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18《了凡四训》：此义理再生之身也
吾于是而知，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祸福惟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
——《立命之学》
一切祸福自己求之而为“圣贤之言”，为天所命则是“世俗之论”，也就是在事在人为的意义上区别了圣贤之言和世俗之论，将命数做如此二分法，就在于袁了凡从云谷那里得到了启示：在栖霞山中与云谷禅师对坐三昼夜不瞑目，袁了凡说起以前孔先生给自己算命，“吾为孔先生算定，荣辱死生，皆有定数，即要妄想，亦无可妄想。”当时的云谷便笑他，“我待汝是豪杰，原来只是凡夫。”在这里云谷就从袁了凡把一切看做是命定而嘲笑他，并进而分出了何为豪杰，何为凡夫，也由此区分了世俗之论和圣贤之言，在云谷看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义理再生之身也。”将凡夫变为豪杰，把世俗之论变成圣贤之言，就在于从昨日死变为今日生，而这一切所需要的就是“义理”，“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数；义理之身，岂不能格天。”
那么，云谷对袁了凡一生转变所起关键作用的义理到底是什么？第一篇《立命之学》可以说是袁了凡的一部“自传”，而他对于命运的改变有过两个关键人物。童年时父亲去世，按照母亲的人生规划，袁了凡不考功名而是去学医，因为在母亲看来，学医可以赚钱养活家庭，也可以救济别人，而且医术精湛也可以成就名声，而这也是父亲生前的夙愿。所以袁了凡就听从了母亲的建议开始学医，但是某一日遇到了飘飘若仙的孔先生，他对袁了凡的问题便是：“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进学，何不读书？”也是在这个问题的刺激下，袁了凡有了读书之念，回来他便开始拜师读书。孔先生给袁了凡指出了人生的第二条路，更为关键的是，他传授袁了凡皇极数正传，而且给他推算了一生的吉凶祸福，何时会考取功名，哪年会做贡生，贡生之后某年会做知县，知县三年后便辞职归家，之后到了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便寿终正寝，而且一生没有儿子。
这就是孔先生给袁了凡推算的一生，当袁了凡认为自己进退皆有命，于是“澹然无求矣”，在他留京一年时，“终日静坐，不阅文字。”直到在未入监的情况下游南雍，在南京栖霞山访云谷禅师，才彻底有了关于命运的转变。在云谷看来，当原料放将一切的荣辱死生都看做是一种定数从而放弃了“妄想”，便是一种凡夫行为，“惟凡人有数；极善之人，数固拘他不定；极恶之人，数亦拘他不定。”在这里云谷其实指出了两种定数，一种是孔先生的推算，当孔先生将他的一生的遭遇都算出，袁了凡“不曾转动一毫”，便是听命的凡夫，另一种则是袁了凡不存“妄想”的消极态度，也就是无心的状态“终为阴阳所缚”，这双重的束缚使得袁了凡在云谷看来成为了凡夫俗子，一生的荣辱都成为了无欲无求的天命，也就成了世俗之论。由此云谷开启了袁了凡的后半生，也就是以义理构建的“再生之身”，它是对血肉之身的告别，是对凡夫俗子的转身，是对世俗之论的终结，这个义理就是“立命”：“务要积德，务要包荒，务要相爱，务要惜精神。”云谷提出了关于立命的两条准则，那就是“修身以俟之”：“曰修，则身有过恶，皆当治而去之；曰俟，则一毫觊觎，一毫将迎，皆当斩绝之矣。”“修”就是把身上已有的过失和罪恶，如医治疾病一样去除，之后更不要有一丝一毫的非分之想，一旦有了就要将它斩绝，而“俟”就意味着在一切的修行之后被改变的命运就会在等待中自然降临，“到此地位，直造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实学。”
可以看出，袁了凡的人生转变有两个关键时刻，母亲让他学医是为了养家糊口也是为了了却父亲的夙愿，这是在最基本的生存意义上；孔先生让他读书以考取功名，这是走向仕途的开始，但是孔先生将袁了凡的一生都推算完了，人生没有悬念也没有了妄想；之后云谷指出了事在人为的积极人生，并将他从凡夫俗子的状态变为自己求之而主动掌控祸福的圣贤状态，也正是在这个启发之下，袁了凡开始了新的人生：将自己以前的号“学海”改成了“了凡”，以示警醒；开始发愿做三千善事，也起了求子之愿，“辛巳，生汝天启。”历十余年三千善行做完又起求中进士愿，而且许下行善事一万条；“丙戌登第，授宝坻知县。”担心一万善行无法圆满，某日做梦梦中有神人让他为百姓减收粮税，于是袁了凡不仅把全县的田赋都清理了一遍减轻赋税，而且还把自己的俸银捐给了五台山斋僧。这一切就是袁了凡被改变的人生：孔先生推算他一生无子，但是袁了凡有了儿子天启；孔先生推算袁了凡五十三岁寿终正寝，但是袁了凡五十三岁连疼痛都没有，而写下这篇给儿子的《立命之学》时他已经六十九岁了。
这一种打破惟天所命的福祸人生就是自己驾驭的人生，所以在《立命之学》中袁了凡写下了“圣贤之言”：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阁一生。”要在所谓的命运面前常思常想，“即命当荣显，常作落寞想；即时当顺利，常作拂逆想；即眼前足食，常作贫窭想；即人相爱敬，常作恐惧想；即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即学问颇优，常作浅陋想。”不仅要思个人命运，还要将其延伸到国家、父母和他人：“远思扬山祖宗之德，近思盖父母之愆；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济人之急，内思闲己之邪。”种种圣贤之言都是在云谷的启示下所得，而种种的人生改变也是在云谷的教诲中发生，袁了凡之后半生的开启就是义理人生的开启，所以他对儿子的话是：“云谷禅师所授立命之说，乃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其熟玩而勉行之，毋自旷也。”
| 编号：W87·2250914·2353 |
《立命之学》是袁了凡在六十九岁时所做，《了凡四训》中的《改过之法》和《积善之方》则是他早年著作中《祈嗣真诠》中的两篇，而《谦德之效》是袁了凡晚年所作的《谦虚利中》，虽然这“四训”各自成篇，完成的时间也不同，但应该都是在云谷禅师的对谈之后，都是在得到义理之后，而且这四篇被后人整理刊刻成书，也有其义理的统一性。在不知何人所著的《旧序》中就指出了四训的关系，他认为“改过”和“积善”是正文，“‘改过之法’，发挥‘诸恶莫作’；‘积善之方’，细讲众善奉行”，而“立命之学”则是现身说法，也就是说，“立命之学”回顾自己的经历而现身说法，他所说的法就是改过、积善和谦德，这也是自己求之的“圣贤之言”，它们构成了一种总纲和分述的关系，“故‘四训’不独为千古名言，亦千古妙文也。”四训被称为是“千古妙文”，就在于给人生注入了一种可以驾驭的义理，它是修身，它是治性，它是立命，它是善行，它是改过，它是谦逊，但是作为古代伦理学的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了凡四训》的基本义理却是如何得到求功名的福田。
《立命之学》中记载遇见云谷禅师，当云谷指出凡夫和英雄的区别，这义理不是别的，就在于命是不是“我作”，福是不是“己求”，他引用佛经上的说法来阐释“命由我作，福自己求”，即“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在这里所谓的福就是富贵，就是子孙，就是长寿，而孔先生之前推算的命也在于登科和生子，云谷对于袁了凡命运的改变就在于这福田，“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他阐述说，福田即包括道德仁义，也包括功名富贵，向内就是反躬内省，向外则是求之有道，如此，“内外双得，是求有益于得也。”在这里云谷就明确指出了什么是人生的福田，什么又是内外双得，无疑功名观就构成了袁了凡的立命、改过、积善和谦德的基本态度。
在《改过之法》中，他指出了改过要有三心，一是耻心，二是畏心，三是勇心，耻心区别于圣贤和禽兽，畏心则是对天地鬼神存有敬畏之心，而勇心就是不因循退缩而是奋然振作；他也指出了改过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禁其事”而改，第二个层次是“明其理”而改，第三个层次则是“从心二改”，这是最高层次也是最有效果的改过之法，“大抵最上治心，当下清净；才动即觉，觉之即无。苟未能然，须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须随事以禁之。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为失策。执下而昧上，则拙矣。”但不管是改过之三心，还是三个层次，都是为了“获福而远祸”，“至诚合天，福之将至，观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祸之将至，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在《积善之法》中，袁了凡指出积善和行善要明白义理，义理之要点就在于区分积善之真假、端曲、阴阳、是非、偏正、半满、大小、难易，“为善而不穷理，则自谓行持，岂知造孽，枉费苦心，无益也。”同时也指出了“随缘济众”的十条原则：“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兴建大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长；第十，爱惜物命。”不管是明白积善之义理，还是济众的方法，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福报，他在前面举例说明了积善的好处：建宁人杨荣的曾祖以及祖父曾在洪水中救人，正因为这一善举，“子孙贵盛，至今尚多贤者。”鄞人扬自惩由于存心仁厚、守法公平，他还遇囚人乏粮，常多方以济之，子孙就因为积善而获益，都成为了名臣；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结果后世有九人登第，“累代簪缨甚盛”，在福建甚至有“无林不开榜”的说法……凡此种种，积善都是为了子孙能获得功名，所以在积善何谓阴阳中说，为善而被人所指是阳善，不为人所知则是阴德，阴德是“天报之”，而阳善则是“享世名”，“名，亦福也。”
虽然积善之方有为他人行善，“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则为真；利己者私，私则为假。”济世之心不可媚世，“纯是济世之心，则为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即为曲；纯是爱人之心，则为端；有一毫愤世之心，即为曲；纯是敬人之心，则为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即为曲。”积善更在于国家大事，“志在天下国家，则善虽少而大；苟在一身，虽多亦小。”但是种种方法，最后的归结点还是自我的福分，还是命运的福田，还是子孙和功名。而在《谦德之效》中，袁了凡指出了谦德的意义，“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他举例了赵裕峰的故事，他十二岁就中了举人，但是参加会试却多次不中，有一次他拿着自己的文章去见嘉善县的名士钱明吾，不想钱明吾竟然拿起笔把他的文章涂掉了，赵裕峰没有发火而是把自己文章的缺失改了，这便是“满招损，谦受益”的例子，但是赵裕峰之所以怀有谦德，袁了凡举例说明的也是为了最后他终于考中了，而其他关于谦德的例子，袁了凡总是用“遂登第”“果中式”等词来说明最后的成功，也就是说，谦德和改过、积善一样，是为了达到命运的改变，是为了得到福田的回报，“须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而虚心屈己，使天地鬼神，时时怜我，方有受福之基。”他还引用古语，“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于宫贵：必得富贵。”所以念念谦虚，尘尘方便，感天动地的作用就是“造福由我”，就是完成求登科第的目的。
立命也好，改过也罢，积善也好，谦德也罢，这一切处处体现着古代知识分子狭隘的功名观和成功学，这也是“四训”内在的逻辑线，尤惜阴所撰的《重刻<了凡四训>跋》，比《原序》更合理地解释了“四训”内在的关系，在他看来，因为命运被前定，而命数又可以转移，所以开端就是立命之学；而改过又是立命“第一着功夫”，所以改过之法为第二；积善之方则是立命之正轨，也就是“必由之路”，或者说改过和积善是抵达立命的正反两条路，而谦德就是立命的一种补充。所以立命就是原则，就是总因，那么袁了凡为什么一再强调用自己的力量改变被推算的命运？五十三岁寿终正寝也罢，没有子嗣也好，袁了凡从孔先生到云谷的转变，并不在于改变这两种命运，而是他对于现实之困境的一种摆脱，在《积善之法》中阐述十条纲领时，袁了凡说到了“吾辈处末世”这样一句话，他指出，正因为处于末世之中，所以，“勿以己之长而盖人；勿以己之真善而形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盖人、形人和困人才是末世之表现，所以要用自己积善的方法改变这一切。
为什么袁了凡会生出“吾辈处末世”的感慨？为什么袁了凡要用积善解决盖人、形人和困人的问题？这也许和袁了凡的经历有关，《原序》没有介绍，袁了凡的《立命之学》虽然可以看做是他的自传，但其实只是“半部”自传，因为袁了凡只是讲述了人生的两次重大改变，却没有提及真正感受到“末世”的遭遇，附录中彭绍升的《袁了凡居士传》中则记载了袁了凡遭遇的真正人生变故，这就是发生在他成为宝坻县县令之后：
后七年擢兵部职方司主事。会朝鲜被倭难，来乞师，经略宋应昌奏了凡军前赞画兼督朝鲜兵。提督李如松以封贡绐倭，倭信之，不设备，如松遂袭，破倭于平壤。了凡面折如松，不应行诡道，亏损国体，而如松麾下又杀平民为首功，了凡争之强。如松怒，独引兵而东。倭袭了凡，了凡击却之，而如松军果败。思脱罪，更以十罪劾了凡。而了凡旋以拾遗被议，罢职归。居常善行益切，年七十四终。
劝解提督不成，反而被罪劾，被诬陷，最后只好“罢职归”，这一段经历也许构成的正是袁了凡被盖人、形人和困人的命运，也成为了他所定义的“末世”，所以退居乡间，69岁时再次回顾人生才有了立命之说，才有了“居常善行益切”的实践，而一切的立命就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功名，就像孔子所说：“宗庙飨之，子孙保之。”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299]
下一篇：没有了，返回『读·者』 ＠图书馆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