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0-18《快乐的知识》：电影发明了电影
Misotodiment，Mi-so-to-di-ment，字母和字母的组合？组合而成为一个词？埃米尔说出了这个词，帕特丽夏听到了这个词，然后是对这个词的探究：帕特丽夏问：“这个词听起来像是‘方法’和‘观点’的结合。就这样吗？”埃米尔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对，我发明这个词，最后，用来定义图像和声音。”方法和观点的结合，定义图像和声音，这就是词的意义，它具有某种所指。这是通过“学习”的三年，两个人最后达成的共识，似乎也完成了“快乐的学习”的目的，但是，当埃米尔要离开，当让帕特丽夏留下，最后的结论却是：“这部电影是失败的。”
这部电影，是帕特丽夏和埃米尔在电视摄影棚里完成的电影，也是戈达尔用两个人的对话、各种旁白、广播、朗读和图像构成的电影，帕特丽夏和埃米尔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对快乐的知识的定义甚至发明，戈达尔用92分钟完成了叙事，为什么电影是失败的？当发明一个新词，当用一个词来定义图像和声音，当两个人天亮选择不同的方向，“失败的电影”在本体论上是失败的，因为不管是发明式的定义，还是完成了“学习”，都不可避免地建立了主客体关系：帕特丽夏、埃米尔是“我们”，他们是主体，主体向外投射在客体上，客体成为主体的客体，它是被定义和发明的图像和声音，它是学习的对象，它就是“快乐的知识”，而这就变成了对电影的解释，但是从电影本身来说，“电影不想，也不能想着解释电影，电影不能构成它的客体。”
有了主体，有了客体，主客体之间建立了关系，它就变成了对主体的驾驭、对象被控制的关系，而这似乎就脱离了电影成为其本身的意义——失败的反面是成功，既然这样的电影是失败的，那么，戈达尔当然提出了成功的电影的范式，那就是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不驾驭也不被控制的电影，这样的电影就只有唯一的形态：电影是自身为电影的电影，电影就是电影，没有外延，没有定义，没有关系，没有主客体——那么，解构了发明、定义、制作的电影是不是只是一种理论？戈达尔构建这样的电影本体论是不是只是在谈及艺术？当说出“这部电影是失败”的时候是不是也言明了另一种表达：这其实是一部成功的电影？
“快乐的知识”这一片名似乎从一开始就引向了主客体的关系，这是一个对象物一个客体，因为是“知识”，所以加在它上面的必定是一个行为词：获得，而要获得知识就必须学习，当获得而引出学习的“三年”，也必定会引申出做出这些行动的主体：他是学习者，是获得者，是我是你，是我们，是帕特丽夏是埃米尔。这就是戈达尔制作这部“失败的电影”的全部逻辑，而在电视摄影棚里讨论学习的过程就是在实践着这样的失败理论，但是很明显，戈达尔并不是在就艺术而艺术、就电影而电影在批判这种学习论、知识论，而是将其放在“革命”的视野里——1969年的电影论，1969年的电影文本，无可避免地指向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指向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指向了马克思主义和可口可乐，指向了奴役的主体和被控制的客体。
一切从对知识的反击开始。埃米尔从画面的右侧走向左侧，帕特丽夏从左侧走向右侧，埃米尔穿着白色的风衣，帕特丽夏穿着黑色的毛衣拿着一把称为“意识反射器”的小雨伞，左和右、白和黑，意识的反射，他们相遇的过程就明显带着戈达尔的意识形态元素，而当两个人相遇，知识便展开了它密集的信息：埃米尔在低语：“12274张图像都在叙述她，444000个男人都在谈论她，大约2600米长、127000人会忠诚……”这是一个被复数构建的她，知识当然也是复数的；相遇之后彼此问到：“他（她）是谁？”然后埃米尔说：“她来自海底，是北大西洋雪铁龙新工厂的第三世界代表，因把带印刷电路的袖珍磁带录音机发给员工而被解雇，法国老板的所有虐待行为都被记录下来，她叫帕特丽夏，是卢蒙巴和文化大革命的女儿。”北大西洋是不是北约的暗指？雪铁龙工厂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代称？卢蒙巴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非洲政治家，作为卢蒙巴和文化大革命的女儿，她代表着第三世界的人民，而她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被解雇，就在于揭露了法国老板的虐待行为。而反观埃米尔呢？帕特丽夏把他叫做“埃米尔·卢梭”，“我知道，他是左派的反对者，埃米尔的两万五千名青年除夕了在灯光之城科学院举行的开课仪式，当时的大门由18.4装甲兵团把守，埃米尔和他的同学想强行进入，伞兵像他们开火——两个月前，数学家施瓦茨在罗素法庭上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该成果用语发射角度的计算，因为B-52S轰炸机用白磷摧毁河内丝绸工厂时使用的就是这个发射角度，埃米尔就这样被射中了心脏，幸运的是，他的毛衣里夹着最新一期的《电影手册》，所以他的伤势并不重……”
| 导演: 让-吕克·戈达尔 |
一个是帕特丽夏，来自第三世界，一个是埃米尔，被军队所击伤，袖珍磁带和《电影手册》成为了他们的武器，在密集的知识交代两个人之后，他们的相遇其实是另一种知识的可能：“我们要把武器转向攻击我们的人。”武器是磁带，是电影，他们的转向就是发现和发明“快乐的知识”，而这也变成了对于电影的定义和发明。建立在知识体系里的电影到底如何达到“学习”的目的？埃米尔提出了三年学习教程，他认为学习有三种功能：会读、会写和会算，要达到三种功能，就是要找到语言最简单的表达，就是要回到起点，埃米尔说，“要就下一个之前，我们要从头再来。”而帕特丽夏更是直接认为，“在重新开始之前，我们必须离开，让一切归零。”
从头再来和回到起点，就是走向言说的起点，就是回到语言的源头，就是寻找最简单的表达，这就是解构的知识，“解构图像和声音，解构词语。”把电视的词分开，把电影的词分开，照片可以被分解，政治可以被分解，死亡可以被分解，自由可以被分解，色情可以被分解——一切的分解并不是在意义上，而是在词本身上。当然，个体也可以被分解。但是这个分解本身就隐含着电影“失败”的可能：当个体被分解，一个人是一个人，一个人是我，他是孤岛，他是鲁冰逊，他更可能是独裁；当电影被分开，它是图像，它是声音，它是帧，它是格，它会变成虚无。所以在这个寻找最简单的表达中，帕特丽夏和埃米尔似乎没有走向一种极端式的解构，而是在拆解中进入到了学习的阶段，于是客体出现了，主体出现了，主客体的关系出现了。
学习分成三年的过程，其实是三步：第一部是收集图像和声音，“创造无序的体验。”第二步是批评这一切，第三步则是制作声音和图像的样本。收集、批评和制作成为学习的三个步骤，而学习的过程就是建立最简单表达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建立在主客体关系之上，它是解构也是建构，它对他人的批评也是对自我的肯定，它制作电影也是朝着失败前进。但是，这个过程却成为戈达尔影像的一次实验，电影的一种革命。在收集阶段，戈达尔进入了中国汉字的表意世界，“表象之物就是它自身。”也就是它是图像和声音的结合而不是入西方词语的分离，由此对信息的收集就是一种对西方文化的批评：画外女声说着一个词，小孩也说一个词，女声说中国人、共产党、说谎者、性、蜜蜂、计算——甚至还预见性地说到了404，而小孩的词语是地球、妈妈、乌龟、魔术师，说和说之间无法建立一种关系，词语是散落的，词语是孤立的；还有那个鞋匠，他在听，然后说，但是声音的说和听完全是错位的，听到“法西斯”，鞋匠笑着说：“我是法西斯主义者。”而听的另一个过程是将鞋匠刚才的话录下来，又播放给他听，听到自己说的声音，他说：“真有趣。”有趣的背后是陌生的感觉。
《快乐的知识》电影海报
无疑，在说和说之间，在说和听之间，在听和说之间，在听和听之间，错位是明显的，说和听的分离，是词与词的分离的象征，是音和义的分离，是表象和意义的分离，是能指和所指的分离，是文本和现实的分离，所以在这样一种现实里，信息的收集得到的是：消失——图像消失了，声音消失了。而消失意指的便是现实，“此处声音消失了，中情局杀死了录音师托雷斯；图像消失了，英国和加拿大警察将拍摄‘自由魁北克’风景的摄影师眼睛挖了出来……”消失的背后是杀戮，是暴力，是死亡，所以不断重复的“直到死亡”变成戈达尔对西方政治的一种讽刺。而在批评阶段，学习要变成学校的批判，社会的批判，如何批判？帕特丽夏说出的一句话是：“我84岁，高30英尺，穿黄色毛衣……”无疑身高年纪是谎言，身高是谎言，毛衣的颜色也是谎言，而要批判的就是制造谎言的词语、谎言的知识。在这一阶段中，戈达尔更是指向了法国现实，它们是戴高乐主义，是资产阶级，是国家垄断主义，是修正主义，一切都是谎言，真相被谎言遮盖，甚至戈达尔制造了一个关于遮掩的行为艺术：帕特丽夏在埃米尔的身后，埃米尔在张嘴，帕特丽夏在发声，图像和声音是两个主体发出的，看上去是一致的，但是帕特丽夏在身后，她永远不被看到属于自己的图像；埃米尔在身前，他也永远听不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两个人调换位置，同样演绎着声画分离的谎言，所以在遮掩的世界里，“我是面具。”
在第三个学习的阶段，便是最重要的制作阶段，当信息被收集，当知识被批判，过滤了之后进行制作便能够让电影成为电影，知识成为知识，但是，这种制作的背后却是资本的力量，却是权力的力量——又是一个行为艺术：帕特丽夏自己在唱歌，埃米尔却发出“啊”的叫声，然后他用手扼住帕特丽夏的喉咙，于是歌声慢慢较弱了，之后便是“啊”，“啊”和“啊”的同一性，是一种暴力的干预结果，而帕特丽夏的“啊”更成为被控制的声音、痛苦的声音、失去自我的声音。电影也许就在这样的控制中被制作，图像和声音就是在这样的权力中结合，这是和意识形态有关的制作，这是和权力相关的电影，当然这是被控制的知识。
从收集到批评，再到制作，学习的三个过程，知识的三个步骤，是完成了一部电影，但是主客体的关系、权力和暴力的参与，图像和声音的面具化，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知识的那个起点，所以戈达尔要建立另一种知识：让电影回归电影，电影发明电影，电影叙述电影——或者没有主体，埃米尔说：“是什么造就了我们？”帕特丽夏否定地回答：“不同于这个复数的我们，只存在于我的存在中，是我的延伸。”最后她不再是帕特丽夏，而成为了朱丽叶，他也不再是埃米尔，而是利奥德，演员消失了，他们就是自己；或者没有客体，声音是声音，图像是图像，图像的声音就是图像的声音，声音的图像也是声音的图像，“表象之物就是它自身”；或者更重要的是没有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这就是纪录片，“纪录片不能激怒官僚，它是一种艺术作品，存在着和理性和正当性。”
这是对主体的解放，对客体的解放和对主客体关系的解放，在这个探讨“教育”问题和“学习”过程的电视版《爱弥儿》中，戈达尔完成了关于知识学、电影学的一次革命，最后对尼采“上帝已经死了”的引用就指明了《快乐的知识》的片名具有的现代性。但是一切的解构，一切的批判，一切的革命，最后还是失败了，当然这种失败于戈达尔来说，正是关于“元电影”的一种可能，电影是发明，是定义，是制作，电影却不是发明，不是定义，不是制作，“通过对他们自己发现虚空的知识来重新获得。”这就是电影成为电影的意义所在：电影没有客体，电影不作解释，电影不需制作——它是理想，它很遥远，但是戈达尔却开始了实践，“事实上，一点也不失败。听着，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理想能向现今的人们提出超越自我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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