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0-18《不设限通缉》：从乌托邦到异托邦
“要靠你自己了……”这是父亲阿瑟留给丹尼的“最后一句话”，然后在眼眶湿润中驾车带着妻子安妮和小儿子哈利离开，在家人消失无踪中，丹尼骑上了心爱的自行车，在原地转了几圈，然后骑上了道路，他的眼中也含满了泪水。汽车驶离，单车驶离，不同的交通工具驶上不同道路，驶向不同方向——不同的道路和方向不是一次简单的分离，暂时地离散，这也许预示着本来生活在一起的一家人将从此不见——因为父母早就是政府被通缉的人，流亡是他们的生活常态，当他们再次选择新的生活地点而留下丹尼，意味着不在一起的他们将面临更为叵测的命运。
但是，西德尼·吕美特留下的是一个开放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阿瑟最终在忍痛割爱中作出选择，恰恰是对漂泊无定的流亡者身份告别的一次预演，当他让丹尼留下去找外公，当他把自由交给了丹尼，“要靠你自己”的全部意义就是让丹尼结束那种被牵扯、被影响甚至被“劫持”的生活：也许下一步，他们还会让更小的哈利也选择这条路，再下一步，他们也会以自首的方式结束逃亡，即使被判刑被关入监狱，即使自己失去了自由，即使家人相见会隔着铁窗，但是对于整个家来说，再也不会担惊受怕，而最后结束刑期必将会在一起，甚至出现最极端的可能，他们再也无法获得自由，但是对于两个孩子来说，至少不必承担本不该加在他们身上的重压，不必牺牲属于自己的自由和未来。
阿瑟的选择是对家的意义的重新认识，是对爱的重新定义，而这也许就是“不设限通缉”的主题所在。这是西德尼·吕美特在聚焦社会议题之后，有选择性地转向了家庭伦理，自由和爱成为转向的关键词。但是对家庭以及爱的构筑，吕美特并没有彻底完成转向，因为在这部电影中，家庭选择问题的背后依然是一个社会问题，甚至是一个政治问题：阿瑟和安妮夫妇是反越战的激进分子，他们反对越战，甚至策划了实验室门口放置爆炸物的事件——就是因为实验室里发现了越战中大规模使用的凝固汽油弹。他们用这种极端的行为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这触动了政府的利益，所以他们被当局通缉和追捕，失去了自由身份之后他们只能东躲西藏，成为“地下夫妻”。无疑，他们是政府的敌人，当然再不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被取消，也就意味着他们在现实中几乎寸步难行。
| 导演: 西德尼·吕美特 |
如果说阿瑟和安妮作为反越战的自由战士，他们这十几年来的逃亡完全构成了理想主义的生活：不仅没有选择“自首”，而且还继续坚持战斗，针对放射性废物对人体的危害，他们还在发出了反对之声。但是问题是，这种生活并不是他们独有的，他们剩下了孩子，而且还是两个，当丹尼和哈利逐渐长大，当他们需要属于自己的自由，阿瑟和安妮能给他们什么？逃亡和生活，理想和现实，就变成了这个家庭最大的矛盾，吕美特就是通过这个切入家庭生活所遭遇的困境，凸显了两个世界的矛盾，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冲突，它在丹尼的成长中逐渐成为必须正视的问题：在新一次搬家之后，利用假身份的丹尼进入了学校，他的钢琴天赋被老师看中，在申请大学的机会中，老师推荐他上更高一级的学校，接受更为系统的教育和训练，这是在丹尼面前展开的未来生活，但是申请大学必须要档案，在流亡中档案早就不存在了，而这意味着他的未来也可能就这样被抹除了；丹尼认识了音乐教室的女儿罗娜，他和罗娜一见倾心，两个人坠入爱河，丹尼对她说出了“我爱你”，第一次有了想在一起的感觉，但是他无法守在罗娜身边，爱情更是无法成为在一起的快乐，因为阿瑟又决定搬家。
教育和爱情，都是属于丹尼的未来，他伸手可触，而且这本身就应该属于他，但是在父母流亡的生活中，他又必须拒绝这一切，虽然他也向阿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想留下来。”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这真的是一个巨大得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真的是丹尼必须付出的代价？两个世界的对立在最后阿瑟做出决定后有了调和的空间，吕美特更以开放性的方式让人看到了希望，但是吕美特在内在叙事逻辑上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当阿瑟带着泪水离去，当丹尼同样含着眼泪依靠自己，它的悲伤意义反而表达了一种分离的决绝——至少在目前来说，阿瑟还是会选择逃亡，还是会选择“地下”。这其实反应了吕美特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而更深的意义上这种摇摆不定更是吕美特自我的一种理想主义表达。
阿瑟的行动就是理想主义，他和妻子的反战表达的是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是这一切必须在自己的世界里发生，如果他把所有的代价转移到孩子身上，让无辜者成为牺牲者，这一定是自私的表现。在阿瑟和安妮的世界里，对于政治发声分成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极端的革命，格斯曾经是他们的“战友”，当他找到安妮，就是想让她加入他们从事革命，安妮拒绝了，她说我们不需要枪，格斯问她：“非暴力难道能获胜？”格斯要用枪来革命，用暴力战斗，最后他被击毙就是极端行为付出的代价。第二个层次就是像阿瑟和安妮一样的叛逆，他们反对政府的政策和行动，成为政府追捕的对象后他们选择了逃亡，这是一种不合作不妥协的态度，但是他们对现实并不具有危害性。在吕美特的叙事中，甚至这样的逃亡生活变成了让格斯羡慕的“正常人生活”，因为不管他们如何逃亡如何流浪，但总能在搬家后过相对来说正常的生活，比如上学，比如工作，甚至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完全是温馨的世界，这就成为了阿瑟已经将其变为现实的“乌托邦”——既然逃亡的生活也会像正常人一样，阿瑟当然不会就此放弃。
《不设限通缉》电影海报
但是，这只是应该属于阿瑟和安妮的生活，当丹尼看见了属于他自己的未来和爱情，当他想要真正像正常人一样走向它，阿瑟却选择了拒绝，他的理由是：如果丹尼走向了社会，那么家人将再也不能在一起，而当安妮提出去自首结束这种生活，阿瑟更是暴跳如雷，自首就意味着关入监狱，那么一家人也不能在一起，相见只能隔着铁窗了。所以他选择一次次搬家，选择将丹尼的未来毁掉，一切都是为了所谓的“在一起”。但实际上，这个看似温馨、和现实隔离的乌托邦其实就是一个异托邦，它不是真正安全的家，它不是无忧而温馨的家庭生活，它无法带来自由和未来，甚至它是以无辜者牺牲为代价的。阿瑟的选择完全基于自己的理想，但生活本身已经异化了这种理想，甚至退一步讲，如果他们在最初的时候考虑这个异托邦的无情，那么选择自首，甚至已经解决了两个世界的矛盾——按照丹尼的说法，他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搬家，而现在丹尼已经17岁了，也就是说，这漫长的流亡生涯已经有十多年了，而阿瑟和安妮在商量自首的时候，他们认为会判15年，也就是说，从事件发生后他们自首，这15年也已经过去了，现在当丹尼长大一家人完全可以安心在一起，真正生活在幸福的乌托邦里。
阿瑟没有这样做就是不想失去自己的战斗本色，所以这是自私的行为，当最后做出决定让丹尼拥有自由，是吕美特对于异托邦的一次反思，但并不彻底，或者他在某种程度上也像阿瑟一样，要用理想主义寻找不妥协的办法。而在另一方面，这十多年的逃亡过程，一家人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更是吕美特在逻辑上构建的一种非现实意义的乌托邦：反战事件过去了十多年，阿瑟一家过着的逃亡生活也有十多年，作为追捕他们的联邦调查局难道是无能的工具？这一点让人疑惑，四个人制作假证件，利用假名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的确是他们多年来培育的逃亡技巧，但是他们也在工作也在上学也在日常生活也在和他人接触，怎么可能不泄露有效信息？电影一开始，丹尼从棒球场回来就发现了房子旁边联邦调查局的车子，于是带走了弟弟，这说明联邦调查局的人已经获得了线索，但是当丹尼告诉父母这一情况，当一家四口继续搬家，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联邦调查局的人，一家人的生活也是风平浪静——追捕即将成功，说明他们的乌托邦是危险的，但是为了推动情节，为了营造氛围，为了让阿瑟的选择变得艰难，吕美特硬生生将他们再次带入乌托邦中，让一切变成“不设限通缉”，取消了现实必然发生的逻辑，难道不是一种异托邦的叙事？难道不是理想主义的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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