出问题、制造故障,必须凭借大量累积的记忆、知识、技术、观察力紧急解决,有时还需要一点运气。”
这是每个人的监狱,于是“每个人”在这里就有了无处不在的意义,它是问题的存在,它是故障的标志,它需要一点运气来破解,监狱如此,精英公寓楼如此,生活也是如此。杜波瓦将“每个人”都关进了一座座监狱,这座比波尔多更大的监狱也是“每个人”的世界——以中文翻译后的“每个人”检索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杜波瓦的主题就彰显出来了:“丹麦之行让我们每个人都焕然一新。”它在《牧师的困惑》中;“每个人都要在会上向别人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自己为何会到波尔多监狱来。”这是在波尔多监狱的生存状态;“每个人都开始监视他人,严格注意每一条规定的执行情况,即便这些规定是荒谬或徒劳的。”这是精英公寓楼楼爱德华成为主任之后;“每个人都已经尽力了。”这一句出现在《飞机、牵引车和等待》中——“每个人”出现在波尔多监狱、丹麦之行、精英公寓楼和最后苦熬之后的命运中,在这个意义上,无处不在的“监狱”正慢慢吞噬每个人,然后“消化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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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被吞噬的是教堂。父亲约翰内斯·汉森是丹麦汉森家族的后代,这个家族是“生活在陆地上的人”,父亲很早就背弃了故乡斯卡恩的大海,他成为了一名牧师,之所以成为牧师,就是因为流动的沙子掩盖了教堂的那个故事,最后沙丘之上只露出了18米高的钟墙,神职人员在拍卖了里面所有家具之后彻底关上了教堂的大门,他们说上帝受够了,他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他选择了放弃抗争。教堂被沙子吞没,宛如监狱把每个人的信仰吞进肚子,但是,“正是因为看到这座被埋没的教堂,这具信仰的残骸,才让我父亲萌生了当牧师的意愿。”父亲成为了牧师,保留了信仰最后的残骸,但是当他娶了法国女人安娜成为妻子,信仰的残骸遭遇的是艺术和实验。母亲在图卢兹经营着一家小影院,当时被贴上了“艺术和实验”的标签,它反映了《忧郁的高卢人》、《放大》、《定理》或《扎布里斯基角》之类的电影,当1968年的叛逆之风吹来,母亲变身为“艺术与实验”女神,加入了戈达尔的战斗,他们运用傲慢、愤怒、不敬和幽默的语言对生活狂轰滥炸。但是牧师和女神之间,信仰的残骸和实验电影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即使那趟让“每个人都焕然一新”的丹麦之心也没有彻底他们之间的矛盾,父亲找到了故乡土壤的气息,母亲沉浸在明亮绚丽的风景里,但那更像是每个人的逃避,当再次回到法国回到生活回到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忍受着这一切,直到筋疲力尽,最终还是走向分手、疏远、离异、撕裂和破碎。”
1978年8月27日,电影《深喉》突破重重审查在法国上映,母亲安排在自己的电影院播放这部电影,父亲气急败坏,他向母亲放出狠话,不是介意可怜的故事和可笑的阴蒂,不是震惊于口交一小时的大胆情色,而是母亲作为牧师的妻子完成了愚蠢的选片,“众人、报纸和我的信徒们显然会把闹出丑闻的人与那个在周日向他们吹嘘哥林多人美德的人联系起来:‘身体不是用来淫乱的,而是用来献给主的。’”而母亲拍着桌子说父亲只是一个畏首畏尾的新教徒,“你武断,爱评判,拿着你的《圣经》,就像挥舞着刑法典一样。”在母亲看来,父亲还生活在19世纪,还沉浸在被沙子埋掉的教堂故事里,“如果女性喉咙里的这点小事让你陷入这样的境地,我真的很抱歉。”争吵之后,母亲继续放映着《深喉》,父亲继续誊抄《圣经》,但是婚姻却走到了尽头,“那天晚上,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俩难得坐在一起。那个世界,今天什么也没有留下。”
沙子吞噬了教堂,教堂代表的信仰,而当婚姻终结,对于父亲来说,似乎是新的监狱将他囚禁在那里,他变得沉默,甚至像死去了一样。但是他并没有彻底像教堂一样被沙土埋掉,他奋力地向上逃离了“深喉”的处境,他去了加拿大的蒙特福德矿城,在那里布道讲经。于是采矿环境恶劣的矿城成为了另一个监狱。“大片的土地被开掘、被撕裂、被轰炸,诞生出一座失真变形的城镇。”这里就像是一只沉睡的巨兽,父亲搬到这里的时候就发生了“石棉丑闻”,而我历时三小时45分钟抵达112号公路尽头看见这座矿城,仿佛站在“魔鬼的喉咙深处”——这是属于这里每个人的命运,“大家出生、长大、学习、调情、做爱、结婚、投保、工作、离婚、社交、再次做爱、老去、咳嗽,然后在山岩和洞口、渣堆和矿坑中死去。”父亲是这里的牧师,开始进行灵魂的拯救,但是他在魔鬼的喉咙深处,宗教热忱消退,记忆力大不如前,最后父亲竟然欠下了债务,他遭遇了不可预测的残酷危机,而为了还债,他竟然去赌博,“原本的信仰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信仰。我父亲需要信仰。”赌博赚了,他的野心更大了,最后的结局没有意外,他再次挪用了教区的运营预算,最后在讲堂的布道中死去。
父亲的灵车离开塞特福德矿城,送上了开往哥本哈根的航班,最后送到了故乡斯卡恩,“在那里,当着家人的面,他带着望远镜和我曾迷恋过的那顶六角帽,消失在地里,埋葬在沙子下面,在狂风肆虐的墓地。”回归故土,他被埋在沙子下面,和曾经被埋没的教堂一起构成了被“监狱”吞下的信仰残骸。之后我也离开了那里,离开了魔鬼咽喉处,之后我成为了加拿大公民,然后成为了精英公寓楼的看门人和修理工。在新的工作和生活中,我认识了开海狸水上飞机的薇诺娜,“在我们十一年的奇特婚姻生活中,我从未有一刻停止过爱薇诺娜·玛帕切,自从那天在湖边之后,她就成了我的一部分,我心里装着她,她活在我心里,一顰一笑,一举一动,她的离世丝毫没有改变这些。”还有薇诺娜收养的流浪狗努克,努克总是紧挨着我,把鼻子埋在我的胳膊和肋骨间蹭来蹭去,从它那里我知道了人类无法言说的东西。但是那天我没有等到薇诺娜回家,一条噩耗传来,“一切都结束了,我的妻子永远不会再回来。”而母亲也在1991年5月自杀,“我坐在床边轻触她的皮肤,像我父亲的一样冰冷。”
而对于我来说,还有另一个监狱存在着,那就是精英公寓楼,46张选票变成了爱德华·塞奇威克一手掌控的密码,他成为了新任的主席,利用手中的权力他改变了精英公寓楼的友好气氛,“2002年底,各种创伤降临精英公寓楼,摧残这里的设施、树木和住户。”终于它迎来了至暗时刻,“每个人都开始监视他人”,而且开始攻击他人,于是我站了出来和独断专行作斗争,在他对我的审判之后,我狠狠揍了他一顿,甚至从他的肩膀处撕下了一块肉,“除了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外,完全没有任何味道。”塞奇威克双臂骨折,一根手指骨折,肩部被咬并伴有皮肤撕裂,胸部多出挫伤,面部缝了21针,这场对独断的斗争也让我关进了波尔多监狱,“法官将基于上述证据进行判决,除实施暴力外,您可能被指控谋杀未遂。”
监狱成为我斗争的一次惩罚,在被关在监狱的时候,努克也去世了,我最好的朋友基德告诉我它得了致命的肝病,基德帮我完成了它的火化,“从头到尾。你可以放心。就是努克,它全在那里头。”监狱生活终于结束了,我获得了自由,但是无处不在的监狱却带走了“每个人”:“每个人”在监狱里讲述着自己的“人生经历”,每个人在监狱里监视和被监视,每个人的焕然一新又总是被拉进另一座监狱,从被沙子埋没的教堂,到石棉丑闻和赌博还债的塞特福德矿城,从用46张选票夺走了和谐和信任,再到比冬天更为寒冷的波尔多监狱,监狱不断地吞噬着“每个人”,这就是杜波瓦赋予“每个人”的丰富意义,但是当一切都成为监狱的存在,“每个人”也同样是一种抗争的象征,“每个人都已经尽力了”,当我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努克,我失去了一切,但是似乎一切又以另外的方式存在:我买了《哈雷摩托车全史》《运动者,哈雷摩托车》及两卷本的《改装你的哈雷》,送给还在监狱里的帕特里克;我抱着努克的骨灰,乘坐飞机去了丹麦,去了斯卡恩,这是父亲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努克、约翰内斯和薇诺娜在一张轮盘赌桌前等着我。”
这是属于我的“奥德赛之旅”,也许在这趟真正远离监狱的自由之行中,我会重新发现信仰、爱情和生命的意义,“这里空气清新,阳光明媚,水域分明,海洋交汇。这里是斯卡恩。”但是杜波瓦为什么没有把母亲安娜放在家人的行列中?这是对“艺术和实验”的偏见?这是对“深喉”更具隐喻性的拒绝?还是这是奥德赛对女性的某种偏见?不得而知,也许没有更多的深意,也许只是一个被囚禁者寻找自由的回归:
我呼吸着这新生之地的海风。这是我拥有的一切。侍会儿,在长路尽头,我将见到我的家人,我将敲门,有人为我把门打开,我会像父亲教我的那样介绍自己:“Hej,son ag Johanes Hansen.”“你好,我是约翰内斯·汉森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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