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8《巴别塔》:我用我的肉身阻挡肉身
我们由此必能创造出一种先进的真实的语言,一种代表爱、享乐、诚实的语言,一种完全没有影射、弱点、缺陷的语言,一种像利剑一般的语言,一种像阴茎射时精子即时唱出凯旋之歌般的语言,一种刈除了可怜的耻辱感的语言,一种凌驾于支吾的窘迫感的语言——那将是一种首次出现的全世界通用的语言。
——《第七章》
语言被说出,语言被写下,语言而成句子,语言而为文本,当没有映射、弱点和缺陷的语言成为真实的语言,它指向的是一种肉身的唯一性:像利剑一样刺中,像精子一般射中,没有可怜的耻辱感,没有支吾的窘迫感,宛如男人和女人,去除了道德、宗教、传统和仪式,而成为像性一样的在直接进入中言说。但是,谁能界定这种语言是代表着爱、享乐和诚实?是言说的人,还是听说的人?是以利剑的方式的进入者,还是在“唱出凯旋之歌般的语言”中得到身体真切感受的被进入者?或者说,是像上帝一样造物的作者,还是站在上帝面前从第一性中寻找“全世界通用的语言”的读者?
一本书,是《巴别塔》,“我将此书献给大卫·罗伊尔。”是A.S.拜厄特的题写,另一本书,是《乱言塔》,1966年3月出版,扉页上写着:“乱言塔: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裘德,梅森[著]”一本书和另一本书,《巴别塔》和《乱言塔》,都用语言编织着故事,但是在这个嵌套的结构中,真实的语言本身就在被解构,到处是映射,到处是寓言,到处是隐喻,根本无法像利剑一样,像阴茎射时精子即时唱出凯旋之歌般,也根本没有刈除可怜的耻辱感和凌驾于支吾的窘迫感,当然,它们也没有在文本之文本的结构中成为全世界通用的语言。障碍是天生的,在这样一种结构里,甚至作者和读者也在混杂中变成了一种可变量——当考沃特发布演讲,认为“我们由此能创造出一种先进的真实的语言的时候”,他本身在说的语言是不是先进的真实的?
考沃特是在“舌之剧场”里作出演讲的,“乱言塔”是他们远离政治辞令、狂热愚行和恐怖镇压的自由社会,当自由之士穿过那座隐秘的城市,当他们运出了物质和粮饷,当他们依靠信赖的人完成迁徙,在穿过了狭窄的木桥,经过了底下死气沉沉的山间峡谷,安全抵达费萨尔河谷的时候,新的社会,新的制度,新的命名开始了——巴别塔之后的乱言塔,本身就是一种对于巴别塔的拒绝,“乱言塔在很久以前几乎是刀枪不入的。当一行人穿过围绕着它的平原、山峰、牧场,终于抵达时,才得见它外围的墙壁是多么厚重、庄严。”考沃特和洛绮丝女士,作为“美得惊人的一对儿”,他们就是男性和女性的绝好组合,就是可以说像利剑一样的语言。
在“舌之剧场”说话,对着乱言塔里真正的孩子讲话,“在这个新辟的天地中,就在乱言塔中,众人平等也相依为伴。不会再有婚姻,不会再有家庭,孩子将是这个群体中每个成员的孩子。”没有婚姻,没有家庭,众生平等,每一个孩子都是主人,他们将在没有影射、弱点、缺陷的语言里活着——语言的理想国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个“众人平等也相依为伴”的理想国只不过在考沃特的演讲中,语言在语言里,何来真实?就像文本在文本中,乱言塔无非是另一个被嵌套着的、想象着的巴别塔:在考沃特在“舌之剧场”里言说的时候,克雷布斯人的骑队已经越来越近了,他们策马疾行怒气冲天,他们边行边唱却没有人能听懂他们在唱什么;在乱言塔用厚重、庄严的墙抵挡外来者的时候,参孙·奥里金早就成为了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反对派,甚至考沃特也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让他对我认同。”在这个可能被攻占的新社会里,克雷布斯人带来的那个人,甚至就是一种朋友和间谍的悖论存在,“他说是你的朋友,如果你不认识他,我们就以间谍的罪名杀了他。如果你认识他,我们需要你赎回他,食物可以作为赎金。你们的食物就快运输回来了,我们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也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运回来。但我们现在就得准备我们的宴会,我们现在想要一些酒。”
这里有“舌之剧场”“言之剧场”,有“淑女之塔”“圣洁之塔”,在这个乱言塔的理想国里,一切似乎都是在建立语言的理想国,俏皮话、预读、写作、计算、语言、生死道理、歌唱都是教孩子们的语言,连舞蹈、吹笛、拉小提、打铃鼓、敲钟琴、折纸康乃馨、烤小蛋糕、观察小动物等也成为没有映射、弱点和缺陷的语言,而在考沃特和洛绮丝女士身上,作为“美得惊人的一对儿”,他们更是实践着“利剑一般的语言”,他们在牛棚里约会,他把手放在洛绮丝丰满的双乳之间,并分开了她已然湿润的大腿,他们的私密故事是为了讨论对劳作的分配:如何达到最佳效果的教育体系,如何拥有理想衣着,如何言说新的语言形式,而当考沃特在演讲的时候,洛绮丝极度渴望能触摸他,帮他释放——演讲和演讲带来的狂热掌声变成了另一种进入身体的语言,“我们要表演展现新社会秩序、新社交关系、新欲望、新问题、新解决办法的新戏剧。演完之后,我们要举行关于这个表演的含义、价值观、优点和缺点的探讨,我们的探讨无论从能量和热情上都不应该亚于表演本身。”
但是,当演讲取代了私密之间的抚摸,当激情只能在掌声中释放,是不是乱言塔就已经被异化了?达米安如仆人一般吻着考沃特的长袜和裸露的双脚,是不是又走向了乱言塔之前的那个等级社会?而达米安终于渴望拥有一种自由,“我所欲求的可能跟你毫无关系,我所欲求的可能是躺在洛绮丝女士的怀里,听着她甜美的声音轻唤我为她的爱人,轻唤着我为她心中热恋之人,轻唤着我为她亲爱的宝贝,或者是其他我闻所未闻的温柔称呼:我所欲求的是她的手指怯怯地抚摸我的头发,我所欲求的是温柔、是亲切。”对自由的向往无疑是因为自己在囚禁中,无疑是因为考沃特建立了另一种秩序,无疑是因为语言并非是没有映射、弱点和缺陷。终于,这个乱言塔在慢慢被解构:在“淑女之塔”和“圣洁之塔”举行庆祝典礼之前,洛绮丝趁机从乱言塔溜了出来,独自一人骑马,去森林里漫游了;而她的行动却被格里姆上校监视着,当背后有一双窥探的眼睛,洛绮丝感觉到了厌恶和不安;她之后终于和纳西斯在一起,同时表达了自己真切的想法:“至于我,我想归隐,成为一个寂静主义者,一个藏身于温室中的寂静主义者,远离人世间的喧嚣、骚动和纷争。”
编号:C38·2200615·1661 |
远离喧嚣、骚动和纷争,是不是意味着远离考沃特试图建立的理想国,是不是意味着想要告别被新的语言绑架的乱言塔?她甚至开始对考沃特祈求,“噢,考沃特!噢,宽宏大量、心细如丝的考沃特!自由度也应该包括离开群体的选择,欲望也应该裳括对欲望的戒除。让我走吧,人们会世世代代传扬赞美你的智慧和宽容!”而面对洛绮丝离开的强烈愿望,考沃特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背叛,一种从语言开始的背叛,“你诋毁我的人格,鄙视我的才干:我在整个创建新社会新秩序的过程中,都被你讥讽,被你质疑,你让我的开端走得特别艰难。我绝对不可能饶过你、放走你、任凭你向那个摇摇欲坠、动荡不安的外部世界造我们的谣、说我们的坏话。”逃离而奔向寂静之地,背叛而制造谎言,这是乱言塔本身的宿命,何来代表爱、享乐、诚实的语言?何来像利剑一样刺中,像精子一般射中,没有可怜的耻辱感,没有支吾的窘迫感的语言?何来全世界通用的真实的语言?
甚至,考沃特自己也成为了新秩序中的统治者。参孙·奥里金认为存在着缺失宗教的社会,认为人类探求幻象、讲述故事、编造神力只是自然的事情,考沃特却认为自己是理性的人,是解析人类天性的细腻学者,是研究人类幸福感的勤勉学生,他认为宗教已经变成了谎言,已经被渴求权势、操控欲望、鼓弄人心的人类所操纵,所以他要在女人们“身前”摧毁那些谎言,一种对宗教语言的毁灭行动开始了,一个名叫叫格利瓦的女人认为蜗牛穿梭于我们的世界和地下长眠者的世界,“它们不停地为死人哭泣着,它们爬过留下的痕迹因混入了它们的泪而更加光亮,它们以腹触地而行,就像在花园中受到了惩处的神人。但它们也不是邪恶的物种,它们不过是行者,行过此生与来世。”蜗牛的存在就是上帝语言的外化形式,它沟通了此世与来世,沟通了人类和上帝,在洛绮丝发现男女情爱已经变得异化之后,宗教信仰再一次在考沃特的乱言塔里被异化:他让蜗牛壳里盛满灯油,然后让它卖力地燃烧;又点燃木桩,将一大盘一大盘的蜗牛送到火上烤着,“上百只小蜗牛无骨的身体一起扭动翻滚、忍受煎熬。”他还把自己的眼睛用布蒙住,然后让被他赋予了神权的人鞭打在自己的臀部上,“考沃特沉浸在快感和痛感交织的癫狂中,吵叹息着松懈下身心,达到了兴奋的高潮……”
探求幻象、讲述故事、编造神力是自然的事,考沃特却树立了神的偶像,甚至在所谓的理性中建立自己的命名体系:烧死蜗牛像是一种献祭,而自己被鞭打像是自我的救赎,当毁灭只是为了建立自己的上帝,无疑就是一种影射、弱点、缺陷的语言,它已经彻底远离了爱、享乐和诚实,彻底去除了真实,“众人平等也相依为伴”的理想国就是一个谎言,所以最后的乱言塔只剩下累累的白骨,是克雷布斯人到来制造了悲剧?还是考沃特自己毁灭了世界?最后的参孙·奥里金、格里姆上校和图尔德斯·坎托成为最后的三个人,对于他们来说,见证了乱言塔的毁灭就是见证了语言乌托邦的毁灭,“他们继续走着,如果没有被克雷布斯人擒获,他们就将一直走下去。”
走下去,将走向何处?这是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似乎是一本叫《乱言塔》的小说留下来的最后悬念,当篇章段落前和都装饰着一只行走的蜗牛的图饰,走下去是不是也是蜗牛的行动?是不是在“行过此生与来世”中寻找上帝,寻找语言,寻找真实?而且这个《乱言塔》的故事,总是会出现那个述说的“我”,我是“作者”,是能说话的人,“作为叙述者,该是我把讲述的重点从达米安与洛绮丝共同体尝两情相悦的美满交媾上,转移回考沃特演说内容的概括上了。但是我会在述说完考沃特肉质丰厚的论述后,再说起他们的甘美肉身。”我之出现,而且将讲述的重点从演说转向“甘美肉身”,也是在探求“一种代表爱、享乐、诚实的语言,一种完全没有影射、弱点、缺陷的语言”,也是在寻找真实的语言。
一部小说,发生在最内在的叙述层面上,无论是考沃特带领自由之士进入乱言塔,还是和洛绮丝女士成为“美得惊人的一对儿”,无论是在“舌之剧场”里发表建立新社会的演讲,还是朋友和间谍的悖论存在,无论是洛绮丝离开寻求寂静之地,还是考沃特在火中进行烤制蜗牛的仪式,无论是最后的乱言塔走向毁灭,还是“他们就将一直走下去”的未来,其实都被“我”这个叙述者放置在封闭的文本里:一部小说,1966年3月出版,作者裘德·梅森,扉页上写着:“乱言塔: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封面是一座黑蓝夜色中的黑塔,白色的月亮悬挂在塔楼的塔尖上,塔下是一队衣衫不整的人,“多数是女性的形象,她们穿着高腰的紧身裙,披头散发、乳房外露,排在呈螺旋状登塔那队人的队伍末端,人群的影像最终消失在一个门廊中。”
独立的书,封闭的书,被书写的书,也是语言之一种的外在表现,当它依然是一种语言,它不再独立不再封闭不再只是被书写,封面上螺旋状登塔的形状就像是那个连同了此在和彼处,现实和神话,人类和上帝的蜗牛,于是一本书便也像蜗牛一样“行过此生与来世”。从第一层叙事过渡到第二层叙事,是关于裘德·梅森的命运,他不再是那个在文本里的叙述者“我”,而是成为一个第三人称的他:他在《伦敦标准晚报》女记者玛丽安娜·图古德记述中:“他笔下的故事被认为恶心、有虐待狂倾向、色情、充满智慧、深奧,并且——‘是我们失调社会与人格的一面镜子’。”他在律师的辩护中,他们从各方面提出为《乱言塔》辩护的意见,比如心理学、政治、文学价值、 “催吐剂”效应、宗教意义等;他在法庭审讯的对话中,“为什么你觉得读《乱言塔》是一种享受?”他的回答是:“生动的描述。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既能合二为一,又能一分为二的世界——一半是童话,另一半是反乌托邦。”
《乱言塔》最后被判定为淫秽书籍,作为叙述者的“我”也终于在他的层面上变成了一个被判监禁的人——和“乱言塔”这个故事的最后结局一样,一种被毁灭的感觉就剩下了累累白骨,但是裘德无疑是想建立自己的另一个乌托邦,一个被大学录取却又逃离的人,一个越过坎伯兰郡山脉自我放逐的人,一个在巴黎图书馆里寻找庇护的人,以及一个素食主义者,“我溜走了,我放弃了,我逃窜了,我释放了自己,我像河流入海一般融进了世界,我在深夜与黎明之间极端的时间跑出去了,再也没有人在那个地方看见我。”逃避和离开,自我放逐和素食主义,裘德只有在文本里才感到安全,“我用我的肉身阻挡肉身,我既不被欲求,也没有欲求,这是一个很好的境界。”但是当他想要建立真实的理想国,当他以肉身来阻挡肉身,最后被判定是淫秽书籍和自己被监禁,“乱言塔”的结局是不是成为了映射?而在文本之外,裘德又超越了被映射的结局,他消失了,被找到时他身上盖着毯子,穿着出庭时的衬衫,“而现在我要用我的方式去死。你们走吧。”当裘德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渴望走向死亡,一种纯粹肉体的死亡,一种“以肉身来阻挡肉身”的抗拒,正是这种肉身之死,《乱言塔》最后反而走向了真实,“《乱言塔》赢得了上诉。前一位法官误导了陪审,让陪审团如坠深海,失去方向,无法靠岸。”
一本书在现实意义上赢得了上诉,是超越了文本最后结局的反转,或者说现实也变成了另一个文本,就如《乱言塔》最后一句,“他们就将一直走下去”是一种像蜗牛一样的行走,走下去,是可能会走向另一个转折。《乱言塔》里乌托邦的毁灭,《乱言塔》外逃离秩序的裘德肉身,带来的依然是关于语言的终极意义:哪里有代表爱、享乐、诚实的语言?哪里完全没有影射、弱点、缺陷的语言?或者说所谓的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到底存不存在?从作为文本的《乱言塔》,到《乱言塔》的作者裘德的遭遇,这是两种层次的文本呈现,而当这部小说,作者的遭遇都变成了文本,它必然等待着一个读者,女人弗雷德丽卡就是这个通过语言阅读又在寻找真实语言的人,于是第三层的文本被展开了,关于语言的存在意义也成为核心的主题。
爱、享乐、诚实的语言对于弗雷德丽卡来说,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她被两个男人束缚着,一个是丈夫奈杰尔·瑞佛,另一个是儿子利奥,前者是以婚姻的形式将她囚禁在里面,后者则以亲情的名义绑架了她,不管是婚姻还是亲情,那种语言都应该是爱、享乐和诚实,但是当它们去除了真实,实际上就是一个“巴别塔”。丈夫奈杰尔是一个“他回来了,一如往常,从不通知”的存在,他不让她出去,不让她见朋友,甚至私自拆开她的信件,在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他甚至动用暴力,那把斧头带来的血腥感受成为弗雷德丽卡心中的阴影。一个喊出了“我想回到剑桥”的女人,一个证明“我也是自己”的女人,一个渴求“我一定得工作!”的女人,弗雷德丽卡想要的是一种自我的独立,但是隐藏在内心的这些渴望,在无法沟通的乱言世界里成为“巴别塔”的命运。
弗雷德丽卡开始逃离,带着无法离开的儿子利奥,弗雷德丽卡仿佛在盲目中寻找着可以言说的语言,“夜半出逃在某个层面听起来荒诞、浪漫、可笑,在另一个层面听起来扣人心弦也耸人听闻——她怎么能丢下利奥呢?她也不能为自己招致来自我毀灭,可那样做对利奥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是至少是在脱离被丈夫、婚姻和道德绑架的现实,对于弗雷德丽卡来说,就是解放的开始,从三十二岁感觉到自己走向了末日,又从末日开始寻找自己,弗雷德丽卡就是在建立一种全新的语言体系。她在“保护弗雷德丽卡联盟”里不受伤害,她找到了在学校教书的工作,她努力做一个合格的母亲,在这个过程中,她开始成为文本的阅读者,《语言是我们的紧身衣》《银船远航记》《疯狗与英国人》《分离之物》,以及《霍华德庄园》、D.H.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她认识美,认识上帝,认识女人,也认识了自我,认识语言,“美是心中的瞬刻,像门户开关时的追溯:但在肉体之上,美却诵着诗,一只手抓着斯芬克斯的黄铜乳房。”而黄铜乳房不是一个雕像,而是“活着的生物”,一个有神性的人,弗雷德丽卡正在在这个“活着的生物”中找到了自我存在的感觉,找到了身上具有的神性。
阅读是在文本之外构建另一种文本,弗雷德丽卡命名为“重写”,“它由一长串的语言建构而成,就像编织一样,方方寸寸、密密疏疏。也会被不同的阅读者在头脑中重写,相同为不同的读后感而被重写成一本不同的书。”在她遇到了裘德之后,听到的一个观点是:“只有写作是上策,要保持自己形象不灭的话,只有写作。我就在写一本书。”由此弗雷德丽卡开始了阅读意义的重写,但是重写是不是如自己悲剧性无可逃避的婚姻一样,必须是一种进入状态?进入而呈现出肉体性的一面,它是直接的,真实的,但是并不是幸福的,当丈夫成为一个统治者,这种直接的肉体进入反而是一种病态,奈杰尔被发现染上了性病,而丈夫是弗雷德丽卡唯一的性伴侣,“除了我丈夫,我不可能有其他被传染性病的途径。”——就像她阅读了裘德的《乱言塔》,里面的考沃特和洛绮丝“美得惊人的一对儿”走向分离,就是这种肉体性的毁灭,而毁灭无疑是语言的一种强制进入,暴力和病态最终让语言分崩离析。
当这种暴力和病态成为另一种影射、弱点、缺陷的语言,弗雷德丽卡抛弃的是这种直接的进入状态,抛弃的是被美化为“联结”的一体化,“这都是欲望的神话,是对完满人生的饥渴和追求。”只有消除了欲望的神话,才能还原语言的真实性和直接性,这个从裘德的“我用我的肉身阻挡肉身,我既不被欲求,也没有欲求,这是一个很好的境界”中得到启示的观点,让弗雷德丽卡走向了没有欲求的现实,和约翰·奥托卡尔在一起,赤裸着,释放着,但不是通奸,不是失检,只是“单纯的性爱”——婚姻之外的性爱,是一种不被束缚的爱,是一种肉身的享乐,是彼此间最起码的诚实。而这种状态似乎也解构了那个被欲望控制的联结和联结之后的“一体化”——就像语言,它不是用欲望堆积起来的控制力,不是取消了平等的占有。所以在被发现的文本里,弗雷德丽卡找到了另一种状态:贴合。贴合就是让事物保持疏离感,“人生不是被比喻、爱或欲望联结在一起的,而是被一贯带有着古旧知识、运行机制的事物,甚至是意外中发现的事物紧密结合在一起。”单纯的性爱是贴合,没有欲求的状态是贴合,而在文本的写作上,引文也是一种贴合,“引用,就如托马斯·曼所说,是从语言文字的网络中捡拾、拼贴过那些老套的文化产品,却反过来能给所谓的文化产品提供一种如纸片般又薄又脆的活力,一种脱离母体文本存在的独立,并赋予文字确切而精准的含义。”
疏离而贴合,贴合而自由,肉身抗拒着肉身,肉身对话着肉身,如蜗牛螺纹一样,一圈一圈,是生命的记录,是肉身的存在。但是,弗雷德丽卡从“乱言塔”的文本,从裘德的经历,从自身的遭遇中找到贴合的语言,其实也无法摆脱乌托邦的寓言,“弗雷德丽卡隐隐约约地发现,今天,自己的人生故事被前所未有的一种叙事手法彻底改变了——生命中的真相,徽弱的小心愿,彻头彻尾的谎言,组合成一部新的虚构作品中的一个章节,讲述了一段真假难分的新故事,而在这段故事中,她自己——她是谁?她是否存在?一切都缠卷在一起,纠结成一张细密、复杂的网。”而这种细密和复杂的网罩住的是从巴别塔到乱言塔,从联结到贴合,从现实到虚构,从肉身到肉身的言说者,爱、享乐和诚实在不同的言说者那里还存在吗?信仰、美和自由还会永恒吗?“正因为世上没有上帝,随心所欲就是唯一的法则。”在随心所欲的现实里,语言本身无法抵达真实,在这个映射的世界里,病态还在蔓延,在弗雷德丽卡离婚诉讼以失败告终的时候,哈梅林广场“中产阶级风格”改造计划在进行中,有人撕毀了自己的征兵单拒绝参加越战;有人在圆屋剧场的自由辩证法会议上认为人类将被幻觉和故弄玄虚的伎俩毀灭;披头士去印度和马哈希一起灵修,布菜恩·爱普斯坦自杀身亡;“偶发艺术”表演在伦敦到处发生着……而弗雷德丽卡最终失去了语言功能,她只是在头脑中吟咏着:“每场暴雨和每阵飓风,都将我的身体穿透。”
语言设下了陷阱,语言制造了巧合,语言导致了诱惑,这都是语言的“天性”使然,而人在爱、欲望、信仰之路上,是不是也会像语言一样,陷入巴别塔的混乱中?书写,书写之书写,书写之阅读,在哪一个维度上不是被语言所欺骗?或者逃离巴别塔的唯一出路便是像杰勒德·威基诺浦一样成为不需要联结和贴合的数学家:“他之所以选择成为数学家,是为了思考制度并断绝语言所给他带来的混乱。”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8245]